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珠山八友”作品是中国陶瓷艺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不少单件作品均拍出百万身价，是收藏界竞相追逐的宠儿，也是出版界关注的对象。但2013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珠山八友瓷画大系》问世后，引发了连环诉讼，不久前，珠山八友王大凡之孙王怀亮将该书编著者黄乃海告上景德镇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
景德镇众多国家级大师丶教授和专家学者及八友后裔觉得，这个案件并非仅是私人恩怨争议，而是公众极度关注的中国陶瓷界重大公共事件，是关系到象征景德镇近现代陶瓷艺术标志的艺术群体的形象声誉、陶瓷艺术品市场长期来混乱，无序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因而也纷纷评说《珠山八友瓷画大系》所刊载的珠山八友及其他名家作品的真伪问题。
藏家称有百余件“珠山八友”作品引争议
2014年4月16日，景德镇在线在网站上发了一篇名为“《珠山八友瓷画大系》以假乱真，珠山八友后裔打假维权”的文章。文章称：由黄乃海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珠山八友瓷画大系》，里面收录的六百余幅作品当中，近95%以上的作品为仿制品，损害了原作者的作品形象，影响了在后世传承的公信力。
珠山八友是民国时期兴起的一个艺术团体，他们曾被称为是中国艺术陶瓷的最高峰。
某网站的文章一出，就引起了陶瓷界和收藏界的轰动。该书编著黄乃海在看到景德镇在线的报道后，曾在景德镇在线留言称其是诽谤，还向南京某法院对该网站提起公诉。
究竟是景德镇在线文章不实评说，还是黄乃海“以假乱真”？景德镇在线的负责人当时告诉记者：“我们的文稿采访了珠山八友的后裔，确认黄乃海的是仿制品无误后才刊载的，没有错误。
王大凡的后人王怀亮发声：“珠山八友是景德镇的骄傲，是中国的骄傲，是世界的骄傲，通过正式出版将仿冒品＂洗白＂，对瓷都景德镇是个巨大的伤害＂，因此，王怀亮聘请了律师，反诉这个出版社和作者。”
2015年8月，《新法制报》一篇报道《珠山八友瓷画大系画册作品真伪受质疑引发诉讼》，深入调查此事，对王大凡的嫡孙王怀亮等人以及画册黄乃海均做了详细采访。
黄乃海是南京知名收藏家。受访时，黄乃海对新法制报记者说，画册中收藏作品除署名之外，均为其个人藏品。多年来，其家中收藏有不少明清时期的瓷器和民国时期珠山八友等名家的瓷版画精品。
黄乃海说，《珠山八友瓷画大系》是一部集中了“珠山八友”不同时期代表作的大型画册，分上、下两卷，入选作品429件，其中瓷板239件，瓷瓶、瓷盘等近200件，成套精品逾百套，是迄今为止有关珠山八友出版物中作品数量最多、艺术风格最完备、展示最为全面的专著，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珠山八友作品的原貌，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人们进一步了解瓷画艺术有借鉴意义。
陶瓷艺术界称假鼎沸，法院判决期待鉴定机构最后认定
《珠山八友瓷画大系》传入景德镇后，拍案而起的不仅仅是王怀亮等少数艺术家。年届94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先生，自小熟悉并曾师从珠山八友，对他们的画风技艺极为了解。王老在对来访的新加坡一位藏家时说起《珠山八友瓷画大系》这本书：“1925年哪来的珠山八友？(景瓷史载：1928年成立珠山八友月圆会——编注，后同)田鹤仙1930年后才画瓷器。”他还指着随手翻到的标示“徐仲南”的竹图说：“徐的竹子都是很有力度的，这个竹子软弱无力……这种假东西怎么可以出版？出版社不审稿吗？”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景德镇学院教授、珠山八友研究专家(曾在国家文化基金项目的专著《珠山八友》画册任编委、并在书中撰有《珠山八友结社性质》、《程意亭小传》两篇专文)的张学文先生也不认可《珠山八友瓷画大系》这本书的内容，他单挑了程意亭的作品从专业角度评说：“从其艺术水准和风格来看，这本书刊载的作品远不及程意亭的原作：运笔功力不够；线条力度、精致程度都达不到程意亭的真实作品水平。程意亭画叶子是不先用线条钩外形的，直接用料笔沿叶筋一笔画出叶的形状，类似国画的‘没骨画法’。而书载的‘牡丹花’图与原作比，线条非技艺精熟的‘钉头鼠尾’，而是生硬呆板。叶子不是牡丹的三叉型一叶，而是像月季的卵型叶片；他的原作‘紫藤’叶子飘逸有动感，而书载其图却很呆板。还有很多书载作品，多为中级粉彩工的水平……”
曾为珠山八友写过许多诗篇的著名陶瓷艺术家黄秀乾先生评价《珠山八友瓷画大系》道：“都是地摊货。珠山八友是民国的陶瓷明星，(这么做)是败坏祖宗，还是弘扬文化？如是出于商业目的，就是不择手段牟利。明知是假的，还是出版，是犯罪行为，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承担肃清影响的责任。”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仲南的孙女徐亚凤评价此书说：“现在乱出书。(这书载的)‘竹图’不是我祖父的笔墨风格，假冒的水平太差，败坏了我祖父的名声；(这书载的)王大凡的画，远看就是假的。这官司要打。”
另外，“青花大王”王步的孙子王华、学院教授周国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熊钢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菊生、学院教授李林洪等众多著名的陶瓷美术家、教授，均对此书中的作品提出异议，并表示对此感到气愤。
然而，艺术品知识产权鉴定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尽管陶瓷艺术界诸多泰斗、教授联名发声，但法院仍未能作出最终判决。
著名陶瓷收藏家，评论家李申盛认为：一个藏家拥有如此之多的珠山八友真品，这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件皇帝的新衣，却很难将它扯下。
原华艺拍卖公司艺术顾问鹿鸣认为：如此公然将伪作提供给出版社正式出版，如出于商业目的，已涉嫌欺诈是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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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珠山八友”的瓷画风格
珠山，是江西景德镇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丘，明、清两代的御窑厂均建于此，所以珠山又往往成为江西景德镇的别称，许多古今绘瓷艺人在画面上落款时不写景德镇而写珠山，这便是一例。
景德镇的制瓷业自清帝逊位进入民国以来，随着御窑厂的倒闭，一批制瓷高手和知名艺人流入民间，瓷业生产稍有发展。当时有一批绘瓷名家他们不但本身具有良好的绘画功底，而且善于吟诗作赋和书法，他们相约每逢月圆十五日聚首相互切磋画艺，这便是近代景德镇制瓷史上著名的“珠山八友”。虽然统称八友，但是前后参加过这种雅集的共有10位，他们是王琦、王大凡、刘雨岑、程意亭、汪野亭、邓碧珊、田鹤仙、徐仲南、毕伯涛和何许人。
程意亭（1895年－1948年），别名甫、翥山樵子、体孚，斋名佩古，江西乐平人。16岁时人波阳江西省立工业学校饰瓷科，师从名家潘匋宇。后至上海，拜海派名家程瑶笙为师，习花鸟。曾在九江“普芳居”瓷店绘瓷，1920年至景德镇开业。1940年前后，任浮梁陶瓷职业学校职员。擅长粉彩花鸟，尤长于绘荷花。虽英年早逝，然一生勤奋耕作，作品传世较多。
汪野亭（1884年－1942年），别名平、元鉴、平生、平山、老平、垂钓子、传芳居士等，江西乐平人。1906年就读于波阳江西省立工业学校饰瓷科，先从潘甸宇、张晓耕学绘花鸟，后改崇山水。早期作品多受程门一派浅绛法影响，后绘粉彩青绿山水。
邓碧珊（1874年－1930年），别名辟寰、铁肩子、小溪钓徒等，江西余干人，清末秀才。擅长粉彩鱼藻图。其技法颇受日本绘画影响，书法方面亦有一定修养，到景德镇后颇受绘瓷艺人的尊重。王琦也曾带弟子向邓碧珊学过书法。据说他在景德镇最早使用九宫格回瓷像，王琦早期绘瓷像时，技法即由邓碧珊传授。
田鹤仙（1894年－1952年），别名青、梅华主人、荒园老梅，斋名古石，浙江绍兴人。少时寄居江西抚州岳父家。民国初曾任职于景德镇税务局，后任江西省瓷业公司夜校职员。后又改行学绘瓷器，先画山水，后攻梅花，擅画粉彩折枝梅树和梅花。
徐仲南（189年－1952年），别名咳、竹里老人等，斋名楼碧山馆，江西南昌人。少时在南昌瓷店学彩瓷。1918年受聘江西省瓷业公司，至景德镇管理瓷业美术，结识王倚等人。擅画粉彩松竹及山水。
