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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雅贿”:瓷器市价500万 告诉纪委值5千

官场“雅贿”:瓷器市价500万 告诉纪委值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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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8

万利瓷砖。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这个古城乃至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符号。

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给地,出类拔萃地传承和发扬了艺术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声名远扬,始终主宰着瓷艺的审美标准。传统的手工技艺则奠定了它“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因体制弊端及经营不善而日渐式微。就在整体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老工艺人和老匠人经营的家庭作坊,以艺术陶瓷和高仿市场支撑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艺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识的匮乏,加上市场的急功近利,恰恰成为了制约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近年来,关于瓷器的想象与官场的灰色经济紧密相连。缘起于请托、招投标等名利之事,催生出来的巨大的礼品需求,支撑了景德镇历史上空前繁荣、兴旺的艺术陶瓷市场。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时期,这个看似已然勃兴的市场正在被异化并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个疯狂增长的艺术陶瓷时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赝品、劣品,批量生产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大师及伪大师们。这一切正在导致千年瓷都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产业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师经济”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临千年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而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竞争力。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冯骏是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收藏的资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户是官员和富商。往年,春节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到10月份以后,市场一个月比一个月热,热到过完元宵为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传统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的礼品市场明显回落。冯骏原以为因传统高档烟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会转移到艺术陶瓷市场上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了。

虽然整个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像李纯林这样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他们亲历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疯狂增长。而支撑起这个兴旺市场的是转型期中国庞大的官场经济。

冯骏和李纯林们希望风头赶紧过去,他们几乎很难相信,会因为新政的影响这个市场就此萧条。

官场“雅贿”与瓷器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儿子要当兵,送一个瓷器给首长很顺理成章;一家企业的项目卡在某个领导的手里,这时候,老板也许就需要送个百八十万的瓶子过去。

冯骏说,工作升迁、求人办事,都有需求。“你总得送一个体现价值的礼物以示尊重。送现金领导不一定敢要,但送个100万甚至1000万的瓷器,领导收了也不容易犯错误。它只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卖到了100万或1000万,但按正常的生产成本或价格则远低于此。”

瓷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师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大师’到大‘大师’,升值空间很大。”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了。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礼尚往来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使得瓷器成为了“雅贿”媒介。它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同时又附庸风雅,因而广受灰色礼品市场的欢迎。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就这样慢慢壮大。根据景德镇的官方统计,2010年景德镇市艺术陶瓷年产值达到50.9亿元,2011年达63.75亿元。

赵树新在景德镇经营一家官窑。

一位来自西北的客户向他定制了几套茶具:9个小杯、1个茶壶。“画都没有,就是白胎,一套50万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艺和用料在市场上已经很罕见,纯手工制作,已经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历代官窑本来就很贵,从生意角度没法规模化经营。赵树新说,他做官窑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交那种“跟钱过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来找他做官窑,他都会劝说,你跟钱过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钱过不去。送领导的,买官窑的居多。”

这是中国式的消费,与其他高端艺术品类似,正常渠道根本无法消化景德镇庞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产量,虽然私人收藏这些年渐渐兴起,但官场里的生意仍然是这部分市场消费的主流。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之官衔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礼价位。

高端艺术陶瓷的送礼人多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商人,他们的业务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房地产商、承包工程和争取项目的老板们。这些人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居多。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TAoci52.coM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这位官员。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地圈子里的人透露:该官员喜欢搞一些陶瓷艺术交流活动,“他常用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著名大师的作品进行互换”。

业内大多数人对他业务能力的评价是:能画一点东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实。他虽被评上了国家级大师,藏家们却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地商人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

在上海举办的一次瓷博会上,这位官员的作品成了景德镇大师里面卖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卖不动,就他的被一抢而空”。

事实上,景德镇对瓷器热衷的官员还有很多。

在景德镇一位国家级著名大师开办的艺术培训班上,经常能见到当地官员的身影。陈翔也是培训班的学员,每周六都会去参加培训,他的同学中,不乏政府等各级别的官员。“大多数是为退休做准备。”

李纯林说:“人们其实并不反对官员有情操、有爱好,更不是反对官员发展职务之外的才华,人们反对的只是可能发生的权钱交易,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你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李纯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说完,李纯林特别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真事”。(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畸形的“大师时代”

若干生产“大师”的评选机制的背后,是一大批等待成为“大师”的参评人、帮买“大师”的中介人、大师背后的枪手群,还有等待“大师”出炉后炒作、送礼的买家和卖家们。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省工信委”)寄来通知的时候,沈浮正在家里生着闷气。初选第二名,结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86人名单之外。

