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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是一种爱好传承 三位民间藏家的那些事儿

收藏是一种爱好传承 三位民间藏家的那些事儿

简一瓷砖是 收藏古代瓷器的好处 古代瓷器收藏

2021-04-17

简一瓷砖是。

都说古董界水深,在普通老百姓看来,那都是有钱人才能玩儿得起的嗜好。不过,今天介绍的这3位民间古董藏家还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笑言自己是“最有钱的穷光蛋”,下面就讲一讲他们鲜为人知的那些事儿。

因为爱,所以爱

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齐同民本是一名教师,由于从小对古董的热爱,很早就进入到了古董藏家的行列。

齐同民认为自己对收藏的热爱源自遗传。在他的印象中,童年时期妈妈的姥爷家里就有很多古书和古钱。每次串亲戚,幼小的他就对这些古老的东西爱不释手。文革时期,为了能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小人书、人模、钱币等保存下来,齐同民还真就把它们用塑料布包好放在了鸡窝里,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的“潜伏”。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齐同民开始收藏邮票和古钱币,直到1995年接触到瓷器,他才转向了瓷器收藏。这里还有一件小趣事,一天齐同民在古董市场上看到一个玉雕的小狐狸,只是觉得东西好,就花了5元钱买下来。那狐狸尾巴回蜷至下巴,歪着头、眯着眼在睡觉,神态真是美极了。齐同民当时并不懂行,后来被一个朋友以800元的价格买走了,心里还高兴的不得了。3天后,齐同民才知道那位朋友又转手卖了8500元。“现在想想,汉代和田白玉雕成的小狐狸,我那朋友也只是捡了个小漏,挣了点小钱”,齐同民回忆到。

再后来,齐同民又接触到木器家具和瓷器,通过“以藏养藏”的方式,每年他也能挣上几万块钱,比工资多一点。当雪球越滚越大之时,齐同民的发财梦也越发不可收拾了,他说:“人有了贪婪的心,收藏的路上就会有陷阱已经在你面前铺开”。一次,齐同民看上了一套漂亮的紫檀方桌椅,心里合计要是买到手肯定赚不少钱,于是2.9万元买回了家。业内朋友一看,东西是老红木的,只有一块是紫檀镶的椅子腿,最多值两三千元。发财梦破灭,齐同民一次就赔了近3万元。

从那以后,齐同民收藏就比较谨慎了,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年的收藏,20年的努力,使得他在中国古钱币、古陶瓷、古家具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我的藏品只要有几件精品可以按照‘唐宋元明清’的朝代顺下来就可以了,其实就是玩的心态。文物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载体,政治、经济、文化都在文物上面反映出来。我喜欢这些东西,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喜爱、一种认知,一种肯定、一种珍惜。”齐同民如是说。

齐同民喜欢把自己的藏品送给喜欢它们的朋友,他认为文物的价值就是传承。然而,现在他越来越感到一种危机感。“现在的年轻人一谈到文物就会担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谈到,“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有了距离感,缺少美的感悟,着实让人担心啊”!

三十年基本建设,使大量文物都冒了出来

北京藏家陈立建谈到,改革开放30多年,新中国的基建规模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大得多。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各地的楼房都很少见,天津那个时候最高的楼只有四层,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也就是两层,而两层楼的基础不过一两米深。现如今,高楼大厦林立,地下车库再加上基础,少说也要挖到地下六七米深,于是,把全国的土地都翻了个遍,这些文物自然就冒出来了。“还有高速公路、高铁建设,古河道清理和水利建设,出的东西太多了,喜欢的都知道这些是宝。”陈立建表示,“但一些专家不这么认为,没见过这么多东西,就统统认为是假的,正因如此,也导致我国很多的文物受损或流失。”

有专家表示,民间收藏90%都是赝品,在这一点上齐同民持反对态度。如今,在我国的民间藏家少说也有几千万人,每人收藏10件,也要达到上亿数量的藏品。仅景德镇几个手工作坊,根本不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生产出这么多赝品,更何况还有很多东西是现代工艺也根本无法制造出来的。现如今,连真品都不一定能卖出价,假东西就更没人买了,唯利是图的商人怎能做这等赔本的买卖?

呼吁文物鉴定法尽快出台,为我国的文物流失把好第一道关口

北京藏家徐强可谓是收藏大家,几万件藏品目前都集中在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镇的阳光文物宫里。

一提到中国文博界的鉴定现状,徐强真是忧心忡忡。“看外国博物馆、收藏家手里不断流入的东西,这些肯定是从中国流出去的,然而中国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事态继续,又或高价从国外的拍卖会上购回”,徐强谈到。再有,就是我国目前出现的一些所谓的评估委员会,根本没有合法鉴定资质,却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各行各业都需要有资质持证上岗,唯独文物鉴定,国家连文物鉴定法都没有,如何能为文物的流失把好第一道关口啊!”,徐强激动地说到。

其实,再有经验的鉴定专家也不可能单凭眼和手就能一一确定每一件文物的真假和年代,因为中国文物太丰富了,只有通过科学的机器检测,才能真正确定生产的年代。目前,通过科学家们的长期努力,鉴定文物真假的检测仪器已经诞生,起码铜器、瓷器的检测已经很成熟,很可靠。中国科学院的大批专家将全国所有古代窑址的资料,和出土文物的标本资料综合起来,做成一个数据库,通过仪器的检测,对比成分含量就可以判断出具体年代。对此仪器的鉴定结果,国际上是认可的,反倒是中国不认可。

在徐强看来,收藏本是很简单的事,只要喜欢,买得起就可以了。然而,目前这些正常的秩序被一些人利用,成为为个人牟利的工具,使得代表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物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实在心痛。

3位民间藏友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保护好这些美好的事物。为中华文明,尽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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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钧瓷是一种美的享受


欣赏钧瓷是一种美的享受对钧瓷艺术品的欣赏、收藏就是一种对艺术没的探讨过程,它能满足钧瓷爱好者的精神需要,人们通过欣赏钧瓷艺术品,即观察其形色,品评其优劣,领略其玄妙,感悟其道,激励情绪,陶冶性情,使心灵丰富、愉快、积极、健康,从中得到美得享受。能悟美、悟文、悟德、悟境界、悟人生。欣赏钧瓷是一种对话,与钧瓷对话时历史对话,与艺术对话,从中领会博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东方艺术。欣赏钧瓷是一种美的享受,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有画面,有声音的审美过程,其中心是一个“变”字,除了静止的诸多变化外,从不同角度,不同光线观赏,还会呈现千变万化。“变”的核心是趣成天然,堪称“神、奇、绝、妙”。鉴赏要“手把、眼观、耳听、心仪”,至少从上述四个方面整体把握,常赏常新。正如古人诗云:“层卷当受益,赏钧眼更新”。欣赏钧瓷是一种美得享受就是在于其独特的窑变釉色,其釉色是自然形成,非人工描绘,每一件钧瓷的釉色都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即“钧瓷无双”,且釉透,釉活,胎质精纯,坚实细腻,叩之声园润悦耳,清脆动听,观之形端庄优美,古朴典雅,它的釉变色五彩缤纷,璀璨夺目,浑然天成,构成一幅幅神奇的图画,如寒鸦归林,夕阳残照,高山云雾,峡谷飞瀑,伯牙抚琴等等,这些釉变画,千变万化,意味无穷,具有千古耐看有魅力,名人曾用“出窑一幅元人画,落叶寒林返暮鸦”“雨过天晴泛红霞,夕阳紫翠忽成岚”“峡谷飞瀑菟丝缕,窑变奇景天外天”等来形容钧瓷窑变之妙,民间有“钧与玉比,钧比玉美,似玉非玉胜似玉”“黄金有价钧无价”国外更有“雅堂无钧瓷,不可自夸富”“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梅瓶

