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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雅贿’兴旺，因反腐导致市场萧条”的言论引起社会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学院陶瓷美术学院院长何炳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收藏市场非常多元，别用“雅贿”给贴标签。
何炳钦认为，“雅贿”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并非是陶瓷收藏市场的主流。近年来，景德镇艺术陶瓷发展非常迅猛，私人博物馆、企业文化展示馆、陶瓷爱好者都是艺术陶瓷收藏市场的主体。“我的作品就有很多个人、博物馆和企业文化展示馆收藏。”何炳钦说。
对于当前热议的反腐导致市场萧条，何炳钦认为，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对整个艺术陶瓷市场发展影响不大。“陶瓷艺术作为一门艺术，它的价值在于能唤起人们对艺术真善美的思考，以及对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陶瓷必然会受到收藏界的喜爱。”何炳钦说，“雅贿”不过是附着在陶瓷艺术品上的“污泥”，无法阻挡陶瓷艺术的发展。
据了解，经过千年历史积淀的，拥有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陶艺家前来创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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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钦代表：建议在北京筹建中国现代陶瓷博物馆
3月8日，在接受中国江西网、江西手机报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美协副主席、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何炳钦建议，希望在北京筹建中国现代陶瓷博物馆。
为何要建？
陶瓷应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陶瓷历史悠久，是世界最早制作陶瓷的国家之一。据有关资料显示，湖南省的道县和江西省的万年县均发现有距今二万多年的陶器。
自从宋代开始，我国大量瓷器远涉大洋，销往世界各地，现今世界各大博物馆无不珍藏有中国的瓷器，无不因有中国的瓷器而倍感骄傲。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今后必将成为一个文化大国，筹建中国现代陶瓷博物馆是落实‘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在何炳钦看来，陶瓷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应该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建造一座中国现代陶瓷博物馆十分重要。
有何基础？
藏品容易收集
从2002年开始，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就进行了“陶瓷艺术大师”的评选工作，现已评选出三届陶瓷艺术大师近三百人，每次每位大师都留下一件最好的精品，对中国各产瓷区陶瓷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多数陶瓷艺术家都健在，藏品的收集较容易。”何炳钦介绍，在北京筹建中国现代陶瓷博物馆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优秀的陶瓷艺术家都会踊跃参加。
如何落实？
反映建国后陶瓷工业成就
何炳钦说，筹建中国现代陶瓷博物馆在时间上初步考虑建国(1949年)以后，充分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陶瓷工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主要体现改革开放以后，陶瓷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蓬勃发展的生机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新局面。”何炳钦建议，在北京筹建中国现代陶瓷博物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专家充分论证，并协同相关单位，中国轻工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等商议和落实。
何炳钦：让现代陶艺有新的突破
“现代陶艺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迸发出的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当时有美国的彼得·沃克思、日本的八木一夫，还有英国的一些陶艺家。首先对陶瓷的反思，这种反思建立在一种跟传统陶瓷的背叛或者是反叛，把陶瓷材料作为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媒介来进行运用，也就是和我们的油画、国画借助油画布、油画颜色，国画用宣纸来对陶瓷进行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完全排斥了实用的形式，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来利用一、创造。现代陶艺就是在这样形势下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接受采访时，市政协副主席、市美协主席、学院设计学院院长何炳钦教授是这样说的。
