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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窑瓷:北魏瓷器的装烧办法与器型特征

老窑瓷:北魏瓷器的装烧办法与器型特征

通过器型鉴别瓷器 古代瓷器器型 老窑瓷器的鉴别

2021-04-26

通过器型鉴别瓷器。

北魏窑炉(ⅢY1)残长13.7米,由窑前作业坑、火膛和烟囱组成。作业坑平面呈长方形,长6.1米,宽6米,深0.7米。作业坑的东部有炉灰堆积,东壁与附近地面均有一层烧结面,表明这里是窑工把炉灰从火膛清出时暂存炉灰的地方。火膛平面呈马蹄形,残高1.1米。火膛口部残缺较严重,火膛两壁下部残留部分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壁砖,后壁用耐火砖平铺9层,与窑床面持平。窑床平面呈长方形,残长4.7米,宽3.35米。窑室壁残厚仅0.22米,保存状况较差,周围护墙以及窑后烟囱均已破坏无存。

窑膛内出土大量青瓷器和少量白瓷器,以及大量三角形或柱形支烧等窑具。有的支烧器与青瓷器粘连一起。从窑炉形制结构与窑内出土遗物可判定此窑炉是北魏时期烧制青瓷和白瓷器的窑炉。

窑炉周围比较集中地分布着多个包含北魏白瓷和青瓷制品的灰坑。

窑炉与同期灰坑中遗存大量大小不一的三足支垫和柱形支垫等窑具。两种支垫均为捏制而成。

从遗迹、遗物情况观察,初步推测北魏时期烧制瓷器的装烧办法是:先在窑床上放置柱形支垫,柱形支垫上放置器物,器物内底放置三足支垫,三足支垫上再依次叠加数层器物。以柱形支垫支撑器物,其作用是避免和防止器坯受窑床底部沙尘污染釉面,又可使瓷器坯件处于适当的最佳温度区;三足支垫的作用是隔离瓷器坯件,防止坯件在烘烧过程中相互粘结。

这种"重合叠烧法"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其优点是增加了装窑密度,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因之这种装烧方法延续时间很长。

巩县窑的北魏白瓷一般是与青瓷同窑一起装烧的,数量上青瓷多于白瓷,两种瓷器在窑床上安放的位置可能不同并且是固定的。就目前而言,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烧制白瓷的窑炉。

与青瓷同窑烧制伴出的白瓷,在器类、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基本上与青瓷相同,器类以碗为主,皆为深腹,下有饼形足,口沿外饰弦纹一周。其次是杯,此外有盘、斗、钵、盆等。一般北魏白瓷制品胎壁都比较厚重,而且厚薄均匀,自口沿向下逐渐加厚,胎质较细白,可知瓷泥经过了淘洗,烧成温度高,胎体有的有气孔和黑点。一部分器物通体施化妆土。器内壁施满釉,器内积釉现象较普遍,外壁色釉过腹,少见垂釉现象。釉色一般白中泛青,显然是早期白瓷的特征。这也表明早期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逐步改进而来,主要是选用含铁量低的胎、釉原料,通过筛选、淘洗、制作、烧制等工艺改良而完成的。当然,早期白瓷的烧制成功,是制瓷技法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成为我国制瓷史上由青瓷向白瓷转化的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精细白瓷和多种多样的白釉彩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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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窑瓷与明清瓷的不同收藏理念


陶瓷行当里有一种奇特且泾渭分明的文化现象,很是耐人寻味。商界精英,大多喜欢一掷千金投资收藏明清官窑青花彩瓷;而美学修养高深的文人、画家、艺术家等,独偏爱老窑瓷器、高古陶器、远古彩陶。有人说,收藏陶瓷,能赏玩到老窑瓷器是高雅,能赏玩到远古陶器便是有境界。也有人认为,明清瓷器继承了千百年高度发展的陶瓷技艺,有了更多创新,作品也更有艺术价值。

其实,无论是老瓷还是明清瓷,作为收藏品,瓷器的价值不仅包含了艺术价值,还包含历史纪念价值与工艺价值。瓷器承载着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物证,尽管历史时期不同,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瓷器都是珍贵的。

相比之下,明清官窑民窑青花彩瓷无疑是漂亮的,摆在架子上的光彩肯定是高古陶器所没有的。作为装饰性的收藏,其备受商界精英关注。有了这份夺人的美丽,有了这批重量级藏家的关注,明清官窑民窑青花彩瓷增值快也就是必然了。

但作为美学艺术收藏、修身养性收藏、人文精神收藏,收藏老窑瓷器和高古陶器,则比收藏明清官窑民窑青花彩瓷,更有艺术品位,更有人文价值。这两种藏家群体选择上的泾渭分明,也算是各取所需,各寻所爱吧。

