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酒器瓷器。
河北井陉出土邢窑白釉双鱼榼
明末清初青釉双鱼尊
青州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说到双鱼榼，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对白居易的《家园三绝》应该不会陌生，诗中就有一句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说文解字》将榼解释为酒器也，可知双鱼榼是一种酒器，外形似连体双鱼状，并且榼两侧均有一至两个环形系，便于系绳携带。
作为盛酒器的榼出现时间较早，《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有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至唐代，榼非常流行，文献中常有瓶榼壶榼等的记载。郑綮《开天传信记》云：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此外，白居易的《葺池上旧亭》以及《招东邻》等作品中也有与榼有关的诗文记载。而以榼为组成部分的词语也较为常见，比如饷榼、百榼、残榼等。以往认为双鱼形榼始于唐代，但通过近年的考古发掘可知此造型出现不晚于汉代。2009年，陕西蓝田华胥镇支家沟西汉大墓出土过一件双鱼罐，分体为两件，清晰地刻划出鱼鳞和鱼尾纹饰。根据器形推断其并不作为盛酒器之用，但其造型却是双鱼形榼的滥觞。至唐代陶瓷双鱼壶则较为多见，一般是鲤鱼造型，小口，口中无齿。wwW.taoci52.cOm
双鱼榼在诸多考古出土(水)的唐代陶瓷中常见，如长沙窑、唐三彩、邢窑以及广东水车窑等。
1978年，长沙望城区书堂乡出土一件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这是一件轻便的酒具，造型独特，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两张嘴合成为榼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逼真。这件双鱼榼线条匀称、玲珑别致，加上酱釉深沉、鱼体丰满，整器显得凝重。榼的两侧有直穿式的纽，可以系绳，携带方便。这种异形瓷榼，不能直接拉坯而成，制作工序复杂，难度较大。除了酱釉之外，长沙窑还有绿釉、蓝釉以及彩绘双鱼榼问世。
目前，唐三彩双鱼榼共出土有3件，分别出自陕西西安、山东青州和江苏扬州，其中青州和扬州两地出土双鱼榼形体较为相似。
1992年，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双鱼榼，是唐代三彩酒器中少有的模仿动物的肖形酒器。该榼为扁圆腹，榼体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肩部即两鱼头顶部各有一拱形纽，可以穿绳系提；器口较小，被两鱼嘴共同承起；鱼尾朝下为器足。整个器体除鱼尾外皆施三彩釉。此榼造型设计突破了常规，巧妙利用两条对拥的鱼构成榼体轮廓，从侧面看，是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欲跃出水面，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面看，又犹如两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生活气息浓厚，且器形与鱼体的结合自然流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
1953年，山东青州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小口，双鱼相合成器身，口上有盖，下承高圈足。鱼眼球凸出呈黑色，二鱼中间各有上下两只小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通体施黄、绿、褐彩，造型新奇，烧制精美，为山东一带出土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1975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内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体似圆柱形，鱼口、目、鳞、脊一应俱全。双脊间有穿系小孔，便于系绳，既实用又美观，反映了晚唐制瓷工匠在设计上的高度造诣。鱼眼球凸出呈黑色，形象逼真，并以黄、绿、褐三色相间浸润，呈现出斑斓的釉色。
