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浮雕瓷器。
不一样的陶瓷演绎风格
在小编看来，陶瓷虽然很多漂亮的花纹，但是我一直觉得只是泛泛之品，算不上是极具艺术感的，但是当你看到陶瓷浮雕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上了一个档次，陶瓷已经不再肤浅的停留在了一个表层的阶段，而是已经提升到了另外的一个层次，一个更加高尚，更加艺术的位置。
浮雕很美，很大气，相信看过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你看到过陶瓷浮雕吗?尤其是餐具上的，相比于大面积的墙上浮雕，餐具陶瓷浮雕更加地精雕细琢，更加的雅致典雅。虽然算不上大气，但是别有一番风情。
这一片花海，蝴蝶跃然于餐碟上，感觉是那么真实，不同于普通的彩绘，浮雕创造了一丝生机，多了那么一份灵动和活跃，让人们知道，原来，陶瓷是有生命的，它不再是死板的，无趣的。
杯子上的花纹略显简单，白色的杯子搭配这样的素雅小花纹，不是更加别致吗。不会有大红大绿来喧宾夺主，不会有复杂图案来让人忘记，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杯子而已。它再美，也不能忽略它的用途，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小鹿斑比的身影透着柔和的橙色光芒，轻轻摸一摸，。你会发现，这是一只藏起来的小鹿，或许是害怕猎人的捕捉吧。轻昂着头，仿佛看见阳关的映照，一切，都是充满生机，生气勃勃的样子。
浮雕艺术，让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陶瓷，感受到了这份穿越千年的陶瓷带来的生命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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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西夏“马首”浮雕
马首浮雕是一件距今近千年的西夏时期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白瓷马头既像是浮雕又像是两个单面瓷器中的一半。而且这件白瓷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马头上一缕一缕的鬃毛栩栩如生，动感十足。在马的脖子上还有几个圆形的“豹斑”，马首的下颌部还有健壮的肌肉，其做工技艺精湛，堪称世界一绝。
据介绍，这件稀世宝贝虽然只是一个“马头”，但文物研究价值很高，而且，在现存的西夏文物中，有马造型的文物这是唯一一件。
文物专家还推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进行系统挖掘，在“马首浮雕”出土的地方，有可能会发现这匹白瓷马的其他部位，或者会发现其他更加珍贵的西夏文物。
浅谈近现代，梅花在陶瓷上的千变万化
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历来受到国人的喜爱。梅以其迎霜斗雪、铮铮傲骨、坚贞不屈而成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历代咏梅的佳句车载斗量。“疏影横斜水深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一种朦胧的美感。“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借一枝梅捎去春讯，也寄上对友人的思念。“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梅花落》成为笛中名曲。“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让人触摸到早春的气息。“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富有哲理思辨的意味。“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活画出陆游的豪放和对梅的喜爱。毛泽东同志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把梅花拟人化，一反“已是黄昏独自愁”的萧瑟意境，显得开阔自信。
张松茂《和靖咏梅》（局部）
以梅入瓷，瓷梅结合由来已久。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第十二月为腊梅，杯身题诗云：素艳雪凝树，清香风满枝。均为康熙御用酒杯，花卉出以青花五彩，明艳雅丽，玲珑雅致。故宫收藏的一只雍正青花釉里红梅瓶，绘岁寒三友，题诗云：竹有擎天势，苍松耐岁寒。梅花魁万卉，三友四时欢。青花釉红相映，赏心悦目。
迨及近现代，梅花深受陶瓷艺术家热爱，成为最常见的表现体裁和内容。“寒到十分清到骨，始知明月是前身”。其独傲风霜、凌寒飘香的品性，不仅仅是真实写照，也是一种精神象征。民国有珠山八友之一的田鹤仙开山拓荒，继之王鹤亭、张松茂大师开宗扬名，再经当代各位陶艺家开枝散叶，各具风格，蔚为大观，成为瓷画界的一大亮色。
梅鹤形影不离，缘于“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田鹤仙、王鹤亭均擅梅花，而名字中有鹤，梅鹤双清，实是巧合和缘份。田鹤仙自号荒园老梅，斋名古石，擅山水，后专攻梅花，出类拔萃。他曾经道：生平事事多迟钝，画到梅花不让人。自谦中暗藏自许，作品有《红梅图》《老梅图》《墨梅图》《岁寒三友图》等。王大凡题诗赞曰“山水清晖成一格，梅花作出更无双”。王鹤亭为瓷都名画家八虬之一，曾拜康达为师。上世纪40年代，作品曾被作为国礼赠送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举成名。专攻花鸟虫草，尤擅梅，号梅花大师，大型瓷板画“梅花图”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笔下梅花劲俏挺拔，千姿百态，用笔老辣，设色雅丽，有《天寒有鹤守梅花》《六鹤同春》《暗香飘影》等。
与王鹤亭以绘就梅花的姿容和神韵见长有别，张松茂大师主要刻画梅之精神与骨格。其《百花争艳》大型釉上彩瓷板，以牡丹、梅花为主，牡丹雍容盛开，梅枝苍劲峭拔。衬以香兰、山茶、栀子、水仙、迎春等，点缀蜂蝶，画面密而不繁，紧凑有序，布局谨严，错落有致。集十余种花卉于一体，毫无堆砌臃塞之感。让人仿佛置身春花绚烂、春景怡人之境。
