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2011年12月21日，由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政府和山西省晋中市文物局主办，并由深圳社科院文物研究所、晋中道莅艺术馆等多家文博学术机构协办的“中华名瓷·千年介休窑十二至十四世纪的山西介休窑陶瓷特展”启动仪式在北京保利大厦隆重举行。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学会理事长张柏，著名陶瓷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刘兰华，以及山西省文物界各位专家学者和晋中市、介休市长有关领导出席了陶瓷特展。启动仪式由晋中市副市长郭勇飞主持。
在启动仪式上，介休市市长王怀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介休人文荟萃，风景如画，是驰名中外的“中国清明寒食文化之乡”，“三贤故里”。介休经济建设有特色，发展提速，市域经济综合实力连续十年位居全省十强县市行列。近日，又被省政府确立为全省第一批22个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县之一。当前，介休全市正在全力以赴积极打造新型工业新市、现代农业新市、区域中心新市、文化旅游新市、物流集散新市，争创晋中“四化”率先发展区排头兵。介休陶瓷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艺术成就极高。介休瓷品类繁多、工艺精湛，以白瓷为主，尚有黑釉和白釉釉下褐彩瓷，黑瓷、白釉黑花及黄褐釉印花瓷等；褐彩的色调有深浅咖啡色、黑褐色和桔红色，堪称变化多姿；更有印花、划花、剔花，釉下彩绘和镂雕等多种装饰技法，装饰题材有花卉、动物、人物、诗文等，不但多样性而且生活气息浓厚。特别是介休洪山窑的白瓷，其白度白、胎体薄，烧造方法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其白度、吸水率、透光率都在全国白瓷中占首位。纵观介休窑的烧造工艺和风格特点，可谓独树一帜，其窑火光芒夺目耀眼，不应为世人遗忘，更不应将山西诸窑笼统的划入某个相对狭窄的窑系。
本次将集中展示古代陶瓷20多件组，均为介休洪山窑的上乘之作。复制来源陶瓷商务信息网。这次介休洪山窑古陶瓷特展，将是山西陶瓷专题系统研究展示的开山之作，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收藏界对介休洪山陶瓷乃至山西陶瓷的研究和重视。特展是对保护、整理、研究和展示地域性珍贵文物实践的有益探索，也是对介休洪山窑口千年历史的整体回顾，将对延续三晋历史文脉，提升山西文化品位，促进介休文化事业、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观看展览，我们可以重见十二至十四世纪间山西介休窑业之发达。并再次体味那千百年岁月逝去后留下的窑器温度，感知先人的聪慧与勤劳。
此次展览由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政府和山西省晋中市文物局主办，由深圳社科院文物研究所、深圳望野博物馆、北京紫微堂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晋中道莅艺术馆、北京君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并得到中国古陶瓷学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深圳社科院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多方学术支撑。
据悉，本次特展在北京正式启动后，将会在山西省晋中市及介休市巡回展出，并择机在全国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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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休窑址
在今山西介休县，故名。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四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白釉黑花及黄褐釉印花瓷等。其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1） 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和白釉黑花瓷，胎呈浅褐色，施釉一般近底部，圈足内无釉，足端一般平切。（2） 早期白瓷器物胎体厚重，晚期受顶窑影响，产品胎体趋薄，有薄胎印花碗、盏，碟有花口，花口下器内饰直线凸纹。产品主要为盘、碗、罐、盏、盆、盖碗等日用器皿。（3）白瓷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等，印花纹饰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与定窑有共同点，但不讲究均衡对称。常见图案装饰有缠枝花卉、婴戏牡丹等。（4）受磁州窑影响，生产白釉划花、剔花、釉下黑彩及褐彩瓷品种。器物普遍敷化妆土，纹饰以折枝花叶纹为主，纹饰部分因用料较多而凸起，高出釉面。此外盘、碗内心露胎五角、六角纹亦多见，还有一种白地红花的划花装饰，也为特色品种之一。（5）碗、盏等器的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垫烧，碗内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孩童荡船纹饰，是介休窑的独特纹饰，不见于其它瓷窑。金代产品器内心刮掉一圈釉，露出胎体。
