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古代陶瓷器】
如果你，喜欢理财，对艺术藏品情有独钟！那你一定会喜欢上周日这场活动！
在这里，你会结交到各色“爱财之人”；在这里，你会听到周易如何指导古人理财；在这里，你会看到顶尖级的艺术藏品tu；在这里，你会学到如何辨别艺术藏品真伪……
6月14日下午，由深圳新闻网、香港大公文交所、平安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主办，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特别支持的《周易与艺术品收藏》活动将在福田区商报大厦4楼文博会展厅。活动特邀深圳平安银行景田分行贵宾客户、香港大公文交所贵宾客户、深圳新闻网网友参与。
活动当天，主办方邀请了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学会的秘书长魏子炎讲述《周易与藏富之道》，深圳古董收藏家、文物鉴赏家黄志讲述《关于艺术品收藏的真伪》。其中，魏子炎曾在中心书城运用其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公开讲解何谓“守信——财之恒也”。开场上座率98%，中途无一人离席。黄志则将携一大波中国古代陶瓷作品到场，为大家详解收藏品的品鉴等知识。
本次活动作为一次纯公益活动，旨在为热爱生活的市民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财空间。期间，主办方更是贴心准备了提问、互动时间，供大家释疑解惑。
扫一扫，关注参与活动报名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新闻网官方微信（可扫上方二维码进入微信）、论坛已经开启活动报名，现场限额50名，先到先得报完即止。（汤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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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陶瓷的收藏之道
常言道：“乱世藏金，盛世收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追求已经从温饱转向了对精神领域的满足上，投资也变得更趋文化氛围了，这也是当今艺术品市场投资群体日渐增多的原因。但是，已经起步的收藏市场，各类收藏品种日趋成熟，真正的古玩收藏品出现在市场已经是凤毛麟角，于是不少人将投资的眼光转向年代较近的艺术品。
现代收藏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有收藏字画的，有收藏陶瓷的，也有收藏玉器、古铜器、古钱币以及各类票证的。投资艺术品收藏，全因个人爱好、知识素养、经济条件等因素而定。
众所周知，景德镇是“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各地良工之精华”，一千多年来，景德镇的能工巧匠们创造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的独特瓷器风格，而且装饰方法丰富多姿，富有“东方宝彩”之称。而当代艺术，不但继承和发扬了悠久的传统技艺，还创造了许多新技术、新画面和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制作出许多技艺精湛的艺术精品，也涌现出如张松茂、王锡良、秦锡麟、李进、戴荣华、王隆夫等一批技艺高超、德艺双馨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些著名工艺家，目前在国内外已经拥有很高的名望，其艺术创造，都分别具有一定的特色，因此，这些当代艺术大师的陶瓷艺术品具有较大的收藏潜力。
多方面情况显示，当代景德镇艺术瓷的收藏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收藏前景却是十分宽广，藏品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攀升。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当代景德镇艺术陶瓷的艺术精品，尤其是名家精品，市场价格一直是呈直线上升态势。比如张松茂、王锡良的一件100件花瓶，1994年的价格一般在1万元上下，2004年的均价已升至10万元左右。今年上半年，张松茂、王锡良的一件一般作品在北京拍卖，均以20多万元的价格成交，更不用说他们的大件作品和代表作品。李进、戴荣华等人的一件100件花瓶，1994年只不过3000至5000千元左右，到2004年的成交价也上升到了3至5万元。其他一大批少壮派、后起之秀艺术家的陶瓷作品，近年来的市场价格也在节节攀高，如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王昌虎、余刚、王秋霞、吴国兴等人的作品，1994年他们的一件作品均在500至1000元之间，现如今也已翻了近十番之多，吴国兴的艺术精品瓷在北京、上海等地拍卖均以数万元成交。当然，艺术品本身有着无可比拟的艺术价值，并不能仅仅以价格的高低来认定其艺术价值。但是，从艺术品的投资发展前景来看，艺术精品仍然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当代陶瓷艺术大师的作品上涨的潜力可从多方面来分析，首先，他们的作品与其他艺术品价格相比，精品的市场价格仍然偏低。如同为1988年被国家定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顾景舟大师制作的一把紫砂壶，目前市场最低价格都在20万元以上，而张松茂、秦锡麟的精品价格却还有存在不少的差距。这些大师的艺术精品和西方国家的国家级艺术家的艺术品价值相比，差距就更大了。此外，景德镇的少数陶瓷经营者和小作坊业主，用一些低档瓷、劣质瓷冒充“精品”，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展销，致使部分藏友误认为艺术水平远不如以前，既挫伤了收藏信心和积极性，也损害了的形象和声誉。