作为白瓷的代表性窑场邢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1964年河北井陉县出土了一件白釉双鱼榼，通体施白釉，口缘及足部露胎，釉色白中闪青。造型呈双鱼跃起状，鱼头为瓶的口、颈、肩部，身为瓶身，尾为瓶之圈足。瓶口外侈，腹部扁圆，圈足外撇。瓶身饰满鱼鳞纹，两侧堆塑双排鱼鳍纹，上下均有环形系，圈足置孔，便于穿系提携。除了此件外，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出水的黑石号沉船上也有一件邢窑白釉双鱼瓷榼，造型与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较为类似，只是体型稍窄，应为出口之用。
清乾隆青花釉里红双鱼尊
唐三彩双鱼瓶唐
位于广东梅县的水车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青釉双鱼形榼，作卷口、短颈，长身似鱼形，足部微外撇犹如鱼尾。肩部带一短流，榼身两侧有对称的凹槽，凹槽上下各塑用于穿带的双系。两侧各贴塑两只圆形鱼眼。外壁施青釉，釉色青绿，有较强的玻璃质感。此榼也被视为唐代潮州窑产品。蔡奕芝在《潮州唐宋古窑研究》中认为梅县水车窑与潮州北关窑是相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两个窑场，两窑场生产的瓷器胎质、釉色、造型具有同一时代特征，梅县、潮安唐代同属潮州管辖，水车窑产品也通过潮州这一当时繁荣的对外港口输入到泰国、日本等国家。所以，广义上说，水车窑也是唐代潮州窑中的一个窑场。
晚唐五代白釉双鱼形穿带瓶
西安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唐代双鱼榼除了在陶瓷界被广泛运用外，其他质地，如金、银及铜中也有类似的造型。对于其造型来源于何处，有学者对此作了推测，认为：在唐三彩和唐宋瓷器中出现的双鱼壶造型应该是来自对金银质地双鱼壶的模仿。1976年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的双鱼形银壶应该是这种造型的金属器原型。结合陕西及内蒙古两地的考古发现可知，唐代陶瓷制双鱼形榼是在汉代鱼形陶扁壶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与完善，逐渐地将分体式融合于一体，并借鉴吸收其他质地的双鱼形器物特点，进而产生的一种盛酒器。
为什么唐代的酒榼要做成鱼形呢？这就要从古人对包括鱼纹在内的吉祥纹饰崇尚习俗说起。古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有趋吉避凶的习惯，常将美好的期望借助图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吉祥图案既可以用来装饰日常器物，又可不断地给人们心理暗示。古代的吉祥图案中，鱼是常见的一种。先人们看到鱼产子众多，故以鱼为丰殖的象征，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的鱼纹就被当作主题纹饰寓求丰产、多子多福、人丁旺盛；且鱼也是余的谐音，鲤鱼和利余同音，故人们用鱼来寓意吉庆有余、丰庆有余等，也就有了大鲤鱼的得利图、连年有余图等。因此鱼直接对应了人们对富裕、吉庆、求福的心理。鱼又和玉同音，所谓金玉满堂，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乐趣和意境的向往与憧憬。鱼离不开水的自然现象又是鱼水之欢的情感表达，寄托了男女情深、夫妻恩爱、伉俪美满的情意。
在唐代，鱼又有了新的含义。唐代上朝，官员进出宫门，必需带着信物查验，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开始佩戴鱼符。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将鱼符改为佩戴龟符，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即位，又复龟符为鱼符。能佩鱼符的人，都是在京都为官者，或是应诏入京的外地官员，鱼符也就成了地位高贵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双鱼榼都是两条鲤鱼拼合而成，而唐代最高统治者为李姓，李与鲤谐音，鲤更成为富贵的象征。所以在唐代，鱼特别是鲤鱼寓意着人们对富贵的期盼，成为各种器物常见的装饰纹样。另外，唐朝皇室信奉道教，由于道教认为鲤鱼与龙和成仙有关，因此道士一般都忌食鲤鱼，将鲤鱼奉为圣物。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除此之外，唐诗的推动也是唐代陶瓷器装饰鱼题材的动力之一。有唐一代，涉及到鱼的诗非常多。根据对《全唐诗》的检索可以发现，带有鱼字的诗足有2185首。这些诗的不断问世，一方面是对唐代食鱼、崇鱼等吉祥文化的汇总和反映，另一方面也为陶瓷、金银器等日常所用的工艺品增加了装饰题材的灵感。作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陶瓷生产者，长沙窑及其他窑场绝对不会遗漏鱼这一皇室、民间皆为喜欢的题材，结合自身的胎、釉等特点，进而生产了双鱼榼这种较为常见的器形。