毕伯涛（1885年－1961年），别名达、黄山樵子，祖籍安徽歙县，寄居江西波阳，清末秀才。早年师从波阳画家张云山，后至景德镇专攻粉彩，擅长翎毛花卉，以用笔工细、设色雅静著称。
何许人（188年－1940年），别名德达、处，以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句更名为何许人，安徽南陵人。少时至景德镇学绘青花，后改学粉彩。曾在民国初年应詹元广、詹元斌兄弟之邀赴北京学仿古瓷，得见故宫所藏历代名画名瓷，技法大进。他还善微书，能于往寸印盒上书《出师表》、《赤壁赋》。后专攻粉彩雪景。中年后，常往来于景德镇与九江之间，并在九江开设瓷店，自画自销。他的传世作品并不多见，雪景图画笔精湛，弥足珍贵。
珠山八友的作品用粉彩颜料表现国画意境，无论是青绿山水、雪后山景、花鸟虫鱼、松竹梅兰、人物仕女，无不生动灵秀。珠山八友在景德镇陶瓷史上可说承先启后，现代景德镇的彩绘艺人不少秉承了其遗风而有所发展。在古玩、艺术品市场上，珠山八友的作品成为收藏家追逐寻觅的珍品，而另一方面，仿冒作伪也不断出现，一些不法商人和文物贩子想尽方法来牟取暴利，因此，收藏爱好者在购买时一定要仔细辨别，以免上当。
（1）“珠山八友”形成的年代及其聚集“珠山”的原因
据《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载，“珠山八友”形成的年代是民初稍后。可是，自六十年代初景德镇绘瓷界就“珠山八友”画风及其影响展开争鸣以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清末民初形成，其实，它既不是清末民初形成的，也不是在这稍后形成的，而是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这一时期，即民国十五年以后形成的。
何以见得，这只要查一查“珠山八友”中的花鸟画家刘雨岑老先生的年龄就可以得到证明。他是“珠山八友”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生于公元一九零九年。如果说“珠山八友”是清末民初形成的话，那么，当时的刘老还只不过十二岁；就是在这稍后也是不可信的。从刘老生前的一段回忆，以可得到证明。他说，“珠山八友”是“月园会”的艺术组合，而“月园会”的成立，也是在二十年代北洋军阀刘宝堤的军队过境破坏景德镇陶瓷美术界人士自由组合的社会团体--景德镇陶瓷研究社以后发生的--那就是民国十五年以后发生的。
至于“月园会”的建立，又有一段起因。
六十年代初，当时唯一健在的“珠山八友”成员刘雨岑老画家向我介绍；有一年夏天，“珠山八友”之中的王琦，王大凡，田鹤仙等人，曾到当地“五龙庵”乘凉避暑题诗作画，他们觉得那里安静，十分惬意。当然，秋凉后，他们就不必去“五龙庵”了。但是，他们对那一段时间的雅集题诗作画的生活很感兴趣，因而有“月园会”的建立。它是取“花好，月园，人寿”的意思，的确成了“珠山八友”的自由组合的艺术团体。
他们每逢农历十五就集会一次，由“珠山八友”轮流作东道主，每人都得带上一件新作，到主人家里共同欣赏，揣摩，同时饮酒题诗作画，很有所谓“旧时文人雅集的情调”。当时“珠山八友”中的人物画家王大凡老先生曾画《“珠山八友”雅集图》，并曾题诗记盛如下：
“道义相交信有因， 珠山结社志图新；
翎毛山水梅兼竹， 花卉鱼虫兽与人；
画法惟宗南北派， 作风不让东西邻；
聊将此图留鸿爪， 只当吾侪自写真。”
这可算是“珠山八友”绘画历史面貌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自我高度概括。
从画体上看去，“珠山八友”中，有钩勒得精巧的工笔；也有运笔流畅自然的写意；还有粗细相间的兼工带写。在设色上，无论重彩，或淡彩，或水墨，都加以运用，特别是人物画家王大凡老先生首创的“落地粉彩”，成为“浅绛”绘瓷的继承和发展，并被“珠山八友”广泛试用。这又可以说，“珠山八友”既继承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和传统的粉彩这一绘瓷技法，又不为前人所拘，开派立宗，树立起鲜明的革新旗帜，一反泥古不变，陈陈相因之风，积极为绘瓷技艺走出一条新路来。当然，这并非说是从“珠山八友”开始，而是说到了他们这个年代，他们在这方面的革新精神是历史上所莫及的。
至于他们为何聚集“珠山”而又号称“珠山八友”，这又要从“珠山”这一地名谈起。“珠山”现处在景德镇老市区之中心，原为“立马山”。到了唐代，因四周山势蜿蜒，有“五龙抡珠”之说，又被人们称为“珠山”，也被人们当作“景德镇”这一地名的别称。它又是历史上有名的“龙珠阁”和明、清两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官窑御器厂在地。而聚集在这里结义为友的八名画家，为显示他们是在这里从事绘瓷的新画派，就集体号称为“珠山八友”。不过，这又是受我国绘画史上“扬州八怪”的影响而得来的。
人们都知道，“扬州八怪”，是于清乾隆末期前，在当时我国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江苏扬州形成的一大画派。被列入为“扬州八怪”的，综合各种记载，计有十五人之多。所以，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应该正名份，把“扬州八怪”改称为“扬州画派”，但大多还是取其前八名称之为“扬州八怪”。他们是高翔、李蝉、郑燮、罗聘、黄慎、金农、汪士慎、李方膺。当然“珠山八友”和“扬州八怪”所处的时代和区域都不同，但是，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都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而且又都各抱惊才绝艺而郁郁不得志，不甘心于现状而又无法突破就孤芳自。
那么，为什么说“珠山八友”是受“扬州八怪”的影响呢？
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问问题，它除了政治的、经济的、风俗习尚的关系之外，还有画家本身的家庭环境和师承朋友等等各种特殊原。不过，这其中最主要的，又是与“珠山八友”的为首者分不开的。
“珠山八友”是以王琦为首的，他是“扬州八怪”中的黄慎的直接师承者，他画的瓷板画《麻姑献寿图》，附有题记落款，标明是“仿黄慎之笔意”绘制而成的。它充分体现了继承黄慎的“书画同法”的传统，而这无不在客观上刺激“珠山八友”向“扬州八怪”看齐，求新立异，成为当时景德镇绘瓷界的一大流派。
在选题取材上，“珠山八友”多画“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这也几乎全为“扬州八怪”所表现，而大多又同样专擅其一、二项著称。在创作上，还同样不受成法的约束，强调“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因而也不同于时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当然，这并非说，“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都完全离开了法度，因而也离开了传统。他们都没有超出以水墨渲染为主的文人画的范畴，并在这一系统中，大多都是继承明末清初时期的八大山人和石涛这一画派的传统。例如“珠山八友中的程意亭和汪野亭，均有仿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作品，能不能说”珠山八友“不为”扬州八怪所限，进而学习老师的老师呢？我看是无可非议的。
（2）“珠山八友”的共同画风及其作品的倾向性
早在六十年代，我曾就当时有人把“珠山八友”的共同画风，概括为“三个统一”（即“民间装饰和古典传统画风的统一”、“工笔和写意画法的统一”、“重彩与水墨的统一”，见当时的《景德镇日报》）提出疑义。
“民间装饰和古典传统画风的统一”，并非是“珠山八友”共同画风，至今我还没有找到“珠山八友”都有吉祥图案与国画形式相结合的作品，即使能找到这类作品，看来也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不用说，这当然也不能说它是“珠山八友”的共同画风。
至于“工笔和写意画法的统一”，以及“重彩和水墨的统一”，尽管在“珠山八友”的作品中，亦能找出一些来，但并非体现在所有的“珠山八友”作品上。象汪野亭的山水画，大多是水墨写意。很少见，甚至几乎不见他有工笔重彩画，更谈不上“三个统一”融合在所有的画面里。当然，如果用来表明石老人作画的艺术成就的特征，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珠山八友”的共同画风呢？