对现代陶艺的现状，何炳钦向我们介绍，在国外上世纪40年代后期，我们闭关自守，对国外了解很少。像台湾、韩国的艺术家在世界性的交流中，逐渐吸收和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吸纳了国外艺术新的理念。当时台湾、日本的陶艺家访问大陆和中国，向我们播放一些现代陶艺的有关资料。比如来得早的台湾李茂宗先生，到景德镇来传授现代陶艺新理念。当时景德镇也有一批艺术家，像周国桢、刘远长老师等老一辈艺术家，在接受新的理念，在艺术创作上有了新的突破。追求源头，现代陶艺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国的陶瓷艺术对世界的贡献无可非议，但现代陶艺是从国外引用过来的，完全打破了传统陶瓷的理念。我们过去的理念就是以实用为主，重温历史，从原始社会的原始陶到彩陶，到东汉时期的原始瓷器，一直发展过来，都是从粗糙慢慢到精美的过程，这个过程都是为了实用，无釉陶、有釉陶，陶到原始瓷，到现代瓷都是为了实用，越做越精细、越做越灵巧，最后越做越玲珑剔透，形成了景德镇瓷器具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四大特点。
就国内的现状来说，近几年有很大的改观，我们的艺术家在思考，如何把现代陶艺新理念带进来，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民族文化特征、特色的陶艺作品。我们把中国文化的符号、内涵的东西引入现代陶艺中。必须把中国民族文化渗透到我们的艺术之中，所以说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性。作为艺术家更多的是把民族文化渗透进去，表现出民族的东西，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占领一席之地。秦锡麟先生在现代陶艺中提出四性，即“世界性、民族性、地域性、个人作者的个性”这个很重要。一个艺术失去了个性、创造性，就不成为艺术，那就是工匠之作。艺术家区别工匠的最大特点就是有创造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上，结合现代的艺术，与世界的艺术家站在一个同样的平台上进行交流，这才能作为现代陶艺，如不能交流，你的语言差距很远，谈不上文化交流，这就是现状。
在谈到发展趋势时，何炳钦说，今天的现代陶艺，要求艺术家去探索，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孔。现代陶艺到现在还是一个低谷，还有一个大的发展过程，它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延伸和发展。我们搞现代陶艺，需要艺术家更多去想、去思考。比如红颜色、铜红釉，在氧化时是绿的，像唐三彩、绿釉都是铜着色。我们景德镇的钧红、郎窑红、美人醉都是用铜着色，但还原以后是红色。光拿铜来研究都是永无止境。台湾一个艺术家，有一件水火同源的作品，同一个温度下烧出红和绿，我们也碰得出来。如果能把握好，同时产生红和绿，不是下意识的，而是有意识的来掌握好。现代陶艺发展趋势，就是不择手段在物理的、化学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进行探索。
陶艺是一个视角艺术，可以从物理的、化学的方面进行抨击。景德镇传统的陶瓷根深蒂固，但也创造了今天一种文化辉煌。传统陶瓷的艺术形式，多半是从中国绘画方面吸取营养，表现的形式比较单一，尽管用颜色釉，后来用高温颜色釉为基础，用粉彩、新彩来点缀，进行创作和综合利用，但它的表现形式与现代陶艺的观念来比较，还是有些滞后，还没有完全融合，更多地是一种模仿。模仿油画、中国画的形式比较多。现代陶艺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唯物的，就是艺术家以物质材料为基础进行探索，用现代的物质材料来制作、创造一个新的有视角冲击力的新作；二是唯理的，对现代社会某种现象和事件进行抨击，可以赞成、可以歌颂、可以讽刺；三是唯美的，我们的作品要做得漂亮，这种漂亮是建立在一种新的观念上。就景德镇的现代陶艺而言，它的发展，艺术家应该是多样性的、多方位的，从物理的、化学的去探索。既有现代艺术的特点，又有民族文化的特征，还有个人的特性，让现代陶艺有个新的突破。
传因雅贿兴旺：反腐后生意萧条1
在今年三月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学院陶瓷美术学院院长何炳钦受访时表示，收藏市场非常多元，别用“雅贿”给贴标签。针对近期有关“因‘雅贿’兴旺，因反腐导致市场萧条”的言论，何炳钦表示，“雅贿”不过是附着在陶瓷艺术品上的“污泥”，无法阻挡陶瓷艺术的发展。
传因雅贿兴旺：反腐后生意萧条
刘伟还说，“雅贿”的现象存在很久了，绝非景德镇独有。但凡这些高端艺术品，都是小众市场。能消费的，绝对是政商界的成功人士。著名画家范曾不也说过，他的画为什么那么贵？就是“内靠贪官，外靠土匪”。
刘伟是安徽人，早年在北京、深圳经营艺术品生意，数年前来景德镇，也将自己的经营范围锁定在瓷器领域。他表示，前些年景德镇的瓷器市场，的确陷入畸形的繁荣。省委书记的夫人是“艺术发烧友”，几名市领导又是“艺术大师”。有外地人开玩笑说：“贵圈颇乱！”
“于姐”出手
苏荣在江西担任省委书记的几年中，他的夫人于丽芳是景德镇的常客。据报道，于丽芳在景德镇收走的瓷器，足有好几个车皮。
刘伟表示，自己曾在一次饭局中见过于丽芳。于丽芳到景德镇来，前期都会有市领导陪同，后来对当地情况熟了，不同政府打招呼，直接带人来景德镇。“在景德镇瓷器圈里混的人，见一眼于丽芳不难。”
对那一面之缘，刘伟回忆说，于身边有几个随从，但她对人还算客气。见到年纪比她小的陶瓷艺术家，人家称呼她“于姐”，她则叫别人“老师”。
刘伟承认，景德镇许多做瓷器的人，其实“沾了于姐的光”。刘伟讲到苏荣落马之后的一次聚会，有一名艺术家对于苏荣夫妇颇有微词，说苏荣耽误了江西发展，还说于丽芳从自己这里收购了一件瓷器，只给了很少的钱。因为是朋友，大家说话很随意，马上有人站出来说：“你这话可是言不由衷！于丽芳从你那里拿东西，哪怕不给钱你也不吃亏。”
刘伟解释说，于丽芳因为身份特殊，几乎成为收藏界的“风向标”。她从谁那里收了东西，这人的身价立马抬升。
他说起了自己的一次经历。于在景德镇收了一件瓷器，此后不久，听说她竟然以高价转手了。这件瓷器的制作者，与刘伟是朋友，刘伟也收藏有他的许多作品。一听这个消息，刘伟还有些不平，心想省委书记的老婆就是不一样，自己卖不出去的东西，到了人家手里竟能卖高价。但此事之后，艺术家朋友的身价上涨，刘伟也出手几件瓷器，回收了部分资金。
刘伟说：“于丽芳身份不一样，同样一件东西，由她卖出去跟我们来卖，价格天壤之别。但是，于丽芳高价出手一些瓷器，确实抬高了整体的交易价格。”