从三位皇帝性格看“清三代”瓷器


清三代”瓷器是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瓷器。提起这三位皇帝,康熙仁厚大度,雍正严谨精细,乾隆倜傥洒脱。有趣的是,三位皇帝的性格差异不但表现在各自鲜明的执政风格中,还影响到了官窑瓷器的制作。下面就从三位皇帝的性格来看看“清三代”瓷器的艺术特点吧。

富含阳刚之气的康熙朝瓷器

康熙朝瓷器造型的艺术特色非常鲜明,其风格挺拔遒劲,富有壮美的形态。我国古代向来把美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在清代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这两种美的概念。历史上有从文论的角度对阳刚和阴柔美的区别予以生动的描绘,假如借以对照清代的瓷器,那么康熙朝器物的造型所具有的壮美气魄,同样也体现出阳刚之美。官窑作为官家企业、皇家窑口,所烧制的瓷器与皇帝喜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康熙时期,在瓷器发展上有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其一是恢复了景德镇御窑厂,其二是设立了专门的督陶官。这些督陶官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有的甚至直接由江西巡抚出任。不要小看这些制度安排,它们对瓷器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康熙时期的著名督陶官包括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其中,郎廷极就是江西巡抚。代表康熙瓷器艺术顶峰的“郎窑红”就是在他的督造之下烧制成功的。

陶瓷艺术被人们称为“土的艺术”和“火的艺术”。所谓土的艺术是指各种胎土和釉料的配合,而胎土是陶瓷造型最为重要的物质材料。由于康熙在位时间长达61年,康熙年间瓷器烧造水平有一个由粗辛到精细的发展过程。总体来讲,康熙时期的瓷器特点是浑厚古拙、紧皮亮釉。具体表现在器型上就是古朴凝重,无论是青花、彩瓷、单色釉瓷,还是一些仿制宋窑、明窑的摹古瓷都具有如此风格,这种风格和康熙皇帝本人的审美观很有关系。康熙是人们熟知的千古一帝,他平三藩、收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在世界上也享有极高声誉。这样一位皇帝的胸襟、气度可想而知。另外,他推崇儒学,才具高致,对于瓷器既非常喜爱,要求也很高。在他执政时期,瓷器有很多创新。比如,创烧了珐琅彩瓷。初时珐琅料全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且数量有限,康熙便下令国内工匠自己研制,争取实现“国产化”。

瓷片收藏:残缺有时也是一种美


有人说,现在真正的古董越来越少了,其实是你缺少了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古董越来越少的今天,完好瓷器也是少之又少,一片残片价值也可能不菲。

现在残片新的价值被挖掘出来了,将瓷器局部做成现代饰品,充满时尚感与古朴美感,成为了文艺范儿必备之装饰品。

因为古代瓷器的工艺非常讲究,虽为日常使用之物,但细节之处一丝不苟,还有那种娴熟,熟练掌握毛笔的提按,用色的浓淡,这是现代很难模仿出来的。

残缺有时候是一种别样的美。欣赏之余,试想它们经历拉胚,上色施釉,烧制,售卖,使用,打破,掩埋,又被后人掘出,欣赏,叹服,仿佛它们经历了一世轮回,处处有点滴故事。

近十几年来,收藏市场不断的升温,收藏队伍不断的壮大。其中瓷器收藏占到30%以上,比例之高令人惊讶。在2010年伦敦一家拍卖行拍卖中,“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以近5.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刷新中国最贵艺术品纪录。这极大地鼓舞了国内收藏爱好者对陶瓷收藏的热情,一些业内人士也分析,继中国书画之后,下一个价格疯涨的板块将是古代瓷器。由于时间局限,再加上保存不当等因素,完整的古瓷器,是少之又少。那么,残瓷、瓷片是否还有价值呢?

收藏界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瓷器有毛,不值分毫”,说的是瓷器上的瑕疵对其价值的影响。中国传统收藏观念里非常注重器物的完整美,如有破损,会使观赏价值和交易价格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瓷器是较难收藏的一类收藏品,陶瓷的烧制、运输、使用等各个环节都易损、易坏,又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战乱、变迁等,能流传至今且又完好无损的寥寥无几,像世界各大博物馆中的现存名窑藏品也是以件计,几件、几十件。

因此,对一些较稀有的、典型年代的瓷器,虽然残缺,但因其具有名窑口、存世较少的特点,目前依然不失其较大的市场价值,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可以通过高科技手段,利用新材料将残器修复完整。而随着国人对瓷器修复的重视,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技艺高超的专业人士对瓷器进行修复,使其回归完美。北京潘家园里逛地摊发现了一家专门售卖瓷器的摊主,一看东西,果然不同凡响。别小看这些个残片,每一个都恰恰留下了构图完整的一幅画面,人物,花鸟,鱼兽,都能体味到古人的匠心。有的看似随意两笔,粗犷生猛,但就是这样才显得大气浑厚和古朴。

在2012年的伦敦苏富比春拍中,一件明宣德云龙纹大盘残器就以1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而一件明宣德云龙纹瓷片,在2011年的一场拍卖会中也以36万元人民币成交。

所以,对于一些珍稀精美的残器,包括重要窑口的瓷片(宋代汝哥官钧定五大名窑)、元青花、成化瓷等这些瓷片也是备受追捧的。对瓷片的研究,就是所谓的“上手”,可以极大提升收藏爱好者的学习和鉴别能力,是书本和间接经验所不能及的。

懂得辨别专家也是一种收藏能力


“在一次鉴定会上,有市民拿着民国茶杯请专家估价,专家信口开河,说至少值8万~10万元,这位市民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家共有300件!”在2005年曾红极一时的“民间鉴宝活动”潮近期又卷土重来。市场人士提醒普通收藏者,要谨慎对待鉴宝活动,懂得带眼识专家;自己要积累知识,并对自己掌握的经验有足够的自信。

