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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定

南定

南定瓷器鉴别特点 古代瓷器绿定 古代瓷器定窑黑定

2021-06-17

南定瓷器鉴别特点。

文献所称南方生产的定窑系产品。明代人田艺衡《留青日札》说定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南定有花者出南渡后。”首先提出“南定”的概念。定窑工艺水平很高,对全国各地制瓷工艺影响很大,四川的彭县窑、山西金、元的霍县窑均生产定窑风格的白瓷。而覆烧工艺只有景德镇湖田窑、广州西村窑、元代福建的德化窑使用。田艺衡是明代人,他所说。“南渡后”,是指宋王朝南渡后在杭州建的南宋王朝还是别的政权尚不清楚。如果指的是南宋,南方只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可以和定窑相比,青白瓷不是白瓷,恐怕不能称“南定”。四川彭县窑虽然学习定窑风格,但社会影响小,亦不似田艺衡说的南定。符合南定定义的只有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三《仿古各釉色》中所言;景德镇仿定作品。“白定釉,有粉定、土定,厂止仿其粉定一种”。同书卷二说:“白定器,陶户专仿白定者,盅、碗、杯、碟等具,外及多小件玩器,精、粗各在造户为之。”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许多明、清两代景德镇生产的仿定白瓷,是否田艺衡、蓝浦等人所说的南定,还需深入探讨。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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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定”白瓷的窑口及异同点之我见


“南定白瓷”,是指宋室南迁后所烧的定器,简称“南定”。在中国古陶瓷白瓷体系中,“南定”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新亮点。在解读“南定”时,若光从“南定”名字上讲,他就包含有二层意思:其一,是指地域上的差别;其二,是指时间上的差别;在确定“窑口”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特指景德镇一个窑,也有泛指南方地区的窑。

几年前,笔者在松江东门外,据传说是一处唐、宋寺庙遗址渣土中,采集到一批江西吉州窑仿“北定”器残件和景德镇窑仿“北定”器残件,主要是碗、碟、盏等日用品。在这堆渣土中,还捡到南宋淳熙元宝和嘉泰宝钱币个一枚。结合以上所采集的标本,就“南定”瓷的窑口以及它们之间仿定窑瓷的异同作一探讨,仅供大家参考。

吉州窑仿定器,非常近似于“北定”,是“北定”的翻版。我所找到的一些碗、碟,从造型到印、刻花纹饰,在“北定”样本中都能对上号,尤其是工艺、花口、底足、芒口镶包金属薄片与“北定”如出一辙。因为看到的是实物,出乎意外的是“南定”瓷的任何一件日用品,胎体都十分轻薄,有的小碟几乎薄如一张纸。处于好奇,挑选一只直径14厘米的碟子,重量只有70克;一只直径16厘米、高7厘米的碗,重量只有90克。如此薄的胎,其它窑口还没有发现过。我们知道,吉州窑的胎较粗松,要拉薄胎是很困难的,而吉州窑仿定器能拉出如此薄的胎,实属不易,这是一大特色。除此外,吉州窑的大部分仿定器,口的部位均镶包有铜质、银质或银质镏金薄片。笔者所采集的标本,几乎只只均有,虽然材质已发黑,但金黄色还能见,如果是一般大路货,大有不必如此重金包装。

吉州窑普遍是施满釉(除芒口外),但是采集的标本中有两种情况书中没有见到过:第一,碗的底足,足墙平切,足内光滑均无釉;第二,碟的底足,足墙更小,足内用刷釉方法施满釉,底足处理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吉州窑仿定器与“北窑”最大的区别,或者说是缺点,就是釉色普遍泛米黄色,没有“北定”那么白,也没有泪痕,且在釉面上发现有细小的呈上下变化的兵裂纹。其次是,烧结温度不高,瓷化程度差,声音不够清脆,有发闷的感觉。但是,有一些精细小碟、小盏,发色十分到位,加上纹饰相似,几乎可以与“北定”乱真。