景德镇一名陶瓷艺术家告诉记者，于丽芳没有多少真才实学，更谈不上什么艺术造诣，她所依仗的，不过是背后的权力。可是，别说于丽芳这种身份，有时就连省厅的某个副厅长，都会有人去费尽心机巴结。有一年某国家部委的办公大楼落成，各省厅要赠送一些礼物。有名艺术家和省厅的副厅长有私交，省厅就将这名艺术家的作品送到北京。此后不久，便有几名商人找上门，要高价收购这名艺术家的另一批作品。因为在商人眼中，艺术家应该和部委关系不错，需要时能帮上忙。“就因为这层莫须有的关系，这个艺术家卖了不少自己的作品。”
“大师”的价码
刘伟介绍，中国人富起来的时间很短，还没有成熟的收藏理念，许多所谓的收藏家，不过就是倒买倒卖的二道贩子。至于那些喜爱收藏的官员，相当一部分缺乏基本的鉴赏能力。“于是，作品的价值已经退居其次，大家只看艺术家的名气。所以在书画界，人们对于书协、画协主席的名头很看重。在景德镇，很多人开始追逐‘大师’的头衔。”
“大师”背后的确有诱人的经济利益，但追捧的人太多，也出现了泛滥成灾的现象，以至于在景德镇出现了“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据了解，从省级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评选出来的大师称号就有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其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800多人。
在景德镇为数众多的“大师”中，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许爱民，另一个是上文提到的许的师弟冯林华。许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冯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按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公布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办法》，除了陶瓷艺术修养和政治道德水准之外，凡申报“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的陶瓷艺术工作者须具备“至少要具有4年以上省级陶瓷艺术大师(或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身份”的条件；未开展上述大师评选或评选开展不足4年的省份，至少要具有8年以上高级工艺美术师身份的人员方可参评。
评选过程中就有人质疑，许爱民并无上述省级大师身份。更奇怪的是，在江西初次报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参评名单中，并没有许爱民，可公示结果中却有许爱民在列。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负责人当时受访时曾表示，江西省后来补报了许爱民，至于为何补报，不太清楚原因。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含金量比“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更高，许爱民因为这个头衔，曾引发巨大争议。彼时身为官场中人的冯林华自然不敢再去蹚浑水，因此对于含金量稍低的头衔也心满意足。后来，冯林华调任学院党委书记，一些人便怂恿他再攀高峰，拿下“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头衔。冯林华却对身边人说：“许书记才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我怎么能和他平起平坐？”为此，还有人说冯林华“懂规矩”。
身为市委书记的许爱民拿到“大师”头衔，他的作品自然更加抢手。一名当地人士介绍，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几次展览会上，许爱民的作品不仅摆在显眼位置，卖得也好。
在一次展览会上，一名上海商人高价买下许爱民的艺术品。彼时，许爱民正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久，这名商人来到景德镇，提出要在当地投资，希望许爱民多加关照。
毕竟是出钱购买了自己作品的富商，许爱民要尽好地主之谊。可吃喝之余，许爱民也表示，投资的事，恐怕还得公事公办。自己既是艺术家，也是领导干部，两种身份要界定好。
精明的上海商人没有声张，只是默默等待解套的机会，直到许爱民到了省发改委主任的位置。
上海商人结识了一名福建籍商人，对方正好在赣南经营稀土生意。于是，上海商人高价把那些出自许爱民之手的艺术品卖给福建商人。福建商人捧着艺术品，数次登门拜访许爱民，结果依旧不理想。
最后，福建商人试图依葫芦画瓢，再做一桩高买高卖的生意，将艺术品出手套现。正在运作过程中，许爱民离开发改委，成为省政协副主席。这些艺术品便再也卖不出去。
一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许爱民最终只是被开除党籍和降职，并未像许多落马官员那样承担法律责任，某种程度上，或许也与“大师”头衔有联系。据他了解，许爱民出手作品时，都会参照其他“大师”的行情，不会要价过高。不过，仅仅是按行情办事，就已经是不菲的收入。那些买家难免会有其它想法，但真要找许爱民办事时，他往往并不买账。
繁华过后
关于雅贿，外界一直有“保险”的说法。还有报道称，从一名贪官家里查抄出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可在法庭定罪环节，对于艺术品的价值又发生争议。找到作者一问，作者说成本在几千块钱。最后，也就只能按这个价格定罪。
对于这种说法，景德镇的一名资深藏家并不认同。他认为，用艺术品来搞勾兑，风险其实很大。比如那些高价买了许爱民、冯林华作品的人，现在就亏大了。“其实，就算他们不落马，只要退下来，好些作品也要大幅贬值。”
“还有另一点，就是变现难。”这名藏家说，官员收了个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往往很难变现。“这些东西太挑卖家，一般人根本不会来消费。那些专业藏家，整日出没各种拍卖会，到处联系人看货，一年也成交不了几单。官员想通过正常渠道出手，就更加困难。”