经过长期以来的探索，我个人认为，“珠山八友”的共同画风，并非他们各自画风的集中，而是指他们的作品所寄寓的共同立场、观点、倾向和性格等等。也就是说，要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出共同性的东西来，那就是珠山八友，即作宣纸画，又作瓷板画，还运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装饰美化瓷器，并都采用传统的“粉彩”这一绘瓷技法，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一大共同特点。当然，我在前面提到，运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装饰美化瓷器，并非从“珠山八友”开始，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有瓷瓶上的著名《春耕图》和《寒江独钓图》等，出自当时的绘瓷家之手。不过，“珠山八友”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艺术，特别是他们着意练习中国画，又研究绘瓷学，一反当时绘瓷界不接受传统的中国画遗产的风习和倾向，以传统的中国画的手法来装饰美化瓷器，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他们的作品，无不具有中国画的气派，而区别于当时一般绘瓷，不同于所有红店佬的作品。他们的创作精神，是在这以前的绘瓷史所莫及的。如果说，人们能把“珠山八友”的作品全部集中起来，那么，就等于是一部以研究国画手法的装饰瓷器史的缩本。他们不愧为当时绘瓷艺坛上的一代名人。
从画种、画体和设色上看去，“珠山八友”又不强要同一，而是充分发挥各自的个性，勤学苦练，各攻一门，使大家都各有擅长，这不能不说是“珠山八友”绘瓷绘画的又一大特色。他们强调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装饰美化瓷器要吻合器型。“珠山八友”中的花鸟画家刘雨岑老先生说得好：我们当中有句术语叫'照顾水路'，意思是画的地方固然要好看，空的地方同样要空得好看。不过，从“珠山八友”的作品来看，那种满身纹样，烦琐堆砌的画面是比较少的，这不能不说也是“珠山八友”绘瓷绘画的一大特色。
从“珠山八友”所取的瓷画题材来看，又无不具有进步倾向，他们有不少不满现实和发泄不平的画面和题诗出现在人们面前。例如，王琦于公元一九二O年所作的一块《瞎闹一场》的瓷板画，他借助一群引人发笑的算命瞎子打架的场面，揭露了当时反动统治者争权夺利时穷凶极恶的丑态，曾轰动一时，这是一幅意味深长的好画。在这以后，他又创作了《钻钱眼》一画，形象地刻画了一群唯利是图的奸商的阴险嘴脸。他还创作了以反抗房东高抬房租剥削人民为题材的《节节高》等作品。从他所作的《禁鸦片烟》、《唤起抗日》等名画来看，还显示了强烈的爱国反帝精神。
从王大凡所作的人物画来看，常将钟馗画在瓷器上，寓意把反动统治者比作魑魅魍魉，恨不得将这些邪恶妖魔一一扫光。象他在题为《渔》的瓷板画里写上这样一首诗：
“撒网无鱼虾， 官税不能除；
网来难换米， 空坐对芦花。”
人们从这里就可窥见到他当时腐败社会的伤感。而他在瓷上所作的《许逊除姣》画面，则又体现了他反映当时苦难的人们的愿望，除暴安良的。
我根据平素对“珠山八友”的作品的了解，断定他们以自然物象为描绘对象的瓷画题材，同社会物象方面的瓷画题材一样，亦无不具有进步倾向。如程意亭的《鸟与菊》，鸟态矫健，菊枝挺拔，叶茂花繁，不正是体现了作者反映当时劳动人民旺盛的斗志吗？而徐仲南画《竹》，则表现得更加风资挺秀，性情潇洒，使人感到无限的乐趣。汪野亭的《山水》，风神带韵，景不全收。“珠山八友”的瓷画题材都具有进步的倾向。在这里，只是指它的基本的一面，其落后的一面也是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旧社会的知识界人物，本阶级所固有的生活情趣和其他消极因素也必然会在他们的笔底下流露出来。
（3）“珠山八友”绘画的各自风格及其独创性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珠山八友”中的唯一健在者--花鸟画家刘雨岑老先生，向我作了很好的介绍。他以自己独创的“水点桃花”为例，说作宣纸画点花头，是连红带粉点，在瓷器上混合点就不行，得先打一层玻璃白底子，再用红去点，粉在下，红在上以水洗开，色彩就鲜艳。否则，就不理想，就不成功。总之，看起来很简单，要想摸索成功的确不容易，不经过几番探索，就无法达到独特的艺术效果。他独创的黑叶描绘“牡丹”和“秀球”，画在瓷盘里，曾参加十六国展出。“珠山八友”中画花鸟的，还有程意亭老先生。他对于宣纸画，特别是瓷上画面颜料的漂研制作，有深厚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作的花鸟画，不仅设色相当丰富，秀丽古雅，而且兼有豪壮和柔美的格调。当然，“珠山八友”中专攻画梅的，只有田鹤仙先生一人。他画的《梅花弄影》更是师无前承，迥然一格，引人入胜。徐仲南老先生常用胭脂红在瓷上画竹，笔调和色彩都与众不同，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装饰感。汪野亭老先生，最初在瓷上画山水画，采用胶水料性绘法，后来，他感到这种绘法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创作理想而改用油料，亦以水粉敷色，别具一格。首创瓷板人物肖相画的邓碧珊老先生，虽然影响不及自己擅长画鱼，但到后来，他扩大了自己的首创成果，进一步作出贡献的又有了自己的弟子——王琦画家。
王琦和王大凡，均是“珠山八友”中的人物画家，这两位画家的笔调又是各自成家。前者的人物画家写意，笔略较大，既运用传统的“粉彩”这一绘瓷技法在瓷上作画，又借助西法描绘人物头面，这不能不说是王琦画家的一大独创。而后者的人物画，则画得工细些，笔路较小，但他在充分运用传统“浅绛粉彩”这一绘瓷技法的基础上，独创了“落地粉彩”，继承和发展了“浅绛”这一传统绘瓷技艺。
提到“浅绛”，它原是传统的中国画技法之一。从设色上讲，它又被人们称为“淡彩”，处在“重彩”与“水墨”之间，色调柔和，清幽淡雅。
据文献记载，善于以这种技法在宣纸上作画的，有元代的黄公望、王蒙地人；而运用这种技法装饰美化瓷器，则是从清代的康熙年间开始的。被原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珍藏的，只有道光时期的王廷佐在“小方温酒器”上作的“清明雨景”；光绪时期的金品卿在“瓷围屏”上画的“渔樵闲话”和程雪笠在“双耳扁瓶”上作的山水画等。就当时而言，它一方面可以不用“玻璃白”而取传统的“古彩”这一绘瓷技法而拉线平涂；另一方面又可以同时采用传统的“粉彩”这一绘瓷技法而使之不刚不柔，技法易于掌握，操作也很简便，成本又很低。但是，它也有其缺陷，所画出来的物象较拘束，不够生动。加之，到了清末民初时期，这一技法又受到所谓“洋彩”的冲击和排挤，特别是外来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实行竞争掠夺政策，“洋瓷”就越迫使“浅绎”站不住脚。因为“洋彩”颜色鲜艳，操作更为简便，眼看“浅绎”就要被“洋彩”而取代。而当时的“珠山八友”面临这一危机，其中的人物画家王大凡老先生就首当其冲，“线绎”彩瓷上独创革新，与“洋瓷”作斗争，创造出一种粗细相间而又兼工带写的画法来。它即不属于传统的“古彩”，也不属于传统的“粉彩”，而属于独创的“落地粉彩”，为软笔法，画面浓淡，阴阳分明，这样所画的物象就显得神形活现，生动活泼。早在公元一九一九年的巴拿马国际工艺品竞赛会上就获得优等奖状和金牌奖章。这不仅为古今中外驰名的景德镇绘瓷事业赢得了国际荣誉，而且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浅绎”绘瓷的优良传统。使“浅绎”从失传中恢复过来，而又从恢复中走上发展的道路。它给后来的许多“浅绎”绘瓷家也指明了新的努力方向，提供了装饰美化瓷器的新技法。
总之，“珠山八友”绘画，既有共同的画风，又有各自的风格及其独创性，而且是在共同采用传统的“粉彩”这一绘瓷技法，充分运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装饰美化瓷器的过程中形成。
景德镇陶瓷馆藏“珠山八友”时期瓷器精品展
国际博物馆日 “珠山八友”陶瓷展艳惊南昌
1977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宣布当天为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并决定在今后的每年该日都确定一个活动主题。今年5月18日，是第34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
为庆祝博物馆人自己的节日，江西省博物馆日前精心组织和筹备了多场活动来庆祝博物馆日的到来。在博物馆日到来前夕，江西省博物馆特意举办一场具有江西特色的原创高品位展览——《瓷艺丹青---景德镇陶瓷馆藏“珠山八友”时期瓷器精品展》。
据悉，“珠山八友”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鼎盛于20世纪30年代，影响却超越了整个20世纪，并延续至今。其弟子、后裔今天仍活跃在陶瓷艺坛，在粉彩、青花、古彩、新彩、颜色釉及陶瓷雕塑诸多方面继往开来。