收藏家都是最幸福和最快乐的人。这种快乐是建立在收藏过程中的,不论收藏明清瓷还是粤语电影网和泥巴影音选老瓷,无论是为了收藏把玩还是为了投资理财,瓷器收藏都会带给藏家无尽的满足。

老窑瓷:建窑茶盏与饮茶文化的思考


中国人最爱喝茶,随着华人经济圈的成长,茶文化以及花、香、书、琴等各种生活余事也日益蓬勃发展,连带周边的各种道具行情也直线上升。有接触古董市场的藏友一定会注意到,过去一些一两千元可入手的铁茶壶,现在已上涨到万元;前些年五千元左右的银壶,价格突然跃升到两三万元,短时间内突如其来的涨幅,令饮茶人难以消受。

作为茶仪中心的茶碗,近年价格亦是节节攀高,建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德化窑……各种窑口的杯子,只要能作为茶具,莫不备受关注。其中建窑茶盏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茶碗,备受历来中外茶人的宝爱而享有大名,只要一出现市场,莫不成为众人头号珍藏目标。不过,好品相的建盏其实数量不多,由于宋墓极少出土建窑瓷器,因此我们目前在市场上所见的建窑,多是传世品、出水品或是捡自窑址的窑址货。传世品几乎只见于日本,这些自宋朝以来代代相传的建盏,箱书上题签着完整的递藏史,标志着箱中茶碗尊贵的血统。经过无数鉴赏家的审视挑选,这些传世茶碗多是具有卓越品质的名品,曜变、兔毫、油滴……各种变化令人目眩神迷。而像这类充满历史气息、艺术性高超的建盏,当然也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

目前流通的建盏绝大多数都是窑址废品,碗上通常都带有些缺陷,有些软塌变形、有些因温度不足釉面未烧结、又或是烧造时倾覆而与匣钵沾黏等等。由于这些窑址标本长期埋在土中,在风化沁蚀下,无论怎么煮都还是会带有一丝微微的土沁味,这点令对茶味讲究的喝茶人似乎有点难以忍受。

真正全品端正、尺寸标准、纹路清晰、气息清雅的建碗,实际上相当难得;然而,在各处的茶席却经常可见各种纹色大小不同的建碗,这当然是因为其中掺有不少新仿茶碗的缘故。建碗由于含铁量高、釉色漆黑,不像青瓷等可以轻易看见釉层的风化,再加上新仿胎、釉、工艺不断提升,常令不少藏家跌跤打眼。不过,许多茶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依旧以仿建碗饮茶,并在品茶时感怀古人,长发议论。有些人以假建盏饮茶时,还认为茶味因此特别甘美,并由此归纳出一些磁场方面的理论,这令人想起1955年由毕阙博士(Henry K. Beecher)所提出的安慰剂效应,即尽管医生开的是假药,但由于病人“相信”医生给的药会有效,于是心理的力量产生效果,进而产生了治疗的作用。仿建盏似乎也是如此,虽不像老件有着因岁月风化而柔和的釉光,也没有沉厚且富有层次的美感,但由于“古物”两字在饮茶人心里起了作用,以致于对味觉也产生了影响。

然而不管真也好、假也罢,目前建盏似乎都不应如此使用,也不应会让茶更好喝。建盏之所以流行于宋代,与当时的饮茶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宋代流行点茶,方式类似现今日本茶道所饮用的“抹茶”,是先将茶叶碾制成粉末,点茶时再将茶粉直接放入茶盏中以水注点,并用茶筅击拂搅拌后饮用。另也有先用香膏等调和茶末,模印押制成团样精致的“腊茶”,要饮用时再将团块碾成粉末注点。当时有茶色“尚白”的流行,以突变的建州全白茶种为第一,不过由于白茶难得,大部分茶汤多是如嫩叶般的绿色。当色黑如漆的建盏,映衬着雪白、嫩绿的茶汤,那种对比强烈的美学效果以及自然风情,堪称是中国茶文化中最浪漫的景色之一。