收藏当代艺术瓷，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选择藏品的档次。对经济实力强的，当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精品和部分已故著名陶瓷美术家的绝品为首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如张松茂、王锡良、秦锡麟和李进、王隆夫、戴荣华、王恩怀等；已故著名陶瓷美术家如王步、毕渊明、赵惠民、章鉴、余文襄等。对中收入的藏家而言，中国陶瓷美术大师及老一辈的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和部分教授的作品是收藏的首选。如汪桂英、陆如、黄卖九、徐亚凤、田慧棣、舒惠娟、何叔水、刘平、章文超、李菊生、朱乐耕等人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平均每件在万元左右，价格比较适中，适宜中收入者收藏。另外，还有一批技艺拔尖的中青年艺术家，包括已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如王昌虎、余刚、吴国兴、王秋霞等，可以说他们代表着艺术的未来，发展前景不可低估，也是藏家们不可忽视的一个艺术群体。
藏品赏析：赏张志坚新作《西湖十景艺术瓷碗》
《西湖十景艺术瓷碗》近日在首发，被绘制在陶瓷上的“西湖十景”，是西湖美景的缩影，张志坚大师将“西湖十景”秀丽、诗画演绎的淋漓尽致，同时也赋予“西湖十景”人们不曾看过的、赋予变幻的一面。
《西湖十景陶瓷艺术碗》之《花港观鱼》
画中绿树婆娑，遥接湖波堤痕；密林浓阴后，一湾绿水萦绕，拱桥飞架；雪松挺拔，宽阔开朗，透露着山野风情；红鱼池，凭栏投饵，鱼乐人欢。
试想在某个阳光充裕的午后，穿过弯曲的游廊，站在湖心的八角厅，扶着大红的油漆护栏，探着身子看水里若隐若现的各色鲤鱼，或红或白，摇曳着尾巴在水里自由自在，捏一小啜鱼食丢撒在水里，立即引来群鱼围食，欢心的不仅是那些鱼儿，还有怡然自得其乐得观鱼者。
《西湖十景陶瓷艺术碗》之《雷峰夕照》
画中将雷峰塔和西湖尽收眼底，感受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夕阳斜照，宝塔生辉，佛光宝气，普映山水，景色富丽堂皇；亭台金碧，与山光倒映，如金镜初开，火珠将附。
透光的《雷峰夕照》里，夕阳西坠，醉美的霞光将天上的云彩染的通红。想温文尔雅的许仙撑着油布伞，在断桥边礼遇白素贞，江南的细雨像剪不断理还乱得爱意，把两个人的心紧紧缠绕。都怪那多事的法海，拆散姻缘，将白素贞镇在塔下。塔外风景如仙境，想那素贞牵挂夫儿也无心观赏。
《西湖十景陶瓷艺术碗》之《双峰插云》
画中南高峰与北高峰，山巅遥相对峙，地势高耸视野开阔，流云霞鹤，气象万千。正是春秋佳日，岚翠雾白，塔尖入云，时隐时显，远望若仙境一般。
透光的《双峰插云》，能够感受到漫步云端的飘渺，俯瞰云雾在山腰间飘荡，仿佛身处蓬莱仙境，自己立于云头看芸芸众生。忙碌的、焦躁的、嘈杂的，现在都变的渺小细微，忘却的是烦恼，得到是快乐！
《西湖十景陶瓷艺术碗》之《南屏晚钟》
画中霞光灿烂，林木茂密，无数石峰和洞壑隐于林下的草际，重重叠叠间有寺庙立于山顶，遥遥相对，使人感到深不可测，真有深山野岙之感。
透光下的《南屏晚钟》，沉浸在霞光暮霭中，飘起轻柔的雾气，在山林间缭绕。山上的寺庙，像是充满智慧的老者，沉稳温厚，虽不言语却给人无限慰藉。
《西湖十景陶瓷艺术碗》之《三潭印月》
画中柳帘倒挂，三个石塔亭亭玉立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皓月当空时，月光和湖光交相辉映，月影、塔影、云影相互映衬，画出一幅“一湖金水欲溶秋”的美景，让人流连往返。
透光的《三潭印月》最是清幽，皓月当空，月光洒满湖面，水天相映，与天上明月上下争辉。乘小舟赏月，摇浆游湖，搅动满湖银辉，寄托无限悠思，怡然忘归。
简介：张志坚大师出生在“近代官窑”盛地——醴陵，从艺三十余载，其作品《潇湘八景》被人民大会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所珍藏。跟所有贪恋山水的文人墨客一样，张志坚大师亲临杭州创作《西湖十景艺术瓷碗》，献礼杭州西湖申遗成功，为陶瓷艺术界再添艺术珍品。
《西湖十景陶瓷艺术碗》，白天与晚上观赏能变幻出不同的意境，绽放奇妙的心灵艺术之花。观赏方法：用瓷碗将灯光完全扣住，《西湖十景陶瓷艺术碗》以绝佳的透光性，展示温润剔透、赋予变幻的一面。（韶颜整理）
南方文化收藏赏评活动火爆 民间藏品过半竟是样品？
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26日讯 昨日，由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南方都市报、南方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首届“美林湖杯”南方文化收藏大赏第二场海选在广州举行。参加者盛众，不过样品充斥，是评选现场的主力军，活动当天总计有上百件作品参加评选，最终通过当天评选的作品只有4件，分别为清代17件银锭；吴昌硕《枇杷初熟图》；游胜梅十字绣《清明上河图》；宣统御笔“宜年”“受福”。
清代17件银锭
宣统御笔“宜年”“受福”
俗话说， 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近些年，收藏热在中国蓬勃兴起。但在火热的背后，众多赝品充斥着国内艺术品收藏市场，严重危害市场的发展。对于投资者和收藏者来说，选择诚信可靠有保障的艺术收藏品交易平台便成为重中之重。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南方文交所通过权威专家的评选和媒体的参与共同打造一个“公开、公正、公平、公信”的艺术品流转平台，将对收藏行业起到规范带动和助推的作用。