此次展出的105件精美展品，集中了19位珠山八友时期的代表作品，神形兼备、雅俗共赏，是珠山八友在新时期的一次大规模“佳作雅集”，记载了“珠山八友”走过的心路历程。该展览期为3个月，广大南昌市民即日起均可免费前往江西省博物馆历史观2楼参观、鉴赏。
此外，博物馆日期间，江西省博物馆部门还将通过向观众提供免费讲解、发放免费宣传资料、举办新展览、举办博物馆志愿者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全社会进一步展现博物馆免费开放后江西省博物馆界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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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八友瓷画的辨伪与识真
瓷器造假，自古有之，民国尤盛。不仅前朝瓷器皆在仿造之列，同时期“珠山八友”等名家亦不能幸免，因此八友存世作品精粗并存，真假混杂。就赝品而言，有民国时期的老仿瓷和现代的新仿瓷。老仿“珠山八友”瓷，多是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之间出现的，这些仿品与“珠山八友”在同一个时期。老仿瓷的鉴定难度相对来说大一些，主要原因是胎质和釉色同样具有民国时期陶瓷的特点，而且品相又陈旧，少有疑点，容易迷惑人。老仿瓷多是八友当年的徒弟及其追随者所为，笔者所见其作伪形式，有以下几种类别：一是当年的代笔之作，二是抄袭模仿之作，三是刻意假造之作，四是主观臆造之作。下面就老仿瓷的造假手法和甄别要点作些分析。
代笔之作是指非八友亲笔所为，但却是八友所认同之人的作品。民国时期由于“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和名气颇大，贵戚权门，商贾雅士，对“珠山八友”瓷画作品趋之若鹜。他们的瓷画作品很有市场，八友成员不仅结社互助，有的还自开画瓷店，谋求发达。他们一边勤于画瓷器，一边带徒授艺，多数弟子在随师学艺并具有一定水准之后，也帮师傅做些摹稿、填色之事，甚至参与和帮助师傅完成应求之作。此种现象是中国几百年来师徒传艺的惯例，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代笔之作一般是门徒按师傅的画稿临绘后，由师傅修改匡正，并亲题款识而完成的。严格来讲代笔之作不是仿品，如汪野亭的墨彩瓷板画《一帆风雨裹》，该画的山石画法正如画上诗中所题，摹宋代米芾之法，以点代皴，层层积染，汪氏不曾以这种皴法画山石。笔者就此幅作品与汪氏之女、著名瓷画家汪桂英作过深入探讨和精心比对，其稚拙生硬的笔法和墨色的运用与汪氏风格迥异，但从题字笔法分析，该瓷板画的落款属汪氏所书无疑。像此类非八友亲手所画而又有真落款的传世作品有一定数量。
模仿抄袭之作，多是八友身边诸人所为。有的临摹抄袭，只是借师傅之影响，谋求生计。这种徒弟模仿和搬抄师傅作品的现象，在民国并不鲜见，徒弟模仿和搬抄师傅作品不仅布局、章法相似，而且笔墨特点也透出师傅风格。模仿搬抄之作，只是像八友的笔墨面貌而已。有的则明确写清仿某某人笔法等题款，与有意复制的赝品还是有区别。如王琦弟子邓必诏所画粉彩瓷板画《赤壁抒怀》，其内容、构图、章法，都与王琦1931年所作粉彩瓷板画《秋山赏月图》相似，该画上也有“南州邓必诏仿师王琦画室”之题款，以示模仿师傅之作。但也有些不敬之徒，会以抄袭模仿之法盗名欺世。
故意假造之作，是指以临摹、复制手段追求酷似，以假当真，谋取利益的赝品。民国时期造假的赝品没有现在的多，手段也没有现在的狡诈恶劣。但由于距今有一定的年代，并且胎釉、料色等都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容易让人坠入彀中，此种现象是鉴定老仿瓷应该加以注意的。老仿瓷中以原作为蓝本刻意假造之作较少，因为当时真品同时存在，此类赝品难以牟取利益。而且民国时期，有的名家为防范别人复制和抄袭自己的作品，在入窑之前多以煤油涂抹画面，使别人不得见其真面目，开窑之时则亲自去取，不给仿制抄袭者偷窥的机会。
主观臆造之作，是指在绘画风格、笔墨技巧上学得一些八友画法，并根据一些参考资料而任意画出来的八友作品。由于臆造者水平不同，仿真程度也有区别。一般臆造作品，由于仿造者功力不足，作品“马脚”较多，真假易辨，在当时市场价格也低，符合了一些附庸风雅而购买力水平又较低者的需要。稍微有点水平的臆造之作，多为“红店”所为，民国时期有的“红店”，公然挂牌可订购八友之作。这些臆造之作，也只是整体看上去有些像，只要从内容、构图、笔墨、色调、绘画技巧、题款等方面稍作甄别，也是漏洞百出。而民国时期有些好古之人乐于购买，并精心收藏，导致某些仿品流传至今，造成鱼目混珠之现象。
另外，老仿瓷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画面没有题款，只有印章，或只题穷款。目前市面上没有题款只有印章的赝品，以王琦作品为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王琦早期确有少量不题款的作品，造假之人想借此混水摸鱼；二是王琦书法功力深厚，常以草书题款，仿造难度大，容易露出“马脚”。只落穷款的赝品，以冒程意亭、刘雨岑作品为多。仿造者抓住他们有落穷款的经历，旨在回避其题款仿造难。“珠山八友”无题款或落穷款的作品极少，此类赝品一般来说胎釉、画面都很像，鉴定时要着重从绘画风格、笔墨(料)特征等方面人手，厘定真伪。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仿“珠山八友”瓷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旧政权的倒台，造假之恶习在打击和荡涤之列；二是尚古之风为那个时代所不容，造假之作无立足之市场，缺少经济价值；三是部分八友成员尚在，他们的作品也从迎合达官贵人的收藏需求，转向歌颂和反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仿旧不合时宜。新仿“珠山八友”瓷的产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收藏之风逐日兴起，新仿“珠山八友”瓷也就越来越多。一是崇古怀旧、赏玩收藏之风开始抬头，市场需求逐渐升温；二是随着建国后对“四旧”的荡涤和扫除，特别是通过“文革”十年的洗劫，民国之物难以寻觅，收藏的升值空间大；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市场等各方面，都给仿造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笔者了解，新仿瓷的作伪手段有复制、移植、合造、臆造等多种，下面试作分析。
复制造假是指造假之徒以“克隆”形式，有意识、有套路地如法炮制八友瓷画赝品的行为，旨在牟取暴利。新仿“珠山八友”瓷中复制的赝品有两类：一类是以真品实物为蓝本复制的，另一类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以真品实物为蓝本的复制品，其大小尺寸与母本一致，画面构图、内容、笔法、题款、印章均为母本之翻版，此类赝品，出于圈内人和以此买卖为业的高手，造假者往往持有真迹，但秘不示人，让高手以实物为蓝本揣摩演练，悉心描摹。由于是近距离对实物的复制，因此笔法、色调、题款、品相等各方面，几可达到乱真的地步，在母本原作不露面，一真一赝不存在对比的情况下，叫人很难看出破绽。鉴定此类复制品时，要尽可能多看原作者实物、图书资料等。八友作品有个特点，就是同一题材、同一画面往往在同时期会有相类者。如王大凡的粉彩瓷板画《闻鸡起舞》，由于市场需求，作者在同时期将该作品画过多幅，刻意造假者即使将原作秘不示人，鉴定者在辨别时，也可找到同时期同类作品当鉴定的标准器，这就要求鉴定者眼界宽阔，用更多精力去揣摩研究。此类以实物为蓝本造假的赝品，以小件为多，瓶类和瓷板类也有。
另一类赝品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相当于古代书画技法传授中的“对临”。因为近些年出版的书籍较多，给造假者提供了复制的资料。以印刷品为蓝本的复制，多为一般仿制者所为，水平不尽相同，但总体水平不高，仿品与原作有些许差异。如以印刷品为蓝本仿制的何许人“雪景”瓷板画，该真品的收藏者，是香港收藏家胡尚德先生。真品笔法磊落，墨色秀泽，填色粉润，雪色晶莹，雪雾无色却层次微妙而仿制品笔法粗糙，玻璃白堆填较厚，浓淡轻重少层次，且题款之字体形意不足……诸如此类仿制品，鉴赏者不但从品相特征等方面可以看出破绽，稍有研究者，对真迹的：藏处及相关信息也会知道，查找对比之后，容易找出赝品与真品的差异。