寓意吉祥的双鱼形瓷榼带给人们太多美好的想象。瓷榼造型独特、形象逼真，体现了窑工们精湛的制瓷技法；实用性功能突出，作为酒具非常轻便，利于随身携带。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将人们对富贵的期盼以及对取悦当朝的用意都融于瓷榼之中，不得不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凡之处。
编辑推荐
古代瓷器：唐代酒器双鱼榼
说到双鱼榼，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对白居易的《家园三绝》应该不会陌生，诗中有一句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说文解字》将榼解释为酒器也，可知双鱼榼是一种酒器，外形似连体双鱼状，并且榼两侧均有一至两个环形系，便于系绳携带。作为盛酒器的榼出现时间较早，《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有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至唐代，榼非常流行，文献中常有瓶榼壶榼等的记载。郑綮《开天传信记》云：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此外，白居易的《葺池上旧亭》以及《招东邻》等作品中也有与榼有关的诗文记载。而以榼为组成部分的词语也较为常见，比如饷榼、百榼、残榼等。
唐三彩双鱼瓶
以往认为双鱼形榼始于唐代，但通过近年的考古发掘可知此造型出现不晚于汉代。2009年，陕西蓝田华胥镇支家沟西汉大墓出土过一件双鱼罐，分体为两件，清晰地刻划出鱼鳞和鱼尾纹饰。根据器形推断其并不作为盛酒器之用，但其造型却是双鱼形榼的滥觞。至唐代陶瓷双鱼壶则较为多见，一般是鲤鱼造型，小口，口中无齿。双鱼榼在诸多考古出土(水)的唐代陶瓷中常见，如长沙窑、唐三彩、邢窑以及广东水车窑等。1978年，长沙望城区书堂乡出土一件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这是一件轻便的酒具，造型独特，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两张嘴合成为榼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逼真。这件双鱼榼线条匀称、玲珑别致，加上酱釉深沉、鱼体丰满，整器显得凝重。榼的两侧有直穿式的纽，可以系绳，携带方便。这种异形瓷榼，不能直接拉坯而成，制作工序复杂，难度较大。除了酱釉之外，长沙窑还有绿釉、蓝釉以及彩绘双鱼榼问世。
西安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目前，唐三彩双鱼榼共出土有3件，分别出自陕西西安、山东青州和江苏扬州，其中青州和扬州两地出土双鱼榼形体较为相似。1992年，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双鱼榼，是唐代三彩酒器中少有的模仿动物的肖形酒器。该榼为扁圆腹，榼体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肩部即两鱼头顶部各有一拱形纽，可以穿绳系提；器口较小，被两鱼嘴共同承起；鱼尾朝下为器足。整个器体除鱼尾外皆施三彩釉。此榼造型设计突破了常规，巧妙利用两条对拥的鱼构成榼体轮廓，从侧面看，是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欲跃出水面，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面看，又犹如两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生活气息浓厚，且器形与鱼体的结合自然流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