在这份通知里,省工信委对沈浮未被评上大师表示了歉意,并指出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正在筹备中,沈浮还有机会。

沈浮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来,评选已经“全乱套了”。竞争已经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为了评选,不是倾家荡产、孤注一掷,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价高昂。

他没打算像他们那么干。

大师潮

画家纪长岭与沈浮一样,在此次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落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纪长岭与沈浮一见面便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颇有英雄相惜的悲壮感。

据沈浮和纪长岭各自得到的内部消息:在景德镇市的初选考试中,他们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里,选出来的86人中,二人都没在其列。

相比沈浮,纪长岭心里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评上了一个“江西省技能大师”的称号,该评选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沈浮没有参加,即使是像沈浮这样做了大半辈子陶艺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称号”。

在景德镇,碰见一个大师并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800多人,还有一大批深怀绝技的民间陶瓷艺人和陶瓷艺术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1979年,王锡良成为第一个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则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评选,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轻工行办等部门组织,迄今已经举行6届。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据景德镇艺术陶瓷业内人士的非官方统计,加上在其他省份评上的大师,如今的景德镇,省级以上大师就有300多个。

“太泛滥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师。”当地一位藏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的同事,一位专门负责买菜的采购员如今也成为了大师。

景德镇大师潮的兴起是在本世纪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大锅饭”机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镇的陶瓷企业再也无法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量订单被浙江、山东等省份拿走,发展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本世纪初,国企改制风潮席卷瓷都,“十万陶瓷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这些人后来在自家的后院开起了小作坊谋生计,前面是门店,后面是生产作坊,条件好一些的,则有自己的画室。

再后来,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西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大师评选,评选的大师一届比一届多,这些以小作坊谋生的陶瓷艺人相当部分成为了大师。

大师的称号赋予这些陶瓷技艺者一种职业肯定和荣耀,但真正令他们对大师的称号趋之若鹜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多年形成的以大师称号、职称为定价核心要素的畸形价格评定体系,使得“大师”称号成为作品价格的放大器。

“大多数情况下,大师的作品容易卖出高价钱来,不同级别的大师价格差异巨大。从省高工评上省级大师,价格马上翻一番,再从省级大师评到国家级大师,价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个价。”上述那位藏家说,当然,同一级别的大师作品也会良莠不齐。例如,同是国家级大师,有的人作品可能只卖10万,出类拔萃者之作品也许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无论如何,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这是市场的规则,虽然不规范的市场很可能会失灵,但更多的人仍然愿意跟随着市场的规则走。

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2012年底,藏家熊晋生突然听说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师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选为国家级大师了。他很诧异,“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样的水平也能评上国家级大师”?

基于对这位女大师社会人脉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东西。但他仍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晋升到国家级大师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刚评了省级大师。”

等到与她见面时,他惊觉:“她老得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着觉。”

他说,评选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身心疲惫。

第六届江西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景德镇选送到省里面的名单中,初选的前10名中,有7人没有进入最后的86人名单。

按照沈浮的说法,景德镇初选的时候有190多人报名,通过现场考试,最后选定了前65名报江西省参与评选。但最终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很多连景德镇的初选都没通过的人,经其他地市报名到省里,最后反而评上了大师。

而评选的名额从最初宣布的要评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终名单的86人,也让沈浮觉得很不严肃。

“真正的不公是官员参与到评选中来。”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选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细则》中,对于评委有这样一条规定,“评审专家组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聘请的专家要求达到60%以上。”但事实上,此次评选领导小组组长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省工信委领导为小组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等部门领导共11人。

“官员怎么能做评委呢?评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来当,最好异地的,他们对参评者不熟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但现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评委,这些人大多存在世袭或裙带关系,最后评比的名额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熊晋生认为,官员的参与最终让评选本身沦为了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圈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百万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熊晋生抱怨,“现在就像市场招投标一样,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底,大师的帽子就能戴上了。这样一来,一些不会画瓷器的,也能评上大师。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却不一定会去参评。”

但为了争抢几年一届的大师名额,仍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也有花了1000多万没评上,一夜白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说。

残酷的竞争现实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会告诉参评人,他认识某某领导,有什么样过硬的关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没有被评上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沈浮,给他50万,他可以帮忙找关系。

“他说认识评审小组一个领导的侄子,可以帮忙操作。”但没想到,到凌晨1点(那位领导)家里还坐满了人,都是没有评上的。”

不少落选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评选结果表示抗议,最终才有了1月14日这份来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笔”