“真专家”也遭质疑

“专家中有优有劣,懂得分辨专家也是一种收藏的能力”,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周德田表示,他“踢爆”市场中存在的种种专家怪现状:一是不少专家貌似什么都懂,什么都能鉴定。他认为,专家就是专门研究某个艺术品种的专业人才,各有千秋,不可能什么都通;说自己什么都懂的往往不是真正的专家。其二,专家之间也有“潜规则”。当不止一名专家在场时,专家之间互相给面子,一个说东西好,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有人先表态了,其他人绝不会拆台。因此,周德田建议请专家鉴定时,每次最好单独请教,不要“专家会诊”。

广东省拍卖业协会秘书长郑晓星给普通收藏者“支招”,选择专家要看几个标准:第一,鉴宝是非盈利性的,鉴定结果相对客观。不过,有市场人士透露,有专家在市场中鉴宝时虽然号称免费,但是实际上偷偷暗示收藏者如出10万元即可出鉴定证明。第二,非企业性的行业组织鉴定相对较为权威;第三,要选择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专家。

另外,郑晓星还提醒普通收藏者,在进行鉴定前要搞清楚自己鉴定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出货,最好找卖货机构鉴定;如果是为了收藏,就要找权威机构,如博物馆、文物店和非盈利鉴定中心等。如果仅仅为了爱好,不一定非要鉴定其真假价值不可,可以长久收藏下去,只要自己觉得赏心悦目就可以。

最好送大拍卖行检验

有收藏人士表示,如果要对专家进行检验,可以把藏品送到大拍卖行上拍,如果大拍卖行愿意接受并上拍,即可确定藏品的真假;反之,如拍卖行不愿意接受或者推诿,那藏品的真实性就值得质疑了。

也有人曾用“怪招”考验专家眼光。一名收藏者收藏了一件瓷器,专家说是真品,而自己还不确定,于是他跑到古玩市场中,分别找到几个商家,请他们照版仿造100个,每个出价10万元。但是商家均表示无法接单,于是该名收藏者对这件瓷器的真实程度有了一定的把握。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认为,专家中固然有“老鼠屎”,但是不能完全否认专家的重要性,重点是要懂得分辨好的和差的专家;其次,收藏者不能全倚赖专家,自己要有知识积累,并对自己的经验和眼光有自信,这才是收藏的真正意义。

藏家:私人收藏完胜故宫学者:民间真品微乎其微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母智德收藏的天青釉烛台。

香港苏富比拍卖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

北宋汝窑香炉

施利君收藏的汝窑裹足洗。

北宋汝窑青瓷盘

高丽青瓷瓜状水注。

母智德收藏的天青釉莲花碗。

存世汝官瓷之争再掀风波——

近日,有民间藏家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手中藏有比博物馆“更多、更好”的汝瓷,而汝官窑存世量“稀少”只不过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并恳请本报揭穿这一“谎言”。

我们知道,20年前,一件直径只有17.5厘米的汝窑小洗在纽约佳士得现身,被人以154万美元的价格拍得,这是当时中国古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最高价;今年2月,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出现在香港苏富比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经过34次叫价,最终以2.0786亿港元的天价成交,宋瓷的世界拍卖纪录再次被刷新,汝瓷之名贵可见一斑。

高昂的价格不仅源于器型和釉色的绝美,更和稀缺的数量紧密相关。目前,学界最乐观的统计数字,是认为存世的汝官窑有79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二十余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各收藏了十余件;其余散落分布在各大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记者为此展开了调查。

品相好、存量不少盗墓者几百元就出手真汝瓷

今年2月份,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在香港苏富比拍出了2.0786亿港元的天价。不到半年,宁波竟然就冒出了一件比这件葵花洗更好的私人藏品:

一位叫施利君的藏家的“汝窑裹足洗”,不仅获得了赵青云、孙学海、叶文程、陈丽琼、雷从云、朱伯谦等几位业内专家的鉴定证书,而且还通过了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焕生教授的“无损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测试,被鉴定为“北宋宝丰清凉寺汝官窑”无疑。

“香港那个拍出了两亿多港元的葵花洗,是被修复过的。相比之下,施利君这个裹足洗品相更好一些。”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经主持过宝丰清凉寺北宋汝官窑发掘工作的赵青云告诉本报记者。

如此珍贵的汝官窑,施利君是如何得来的?

说来有些离奇。25年前,在河南平顶山进修的施利君曾经去一个卖字的老先生家中买对联,无意看到博古架上摆放着这个小盘子。老先生告诉他,多年前在附近村子的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一堆瓷器,不知是不是埋在地下被大雨冲刷出来的。老先生拿回家中,随意堆放多年。那天见萍水相逢的施利君爱不释手,就说要送。“记得两副对联我付了20元钱。因为拿了老先生给的几件瓷器,就把随身佩戴的一小块和田玉也给了他。”

“传奇”并不只发生在施利君身上,并且直到现在仍在不断发生。曾被中国收藏家协会评为“十大收藏家”的余皖生,去年大年三十在珠海一家古玩店看到了一件汝窑镂空花觚。老板“不识货”,余皖生以极低的价格买入。而这件器物刚刚在“纪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施10周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主题公益活动——北京周”活动中被作为宋汝官窑评为“十大国宝”。

著名的民间收藏家母智德告诉记者,他手上有几十件“到代”的汝官窑。“无论器型、釉色,还是制作的精良程度,和北京故宫中的汝瓷相比毫不逊色。”母智德透露,这些汝官窑的来源主要是古代的墓葬或者窖藏。“现在很多专家都在为十墓九空大声疾呼。事实上,不仅仅是墓,窖藏、窑址都是十处九空了。里面的东西去了哪里?现在有些专家一方面承认墓空了,一方面又说民间的藏品99%是赝品,这是很矛盾的。”

不过,母智德也表示,目前民间收藏汝官窑的水平是良莠不齐的。“相当一部分是清朝的仿品,‘到代’的比较少,真正算得上汝官窑的更少,但绝不是没有。只要你有眼光,有知识储备,并且又有长时间扎下去的耐心,收到对的东西并不难,而且价格还不贵。现在一件汝官窑的当代仿品,动辄卖到几万、十几万。但真正的北宋官窑,我几百块钱就能买到。这和那些盗墓者的心态有关系。他们花的成本就是力气。这东西放在手上是祸不是福,他们是很想尽快出手的。”

流散渠道多存量少是误读不能将民间所藏“一棍子打死”

然而,学术界也有专家力挺民间收藏,赵青云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证明民间有汝官窑的存在,赵青云回忆了两桩往事:

“1987年,在对宝丰清凉寺一个小作坊遗址的挖掘考古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小窖藏坑一次出土了二十多件完整器,其中,有8件是汝官窑。我怀疑,这些瓷器是当时某个窑工私藏的,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被遗忘在此。其中有一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上面还有刻花,和我们当时认为的汝官窑不太一样。我专门拿到北京请耿宝昌先生过目,耿先生也认为这的确是一件稀世国宝。目前它被收在河南省博物院,是九大镇馆之宝之一。”