负责第二场鉴定的专家都是来自收藏行业领域，有多年实战经验的资深收藏专家，其中有在书画鉴定中蜚声中外的著名书画鉴定家、原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邓桂娴老师；在岭南一带有瓷器鉴定第一人之称的中国古陶瓷协会理事、广东岭南文化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陈玲玲老师；以及广州中国古陶瓷协会副会长、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李鸿基老师，活动还吸引了资深古陶瓷收藏家鉴赏家陈绍槐、中国书法家学会副会长陆小明、广东省博物馆青铜器鉴定专家林雅兴、资深古陶瓷古玉器收藏鉴赏家李杰等多位专家的加盟支持。
据悉，南方文化收藏大赏评选活动现场火爆，但是民间收藏者手中多半为样品，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藏家缺乏收藏的基础知识，存在侥幸的捡漏心理和一夜暴富心理。记者从工作人员的介绍中了解到，在第一场海选中三百多件藏品参选，结果只评选出8件珍品。专家在评选中也多次呼吁广东省境内的藏家应加强基本功的修炼，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和财物，不要被样品劳神伤财。
最近，来自法国一家专业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艺术品交易额约为550亿元，中国在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所占的份额高达33%，而美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交易额仅占30%，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拍卖市场。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参与艺术品收藏和投资的中国人已经超过1亿，广州已经成为续北京、上海之后的全国第三大艺术品收藏市场。
清代瓷器上的阴阳之道
清代对《周易》的研究、注释是历史上三个高峰之一，另外两时期分别为汉代和宋代。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出版业的发达，清代学者对“汉易”多有辑录，注家蜂起。由于《四书》《五经》为元明清的钦定教科书，明代又是立朱熹学说为国教的朝代，凡是朱熹评注过的《四书》《五经》都成了科举必备。对《周易》深有研究的程颐、朱熹的“程朱学派”严重影响着元明清三朝。以至清代对周易研究“呈一时之盛著作甚丰”。有人初步统计，解易之书达150余种1700多卷，但清人的成绩主要是在对“汉易”“宋易”的整理、校勘考据上。
在清代景德镇瓷器上多有《周易》内容的太极阴阳鱼图案（见图），佐证《周易》在清代已经深入民间。今人亦会说《周易》是一本占噬、算命的书。
乾隆时期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则关于算命神算的事例：清乾隆年间，在河北献县留福庄有一个木匠，由于家境欠佳，一直未能娶妻，有一次他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算下几时开婚运。先生测算后对他说：你从留福庄向西南方走100多里路，有一位某甲，今天要死了，他的妻子命中注定将来要嫁给你。这木匠对先生的话将信将疑，但还是照听，上路一试。到目的地后在一旅店住下，碰到一个本地人，向他打听某甲的住处，那人问他找某甲何事，木匠便把自己的来意告诉这个人。没想到“冤家对头凑热”，此人正是某甲，听到木匠这样的胡言乱语，勃然大怒，抽出腰间的佩刀要杀木匠。“三十六计逃为上”，见势不妙的木匠急忙跑到旅店的后院，翻墙而去。
某甲追到后院，找不到木匠，以为被店主藏起来，要闯进店主内室搜查。店主当然不依，两人发生争斗，刚好在气头上的某甲一刀结果了店主的性命，自己也被官府捕而杀之。因找不到百里之外的木匠，此事就此搁下。
事过后一年，有一位老夫人和一男一女路过献县，那男的是老夫人的小儿子，那女的是男的寡嫂。那老夫人突然暴病而去，一男一女无钱埋葬，小叔子准备卖嫂葬母，那女的无奈，只能勉强从之。
当时那位木匠尚未婚配，有好事者从中撮合。娶了这位寡嫂为妻。婚后，木匠打听起妇人的前夫和家况，原来她的原夫就是算命者所说的某甲。如此妙算，如此姻缘，连纪晓岚都连连感叹。
清代阮元编辑《十三经注疏》将《周易》排在第一位，清代乾隆时期编撰的《四库全书》同样将《周易》列为第一部经书。正如《四库全书·经济·易类小序》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它是上古时代古人思想的真实反映，不仅包含古代农牧渔、手工业等方面的生活内容，而且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正因如此，历代学者面对这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曾终其一生，孜孜以求，探索解疑，为后人留下不朽之著。清代著名学者皮锡瑞感慨“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由于《周易》内容高深、博大、宽广，可以说是“学易者如牛毛，学成者如牛角”，以致被今人以迷信玄者之学而一票否决。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它是唯一一本被儒家、道家都信奉，佛家也借助它解释自己理论的著作。
藏品中的寓意
收藏可以陶冶心灵、增长才智。在我的藏品中，一些藏品形象逼真、妙趣横生，它们中所包含的古趣、雅趣、奇趣和乐趣可谓妙不可言。现供二组民国瓷塑像和一尊当代木、根雕藏品与大家共赏。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件瓷塑人物像，造型准确、比例恰当，不仅人物形象逼真，而且神气活现。有钱者的讪笑，透出一种得意的内心满足，瘦骨如柴为利驱使的小鬼，又有不堪重负的无奈。为了钱，又有多少人能摆脱它的诱惑？
童趣：这组瓷塑人物像，一览无余地构造出两个童子在玩牌过程中的串通手法，就是以桌子和帽子作遮掩，把对方所需要的牌用脚趾夹过去，而玩牌的第三方童子却茫然不知，这一情景却被站在旁边的童子发现了。这件作品妙在瓷塑大师把这一瞬间定格下来，表现出串通方童子的心机和巧妙。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也有不少人在演绎着类似的作弊手法吗？