《和靖咏梅》瓷板遒枝拙干，白蕊点点，铁骨冰心，倍见精神。和靖拄拐杖携一小童，登山而咏，几缕淡云浮在远天，五只仙鹤一掠而过，恬然自适，勾人隐逸之思。满幅冰姿玉影，纤尘不染，“疑是林逋手自栽”，与和靖先生的精神气质恰合。
赵惠民先生的《中国百花仙女》彩盘，其中一幅以梅花神寿阳公主为主图案，披红裘，执枝条，左侧一株梅茎，红蕊纷绽，右侧几茎梅枝旁逸而出，两只白羽丹顶鹤一昂立一蹲伏。整个画面云雾缭绕，去尽烟火气，宛若仙境。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宁钢的梅花系列，多次获奖，并被各大美术馆收藏。其梅花主题作品运用泼釉创作梅干，不重勾画，而重写意，有凹凸堆雕之感，独具创新创意，风格一变。红地褐干白蕊，抽象具象交融，满纸繁芜，而意境顿出。
“秋从夏雨声中入，春自寒梅蕊上寻”，梅是春的使者，有“独占人间第一春”之誉。市非遗传承人钟宜彬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创作的粉青堆雕梅花斗彩天球瓶，一株精神矍烁的龙形老梅屹立天地间，傲霜斗雪，朝气蓬勃，愈见劲拔。书“独立·民主·自由·第一春”九字，寓武昌起义结束千年帝制为华夏迎来新春天，巧借红梅“只把春来报”的深意，热情讴歌中华民族的新生。松茂大师《春讯》大瓷板，纯绘老干新枝，盘根交错，俯仰欹侧，遒劲瘦硬，如游龙，如铁干，如瘦石，而梅点纷繁，或含苞，或吐艳，呈现欣欣向荣、一片生机之景。
梅雪相伴，皑皑白雪映灼灼红梅，是何等的一个清明之境。踏雪寻梅是古时文人雅趣之一，也是陶瓷乐于表现的体裁。何许人《骑驴赏梅图》，茫茫天地，山癯水瘦，一人一童一蹇驴，独向清寒，可见爱梅之切。凌宗正大师擅长雪景山水，扇形瓷板《踏雪寻梅》获日本恩巴现代艺术馆在景德镇组织的陶瓷名作展览会一等奖。邹宝林《宝琴立雪》瓷板，剪取《红楼梦》中描绘宝琴的经典画面——“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背景是大雪覆盖的楼阁。人美雪白梅清，几疑置身瑶台。
7501毛主席用瓷除著名的水点桃花外，也引入了梅元素，有一款翠竹红梅纹用具，含茶杯、盖碗、渣斗等。画面造型据说由老艺术家黄海云、舒松水勾画，竹茎梅枝、翠叶红蕊交错，简洁明快，在光洁的釉面上占据一隅，落落大方，愈增其洁。梅红发色纯正，艳丽欲滴，据说是经特殊配方和专业煅烧，几经试制才成功的。
在景德镇丰富多变的表现形式下，瓷梅不拘一格，千变万化，创意倍出。有青花、釉里红、粉彩、青花釉里红、青花斗彩等，有墨干红蕊，褐干白蕊，粉干红蕊，青花干红白相间，甚至纯粹青花。千姿百态，行云流水，令人目不暇接。
梅为传统吉祥之物。梅蕊五瓣，故有“梅开五福”之说，与绶带鸟构成“梅花双寿图”“寿梅图”，枝头缀以喜鹊寓意“喜上眉梢”……
愿这朵苍劲、秀逸的“老花”永远绽放在瓷苑，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世人带来吉祥、喜气、福寿！
析『定州花瓷琢红玉』
宋人苏轼在《试院煎茶》诗中吟到“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之句，被今日研究古陶瓷的部分学者引为宋代定窑曾烧制有红釉定瓷的佐证。
“定窑”瓷器始烧于五代，盛于宋、金，衰于元未。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一带，宋时曲阳属定州辖，故称之为“定窑”，苏轼诗中的“定州花瓷”应为“定窑”所烧制的瓷器。
“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烧黑酱紫、褐、绿等色釉瓷器，釉色鲜红或偏红的宋代定窑瓷器，从考古挖掘和传世品中均无实物发现，仅见上海博物馆中藏有一件釉上红彩书“长寿酒”的定窑白瓷划花卉纹碗，尽管如此，也让人难释“红玉”之惑。
北宋时期的诸窑瓷器中，已能烧出釉上及釉中红彩的如“钧窑系”的窑变红紫斑纹，系铜原素在高温下的釉中反应，“磁州窑系”的红彩纹饰，系铁原素在高温下的釉上反应。但无一窑口能烧出纯正、匀净、温润、莹透宛如美玉的红釉瓷器。
“花瓷”应是瓷器依据自身造型、纹饰、釉色变化而呈现出的各种表现形式，或器型多变如花，或釉色斑斓如花，或纹饰繁密如花。“定窑”釉色以牙白为主，“官”字款也多刻于白釉瓷上，显示了当时官府对“定窑”白瓷的认可，但恐釉色难称为“花瓷”。器型虽丰富、且有花口碗盘造型，但同种造型也大量出现在影青、龙泉等窑口的瓷器中，惟其白釉刻剔、模印纹饰在牙白如玉的胎釉上，布满深浅不一、游走灵动的各种纹饰，如无暇美玉。
宋人有“斗茶”之风，宜用黑紫色茶具，观其“茶渍”。唐代陆羽谓与“定窑”相近的白瓷“邢窑”茶具“……邢州瓷白，茶色红……悉不宜茶”。由此可见茶汤注入白瓷中的呈色。
《试院煎茶》也告诉了我们当时是用“煎茶”之法而非今人的沸水冲泡茶叶。茶叶经水煎煮后茶水色红，再把它注入布满各种纹饰的“定窑”白釉茶具中，圆形带有坡度的瓷盏会展现出丹红色茶水层次渐变中的定瓷纹饰。红色清纯莹澈的茶水被诗人浪漫夸张的形容成一扌不“红玉”。诗人把“定州花瓷”当作琢玉之利器，把茶水的一点一赏平常之事，美化到生动极致。把无形无态的花水当作红玉，由“定州花瓷，琢上了美丽的花纹。这世间本来没有如玉般美妙的红釉瓷器。诗人浪漫、生动的比喻使千百年来人们为之倾倒，至今还在苦苦搜寻着“定窑”的红釉瓷器，这是否就是伟大与平凡的差别。如果有一天，我们真发现了北宋时期“定窑”满器红釉的瓷器的特点是胎薄质脆，瓷化程度尚不如同期的江西景德镇瓷器，用它琢玉，或在同种瓷器上刻划花纹，是不可能的。苏东坡诗中“红玉”，只不过是“定窑”带纹饰的白瓷盏中未饮的茶水。
漆线雕
漆线雕是中国漆艺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瑰宝之一，是闽南地区的传统工艺。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漆线雕便被应用于佛像装饰。漆线雕做工精细雅致，形象逼真生动，风格古朴庄重，画面栩栩如生，堪称艺苑奇葩，中国一绝。漆线雕是厦门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民间手工艺精品，在厦门流传300多年，历经蔡氏13代传人。
早在300年前，漆线雕像就驰誉中外，远销东南亚各国。漆线雕以精细的漆线经特殊的制作方法缠绕出各种金碧辉煌的人物及动物形象，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多。过去，漆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近年来，已发展到装饰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琳琅满目，并且不断推陈出新，表层还安贴24K金箔。 目前，厦门工艺美术厂把漆线雕与陶瓷结合起来，创作、生产了线条陶瓷作品。如线条瓷塑《郑成功》，参加了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并被选送到日本展出，获得好评。小件漆线雕工艺品用绫缎制成盒子包装，小巧玲珑，便于携带，是旅游纪念、馈赠亲友的佳品。