宋代介休窑香炉
宋代山西介休窑香炉造型别致，施釉均匀，白中泛黄，色泽莹润，釉面带有密密麻麻的细小开片，做工精美，格调高雅，是我国古代香炉发展中比较少见的。过去，有人将此炉视为灯具，但陕西耀州窑博物馆将其作为香炉展出。还有人认为这尊香炉可看到唐五代时期，但我觉得在断代时还需留有余地，毕竟介休窑烧造高峰期在宋代。
这尊香炉高10.5厘米，面上直径11厘米，香炉的口沿为厚唇，自然下垂，形成小坡度，厚唇宽度为3厘米，看上去十分自然和谐。炉心为圆形状，深约6厘米，内里露胎，清晰地留下了当时工匠手工拉坯的痕迹。底座呈喇叭口敞开，不施釉，露出灰白色的胎骨，足底还遗留三只烧制时所用的支钉。整个器物分成三层，由小及大，十分规整。香炉器物虽不大，却符合宋人“小器大做”的原则。看上去大气高贵，古意盎然，拿在手中把玩，赏心悦目。
这尊香炉的外形的确很像新石器时代或先秦时期的陶豆器具，也与商周时代的青铜豆相似，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它与陶豆、青铜器皿有一定的关系。
陶豆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造型多为浅盘、高圈足、浅钵形、喇叭形、镂空形等，这是马家浜文化的特色。马家浜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为环太湖流域母系时期的典型文化。豆的器形从陶豆开始，到青铜豆，始终保持它的基本造型，而且始终是祭祀礼器组合中重要的一员，在“禮”字的组成中，“豆”也是主角，这充分说明豆器在先民心中的分量之重了。根据考证，陶豆主要用来盛放“菜”。在古代陶钵才是个人使用的餐具，与现代饭碗器具相似。陶豆的形状浅而小，不同于盛“饭”的钵，它只能盛放少量“副食”，很可能就是瓷盘的前身。主副食有所区别，这是稻作农耕社会派生出来的生活方式，也是东方饮食文化的传统特点之一。高而稳的陶豆，在使用中，既能突出豆器中“菜”的视觉效果，又与古人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相一致，方便夹“菜”，古人的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我在撰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时，曾到介休窑考察，它位于晋中洪山镇，1957年搞农田水利时被偶然发现。专家认为介休窑的白瓷烧制水平、烧造规模、历史影响略逊于定窑，但它烧造的器物白度较高，经科学测试为78.3℃，胎质细腻，透亮坚硬，敲击声音清脆，烧造温度应在1300℃左右，几乎可与现代白瓷媲美。具有“小家碧玉”的风范。
碗、盘和盏等器物的装烧方法多采用支钉垫烧，在器物的圈足上一般都垫有3个小支钉，支烧时钉尖朝下，依次叠放，烧成出窑后，碗、盘和盏等器物的内侧会留下3个细小的支烧痕迹，这种支烧方法为介休窑所独有，也是我将这尊香炉看为介休窑香炉的原因所在。
“三晋窑火”展出 山西古代陶瓷
讯218件山西古代陶瓷琳琅满目，精彩纷呈，令在场数百名观众叹为观止。6月8日上午，“晋善晋美·三晋窑火——中国古代山西陶瓷特展”，在龙华新区望野博物馆开幕。
展览展出的珍贵文物贯穿宋、金、元、明、清数个朝代，包括陶枕、碗、盆、瓶、壶、香熏、蒺藜炮罐等各种器物，重现了12~19世纪山西窑业兴旺的全貌。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出席开幕式。
山西陶瓷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粘土陶，到唐宋炻器时代已经非常发达。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诉记者，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第一场全面、系统展示山西窑业成就的大展，其目的是要把山西古陶瓷从含混不清的界定中分离出来。他特别强调，此次展出的218件文物全部都是古代山西出品，经过了充分考古科学论证。
此次展览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龙华新区及山西晋中市、介休市联合主办，深圳望野博物馆与山西道莅艺术馆、北京紫薇堂艺术馆等单位承办。展览将于7月28日结束。
耀州窑陶瓷文化艺术展在铜川开幕
12月23日，以“耀瓷华章·‘窑’望世界”为主题的耀州窑陶瓷文化艺术展在铜川市王益区耀瓷小镇大师创意园拉开帷幕。