愚公移山：这尊“根抱石”的根艺作品，表现了雕刻艺术家巧妙地利用根与石的结构，加上独特的构思、夸张的手法和细腻的刀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的精神。体现了雕刻家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创造性和天人合一的神韵。寓意深长、令人感叹，催人上进！
其实在不少的收藏品中，如玉器、瓷器等，都有纹饰图案，其图必有意，寓意隐含，或吉祥，或辟邪，或镇宅等等。只要认真学习、请教和揣摩，就能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其精华，也会在怡情雅趣中增长知识、增添乐趣。
民国藏品：夏日清凉陶瓷枕
炎炎夏日，若是头枕一清凉枕头，想必会大大提高睡眠质量。现在的枕头品种多如牛毛，什么棉枕、药枕、竹枕、木枕。但在我国历史上很长时期，普通百姓多是用陶瓷枕的。
老家曾有一间烧制陶瓷的厂，也曾烧制过大量的陶瓷枕头，只是名不见经传，不足为赏。可就是那个看起来还很粗糙的陶瓷枕，把我拉进了收藏陶瓷枕的“陷阱”，一发而不可收，而且还对研究瓷枕有着近似痴迷的程度。
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唐朝时开始大量生产，两宋及金、元时期最为鼎盛，明清两代渐次衰退。所以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记下了“寤寐无为，辗转伏枕”的诗句，足以见得枕头的悠久历史了。
瓷枕是一种生活日用品，瓷枕唐代以后开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床上枕具。到了元朝，瓷枕的发展进入了超级繁华期，烧制陶瓷枕的官窑民窑遍及南北。
由于市场需求大，陶瓷枕的品种及档次随之丰富。当时较为流行的有图形枕、兽形枕、人物枕等，造型精巧，制作细腻。同时在装饰技法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被纷纷采用，极大地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这一时期的瓷枕逐渐从实用品转向了雅俗共赏的工艺品。
古瓷枕的装饰手法取决于不同朝代和不同窑口。一般来说，唐五代以前以模印、细划绞胎等为主，宋代则以绘画为主，同时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剔地留花、珍珠划花等手法。随着制瓷业在工艺技术、造型装饰手法等方面的不断改进丰富，瓷枕作品上的艺术色彩也愈见灿烂。
明清以后，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开始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些优质的陶瓷枕便进入了收藏行业。
我收藏的一只陶瓷枕是清末民国初期的，产地是瓷都景德镇。长约26厘米，高约10厘米，宽约13厘米，是比较典型景德镇民间工艺，枕身有青花粉彩装饰，具实用艺术观赏收藏价值。
藏品的真相
藏品的真相
关于故宫商业化的质疑之声还没有消退，由瓷器受损开始的一系列网友爆料，再次让故宫成为焦点。新一轮的故宫“黑幕”，全部与藏品相关。刚退休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看了网上的一些质疑，惊讶于外界对故宫藏品的了解如此贫乏，也反思，“故宫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系统，不怎么跟外界打交道”。
梁金生一家与故宫有据可查的就有五代渊源。清咸丰年间，他的曾曾祖父就在内务府如意馆就职，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后来担任宫廷画院如意馆的掌管。爷爷梁廷炜本来承袭祖业为宫廷作画，1925“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担任组长，负责清点清宫的公私物品。1931年为躲避战乱，故宫选择了一批珍贵文物南迁，梁廷炜和年仅14岁的儿子梁匡忠开始了长达18年的南迁生活。1949年梁廷炜接到密令，跟随国宝去了台湾，1972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世。梁匡忠则留在南京故宫博物院，1953年返回北京故宫，梁金生是梁匡忠的第三个儿子，金生，就是生在金陵的意思。
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进入故宫已经31岁。“1979年国家刚刚拨了一笔款项用于故宫大修，故宫就从社会上招了50多名维修工，统一招考。”梁金生在工程队干了5年，参与库房维修建设，然后被调到保管部织绣组，后来再到总保管组，跟父亲成了同事。那时候故宫还没有地下库房，都是利用现有的地面宫殿、库房来存放文物。“先天密封条件非常差，门窗不严，风沙一过，满屋子尘土，天天打扫都没用。而那些‘原状陈列’、小范围开放的地方，就算走‘太空步’，脚一落，特别细的尘土就飞起来。”梁金生回忆，“地面不防潮，湿度大的时候地面都长毛。”故宫古器物部金石组的资深库房管理员方斌描述：“库房里后来配了专门的吸湿器，有半张桌子那么大，机器运转1个小时，300平方米的空间，能吸出两到三大桶水来。”
做库房维修的时候，梁金生就算能接触文物，也是“搬搬抬抬的事情”，“把要维修的库房搬空，东西挪到别处，修好了再搬回来”。到了保管组，他才有机会真正地跟文物打交道，第一次接触的，就是毓庆宫里成箱的织锦和布匹。“半人多高的大锡箱子，站在旁边手伸不到底，底下的布匹，要爬到箱子里，举着递出来一卷卷地打开，查验清楚是一段还是一匹，再封好放回去。”算起来，这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第二次藏品清理，梁金生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了这项工作需要的无比耐心和细致。到了总保管组之后，梁金生定下了心思：“以我的年纪，再从事专项研究太难了，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下笨工夫。”