历史发展
漆线雕工艺是古代佛像雕塑艺术的遗脉，是受宋元线雕工艺特别是沥粉和泥线雕的启发而产生的。它形成于明末清初，至晚清时逐渐成熟，在厦门地区的发展与民间宗教的兴盛及神佛雕塑行业的繁荣密不可分。
明末清初，闽南工匠们开始把漆线雕工艺用在寺庙、神佛雕像的装饰上。因技法尚不成熟，且用材粗简，以糯米粉和木胎为主，作品普遍存在保质期短、易虫蛀、易变形的缺陷。后来，工匠们发现用红砖瓦粉和漆液糅合成漆泥，再把漆泥附着在木胎上进行雕制，可使其保质几年、甚至十几年。此后，漆线雕作为独特的工艺品开始流向市场，但早期的漆线雕作品少而昂贵，清朝康熙年间只在闽南一带大寺大庙中收藏着部分精品。
目前，蔡氏家族已经到了第13代传人。300多年前，漆线雕的制作基地在同安县马巷镇。马巷蔡氏作坊原名"西竺轩"，现在蔡姓艺人有姓名可考的可上溯到第8代蔡善养，年代约在清嘉庆年间。11代传人之前，漆线雕它只是神佛身上的装饰。第11代传人蔡文培将作坊迁至厦门，把漆线雕从神佛身上请下来，摆脱了冷漠的神佛的装饰，变成了现代人物身上的纹样，他首次用漆线雕来表现历史人物，且广收学生，公开家门绝技。
第12代传人蔡水况先生是工艺美术大师，把当时神佛身上装饰的纹样，特别是龙的纹样独立出来，完整起来，让它成为一个能够作为单独工艺品的表现形式。这样，厦门的漆线雕就由神佛的装饰脱颖而出变成了高档礼品。他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作品《还我河山》和《波月洞悟空降妖》作为经典之作由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1972年，蔡水况将漆线雕图案做成独立的装饰艺术品，这种装饰艺术品很快便成为现代漆线雕的主流产品，获得了极大的效益。至此，漆线雕从一个小小的民间工艺品，走进了艺术的殿堂。
工艺特点
漆线雕最早被应用于佛像装饰。漆线雕为纯手工制作，相当繁复，工序上由原来简单的条、雕、刻发展到条、盘、缠、堆、雕、镂等十种纯手工工艺流程，一件产品需耗时几个月甚至数载的专业制作时间，做工精细雅致，形象逼真生动、风格古朴典雅，画面栩栩如生，且每件产品绝不雷同。
传统的漆线雕制作包括雕塑、粉底、漆线装饰、妆金填彩等4个方面。就作品的创作设计而言，雕塑是首要的；就艺术的特殊美感而言，漆线装饰的技艺才是关键。漆线雕用陈年砖粉和大漆、熟桐油等原料调和，经反复舂打成为柔软而又富于韧性的泥团，俗称"漆线土"，再由手工搓成"漆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漆线"盘、结、绕、堆，雕出各种精致而浮凸的纹样、图形，其独特的技艺为厦门独有，是厦门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以下是制作漆线雕的几道工序：
1、备料
漆线雕的材料采用天然大漆、砖粉等多种材料混合而成。砖粉经与天然漆等材料混合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捶打，就形成像面团一样软硬适中，可搓、可塑的漆线团料。
2、搓线
为了表现各种图纹、形状，用特别的搓板，由手工搓成各种粗细不同的柔软而有弹性的漆线。
3、盘绕形体
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地盘绕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并且重重叠叠。在光照下极为立体，以线条极尽精微地表现出卷云、柔水、繁花、缠草。
4、表层贴金
将24K金箔贴在已绕出的纹样的漆线上。
大约经过这四道程序，一件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漆线雕作品也就差不多完成了。漆线雕工艺关注线条的审美特质，形态丰富多变，在创作中随心所欲而达到极高境界，中国工艺美术中的线条美在这里得到升华。漆线雕以线条盘结，而以浮雕形式展现，精细之处毫厘不爽，所有细节都非常严谨。可以说，手工是漆线雕的灵魂。
传承意义
传统的漆线雕艺术在传授上是传男不传女，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漆线雕艺术已经在社会广为流传。
上个世纪80年代后，由于现代科技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工艺受到人们的普遍忽视，加上漆线雕工艺原始，流程复杂，不易掌握，历代匠师的技法皆无任何文字记载，且受民间秘传影响，蔡氏一门至今仍从事漆线雕的仅有第13代传人蔡彩羡，濒临失传之险。后经漆线雕艺人的努力，结合现代科技成果，漆线雕由纯漆线工艺变为集中国三大工艺的特色，具有景德镇陶瓷的古雅、福州脱胎漆器的神韵、北京景泰蓝的华彩。漆线雕表现的体裁更加丰富，更加时尚，更有时代的气息。
现在，漆线雕工艺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外国元首赠送的国家级礼品，被外国元首们视为珍宝。漆线雕也成为境外许多喜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士收藏的上等佳品。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结晶的绚丽多彩的漆线雕，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让钧瓷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在中央电视台的《鉴宝》节目里，李知宴是观众们熟悉的专家。他个头不高，精神矍铄，斑白的头发映衬着一张慈善的面孔，双目炯炯有神。他精辟的见解、中肯的态度、热情的言语，给许昌的藏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许昌的藏品很丰富，给了他不少惊喜。
提到许昌的“收藏热”，李知宴老先生特别兴奋。他说，许昌是“中国三国文化之乡”，文化收藏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比较高，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比较客观，所以在古董方面搞得非常热烈、认真。通过接触，他觉得许昌人的文化修养和思想境界都比较高，文化积淀也比较丰厚，也很虚心，收藏品也不少，没有刻意地追求藏品的经济价值，比较重视宋钧和明清瓷器的收藏。他还说，通过两天来的现场鉴宝，感觉非常愉快。无论持宝人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都尽量说真话；持宝人也乐意接受，离场时也非常满意。