下面,再来看景德镇窑仿定器。景德镇防定瓷也非常成功和出彩,它也采用与“北定”相同的工艺、相同的印花纹饰,刀法非常细腻生动。在捡到的标本中,芒口处也镶金包银,十分富贵。由于景德镇采用的瓷土比吉州窑好,所以看相同的碗,线条要硬得多,有力度,因此它的重量就要比吉州窑重。景德镇窑仿定瓷与“北定”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釉面白中显青,但绝不是青白釉那种白中泛青,它的青中略有一些灰白色,釉中也不见有泪痕。但是它的釉面非常滋润、肥厚,给人的感觉非常深沉,没有轻浮感,施釉均匀,仔细观察,没有发现冰裂纹。景德镇窑仿定瓷最耐看的一点就是它的印、刻花纹饰,图案清晰,印花秀美,牡丹、荷花历历在目,有动感,有立体感。景德镇窑仿定器的底足处理与吉州窑相似,也有施满釉和露胎两种方法,碗的底足不施釉,拿在手中不易滑落,非常实用。

吉州窑和景德镇窑在南宋时成功仿烧出“定窑”,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南宋”既指以上二窑,而不仅指景德镇一个窑。从采集的标本中,吉州窑的仿定瓷要远远大于景德镇窑。南宋时,民间常用的白瓷,大部分来自于以上二窑。当然,这只是从松江老城采集的标本中得出的结论。在渣土中还捡到南宋钱币,这是给这批“白瓷器”断代的极好参考物,证明就是在这一年生产的。

虽然“南定”白瓷受当地资源如瓷土、燃料不同的限制,没有达到类银似雪的效果,但“南定”这一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白瓷”,以轻薄的胎体、滋润的玉质感、娟秀的纹饰和贵重的金银包装证明它是南宋时期值得重视的一个品种。这点,因唤起收藏界对其认识和注意。

北定


以河北曲阳涧磁村为中心的定窑作坊生产的瓷器、人称北定,以区别其他地区定窑系的产品。明人田艺衡在《留青日札》中说:“定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晚唐时期定窑学习邢窑工艺生产白瓷,经过晚唐、五代的长足发展,到宋代生产出精美玲珑的白瓷、黑瓷、绿瓷、酱釉瓷,即白定、黑定、绿定、紫定,后人将其评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灭亡以后,金代继续生产,到元代工艺衰落,转而生产磁州窑类型的粗瓷。定窑的中心窑场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和燕川村,漳河流域广大地区都生产同类白瓷。北宋定窑制瓷工艺迅速提高,胎料加工精细,加之原料成型稳定性好,器物胎体很薄,很规整,没有丝毫变形的现像。白瓷有的白度很高,即所谓粉定;有的白中泛黄,如象牙质感;也有的略为泛红,往往釉面有竹丝刷纹。由于釉层在高温中浸润流动,铁、钛等呈色金属物质有一些凝聚成乳絮条状,有如泪痕。北宋中期以后,为提高产量,发明了覆烧工艺。瓷坯入窑不用匣钵,而用胎泥作为支圈垫烧,一个支圈扣一个坯件,层层相迭,比用匣钵装坯节省80%的空间。支圈用胎泥作成,在窑中焙烧的膨涨收缩系数都和坯件一致,形成粗糙的芒口,于是用镶金口、银口、铜口的工艺加以装饰,叫作“釦器”。瓷胎装饰也很精致,早期多用划花、刻花。花纹有莲瓣、牡丹、萱草、蔓草、鸳鸯、双鸭、双鹅、水波双鱼、三鱼、四鱼等。画面简洁,刀法娴熟,线条挺拔,刚劲有力。晚期多印花装饰。纹饰有云龙腾跃、凤穿牡丹,有像宋代织锦上构图严谨的团花图案,也有采用对称、散点等手法由朵花组成图案的。定瓷还用金彩作装饰,“金花定碗”是定窑的名贵品种,金彩装饰既出现在白定上,也出现在紫定和黑定上。定瓷还有一些雕塑作品,如牛车、人物和各类动物,如小猴、小鸡、小狮、小狗、金龟、小兔、海螺等。有的作品采取捏塑与捺印结合的工艺完成。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白瓷孩儿枕,就是定窑白瓷塑的代表作。枕为俯卧的婴儿形,肌肉丰腴,眉清目秀,头微上扬,一手臂托下颏,另一手抚绣球,身着短衣长裤,身下的床榻撩印各种表示木雕花纹的图案。有的定瓷还用黑彩点画,如牛车、轿子。有的用黑褐彩书写“菜玉”等字样。有的刻写文字款识,如“官”、“新官”、“南食局”、“尚食局”、“五王府”等,这表明定瓷精品为最高统治者所使用。(如下图)