青州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1953年，山东青州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小口，双鱼相合成器身，口上有盖，下承高圈足。鱼眼球凸出呈黑色，二鱼中间各有上下两只小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通体施黄、绿、褐彩，造型新奇，烧制精美，为山东一带出土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1975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内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体似圆柱形，鱼口、目、鳞、脊一应俱全。双脊间有穿系小孔，便于系绳，既实用又美观，反映了晚唐制瓷工匠在设计上的高度造诣。鱼眼球凸出呈黑色，形象逼真，并以黄、绿、褐三色相间浸润，呈现出斑斓的釉色。
河北井陉出土邢窑白釉双鱼榼
作为白瓷的代表性窑场邢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1964年河北井陉县出土了一件白釉双鱼榼，通体施白釉，口缘及足部露胎，釉色白中闪青。造型呈双鱼跃起状，鱼头为瓶的口、颈、肩部，身为瓶身，尾为瓶之圈足。瓶口外侈，腹部扁圆，圈足外撇。瓶身饰满鱼鳞纹，两侧堆塑双排鱼鳍纹，上下均有环形系，圈足置孔，便于穿系提携。除了此件外，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出水的黑石号沉船上也有一件邢窑白釉双鱼瓷榼，造型与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较为类似，只是体型稍窄，应为出口之用。位于广东梅县的水车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青釉双鱼形榼，作卷口、短颈，长身似鱼形，足部微外撇犹如鱼尾。肩部带一短流，榼身两侧有对称的凹槽，凹槽上下各塑用于穿带的双系。两侧各贴塑两只圆形鱼眼。外壁施青釉，釉色青绿，有较强的玻璃质感。此榼也被视为唐代潮州窑产品。蔡奕芝在《潮州唐宋古窑研究》中认为梅县水车窑与潮州北关窑是相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两个窑场，两窑场生产的瓷器胎质、釉色、造型具有同一时代特征，梅县、潮安唐代同属潮州管辖，水车窑产品也通过潮州这一当时繁荣的对外港口输入到泰国、日本等国家。所以，广义上说，水车窑也是唐代潮州窑中的一个窑场。
晚唐五代白釉双鱼形穿带瓶
唐代双鱼榼除了在陶瓷界被广泛运用外，其他质地，如金、银及铜中也有类似的造型。对于其造型来源于何处，有学者对此作了推测，认为：在唐三彩和唐宋瓷器中出现的双鱼壶造型应该是来自对金银质地双鱼壶的模仿。1976年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的双鱼形银壶应该是这种造型的金属器原型。结合陕西及内蒙古两地的考古发现可知，唐代陶瓷制双鱼形榼是在汉代鱼形陶扁壶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与完善，逐渐地将分体式融合于一体，并借鉴吸收其他质地的双鱼形器物特点，进而产生的一种盛酒器。唐代的酒榼要做成鱼形，源自古人对包括鱼纹在内的吉祥纹饰崇尚的习俗。古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有趋吉避凶的习惯，常将美好的期望借助图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吉祥图案既可以用来装饰日常器物，又可不断地给人们心理暗示。古代的吉祥图案中，鱼是常见的一种。先人们看到鱼产子众多，故以鱼为丰殖的象征，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的鱼纹就被当作主题纹饰寓求丰产、多子多福、人丁旺盛；且鱼也是余的谐音，鲤鱼和利余同音，故人们用鱼来寓意吉庆有余、丰庆有余等，也就有了大鲤鱼的得利图、连年有余图等。因此鱼直接对应了人们对富裕、吉庆、求福的心理。鱼又和玉同音，所谓金玉满堂，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乐趣和意境的向往与憧憬。鱼离不开水的自然现象又是鱼水之欢的情感表达，寄托了男女情深、夫妻恩爱、伉俪美满的情意。在唐代，鱼特别是鲤鱼寓意着人们对富贵的期盼，成为各种器物常见的装饰纹样。另外，唐朝皇室信奉道教，由于道教认为鲤鱼与龙和成仙有关，因此道士一般都忌食鲤鱼，将鲤鱼奉为圣物。除此之外，唐诗的推动也是唐代陶瓷器装饰鱼题材的动力之一。根据对《全唐诗》的检索可以发现，带有鱼字的诗足有2185首。这些诗的不断问世，一方面是对唐代食鱼、崇鱼等吉祥文化的汇总和反映，另一方面也为陶瓷、金银器等日常所用的工艺品增加了装饰题材的灵感。