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龙泉窑瓷器鉴别。
海瓷撷英南宋中期是龙泉青瓷形成自己典型时代风格的巓峰时期，青瓷的釉色、质地均达到十全十美，胎薄釉层厚，釉色青翠温润，柔和似美玉。圈足小且薄，器底施满釉，它好似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产品以炉、瓶、碗、碟等为主。宋代龙泉青瓷的每一片粹片，都令人叹为观止。在南海出水的海瓷中，单色釉瓷器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其中以青瓷和青白瓷为主，这些瓷器虽经数百年浸蚀，剥去珊瑚礁结物之后，依然光彩照人，釉光虽然发亚，但神韵不变，其中一部分依旧釉色如常。
这件南宋龙泉梅子青双鱼洗就是众多出水青瓷中的精品。
双鱼洗是南宋、元朝龙泉窑烧制的名品之一。该洗釉色青绿，温润如玉。外刻莲瓣，内塑双鱼，掩映于青翠的釉层中，生动活泼，引人喜爱。著名央视鉴宝专家蔡国声老师鉴定为典型的南宋龙泉梅子青折沿双鱼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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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唐代酒器双鱼榼
说到双鱼榼，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对白居易的《家园三绝》应该不会陌生，诗中有一句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说文解字》将榼解释为酒器也，可知双鱼榼是一种酒器，外形似连体双鱼状，并且榼两侧均有一至两个环形系，便于系绳携带。作为盛酒器的榼出现时间较早，《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有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至唐代，榼非常流行，文献中常有瓶榼壶榼等的记载。郑綮《开天传信记》云：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此外，白居易的《葺池上旧亭》以及《招东邻》等作品中也有与榼有关的诗文记载。而以榼为组成部分的词语也较为常见，比如饷榼、百榼、残榼等。
唐三彩双鱼瓶
以往认为双鱼形榼始于唐代，但通过近年的考古发掘可知此造型出现不晚于汉代。2009年，陕西蓝田华胥镇支家沟西汉大墓出土过一件双鱼罐，分体为两件，清晰地刻划出鱼鳞和鱼尾纹饰。根据器形推断其并不作为盛酒器之用，但其造型却是双鱼形榼的滥觞。至唐代陶瓷双鱼壶则较为多见，一般是鲤鱼造型，小口，口中无齿。双鱼榼在诸多考古出土(水)的唐代陶瓷中常见，如长沙窑、唐三彩、邢窑以及广东水车窑等。1978年，长沙望城区书堂乡出土一件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这是一件轻便的酒具，造型独特，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两张嘴合成为榼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逼真。这件双鱼榼线条匀称、玲珑别致，加上酱釉深沉、鱼体丰满，整器显得凝重。榼的两侧有直穿式的纽，可以系绳，携带方便。这种异形瓷榼，不能直接拉坯而成，制作工序复杂，难度较大。除了酱釉之外，长沙窑还有绿釉、蓝釉以及彩绘双鱼榼问世。
西安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目前，唐三彩双鱼榼共出土有3件，分别出自陕西西安、山东青州和江苏扬州，其中青州和扬州两地出土双鱼榼形体较为相似。1992年，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双鱼榼，是唐代三彩酒器中少有的模仿动物的肖形酒器。该榼为扁圆腹，榼体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肩部即两鱼头顶部各有一拱形纽，可以穿绳系提；器口较小，被两鱼嘴共同承起；鱼尾朝下为器足。整个器体除鱼尾外皆施三彩釉。此榼造型设计突破了常规，巧妙利用两条对拥的鱼构成榼体轮廓，从侧面看，是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欲跃出水面，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面看，又犹如两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生活气息浓厚，且器形与鱼体的结合自然流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