陶瓷知识:定瓷


宋代北方著名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从定窑的兴衰过程中可以看到,定窑细白瓷的产生,至少有如下影响:第一是唐代形成的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在北方的成熟白瓷生产中心由邢窑转移到定窑,定窑稳定的不加化妆土的生产技术,奠定了之后青白瓷乃至青花等彩瓷的发展基础,第二是首创了覆烧法技术,大大提高了瓷器生产效率,第三是定窑极高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反映出唐宋时期瓷器制造业的全国瓷窑之间的技艺交流,一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定窑窑系,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大最著名的白瓷体系。定窑烧造延续时间之长,在五大名窑中居于首位,各个时期的定瓷反映了历史上人们的审美观念的变化,同时还反映了北方民族融合甚至是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也应该看到,恰恰是定窑首创的覆烧法,浪费了大量的优质瓷土,定窑在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埋下了迅速走向衰落的种子,这是现代发展工业提高效率的同时所必需借鉴的历史教训。

收藏价值

由于定瓷精品的稀有,自明代起定瓷精品就是众多收藏家追寻的重要目标。在国际上,定瓷同样具有极高的收藏地位。在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亚洲美术馆、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等,定瓷均被作为古老东方艺术珍品收藏。在日本,一件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宋代定窑紫釉描金碗被视之为稀世珍宝。

定瓷中的黑定、紫定也历来为收藏家推崇备至,明代曹昭认为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件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就是一件黑定精品,其成交价是雅昌艺术网拍卖数据库有记录的白定最高价格的3.3倍。

境内外价格的差异,也是这件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五年来能稳坐拍卖价格头把交椅的原因。据了解,在境外及香港地区,上乘定窑刻花碗、盘,其成交价达到8万英镑以上的并不鲜见,而在国内同类器物的成交价一般只有其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1998年香港拍卖了一个直径20厘米的定窑刻莲花纹葵口盘,估价38-42万元港币,成交价54.8万元港币。而相似的定窑盘,在国内最多也就几万元。

此外,收藏者对宋代五大名窑的崇拜也为造假者提供了造假空间,尽管诸多赝品的出现,使得定瓷的拍卖市场颇显冷清,但定瓷精品的市场潜力仍不容小视。雅昌艺术网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一件定窑盘口梅瓶以396.44万元成交至今,定窑的总拍品达到408件,已成交拍品146件,成交总金额4240.9692万元,成交比率为36%。不过专家提醒藏家,在收藏定瓷的过程中一定要谨慎,不能仅仅从表面特征上来鉴定,而更应该看重器物内在的神韵、时代特征及制作工艺上的文化特征。

南青北白话越窑


“南青北白”是人们对唐代制瓷业的高度概括和评价。南青即指越窑青瓷,北白即是邢窑白瓷。

越窑之名源于浙江上虞、绍兴等地。唐称越州而得名。后宋人赵氏在《候鲭录》记载:“秘色瓷器,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令世人神思遐想:越窑秘色瓷百寻不见,笼罩神秘之感,越窑也因秘色瓷的难觅踪影而受人青睐。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家以其浓烈的乡土情感广收越窑青瓷,使市场上的青瓷价格一路上扬,十年前和十年后的价差竟有十倍之巨。尤其是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发现16件越窑青瓷,并被同时出土发现的皇室供奉物品账册上注明的秘色瓷,终于揭开谜底。越窑青瓷在市场上更加抢手,尤其那些工艺、造型、釉色俱佳的青瓷精品。价格一扬再扬,不少收藏爱好者只能以觅一块瓷片而解渴。