移植手法造作的赝品，是指将此器形上的画画移植到彼器形上。画面、题字、款式等均以高仿手法移植搬弄，一般来说，多是将琢器上的画画移植到瓷板上。“珠山八友”喜好在民国典型的四方琮式瓶卜合作画瓷，从局部来看，每人一面，每面一幅，如同瓷板画的组合。造假者将四方瓶的画面移植到瓷板上，这样伪造既便利又酷似。移植手法仿瓷，一般不会将瓷板画等平面类画面移植到琢器(非平面性)上，因为在移植的过程中，依器变化的转移摹写难度较高，首先在谋篇布局上就会出现生硬和牵强，此类赝品在画画章法上容易出现破绽。
合造手法造作的赝品，是造假者在收集被仿造者一定数量的作品之后，根据市场需要而进行画面的肢解组合，以拼接合造的手法，“创作”出酷似八友的作品。这类仿品有些是将八友的单幅瓷板画，拼接组合到具有瓷板画特点的四方琮式瓶上，因为八友在四方瓶上的合作画瓷，都是各画一面。还有一种拼接组合的赝品，就是在多个画幅中选取一些局部，重新变化组合在一个新的画面中。这种拼接合造，多出现附会牵强，稍有鉴定能力的人一看便知。也有仿造水准较高者，如果鉴赏者资料不全，眼界不宽，就如坠云雾，难以厘定显晦，这类仿品要从构图风格、绘画语言等多方面来分析。
近些年以主观臆造手法造作出来的展品，和民国时期手法基本相仿，是一些在绘画风格、笔墨技巧上学得—些“珠山八友”的画法，而大肆臆造出来的作品。此类仿品乍看有几分像，但经不起仔细推敲，一般古玩市场上这类作品很多，由于臆造者水平的高低不同，仿真程度也有区别，市场价格也不一样。如仿汪野亭山水瓷板画，画面山石依势布形，错落有致，平湖小桥，策驴寻幽，另有野趣，画面树木的勾勒点染以及用色都有几分门道，但稍作细看，差别立辨。有点水平的主观臆造之作，还是有一定市场，它满足了一些不同层次人的追风逐雅。还有些主观臆造的仿品，并不以假充真，明确写上仿某某画法之类的题款，模仿者本来就是作仿制品，卖给一般好古者雅玩而已。
另外，新仿瓷还有几种现象值得注意。—是老胎新仿，因为民国时期的老胎在景德镇还能找到少许，高仿者以此做假，其胎釉与民国时期的真品无异，而且模仿得逼真，画面还做旧，此种现象特别值得收藏者警惕。二是有些高仿品，有意在题款处磨掉部分词句或受画者的姓名等，制造该作品历经“文革”劫后余生的假相，让人信以为真。当今仿“珠山八友”作品者分工很细，有制胎釉的，有画瓷的，有题字的，有做旧的，可谓术业有专攻。而且造假者中，有些画瓷或题字者，专学某家某人，仿造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目的亦是为了牟取暴利。但是只要鉴定者深入研究，精心对比，在分析真品与仿品之别时便可发现，无论仿品以什么形式以及如何，高妙的手段出现，均与原作存在差异，特别是绘画功力和书法功力上的差异。
新仿“珠山八友”瓷，多是近些年所为，在辨别时首先应从胎质、釉色着眼。因为新仿品的胎质和釉色与老的瓷器总是有距离。其次是掌握原作者绘画技巧及风格，要细致分析其笔墨(料)特征。一般仿者多是画得僵硬，高手也难有意在笔先的洒脱。名家笔墨十几年苦练得来，绝非一般之人一朝一夕能刻意求得。画面题字较多者，尤能看出破绽，因为书法摹其形而难得其神，如王琦、王大凡等人瓷画题字较多，书体属行草一类，别具个性，仿品由于笔法生硬，字体笔道的料色难免有涩滞之感，填描之中最容易露“马脚”。由于篇幅所限，关于“珠山八友”作品真赝之比较，本文不可能—一举例，况且“纸上得来终觉浅”，鉴定者如能多看、多听、多研究、多分析、多比较，掌握“珠山八友”瓷画构成要素的本质，同时还深入到古玩收藏圈里，及时掌握各条“道”上的信息，定能把握个中玄机。
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到“珠山八友”时代，陶瓷工艺与绘画艺术的结合已展现出一片新的天地。“珠山八友”对传统文人画与传统瓷艺，采取兼容并蓄的现实态度，将陶瓷的商品化与艺术化融为一体。他们各人的性格、阅历、修养、气质都有所不同，在选择题材、描写景物、表现技法等方面也各不相同，长期的创作，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徐仲南的萧疏，邓碧珊的工整，王琦的雄奇，何许人的荒寒，田鹤仙的朴茂，毕伯涛的隽永，汪野亭的苍润，王大凡的古雅，程意亭的绮丽，刘雨岑的韶秀，堪称是异彩纷呈，显现出“珠山八友”瓷画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又形成了大致统一的艺术基调，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风貌。他们的艺术追求，突破了传统粉彩的审美特征和意识，他们共同的艺术观与审美理想，为陶瓷美学增加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瓷画审美范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谈陶瓷珠山八友的收藏与注意问题
“珠山八友”精品在《传承·跨越——民国瓷器艺术展》上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珠山八友”代表着当时文人画派的最高艺术成就，把景德镇的陶瓷新粉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至今难以逾越，在中国瓷器绘画史上写下了极其绚丽的一笔。
粉彩瓷，在清代康熙晚期创烧。由于它色彩丰富、淡雅柔丽，又有软彩之称。它是在彩料中引入了以砷配成的玻璃白的釉上彩，给人粉润清逸的美感，故称为粉彩，随后逐渐发展成景德镇彩瓷生产的主流。民国时期，景德镇瓷器彩绘业都以个体作坊式生产经营，称为“红店”，大致可分为“美术彩业”、“写意彩业”、“古彩业”。
美术彩业，指专绘高档艺术瓷业。民国时期，美术彩业沿袭传统技法方面的陶瓷产品，胎体精细、釉质润净、构图严谨规整，画面工整华丽，继承了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工艺技法，工艺制作精细、规矩严谨。彩绘上，用笔刚柔相济，设色明艳华丽，章法虚实相映得体。
在民国时期美术彩业中，以“珠山八友”为代表，先后一批批艺术家致力于粉彩彩绘的研究与探索，借鉴、运用和吸收中国画营养，用于改良传统粉彩的技法和审美，作品构图灵活、画意清远、笔法精炼、着色淡雅。这些艺术家不仅具有良好的绘画功底，而且在吟诗作赋以至书法、金石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着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形成陶瓷装饰艺术的一个流派，为景德镇瓷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升了粉彩瓷艺术的文化品位。
由于这一批批艺术家个性、阅历、修养、气质不同，在选择题材、形象特征、表现技法等方面也各有特色，使民国时期美术彩业百花齐放，如王琦所绘《粉彩义结桃园图瓷板》，在人物绘画上吸收西洋画技法，人物形象立体感强，线描婉转飘逸，设色清丽明快。程意亭所绘《粉彩花鸟寒梅艳影图瓷板》，用笔工细而不纤弱，飘逸而不浅薄，形具而神生。
“珠山八友”作品受到重视时间并不是很长。近些年来，馆先后在北京、天津、杭州、南昌以及香港、澳门举办《近百年艺术展》和《“珠山八友”专题展》，加之有关陶瓷和“珠山八友”专辑等图书的问世，使藏家目光开始瞄准“珠山八友”。随着近段时间CCTV播出“珠山八友”专题后，“珠山八友”作品的收藏市场越来越热。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上讲，“珠山八友”代表了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从目前来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时代。作为一个艺术团体，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时期的艺术辉煌。在个人素养上，他们具备了诗、词、曲、书法、绘画等文人画家必备的内涵修养；在行业领域内，他们对陶瓷材料、工具、工艺特性的娴熟把握，使他们在陶瓷艺术领域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艺术表现新空间，并在传统陶瓷装饰和现代绘画艺术之间，承上启下地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国陶瓷艺术领域——陶瓷绘画。
“珠山八友”作品各自具有独到的艺术风格，其作品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价值上，同时也体现在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上，我们已经把“珠山八友”的作品列入文物的范畴。他们所产的时代背景、从艺经历、绘画技巧、表现形式及艺术理念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
正因如此，“珠山八友”的作品受到追捧并不奇怪，行情应该还会不断上涨，很有可能成为继清代康、雍、乾官窑粉彩瓷后的又一个高峰，只是我觉得，时间似乎晚了一点。