然而除了少数场合,中国目前很少人喝抹茶,绝大多数都是以明清以来流行的淹茶法泡茶,无论喝的是高山茶、普洱茶、老茶……茶汤都是茶褐色的,像普洱、老茶一类更是浓得近乎深褐。当这样的茶汤注入深黑色的建盏里,不要说难以欣赏茶色之美,实际上根本就是一团漆黑,与建盏原本的设计意趣大相违背。尽管如此,以建盏饮茶目前仍很流行,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令笔者想起中国传统艺术中以“废墟”、“遗迹”为题的作品。中外历代都有相关母题的怀古作品,在这类绘画里,艺术家抓住特定时刻中,人们直接面对往昔时的那种强烈情感,藉由遗迹与古人神会,赋诗抒怀,抒发对于历史以及人生的感喟。有趣的是,不像欧洲艺术需要一个真正的、半毁损的废墟,东方艺术藉由某些荒芜情境留下的虚空,加上诗文的搭配,即能引发观者对往昔的悲伤哀叹。一系列的赤壁艺术即是如此,无数的文人、画家在江边,抚摸着峭崖岩壁,遥想着千古人物之风流。作为古代遗存的“迹”的意义,并不在于反映历史的真实,而是为古和今的会面提供了契机。

现代人已失去了古代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手作工艺之美以及生活的品味,许多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为了追寻失落的美感或是生命的禅境而开始学习饮茶。建盏的设计虽已不合时宜,然而其于现今茶文化中的存在,或许是已成为一种古代茶仪的诗意象征,凝结着往昔美好的历史记忆,因而能激发茶人对远古浪漫情怀的领悟。也许,无论真与假,下回再用建盏饮茶时,就会在茶的滋味中发现,原来我们在生活中寻寻觅觅的,也就是那与古相会的小小契机而已。

老窑瓷:元代瓷器真伪辨识的方法


一、 辨态质

首先要看底足无釉的露胎处及器身的缩釉的部分。象元代的青花和釉里红与前代器物相比胎骨洁白。而近现代仿品与元代相比,胎质较为坚密,胎骨颜色更加精纯如玉。

二、 辨纹饰

元青花器物文饰层次多,画面满,但清楚、严谨,大多数繁而不乱。一个器物上所画图案多达七八层,主次分明,釉边角纹饰、主题纹饰和次要纹饰之 分;构图丰满,空间狭窄,显得十分热闹。这个器物上所绘图案最显著的特点是,不管是花瓣、花芯、花叶、枝杆,填色的地方,留白处较多。绘画风格不论是花草、山水、人物等,皆受当时人画写意手法的影响,生动活泼,笔法自如挥洒,不但流畅,而且多样化。近现代的仿品,其外型与纹饰几可乱真,但绘画的笔法却生硬滞涩,毫不流畅洒脱。

三、 辨釉色

元代官窑烧制的青花瓷所用的青花料是含铁量较高的进口钴矿料。因而经过高温烧制后,颜色鲜艳,色散晕。但现代仿品所用的青花料大多数为国产料,含钴、锰量高,含铁量低,经过烧制后所呈现出的颜色为暗蓝,没有元代官窑青花瓷那种鲜艳深沉的感觉,釉光也有不同,元代瓷器的釉面在器物表面必然闪现一种深沉的旧光泽,这种旧光泽天然浑成,并无刻意造就痕迹。现代仿品用的是新釉料,因而器物上釉面所呈现出的只是浮光造就,绝不可能有年代遥远的天然旧光泽。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老窑瓷:龙泉窑瓷器鉴定四招


近年来,龙泉窑仿品时常在古玩市场上露面,给收藏者及爱好者带来很大的烦恼,故在鉴定时应特别注意,接下来就教大家四招来鉴定龙泉窑瓷器的真伪。

1、釉色鉴定

龙泉窑青瓷的釉色极为丰富,皆浓翠莹润,恰似青梅色泽的梅子青;有粉润如玉,半透明的粉青,还有青中泛黄,釉面光泽较暗的豆青。其青釉釉面滋润而无浮光,釉汁极少有流淌,釉色精美,呈色稳定,釉面没有开片。而越窑青瓷釉色较暗,为艾青色;耀州窑的青瓷釉色青黄,缺少纯净滋润。龙泉窑的釉属于石灰碱釉,流动性差,有较强的玉质感,在放大镜下可见大量均匀密布的微小气泡。一般来讲,北宋早期龙泉窑瓷器的釉为淡青色,釉层透明,表面光亮。北宋中晚期龙泉窑瓷器的釉为青中带黄,釉层薄,并有较多的开片。南宋中晚期龙泉窑瓷器的釉色青翠,极少开片,没有流釉现象。