谈到许昌近几年来的钧瓷“收藏热”，李知宴先生显得尤为激动，语调也不觉中平添了几分激情：“钧瓷无论从器型还是釉色上来说，都非常符合人的审美要求。同时，钧瓷在反映人类情感的包容度上也非常突出。现今，钧瓷的烧成工艺和色彩艺术已非常成熟，但钧瓷的生产如再能做好‘精、细、美、新’这四点，钧瓷将创造出新时代的新高潮。同时，钧瓷艺术应贴近生活，建立民间市场，让普通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充分地体会钧瓷的美，让钧瓷真正地走进千家万户。”
谈到这次来许昌鉴宝，李知宴先生坦诚地说：“跟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许昌收藏的古陶瓷艺术档次还不够高，品类不够多，赝品比较多；许昌人在对陶瓷的认识、艺术内涵、陶瓷收藏的地位、艺术的认同上还有待提高。”此外，李知宴说，许昌的收藏爱好者比较偏重于清三代瓷器，但作为“中国陶瓷文化之乡”，对精品钧瓷的收藏和重量级的、国宝级的藏品还很少。
访谈：把艺术通过陶瓷的渠道推到千家万户
记者：王总，您好！今天，楼兰·陶瓷与楼兰艺术馆合作举办了一场“旷野太行魂旷小津国画山水展”，作为陶瓷行业里的知名品牌，楼兰为什么要在陶交会期间举办这样一个画展呢？这与楼兰的营销策略是否有关呢？
王军：从长远上来说，应该是关系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做陶瓷如何跟艺术结合这一块，一直在探讨这个东西，我们也最早提出了“瓷艺双修”这个概念，包括在最近，丁卫东也成立了一个有关陶瓷跟艺术的协会，也在探讨陶瓷与艺术怎样去结合这一问题。陶瓷跟艺术如何去结合？这是我们一直在想的，现在我们可能在做一些简单的画展这些东西。今后如何进入到终端？实际上我们主要做是这个艺术，如何把艺术通过我们陶瓷的一种渠道推到千家万户去，把艺术作为一种平民化的东西去做。
记者：本届是第十一届陶交会，在陶交会上，楼兰有没有推出一些新产品呢？还有，可以介绍一下，楼兰在陶交会上的进展吗？
王军：新的产品，我们是基本上一天就有一款新产品推出来。但是说，市场能不能接受或者说市场能不能容纳这些东西呢？因为推新产品，对于作为生产厂家的我们来说应该是一种长期的概念，不是说因为陶交会我们就去推出新产品，这个我们是有一个长年的计划。所以，我们可能不会专门去为陶交会做这些东西。但是从长远来说，公司下半年还是在“瓷木地板”这一块作推广。
记者：刚刚王总说到了这个”瓷木地板”，可以为我们具体地介绍一下吗？
王军：我们的“瓷木地板”应该说是可以取代很多的东西吧，可能应该说是不同的材料用到不同的场所去吧。我们的“瓷木地板”可能最后并不是跟陶瓷在竞争吧，因为整个陶瓷的木地板这一块，我们的分额应该是占了8%，那如果能够扩大分额的情况下，我们真的会相应地去为用户做更好我事情。可能很多用户，比如用木头地板的、用实木地板的人，很多客户可能不知道原来还有一种陶瓷的地板，实际上就是这种概念。
记者：据我们了解，楼兰最近要在品牌、服务以及客户终端上攻关，请您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情况？
王军：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对销售，包括产销这一块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应该说不能把陶瓷上升到很高的地步去吧，作为设计师、作为用户来说，它是一种材料。作为陶瓷这一块，它主要就像很多传统的建材一样。所以，我们下半年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在终端上面作文章吧。
记者：这是针对消费者来做产品吗？
王军：也不是相对消费者来做产品，相对来说，我们是让终端的客户能够找到我们，认识我们楼兰，我认为这是关键。
记者：那就是说要做一个品牌的推广吗？
王军：对，因为很多东西可能是以前做出好的东西来，酒香不怕巷子深，这是一种概念。那你现在要让人家知道，原来还有这些东西，原来还有这么漂亮的瓷砖，是吧？那可能我们会在终端展示这一块会做得更加强一点。因为陶瓷的推广期渠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老百姓不用、不装修的时候是不关心的，到装修的时候才会关心这些东西。
记者：我们知道，楼兰由于它的高品质以及出色的设计风格，不仅受到国内消费者的青睐，而且在出口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但现在在出口这方面来说，很多国家都进行反倾销，请问这对楼兰有影响吗？
王军：包括现在的汇率上升，包括反倾销这些东西，应该对楼兰都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出口，不是说一种简单的贴牌。包括现在国外很多专卖店，很多以前经销楼兰产品的都纷纷要求做我们的专卖店。以前在中国买磁砖，主要是便宜的，但我们的瓷砖，有部分产品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所以，应该说所有的定价权都是我们说了算的，不是说客户说了算的。按照陶瓷这个行业，可能是3美金或者多少美金一方卖给别人，那我们可能最贵的产品能卖到十来美金。
记者：我觉得这应该是跟楼兰的设计风格有关吧？因为楼兰与中国画结合，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画、山水画应该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像今天这样的画展对于楼兰来说应该是一种很好的营销手段吧？
王军：这个我认为，实际上也就是说这次包括以前，我们都有跟很多人谈到文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文化如何做到国际化的问题。就中国的话，包括中国的那种为人处事的理念，因为现在来说，世界的距离是越来越小了，如何做到世界性的一种文化，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还不是很有发言权，但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产品，日本推广产品的经验，包括他们的汽车、电子器材、音像制品、手提电脑这一类的东西。应该说，它这种文化不是说我有中国的符号就代表我有文化了，我认为文化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这种文化不能够说是本身的哪个烙印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官场“雅贿”：瓷器市价500万 告诉纪委值5千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这个古城乃至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符号。