青州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1953年，山东青州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小口，双鱼相合成器身，口上有盖，下承高圈足。鱼眼球凸出呈黑色，二鱼中间各有上下两只小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通体施黄、绿、褐彩，造型新奇，烧制精美，为山东一带出土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1975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内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体似圆柱形，鱼口、目、鳞、脊一应俱全。双脊间有穿系小孔，便于系绳，既实用又美观，反映了晚唐制瓷工匠在设计上的高度造诣。鱼眼球凸出呈黑色，形象逼真，并以黄、绿、褐三色相间浸润，呈现出斑斓的釉色。
河北井陉出土邢窑白釉双鱼榼
作为白瓷的代表性窑场邢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1964年河北井陉县出土了一件白釉双鱼榼，通体施白釉，口缘及足部露胎，釉色白中闪青。造型呈双鱼跃起状，鱼头为瓶的口、颈、肩部，身为瓶身，尾为瓶之圈足。瓶口外侈，腹部扁圆，圈足外撇。瓶身饰满鱼鳞纹，两侧堆塑双排鱼鳍纹，上下均有环形系，圈足置孔，便于穿系提携。除了此件外，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出水的黑石号沉船上也有一件邢窑白釉双鱼瓷榼，造型与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较为类似，只是体型稍窄，应为出口之用。位于广东梅县的水车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青釉双鱼形榼，作卷口、短颈，长身似鱼形，足部微外撇犹如鱼尾。肩部带一短流，榼身两侧有对称的凹槽，凹槽上下各塑用于穿带的双系。两侧各贴塑两只圆形鱼眼。外壁施青釉，釉色青绿，有较强的玻璃质感。此榼也被视为唐代潮州窑产品。蔡奕芝在《潮州唐宋古窑研究》中认为梅县水车窑与潮州北关窑是相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两个窑场，两窑场生产的瓷器胎质、釉色、造型具有同一时代特征，梅县、潮安唐代同属潮州管辖，水车窑产品也通过潮州这一当时繁荣的对外港口输入到泰国、日本等国家。所以，广义上说，水车窑也是唐代潮州窑中的一个窑场。
晚唐五代白釉双鱼形穿带瓶
唐代双鱼榼除了在陶瓷界被广泛运用外，其他质地，如金、银及铜中也有类似的造型。对于其造型来源于何处，有学者对此作了推测，认为：在唐三彩和唐宋瓷器中出现的双鱼壶造型应该是来自对金银质地双鱼壶的模仿。1976年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的双鱼形银壶应该是这种造型的金属器原型。结合陕西及内蒙古两地的考古发现可知，唐代陶瓷制双鱼形榼是在汉代鱼形陶扁壶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与完善，逐渐地将分体式融合于一体，并借鉴吸收其他质地的双鱼形器物特点，进而产生的一种盛酒器。唐代的酒榼要做成鱼形，源自古人对包括鱼纹在内的吉祥纹饰崇尚的习俗。古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有趋吉避凶的习惯，常将美好的期望借助图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吉祥图案既可以用来装饰日常器物，又可不断地给人们心理暗示。古代的吉祥图案中，鱼是常见的一种。先人们看到鱼产子众多，故以鱼为丰殖的象征，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的鱼纹就被当作主题纹饰寓求丰产、多子多福、人丁旺盛；且鱼也是余的谐音，鲤鱼和利余同音，故人们用鱼来寓意吉庆有余、丰庆有余等，也就有了大鲤鱼的得利图、连年有余图等。因此鱼直接对应了人们对富裕、吉庆、求福的心理。鱼又和玉同音，所谓金玉满堂，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乐趣和意境的向往与憧憬。鱼离不开水的自然现象又是鱼水之欢的情感表达，寄托了男女情深、夫妻恩爱、伉俪美满的情意。在唐代，鱼特别是鲤鱼寓意着人们对富贵的期盼，成为各种器物常见的装饰纹样。另外，唐朝皇室信奉道教，由于道教认为鲤鱼与龙和成仙有关，因此道士一般都忌食鲤鱼，将鲤鱼奉为圣物。