“许多大师要拼命应酬拉关系,不然,谁来买他的作品?听说哪里来了一个客户,哪里来了一个老板,哪里来了一个领导,那得赶紧过去接触。如果他那里正好来了买家,那他就得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这样哪里还有时间画画?”熊晋生的讲述很是激动。

于是,代笔这一职业产生了。

不仅是熊晋生,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藏家和玩家们都说,“现在景德镇稍微有点名气的,90%以上都有‘枪手’,从国家级大师到省级大师甚至高工,绝大多数都有代笔。”

熊晋生说,工笔画对眼睛要求很高,年龄大的那些大师根本就没法画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真才实学、职称完全靠买来的,那更需要代笔了。”熊晋生举例那位刚刚评上国家级大师的女大师,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摇头,“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会画画”。

90%是业内的一个普遍估算。根据熊晋生的总结,那些不会画的大师、画不动的大师、没时间画的大师、着急挣钱还债的大师,都是“枪手”在代笔。

替大师代笔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过程很简单,一张瓷画的大多数由弟子完成,师傅只要点两笔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笔的弟子除了跟着大师学习调色等,每个月能拿到2万~3万元不等,出师后还能挂上某某大师弟子的名号,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记者采访某位大师时,这位大师的画作还被一个内行玩家当场指出是代笔之作。场面颇为尴尬。

但这也只有真正内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辨别。“若干年后,当市场归于理性,很多玩家会猛然发现,自己手里一堆赝品。”(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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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因雅贿兴旺:反腐后生意萧条1


在今年三月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学院陶瓷美术学院院长何炳钦受访时表示,收藏市场非常多元,别用“雅贿”给贴标签。针对近期有关“因‘雅贿’兴旺,因反腐导致市场萧条”的言论,何炳钦表示,“雅贿”不过是附着在陶瓷艺术品上的“污泥”,无法阻挡陶瓷艺术的发展。

传因雅贿兴旺:反腐后生意萧条

刘伟还说,“雅贿”的现象存在很久了,绝非景德镇独有。但凡这些高端艺术品,都是小众市场。能消费的,绝对是政商界的成功人士。著名画家范曾不也说过,他的画为什么那么贵?就是“内靠贪官,外靠土匪”。

刘伟是安徽人,早年在北京、深圳经营艺术品生意,数年前来景德镇,也将自己的经营范围锁定在瓷器领域。他表示,前些年景德镇的瓷器市场,的确陷入畸形的繁荣。省委书记的夫人是“艺术发烧友”,几名市领导又是“艺术大师”。有外地人开玩笑说:“贵圈颇乱!”

“于姐”出手

苏荣在江西担任省委书记的几年中,他的夫人于丽芳是景德镇的常客。据报道,于丽芳在景德镇收走的瓷器,足有好几个车皮。

刘伟表示,自己曾在一次饭局中见过于丽芳。于丽芳到景德镇来,前期都会有市领导陪同,后来对当地情况熟了,不同政府打招呼,直接带人来景德镇。“在景德镇瓷器圈里混的人,见一眼于丽芳不难。”

对那一面之缘,刘伟回忆说,于身边有几个随从,但她对人还算客气。见到年纪比她小的陶瓷艺术家,人家称呼她“于姐”,她则叫别人“老师”。

刘伟承认,景德镇许多做瓷器的人,其实“沾了于姐的光”。刘伟讲到苏荣落马之后的一次聚会,有一名艺术家对于苏荣夫妇颇有微词,说苏荣耽误了江西发展,还说于丽芳从自己这里收购了一件瓷器,只给了很少的钱。因为是朋友,大家说话很随意,马上有人站出来说:“你这话可是言不由衷!于丽芳从你那里拿东西,哪怕不给钱你也不吃亏。”

刘伟解释说,于丽芳因为身份特殊,几乎成为收藏界的“风向标”。她从谁那里收了东西,这人的身价立马抬升。

他说起了自己的一次经历。于在景德镇收了一件瓷器,此后不久,听说她竟然以高价转手了。这件瓷器的制作者,与刘伟是朋友,刘伟也收藏有他的许多作品。一听这个消息,刘伟还有些不平,心想省委书记的老婆就是不一样,自己卖不出去的东西,到了人家手里竟能卖高价。但此事之后,艺术家朋友的身价上涨,刘伟也出手几件瓷器,回收了部分资金。

刘伟说:“于丽芳身份不一样,同样一件东西,由她卖出去跟我们来卖,价格天壤之别。但是,于丽芳高价出手一些瓷器,确实抬高了整体的交易价格。”