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给地，出类拔萃地传承和发扬了艺术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声名远扬，始终主宰着瓷艺的审美标准。传统的手工技艺则奠定了它“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因体制弊端及经营不善而日渐式微。就在整体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老工艺人和老匠人经营的家庭作坊，以艺术陶瓷和高仿市场支撑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艺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识的匮乏，加上市场的急功近利，恰恰成为了制约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近年来，关于瓷器的想象与官场的灰色经济紧密相连。缘起于请托、招投标等名利之事，催生出来的巨大的礼品需求，支撑了景德镇历史上空前繁荣、兴旺的艺术陶瓷市场。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时期，这个看似已然勃兴的市场正在被异化并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个疯狂增长的艺术陶瓷时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赝品、劣品，批量生产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大师及伪大师们。这一切正在导致千年瓷都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产业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师经济”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临千年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而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竞争力。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冯骏是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收藏的资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户是官员和富商。往年，春节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到10月份以后，市场一个月比一个月热，热到过完元宵为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传统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的礼品市场明显回落。冯骏原以为因传统高档烟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会转移到艺术陶瓷市场上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了。
虽然整个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像李纯林这样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他们亲历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疯狂增长。而支撑起这个兴旺市场的是转型期中国庞大的官场经济。
冯骏和李纯林们希望风头赶紧过去，他们几乎很难相信，会因为新政的影响这个市场就此萧条。
官场“雅贿”与瓷器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儿子要当兵，送一个瓷器给首长很顺理成章；一家企业的项目卡在某个领导的手里，这时候，老板也许就需要送个百八十万的瓶子过去。
冯骏说，工作升迁、求人办事，都有需求。“你总得送一个体现价值的礼物以示尊重。送现金领导不一定敢要，但送个100万甚至1000万的瓷器，领导收了也不容易犯错误。它只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卖到了100万或1000万，但按正常的生产成本或价格则远低于此。”
瓷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师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大师’到大‘大师’，升值空间很大。”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了。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礼尚往来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使得瓷器成为了“雅贿”媒介。它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同时又附庸风雅，因而广受灰色礼品市场的欢迎。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就这样慢慢壮大。根据景德镇的官方统计，2010年景德镇市艺术陶瓷年产值达到50.9亿元，2011年达63.75亿元。
赵树新在景德镇经营一家官窑。