除此之外，唐诗的推动也是唐代陶瓷器装饰鱼题材的动力之一。根据对《全唐诗》的检索可以发现，带有鱼字的诗足有2185首。这些诗的不断问世，一方面是对唐代食鱼、崇鱼等吉祥文化的汇总和反映，另一方面也为陶瓷、金银器等日常所用的工艺品增加了装饰题材的灵感。作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陶瓷生产者，长沙窑及其他窑场绝对不会遗漏鱼这一皇室、民间皆为喜欢的题材，结合自身的胎、釉等特点，进而生产了双鱼榼这种较为常见的器形。寓意吉祥的双鱼形瓷榼带给人们太多美好的想象。瓷榼造型独特、形象逼真，体现了窑工们精湛的制瓷技法，实用性功能突出，作为酒具非常轻便，利于随身携带。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将人们对富贵的期盼以及对取悦当朝的用意都融于瓷榼之中，不得不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凡之处。
叶英挺：从“黄瓜烧溪鱼”谈龙泉窑的双鱼洗
黄瓜，葫芦科一年生蔓生或攀援草本植物，我国各地普遍栽培，是最常见的蔬菜之一。黄瓜烧溪鱼则是丽水地区，尤其龙泉这一带家家户户都会烧的一道家常菜，代代相传。当然除了黄瓜，溪鱼还有其他的搭配烧法。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丽水地区黄瓜种得多，吃得也多。我们当地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黄皮”的小村子，只有18户人家。这个地方的人喜欢听戏，逢年过节都要请戏班子来演出。有一年，黄皮村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可能当时正值蔬菜淡季，村里人天天拿黄瓜茄子（落苏）来招待戏班子。戏班里的演员嫌菜太单调，于是在一天晚上演出时即兴编了台词来取笑黄皮村。演老生的念：“黄皮十八家，天天吃黄瓜。”小花脸念：“黄瓜不刨皮，落苏连蒂来。”大花脸念：“你一叉来我一叉”。小生念：“小生吃不下”……这个故事说明当时吃黄瓜非常普遍。黄瓜所烧的溪鱼，当地也叫石斑鱼。这种鱼对水质要求比较高。丽水龙泉一带森林覆盖率高，水质清冽，正适合溪石斑的生长。可以说在丽水地区的小溪里，这种小溪鱼一直是十分常见的。
以上是从溪鱼鱼干里选出的两条，上为公，下为母。公鱼成年后鳍呈红色，体形略宽。母鱼鳍呈黑色，体形略窄，但成年后块头比公的更大（此处选反了）。
溪鱼干烧的“黄瓜溪鱼”
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本文要说的重点自然不是“黄瓜烧溪鱼”，而是龙泉窑为什么在南宋晚期到元明生产了大量的双鱼洗？
“双鱼洗”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晋的铜洗。双鱼纹是汉代洗中较常见的装饰图案。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君宜子孙”铭双鱼纹铜洗，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类似藏品。
高8.6、口径36.1厘米
铜洗中双鱼纹形象主要为鲤鱼，如国家博物馆这件，与龙泉窑的小溪鱼迥然有异。
至宋元时装饰双鱼纹的金银器，运用錾刻工艺凸起如浮雕的双鱼纹已有些接近龙泉窑的贴花双鱼纹。如以下两例：
南宋银鎏金双鱼纹盆 高4.6、口径17.4、底径10.2厘米，江苏溧阳平桥南宋银器窖藏出土 镇江博物馆藏
南宋银鎏金双鱼纹碗 高3.6、口径8.5厘米，福建邵武故县银器窖藏出土 邵武市博物馆藏
另，双鱼洗也出现于宋人诗词中。如张元干《夜游宫》词：“半吐寒梅未拆，双鱼洗，冰澌初结。” 杨慎注：“双鱼洗，盥手之器。” 洗是古代日常盥洗用具，如同现在的洗脸盆。但个人认为，金属材质的洗固然适用于日常盥洗，瓷质则未必。瓷器是易碎品，且龙泉窑双鱼洗大大小小尺寸规格不等，口径从十几公分到三十几公分都有，产量非常大，或有多种用途。至少用来盛一锅“黄瓜烧溪鱼”也是不错的。
在龙泉窑烧造历史上，双鱼洗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至少在五代北宋时期已能看到装饰双鱼纹的器物，只是并不多见。
双鱼纹碟子 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
敞口，折腹，平底。内底阴刻双鱼纹，其一首尾相向，另一首尾同向，线条流畅，风格写意。灰白色胎，釉薄，色青中泛黄，底部中心圆面状涩胎垫烧。
从该器胎釉及烧制工艺特征等各方面来看，系北宋金村一带窑口制品。由此器可知，双鱼纹在北宋龙泉青瓷中已有所运用。只是此时的划花双鱼纹，无论形式还是纹样均与双鱼洗之双鱼纹相去较远。
龙泉窑双鱼洗的大量出现始于南宋晚期。到元代更是盛行，出现大量不同式样的双鱼洗。鱼纹除了最传统的贴花式样，还有露胎、印花、刻花等多种工艺形式。此外，海捞中也发现有双鱼洗，证明这类制品也用于外销。