这名藏家表示，雅贿现象肯定存在，但究竟占多大比例还不好说。那些接受雅贿的官员，很多也是出于个人爱好。“就说于丽芳吧，如果不是她对于艺术品特别热衷，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是犯不着冒这种险的。她在景德镇拉几个车皮的瓷器，当时就传得沸沸扬扬。”
谈及如今的生意，多名景德镇人士表示“的确清淡很多”。刘伟告诉记者，过去行情好，有人“沾了于姐的光”，现在是很多人都跟着于姐倒霉。“过去说于丽芳在这家店买过东西，其他买家听着也觉得与有荣焉，现在说，人家躲都躲不及。”
景德镇一家艺术品店负责人介绍，江西境内有一所干部培训学院，前几年一到周末，总有学员开车来景德镇收购瓷器。“八项规定”出台后，来的人明显少了。到了苏荣落马，几乎就绝迹了。
至于景德镇瓷器市场的未来，刘伟苦笑着对记者说，高档餐厅生意不行了，还能转行做中低档，但艺术品这个行当，的确很困难。“只能寄希望于新富阶层尽快崛起吧。过去收藏艺术品的，大多是官员，就算商人买了，也是拿来送人。不过近些年，的确有一批有品味的企业家，开始认真搞收藏并建起了自己的私人博物馆。”
对于艺术品生意的萧条，许多景德镇人士认为并不是坏事。一名当地人士表示，过去的繁荣是畸形的，惠及的只是少部分人。“前些年艺术品市场那么火爆，但景德镇的整体经济并没有多大起色。”只有反腐后大环境好了，更多人的日子才会逐渐好起来。(应受访者要求，刘伟为化名)
官场“雅贿”：瓷器市价500万 告诉纪委值5千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这个古城乃至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符号。
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给地，出类拔萃地传承和发扬了艺术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声名远扬，始终主宰着瓷艺的审美标准。传统的手工技艺则奠定了它“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因体制弊端及经营不善而日渐式微。就在整体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老工艺人和老匠人经营的家庭作坊，以艺术陶瓷和高仿市场支撑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艺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识的匮乏，加上市场的急功近利，恰恰成为了制约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近年来，关于瓷器的想象与官场的灰色经济紧密相连。缘起于请托、招投标等名利之事，催生出来的巨大的礼品需求，支撑了景德镇历史上空前繁荣、兴旺的艺术陶瓷市场。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时期，这个看似已然勃兴的市场正在被异化并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个疯狂增长的艺术陶瓷时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赝品、劣品，批量生产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大师及伪大师们。这一切正在导致千年瓷都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产业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师经济”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临千年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而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竞争力。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冯骏是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收藏的资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户是官员和富商。往年，春节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到10月份以后，市场一个月比一个月热，热到过完元宵为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传统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的礼品市场明显回落。冯骏原以为因传统高档烟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会转移到艺术陶瓷市场上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了。
虽然整个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像李纯林这样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他们亲历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疯狂增长。而支撑起这个兴旺市场的是转型期中国庞大的官场经济。
冯骏和李纯林们希望风头赶紧过去，他们几乎很难相信，会因为新政的影响这个市场就此萧条。
官场“雅贿”与瓷器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儿子要当兵，送一个瓷器给首长很顺理成章；一家企业的项目卡在某个领导的手里，这时候，老板也许就需要送个百八十万的瓶子过去。
冯骏说，工作升迁、求人办事，都有需求。“你总得送一个体现价值的礼物以示尊重。送现金领导不一定敢要，但送个100万甚至1000万的瓷器，领导收了也不容易犯错误。它只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卖到了100万或1000万，但按正常的生产成本或价格则远低于此。”