景德镇一名陶瓷艺术家告诉记者,于丽芳没有多少真才实学,更谈不上什么艺术造诣,她所依仗的,不过是背后的权力。可是,别说于丽芳这种身份,有时就连省厅的某个副厅长,都会有人去费尽心机巴结。有一年某国家部委的办公大楼落成,各省厅要赠送一些礼物。有名艺术家和省厅的副厅长有私交,省厅就将这名艺术家的作品送到北京。此后不久,便有几名商人找上门,要高价收购这名艺术家的另一批作品。因为在商人眼中,艺术家应该和部委关系不错,需要时能帮上忙。“就因为这层莫须有的关系,这个艺术家卖了不少自己的作品。”

“大师”的价码

刘伟介绍,中国人富起来的时间很短,还没有成熟的收藏理念,许多所谓的收藏家,不过就是倒买倒卖的二道贩子。至于那些喜爱收藏的官员,相当一部分缺乏基本的鉴赏能力。“于是,作品的价值已经退居其次,大家只看艺术家的名气。所以在书画界,人们对于书协、画协主席的名头很看重。在景德镇,很多人开始追逐‘大师’的头衔。”

“大师”背后的确有诱人的经济利益,但追捧的人太多,也出现了泛滥成灾的现象,以至于在景德镇出现了“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据了解,从省级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评选出来的大师称号就有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其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800多人。

在景德镇为数众多的“大师”中,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许爱民,另一个是上文提到的许的师弟冯林华。许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冯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按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公布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办法》,除了陶瓷艺术修养和政治道德水准之外,凡申报“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的陶瓷艺术工作者须具备“至少要具有4年以上省级陶瓷艺术大师(或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身份”的条件;未开展上述大师评选或评选开展不足4年的省份,至少要具有8年以上高级工艺美术师身份的人员方可参评。

评选过程中就有人质疑,许爱民并无上述省级大师身份。更奇怪的是,在江西初次报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参评名单中,并没有许爱民,可公示结果中却有许爱民在列。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负责人当时受访时曾表示,江西省后来补报了许爱民,至于为何补报,不太清楚原因。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含金量比“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更高,许爱民因为这个头衔,曾引发巨大争议。彼时身为官场中人的冯林华自然不敢再去蹚浑水,因此对于含金量稍低的头衔也心满意足。后来,冯林华调任学院党委书记,一些人便怂恿他再攀高峰,拿下“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头衔。冯林华却对身边人说:“许书记才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我怎么能和他平起平坐?”为此,还有人说冯林华“懂规矩”。

身为市委书记的许爱民拿到“大师”头衔,他的作品自然更加抢手。一名当地人士介绍,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几次展览会上,许爱民的作品不仅摆在显眼位置,卖得也好。

在一次展览会上,一名上海商人高价买下许爱民的艺术品。彼时,许爱民正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久,这名商人来到景德镇,提出要在当地投资,希望许爱民多加关照。

毕竟是出钱购买了自己作品的富商,许爱民要尽好地主之谊。可吃喝之余,许爱民也表示,投资的事,恐怕还得公事公办。自己既是艺术家,也是领导干部,两种身份要界定好。

精明的上海商人没有声张,只是默默等待解套的机会,直到许爱民到了省发改委主任的位置。

上海商人结识了一名福建籍商人,对方正好在赣南经营稀土生意。于是,上海商人高价把那些出自许爱民之手的艺术品卖给福建商人。福建商人捧着艺术品,数次登门拜访许爱民,结果依旧不理想。

最后,福建商人试图依葫芦画瓢,再做一桩高买高卖的生意,将艺术品出手套现。正在运作过程中,许爱民离开发改委,成为省政协副主席。这些艺术品便再也卖不出去。

一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许爱民最终只是被开除党籍和降职,并未像许多落马官员那样承担法律责任,某种程度上,或许也与“大师”头衔有联系。据他了解,许爱民出手作品时,都会参照其他“大师”的行情,不会要价过高。不过,仅仅是按行情办事,就已经是不菲的收入。那些买家难免会有其它想法,但真要找许爱民办事时,他往往并不买账。

繁华过后

关于雅贿,外界一直有“保险”的说法。还有报道称,从一名贪官家里查抄出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可在法庭定罪环节,对于艺术品的价值又发生争议。找到作者一问,作者说成本在几千块钱。最后,也就只能按这个价格定罪。

对于这种说法,景德镇的一名资深藏家并不认同。他认为,用艺术品来搞勾兑,风险其实很大。比如那些高价买了许爱民、冯林华作品的人,现在就亏大了。“其实,就算他们不落马,只要退下来,好些作品也要大幅贬值。”