十几年前的市场上,越窑青瓷寻常可见,价格低廉,几十元、上百元便可买得,数百元可得精品,上千元便可得大器精品。作为标本品种,我曾买过一个唐五代越窑水盂(如图),器形古朴、内外拉坯痕明显,釉面发色稍差。说它唐五代的产品,主要依据为水盂外表饰有双圈开光图案,水盂口沿也以双圈点缀,框内画有花卉图案,这种双圈开框是越窑青瓷五代时期的典型工艺。水盂内外施釉,内无支烧印痕,烧制工艺较前先进了一大步,从它的底足圈上明显留有四个垫烧点,粘附着粉红色颗粒状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整个水盂呈青绿色,局部绿中泛黄,局部绿中泛灰,这种色差是施釉不均或烧制时受热面的差异造成的。整件器物釉面称不上肥厚,放大镜下看釉面密布细小开片,开片缝隙处渗透土沁。作为水盂,较近代相比,体形大而肥,视觉上有敦实之感,握于手中饱满润滑,既可实用,又可把玩。

越窑以秘色瓷为颠峰征服世人,作为“贡窑”绵延三百年之久,自然引来历史上许多文人的咏叹:陆龟蒙的“千峰翠色”早已为人传诵,而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论述喝茶的碗说道: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同时他还将“南青北白”作了比较:“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南青北白”如此比较,可见越窑在那个历史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至于越瓷精品秘色瓷,朝廷当然要下令大臣与庶民均不得用之了。

[传奇]“昌南子”王隆夫


日前在广州壹号国际文化广场举行的景德镇精品陶瓷收藏交流展上,记者看到了展出的一幅价值80万元的瓷版画《李铁拐》,其人物特写形肖神扬,意态天然,惟妙惟肖。在放大镜下看,人物毛发都清晰可见。而这幅瓷版画正是出自于别称“昌南子”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隆夫之手。

出身于“陶瓷世家”的王隆夫,是地道的江西浮梁人。其祖父王昌彬,曾任晚清景德镇御窑厂总办。王昌彬在任上,协助烧陶官烧造了同治皇帝的婚典御用瓷、奉造了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的寿典御用瓷。辛亥革命后,御窑厂停办,王昌彬不弃旧业,自办作坊,仍以瓷业为主。

王隆夫称,当时,家族的作坊主要是与郭葆昌(世五先生)合作,专司制作,由郭葆昌负责销售,作坊不对外经营,外人也看不到家族的瓷品。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曾看到郭葆昌卖过一个瓷器,价格是按其重量用黄金来计价的。在一个天平上,当瓷器的重量和黄金的重量相等时,就是这件瓷器的价格。

王隆夫父亲王庭芳早年就读于江西窑业学校,后考入上海美专,善画、书、诗词、金石。王隆夫曾一度助父亲管理窑场,并将书画运用到陶瓷装饰中。

王隆夫对记者说,“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着他性情、志趣的形成。在这个家庭里,我从小耳濡目染的是画与瓷的人和事。我还记得,十岁时祖父把着我的手练毛笔字,父亲在油灯下给我讲《陋室铭》。我至今还记得童年学画临摹的那本《芥子园画谱》和陈洪绶的《博古叶子》。”

他称,陈洪绶这套《博古叶子》的版画共有48张,画的全是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画家在人物画技法上的造诣,也反映了画家本人的思想境界。在陈洪绶的笔下,已经摆脱了作为一个亡国遗民感事伤怀的狭窄境界,而是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他比划着说,在这套作品里,除了画了一些历史上为人民所景仰的英雄志士以外,还画了许多豪客富商。这种以歌颂财富为题材的人物刻划,是陈洪绶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所有这些都成为了王隆夫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的一种感悟。

14岁那年,因家境窘迫,父亲只得让上了两年初小的王隆夫辍学,进了太平瓷社拜师学艺。三年后,王隆夫有了自己的画室———隆夫画室。王隆夫以画粉彩人物为主,同时也工于青花花鸟。他画的瓷器都是自画自填,作诗题跋从不假借他人,而是自吟自写。王隆夫年轻时曾创作了一幅《唐三侠粉彩》瓷版画,容貌服饰各异而个性鲜明,整个画幅笔致尖秀爽劲,眉目点染传神,且在布局上一张一弛,一动一静,产生强烈的对比关系,印证了“情动于中而形于画”这句话。