一位来自西北的客户向他定制了几套茶具：9个小杯、1个茶壶。“画都没有，就是白胎，一套50万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艺和用料在市场上已经很罕见，纯手工制作，已经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历代官窑本来就很贵，从生意角度没法规模化经营。赵树新说，他做官窑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交那种“跟钱过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来找他做官窑，他都会劝说，你跟钱过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钱过不去。送领导的，买官窑的居多。”
这是中国式的消费，与其他高端艺术品类似，正常渠道根本无法消化景德镇庞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产量，虽然私人收藏这些年渐渐兴起，但官场里的生意仍然是这部分市场消费的主流。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之官衔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礼价位。
高端艺术陶瓷的送礼人多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商人，他们的业务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房地产商、承包工程和争取项目的老板们。这些人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居多。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这位官员。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地圈子里的人透露：该官员喜欢搞一些陶瓷艺术交流活动，“他常用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著名大师的作品进行互换”。
业内大多数人对他业务能力的评价是：能画一点东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实。他虽被评上了国家级大师，藏家们却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地商人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
在上海举办的一次瓷博会上，这位官员的作品成了景德镇大师里面卖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卖不动，就他的被一抢而空”。
事实上，景德镇对瓷器热衷的官员还有很多。
在景德镇一位国家级著名大师开办的艺术培训班上，经常能见到当地官员的身影。陈翔也是培训班的学员，每周六都会去参加培训，他的同学中，不乏政府等各级别的官员。“大多数是为退休做准备。”
李纯林说：“人们其实并不反对官员有情操、有爱好，更不是反对官员发展职务之外的才华，人们反对的只是可能发生的权钱交易，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你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李纯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说完，李纯林特别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真事”。（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畸形的“大师时代”
若干生产“大师”的评选机制的背后，是一大批等待成为“大师”的参评人、帮买“大师”的中介人、大师背后的枪手群，还有等待“大师”出炉后炒作、送礼的买家和卖家们。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省工信委”）寄来通知的时候，沈浮正在家里生着闷气。初选第二名，结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86人名单之外。
在这份通知里，省工信委对沈浮未被评上大师表示了歉意，并指出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正在筹备中，沈浮还有机会。
沈浮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来，评选已经“全乱套了”。竞争已经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为了评选，不是倾家荡产、孤注一掷，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价高昂。
他没打算像他们那么干。
大师潮
画家纪长岭与沈浮一样，在此次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落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纪长岭与沈浮一见面便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颇有英雄相惜的悲壮感。
据沈浮和纪长岭各自得到的内部消息：在景德镇市的初选考试中，他们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里，选出来的86人中，二人都没在其列。
相比沈浮，纪长岭心里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评上了一个“江西省技能大师”的称号，该评选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沈浮没有参加，即使是像沈浮这样做了大半辈子陶艺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称号”。
在景德镇，碰见一个大师并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800多人，还有一大批深怀绝技的民间陶瓷艺人和陶瓷艺术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1979年，王锡良成为第一个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则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评选，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轻工行办等部门组织，迄今已经举行6届。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据景德镇艺术陶瓷业内人士的非官方统计，加上在其他省份评上的大师，如今的景德镇，省级以上大师就有300多个。