2、胎质鉴定

龙泉窑的胎色发灰,胎质缜密,胎体细薄匀实。同时期的耀州窑青瓷的胎则是呈色较深,胎质不及龙泉窑缜密。同时期的越窑青瓷胎色较灰,胎体厚实,胎质较为坚硬。而民用仿品则胎体更为重要。在实际鉴定中只要用手掂一掂,就可发现越窑、耀州窑和民用仿品的器物手感沉重。在具体的鉴定过程中,要区分龙泉窑各个时期胎的不同特点:北宋早期龙泉窑的胎较为厚重,淘炼不纯,但质地坚硬。北宋中晚期龙泉窑瓷器的胎呈灰色或淡灰色,胎壁薄厚匀称,胎面光洁。南宋前期龙泉窑瓷器的胎壁较厚,胎体中氧化铝的含量较低。南宋后期龙泉窑瓷器的胎质坚硬细腻,玻化情况良好,胎色白中泛青。而同时期的龙泉黑胎青釉瓷器的胎比历代龙泉窑瓷器的胎都要薄,胎质细密坚实,多数呈灰黑色,少数呈黄色或砖红色,胎质松而轻。

3、纹饰鉴定

北宋时以刻划花为主,南宋前期尚有刻划花。北宋早期多莲瓣纹、变形云纹、水波形堆纹。北宋中晚期则以团花、莲瓣和缠枝牡丹纹为主。其布局严谨。南宋前期以刻花为主,划花次之,蓖纹越来越少。以云纹、水波纹、蕉叶纹较为常见。南宋中晚期已无纹饰,以青玉般釉色取胜。

4、造型鉴定

龙泉窑的品种非常丰富,品种之全在宋代各大窑系中位居前列,除日常生活用瓷外,还烧制各种陈设瓷。无论何种器物器型,均古朴稳重,器底与圈足制作规整。特别是一些日常生活用瓷多有弦纹、出筋等。

龙泉窑有宋代民窑的巨擘之誉,盖因其质量甚佳。在具体的鉴定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北宋和南宋前期的龙泉窑器物与全盛期(南宋中、晚期)器物。一般来讲,北宋龙泉窑器物“质颇粗厚”,釉色淡青;南宋前期龙泉窑器物胎体粗重,釉色转为青黄;南宋中、晚期的龙泉窑器物则薄胎厚釉,以青玉般的釉色取胜。

康熙青花瓷的器型、胎釉鉴定


康熙青花瓷的发展可以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也就是康熙前期,官窑瓷器的生产情况与顺治朝相似,虽数次命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御用瓷,但都没能走上正轨。官窑生产的非正常状态,反而给民窑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为康熙民窑青花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所以这个时期的青花瓷,并没有明确的官民窑界限,产品质量都不高。1680年后,御窑厂奉旨炼造御器,开始真正恢复生厂,这些措施不仅使御窑厂很快恢复过来,并且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康熙中后期的官窑青花瓷器可以说是清朝此类产品中的佼佼者。

器型

康熙瓷器的造型风格多古朴凝重,在清朝瓷器中显得高大雄伟。康熙青花的造型早期仍延续明末的遗风,中期以后造型变化很大,新的品种层出不穷。无论琢器圆器全部都规矩整齐,大到一米多高胎体厚重的凤尾尊,小到不及5厘米的薄胎十二月花杯,都烧制得相当规矩,极少有歪塌变形现象。

许多尊、花觚、观音瓶等器物的底足在近底边的外围都向内旋进一周,形成“二层台”的状圈足。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表现在大件器物上,10多厘米的小瓶圈足也从外向内旋修一刀,这种器足的处理方面是康熙朝独有的。

主要器型有碗、盘、壶、尊、香炉、凤尾尊、棒槌瓶、大方瓶、观音瓶、花觚,将军罐、笔筒等,其中有些造型独特,在瓶类中,除了传统的梅瓶、玉壶奉上瓶、抱月瓶、葫芦瓶外,最常见的是棒槌瓶、荸荠瓶和特殊的方瓶等。尊有观音尊、凤尾尊、摇铃尊等。到了晚期,仿明成化青花瓷比较成功。

胎釉

在胎釉上,康熙前期的胎骨已有所改进,但仍不够细腻,还较粗重,釉层也肥厚,有些泛青。总的来看,康熙青花的瓷胎可分为四种:厚胎青花主要是大件的鱼缸、大盘、大瓶、大碗等,最厚的可达1.5厘米;中胎青花,绝大多数的琢器圆器均采用此种瓷胎,一般为0.5厘米左右;薄胎青花,包括半脱胎,只限于小酒杯、小碗之类的小巧的器物,最薄的只有0.1厘米,极薄而透明。浆胎青花,以细澄的浆泥制成的瓷胎,又称“煨瓷”,胎面泛土黄色,轻薄松软布满细密的开片纹,此类有罐、瓶、鼻烟壶、印泥盒、唾盂类制品。