“十里窑场不夜天，精比琢玉耀州瓷。”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名窑，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1400多年来，耀州窑炉火不熄，烧制的耀州瓷不仅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更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冠”，是中国古代北方青瓷工艺的缩影和教科书。举办“耀瓷华章·‘窑’望世界”耀州窑陶瓷文化艺术展，是推动耀州窑成为展示铜川名片、讲述陕西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与世界对话新窗口的重要举措。本次耀州窑陶瓷文化艺术展通过“回望千年”“耀瓷雄风”“名家荟萃”“耀瓷生活”“耀瓷创意”五个篇章，旨在弘扬和传承耀州窑陶瓷文化艺术，充分展示耀州窑陶瓷文化魅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耀州窑陶瓷文化发展成就，进一步提升耀州窑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陶瓷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打造“一带一路”新瓷都。
本次陶瓷文化艺术展从12月23日开展，将于2020年2月10日结束。主展馆设在耀瓷小镇大师创意园，展馆约2400平方米，分7个展厅，共展示陶瓷作品1000余件；5个分展场地点分别为观唐陶瓷公司、耀州窑博物馆、陈炉古镇、陕西火凤凰陶瓷公司、唐宋陶业公司。
【陶瓷文化】综述越窑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当代国窑展带你领略陶瓷盛宴
淄博陶博会亮点不断
9月5日，记者从第十二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第十一届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6日——9日，将在淄博国际会展中心一楼主展区举办当代国窑展系列活动。
据了解，当代国窑展区设六大板块，分别为“制定国标、彰显国窑”、“名师国画、添彩国窑”、“创新精品、提升国窑”、“走出国门、弘扬国窑”、“地理标志、保护国窑”和“市民参与、感悟国窑”。淄博日用陶瓷精品展区有华光、硅元等国窑品牌授权企业和市内陶瓷名企进场参展，全面展示淄博陶瓷地域品牌的实力和影响力。除淄博本地陶瓷品牌，也将有来自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福建德化、河北唐山、江苏高淳等国内主要产区的十余家日用陶瓷知名企业前来参展。台湾、韩国的陶艺大师，景德镇中青年艺术大师也将亮相本届陶博会，进一步提升陶博会在国内外陶瓷领域的影响力。
本届陶博会首次推出高科技陶瓷应用展区，以“环境/节能高技术陶瓷”为主题，由天璨环保科技等5家高科技陶瓷集体展示新型无毒脱硝催化剂、防静电瓷砖等高科技陶瓷最新成果。“淄博琉璃•明清官窑”琉璃展和“丝绸之路•起点淄博”丝绸展两个特色展区也将继续参展。精心策划的布展风格，突出历史文化内涵，全方位展示我市悠久的传统产业和现代发展成就，进一步丰富了展会内容。
悠久的晋中名窑——介休窑
去过榆次、太原之后，继续随同陈老前往介休窑一行。该窑位于山西省中部的介休县洪山镇（一名洪善镇）。１９５６年陈万里先生为考察山西琉璃的历史和文物曾赴晋中一带做过初步考察，发表了《谈山西琉璃》一文，对现存的元、明、清时期山西琉璃文物以及过去与今日烧造琉璃的著名工匠姓名和传记都作了简要的介绍。这次特意到介休去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也可以说是他写这篇文章后继续迈出的又一步。正如他在该文结束语中明确提出的目标是：
（一）元代的已经有了实物，元代以上的可能会发现。这对于山西琉璃的怎样生长起来，有着极重要的关系。我希望能够得到元代以上遗物的实证。
（二）此种琉璃究竟与所谓唐三彩、辽三彩有什么相连，与洛阳所发现的唐代琉璃瓦是否有继承的关系？
（三）晋南一带在明代所制作的所谓“法华”的东西（即黄绿紫的三种色釉）是否就是琉璃窑里的产物？
就是这三点，我觉得已经很有意义了。我先以这一小篇文字发表，作为大家来共同研究山西琉璃的开端。介休窑虽然不以生产琉璃、法华闻名于世，但在当地庙宇如位于城内著名的“后土庙”就保存很多明清时期的琉璃和法华文物。据说该庙早在南北朝时期曾加修建，后因地震毁灭，元代又重建。现有殿堂、器物，如琉璃屋顶、脊瓦、兽头、影壁等多处建筑构件，乃至殿中祭器如香炉，烛台等或为琉璃或为法华制成，不仅制作精美而且多为明清之物，式样、品类都很齐全。有些器物的釉色堪称紫如紫晶，黄似金箔，绿如翡翠，蓝似宝石，精彩非凡。加以石雕、砖雕工艺方面各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图一），也可以作为古陶瓷识真辨伪、决疑断代的参考。仔细浏览意境深邃，令人留连忘返。特别是有幸在陈老的亲自指点和讲授下，不啻参观了一处精品荟萃、历史悠久的博物馆，补上了生动难忘的重要一课。可惜的是当时无条件拍摄彩色照片，且又经过文化浩劫，以前的专业笔记、图画多已散失，仅能凭回忆与残余照相略加记述而已。