藏品清理就是要摸清故宫的家底，这项浩繁的工程，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一直在继续。郑欣淼到任之前，历史上的6次清点，3次在1949年之前，分别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点查，文物南迁之后的点查，以及北平沦陷期间的点查。1949年之后的3次，分别是1954至1965年，1978年至80年代末，和1991至2001年。每一次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历时10年左右。从皇宫变成博物院的故宫，不仅有历代帝王的珍藏，也是一个“家”，一个庞大的生活起居场所，有一应俱全的宫廷物资，和帝王后妃们的生活痕迹。这些东西如何归类？算文物还是非文物？观念一直在变。从2004到2010年底的第七次藏品清理，在文物概念上，有了最大的拓展，把故宫98万余件藏品的记录，提升到了最新的180万余件。
郑欣淼研究过故宫的历史，他带的第一个“故宫学”研究方向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史。他发现，“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在处理非文物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清理，也就是1954年开始的那一轮，主旨是“清理文物，处理非文物，紧缩库房，建立专库”，从1954到1959年，主要是清理历史积压物品和建立文物库房，成立了处理非文物物资审查小组，政务院批示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及北京故宫共同组成故宫博物院非文物物资处理委员会，先后共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不同时期被当成非文物处理的种类各异，茶叶、皮件、貂皮，乾隆收藏的“假次画、宗教画”，乃至士兵甲胄都有。“前几年，周海婴先生还拍卖过鲁迅先生买的清宫茶叶。”现在看来，这是对待清宫藏品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但回到特定的情境，这种“甩包袱”的做法，“不是个人问题，是时代民族问题”。
文物的观念在变化，历代故宫人对于故宫藏品的认知也在变化，但守护藏品的态度和原则始终如一，这种传承，梁金生最清楚。从1984年开始，他在“文物总管”的岗位上已经27年，成了故宫内部公认最熟悉所有藏品的人。梁金生说，故宫的藏品有两套账，一套是总保管组的总账，另一套是与总账相对应的各个库房的分类账。账目里，一种是“故”字号，这是1962年吴仲超院长任期那次文物清理建立下的故宫藏品账目；还有一种是“新”字号，这是1954年之后给新增文物建立的账目，最乱的是1949到1954年之间的文物，后来专门固定了一个“新”字号的字段。各个时期的账目都传承下来，梁金生特意搬出了60年代总账中的一本，16开大小的蓝布皮账本，全部是手写记录，蝇头小字，一行行清晰工整。这些账目是最原始的依据，每一次清查，新发现的文物新增号段，而原有的文物必须总账与分账、账目与物品逐一对应。
故宫的家底，就是靠这样必不可少的笨拙方法清点、记录并传承下来，直到引入电子化的信息记录系统。梁金生说，“每一套总账，国家文物局都是备案的，故宫不可能自己私自改动”，而且，任何的文物转移和调拨，账目上都必须记录，就算是因为人员交接问题，某个时期的分账出现偏差，“对比总账也一定能发现问题”。《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的草稿，就是梁金生根据工作心得总结出来的。
让梁金生觉得最可笑的是关于那五件宋人书札的指控。网友爆料说，由故宫拍下的这五件文物后来重现拍卖场。故宫的文物征集，刚好也属于总保管组的权责范围，收纳新的藏品，是故宫博物院自我丰富的一种方式，通过藏品呈现出不断代的历史和文化。梁金生有写工作日志的习惯，他翻查出了当年的记录：“当时是徐邦达先生给院领导写信，希望故宫能够拍下这五件宋人书札，它们很有价值。院里讨论以后也决定参加拍卖会，但申请经费的时候，却因为数目太高没有得到批准，全部过程都有文件存档。”这件没有完成的拍卖之所以写进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里，属于工作失误，然后，被无限放大了。
失之交臂的这五件宋人书札，梁金生很惋惜。他回忆，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故宫的文物征集一直很容易，“尤其是解放初期，物价稳定，博物馆也少，文物商店把整车整车的文物拉来故宫，送货上门，任由故宫挑选。‘文革’故宫关门期间，也还有好多东西送进来，1966年底，在北展搞的‘红卫兵成果展览’，展出之后全部送到了故宫，当然，这部分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全部退还回去了。可是‘文革’结束之后，落实政策的80年代，可能是大家都心有余悸吧，又是一个文物进入故宫的高潮”。转折在90年代中期，“拍卖公司出现之后，局面就变了。80年代我刚负责文物征集的时候，故宫每年给我的征集费用是1万元，到了90年代初期，是每年10万元，到了1995年，征集费预算已经到了1000万元，都是拍卖公司抬起来的”。
故宫是拍卖公司喜欢的客户，故宫的名气就是提升拍品价值的最好宣传，但他们却并不会因此给故宫最公道的价格，遇到不厚道的拍卖公司，还会故意设局找人假扮买家抬价。梁金生记得，有一次拍卖，他进场后故意没有跟拍卖公司的人打招呼，坐在角落里，举牌几次之后，就再不动声色，看着价格被一路抬上去。到最后，场面上是神秘电话竞拍者胜出，但现实里，是拍卖公司不停地给故宫的领导打电话，追问故宫的竞拍者到底去了没有。最后，拍卖公司的把戏被戳穿，梁金生不仅用事先协议的价格拿走了拍品，还成功砍掉了交易的佣金。只不过，这些风光的故事只是少数，故宫的财务预算制度和文物价格的直线提升，已经让这条收集文物的路径越来越困难。“按故宫的规定，今年必须做出明年的征集预算，但是文物可遇不可求，我怎么知道明年会出现什么东西？”