作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陶瓷生产者，长沙窑及其他窑场绝对不会遗漏鱼这一皇室、民间皆为喜欢的题材，结合自身的胎、釉等特点，进而生产了双鱼榼这种较为常见的器形。寓意吉祥的双鱼形瓷榼带给人们太多美好的想象。瓷榼造型独特、形象逼真，体现了窑工们精湛的制瓷技法，实用性功能突出，作为酒具非常轻便，利于随身携带。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将人们对富贵的期盼以及对取悦当朝的用意都融于瓷榼之中，不得不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凡之处。
唐代酒器双鱼榼
说到双鱼榼，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对白居易的《家园三绝》应该不会陌生，诗中有一句“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说文解字》将“榼”解释为“酒器也”，可知双鱼榼是一种酒器，外形似连体双鱼状，并且榼两侧均有一至两个环形系，便于系绳携带。 作为盛酒器的“榼”出现时间较早，《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有“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至唐代，榼非常流行，文献中常有“瓶榼”“壶榼”等的记载。郑綮《开天传信记》云：“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此外，白居易的《葺池上旧亭》以及《招东邻》等作品中也有与榼有关的诗文记载。而以榼为组成部分的词语也较为常见，比如饷榼、百榼、残榼等。
唐 三彩双鱼瓶
以往认为双鱼形榼始于唐代，但通过近年的考古发掘可知此造型出现不晚于汉代。2009年，陕西蓝田华胥镇支家沟西汉大墓出土过一件双鱼罐，分体为两件，清晰地刻划出鱼鳞和鱼尾纹饰。根据器形推断其并不作为盛酒器之用，但其造型却是双鱼形榼的滥觞。至唐代陶瓷双鱼壶则较为多见，一般是鲤鱼造型，小口，口中无齿。双鱼榼在诸多考古出土(水)的唐代陶瓷中常见，如长沙窑、唐三彩、邢窑以及广东水车窑等。1978年，长沙望城区书堂乡出土一件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这是一件轻便的酒具，造型独特，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两张嘴合成为榼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逼真。这件双鱼榼线条匀称、玲珑别致，加上酱釉深沉、鱼体丰满，整器显得凝重。榼的两侧有直穿式的纽，可以系绳，携带方便。这种异形瓷榼，不能直接拉坯而成，制作工序复杂，难度较大。除了酱釉之外，长沙窑还有绿釉、蓝釉以及彩绘双鱼榼问世。
西安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目前，唐三彩双鱼榼共出土有3件，分别出自陕西西安、山东青州和江苏扬州，其中青州和扬州两地出土双鱼榼形体较为相似。1992年，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双鱼榼，是唐代三彩酒器中少有的模仿动物的肖形酒器。该榼为扁圆腹，榼体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肩部即两鱼头顶部各有一拱形纽，可以穿绳系提；器口较小，被两鱼嘴共同承起；鱼尾朝下为器足。整个器体除鱼尾外皆施三彩釉。此榼造型设计突破了常规，巧妙利用两条对拥的鱼构成榼体轮廓，从侧面看，是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欲跃出水面，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面看，又犹如两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生活气息浓厚，且器形与鱼体的结合自然流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