双鱼洗产量巨大，以下仅选取有代表性的器例：
这两件的特别处在于折沿处开有小孔，有四个孔眼。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等均有同款藏品。综合多个器例观之，带孔者在双鱼洗中比例较低，且制作上多较精美。
上博藏品
台北故宫藏品
此两例均为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品
以上为南宋晚期至元早期双鱼洗器例。明曹昭《格古要论·古窑器论》载：“古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有一等盆，底双鱼，盆口有铜掇环，体厚者不甚佳。”可知折沿处的孔眼是为了装“铜掇环”，此类双鱼洗精品是行家眼中的“一等盆”。
元印花双鱼纹洗，有阳纹阴纹两种
刻花双鱼纹洗 大窑枫洞岩窑址元代地层出土
明露胎贴花双鱼纹洗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由于烧造量大，传世器较多，窑址相关瓷片也常见，其标本相对易得。现在也有人将双鱼洗破片中的双鱼磨出来，包上金银做成挂饰，也是一种较独特的纪念。
宋元时全国各地窑口众多，为什么唯独龙泉窑生产如此多的双鱼洗，这是否和当地的生活环境存有内在的关联？今天之所以谈黄瓜烧溪鱼就是从这道菜联想到双鱼洗的来源问题，上述说到金银器的影响只是一个侧面。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或许那个历史时期的龙泉窑地区，人们喜欢吃小溪鱼，日日吃，月月吃，每天和小溪鱼接触，窑工便将小溪鱼的形象提炼到了作品中。我个人认为，双鱼洗中鱼纹的原型就是小溪里的石斑鱼，这是经过多次比对而得出的结论。这类从生活中汲取灵感运用于创作，并将生活中的事物于作品中进行升华的例子在龙泉窑中还有很多。比如以下这件船型砚滴。
类似造型的船在丽水一带瓯江上有很多
古代瓷器：沈怡萱珍藏南宋官窑瓷器鉴赏
宋朝以文治为重，是以儒雅文人为主轴的社会。宋代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标立了社会政治和谐的美学观念，成为中国文化、美学的巅峰意境。
南宋老虎洞窑双摩羯耳双环瓶
靖康之难，成为宋代美学思潮的重大转折。高宗皇帝举都于杭，给审美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因建炎南渡形成的慷慨悲凉的爱国主义情调；二是杭州山水明秀、民物康阜，弥生出香软浓艳的南方美学风格。它们完整地构合为南宋的审美精神。宋代皇室贵族对美术的重视和爱好，使宫廷美术出现在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南宋郊坛下窑双耳出戟尊式花插
宋代工艺美术具有极高的双向发展水准，皇室士大夫和民间的审美也经纬分明，这种二级分化反应了皇室的清澄淡雅物态化和民间反应自然花卉动物的具象化的审美。这就是汝、官、哥、定和八大民窑的根本区别。
南宋郊坛下窑宫廷刻款新吟花口盘
南宋官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呈现出纯净的高品质。正是当时社会审美情趣的反映，折射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皇宫和上流社会的时尚。南宋官窑达到了宋朝文化底蕴所展现的美学巅峰，更可说是真正登上了青瓷之尊无可动摇的地位。明代高濂曾表达其审美感受：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顿令腹饱。
南宋老虎洞窑苍青釉簋炉
南宋官窑已经发现老虎洞和郊坛下两处御用的皇室窑场。由于窑址完整的挖掘报告及展示，使得我们能够更方便和更近距离地观赏到青瓷巅峰期产品的容貌。
南宋郊坛下窑大盏托
南宋官窑瓷器崇尚釉色素雅、釉质润洁，体现了玉一般的感觉。由于胎体使用了高铁高铝的二元配方，薄釉处透露出了紫色，厚釉面映出深邃的天青。加上后期多层施釉和采取厚釉薄胎法以及窑工们细致纯熟的工艺，使古朴简练而内蕴的釉色十分唯美，体现了宋代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准，是其他窑口、各朝各代无所能及，就是特意仿造也未有法逾越其鸿沟。
南宋郊坛下窑大盏托
两窑瓷器的总特征皆为紫口铁足、澄泥为范、釉色莹澈。从鉴赏角度出发，根据两个窑相对独立和先后烧造次序等不同，大致可以加以区分：
第一，厚胎薄釉、厚胎厚釉的器物大部分出自老虎洞窑，这和老虎洞是南宋官窑的首座窑有很大关系；而郊坛下窑一开始就仿照汝窑瓷器，虽然挂薄釉，但总体胎也比较匀薄。
第二，老虎洞窑是源于祭祀器皿而设立，郊坛下窑是之后约八至十年设立，因此老虎洞前期主要担当了祭祀件的烧造，许多大件都出自老虎洞窑；相对而言，燕饮之器多出自郊坛下窑，包括日常用品中的瓶、洗、碗、盘等。