但王隆夫并没有满足于此,每有新作,必携画作向师父王锡良等人登门求教,常常获益匪浅。1955年,王隆夫加入了工艺社。1958年随社合并,转入了市艺术瓷厂。

对此,王隆夫深有感触地说,“那个时期,我的画风还没有定型。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切不可过早定型,不定型就能博采众长,集百家之大成之后才能厚积薄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定型就是最好的定型。”

不过,在王隆夫的心里还有一道抹不过去的伤痕,那就是一场十年浩劫把家中所有的藏品都洗劫一空。1966年初夏,王隆夫被扣上了“裴多菲俱乐部黑干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而打入另册。家中所藏大量文献史料及历代陶瓷珍品,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席卷而去,十年之后王隆夫才被“平反”昭雪。然而,那些被他视作“家珍”的藏品却难觅踪影,最后仅归还了一本有他祖孙三人批读圈点的线装古籍《易经》。那年,王隆夫已过了不惑之年,时年45岁。

后来,王隆夫在将旧宅改建成一栋二层楼新居时,特将新宅易名为“还经楼”。在艺术上重获新生的王隆夫再度焕发了艺术青春,佳作迭出,获誉频频,他也被称为瓷苑画坛中的“出水芙蓉”。

1979年,王隆夫被景德镇市政府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同年,他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艺美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其后,王隆夫的不少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并享誉东南亚各国。

记者了解到,王隆夫擅长运用粉彩绘制古代人物画,兼及山水、意笔花鸟。他的作品融诗词、绘画、书法、金石于一体,取其情境神韵,笔力刀功。立意气势磅礴,用笔苍劲古拙,格调高古秀雅,风格洗练含蓄。笔下的艺术形象,多取材于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着力表达真情实感,着意反映生活真实,着重发掘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多以工笔带写意的手法塑造形象。其作品也多次参加全国展览,多次获奖。他先后多次出访泰国、美国、香港、台湾等地区,并现场表演,博得收藏家的一致称赞。他的传记也已载入《中国美术家名人大辞典》和《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名人辞典》。

近几年来,由于出品量少,使得王隆夫作品价位不断攀升。“如今,我在家里玩得高兴才动笔,对自己的作品也很满意。但每年的作品很少,一年才出四五件。”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由于求购者甚众,膺品就开始出现了。

王隆夫告诉记者,有的膺品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甚至连他的儿子都难以识别出来。“刚开始的时候真是很生气。不过,现在又不生气了。心里想想,他们也是为了求生存,又不是去偷去抢,这总比他们在社会上去偷去抢要强吧。”王隆夫平静地说。

作品威水史

王隆夫设计的《八仙飘海薄胎碗》获全国陶瓷美术设计评比一等奖;《一苇渡江》获设计评比一等奖。他创作的《百件高脚筒瓶》,以传统题材八仙为主要装饰内容,但在人物形象处理上却个个性格分明,神形兼备,朴素动人。特别是在曹国舅这个形象刻划上别出心裁。作品中的曹国舅,衣冠不整,一手抓帽,一手提靴,那种鄙视俗世、不屑凡尘的神态跃然瓷上,呼之欲出。

他的另一件作品《唐三侠》,着力描绘了李靖、红拂女与虬髯客道别的瞬间情景。虬髯客骑在急欲狂奔的驴上,回首拱手,似有千言万语难以表达。红拂女跨在马上,若有所思,含蓄地体现了她欲言又止,依依难别之情。这一张一弛,一动一静的强烈对比,十分生动地表现了生活中常见的画面,富有情意,引起人们无限遐想。

1990年,王隆夫创作的一件《六鹤同春》粉彩花鸟万件瓶以12万元的高价被印尼华商求购,创下了当时全国产瓷区单件瓷换汇率的最高纪录。(何晓晴)