瓷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师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大师’到大‘大师’，升值空间很大。”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了。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礼尚往来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使得瓷器成为了“雅贿”媒介。它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同时又附庸风雅，因而广受灰色礼品市场的欢迎。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就这样慢慢壮大。根据景德镇的官方统计，2010年景德镇市艺术陶瓷年产值达到50.9亿元，2011年达63.75亿元。
赵树新在景德镇经营一家官窑。
一位来自西北的客户向他定制了几套茶具：9个小杯、1个茶壶。“画都没有，就是白胎，一套50万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艺和用料在市场上已经很罕见，纯手工制作，已经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历代官窑本来就很贵，从生意角度没法规模化经营。赵树新说，他做官窑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交那种“跟钱过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来找他做官窑，他都会劝说，你跟钱过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钱过不去。送领导的，买官窑的居多。”
这是中国式的消费，与其他高端艺术品类似，正常渠道根本无法消化景德镇庞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产量，虽然私人收藏这些年渐渐兴起，但官场里的生意仍然是这部分市场消费的主流。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之官衔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礼价位。
高端艺术陶瓷的送礼人多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商人，他们的业务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房地产商、承包工程和争取项目的老板们。这些人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居多。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这位官员。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地圈子里的人透露：该官员喜欢搞一些陶瓷艺术交流活动，“他常用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著名大师的作品进行互换”。
业内大多数人对他业务能力的评价是：能画一点东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实。他虽被评上了国家级大师，藏家们却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地商人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
在上海举办的一次瓷博会上，这位官员的作品成了景德镇大师里面卖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卖不动，就他的被一抢而空”。
事实上，景德镇对瓷器热衷的官员还有很多。
在景德镇一位国家级著名大师开办的艺术培训班上，经常能见到当地官员的身影。陈翔也是培训班的学员，每周六都会去参加培训，他的同学中，不乏政府等各级别的官员。“大多数是为退休做准备。”
李纯林说：“人们其实并不反对官员有情操、有爱好，更不是反对官员发展职务之外的才华，人们反对的只是可能发生的权钱交易，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你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李纯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说完，李纯林特别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真事”。（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畸形的“大师时代”
若干生产“大师”的评选机制的背后，是一大批等待成为“大师”的参评人、帮买“大师”的中介人、大师背后的枪手群，还有等待“大师”出炉后炒作、送礼的买家和卖家们。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省工信委”）寄来通知的时候，沈浮正在家里生着闷气。初选第二名，结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86人名单之外。
在这份通知里，省工信委对沈浮未被评上大师表示了歉意，并指出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正在筹备中，沈浮还有机会。
沈浮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来，评选已经“全乱套了”。竞争已经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为了评选，不是倾家荡产、孤注一掷，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价高昂。
他没打算像他们那么干。
大师潮