第三，由于两个窑的总体烧造温度不同，老虎洞窑平均烧造温度为1150-1260度，较郊坛下的1100-1220度高，所以，老虎洞的器具表面光泽感强、有玻璃釉的感觉；郊坛下窑器具表面乳浊感强，并有部分生烧器物。
第四，虽然两座窑的胎土均采自同一处，但老虎洞窑器物胎的含砂量明显多于郊坛下窑，这样会导致胎体疏松、气孔增多等问题。
第五，老虎洞窑普遍有支烧和垫烧并用的装烧方法，而郊坛下窑就很少使用。
南宋老虎洞窑葵口碗
判别一件器物是否为南宋官窑出品，首先是对器型的甄别。看它的型和夏三代青铜器的差别，和《宣和博古图》的异同，和唐宋金银器的比照。那些纯粹杜撰的、奇怪的、比例失调的均不可轻信。
其次看它的釉面。真正的南宋官窑釉面是灵动的、有生气的。看多了真品就能够一眼觉察到仿品那种如同化过妆、毫无生机的釉面。
再次是看胎。过湿过干都不对。过湿了，是因为没有使用官窑的胎土配方，后朝仿的胎土其二氧化硅的含量高于官窑用胎土，二氧化硅是显示湿性的主要原因；过干了则是现代仿品。仿造者为了追求南宋官窑的胎效果，刻意多加入高铝瓷土和现代元素，使胎看起来又干又木。
南宋老虎洞窑弦纹樽炉
了解南宋官窑的生产工艺和制作方法是鉴定其真伪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我们仔细观察和揣摩就能区分出南官的许多特别制作手法和工艺特点，为鉴定南宋官窑带来许多方法。
南宋郊坛下窑四方盘式洗
经过对南宋两座官窑窑址的挖掘考证发现，事实上官窑绝大部分的底足制作方式和同时代民窑是不同的，舍弃了简单易操作的转盘挖足工序，而是采取接足、贴足方法，这也与唐宋金银铜器的圈足冷接工艺相似。按常规想，盘、洗之类拉胚制作又方便、又规则、又快速。但实际上为了制作规范，南官就是这样不厌其烦用范模制作然后接足的。
瓶觚之类比较复杂、比较高的立件器物也不是一次拉胚到底的制作，而是分拆成几段用范模制好再接胎而成。相对明、清仿宋官的仿制工艺，其器型线条锐利挺拔、接胎分上下两部分工艺以及不同的贴底做法，就有了分辨的依据。
南宋郊坛下窑黄釉菊瓣洗
南宋郊坛下窑叠盒式洗
相对于明清官窑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存世量，宋代官窑所遗留下来的应只区区数百分之几而已吧！就算把南宋官窑两座窑场已经可以拼复成器的一并算入，目前资料显示其数量可能只有数千件。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回顾以往国际上的南宋官窑拍品，基本上是难得出现的。南宋官窑整器真品很少，绝非轻易可遇可得。在坊间经常出现的数量不少所谓的南宋官窑，想来似乎更需要仔细、谨慎观察。
南宋老虎洞窑长颈瓶
在这么少的存世量中，除去两岸故宫观赏之外，要怎样去鉴赏和收藏呢？残器和瓷片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一般爱好者，在没有条件与机会上手馆藏完整器的情况下，残器和瓷片标本就是鉴赏和了解掌握南宋官窑鉴定的最佳途径。尤其是那些残器，既能够有瓷片包含的资讯，也能从一定的角度观赏到南宋官窑的器型之美，是相当珍贵的高端收藏。
南宋老虎洞窑乳足双耳炉残器
由于南宋官窑的极其稀有，就算国际大拍公司也好几年才难得出现一次上拍机会。现存各类标准件、标准器物的多重性和多样性具有较大的离散性，需要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掌握这些资讯。
南宋老虎洞窑花口青瓷盘
《谦和儒雅的官窑青瓷》沈怡萱著作
这部《谦和儒雅的官窑青瓷》所收录的器物，绝大部分系从南宋帝都杭州工地所出而流散至海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对近30年杭州旧城改造出土流失南宋官窑的一个抢救与总结。这一点只懂守着两座官窑遗址的杭州官方文博机构没有办到、杭州的官窑圈人士也没有办到。现在，让沈先生办到了！沈先生对杭州的文化保护是有巨大贡献的！这是非常值得杭州人钦佩与深思的！
这部《谦和儒雅的官窑青瓷》所收录的器物资料，可以说多为南宋宫廷御用正品，弥补了杭州两座官窑遗址所出多为次品与半成品的不足与遗憾，更是对两岸故宫所藏南宋官窑青瓷的有益补充与参照！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沈怡萱先生这部《谦和儒雅的官窑青瓷》是新时期南宋官窑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必将对以后南宋官窑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而留名于中国古代官窑研究史！
古代瓷器：唐代盛酒器——双鱼榼
河北井陉出土邢窑白釉双鱼榼
明末清初青釉双鱼尊