“太泛滥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师。”当地一位藏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的同事，一位专门负责买菜的采购员如今也成为了大师。
景德镇大师潮的兴起是在本世纪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大锅饭”机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镇的陶瓷企业再也无法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量订单被浙江、山东等省份拿走，发展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本世纪初，国企改制风潮席卷瓷都，“十万陶瓷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这些人后来在自家的后院开起了小作坊谋生计，前面是门店，后面是生产作坊，条件好一些的，则有自己的画室。
再后来，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西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大师评选，评选的大师一届比一届多，这些以小作坊谋生的陶瓷艺人相当部分成为了大师。
大师的称号赋予这些陶瓷技艺者一种职业肯定和荣耀，但真正令他们对大师的称号趋之若鹜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多年形成的以大师称号、职称为定价核心要素的畸形价格评定体系，使得“大师”称号成为作品价格的放大器。
“大多数情况下，大师的作品容易卖出高价钱来，不同级别的大师价格差异巨大。从省高工评上省级大师，价格马上翻一番，再从省级大师评到国家级大师，价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个价。”上述那位藏家说，当然，同一级别的大师作品也会良莠不齐。例如，同是国家级大师，有的人作品可能只卖10万，出类拔萃者之作品也许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无论如何，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这是市场的规则，虽然不规范的市场很可能会失灵，但更多的人仍然愿意跟随着市场的规则走。
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2012年底，藏家熊晋生突然听说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师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选为国家级大师了。他很诧异，“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样的水平也能评上国家级大师”？
基于对这位女大师社会人脉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东西。但他仍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晋升到国家级大师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刚评了省级大师。”
等到与她见面时，他惊觉：“她老得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着觉。”
他说，评选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身心疲惫。
第六届江西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景德镇选送到省里面的名单中，初选的前10名中，有7人没有进入最后的86人名单。
按照沈浮的说法，景德镇初选的时候有190多人报名，通过现场考试，最后选定了前65名报江西省参与评选。但最终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很多连景德镇的初选都没通过的人，经其他地市报名到省里，最后反而评上了大师。
而评选的名额从最初宣布的要评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终名单的86人，也让沈浮觉得很不严肃。
“真正的不公是官员参与到评选中来。”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选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细则》中，对于评委有这样一条规定，“评审专家组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聘请的专家要求达到60%以上。”但事实上，此次评选领导小组组长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省工信委领导为小组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等部门领导共11人。
“官员怎么能做评委呢？评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来当，最好异地的，他们对参评者不熟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但现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评委，这些人大多存在世袭或裙带关系，最后评比的名额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熊晋生认为，官员的参与最终让评选本身沦为了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圈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百万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熊晋生抱怨，“现在就像市场招投标一样，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底，大师的帽子就能戴上了。这样一来，一些不会画瓷器的，也能评上大师。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却不一定会去参评。”