介休的名胜古迹甚多。例如因晋国贤人介之推被焚死而闻名千古的绵山以及其山麓附近的源神庙、回銮寺等。其中与古陶瓷关系密切的除上述的后土庙外，以源神庙的几块碑记最为重要（图二）。源神庙又称源泉庙，建庙时间不详。据当年抄录的明万历十九年《新建源神庙碑记》称“庙之作亦莫得莫得其详。惟□书至大二年创建暨洪武十八年重修。……已又得一石刻视之，题曰源神碑记，进士赵泯撰文，……兼殿中侍御史徐斌贝撰铭碑称：至道三年重建神堂，大中祥符七年建碑。用是源神庙当自宋以前已有之。……”看来自宋元、明以来屡加重建。庙位于县城东南约１３公里的洪山脚下。洪山为绵山支脉，洪山泉的水流清澈见底，水中游鱼历历可数。附近青山绿水、风景如画，洪山镇窑址就在其旁边不远。寺院内《源神碑》文中记有“诗伯道仙，玩水爱山。钓叟樵翁，寻溪绕涧”等语，可见自古以来即是一处登临游览的胜地。另一碑刻为清代光绪十八年所立《碗窑行公议条规碑记》，文中明确记载有“惟磁器首属我洪山也，日方于何时，自唐朝末、宋代初而后开设碗窑久矣”等语。结合当地人们传说介休窑尚有唐代瓷器，看来这一段记载对于我们明确介休窑的历史上限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９７７年５月为编写《中国陶瓷史》，我与冯先铭同志再去介休窑考察时，会同山西省轻工业局陶瓷专家水既生同志等一起前往。仅凭两次取得所见瓷器残片特征看来，其上下限至少是始自宋初直至清代。因此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第七章清朝窑器第二十六节内记载说“介休窑，在今山西省龙凤村，胎釉呈黄白色，并有白釉墨彩者。”而在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内却有介休窑历来不见记载的说法。综观我们在洪山镇窑址所获瓷片（图三），主要有白釉、黑釉、黑釉印花、白地绘黑花或赭色花、白地绘划黑花、珍珠地划花、赭色地剔划白花、黄、褐釉印花以及绞胎瓷等，不但品类繁多，而且有的制作十分精巧。从工艺技法上看，与定窑、磁州窑、耀州窑多有一定的联系（图四）。其中白瓷为主要产品，有印花、镂雕和彩绘等装饰，以盘、碗居多，印花纹饰尤为精美。如印花白瓷盏内多印有缠枝花卉，而在盏心与圈足处各有三个小支钉痕，是其特殊的作法。曾见有人在窑址采集的一件婴戏牡丹纹印模残件，上有婴孩抱一小猫随身在串枝花下与同伴捉迷藏，栩栩如生，活泼可爱，为历来所仅见。当时用铅笔拓出轮廓，后又委托友人代为绘成图案（图五右），留作研究之用。此外，如青、褐釉印花盘、碗也以缠枝花卉为主，有的还印婴戏划船纹，生动之至（图四右），亦属罕见之作。此类富有地方制瓷的工艺特色之外，在采用叠烧法，盘心一圈露胎无釉的作法上，则与附近的榆次窑乃至陕西耀州窑金代制品相似。至于其白地绘划黑花以及白地绘黑花或赭花与珍珠地划花的作品（图五左）虽在外观上近似磁州窑风格，但仔细对比，在釉色、花纹和胎质方面也存在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在此次考察中，当地的同志获得一件白地绘紫红色花纹大盆残片，色调鲜艳夺目，为磁州窑制品中未见之物，印象颇深。此外如图四中间的一片赭色地剔划白花纹枕残片乍看好似当阳峪窑制品，然而相比之下，则无论在釉光亮度与釉色白度乃至刻线力度上前者均显得黯然失色，苍白无力，似又稍逊一筹，却与继之前去考察的浑源窑同类制品颇为相近。除上述各种器物残片外，当地同去者有人还在窑址拾得一些制作甚精的残器。例如白釉细瓷小瓶，白釉细瓷大贯耳瓶，珍珠串边白釉小人、小马，珍珠串边黑釉瓷片等。特别是一件白釉小盒盖纽，全用小瓷球雕成状似串珠精巧异常。其它如白釉镂空高足碗、黑釉高足小碗、白地绘黑花高足碗也属少有之物。此外如绛釉白边白里小碗，与河南鲁山、宝丰所见的白釉绛色口边的作法相反。而且还有个别绞胎瓷片，只是花纹色浅并不规整，与榆次胎瓷有所不同。后者用手抚摸花纹凸起，当地名之为“陈格瓷”，是否工匠名尚待考证。
另在介休文化馆见一当地出土的黑釉荷叶形小瓶，在荷叶形口边高出部位上凸出小瓷珠共五粒，造型特殊别有风格。据该馆同志告知“当地磁窑沟也有窑址，并有出土物。村西窑较为古老，但已不见窑址。村东窑多出黑瓷。”但是前往寻觅的结果，仅见有少量的白地绘黑花瓷，且为明清时期之物，并有大量的黑釉粗瓷，时代也较晚。问及老农，据称“当年有四十八座窑，今多翻埋在住房下面”云云。因当天下午即将乘车赶去霍县考察，匆忙中拣拾少许而归。
记忆中尚有一事令人难忘。在洪山镇窑址浅挖瓷片时，先铭同志不慎被蝎螫伤手指疼痛难忍，而在缺医少药的当时只得陪其夜话熬过通宵。此事曾有人在《紫禁城》杂志著文报导并附瓷片照相。虽属偶然伤害，然而联想我们多次考察各窑址时，为寻觅珍奇瓷片往往不顾周围是否布满荆棘或埋没在牛粪下边，因此经常被旁观的人怀疑或讥讽为“气迷心”（精神病患者），除在当时付之一笑外，于今想来犹不禁莞尔而自觉欣慰，惟恐年老力衰难得重温旧梦了。
弘扬丝路陶瓷文化 集聚发展新动能
北纬三十七度，被史学家、地理学家奉为“神奇的纬度”，它所穿行而过的地域多是人类文明荟萃和文史胜迹聚集之地。
平川，正好位于北纬三十七度线上。这里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齐家文化时期，勤劳勇敢的先民就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境内的鹯阴县治曾是甘肃最早建立的县级行政单位之一；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孕育了古老的丝路文明、陶瓷文化。