青州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1953年，山东青州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小口，双鱼相合成器身，口上有盖，下承高圈足。鱼眼球凸出呈黑色，二鱼中间各有上下两只小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通体施黄、绿、褐彩，造型新奇，烧制精美，为山东一带出土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1975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内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体似圆柱形，鱼口、目、鳞、脊一应俱全。双脊间有穿系小孔，便于系绳，既实用又美观，反映了晚唐制瓷工匠在设计上的高度造诣。鱼眼球凸出呈黑色，形象逼真，并以黄、绿、褐三色相间浸润，呈现出斑斓的釉色。
河北井陉出土邢窑白釉双鱼榼
作为白瓷的代表性窑场——邢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1964年河北井陉县出土了一件白釉双鱼榼，通体施白釉，口缘及足部露胎，釉色白中闪青。造型呈双鱼跃起状，鱼头为瓶的口、颈、 肩部，身为瓶身，尾为瓶之圈足。瓶口外侈，腹部扁圆，圈足外撇。瓶身饰满鱼鳞纹，两侧堆塑双排鱼鳍纹，上下均有环形系，圈足置孔，便于穿系提携。除了此件外，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出水的“黑石号”沉船上也有一件邢窑白釉双鱼瓷榼，造型与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较为类似，只是体型稍窄，应为出口之用。 位于广东梅县的水车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青釉双鱼形榼，作卷口、短颈，长身似鱼形，足部微外撇犹如鱼尾。肩部带一短流，榼身两侧有对称的凹槽，凹槽上下各塑用于穿带的双系。两侧各贴塑两只圆形鱼眼。外壁施青釉，釉色青绿，有较强的玻璃质感。此榼也被视为唐代潮州窑产品。蔡奕芝在《潮州唐宋古窑研究》中认为梅县水车窑与潮州北关窑是相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两个窑场，两窑场生产的瓷器胎质、釉色、造型具有同一时代特征，“梅县、潮安唐代同属潮州管辖，水车窑产品也通过潮州这一当时繁荣的对外港口输入到泰国、日本等国家。所以，广义上说，水车窑也是唐代潮州窑中的一个窑场”。
晚唐五代 白釉双鱼形穿带瓶
唐代双鱼榼除了在陶瓷界被广泛运用外，其他质地，如金、银及铜中也有类似的造型。对于其造型来源于何处，有学者对此作了推测，认为：“在唐三彩和唐宋瓷器中出现的双鱼壶造型应该是来自对金银质地双鱼壶的模仿。1976年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的双鱼形银壶应该是这种造型的金属器原型”。结合陕西及内蒙古两地的考古发现可知，唐代陶瓷制双鱼形榼是在汉代鱼形陶扁壶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与完善，逐渐地将分体式融合于一体，并借鉴吸收其他质地的双鱼形器物特点，进而产生的一种盛酒器。 唐代的酒榼要做成鱼形，源自古人对包括鱼纹在内的吉祥纹饰崇尚的习俗。古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有趋吉避凶的习惯，常将美好的期望借助图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吉祥图案既可以用来装饰日常器物，又可不断地给人们心理暗示。古代的吉祥图案中，鱼是常见的一种。先人们看到鱼产子众多，故以鱼为丰殖的象征，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的鱼纹就被当作主题纹饰寓求丰产、多子多福、人丁旺盛；且“鱼”也是“余”的谐音，“鲤鱼”和“利余”同音，故人们用“鱼”来寓意“吉庆有余”、“丰庆有余”等，也就有了大鲤鱼的“得利图”、“连年有余”图等。因此鱼直接对应了人们对富裕、吉庆、求福的心理。“鱼”又和“玉”同音，所谓“金玉满堂”，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乐趣和意境的向往与憧憬。鱼离不开水的自然现象又是鱼水之欢的情感表达，寄托了男女情深、夫妻恩爱、伉俪美满的情意。在唐代，鱼特别是鲤鱼寓意着人们对富贵的期盼，成为各种器物常见的装饰纹样。另外，唐朝皇室信奉道教，由于道教认为鲤鱼与龙和成仙有关，因此道士一般都忌食鲤鱼，将鲤鱼奉为圣物。 除此之外，唐诗的推动也是唐代陶瓷器装饰鱼题材的动力之一。根据对《全唐诗》的检索可以发现，带有“鱼”字的诗足有2185首。这些诗的不断问世，一方面是对唐代食鱼、崇鱼等吉祥文化的汇总和反映，另一方面也为陶瓷、金银器等日常所用的工艺品增加了装饰题材的灵感。