画家纪长岭与沈浮一样，在此次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落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纪长岭与沈浮一见面便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颇有英雄相惜的悲壮感。
据沈浮和纪长岭各自得到的内部消息：在景德镇市的初选考试中，他们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里，选出来的86人中，二人都没在其列。
相比沈浮，纪长岭心里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评上了一个“江西省技能大师”的称号，该评选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沈浮没有参加，即使是像沈浮这样做了大半辈子陶艺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称号”。
在景德镇，碰见一个大师并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800多人，还有一大批深怀绝技的民间陶瓷艺人和陶瓷艺术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1979年，王锡良成为第一个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则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评选，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轻工行办等部门组织，迄今已经举行6届。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据景德镇艺术陶瓷业内人士的非官方统计，加上在其他省份评上的大师，如今的景德镇，省级以上大师就有300多个。
“太泛滥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师。”当地一位藏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的同事，一位专门负责买菜的采购员如今也成为了大师。
景德镇大师潮的兴起是在本世纪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大锅饭”机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镇的陶瓷企业再也无法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量订单被浙江、山东等省份拿走，发展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本世纪初，国企改制风潮席卷瓷都，“十万陶瓷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这些人后来在自家的后院开起了小作坊谋生计，前面是门店，后面是生产作坊，条件好一些的，则有自己的画室。
再后来，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西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大师评选，评选的大师一届比一届多，这些以小作坊谋生的陶瓷艺人相当部分成为了大师。
大师的称号赋予这些陶瓷技艺者一种职业肯定和荣耀，但真正令他们对大师的称号趋之若鹜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多年形成的以大师称号、职称为定价核心要素的畸形价格评定体系，使得“大师”称号成为作品价格的放大器。
“大多数情况下，大师的作品容易卖出高价钱来，不同级别的大师价格差异巨大。从省高工评上省级大师，价格马上翻一番，再从省级大师评到国家级大师，价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个价。”上述那位藏家说，当然，同一级别的大师作品也会良莠不齐。例如，同是国家级大师，有的人作品可能只卖10万，出类拔萃者之作品也许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无论如何，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这是市场的规则，虽然不规范的市场很可能会失灵，但更多的人仍然愿意跟随着市场的规则走。
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2012年底，藏家熊晋生突然听说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师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选为国家级大师了。他很诧异，“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样的水平也能评上国家级大师”？
基于对这位女大师社会人脉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东西。但他仍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晋升到国家级大师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刚评了省级大师。”
等到与她见面时，他惊觉：“她老得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着觉。”
他说，评选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身心疲惫。
第六届江西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景德镇选送到省里面的名单中，初选的前10名中，有7人没有进入最后的86人名单。
按照沈浮的说法，景德镇初选的时候有190多人报名，通过现场考试，最后选定了前65名报江西省参与评选。但最终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很多连景德镇的初选都没通过的人，经其他地市报名到省里，最后反而评上了大师。