1985年自白银市恢复建市以来，平川区立足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以城市转型为主线，全区上下万众一心，锐意改革，奋发图强，攻坚克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昔日的工矿小镇已发展成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兴现代工业城区。
煤电连襟，成就甘肃重要能源工业基地。区境内有省属大型企业靖煤集团，全区煤炭产量超过1000万吨，陇上精品——晶虹煤1号、2号、3号产品，畅销中外。靖远第一、第二发电公司，为国家“七五”重点工程，是联结陕、甘、宁、青电网的主力火电厂之一；瓦斯气发电、风力发电推动新能源和洁净能源产业发展。
千年传承，引领平川全力打造“西部陶都”。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拥有优质的陶瓷原料、精湛的陶瓷艺术、聪慧杰出的艺术家和能工巧匠，西北最大的陶瓷厂、西北第一条高档抛光砖生产线、西部第一条全自动环保墙地砖生产线、艺术瓷“陇瓷”跻身“中国名瓷”行列、“中国陶瓷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等记录着平川陶瓷产业的发展足迹。
统筹兼顾，推动平川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区以项目建设为龙头，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全力改善基础条件；强力推进作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全面落实惠民政策，着力构建安定和谐社会。2016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70.9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86.21亿元，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30264元和8184元，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86亿元。
面向未来，浓墨重彩绘就平川发展新蓝图。平川区委、区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创新驱动、加快产业升级，全力厚植现代产业新优势，突出城乡统筹、促进协调发展，全力彰显美丽平川新魅力，突出开放开发，激发动力活力，全力拓展内外联动新空间，突出绿色发展、致力生态宜居，全力打造绿色美好新家园，突出以人为本、决胜全面小康，全力推动民生福祉新提升，努力把平川建设成为产业更有竞争力、社会更有创新力、文化更有影响力、环境更有承载力、百姓更有幸福感的新平川，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平川以工业立区，始终突出工业主导地位，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着力健全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平川经济开发区作为全省35个省级开发区之一，已成为该区发展工业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平台。全面提升园区发展的服务水平，全力把“一区多园”打造成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企业发展的关键平台和主要载体，着力提高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平川区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合作大潮，积极参与“兰洽会”这一全省最大的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平台，广泛参与其他经贸、文化交流发展合作平台，向外宣传平川、提升平川形象，多方引进项目、资金和技术，为平川经济发展谋求更大更广空间。牢牢把握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重大布局的历史机遇，加快推进向西开发开放战略进程，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力争把西部（白银·平川）陶瓷峰会创办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行业引导力的传统盛会，为平川调整产业结构、打造西部陶都集聚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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