在此，我要提醒藏家，收藏“珠山八友”作品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因为景德镇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一批人在摹仿“珠山八友”作品，并且几乎以假乱真。实际上，在“珠山八友”同时期和稍晚一些时候就有摹仿，我在一些博物馆和藏友手中经常见到。为区别真伪，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等人作品题款大都采用狂草甚至造字，或像象形文字或像钟鼎文，仿佛天书一般，极难辨认。同时期和稍晚一些的仿品都比较粗糙，器型大都是一些日用器皿，而现在仿品都很精到，题款也非常相似，很多成双成对的，器型都是瓶、板类陈设器。
珠山八友作品真伪辨析
汪野亭修竹茅亭图瓷板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景德镇所产浅绛彩瓷器在全国风行半个多世纪以后，终于走向了衰落之路，随之又大兴粉彩瓷，取而代之。粉彩瓷画的兴起与盛行，在景德镇产生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瓷画专家。30年代，由于瓷板画盛行，以王琦为首的一批画家，他们多以八人合作的形式，画八块长条瓷板组合成一套画屏销售，销路极畅，人见人爱，称之“八友之作”或“珠山八友”。
据“珠山八友”当时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回忆是：“王琦、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邓碧珊、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但据王大凡说，“其时有何许人、毕伯涛，而无徐仲南、田鹤仙”。两人虽然说法不一，但这批画家确实合作画了不少风格各异的精美瓷器和各式瓷板画，成为达官商贾争购的抢手艺术品。1937年，王琦不幸病逝，画家们只好另找当地其他名家递补，虽人员时有更换，但其作品仍是极受人们欢迎的瓷画精品。事实上，“八友”之称乃是一个景德镇优秀的画家群体。据刘雨岑生前说及：“邓碧珊死后，画八块成堂的瓷板画，多找汪大沧配画，还有何许人、张志汤、方云峰等人”。“八友”绘画的题材，按王大凡画《珠山八友雅集图》的题记中写有“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八友”的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乾隆时“扬州八怪”的风格。可惜这批艺术家多数人去世过早，未能大成。
王琦赏月图瓷板画刘雨岑紫林香雪图瓷板画
王琦（18841937），号碧珍，别号陶迷道人，斋名陶陶斋。江西新建人。17岁至景德镇，初以捏面人为生，后改习画瓷像，并以海上名画家钱慧安的仕女画为蓝本。尤以肖像画最受人珍爱。以后又改学“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画风，以写意人物与草书长题为主，使画风别树一帜。“八友中，以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徐仲南（18741952），名陔，字仲南，号竹里老人，斋名栖碧山馆。江西南昌人。少时入南昌一瓷店学徒习彩瓷，1918年受聘江西省瓷业公司，并赴景德镇管理瓷业美术工作，此期结识王琦等人。徐仲南善绘青绿山水、人物等，画人物有黄慎笔意，尤善画竹石，传世作品以竹石为多，所画竹篁劲拔潇洒，聚散得体，萧疏纵逸，别具风格。
邓碧珊（18741930），字辟寰，号铁肩子，江西余干人，清末秀才。据说邓在景德镇是最早使用九宫格画瓷像者，此类传世之作仍时有所见。邓氏擅长粉彩鱼藻，其技法受日本画风的影响。邓在书法方面亦有一定修养，到景德镇后颇受绘瓷艺人的尊敬，王琦亦曾执弟子礼向邓学习书法。王琦早期绘瓷像的技法即由邓碧珊传授。
何许人（18821940），字德达，又名处，用陶潜《五柳先生传》中“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句，取名“何许人”。安徽南陵人，少时至景德镇学绘青花，后改学粉彩。民国初，应詹元广、詹元斌兄弟之聘，赴北京学仿古瓷，得见故宫所藏之历代名画、名瓷，技法遂大进。后专攻彩绘雪景。何氏亦善微书，能于径寸印盒上书《出师表》、《赤壁赋》，深受人们喜爱。
汪野亭（18841942），名平，号元鉴，又号传芳居士。江西乐平人。1906年（22岁）就读于江西省立窑业学堂（校址鄱阳），先从张晓耕、潘宇学绘花鸟，后改学山水。早期作品多受程门一派浅绛画法的影响。后绘粉彩、青绿山水。晚年用笔苍古粗放，用色浓艳得体，追求笔墨情趣，造景布局尤合法度。
毕伯涛（18851961），名达，别号黄山樵子。祖籍安徽歙县，后寄居鄱阳，清末秀才。早年曾师鄱阳画家张云山，后居景德镇专攻粉彩，擅长翎毛、花卉。用笔工细流畅，设色雅静艳丽，承继清代华新罗一派的传统技法。其书法亦遒劲娟秀。
王大凡（18881961），名，号希平居士，又号黟山樵子，斋名希平草庐。安徽黟县人。少年至景德镇学绘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早年拜汪晓棠为师，其粉彩人物、仕女受汪氏影响很大，用笔规矩严谨，用色艳而不俗。
程意亭（18951948），字体孚，别号翥山樵子，斋名佩古斋。江西乐平人。1911年（16岁）入鄱阳江西窑业学堂图画科从张晓耕学画山水、花鸟。后至上海，拜海派名家程瑶笙为师习花鸟，技遂大进。程氏一生笔耕勤奋，传世作品较多，件件精妙绝伦。
田鹤仙（18941952），原名田世青，后改为田青，字鹤仙，号荒园老梅，斋名古石。浙江绍兴人。学绘瓷器，先画山水，后专攻梅花，传世之作以梅花为多。以笔者推算，1928年王琦创建“月园会”时，田鹤仙已34岁，于此之前由于是“半路出家”，即已画瓷，在当时恐难跻身于“八友”之列，应该说田氏是在其后的时日里才参加到“八友”之中一起画瓷的。但田氏很是勤奋，刻苦好学，他的月影梅花很快就得到了同行的赞许及商家的青睐。
刘雨岑（19041969），是“八友”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安徽太平人，寄居鄱阳，15岁就读饶州江西省立第二乙种工业学校饰瓷科，为陶瓷名家潘宇弟子。18岁来景德镇绘彩瓷，后擅长花鸟。并创“水点桃花技法”，在粉彩的画技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十位画瓷艺术家各有绝招：王琦、王大凡以画人物为主；程意亭、毕伯涛、刘雨岑等以花鸟为主；徐仲南的竹石、邓碧珊的鱼藻、何许人的雪景、汪野亭的山水、田鹤仙的梅花均各领风骚，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的陶瓷绘画在国内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当代人们收藏的热点。
正因如此，在暴利的驱动下，近些年来，景德镇一些无良私营厂家，大量滥仿“八友”之作，投放市场，以假充真，骗人坑人，使不少热心的收藏者备受损伤，亦败坏了景德镇当今制瓷业的声誉。
就目前看，十位瓷画家的作品都有仿品、伪作，作伪的水准有高有低，高者一眼初看难辨真伪，低者俗不可耐，不堪入目。去伪取真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如何分辨呢？
一、首先，应对十位瓷画家的真品、精品多看，多上手，摸清每位画家在各时期画作的风格、特点，如耕图、用笔、用色、署名、题记、落款、印章、字体等，找出其技艺的个性、特性与精妙处的规律，熟记于心。若难以见到真品，多看真品的图片或有关书籍亦可，把真的作品看熟了，认准了每位画家的风格所在，就不难找不着赝品的伪装了。
二、看一件瓷画作品与看纸、绢中国画一样，看的规律是：”一字、二画、三印章“。对作伪画瓷的高手来说，“仿画容易，仿字难”，字是最难仿的，字不对，作品很难看真。其实，画也是难仿到位的。一件名家之作，其功力是不言而喻的。每件作品都能感受到画家的灵气。而仿品与伪作，无论是字或画都是有形而无神，或是连形都相差万里，其真伪叫人一目了然。十位瓷画家的印章亦各有特点，应细细揣摩。如王琦便使用“西昌王琦”四字三重叠空心篆体印，一时难以辨认，有的伪作品不识其意，糊乱涂写，毫无层次，一看印章便知“庐山真面目”。
三、看瓷器的制作工艺与瓷画原料。瓷器的制作工艺是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的瓷胎较坚致，器物胎体的轻重一般较为适中，釉面比较肥润，表面光泽温和，而新仿的瓷器因图厚利，不免处处偷工省料，胎体比较轻薄，釉薄无肥润感，釉面光泽刺眼，成一种死硬的光感，缺乏柔温的气质。正因如此，伪作者往往在器表用化学药物浸蚀，用细砂纸擦弄或用颜料涂抹，这种种手法，只要细心观察，亦不难发现。