王家后继有人

如今,让王隆夫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衣钵是后继有人。王隆夫育有三女一子,长女王淑凝,毕业于陶瓷职工大学美术系,高级工艺美术师,曾三次赴日本学习和工作。她创作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其中“丽人行”花瓶获陶瓷美术百花奖一等奖,并被日本“中国近代美术馆”收藏。次男王安维毕业于学院美术系,高级工艺美术师,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作品融书、画、诗于一体,粗旷泼辣。作品获全国青年科技成果博博览会金奖和全国工艺美术优秀奖,系当代青年书法家和陶艺家。

此外,王淑凝、王安维姐弟分别应邀出访日本、新加坡、美国、香港、台湾等地,并作技艺表演,得到广泛赞扬。另两个女儿王淑明和王淑嫒两人的陶瓷作品也多次在国内获奖,其作品风格以秀丽见长、雅俗共赏,得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收藏家的一致好评。1993年,“还经楼”王氏家族被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授予“陶瓷世家”称号。

如何鑒定黃釉瓷器


清·大雅齋黃釉花卉筒瓶

黃釉,是以氧化鐵、氧化鎂、氧化錫為著色劑,在氧化氣氛中燒成的釉色,也稱鐵黃,最早出現在漢代釉陶上。商周原始青瓷、漢代越窯青瓷器上多見一些釉色偏黃的制品,嚴格地說,這不屬於黃釉,仍屬於青釉,或稱為青釉中的青黃色釉。而在陝西等出土的釉陶器上,主要為綠釉陶器、褐釉陶器,偶見黃釉陶器。

漢代黃釉多有雜質,還不是一種純正的黃釉,應該說可能僅僅是窯工們燒窯時因火候與配方的原因,偶爾出現的,屬於一種偶然窯變的產物。就是因為這偶然窯變的原因,漢代黃釉陶,就頗有歷史工藝價值。唐三彩、遼三彩上也有深淺不同的黃褐色釉,也屬於窯變之產物。

黃釉還分低溫黃釉和高溫黃釉。瓷器上的高溫黃釉,多為普通的民窯制品﹔而瓷器上的低溫黃釉,多為官窯制品,非常珍貴。瓷器上純正的低溫黃釉,作為在燒成的瓷坯上兩次入窯燒成的裝飾釉,出現在明宣德年間。明成化、弘治黃釉達到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清三代官窯黃釉精美,而乾隆后期黃釉則進入衰弱期。

明弘治黃釉顏色較淺,稱為“嬌黃”,其器壁較薄,器底施白釉,白釉肥厚微呈綠色﹔器型多見直口盤,盤的曲度不大,為官窯器,器底有青花六字二排雙圈楷字款。

明正德、嘉靖黃釉變深,為“鵝黃”和“麥芽黃”。比“麥芽黃”深者,又稱“蜜蠟黃”。除單色黃釉外,還出現以黃釉為地,在花紋上加施綠釉。這種綠彩圖案花紋大多在器胎上刻為圖案輪廓,再施綠彩,也有青花、礬紅並列一器的制品,如黃地黃花和礬紅地黃彩釉圖繪等制品,款識也為青花六字二排雙圈楷書款。

清代康熙黃釉釉質細而晶瑩,似雞油,故又稱“雞油黃”。康熙黃釉器出現黃釉胎子上加刻各種圖案花紋之工藝。圖案花紋燒成后隱現於黃釉內。同時還出現堆塑紋飾。如官窯器中的黃釉龍耳杯和堆塑的杯碟,頗為精細。

清代雍正黃釉除承襲前朝有“雞油黃”的單色釉和黃地綠彩制品外,還出現了黃釉地施加粉彩的圖案。官窯典型器為黃地粉彩十六孩碗和加粉彩雲鶴雲彩盤、碗。清雍正還出現了“粉黃”,黃釉中含粉較重,色淺而失透。有的粉黃在淺黃色中微泛青色,猶如“雞蛋黃”,故又稱“蛋黃”。