而评选的名额从最初宣布的要评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终名单的86人，也让沈浮觉得很不严肃。
“真正的不公是官员参与到评选中来。”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选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细则》中，对于评委有这样一条规定，“评审专家组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聘请的专家要求达到60%以上。”但事实上，此次评选领导小组组长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省工信委领导为小组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等部门领导共11人。
“官员怎么能做评委呢？评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来当，最好异地的，他们对参评者不熟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但现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评委，这些人大多存在世袭或裙带关系，最后评比的名额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熊晋生认为，官员的参与最终让评选本身沦为了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圈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百万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熊晋生抱怨，“现在就像市场招投标一样，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底，大师的帽子就能戴上了。这样一来，一些不会画瓷器的，也能评上大师。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却不一定会去参评。”
但为了争抢几年一届的大师名额，仍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也有花了1000多万没评上，一夜白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说。
残酷的竞争现实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会告诉参评人，他认识某某领导，有什么样过硬的关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没有被评上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沈浮，给他50万，他可以帮忙找关系。
“他说认识评审小组一个领导的侄子，可以帮忙操作。”但没想到，到凌晨1点（那位领导）家里还坐满了人，都是没有评上的。”
不少落选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评选结果表示抗议，最终才有了1月14日这份来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笔”
“许多大师要拼命应酬拉关系，不然，谁来买他的作品？听说哪里来了一个客户，哪里来了一个老板，哪里来了一个领导，那得赶紧过去接触。如果他那里正好来了买家，那他就得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这样哪里还有时间画画？”熊晋生的讲述很是激动。
于是，代笔这一职业产生了。
不仅是熊晋生，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藏家和玩家们都说，“现在景德镇稍微有点名气的，90%以上都有‘枪手’，从国家级大师到省级大师甚至高工，绝大多数都有代笔。”
熊晋生说，工笔画对眼睛要求很高，年龄大的那些大师根本就没法画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真才实学、职称完全靠买来的，那更需要代笔了。”熊晋生举例那位刚刚评上国家级大师的女大师，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摇头，“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会画画”。
90%是业内的一个普遍估算。根据熊晋生的总结，那些不会画的大师、画不动的大师、没时间画的大师、着急挣钱还债的大师，都是“枪手”在代笔。
替大师代笔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过程很简单，一张瓷画的大多数由弟子完成，师傅只要点两笔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笔的弟子除了跟着大师学习调色等，每个月能拿到2万~3万元不等，出师后还能挂上某某大师弟子的名号，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记者采访某位大师时，这位大师的画作还被一个内行玩家当场指出是代笔之作。场面颇为尴尬。
但这也只有真正内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辨别。“若干年后，当市场归于理性，很多玩家会猛然发现，自己手里一堆赝品。”（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厨房瓷砖别用腰线
●一般厨房空间比较小，净面积比较小，为了避免浪费和保持空间协调性，应当选择规格小的瓷砖，这样可以避免大规格瓷砖切割等带来的不便，同时减少浪费。
●厨房的操作环境是高温环境，瓷砖色彩应当以浅色和冷色调为主，譬如白色、浅绿色、浅灰色等。
●因为厨房有很多厨柜，从节约的角度，厨柜的背面可以铺贴瓷砖的边角料，因为在这样完全被厨柜遮挡的地方铺贴完整的瓷砖完全是一种浪费。
●避免使用瓷砖腰线，因为狭小的空间使用腰线会令空间显得杂乱、烦琐，但可适当铺贴几片花片进行点缀，使得厨房间流露出几许生机和浪漫。