绘瓷原料令仿者与原作亦有本质的区别。民国时很多绘瓷原料是矿物料，研磨精细，烧出后颜色鲜艳、厚重，层次感强、光泽度好，手触细腻嫩滑。而现在仿品所用绘瓷原料多用化学配制料或代用品，粗劣不堪，烧出后粗糙无光泽，无鲜艳可言。色阶平淡，没有精神。
总之，作伪者或临摹、或拚凑、或生造，千方百计将赝品打扮成“原作”，但只要细心揣摩，仔细分析，多看、多比，总不难找到其蛛丝马迹的。
辨伪实例
邓碧珊鱼藻图瓷板画（赝品） 张沛轩鱼藻图瓷板画（民国时期真品）
如上图邓碧珊鱼藻图瓷板画是一幅赝品画。初看觉得画技不错，应该说画者的水准不在低俗之列。但仔细观察画面，右侧水藻中的两条上下同向的鳊鱼与其对面游来的上、中、下三条游鱼的中间较大的一条鱼，此三条鱼构成侧身“品”字形，三鱼与水灌的构图，正是临摹张沛轩先生（民国时景德镇另位画鱼藻图的瓷器画家）的鱼藻图（见上图）。只是作了些小小的改变而已。如张沛轩所作画面左边只画一条鱼，此赝品画成上下排列的大小不同的三条鱼，画面的右上部又增添了同向左下游去的大小不等的五条鱼，画面鱼纹多了，比原作显得呆死而杂乱。赝品的水藻亦画得拘谨、生硬，藻茎似小竹子，硬挺硬挺的，藻端如松针，似乎不是生长在水中，而像生长在陆地上似的（见左下图）。而原作的水藻画有茎无骨，有一种随水飘浮的感觉，时隐时现，很是生动，收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艺术效果，而仿品是达不到这一效果的。
赝品邓碧珊鱼藻图之局部赝品邓碧珊鱼藻图瓷板背面
从画面的题记、款识看，赝品与邓氏原作的字体更是相差甚远，邓氏书法功力深厚，刚柔相济，具颜书之功，而赝品的字体是行楷，亦显做作、呆板。邓氏的印章多为“邓氏”印、“邓”印、“之印”等，而赝品的印章过于规整、刻板。再从瓷板的背面看，新瓷板为怕人看出是新的，在其背面以浓淡之墨汁涂抹全器，弄巧成拙，一目了然（左上图）。(肖一夫)
谈“珠山八友”及其传人
众所周知，“珠山八友”是近代中国陶瓷和景德镇陶瓷最杰出的代表。“珠山八友”之所以对20世纪和今后的陶瓷艺术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就在于“珠山八友”以传统的中国文人画为切入点，以陶瓷为载体，将两者之间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形成陶瓷艺术的一个新的流派——“瓷上文人画”。这次改革，无疑是中国陶瓷和景德镇陶瓷第一次文化的复兴运动和文艺的复兴运动。这是“珠山八友”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第一大贡献。
大家知道，中国画是纯美术范畴，陶瓷是工艺美术范畴。一直以来，陶瓷工艺品从属于国画艺术。“珠山八友”的“瓷上文人画”，无论是在图案的造型，还是在绘画对象的设色方面，都达到了中国画的水准。“瓷上文人画”使得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表现空间进一步拓宽，绘画语言进一步丰富，装饰水平进一步提升。为景德镇陶瓷增加了文化内涵。
随着“瓷上文人画”的历史进展的深化，“瓷上文人画”深得景德镇陶瓷艺术家的拥护和赞成，趋之若鹜。在众多陶艺家的介入下，“珠山八友”的瓷上文人画艺术，已成为景德镇陶瓷的艺术主流，代表了一种艺术时尚。今天，“珠山八友”的后裔和传人撑起了景德镇艺术陶瓷的半壁江山。
本书作者张海国兄是一位资深的陶瓷艺术鉴赏家、评论家。在他研究中国陶瓷艺术半个世纪的生涯中，在海内外发表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章，出版陶瓷艺术专著达六部之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
【陶瓷文化】珠山八友瓷画的辨伪与识真
瓷器造假，自古有之，民国尤盛。不仅前朝瓷器皆在仿造之列，同时期“珠山八友”等名家亦不能幸免，因此八友存世作品精粗并存，真假混杂。就赝品而言，有民国时期的老仿瓷和现代的新仿瓷。老仿“珠山八友”瓷，多是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之间出现的，这些仿品与“珠山八友”在同一个时期。老仿瓷的鉴定难度相对来说大一些，主要原因是胎质和釉色同样具有民国时期陶瓷的特点，而且品相又陈旧，少有疑点，容易迷惑人。老仿瓷多是八友当年的徒弟及其追随者所为，笔者所见其作伪形式，有以下几种类别：一是当年的代笔之作，二是抄袭模仿之作，三是刻意假造之作，四是主观臆造之作。下面就老仿瓷的造假手法和甄别要点作些分析。代笔之作是指非八友亲笔所为，但却是八友所认同之人的作品。民国时期由于“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和名气颇大，贵戚权门，商贾雅士，对“珠山八友”瓷画作品趋之若鹜。他们的瓷画作品很有市场，八友成员不仅结社互助，有的还自开画瓷店，谋求发达。他们一边勤于画瓷器，一边带徒授艺，多数弟子在随师学艺并具有一定水准之后，也帮师傅做些摹稿、填色之事，甚至参与和帮助师傅完成应求之作。此种现象是中国几百年来师徒传艺的惯例，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代笔之作一般是门徒按师傅的画稿临绘后，由师傅修改匡正，并亲题款识而完成的。严格来讲代笔之作不是仿品，如汪野亭的墨彩瓷板画《一帆风雨裹》，该画的山石画法正如画上诗中所题，摹宋代米芾之法，以点代皴，层层积染，汪氏不曾以这种皴法画山石。笔者就此幅作品与汪氏之女、著名瓷画家汪桂英作过深入探讨和精心比对，其稚拙生硬的笔法和墨色的运用与汪氏风格迥异，但从题字笔法分析，该瓷板画的落款属汪氏所书无疑。像此类非八友亲手所画而又有真落款的传世作品有一定数量。模仿抄袭之作，多是八友身边诸人所为。有的临摹抄袭，只是借师傅之影响，谋求生计。这种徒弟模仿和搬抄师傅作品的现象，在民国并不鲜见，徒弟模仿和搬抄师傅作品不仅布局、章法相似，而且笔墨特点也透出师傅风格。模仿搬抄之作，只是像八友的笔墨面貌而已。有的则明确写清仿某某人笔法等题款，与有意复制的赝品还是有区别。如王琦弟子邓必诏所画粉彩瓷板画《赤壁抒怀》，其内容、构图、章法，都与王琦1931年所作粉彩瓷板画《秋山赏月图》相似，该画上也有“南州邓必诏仿师王琦画室”之题款，以示模仿师傅之作。但也有些不敬之徒，会以抄袭模仿之法盗名欺世。故意假造之作，是指以临摹、复制手段追求酷似，以假当真，谋取利益的赝品。民国时期造假的赝品没有现在的多，手段也没有现在的狡诈恶劣。但由于距今有一定的年代，并且胎釉、料色等都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容易让人坠入彀中，此种现象是鉴定老仿瓷应该加以注意的。老仿瓷中以原作为蓝本刻意假造之作较少，因为当时真品同时存在，此类赝品难以牟取利益。而且民国时期，有的名家为防范别人复制和抄袭自己的作品，在入窑之前多以煤油涂抹画面，使别人不得见其真面目，开窑之时则亲自去取，不给仿制抄袭者偷窥的机会。主观臆造之作，是指在绘画风格、笔墨技巧上学得一些八友画法，并根据一些参考资料而任意画出来的八友作品。由于臆造者水平不同，仿真程度也有区别。一般臆造作品，由于仿造者功力不足，作品“马脚”较多，真假易辨，在当时市场价格也低，符合了一些附庸风雅而购买力水平又较低者的需要。稍微有点水平的臆造之作，多为“红店”所为，民国时期有的“红店”，公然挂牌可订购八友之作。这些臆造之作，也只是整体看上去有些像，只要从内容、构图、笔墨、色调、绘画技巧、题款等方面稍作甄别，也是漏洞百出。而民国时期有些好古之人乐于购买，并精心收藏，导致某些仿品流传至今，造成鱼目混珠之现象。另外，老仿瓷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画面没有题款，只有印章，或只题穷款。目前市面上没有题款只有印章的赝品，以王琦作品为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王琦早期确有少量不题款的作品，造假之人想借此混水摸鱼；二是王琦书法功力深厚，常以草书题款，仿造难度大，容易露出“马脚”。只落穷款的赝品，以冒程意亭、刘雨岑作品为多。仿造者抓住他们有落穷款的经历，旨在回避其题款仿造难。“珠山八友”无题款或落穷款的作品极少，此类赝品一般来说胎釉、画面都很像，鉴定时要着重从绘画风格、笔墨(料)特征等方面人手，厘定真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仿“珠山八友”瓷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旧政权的倒台，造假之恶习在打击和荡涤之列；二是尚古之风为那个时代所不容，造假之作无立足之市场，缺少经济价值；三是部分八友成员尚在，他们的作品也从迎合达官贵人的收藏需求，转向歌颂和反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仿旧不合时宜。新仿“珠山八友”瓷的产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收藏之风逐日兴起，新仿“珠山八友”瓷也就越来越多。