明清黃釉仿品仿明代施釉不肥而稀薄,露胎處無氧化鐵的黃褐色,有的則黃褐色呈微紅狀﹔仿清代康熙雞油黃施釉不均,釉色呈濃淡,有的泛現微青色,仿清代雍正粉黃釉質過厚,且多燒成橘皮狀,釉面出現細小點子凹入。

新世紀前后新仿品總體特征:仿清三代黃釉胎質過細如白粉狀,釉色比較嫩。仿明弘治黃釉胎骨偏重,黃釉器以青花為工業氧化鈷原料。滲入胎骨,仿民窯器,粗劣,仿官窯器,精細,但缺乏一種硬質之光澤。(作者:陳蓉)

定瓷收藏有什么鉴赏方法?


定瓷收藏有什么鉴赏方法?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备受学术界、收藏界尊崇。藏家若能收藏到一件真正的到代定瓷,都如获至宝。但是,随着当代定窑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仿制技术的一再提高,给定窑收藏鉴定带来很大的难度。过去人们总结出来的那些老定瓷特征,现在造假者几乎都能做出来,有的做的是相当的“好”,以至于很多老藏家、权威专家也连连“打眼”。但是不管造假的水平有多高,新的终归是新的,老的终归是老的,老定瓷与新定瓷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胎骨老化、釉质、神韵等是目前造假者难以仿制出来的。

根据多年定瓷收藏鉴赏经历,笔者总结了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看法集中介绍出来,以待方家交流探讨。

一是鉴赏标准不能“一应俱全”。很多专家、藏家在鉴赏定瓷时,以所鉴对象是否同时具备泪痕、竹丝刷痕、施釉痕、芒口等定瓷特征为标准,但是这些特征在有的定瓷上全部体现,有的只体现了部分。比如说“泪痕”,清代《南窑笔记》说:“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泪痕者佳。”从这句话来说,有的定瓷就不一定有“泪痕”。再比如指甲痕,定窑遗址第三次大规模发掘考古时,有细心的参加者就对此进行了专门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很多定瓷上面没有这个特征。可见,鉴赏定瓷需要吃透定瓷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灵活运用方式方法,综合判断。

二是正确看待定瓷器型与创新。中华民族是一个创新能力极强的民族,“四大发明”就是很好的证明。对于定瓷的器型问题,笔者认为定窑的工匠熟能生巧,且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创新力。定窑有北定、南定之分,不同地域的人们一般会按照自己的偏好去设计生活用品,就是我们常说的地方“特色”。勤劳的定瓷工匠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难免会突发奇想,造出某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来,比如有的定瓷就是模仿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而来等等,这种东西不批量生产,但也不等于说是没有。再如,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鸡冠壶、凤首瓶、盘口瓶、长颈瓶、盘口无柄执壶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创新品种,是当时的统治者——女真族、契丹族人喜爱的瓷器品种。因此,如果忽略社会发展史,而一看器型不是中原风格的东西,也容易出现“误判”。

三是应重视粗胎定瓷研究。定窑产品有细胎和粗胎。不管粗胎、细胎都反映了定窑历史的演变进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现状。我们搞收藏,就是收藏历史文化,从历史文化中体味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如果只看重细胎定瓷,而忽略粗胎定瓷,是不能反映定窑发展全貌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个产品的出现,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笔者看到的一些粗胎定瓷,其艺术性、观赏性不亚于细胎定瓷,发现的一些品种甚至只有粗胎产品而没有细胎的,粗胎产品一定程度上更能反映当时的大多数百姓生活风貌。忽略粗胎定瓷的研究,也会影响我们对定瓷的全面认识。

四是应科学表述定瓷轻重等特征。有人形容定窑“薄如纸、色如玉、声如磬”,这种说法,笔者认为尚欠科学严谨。从互联网上搜索这九个字,有的说是形容景德镇瓷器的,有的说是形容湖田窑青白瓷的,现在又用这几句话形容定瓷,那么这几句话到底概括的是哪个窑口的特征?尤其在目前发现的不少定瓷器中,并没有同时具备这三个特征的,因此这样的概括很难说具有普遍性。在收藏、鉴赏实践中,更不应以几句“概括”来推定定瓷瓷胎都比较轻,凡是胎重就不对等等。