作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陶瓷生产者，长沙窑及其他窑场绝对不会遗漏“鱼”这一皇室、民间皆为喜欢的题材，结合自身的胎、釉等特点，进而生产了双鱼榼这种较为常见的器形。 寓意吉祥的双鱼形瓷榼带给人们太多美好的想象。瓷榼造型独特、形象逼真，体现了窑工们精湛的制瓷技法，实用性功能突出，作为酒具非常轻便，利于随身携带。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将人们对富贵的期盼以及对取悦当朝的用意都融于瓷榼之中，不得不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凡之处。
唐三彩双鱼瓶赏析 古代瓷器知识
唐三彩双鱼瓶山东省博物馆馆藏
瓶呈双鱼形，小口，口上有盖，两侧有系，下为高圈足，施黄、绿、酱等彩。鱼形瓶周身施以大面积绿釉，鱼之胸部、鱼鳞及眼、嘴部位点抹黄色釉料，使鱼的形象更加生动逼真。唐三彩是唐代釉陶艺术的重要创新，器形极为丰富，可分为生活器皿类、人物动物俑类、随葬品类等等。这件唐三彩双鱼瓶是盛酒器，双鱼寓意连年有余、和谐美满、吉祥合欢。以此双鱼和美酒来馈赠亲友，内容和形式俱佳，可谓情深意长。
古代瓷器：南宋龙泉梅子青双鱼洗鉴赏
海瓷撷英南宋中期是龙泉青瓷形成自己典型时代风格的巓峰时期，青瓷的釉色、质地均达到十全十美，胎薄釉层厚，釉色青翠温润，柔和似美玉。圈足小且薄，器底施满釉，它好似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产品以炉、瓶、碗、碟等为主。宋代龙泉青瓷的每一片粹片，都令人叹为观止。在南海出水的海瓷中，单色釉瓷器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其中以青瓷和青白瓷为主，这些瓷器虽经数百年浸蚀，剥去珊瑚礁结物之后，依然光彩照人，釉光虽然发亚，但神韵不变，其中一部分依旧釉色如常。
这件南宋龙泉梅子青双鱼洗就是众多出水青瓷中的精品。
双鱼洗是南宋、元朝龙泉窑烧制的名品之一。该洗釉色青绿，温润如玉。外刻莲瓣，内塑双鱼，掩映于青翠的釉层中，生动活泼，引人喜爱。著名央视鉴宝专家蔡国声老师鉴定为典型的南宋龙泉梅子青折沿双鱼盆。
唐代香炉欣赏 古代瓷器知识
图1.绞胎三足炉。唐代，高11cm，口径10.7cm，足距15.8cm。炉口外卷，圆腹，下承以三兽足。此炉通体绞胎，即以两种颜色胎泥绞出花纹。此炉造型端正，炉身与三足比例合理。利用绞胎的纹理将器身的纹饰搭配成不规则的团花图案，是绞胎器物中难得的佳作。现藏于故宫博物馆。
图2.三层五足银薰炉。唐代，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窖藏出土。炉由盖子、笼子和炉子身三部分组成，壁上有五个环状纽，各系吊环，既可放置又可悬挂，现藏于南京博物馆。
古代瓷器：唐代陶瓷中的珍品
邢窑白釉皮囊式壶通高12.5cm，口径2.2cm，底径12.5cm壶提包式，上窄下宽，形似袋囊。顶端一侧为短直小流，中间有一曲柄，另一侧饰一曲尾。袋囊的转折处饰有凸起的摺线纹，中间亦饰凸线一道。此壶通体施白釉，在有装饰线的积釉处，釉泛青白色。平砂底，以行草书体刻划工匠名称徐六师记四字。此壶的造型源自唐代金银器，具有稳重、大方、实用的特点。白瓷至唐代已自成一个系统，可与青瓷分庭抗礼，陆羽在《茶经》中以类银、类雪赞美其釉色之白。它不以纹饰取胜，而注重造型与釉色的相互衬托。唐白瓷以河北邢州所产最负盛名。这件精雕细琢并带有工匠名款的器物是研究唐代白瓷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彩烛台高29.8cm，口径7cm，足径12cm
烛台分上、下两部分，上盘小，下盘大，中间承以起弦圆柱，圈足外撇，上盘中心立杯形烛座；通体施蓝、黄、绿、白彩釉，底素胎无釉。
烛台的使用早见于春秋时代，《楚辞》中引室中之观多珍怪，兰高明烛华容备。战国时已有各式精制的铜烛台，至三国、两晋时，青瓷烛台便已出现，造型颇多。这件唐三彩烛台造型实用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雅致，又在三彩中点以蓝彩，更增添了器物的华贵韵致，是三彩器的上乘之作。
青釉凤首龙柄壶通高41.3cm，口径19.3cm，足径10.2cm
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壶柄塑成一直立的蟠龙，龙口衔住口沿，作窥视探饮状，前肢撑于壶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壶体以塑贴和刻划技法装饰。腹部塑贴主体纹饰两层，上为6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内有手舞足蹈的力士，下为宝相花6朵。口沿、颈、肩及胫部饰以联珠纹、莲瓣、卷叶或垂叶纹。各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此壶胎体厚重，釉层凝厚，玻璃质感强，带有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遗风。其装饰纹样繁复，结构严谨，层次清晰。