“还有另一点,就是变现难。”这名藏家说,官员收了个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往往很难变现。“这些东西太挑卖家,一般人根本不会来消费。那些专业藏家,整日出没各种拍卖会,到处联系人看货,一年也成交不了几单。官员想通过正常渠道出手,就更加困难。”

这名藏家表示,雅贿现象肯定存在,但究竟占多大比例还不好说。那些接受雅贿的官员,很多也是出于个人爱好。“就说于丽芳吧,如果不是她对于艺术品特别热衷,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是犯不着冒这种险的。她在景德镇拉几个车皮的瓷器,当时就传得沸沸扬扬。”

谈及如今的生意,多名景德镇人士表示“的确清淡很多”。刘伟告诉记者,过去行情好,有人“沾了于姐的光”,现在是很多人都跟着于姐倒霉。“过去说于丽芳在这家店买过东西,其他买家听着也觉得与有荣焉,现在说,人家躲都躲不及。”

景德镇一家艺术品店负责人介绍,江西境内有一所干部培训学院,前几年一到周末,总有学员开车来景德镇收购瓷器。“八项规定”出台后,来的人明显少了。到了苏荣落马,几乎就绝迹了。

至于景德镇瓷器市场的未来,刘伟苦笑着对记者说,高档餐厅生意不行了,还能转行做中低档,但艺术品这个行当,的确很困难。“只能寄希望于新富阶层尽快崛起吧。过去收藏艺术品的,大多是官员,就算商人买了,也是拿来送人。不过近些年,的确有一批有品味的企业家,开始认真搞收藏并建起了自己的私人博物馆。”

对于艺术品生意的萧条,许多景德镇人士认为并不是坏事。一名当地人士表示,过去的繁荣是畸形的,惠及的只是少部分人。“前些年艺术品市场那么火爆,但景德镇的整体经济并没有多大起色。”只有反腐后大环境好了,更多人的日子才会逐渐好起来。(应受访者要求,刘伟为化名)

明代万历蓝釉瓷器值多少钱


互联网的出现为现代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无论是出行还是咨询,都能从网上获取。比如今天本文要说的关于“明代万历蓝釉瓷器值多少钱”这个话题,如果是在过去,需要去专业机构,找专业人士咨询了解,而如今,只需要在家中通过上网就能获取,大大方便了收藏者。那么,网上关于明代万历蓝釉瓷器值多少钱有哪些相关介绍呢?下面,小编就将整理的信息分享给大家。

明代万历蓝釉瓷器背景

明代万历蓝釉瓷器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瓷器,它是以天然钴土为着色剂,含有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等元素,因而十分珍贵。最早的蓝釉见于唐三彩当中,但是当时的技术并未达到明朝时期那么先进,因而除了绮丽之感之外,没有色调,让人看了也并不觉得有多美。元朝时期,出现了高温蓝釉,此时的蓝釉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明朝之后,尤其是宣德年间,景德镇发展迅猛,蓝釉瓷器不仅产量多、制作精美,同时十分珍贵,成为宣德年间瓷器的珍品。到康熙年间,蓝釉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出现天蓝、洒蓝釉等新品种。

明代万历蓝釉瓷器的器形众多,风格也与之前大不相同。据小编了解,明代万历蓝釉瓷器的品种非常多,产量也很高,但是因为后世遭到破坏,再加上八国联军侵华时的掠夺、日本的强取豪夺,导致这些瓷器数量大大减少,有很多都被打碎,剩下的也只有少数,因而在当代能真正拥有一个明代万历蓝釉瓷器的很少,大部分都在博物馆中收藏陈列。

明代万历蓝釉瓷器值多少钱

1、2010年5月成交的明代蓝釉留白花叶纹抱月,价值38万元。

2、2012年1月成交的明代蓝釉兽耳瓶,价值8万元。

3、2012年8月成交的明代葫芦瓶,价值20万元。

4、2012年6月成交的明代蓝釉束莲纹大盘,成交价格是1100万元。

5、2013年10月成交的明代蓝釉矾红鲤鱼描金水,成交价格是1.5万元。

6、2010年7月成交的明代蓝釉凸雕缠枝花纹葫芦,成交价格是380万元。

7、2011年11月成交的明代蓝釉磨盘,价格是65万元。

从以上价格表可以看出,明代万历蓝釉瓷器是非常值钱的,有的甚至过百万、千万,这样的高价值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但是如果你知道明代万历蓝釉瓷器的珍贵、数量之少就不会觉得贵了。因为明代万历蓝釉瓷器确实是少见的珍品,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它本身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要比经济价值高很多。