定瓷鉴定、收藏中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探究,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总的来说,历史的演变导致定瓷鉴定也相对复杂,需要鉴赏家、收藏家在全面了解、掌握定瓷烧造历史、社会演变历史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所掌握的定瓷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反复比较,才能进一步提高鉴赏力。

南瓷北移越演越烈


由于种种压力,佛山陶瓷企业往北迁移的势头,近年来越来越“迅猛”。今年禁用水煤气(煤转汽)后,南庄、石湾的陶企迁出已成必然……。继近两年清远、河源等地后,佛山陶企出现了瞄向省外,迁移大军开始转战省外原材料聚集地的现象。

省外工业区吃香

近两年来,陶瓷企业更倾向把生产基地迁到清远、河源、肇庆等地,因为那里地价低、工人工资低、离原料产地近、离销售地也近,环保要求稍低。但这些区域也面临着燃油升价、市场逐渐饱和及工业环境不佳等问题。与省内产区相比,省外的工业区近一两年来更受佛山陶企的青睐。高青(山东)、发库(辽宁)、阳泉(山西)、夹江(四川)、丹陵(四川)、北流(广西)、淮北(安徽)等是有一定陶瓷产业基础、原料、燃油比较充裕的工业区,由政府牵头不断向广东陶企挥手,以颇优惠的政策引进佛山陶企。

“优惠政策固然能加速陶企外迁,而究其主因,还是因为佛山已不太适合陶企扩大再发展”。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佛山办事处主任蓝卫兵介绍。他认为,如今,制约本地陶企发展最主要有四个因素,一是烧柴油,而油价昂贵(4000元5顿),二是电价上扬(平均一条窑线一年要增多六七十万元的费用);三是陶土资源少,最近也得从清远、河源、肇庆、英德等地运回来;最后是地价高,陶企的窑线大多只有80米长(窑线越长,能耗越低,产量越大),不利于进一步发展。

这一系列“困扰”,在外迁的热土中却不存在。以山东高青县为例,当地邦德陶瓷的总经理吕先生告诉记者,由于该县为老工业区(以棉纺织业著称),所以工业基础颇好,加上地价不超过3万5亩,多为平原,又是国家“西气东输”工程中“沧(州)—淄(博)高压天然气管线”的必经之地,天然气为1.75元5立方米,而且境内陶土资源充足,颇适合陶瓷工业的发展。该企业虽然只有一条窑线,但产品即便拿到佛山,也有价格的优势。

省外市场更庞大

在陶瓷企业中,有一种说法叫“南瓷北移”,说的是把南方(佛山)的陶企迁往北方。这里所说的“迁”,既有生产基地的迁移,还包括有销售基地的迁移。

据行内资深人士分析,最初阶段,陶企找外地厂家贴牌生产,然后运回佛山销售;而如今,更多的是在省外工业区设厂,“光明正大”地亮出品牌,除了生产以外,还兼顾大部分销售以及物流作用。因此,陶企在选择厂址时会考虑产品的辐射面以及运输物流等因素,而对处于不同区域的厂房则进行差异化的管理,如生产不同的瓷砖以适应当地的需求。

积累了多年生产营销经验以及人脉的佛山陶企,在内地颇受青睐,潜在市场巨大。山东淄博中国陶瓷科技城的董事长蔡祈敢表示,引进了东鹏、金意陶等知名佛山陶企后,反映颇为热烈。预计未来将加大力度引入佛山企业。而四川新中源的负责人也介绍称,由于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内地的消费能力也随之提高。该企业生产的高档超洁亮抛光砖,在当地以及西南一片反映良好。

时至今日,在山东淄博、四川夹江等新兴的陶瓷产区,已出现了规模较大、档次较高、辐射面广的陶瓷城,为当地陶瓷销售提供了便利。不仅如此,这些新建的陶瓷城,如山东淄博中国陶瓷科技城,兼备了物流、仓储等功能,定期举办大型展览,对于陶瓷出口俄罗斯等地也颇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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