青州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说到双鱼榼，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对白居易的《家园三绝》应该不会陌生，诗中就有一句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说文解字》将榼解释为酒器也，可知双鱼榼是一种酒器，外形似连体双鱼状，并且榼两侧均有一至两个环形系，便于系绳携带。
作为盛酒器的榼出现时间较早，《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有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至唐代，榼非常流行，文献中常有瓶榼壶榼等的记载。郑綮《开天传信记》云：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此外，白居易的《葺池上旧亭》以及《招东邻》等作品中也有与榼有关的诗文记载。而以榼为组成部分的词语也较为常见，比如饷榼、百榼、残榼等。以往认为双鱼形榼始于唐代，但通过近年的考古发掘可知此造型出现不晚于汉代。2009年，陕西蓝田华胥镇支家沟西汉大墓出土过一件双鱼罐，分体为两件，清晰地刻划出鱼鳞和鱼尾纹饰。根据器形推断其并不作为盛酒器之用，但其造型却是双鱼形榼的滥觞。至唐代陶瓷双鱼壶则较为多见，一般是鲤鱼造型，小口，口中无齿。
双鱼榼在诸多考古出土(水)的唐代陶瓷中常见，如长沙窑、唐三彩、邢窑以及广东水车窑等。
1978年，长沙望城区书堂乡出土一件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这是一件轻便的酒具，造型独特，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两张嘴合成为榼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逼真。这件双鱼榼线条匀称、玲珑别致，加上酱釉深沉、鱼体丰满，整器显得凝重。榼的两侧有直穿式的纽，可以系绳，携带方便。这种异形瓷榼，不能直接拉坯而成，制作工序复杂，难度较大。除了酱釉之外，长沙窑还有绿釉、蓝釉以及彩绘双鱼榼问世。
目前，唐三彩双鱼榼共出土有3件，分别出自陕西西安、山东青州和江苏扬州，其中青州和扬州两地出土双鱼榼形体较为相似。
1992年，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双鱼榼，是唐代三彩酒器中少有的模仿动物的肖形酒器。该榼为扁圆腹，榼体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肩部即两鱼头顶部各有一拱形纽，可以穿绳系提；器口较小，被两鱼嘴共同承起；鱼尾朝下为器足。整个器体除鱼尾外皆施三彩釉。此榼造型设计突破了常规，巧妙利用两条对拥的鱼构成榼体轮廓，从侧面看，是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欲跃出水面，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面看，又犹如两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生活气息浓厚，且器形与鱼体的结合自然流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
1953年，山东青州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小口，双鱼相合成器身，口上有盖，下承高圈足。鱼眼球凸出呈黑色，二鱼中间各有上下两只小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通体施黄、绿、褐彩，造型新奇，烧制精美，为山东一带出土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1975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内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体似圆柱形，鱼口、目、鳞、脊一应俱全。双脊间有穿系小孔，便于系绳，既实用又美观，反映了晚唐制瓷工匠在设计上的高度造诣。鱼眼球凸出呈黑色，形象逼真，并以黄、绿、褐三色相间浸润，呈现出斑斓的釉色。
作为白瓷的代表性窑场邢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1964年河北井陉县出土了一件白釉双鱼榼，通体施白釉，口缘及足部露胎，釉色白中闪青。造型呈双鱼跃起状，鱼头为瓶的口、颈、肩部，身为瓶身，尾为瓶之圈足。瓶口外侈，腹部扁圆，圈足外撇。瓶身饰满鱼鳞纹，两侧堆塑双排鱼鳍纹，上下均有环形系，圈足置孔，便于穿系提携。除了此件外，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出水的黑石号沉船上也有一件邢窑白釉双鱼瓷榼，造型与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较为类似，只是体型稍窄，应为出口之用。