评论:新明珠500万巨奖与对错无关


新明珠重金办设计师大赛作为一件个案并不新鲜,一直没怎么在意,想不到汹汹舆论不让人清静,笔者也来捧个场。

首先,如果有人兑现,我认为这500万大奖至少在法律上没有什么问题。日前有媒体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东省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经营者以提供就业机会、聘为各种顾问等名义,并以解决待遇,给付工薪等方式设置奖励焦点装修家居网……最高奖的金额超过5000元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提出质疑。这样理解和运用法律恐怕不对,其实这些规定是用来限制“巨奖销售”的,而新明珠目前所做的,恰恰是购买!新明珠悬出重赏,为的是购买设计方案,别说是500万,只要愿意掏钱,5000万在法理上也不成问题。

其次,没有理由不给设计师报酬。两厢情愿,一方愿卖,一方愿买,新明珠这500万巨奖显然不是一些媒体说的“商业贿赂”。但是总有人把这个话题引伸到设计师“吃回扣”上,那就也说点题外话。对于设计师来说,“回扣”这种提法本身就不准确、不合适。设计师是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脑力劳动者,在方案变成实物之前就那么轻飘飘的几张纸,然而这几张纸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特别是在家装市场。这几张纸如果不能变成钱,设计师为谁辛苦为谁忙?材料商或者客户总有一方应该给设计师回报,一般情况下这种回报是材料商给的,其实也是材料的最终消费者给的,设计师作为交易的中间人,不管是谁给的,只不过拿了应该拿的佣金。只是这笔钱可能往往没入账,大家在桌子底下就把事办了,一笔原本理直气壮的钱如今被弄得灰头土脸,还扯上了法律风险。当然在规则缺失的今天,恶性竞争在所难免,有人给10个点,有人给15个点,还有人给得更高,不过这已经不是设计师的问题了。除非产品的品牌、品质、功能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否则设计师没理由只收10个点,设计师需要一个理由说服自己和他的客户,但是有多少产品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再次,虽说设计师渠道是陶瓷等材料商的重要渠道,但也不宜过度开发,否则,品牌反而弱化了,设计师们疲惫了,也“宠坏了”,也谈不上什么相互尊重了。企业反复发掘设计师资源,只能说明陶瓷行业在营销手段亟待创新。按理说,一贯标榜“艺术”和“文化”的陶瓷行业,高水平的营销人员应该与设计师谈谈书画、空间什么的,这有点苛求我们的营销人员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按“俗人”的“通用语言”来沟通,那只能是“钱”。

重金办设计师大赛,兼及艺术与金钱,已经是比较上层次的事了。作为常规的商业操作,新明珠这500万似乎注定会花得了无新意,但是这无关对错,无可厚非,如果不是另有玄机,这种活动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有点反常。与应对媒体的纠葛相比,对新明珠来说更重要的事应该是:真办,办好。

千雕万琢,陶瓷浮雕


不一样的陶瓷演绎风格

在小编看来,陶瓷虽然很多漂亮的花纹,但是我一直觉得只是泛泛之品,算不上是极具艺术感的,但是当你看到陶瓷浮雕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上了一个档次,陶瓷已经不再肤浅的停留在了一个表层的阶段,而是已经提升到了另外的一个层次,一个更加高尚,更加艺术的位置。

浮雕很美,很大气,相信看过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你看到过陶瓷浮雕吗?尤其是餐具上的,相比于大面积的墙上浮雕,餐具陶瓷浮雕更加地精雕细琢,更加的雅致典雅。虽然算不上大气,但是别有一番风情。

这一片花海,蝴蝶跃然于餐碟上,感觉是那么真实,不同于普通的彩绘,浮雕创造了一丝生机,多了那么一份灵动和活跃,让人们知道,原来,陶瓷是有生命的,它不再是死板的,无趣的。

杯子上的花纹略显简单,白色的杯子搭配这样的素雅小花纹,不是更加别致吗。不会有大红大绿来喧宾夺主,不会有复杂图案来让人忘记,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杯子而已。它再美,也不能忽略它的用途,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小鹿斑比的身影透着柔和的橙色光芒,轻轻摸一摸,。你会发现,这是一只藏起来的小鹿,或许是害怕猎人的捕捉吧。轻昂着头,仿佛看见阳关的映照,一切,都是充满生机,生气勃勃的样子。

浮雕艺术,让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陶瓷,感受到了这份穿越千年的陶瓷带来的生命气息。