关于藏品的诸多爆料出处何在，郑欣淼和故宫内部很多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说破。“利益之争哪里都有，故宫是个老单位，也是个有各种告状的地方，历史上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就被诬告盗宝，只是为什么出于私念，却要赔上整个故宫的名声？”
故宫的定位
郑欣淼就任之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11年。张忠培1991年卸任之后，一直没有任命新的院长。郑欣淼是陕西人，从地方干部做起，1992年调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继而担任青海省副省长，因为做眼睛手术必须离开高原，才到了文化系统，历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就此与文物结下渊源。2002年，故宫成为文化部直属单位，同年10月10日，郑欣淼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0米红墙里的天地，对时年55岁的郑欣淼来说，也是全新的开始。“故宫是个老单位，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从解放以来，总共16年没有院长(1952到1954年，1984到1987年，1992到2002年)，实在千头万绪，我很有压力。也有人说，不能拿历史问题当借口，但故宫确实是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单位，牵涉到方方面面，这个不是我能抹掉的。”他说。
上一任院长张忠培也有同样的感触，他是故宫院长职位空缺4年后的继任者，1987年6月20日正式就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吉林大学任教30年，一手开创建立吉大的考古学科，只想站在考古学术前沿搞学问，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任命，心中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决心有所作为。保卫处副处长王子宁对这位老院长印象深刻：“夏天穿着大裤衩坐在门边搓着脚跟警卫聊天，朴素得像个农民，但是只要一谈起学术，完全换了一个人，是位令人真心钦佩的学者。”张忠培用学者眼光对故宫做了一个初步评估：“四大优势只剩了一个半——学术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考古学术的发展，宫廷文物这一块没有地位，古建筑这一块好一点，优势领域就是保存的传世文物。”
这个院长该怎么当？故宫到底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张忠培还记得，“全院开会讨论，说得最多的是管理传世文物的部门，古建部的人也发发言，宫廷部没人说话。专家们也有各种意见，提出故宫应该办成艺术博物馆。我的想法是，应该区分故宫和博物院，故宫有两块牌子，既是国宝，又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故宫的特色应该突出两方面，一个是传世藏品，一个是明清故宫，历代王朝缩影”。讨论没有结果，但张忠培想清楚了，“少说多做，先从规章制度建设开始，让各部处权责分明”。他从1988年开始故宫的奖金改革，希望“在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竞争机制”。
张忠培还做了另一件硬碰硬的事情，重新做产权登记，收回故宫不同时期被划拨或者被其他单位使用的房屋。“我来的时候，故宫的房子有14个单位占着”，其中就包括端门地区。端门外1917年就被划拨给了历史博物馆，张忠培回忆：“在公安部门的主持下，1988年我跟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坐下来谈，我们是北大考古系的同学，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我们达成了协议，端门地区的产权归故宫，但历史博物馆可以使用，继续租赁经营用以补贴开支，一直使用到他们盖好新馆。如果万一那时候福利还不行，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最终还是要归还给故宫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后来合并成立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新馆2011年才竣工。张忠培定下的协议，终于在郑欣淼的任期得以实现，郑欣淼说：“今年4月30日签的字，11月端门所有的经营户必须退出，到时候天安门管委会将协助我们收回，具体怎么把端门利用起来，我们还在考虑，可以保证的是，游客再也不会看到那些闹心的历代太监宫女展了。”
郑欣淼比张忠培幸运得多，他赶上了故宫百年大修的历史机遇。工程计划长达20年，每年投资1个亿。上任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与郑欣淼谈话，就特别指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郑欣淼正式上任后不到一个月，故宫大修启动。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故宫人”，他在千头万绪里开始了他的任期——维修方案怎样制定，招标工作如何进行，组织机构如何设定，任务如何计划分配，等等。除了古建修复本身的各种不确定性，还有社会上的各种争议之声。“背景也很复杂，当时不光故宫，颐和园、天坛都在修，一些国际组织在质疑中国的修复方法。其实，修的范围、进度都可以商量，争议关键是我们的方法和工艺对不对。”