“1988年,在离宝丰寺5公里的一个叫蛮子营的地方。当地农民在挖土的时候发现了一批瓷器,被哄抢一空。后来群众交回来47件。全部是宋汝瓷,我亲眼看过。是汝窑被官府垄断前烧的品相非常好的一批汝瓷,它们的烧制工艺、造型和后来被官府垄断之后的几乎一样,原料里都加了玛瑙,出土的地方在宋朝是个大寺院。我估计就像南宋人周辉笔记当中记录的那样,这批内有玛瑙的汝瓷,在‘供御捡退’之后被卖给民间,被寺院窖藏于此。后来碰到战乱,寺院被毁,这批瓷器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一直保留至今。据我所知,这批瓷器除了那47件交上来的之外,至少有十件目前流落民间,全都是好东西。我知道的有名有姓的就有五件:一件在浙江,是龙纹钵;一件在河南安阳;宝丰县有三件。”

“汝官窑留存于民间的数量当然不会太多,但要是因此就将民间所藏一棍子打死肯定是有失公正的。当时蛮子营一个窖藏就出土了47件,还不包括没有上缴的。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过去那么多次王朝更迭,还有八国联军侵华,宫里会不会有些宝贝因此流散民间?宫里的太监会不会监守自盗?皇帝会不会赏赐他喜欢的大臣?……汝瓷确实很珍贵,但是流散到外界的渠道还是很多的。”赵青云还告诉记者,很长时间里,学界认可的传世汝瓷只有65件其实是一个误读。“1987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庆祝馆庆出了一本书,叫《汝窑的发现》。这本书里对汝瓷的数量做了一个统计,认为世界各国公开出版物中提到的汝瓷一共有65件。但是没有公开出版的呢?但不知为何,这个六十几件的印象就给很多人‘种’下了。我还听说有人认为是67件半,也不知道那多出来的两件半是如何算出来的。”

“早年间,许多藏家不知道自己收藏的是汝瓷。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的考古发现向全世界公布之后,许多的藏家开始陆续把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事实上,目前已经被发现的、并且被专家一致认可的汝官窑,保守估计,已经有150件左右了。现在有些专家没去过考古现场,不知道真实的发掘情况。对于民间收藏却很鄙夷,不愿意去了解,主观地认为宫里就那么十几件汝瓷,你民间怎么可能会有完整器,而且还那么多?这个论证过程本身就有问题。无论说真还是说假,你得有个客观标准,只是靠主观推测怎么行呢?”

烧造时间短、管控严格民间留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民间藏家只凭一段段仿佛神话一般的“收藏故事”,并不能让他们的收藏被官方所认可。而目前国内又缺少权威的鉴定机构,使得民间藏品始终无法摆脱“黑户”的命运。作为“汝官窑”,它们来自民间,并且如此大量,更仿佛成为了它们的“原罪”。

关于官方认可的汝官窑存世量究竟有多少,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散见各方的观点有65件、67件半、不超过70件、79件等几种说法。可以发现的规律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统计数字在缓慢地增长,但学界关于汝官窑“极其稀少”的看法却从未发生变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认为,汝官窑稀少,一是因为它烧造的时间比较短,二是因为作为中央官窑的产物,当年对汝官窑的管控非常严格的缘故。

事实上,从对汝窑窑址宝丰清凉寺的考古挖掘情况来看,汝窑的生产从北宋早期就已经开始,但长期以来,它只是作为一处民窑场存在,生产的是以白釉、豆青釉瓷器为主的“大路货”,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天青色的汝官窑不可同日而语;变化的契机出现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以后的北宋晚期——当时的汝州和邓州、耀州、处州等诸处一起“受命承烧”青瓷,宝丰清凉寺因此变成了所谓的受命承烧的“地方官窑”。出品的精华瓷器被选入宫中,但“供御捡退”之后,剩下的产品可以在民间买卖。和其他地方官窑不同的是,“地方官窑”时期的汝州宝丰清凉寺窑场因地制宜,将玛瑙入釉,创烧出独特的天青釉汝瓷,逐渐在受命烧造瓷器的各窑场中形成了“汝窑为魁”的地位。这使得宝丰清凉寺窑场被皇室所垄断,成为了正经的中央官窑。不过根据记载,在北宋晚期有中央官窑的时间上限当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作为中央官窑,生产不计成本,天青釉汝瓷由此走向了尽善尽美、登峰造极的成熟期。但此种绝美的天青釉汝瓷专供御用,除了那些合格品被选入宫中作佳丽之外,其他的不合格品全部当场砸碎,就地深埋。

“1999年,在对宝丰清凉寺的第五次考古发掘中,工作人员在整个清凉寺窑址区最北端东西两河之间的半台地发现了这个‘中央官窑’的遗迹。发掘所获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碎片数以吨计,很多器物明显是故意打碎处理的,堆积层最厚处达24厘米,还有专门的落选品掩埋坑。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生产者不把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标,他们在意的只是产品的釉色之纯正,造型之端庄,这和考古所见民窑遗址窑业遗存的表现方式有明显的区别。”

同时,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现场还挖掘到了“元丰通宝”和“政和通宝”铜钱。结合文献记载中所说的汝州地区受命承烧的时间,王光尧认为,宝丰清凉寺作为地方官窑,创烧天青釉汝瓷的时间应该在元祐元年(1086年)至政和元年(1111年)之间;而作为中央官窑烧制成熟时期的天青釉汝瓷的时间,在政和元年(1111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之间。“可以说,中央官窑烧造最顶级的汝官窑的时间,顶多也就是十几年。”王光尧说。

王光尧还告诉记者,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共藏有19件汝瓷,其中除了一件是由收藏家张子厚于1965年捐献给故宫和一件新出土的汝窑标本资料外,其余全部是清宫旧藏。“无论是考古的证据,还是故宫收藏的情况,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汝官窑留存于世的数量必然是极其稀少的,民间能找到真正的宋汝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张瑞:文物鉴定那些事儿


转眼夏末已至,2011年秋拍大幕即将拉开,又是一年秋拍季,各大拍卖行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在这个优雅的艺术战场上,我们似乎已经闻到了硝烟的味道,感受到了紧张的竞拍气氛,又将有千千万万的目光聚焦于此。收藏艺术品行业再次大踏步走入人们的视野,掀起新一轮收藏热潮。值此秋拍之际,有人欢愉,有人担忧。因为说到拍卖,说到收藏,说到文物艺术品,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真”与“假”的博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纵观此景,文物艺术品鉴定被重提、被关注、被思考。为此,记者专访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瑞,请他为我们解读文物艺术品鉴定的奥秘,拨开“真假”云雾见真相。