但为了争抢几年一届的大师名额，仍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也有花了1000多万没评上，一夜白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说。
残酷的竞争现实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会告诉参评人，他认识某某领导，有什么样过硬的关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没有被评上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沈浮，给他50万，他可以帮忙找关系。
“他说认识评审小组一个领导的侄子，可以帮忙操作。”但没想到，到凌晨1点（那位领导）家里还坐满了人，都是没有评上的。”
不少落选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评选结果表示抗议，最终才有了1月14日这份来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笔”
“许多大师要拼命应酬拉关系，不然，谁来买他的作品？听说哪里来了一个客户，哪里来了一个老板，哪里来了一个领导，那得赶紧过去接触。如果他那里正好来了买家，那他就得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这样哪里还有时间画画？”熊晋生的讲述很是激动。
于是，代笔这一职业产生了。
不仅是熊晋生，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藏家和玩家们都说，“现在景德镇稍微有点名气的，90%以上都有‘枪手’，从国家级大师到省级大师甚至高工，绝大多数都有代笔。”
熊晋生说，工笔画对眼睛要求很高，年龄大的那些大师根本就没法画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真才实学、职称完全靠买来的，那更需要代笔了。”熊晋生举例那位刚刚评上国家级大师的女大师，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摇头，“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会画画”。
90%是业内的一个普遍估算。根据熊晋生的总结，那些不会画的大师、画不动的大师、没时间画的大师、着急挣钱还债的大师，都是“枪手”在代笔。
替大师代笔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过程很简单，一张瓷画的大多数由弟子完成，师傅只要点两笔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笔的弟子除了跟着大师学习调色等，每个月能拿到2万~3万元不等，出师后还能挂上某某大师弟子的名号，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记者采访某位大师时，这位大师的画作还被一个内行玩家当场指出是代笔之作。场面颇为尴尬。
但这也只有真正内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辨别。“若干年后，当市场归于理性，很多玩家会猛然发现，自己手里一堆赝品。”（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雕瓷仿生：精品难求
在2012年中国嘉德春拍中，一件清代的黄灵岫雕瓷砚山(图1)，估价50万至80万元，成交价达到了101.2万元。此作施铁褐色釉，釉色和造型皆仿天然灵璧石，惟妙惟肖。器表嶙峋，满布皴褶、纹路与凹坑，砚山高绝，兀立峥嵘，石势纵恣，又有险峻幽壑、贯通透洞穿凿于其中，于方寸之间收摄大化山水，意境高超，可谓巧夺天工矣。
雕瓷精品力作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旦出现必然受到藏家的激烈追捧。从目前拍卖市场的行情来看，最高价是在2001年诞生的。当年香港苏富比推出的一件清乾隆雕瓷仿漆万花天球瓶(图2)，成交价达到了1084.275万港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天价了。它的珍贵之处在于高浮雕装饰富丽堂皇，工艺要求极高。为了达到逼真的视觉效果，花瓣和叶片边缘处均纤薄如纸。在进行雕刻的过程中，瓷胎太湿不易成型，太干不易雕刻，时间要求极其苛刻，只有手艺高超、经验丰富的技师才能较为熟练地进行操作。在烧造过程中，由于高浮雕使得胎体薄厚不均，极易出现窑裂现象，故在众多雕瓷作品中，很难找到一件十分完美的作品。这种烧造缺陷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常见的清代雕瓷工艺多为小件。在如此大器上采用高浮雕装饰，工艺要求十分严格，器物雕工近乎完美，足见技师的高超工艺，可谓乾隆朝雕瓷技术成熟时期难得的佳作。在瓷器的制式上，人们常说“大器难成”，这是因为在成型和烧造过程中，大型器由于自身和人为因素，都极有可能被损坏，成功率很低。而如此大件的高浮雕大罐的烧制更是难上加难。整件器物通身红釉，釉色纯正饱满，发色自然天成，达到了与漆器色相统一的色调，可见当时工艺之精妙。
清代，雕瓷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诞生了许多名家，像陈国治便汲取了前人的雕塑精华，将文人的艺术精神融入创作之中，有别于普通工匠的雕瓷。在2012年的拍卖会上，一件陈国治作黄釉雕瓷山水人物大笔筒，成交价达到了69万元。笔筒作竹尊式，竹节横膜为底，厚壁宽足，口、足阴刻钉点，缀饰竹理。外壁深浮雕山水人物，内外满施黄色釉。题材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池上篇》的诗境。画面中，山势悠远诡谲，峰峦起伏莫测，有古松攀萝、垂柳摇曳、棕榈挺劲。间设荆篱老屋，仅设一桌二椅，篱外卧牛吠犬，老者杖藜携幼，船夫撑篙来访。一幅世外桃源的动人景致，正是陶渊明辞官退隐、构筑南山、安贫乐道的最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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