一是崇古怀旧、赏玩收藏之风开始抬头，市场需求逐渐升温；二是随着建国后对“四旧”的荡涤和扫除，特别是通过“文革”十年的洗劫，民国之物难以寻觅，收藏的升值空间大；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市场等各方面，都给仿造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笔者了解，新仿瓷的作伪手段有复制、移植、合造、臆造等多种，下面试作分析。复制造假是指造假之徒以“克隆”形式，有意识、有套路地如法炮制八友瓷画赝品的行为，旨在牟取暴利。新仿“珠山八友”瓷中复制的赝品有两类：一类是以真品实物为蓝本复制的，另一类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以真品实物为蓝本的复制品，其大小尺寸与母本一致，画面构图、内容、笔法、题款、印章均为母本之翻版，此类赝品，出于圈内人和以此买卖为业的高手，造假者往往持有真迹，但秘不示人，让高手以实物为蓝本揣摩演练，悉心描摹。由于是近距离对实物的复制，因此笔法、色调、题款、品相等各方面，几可达到乱真的地步，在母本原作不露面，一真一赝不存在对比的情况下，叫人很难看出破绽。鉴定此类复制品时，要尽可能多看原作者实物、图书资料等。八友作品有个特点，就是同一题材、同一画面往往在同时期会有相类者。如王大凡的粉彩瓷板画《闻鸡起舞》，由于市场需求，作者在同时期将该作品画过多幅，刻意造假者即使将原作秘不示人，鉴定者在辨别时，也可找到同时期同类作品当鉴定的标准器，这就要求鉴定者眼界宽阔，用更多精力去揣摩研究。此类以实物为蓝本造假的赝品，以小件为多，瓶类和瓷板类也有。另一类赝品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相当于古代书画技法传授中的“对临”。因为近些年出版的书籍较多，给造假者提供了复制的资料。以印刷品为蓝本的复制，多为一般仿制者所为，水平不尽相同，但总体水平不高，仿品与原作有些许差异。如以印刷品为蓝本仿制的何许人“雪景”瓷板画，该真品的收藏者，是香港收藏家胡尚德先生。真品笔法磊落，墨色秀泽，填色粉润，雪色晶莹，雪雾无色却层次微妙而仿制品笔法粗糙，玻璃白堆填较厚，浓淡轻重少层次，且题款之字体形意不足……诸如此类仿制品，鉴赏者不但从品相特征等方面可以看出破绽，稍有研究者，对真迹的：藏处及相关信息也会知道，查找对比之后，容易找出赝品与真品的差异。移植手法造作的赝品，是指将此器形上的画画移植到彼器形上。画面、题字、款式等均以高仿手法移植搬弄，一般来说，多是将琢器上的画画移植到瓷板上。“珠山八友”喜好在民国典型的四方琮式瓶卜合作画瓷，从局部来看，每人一面，每面一幅，如同瓷板画的组合。造假者将四方瓶的画面移植到瓷板上，这样伪造既便利又酷似。移植手法仿瓷，一般不会将瓷板画等平面类画面移植到琢器(非平面性)上，因为在移植的过程中，依器变化的转移摹写难度较高，首先在谋篇布局上就会出现生硬和牵强，此类赝品在画画章法上容易出现破绽。合造手法造作的赝品，是造假者在收集被仿造者一定数量的作品之后，根据市场需要而进行画面的肢解组合，以拼接合造的手法，“创作”出酷似八友的作品。这类仿品有些是将八友的单幅瓷板画，拼接组合到具有瓷板画特点的四方琮式瓶上，因为八友在四方瓶上的合作画瓷，都是各画一面。还有一种拼接组合的赝品，就是在多个画幅中选取一些局部，重新变化组合在一个新的画面中。这种拼接合造，多出现附会牵强，稍有鉴定能力的人一看便知。也有仿造水准较高者，如果鉴赏者资料不全，眼界不宽，就如坠云雾，难以厘定显晦，这类仿品要从构图风格、绘画语言等多方面来分析。近些年以主观臆造手法造作出来的展品，和民国时期手法基本相仿，是一些在绘画风格、笔墨技巧上学得—些“珠山八友”的画法，而大肆臆造出来的作品。此类仿品乍看有几分像，但经不起仔细推敲，一般古玩市场上这类作品很多，由于臆造者水平的高低不同，仿真程度也有区别，市场价格也不一样。如仿汪野亭山水瓷板画，画面山石依势布形，错落有致，平湖小桥，策驴寻幽，另有野趣，画面树木的勾勒点染以及用色都有几分门道，但稍作细看，差别立辨。有点水平的主观臆造之作，还是有一定市场，它满足了一些不同层次人的追风逐雅。还有些主观臆造的仿品，并不以假充真，明确写上仿某某画法之类的题款，模仿者本来就是作仿制品，卖给一般好古者雅玩而已。另外，新仿瓷还有几种现象值得注意。—是老胎新仿，因为民国时期的老胎在景德镇还能找到少许，高仿者以此做假，其胎釉与民国时期的真品无异，而且模仿得逼真，画面还做旧，此种现象特别值得收藏者警惕。二是有些高仿品，有意在题款处磨掉部分词句或受画者的姓名等，制造该作品历经“文革”劫后余生的假相，让人信以为真。当今仿“珠山八友”作品者分工很细，有制胎釉的，有画瓷的，有题字的，有做旧的，可谓术业有专攻。而且造假者中，有些画瓷或题字者，专学某家某人，仿造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目的亦是为了牟取暴利。但是只要鉴定者深入研究，精心对比，在分析真品与仿品之别时便可发现，无论仿品以什么形式以及如何，高妙的手段出现，均与原作存在差异，特别是绘画功力和书法功力上的差异。新仿“珠山八友”瓷，多是近些年所为，在辨别时首先应从胎质、釉色着眼。因为新仿品的胎质和釉色与老的瓷器总是有距离。其次是掌握原作者绘画技巧及风格，要细致分析其笔墨(料)特征。一般仿者多是画得僵硬，高手也难有意在笔先的洒脱。名家笔墨十几年苦练得来，绝非一般之人一朝一夕能刻意求得。画面题字较多者，尤能看出破绽，因为书法摹其形而难得其神，如王琦、王大凡等人瓷画题字较多，书体属行草一类，别具个性，仿品由于笔法生硬，字体笔道的料色难免有涩滞之感，填描之中最容易露“马脚”。由于篇幅所限，关于“珠山八友”作品真赝之比较，本文不可能—一举例，况且“纸上得来终觉浅”，鉴定者如能多看、多听、多研究、多分析、多比较，掌握“珠山八友”瓷画构成要素的本质，同时还深入到古玩收藏圈里，及时掌握各条“道”上的信息，定能把握个中玄机。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到“珠山八友”时代，陶瓷工艺与绘画艺术的结合已展现出一片新的天地。“珠山八友”对传统文人画与传统瓷艺，采取兼容并蓄的现实态度，将陶瓷的商品化与艺术化融为一体。他们各人的性格、阅历、修养、气质都有所不同，在选择题材、描写景物、表现技法等方面也各不相同，长期的创作，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徐仲南的萧疏，邓碧珊的工整，王琦的雄奇，何许人的荒寒，田鹤仙的朴茂，毕伯涛的隽永，汪野亭的苍润，王大凡的古雅，程意亭的绮丽，刘雨岑的韶秀，堪称是异彩纷呈，显现出“珠山八友”瓷画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又形成了大致统一的艺术基调，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风貌。他们的艺术追求，突破了传统粉彩的审美特征和意识，他们共同的艺术观与审美理想，为陶瓷美学增加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瓷画审美范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珠山八友后裔筹备“珠山八友”80周年纪念活动
据“珠山八友艺术馆”负责人透露，今年农历八月中秋，恰逢我国民国时期的著名陶瓷艺术家“珠山八友‘月圆会’”艺术社团（1927年）诞生80周年，为了弘扬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向世界传播景德镇的“珠山八友”陶瓷艺术，珠山八友的后裔们正着手筹备纪念庆祝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国家轻工联合会、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的赞同和海外收藏界热情响应。
“珠山八友‘月圆会’”80周年庆祝纪念活动是由”珠山八友艺术珍品馆”负责人首先倡议，“珠山八友”后裔群体响应，很快组成了以“珠山八友”后裔（或亲属），当代著名陶瓷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张松茂为顾问，王怀俊为主委，徐亚凤、汪桂英、毕彰、王怀治为副主委的纪念筹备委员会。纪念活动将进行一次“珠山八友艺术珍品”遗作公开展览，邀请海内外收藏家参展鉴赏；举行一次“珠山八友艺术研讨会”，邀请陶瓷艺术专家对“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地位及影响展开研讨；向海内外限量发行以“珠山八友（10人）”艺术陶瓷代表作为母本，由家学渊源深厚、陶瓷艺术成就斐然的八友后裔亲自手工复制的每套10件的纪念瓷100套。
拟复制的珠山八友部分陶瓷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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