陶瓷价格标签 让老外迷惑
许多企业展厅的展示砖样上，都有价格标签，但这并不是真实的成交价，只是给看样者以一个指导罢了。真正的价格则分为几个不同的折扣，不同的代理商和不同区域的经销商可能都有不同的价格，折扣点也不一样，这也是不少企业干脆不标价的原因所在。这种报价，对于国内经销商来说似乎无可厚非，大家容易沟通，可以坐下来谈妥。但是，对于老外来说，就真是太麻烦了。
企业报出的价格，基本上是本地的提货价，而且大都不包括税金，国内客户只要谈妥了折扣点就可以成交了。但是，老外的结算价却大都以美元来结算，而且出口是要开票加税金的价格。此外，国内标价，一般是按每片多少钱来标的，而国外的问询价却通常是每平方米多少美元。这样一来，每一款产品要报给老外一个真实的成交价，就必须要找个计算器算上一通，先是按标价算出折扣后的价格，再将每片多少钱换算成每平米多少钱，接下来按汇率算出美元的价格，而且要对老外讲清楚，这是本地的提货价，不包括税金和其它的费用……每一款都要这样来算，而且要通过翻译人员来回地协商，耽误了不少的时间，也增加了许多麻烦。
其实，陶瓷企业近两年出口业务直线上升，许多企业都有相关的出口部，也配备了英文的产品画册和翻译人员，但是，由于游戏规则的不同，还是给双方的沟通带来了不少的障碍。笔者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妄自揣测，企业完全可以对价格标签做一点改动，实行中英文对照，在上面直接标出每平方米多少美元，这样岂不简单省事？老外来了，只要告诉他们一个最低的折扣点是多少，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看、去选，不是方便多吗？
窑神林炳
窑神林炳
林炳北宋·德化县人，鸡笼窑（龙窑的前身）发明人。
北宋时期，德化县的陶瓷业已相当发达，“村南村北春雨晴，东家西家地碓声”，描绘的就是当时德化县陶瓷作坊遍布乡里的情景。宋·哲宗年间，为了弥补国库亏空，朝廷调整了贸易政策，规定“凡购买外国货，均以帛、绸、瓷、漆等特产博易，不用金、银、铜币”，全国的陶瓷出口因此猛增。
德化县作为陶瓷主要生产地之一，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虽然瓷窑遍布，但由于当时的瓷窑都是平顶方形、容量很小的小窑，难以大批量生产，远远不能满足陶瓷出口的需求。烧制技术的落后，制约了德化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林炳应时而生，他设计发明的圆拱形大窑炉（亦称鸡笼窑）不仅容量扩大了十几倍，还由于设计了烟囱拔焰消烟，热度倍增，烧制出的瓷器更显得洁白、剔透。距离祖龙宫不远的屈斗宫古窑就是根据这种圆拱形大窑炉改进而成的。
关于林炳建成大型窑炉，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林炳在进行窑炉改革时，高温窑火一冲便塌顶，屡试屡败。有一次，林炳再次倒塌的窑炉旁边，疲劳得不觉昏昏睡去。睡中梦见一位仙女翩翩而至，在他面前解开衣襟，对他示意地指一指败窑，又指一指自己的乳房，然后隐没在云雾之中。林炳醒来突然有所领悟，于是将窑房砌成乳房样的圆拱形大窑，两旁再砌小奶窑（亦称狮耳）护住主窑房，这样烧窑时就不再塌顶了，而且烧成的瓷器质优量多。后来，林炳又利用山坡地形，把几个窑房串连起来，既能充分利用热能，增加产量，又能使窑体更加牢固，也为此后演变发展成龙窑（亦称蛇目窑）奠定了基础。
传说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信的是林炳首创的大窑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林炳因此被朝廷敕封为“烧成革新先行”称号，指点林炳的仙女也被敕封为“玄女夫人”。一时间，林炳大名远播，各地纷纷学习他的建窑技艺。在当时泉州知府的授权下，德化开办了第一所瓷庠（类似于今天的陶瓷学校），由林炳亲自到瓷庠传授技艺，现场指导。当年的瓷庠就是现在的祖龙宫，这座不甚起眼的小瓷庠，影响了近千年来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瓷业发展。据日本有关陶瓷文献记载，宋代有一个叫加藤四郎的日本人来德化学陶艺，将砌鸡笼窑的技术带回日本，砌成“德化窑”，并尊奉林炳为“陶祖神”。
为感激玄女指点的恩德，瓷乡人按照林炳梦中的玄女英姿塑造了玄女像，建玄女宫奉祀。后来，林炳赴江西传艺，再也没回来过，最后积劳成疾，客死他乡。家乡人怀念他，便塑林炳像安放于玄女之右，尊为窑坊公。每逢农历五月十六日窑坊公诞辰之日，乡人依然不忘到祖龙宫奉祀一番，一则纪念林炳为光大瓷业所作的巨大贡献，二则祈愿自己在来年的陶瓷生产制作中能够顺利如意。
祖龙宫
每年的农历五月十六日，是祖龙宫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因为这一天是祖龙宫供奉的窑神（当地称之为窑坊公）林炳当年受朝廷敕封嘉奖的日子。林炳所处的年代距今已有九百余年了，时值北宋时期，德化县的陶瓷业已相当发达，“村南村北春雨晴、东家西家地碓声”描绘的就是当时德化县陶瓷作坊遍布乡里的情景。宋哲宗年间，为了弥补国库亏空，朝廷调整了贸易政策，规定“凡购买外国货，均以帛、绸、瓷、漆等特产博易，不用金、银、铜币”，全国的陶瓷出口因此猛增。
补充阅读：屈斗宫古窑址
这些瓷器鉴别用语你懂吗？
这些瓷器鉴别用语你懂吗？
由于痴迷瓷器收藏，每当有电视台播放瓷器鉴定节目，我总会想方设法加以观看。在看的时候，有时会听到一些比较专业的瓷器鉴别用语，你都能明白它的意思吗？比如以下这10个用语：
1、棕眼：瓷器表面极小的棕色釉点。
2、冲线：瓷器受到冲击形成的裂纹。冲线若在口边，可能在受到冲击时继续加长。
3、琢器：景德镇制瓷专用术语，指不能在轮车上一次拉坯成型的器物，如瓶、尊、罐等。
4、鸡爪纹：瓷器上范围较小的放射状裂纹。
5、磕边：瓷器边上的小缺，一般对瓷器的保管影响较小。
6、自然开支：瓷器年久，釉面出现局部或整体的冰裂纹，与哥釉的工艺开片不同。
7、窑裂：烧制时出现的裂纹，区别于使用造成的裂纹。
8、做旧：将现代仿品用物理化学方法处理，消除火光，加上包浆污垢以冒充老器。
9、剥釉：胎釉结合不好，年久胎釉剥离。早期青瓷常有这种现象。
10、爆釉：釉下的大气泡在使用时破裂，露出胎。晚清有些瓷器有此现象。
对于一个瓷器收藏者来说，用些心思去学习这些鉴定用语很有必要，它能让你在瓷器收藏上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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