鉴定标准尚未统一

“目前,中国文物收藏鉴定市场秩序性较差,权威性较弱。”张瑞如是说。缺乏统一的鉴定系统和鉴定标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张瑞说:“中国文物收藏鉴定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国家层面的专业鉴定,即国家文物局的专家鉴定委员会,由全国专业机构的专家组成,专家鉴定委员会根据鉴定器物的不同分类分为不同组别,例如瓷器组、书画组、现代艺术组等。但它是非正式机构,一般情况是根据需要聘请专家进行鉴定工作;二是民间层面的藏界名人,例如马未都、王刚等民间公认的收藏名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三是商家鉴定,像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等公司性质的机构。文物鉴定根据收藏、投资、投机三种不同情况来认定鉴定人。”不难看出,在市场交易中,无论哪种鉴定,它的有效性都取决于买家是否认可。

鉴定技术“高处不胜寒”

文物鉴定在普通百姓看来是一项非常尖端、非常神秘的技术,未来它有可能普及吗?张瑞对此持否定态度。“生活中,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搞收藏,这些人大多数还都觉得自己很懂。”张瑞笑谈。是的,我们生活中的收藏爱好者确实很多,他们觉得自己很懂是源于对收藏的喜爱,但文物艺术品鉴定并不是人人可为的事情,也不是见多识广就能解决的问题。专家且未必能“百发百中”,何况常人乎?

张瑞说:“文物鉴定技术很难普及,因为它的专业性非常强。鉴定是因造假而产生的,造假的水平越高,要求鉴定的水平就越高。就像中国考古是随着盗墓而产生的一样,国家规定不允许挖墓考古,但挖掘走在了保存的前面,‘考古跟着盗墓走’是国家为了保护文物被迫而为,很多古墓一旦被挖掘,将对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目前技术无法做到完好地保存那些珍贵但脆弱的文物。我国现阶段以保护文物为主,等到技术成熟以后再去进行挖掘工作,古墓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肉眼鉴定仍是主流

科技发展至今,技术手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文物鉴定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现在的文物鉴定是以传统的肉眼鉴定为主,还是以科技鉴定为主呢?张瑞指出:“对专家而言,就是以肉眼鉴定为主。”比如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擅长古陶瓷研究鉴定,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刘光启,擅长字画鉴定,素有“刘半尺”的美誉,意思是字画打开半尺,真伪立判,眼力超群,曾经代表国家为多国驻华使馆鉴定文物,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技鉴定是无法取代肉眼鉴定的。技术鉴定只起到辅助作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数据分析,提供鉴定真伪的依据。”

科技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使鉴定技术进步,同时也为文物造假提供了便利。“造假的人是按照器物的技术指标进行造假的,例如瓷器造假,依靠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将数据输入计算机,这样检验不出器物是假的,造假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其数据显示为古代年份。”由此可见,对于鉴定而言,科技力量仍有不可及之处,肉眼鉴定仍是主导。

鉴定地位不可撼动

“文物艺术品鉴定工作在收藏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是第一步工作,没有鉴定,后续工作无从谈起。”张瑞对鉴定工作在收藏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历来重视鉴定工作,鉴定工作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但鉴定却不能独立完成收藏,市场秩序依然混乱。造假是根据收藏者的兴趣、需要去做的,其中青铜器造假最多,也最为容易。”

一直以来,收藏行业的鉴定工作备受质疑,也有人把它视为行业秩序混乱的重要因素,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非也。“中国的文物鉴定已不是难题,关键在于评估方面混乱,评估专家与鉴定专家职能不同,鉴定专家是鉴定真假的,评估专家是在确定藏品为真的基础上,对其价格做出评估。中国的评估体系薄弱,整顿市场需要先确定价格。”张瑞一语道破行业混乱症结所在。“对于中国文物市场来讲,鉴定真假已无难度,主要问题在于价格评估和与金融机制的对接上。”

鉴定水平世界领先

我国收藏行业已经迈入“亿元时代”,逐步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鉴定标准尚未统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张瑞表示,“对中国文物的鉴定,中国专家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像佳士得、苏富比这样世界知名的拍卖机构也经常邀请中国文物鉴定专家进行鉴定工作。”

中国的高水平鉴定与强大的群众基础紧密相连。“中国是全民收藏,国外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参与收藏。”2004年统计显示,中国拥有七千万的收藏大军。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一数字上升至3亿人。这只是统计数字的显示,要知道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不在统计之列的收藏爱好者。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一直庞大的收藏队伍为造假提供了商机,因为市场需求较大。所谓真假,张瑞认为,“瓷器都是真的,但年代是假的。”例如仿造乾隆时期的瓷器实际是现代制造,由于年代差异,它的价值无法与乾隆时期瓷器相比,但它作为工艺品自身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中国大量向国外出口工艺品,中国流落国外的文物艺术品大约有一千多万件,其中有三百多万件存放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属于文物级别。

收藏行业文物艺术品经济价值的迅速飙升让很多人担忧,有人认为这是非理性的发展。张瑞对此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只要市场规范,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因为艺术品投资比房地产、股票投资的回报率高且稳定,艺术品价格是随着人们的购买力而定的,它的价值不能单纯用价格这个数字来表达。未来,文物艺术品是非常好的投资产品。”

民间藏家:唐青花不止6件


唐青花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曾经表示,从考古发掘来看,全世界完整的唐青花瓷器只有6件: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打捞上来的一条唐代沉船曾经出水了3件,中国、伊朗等地各有1件。然而,这仅仅是公布出来的数字,在中国民间收藏家的手中藏有大量完整的唐青花,记者在收藏家刘景宏手中就亲眼见识了一件唐青花蓝彩飞鸽葫芦瓶。

20年前偶得完整唐青花

据刘景宏介绍,这件唐青花蓝彩飞鸽葫芦瓶是他20多年前去河南出差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的。起初并不知道它是唐青花,后来经过了多方面研究、考证才证实了它的唐青花身份。

20多年前,刘景宏去河南出差,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农户家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精美的葫芦瓶,酷爱收藏的他对这个葫芦瓶爱不释手,于是准备将其买下。刘景宏试探性地向农户主人出价,农户主人以家中祖传为由拒绝了他。回到家中的刘景宏满脑子都是精美的葫芦瓶,寝食难安。于是,他很快就又抽空来到了河南农户的家中,准备说服主人将这个葫芦瓶卖给他。经过了反复几次,农户主人终于被他的诚意所打动,将这个葫芦瓶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卖让给了他。

刘景宏把这个葫芦瓶拿回家中,除了精美、古朴外,整个葫芦瓶很像一个倒扣的杯子。经过了多年的总结以及考古发现,刘景宏证明了这个葫芦瓶就是河南巩义窑出产的唐青花,也是青花瓷器早期的雏形。

青花瓷器起源及演变

随着对青花瓷器研究的不断深入,截至目前关于青花瓷器的起源共有三种说法。

一、“青花元代说”。这是关于青花的最早说法,这一说法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对于青花瓷器的研究中国起步很晚,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多喜欢青瓷或白瓷,而不喜欢花瓷。他们认为,青花瓷器太花哨,很俗气。所以,在中国的陶瓷历史上关于青花瓷器的文献记载很少,而最早开始研究中国青花瓷器的却是美国人。