瓷器:玩儿的就是雅


“十一”长假不想出远门,又想找乐子,不如去京城的各大古玩市场转转,没准儿就能淘出点儿老年间的真品,那这个假期可真没白过。

收集古玩最好有专项,比如“古瓷”就是理想的投资品。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原始瓷。宋代的五大名窑、明代的青花瓷、清代的粉彩,天下绝伦。有人可能认为好瓷器太贵,动辄上百万,买不起。要知道,那是拍卖会上的价格,不一定物有所值,有些甚至是炒作。

买“古瓷”是一理想的投资,甚至几年内就有回报。有人5年前买了一个青花缠枝菊的赏罐,大约是清代中期的产品,只用了30元钱,现在有人出400元还不卖呢!只要是有时代价值,不管是解放前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都可以收购,当然也要看档次和品相,有没有艺术性,年代如何,都关系到它的价值。

其中鉴别艺术品的年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所谓“赝品”就是仿制品,大家担心的就是看不懂“新”、“旧”,而现代的一些仿品不但样子极像真品,连分量都一模一样。但是买到仿品也不要紧,如果是明仿宋、清仿明、民国仿清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价钱不会很高。

鉴定瓷器的真伪除了亲身实践外,还要多看有关的书籍,多去大拍卖行参观预展,多请教专家和内行。有时买到一件有争议的东西也是好事,那说明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民国贴花瓷市价浅析


民国时期,曾流行一种贴花瓷,这种剪纸贴花瓷器画面丰富、色彩鲜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陶瓷彩绘艺术中的一个独立品种,现在市场中还时常可以见到。民国剪纸贴花瓷器的图案多富于寓意,表达吉祥喜庆之意,如松鹤延年、富贵牡丹等吉祥图案。以前,剪纸贴花瓷器,不太为人重视,甚至有人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所以价格一直很低。如今,随着人们对这种独特陶瓷装饰看法的改变,收藏者开始专门关注这类装饰瓷器,其市场价格也发生大幅度的上扬。一对民国贴花瓷瓶,1995年前不到百元就可以买到,2000年,已是500元以上,现在则要千元以上。

将剪纸花样移植到瓷器制作上,形成一种陶瓷装饰手法,故叫剪纸贴花瓷。这种瓷器装饰方法为宋代吉州窑所独创,像在黑釉茶盏器内,就常装饰有凤鸟、梅枝等剪纸纹样。民国时期,剪纸贴花瓷器成为一种流行的装饰手法。工匠们根据器型的需要,充分利用剪纸特点,剪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进行装饰。并采用各种印刷手段把陶瓷颜料印刷在专用纸上或薄膜上,再把这种做好的剪纸贴于陶瓷制品上,经烧制后达到装饰目的。在贴花瓷器各种各样的图案中,有的全部采用贴花工艺,有的采用一部分绘画、一部分贴花的方法进行表现。剪纸贴花按照装饰在瓷胎或釉体上的不同,可分为釉上贴花、釉中贴花和釉下贴花。器型以瓶、帽筒等为多见。

目前,市场上仍可以见到不同器型,不同图案的民国剪纸贴花瓷,但作伪者也大有人在。收藏这类贴花瓷,一要注意品相。瓷器收藏注重完整,虽然现在年代久远的瓷器有残或瓷片都比较受重视,但目前来说,剪纸贴花瓷器仍以完整无缺为佳,或者有冲但要不影响纹饰,这类品相完好的贴花瓷器的价格会不断升高。二要注重纹饰艺术。这类瓷器以形象生动,色彩端正的为上品。富于生活装饰色彩,象征吉祥喜庆气氛的贴花瓷器更是可以重点关注。因为这样的瓷器无论从收藏价值本身,还是市场表现来看,都有不错的表现。