郑欣淼选择的应对方式，与当年的张忠培很相似，埋头做事，不争辩。修复之后的武英殿和太和殿就是答卷。“武英殿我们经验还不够，更换琉璃瓦时新旧分开，所以新的那半看起来特别亮，批评我们的人也特别多，说故宫修得金碧辉煌像影视城，其实新的琉璃瓦都有火气，太亮，过两三年之后就好了。等到太和殿工程，我们就吸取了教训，8万多块琉璃瓦，全部拍照，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需要，哪块只要上釉，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一块块来处理。”关于故宫大修5年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在2007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肯定。“22个国家的40多名专家，3个国际组织到太和殿现场考察，那些外国专家都明白了，东方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维修的方式肯定不同。”众口难调，关于故宫大修的争议当然还在，但郑欣淼和故宫的修复团队已经有了底气，“中国式的修复方法已经得到了国际的认同”。
郑欣淼和张忠培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位老人常常在电话里探讨，求同存异。张忠培的任期只有“2年1个月13天”，他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1989年8月被停职，1991年卸任，各种构想，空成遗憾。但他在郑欣淼身上，看到了诸多构想的实现。他对郑欣淼的评价是：“这个院长没有选错人。”郑欣淼也觉得，他们对故宫的思考有许多共通之处。回顾9年任期，郑欣淼的自我总结很简单，一只手就能数完：“故宫的百年大修，第七次藏品清理，提出‘故宫学’研究，两岸故宫交流和故宫的国际交流。”总的方向，是让故宫以开放的姿态，与外界有更多的互动，公开化，透明化。“比如我们正在编辑出版的500卷《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这是第一次透彻地向公众交代故宫的家底，让全社会来监督。”郑欣淼也希望藏品大系能够澄清一种误解，就是北京故宫只有皇宫，好东西都去了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的65万件文物，38万件是档案，近20万件是图书，真正的书画文物只有10万件。好多人喜欢拿台北‘故宫’跟北京故宫比，其实两者差异很大，台北‘故宫’是公务员建制，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其实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文物总管”梁金生形容的那样，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开放管理处处长檀文亭回忆，故宫的游客从“假日经济”、“黄金周”的概念提出之后，才开始增多，游客暴增则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2009年10月2日，是故宫历史上游客最多的一天，14.8万人。“那是什么概念，外面，从午门排到端门外，全是排队的人和旅行社的各色小旗子，里面，高个的只能看到人头，矮个的只能看到别人的衣服。游客散后，一地垃圾。”这种压力还在持续，2011年的国庆，虽然故宫已经做出了每日限流8万人的方案，并且提前通知公众，但从国庆当天开始，游客压力就在持续增加，同样在10月2日、3日呈现井喷态势。就算没有之前一系列的是非和争议，这种旅游压力，也必然让故宫要越来越多地全方位接受公众检视，这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公众对博物馆文化需求的进步。
主管经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曾经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博物馆司司长，他一直在思考博物馆文化，他觉得：“欧美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日常文化消费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的博物馆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以文保单位为依托的博物馆占了1/3，到底应该以什么眼光和理念，来传播这种以藏品为主的博物馆文化？如果大家说起故宫，都是经济换算，动辄是里面的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其实应该由故宫来反思，你给公众提供了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问题。”72万平方米的故宫，开放区域已经将近1/2，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兴趣点究竟在哪里？除了拍着故宫的门钉，激动万分地说终于看到了皇上住的地方，还有什么？那些已经被磨得锃亮的门钉，都是附庸传说和走马观花的印记。
10月2日，国庆游客最多的那一天，本刊记者再次到访故宫，上午9点半，整个中轴线上，已经水泄不通。而故宫陈列部精心布展的三个主题展览，武英殿的书画展、文华殿的瓷器展，以及午门城楼的兰亭展，却游人稀疏。这三个展室都免费开放，有凝练的主题，展示着诸多传世文物，还配备了现代化的展览解说和演示系统，就算对这些主题从不了解，也可以通过现场电子设备的辅助，开始一段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可惜，这些稀疏的游人里，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的人更加少，许多人只是匆匆绕场一圈，无视禁止拍照的警示，拿着相机或者手机，趁着工作人员不备，偷偷按下快门，闪光灯此起彼伏，闪过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传世文物。午门兰亭展里的工作人员们，一上午都在重复同样的话——“请不要拍照！”从最初的客气克制，慢慢变得不耐烦和生硬，但他们的努力，旋即就被更多的闪光灯淹没了。■