六朝至唐代，我国与西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的一种鸟首壶传到我国，影响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出现了凤首壶，其中以这件青釉凤首龙柄壶最为精美。此壶既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造型的特点，又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集塑贴、模印、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于一体，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
鲁山窑花瓷腰鼓长58.9cm，鼓面直径22.2cm
腰鼓广口，纤腰，鼓身凸起弦纹7道。通体以花釉为饰，在漆黑匀净的釉面上显现出片片蓝白色斑块，宛如黑色闪缎上的彩饰，优美典雅。
腰鼓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木腔乐器，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不仅被吸收进唐乐，且又烧制成陶瓷腰鼓，别具特色。20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与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唐人南卓撰《羯鼓录》中有关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赴河南鲁山调查窑址，发现了黑釉花瓷腰鼓残片，其特征与传世腰鼓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这件黑釉花瓷腰鼓确系河南鲁山窑制品。
此腰鼓造型硕大规整，线条柔和，纹饰奔放，通体漆黑明亮的黑釉与变幻多姿的蓝白色釉斑相互衬托，如云霞飘渺，似水墨浑融，装饰效果很强，堪称传世唐代瓷器中的精品。
三彩马高76.5cm
此马两耳上耸，双目圆睁，直立于托板上，表现出伫立时宁静的神态。头戴络头，身披攀胸和鞦带，上挂杏叶形饰物，马背配鞍，外包鞍袱，下衬雕花垫和障泥，尾系花结。通体施白、绿、赭三色釉。此件唐三彩作品造型准确，比例匀称，挺拔有力的四腿刻画得尤其生动。
马在唐朝之所以受到重视，与李唐王朝本身具有游牧民族血统有关。李世民将骑马狩猎视为大丈夫三大乐事之一，让阎立本画出昭陵六骏样本，命工匠雕刻成石质浮雕，永远陪伴其左右。唐玄宗李隆基驯养舞马在自己生日的千秋节上应节踢踏，翩翩起舞。诗人李白吟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之佳句。马是唐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唐代墓葬中出土三彩马众多，反映出唐人对马的喜爱。
邢窑白釉点彩子母狮塑像高10.8cm，底边长6.3cm
唐代瓷器品种与造型新颖多样。此件白釉子母狮姿态雄健，浑厚古朴，为唐代瓷塑艺术的一件杰作。母狮昂首，两眼凸起，双耳直立，张口露齿，长须卷发，前腿直，后腿曲，尾上卷，伏卧于台上。
母狮两前腿间有一小狮趴卧。狮身皆施白釉，母子双狮眼睛及母狮腿部均点以褐彩。台为正方体形，四周施褐色釉，浓重处呈黑色。
唐代刑窑瓷器赏析(图) 古代瓷器知识
刑窑瓷器
刑窑是唐代北方白瓷的主要产地，在内邱县。1984年始终对内进行调查，发现古窑址二十八处，分为西关和中丰洞两大区，在窑址采集到大量标本，有白瓷、青瓷、黑瓷、酱瓷，同时也发现了三彩。这些三彩标本据分析是中晚期产品。
发现的三彩胎质细腻，呈白色或淡红色，均素烧后施釉复烧而成。三彩釉的烧成温度低于素烧温度，复烧过程中不会再变形，损坏较少，故出土的带釉标本少，素烧残器多。
釉质莹润，流动性很强，釉层可见极细的开片，器物按釉色有淡黄单色釉、深咖啡单色釉和三彩釉。三彩施赭黄、深绿、褐红、白等色，釉层凝厚，色调从淡到浓，融和绚丽，斑驳多彩。
出土的三彩器有三足罐、双耳罐、平底盘、弇口钵、杯等。另有人形灯和动物塑像，都造型生动，不像民间用器，可能是贡品。三彩杯和扬州唐代中期墓葬出土的造型完全一致，也可能属外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