珍瓷雅器:淘出千分利


有人说,粮油一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一件清乾隆的青花竹石芭蕉图玉壶春瓶曾在去年的厦门国拍春季拍卖会上以10万元“屈就”,当时无人回应。但是前不久,它却在上海拍出41万元的高价。一个筋斗连翻数倍,瓷器的升值空间让人唏嘘。您别光顾着感叹,业内人士说,厦门市就是瓷器收藏的“宝地”。留些心眼,说不定您也能淘出千分利。“淘”瓷钱途光明在瓷器投资中寻找激动人心的故事并不难。比如宣德年间的青花鹰雁纹蟋蟀罐去年以18万元成交价被拍走,而今年10月其在厦门国拍的拍卖会上窜至200万元,比预计价格高出百万元。“现在市场上对民间瓷器越来越感兴趣。”一位瓷器爱好者告诉记者,前不久他在闽西淘到一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瓷器,只花了几十元,没想到在古玩市场上被人用5倍多的价钱买走了。业内人士说,古董瓷器的升值空间往往能掀起狂风巨浪。“作为投资是很好的。”厦门国拍有限公司的蔡铭超说,一方面,瓷器和其他古董一样都属于动产,变现快。另一方面,它的升值空间可能大得让人难以预料。“价格高低主要由个人的经济实力、鉴赏能力及喜好来决定的。”有些人以为“淘”瓷动辄需要数十万的资金,实际上瓷器收藏的层次很多。“除了明清的瓷器,实际上厦门是收藏民窑的好地方。”市收藏协会的叶天枝说,本地的汀溪窑、漳州的漳窑自宋代起就有瓷器出口到东南亚,这些民窑的产品颇具史料价值。在市场上,它们的价格从几十到几百元不一,也是一个大热门。另外,瓷都德化离厦门不远,德化的很多瓷器也很具升值潜力。“全国的收藏投资市场都在升温。”另一位市收藏协会的专家认为,我国现在进入了负利率时代,老百姓的闲钱急着找投资渠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投资方向会渐渐由房地产、股票等转向需有相当专业水平的艺术品。所以,收藏投资热正在兴起。

 厦门“炒家”为何太少叶天枝说,厦门很早就有古陶瓷研究会,所以瓷器收藏的气氛很好,“在厦门市收藏瓷器的人很多。”但令人意外的是,虽然全国瓷器市场普遍“牛哄哄”,厦门的市场却偏冷。在全国收藏界,厦门瓷器拍卖的价格偏低已经成了业内人士的共同看法。蔡铭超说,10月在厦门市举行的厦门国拍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几乎所有的买家都是外地人。“厦门的投资者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并不多。”前文所举的清乾隆的青花竹石芭蕉图玉壶春瓶就是一个从厦门市投资者指缝中溜走的“大鱼”。“市场氛围不好。”一位业内人士说,厦门瓷器的藏家远远多过炒家,很多人都满足于把自认的宝贝收在家里欣赏,并没有想到在市场或者拍卖会上交流。这让不少厦门人错过了收藏增值的机会。业内人士说,很多藏家的习惯于找私人转让和在古玩市场上“捡漏”,参加拍卖会的很少,所以厦门的瓷器收藏有点封闭。“私人转让有一定局限性,它的透明度不够,不能完全体现瓷器的价值。”瓷器投资要有三股力收藏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具有风险,投资不当也可能血本无归。业内人士说,瓷器的收藏投资要有三股力。这就是眼力、实力和魄力。“要有鉴别真伪好坏的好眼光,瓷器收藏和古董收藏一样,一定要会欣赏它的美。蔡铭超说。瓷器的美要先能把自己“熏”倒,你才能拿着它去吸引其他买家。而实力是指一定的资金投入,魄力是投资的勇气。另外,叶天枝说,收藏者要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在收藏市场上,一件艺术品的真伪,价格有天壤之别。因为收藏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往往收藏热到来的时候,赝品也随之而来。没有扎实的收藏知识和经验,胡乱投资很容易翻船。初入者可以从小件入手,慢慢积攒功力。

铜川设500万发展陶瓷产业 多项优惠政策


讯:记者从铜川市政府获悉,铜川市将设立500万元的陶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执行5年有效期的《关于支持陶瓷产业发展的意见》,该《意见》从财政、土地、金融、税费等方面,积极扶持陶瓷产业发展成为铜川市支柱产业。

以青瓷为代表的耀州瓷,因“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闻名中外,被誉为我国北方青瓷代表和当今铜川“城市名片”和文化符号,以陈炉陶瓷烧制技艺为代表的耀州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铜川耀瓷唐代创烧,其代表产品宋代刻花青瓷被誉为“中国北方刻花青瓷之冠”,在中国古陶瓷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树一帜。“十里窑场”留下极其珍贵的陶瓷文化遗产。

按照铜川市政府最新出台的相关《意见》:凡年销售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1亿元以及5亿元以上的陶瓷企业,分别奖励50万元、100万元和予以特别奖励;凡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陶瓷项目,按照“投资到位、核定算账、政府补贴”办法,将土地收益中市、区县政府留成部分全额补贴给投资企业。重大陶瓷建设项目土地价款的缴纳,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各级政府管理权限,在首付缴款比例不低于50%的情况下,可在一年内分期付清全部价款;经专业机构认定,产品属行业领先技术,且具有一定规模的陶瓷企业,由市金融办协调金融机构给予融资扶持;凡在铜川投资的陶瓷企业,依照相关规定享受中、省西部大开发及关天经济区的相关优惠政策等;在环境容量指标同等条件下,陶瓷项目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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