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的一支考古队在一个宋代的考古工地现场发掘出一堆青花瓷片和几个青花碗,于是“青花宋代说”便由此产生。但这一说法只限于浙江考古界内部,经过国家考古研究鉴定发现,这几件出土的青花瓷器属于明朝。所以,“青花宋代说”应该基本被否定。

三、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1983年,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在扬州的唐城遗址发掘出了几件残破的青花瓷器,这次考古发现促成了“青花唐代说”的形成。

唐青花价值几何

这个唐青花蓝彩飞鸽葫芦瓶高16.5cm、宽11.5cm、上口4cm、底足6cm,为净水器,纹饰为和平鸽。刘景宏表示,从这个和平鸽的飘逸、洒脱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外,唐代以丰腴为美,从这只鸽子的丰满程度也可看出其是唐代的作品。

唐代的青花瓷器为陶胎,釉层较薄,破碎之后釉层易剥落,所以很难见到完整瓷器。据刘景宏介绍,唐青花以点蓝为主,本身带纹饰的就很少,像这种带花鸟等主题绘画的可以说极其罕见,完整的同类瓷器几乎没有,其珍惜程度堪比汝窑瓷器,其价值不可估量。

那些著名的私人藏瓷


清乾隆粉青釉刻博古龙纹壶估高38.7厘米792.25万美元戈登旧藏

清嘉庆黄地粉彩福寿万年云口瓶9026万港币放山居旧藏

清康熙豇红釉水盂瓶尊七件套组流拍玫茵堂旧藏

戴润斋、玫茵堂、戈登珍藏、五台山人藏瓷……

今年春拍,纽约、伦敦、香港、北京四地著名私人藏瓷拍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为瓷器收藏提供了丰富的参照,也拉开了今年中国瓷器拍卖与往年的距离,高品质、高价位成交的瓷器行情更趋透明化。有着国际行情的中国瓷器,任何区域疑似炒作的现象,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曝光,这在今春表现极为突出。

综合各地区的拍卖看,本季瓷器拍卖表现出了几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是瓷器拍卖越来越趋向专业化,拍品来源是否清晰可靠成为收藏者购藏的首要标准;其次瓷器的稀缺性更显突出,高古瓷器的数量日渐稀少,即便是明清瓷器板块,明代官窑瓷器的数量也直线下降,清代官窑瓷器方面,清三代瓷器价格的持续走高,进一步推动了往年不被重视的清代晚期官窑瓷器行情高涨;另外,民国瓷器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收藏者的广泛认可,涨势惊人,但疑似有炒作现象露头。

在这轮行情起伏的背景下,独具特色的专题收藏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争议,因此,今春瓷器拍卖盘面的整体情况,实质上均体现于各场专拍中。

榜样的力量

本季数场著名私人收藏,为我们了解所谓西方老一代收藏家对中国瓷器的评鉴提供了样板,大量瓷器精品为中国内地藏家竞得的事实,进一步提升了内地瓷器收藏的水平。

3月24日纽约佳士得推出的“戈登(Gorden)珍藏清代官窑单色釉瓷器及早期艺术精品”专拍,99件成交94.95%,件数不多,但收获2301.2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118.99万元),7件价超百万元的瓷器中,4件价超千万元,是本季最重要的颜色釉瓷拍卖,各种完美的釉色令人为之叫绝,再现了清代颜色釉的至高至美的工艺水平。拍品为美国著名私人收藏家戈登伉俪旧藏,他们上世纪70年代初涉足中国艺术品收藏,品类繁多,中国早期青铜器,唐宋至清代的瓷器以及各式文玩无所不包,以瓷器为最大宗,尤青睐单色釉瓷,此次拍卖品以清代制品为主。

戈登夫妇与赛克勒(ArthurM.Sackler)、辛格尔(PaulSinger)等著名收藏家过从密切,藏品来源可靠,除来自拍卖会外,多源自纽约卢芹斋(C.T.Loo)的继任人法兰·卡罗(FrankCaro)、伦敦艾斯肯纳兹(GiuseppeEskenazi)、马赞特(S.MarchantandSon)、贝尔特(Bluett&SonsLtd。)及斯伯克斯(JohnSparksLtd。)等古董经营机构。专拍中,高38.7厘米的六字篆书款清乾隆粉青釉刻博古龙纹壶估价200万至400万美元,拍至792.25万美元,外媒报被一位亚洲藏家购得;高32.4厘米的清雍正仿官釉长颈弦纹双耳壶估价40万至60万美元,以204.25万美元拍出;高30.5厘米的清乾隆霁蓝釉鹦鹉耳扁瓶由无底价拍至545.85万美元,被中国厦门谦记古美术馆竞得,也是所知霁蓝釉瓷器的新纪录,此瓶造型奇特罕见,仿自晋代越窑青瓷产品而又有所创新,鹦鹉形态的双耳取代了青瓷制品的长耳,展现了乾隆时期的好古之风,所知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2件,英国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VictoriaandAlbertMuseum)藏有1件;高41.3厘米的清雍正霁蓝釉橄榄瓶也拍到了456.62万美元(约2997.56万元)成交,外媒报被古董商理查德·里特恩(RichardLittleton)竞得,橄榄瓶流行于清三代,单色釉制品罕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霁红釉、仿官釉2件橄榄瓶。外媒报道,此场拍卖成交前十名的拍品,7件被亚洲藏家竞得。

4月7日晚间,香港苏富比上拍的“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在港举槌。出人意料,77件元明清瓷器名品仅拍出七成,收获39939万港币,与拍前7亿至10港币的估价相差甚远,数件重要瓷器并未顺利拍出。此场拍卖是中国市场春拍的首场瓷器专拍,是圈内人士讨论的焦点,但实际上这一结果仅仅是拍卖公司拒绝了部分长期拖欠、违规交易的买家所致。不过,54件成交品中49件价格在百万元以上,8件价超千万元,依然是本季瓷是器专拍中平均成交价最高的一场拍卖,直径18厘米的明宣德青花鱼藻纹棱口洗5106万港币价居首位。