早期釉面呈青白色,釉汁凝厚透明,从康熙中期开始,胎土的淘炼更加严格,极为纯净细腻,加上制瓷技术的精细,使得胎质显得洁白细腻而又坚硬致密,胎体也变薄。大器及一般的琢器胎体比较厚重,仍采用分段衔接的制作方法,但因为修胎细致,衔接痕平滑规整,不像明代那样明显可用肉眼看出。与此相应。釉面也光滑细腻,釉质莹润柔和,釉色洁白无瑕。胎釉结合非常紧密,具有玉质感。到了晚期,再度出现青白色釉面,并且延续到雍正时期。

器型独特的浅绛彩瓷文房器


浅绛彩瓷文房器

笔者酷爱文房用品的收藏,尤其对晚清浅绛彩瓷的文房用品情有独钟。因为,作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浅绛彩瓷所蕴含的美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不可小视。

浅绛彩瓷借鉴了中国绘画史上所有的重要流派,并把清代的新安画派、扬州画派、海上画派的绘画风格在瓷器上进一步展现出来。在光润的瓷器上山水、人物、花鸟齐备,诗书画印相得益彰,并催生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瓷器的崛起,奠定了百年来景德镇陶瓷绘画艺术的再度繁荣。浅绛彩瓷画师不仅在瓷器上抒情言志,而且还用文字和画面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因此,其还有一定的文史研究价值。

浅绛彩瓷在目前存世的数量虽然较大,但其中的精品非常有限。随着其收藏爱好者队伍的扩大以及收藏界对其价值的重新挖掘,近年来,其市场价格是稳步上升,尤其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三大家的精品的价值更是扶摇直上。

浅绛彩瓷中的文房器,因文人气息浓厚,制作精良,器型独特而受到相关藏家的关注,如:一件大口径的精品笔筒的价格,与五年前相较而言,已翻了3倍之多。近几年,各大型拍卖会如:嘉德、中拍国际等拍卖公司都已陆续推出浅绛彩瓷专题,深受爱好者的欢迎。

笔者珍藏有两件器型相类似的名家浅绛彩瓷文房器,其最大特点就是器型独特。在几年前的扬州双博馆文房用品展上曾展出过与其相类似的一件。该文房器绘画精致,书法流畅,品相完好。从底部标签看,属近些年海外回流的精品。在笔者的这两件藏品中,一件是清光绪名家义茂氏所作,作于光绪癸巳年(1893年)。其正面、侧面和顶部共有12幅绘画及书法画面,从书法内容上看是义茂与少川氏、主雪氏共同合作的。另一件是光绪御窑厂名家喻春所作,画面有山水、花鸟、博古和钟鼎文共9幅。这两件浅绛彩瓷文房器高近20cm,分为上中下三层,应该是古人案头放置笔墨等文具的多功能盒。并且这两件文玩器顶部的盖子历经100多年仍保存完好,实属不易。

老窑瓷:烧窑造瓷器 价值在工艺


中国最早的官窑,宋代官窑、元代枢府窑、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都是历代著名的官窑。宋代“官窑”号称“五大名窑”之一,分有“新官”、“旧官”之称,前者为南宋官窑,后者为北宋官窑。产品也称“官窑器”,是对民窑器而言;官窑器多按颁发式样承做。 宋室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官窑,先置修内司官窑,后立郊坛下官窑,修内司窑址迄今尚未发现,现已确认的只有杭州乌龟山郊坛下官窑一处,专烧青瓷。

钧窑有两大特色,即乳光釉和窑变。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各种青色,可分为天蓝、天青、月白三类。由于在釉中渗入铜红釉,烧成后就出现变幻莫测的红色窑变,有玫瑰红、砂珠红、海棠红、茄皮紫、胭脂红、鸡血红许多种。整个器物红紫相映、青白相间,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他青瓷的另一特色。钧釉中的紫色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各种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钧瓷釉面上有一重要特征是“蚯蚓走泥纹”,即在釉中呈现一条条逶迤延伸、长短不一、自上而下的釉痕。后人在仿制宋代钧瓷时就无法烧出同样效果,因而是否有“蚯蚓走泥纹”成为鉴定宋钧瓷的重要依据。宋钧瓷另一特征是器外底普遍刷一层芝麻酱色釉。

哥窑最主要、最奇妙、最令人称道、又最被人忽视的特征,即所谓“攒珠聚球”。如官、哥釉泡之密似攒珠,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显然,“攒珠”指的是哥窑器中之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物的内壁和外壁或内身和外身上。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

汝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地处汝州而得名,盛于宋,终于明。所烧陶瓷精美绝伦,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汝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汝官窑以素静典雅、色泽滋润纯正、晶莹多变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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