浅谈高古瓷的收藏之道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片”，这句在收藏圈内流传了数百年的名言，说明了宋瓷在中国收藏界中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以唐宋为代表的高古瓷，在收藏市场上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5年前买的耀州窑、磁州窑等瓷器，如今已经涨价至少10倍以上，高古瓷到底魅力何在？本刊记者走访了著名瓷器鉴定家、古道美术馆馆长宋涛。
何谓“高古瓷”，或许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答案。在市场上，有人将“高古瓷”划定为宋元朝，有人将它定为宋朝以前，还有人将唐宋时期烧成的瓷器列为“高古瓷”。不过，无论怎么划分，它往往是相对于明清瓷器而言。由于年代久远，不少“高古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比如宋时的汝窑瓷。目前，汝窑传世品仅60余件，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24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7件，上海博物馆收藏8件，英国戴维特基金收藏7件，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7件，美国圣路易美术馆收藏1件，天津博物馆收藏1件，另有3件在私人手中。也就是说，全世界现存的汝窑数量十分有限，而且绝大多数在博物馆中。
高古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它跨度年限大，是中国陶瓷史上辉煌的一页，重要的一环。郭沫若曾说过，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新发现的窑址或者瓷片都有可能填补陶瓷史上的一项空白，世界上绝大部分博物馆，都没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高古瓷的收藏，这也就是说，博物馆需要高古瓷去添补。陶瓷是时代的产物，高古瓷的研究，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生产工艺及历史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艺术的角度看，高古瓷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含蓄、内敛的美，它不像明清瓷器通过图案色彩等直观元素去表现美感。高古瓷的艺术美感是超越了工艺的美感。它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美丽和诱惑。就拿宋代的青瓷来说，单一的釉色，朴素的质感，它并不张扬华丽，体现出的却是内在的美，体现出宋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意境，是能让人深思、感叹的美。这种内在、含蓄的美相比直观上的美，更让人回味无穷。而高古瓷这种含蓄、内敛的美感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价值的，含蓄而不尚外露，自然而不尚雕琢，质朴而不尚奢华，和谐而不尚冲突。
高古瓷的收藏门槛要高于明清瓷器，对藏家的专业知识、眼界、经验的要求也更高。在学术界，高古瓷的研究远不如明清瓷发达，即便是钧窑这样的品种，很多传世器的断代也存在一些疑问和争论。例如，有些明代的官钧前些年被某些顶尖拍卖行当作宋钧拍卖。钧窑自宋代兴盛于河南以来，不但皇家烧造，民间也烧造，绵延数百年，窑口遍布全国各地。如果想收藏钧窑瓷器，必然要对这数百年全国各地的窑口进行一番研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但是，收藏高古瓷的乐趣，也不是收藏明清瓷可以比拟的。赏玩新瓷者，总是先被新瓷上的彩绘图案所吸引，当藏家赏玩到元明清青花之后，就会感觉到明清官窑、民窑彩瓷太喧闹，即青花比五彩、粉彩、斗彩清静。而当藏家赏玩到宋五大名窑、宋龙泉窑、耀州窑青瓷、宋建窑、吉州窑里瓷、唐三彩、三国魏晋越窑青瓷之后，你又会感觉到宋代及以前的单色釉青瓷、白瓷、黑瓷，比元明清青花深沉，唐三彩恢弘的造型和浓烈的颜色，远比明清瓷更具吸引力。
在高古瓷中，特别是北宋汝官窑在国际拍卖场上极为罕见，1992年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直径仅8厘米的汝窑小盘曾以154万美元成交。宋瓷本身存世的数量就很少，进入市场中的数量就更少。2005年9月21日在纽约苏富比的“白马轩藏中国陶瓷专拍”推出了55件白马轩主人收藏的唐宋陶瓷名品。这也是近年来中国陶瓷市场出现宋瓷拍品最多的一次。这样的专拍可以使宋瓷市场的透明度加大,提高宋瓷的市场地位。
进入2008年后，高古瓷的价格更是一路上扬。在2008年纽约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一件五代北宋时期的耀州窑刻牡丹花纹水注以18.1万美元的价格成交。3月19日纽约佳士得推出的一件宋代龙泉窑青瓷双耳瓶以228.1万美元成交，这是迄今所知全球范围内成交价格最高的龙泉瓷，一举打破了龙泉瓷器拍卖成交的千万元大关。国内在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一件南宋官窑青瓷粉青釉纸槌瓶以6752.75万港元落槌，拍出了全球范围内宋瓷的最高成交价。
宋瓷精品的天价成交，得益于其存世量的稀少。以汝窑瓷为例，有不少专家认为，目前汝窑传世品仅60余件，其中台北故宫收藏24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7件，上海博物馆收藏8件，英国戴维特基金会藏有7件，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1件，美国圣路易美术馆1件，天津博物馆1件，另有两三件在私人手中收藏。也许除上述之外，还有其他汝窑瓷器存世，但数量也多不到哪里去。稀缺性，决定了以宋瓷为代表的高古瓷未来的升值潜力，在这个市场尚未全面启动之前出手，是百年难遇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