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玫茵堂古董收藏久负盛名,与西方的著名收藏家阿尔弗雷德·克拉克(AlfredClark)及玻西瓦尔·大卫(PercivalDavid)齐名,其收藏成就与仇炎之、艾斯肯纳兹关系密切,被誉为“当今最重要的古董收藏之一”。“玫茵堂”收藏是瑞士StephenZuellig与其弟Gilbert两人60年的珍藏,玫茵堂之名是该兄弟瑞士家乡Meienberg的谐音,其意为“玫瑰花丛中的殿堂”,其收藏注重作品的珍稀程度、纹饰的品质以及作品的品相。所藏古董器物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迄清代,其中,元明清珍瓷逾450件。60余年来,玫茵堂收藏从未出售过,国内很多瓷器专家都曾欣赏过,1994年大英博物馆亚洲部学者康蕊君为这批收藏撰写图录,至今各地出版的玫茵堂藏瓷有7册。是次香港苏富比上拍的77件,以明清官窑精品为主,包括著名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题诗锦鸡花石图膽瓶、清康熙豇红釉水盂瓶尊七件套组、清雍正粉彩蟠桃献佛图圆盖盒、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狮子戏球图罐等等名品,是近十年来拍场上最重要的瓷器收藏。古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看过在京路演的瓷器后,给出了“狗赶鸭子呱呱叫”的极高评价。该公司中国艺术品主管仇国仕在京巡展时反复强调,“‘玫茵堂’收藏是近30年来苏富比上拍最重要的私人瓷器收藏,其价值并不在于是否会刷新中国拍卖纪录,而是将会对新入场的买家起到重要的参照作用,他们从中能够品味到顶级珍藏是什么样。”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品质超绝的拍卖,遭遇800万港币特别将保证金和较高估价后,未能拍出理想成绩。这一现象恰好可对内地时下肆无忌惮的炒作起到旁证:在拍卖公司不妥协的坚持下,暴露了市场的部分本质——投机者虚炒价格,随意拖欠拍卖款,一旦遇到坚持原则的拍卖公司只能原形毕露。而由于行内陋规的长期存在,拍卖公司为此要承担成交受影响的恶果。大量投资者在这批精品面前的退缩,也说明在艺术市场上,资本并非万能,资本操作者脑袋里的艺术学识和眼光才至关重要。虽说有钱就能从事艺术品收藏、投资,但成为收藏家却不是有钱就行的!

次日该公司的瓷杂专场341件成交率69.79%,入账49062.46万元,58件瓷器价超百万元,其中8件价超千万元,是今季成交额最高的一场拍卖。一开场,高40.8厘米的清雍正霁蓝釉橄榄瓶即拍出1634万港币。随后一对清乾隆金彩仿古铜浮雕“螭龙图”双耳盖壶以4322万港币拍出,高40厘米的清乾隆胭脂红轧道锦地洋彩缠枝花卉套炉钧窑釉双象耳转心瓶更拍至7010万港币,均是明清官窑瓷器中的珍稀品种。

6月1日香港佳士得春拍,“覃思雅识—欧洲私人珍藏御制瓷器”专拍44件成交率68.18%,收获7533.34万元,19件瓷品价超百万元,清雍正珊瑚红地花卉纹确定以1186万港币价居首位。随后上拍的瓷杂专场328件成交率75.91%,成交额22821.54万元,28件价超百万元,其中仅一件价超千万元——高29.2厘米的封面拍品南宋青白釉观音菩萨坐像以2530万港币成交。该公司本季拍卖中,千万元级别的瓷器精品乏善可称,重点推出的高38.1厘米的清乾隆粉彩时时报喜转心瓶也因估价过高流拍。

北京市场方面,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时三家公司瓷器拍卖超越往年。中国嘉德十余件元明清瓷器价超千万元,成为内地本季瓷器拍卖的最大赢家,尤以御瓷珍玩专拍引人注目,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纹摩羯鱼耳大罐3622.5万元;北京翰海上拍的高20.8厘米的清雍正黄地青花三果尊以2645万元拍出;北京匡时上拍的高33厘米的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玉壶春瓶2760万元成交;北京华辰上拍的清乾隆青花荷塘清趣纹贯耳瓶1506.5万元易手;北京保利上拍的英国放山居旧藏清乾隆御制宝石蓝地洋彩莲花如意万代尊以7015万元成交,曾经仇炎之收藏的一对清康熙釉里红牡丹纹苹果尊以2070万元易手,徐展堂旧藏清乾隆黄地青花折枝花卉梅瓶以5980万元成交。

而有资深行家指出,内地不少拍卖公司上拍瓷器的真品率甚至不足三成,火热的市场环境下,高仿品更是无孔不入,需要收藏者擦亮眼睛。

清晚期瓷器的增值潜力

5月22日至23日,中国嘉德推出7场瓷器专拍,创该司历年瓷器拍卖的数量、成交额之最。尤以道光瓷专场和宫廷御瓷专场引人注目,“慎德明道—五台山人藏清道光御瓷(一)”58件悉数拍出,收获15857万元;“映心有情—宫廷御瓷珍玩”39件拍出84.62%,成交额25527.7万元。著名企业家、收藏家赵心收藏的清代道光御瓷专拍,无疑是内地今春瓷器板块最出彩的一笔。多年前还在大家狂追雍正、乾隆官窑瓷器时,赵心就悄然收藏道光御瓷。他的专题收藏,为晚清瓷器的收藏、研究拉开了新的帷幕。此场58件道光朝官窑瓷器25件价超百万元,3件价超千万元——高30.5厘米的“慎德堂制”款青花勾莲粉彩十八罗汉图福寿耳扁方瓶以3105万元成为道光瓷器的最高价,高30.5厘米的一对“大清道光年制”松石绿地粉彩缠枝莲寿字葫芦瓶和高31厘米的一对“慎德堂制”款绿地粉彩云龙纹瓶均以1725万元拍出,价格位列道光瓷历年成交前三甲。扁方瓶应为清宫旧藏品,清档原始名称为“十八罗汉福寿尊”,此瓶曾两次在北京翰海拍卖,1997年春拍以33万元拍出,2006年秋拍价格涨至319万元,每次换手价格上涨接近九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道光粉彩黄地勾莲纹人物图蝠耳扁方瓶,与此风格类似。此瓶造型、纹饰奇特,在清代官窑制品中并不多见,所署慎德堂制款亦为道光一朝高档瓷器的象征。

道光瓷器继嘉庆瓷器行情的走高,使收藏者重新认识到清晚期瓷器的价值所在。近年来明代瓷器和清三代瓷器精品行情大幅飙升,加大了收藏者的投入成本,动辄千万元、亿元的价格,提高了入场门槛。在这样的背景下,瓷器收藏者有必要对瓷器板块进入“深耕细作”,发掘潜力品种,清晚期瓷器价格上涨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清代自顺治始至宣统朝268年间,清三代134年仅占了一半,嘉庆至宣统占到了116年,就瓷器研究、收藏而言,这116年不可忽视。

相对清三代瓷器而言,道光、同治、光绪晚清三代瓷器因价位普遍不高,中心市场主要在中国内地,对于内地藏家而言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市场现状证明,香港、台湾、内地的先知先觉者早已涉足清代中晚期官窑瓷器的收藏。首先破冰的是嘉庆、道光官窑瓷器精品行情。2007年8月中贸圣佳推出“嘉庆宫廷艺术品专场”时,曾经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英韦卡特城堡(InvercauldCastle,Aberdeenshire)、弗格阿瑞森(CaptainFarguharson’s)旧藏的清嘉庆粉彩进宝图螭耳瓶就拍出1019.2万元。2010年嘉庆瓷器再创新高,19世纪英国富豪阿尔弗雷特·莫里森(AlfredMorrison)家族放山居(FonthillHouse)收藏的清嘉庆黄地粉彩福寿万年云口瓶,在香港拍至9026万港币。嘉庆瓷器行情的上涨,推动了清代中晚期瓷器价格的整体上升。

2006年始,道光瓷器俏然走热,青花粉彩十八罗汉图扁方瓶当年高价成交就是明证。次年北京翰海春拍,粉彩仙人祝寿方瓶的成交价也高达302.4万元,方瓶曾是1995年中国嘉德春拍瓷杂专场的封面拍品,底书“慎德堂制”款,当年以20.9万元成交,12年增值13倍。2010年香港市场上,道光瓷价格再创新高:戴润斋旧藏的一对粉彩仿剔红雕漆锦地万福图盖罐以782万港币拍出,放山居旧藏的一对黄地粉彩花卉五福宫碗以662万港币易主。

研究者、收藏者过去普遍认为,同治、光绪时期景德镇制瓷数量巨大,工艺粗劣,以致专门研究成果缺乏,不受市场关注。而事实上,同治朝历13年,光绪一朝34年,仅次于康熙、乾隆两朝,瓷器生产的数量、品种惊人。当前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四朝官窑瓷器的价格仍在低谷徘徊,从行情走势看,2006年以来的涨幅也相当大,特别是流传有绪的精品,每次出现价格必定翻番。咸丰瓷器流通量少而价格较高,官窑精品最高成交价已过百万元。2007年中国嘉德春拍,清咸丰粉彩八仙人物图双蝠耳瓶拍出80.64万元。同治瓷器的流通量远大于咸丰瓷,成交价低于咸丰瓷。同治、光绪瓷器的交易行情前些年长期波澜不惊,但近两年变化明显,2010年北京翰海秋拍,同治青花缠枝花卉赏瓶估18万至28万元,拍至78.4万元,是中国市场目前最贵的一件同治瓷器。目前同治瓷器精品的价格稳定在50万元左右,普品价格一二十万元。

光绪瓷器历年上拍的数量最大,品种丰富,精品成交价超过200万元,是晚清几朝瓷器中的主流拍品。1996年北京翰海春拍,一对“大清光绪年制”款绿釉开光雕鱼龙变化纹双耳瓶拍出了77万元,2006年该公司秋拍时成交价涨至209万元。2002年光绪官窑瓷器的成交价突破百万元大关——上海敬华春拍,直径71.2厘米的光绪时期“储秀宫制”款黄釉地粉彩“万寿无疆”纹大盘创出了110万元,出自上海文物商店旧藏。

光绪瓷器基本上囊括了大部分的传统器型,有仿古也有创新。清宫档案记载,自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景德镇始终没有停止过大规模的瓷器烧制。瓷器研究专家认为,此时期烧制的慈禧御用“大雅斋”款官窑瓷器,是本朝较少见的精品。2002年北京翰海秋拍时,清光绪“大雅斋”款黄地粉彩喜鹊登梅图大碗拍至15.4万元。光绪时期景德镇仿古瓷器的生产也达到了乾隆以后的高峰,仿康熙、乾隆两朝瓷器最多,以仿康熙青花瓷成就最高。粉彩、单色釉瓷之外,历年成交价最高的光绪青花瓷器也超过了百万元。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时,高40.7厘米的青花“天下第一泉”字坛以96万港币成交。这种盖罐1995年中国嘉德春拍时,曾创下55万元的成交价。光绪瓷器存世量大,近年来上拍的数量也日渐增多,大略统计,中国市场历年价超百万元的有十余件,大部分都在近两年创出,目前较好的光绪瓷器价格多在六七十万元。有藏家认为,嘉道以后,光绪瓷器因为量大,收藏起来比较容易成专题,将是未来晚清官窑瓷器收藏中的一个潜在热点。

档案记载,历时仅三年的宣统朝,元年、二年曾烧制大量瓷器——“宣统元年烧造上色圆琢器8594件,次色圆琢器18002件,破损圆琢器5745件,实际报销银两19803.945两;宣统二年烧造上色圆琢器2066件,次色圆琢器5150件,破损圆琢器1740件,实际报销银两10990.086两。”可见这两年御窑厂烧制的成品数量在4万件以上。

拍场上宣统瓷价格仍处低谷,但去年表现非凡,中国市场成交价超过30万元的多达十余件,数量和价格均创历年之最。去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时,先后由养志堂、景艺堂收藏过的清宣统粉彩麻姑献寿瓶拍出了122万港币。拍场上常见书“大清宣统年制”六字款的碗、赏瓶、玉壶春瓶,以粉彩、五彩、青花器为主。

当大部分收藏者难以承受清三代精品的高价,大量资金势必会注入清代中晚期瓷器板块,其行情全线飘红似乎指日可待。

民国瓷的未来

3月23日纽约苏富比上拍的戴润斋珍藏瓷器及工艺品专场,328件拍出93.9%,成交额约为2389.796万元,14件宋代至民国时期的瓷器价超百万元。引起广泛争论的是两件高价成交的民国(或类属民国)瓷器:民国粉彩庭院山石花卉纹长颈瓶估6000至8000美元,拍至131.4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863.63万元);“类属民国”的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估800至1200美元,现场拍至1800.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809亿元),先后创造了民国瓷器拍卖的最高价格。

这场戴福保藏品专拍瓷器的整体水平一般,但入藏之初记录清晰。两件民国瓷器的拍卖在圈内影响深远,在中国内地更掀起了一轮民国瓷与乾隆瓷工艺风格的大讨论。如今看,围绕“类属民国”的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所展开的各种讨论,尤其是民国还是乾隆的年代归属,充分暴露出了当下市场上的两种心态:一是以委托人和拍卖公司为代表的客观、谨慎,一是以高价为基础推论的激进一派。其实,在拍卖公司确定其为“类属民国”时,激进一派已输在了起跑线上。委托方古董商戴福保后人及拍卖公司本应将利益放在首位,但是,他们抵制了诱惑,以一贯的严谨和专业标准,放弃定为乾隆本朝,凸显拍卖业赖以存在的基础:诚信。而将其视为乾隆瓷的一方,九成九是买家,最初的目的可能很简单——定为乾隆,其价值和价格当然不是民国瓷可比的。这场争论,实质上充分反映了瓷器鉴定的困难和困惑,困难是鉴定本身客观存在的,而困惑则是在高价瓷器的利益面前,利益相关者的言说阻碍了对价值的客观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民国瓷器高价拍出后,对于民国瓷器的价格与价格也成为了新的关注点,今年又适逢民国百年,不少博物馆收藏机构、拍卖公司、收藏者、投资者、媒体已经在拿民国瓷做文章,相信将会迎来一轮民国瓷收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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