清乾隆青花釉里红双鱼尊
唐三彩双鱼瓶唐
位于广东梅县的水车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青釉双鱼形榼，作卷口、短颈，长身似鱼形，足部微外撇犹如鱼尾。肩部带一短流，榼身两侧有对称的凹槽，凹槽上下各塑用于穿带的双系。两侧各贴塑两只圆形鱼眼。外壁施青釉，釉色青绿，有较强的玻璃质感。此榼也被视为唐代潮州窑产品。蔡奕芝在《潮州唐宋古窑研究》中认为梅县水车窑与潮州北关窑是相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两个窑场，两窑场生产的瓷器胎质、釉色、造型具有同一时代特征，梅县、潮安唐代同属潮州管辖，水车窑产品也通过潮州这一当时繁荣的对外港口输入到泰国、日本等国家。所以，广义上说，水车窑也是唐代潮州窑中的一个窑场。
晚唐五代白釉双鱼形穿带瓶
西安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唐代双鱼榼除了在陶瓷界被广泛运用外，其他质地，如金、银及铜中也有类似的造型。对于其造型来源于何处，有学者对此作了推测，认为：在唐三彩和唐宋瓷器中出现的双鱼壶造型应该是来自对金银质地双鱼壶的模仿。1976年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的双鱼形银壶应该是这种造型的金属器原型。结合陕西及内蒙古两地的考古发现可知，唐代陶瓷制双鱼形榼是在汉代鱼形陶扁壶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与完善，逐渐地将分体式融合于一体，并借鉴吸收其他质地的双鱼形器物特点，进而产生的一种盛酒器。
为什么唐代的酒榼要做成鱼形呢？这就要从古人对包括鱼纹在内的吉祥纹饰崇尚习俗说起。古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有趋吉避凶的习惯，常将美好的期望借助图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吉祥图案既可以用来装饰日常器物，又可不断地给人们心理暗示。古代的吉祥图案中，鱼是常见的一种。先人们看到鱼产子众多，故以鱼为丰殖的象征，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的鱼纹就被当作主题纹饰寓求丰产、多子多福、人丁旺盛；且鱼也是余的谐音，鲤鱼和利余同音，故人们用鱼来寓意吉庆有余、丰庆有余等，也就有了大鲤鱼的得利图、连年有余图等。因此鱼直接对应了人们对富裕、吉庆、求福的心理。鱼又和玉同音，所谓金玉满堂，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乐趣和意境的向往与憧憬。鱼离不开水的自然现象又是鱼水之欢的情感表达，寄托了男女情深、夫妻恩爱、伉俪美满的情意。
在唐代，鱼又有了新的含义。唐代上朝，官员进出宫门，必需带着信物查验，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开始佩戴鱼符。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将鱼符改为佩戴龟符，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即位，又复龟符为鱼符。能佩鱼符的人，都是在京都为官者，或是应诏入京的外地官员，鱼符也就成了地位高贵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双鱼榼都是两条鲤鱼拼合而成，而唐代最高统治者为李姓，李与鲤谐音，鲤更成为富贵的象征。所以在唐代，鱼特别是鲤鱼寓意着人们对富贵的期盼，成为各种器物常见的装饰纹样。另外，唐朝皇室信奉道教，由于道教认为鲤鱼与龙和成仙有关，因此道士一般都忌食鲤鱼，将鲤鱼奉为圣物。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除此之外，唐诗的推动也是唐代陶瓷器装饰鱼题材的动力之一。有唐一代，涉及到鱼的诗非常多。根据对《全唐诗》的检索可以发现，带有鱼字的诗足有2185首。这些诗的不断问世，一方面是对唐代食鱼、崇鱼等吉祥文化的汇总和反映，另一方面也为陶瓷、金银器等日常所用的工艺品增加了装饰题材的灵感。作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陶瓷生产者，长沙窑及其他窑场绝对不会遗漏鱼这一皇室、民间皆为喜欢的题材，结合自身的胎、釉等特点，进而生产了双鱼榼这种较为常见的器形。
寓意吉祥的双鱼形瓷榼带给人们太多美好的想象。瓷榼造型独特、形象逼真，体现了窑工们精湛的制瓷技法；实用性功能突出，作为酒具非常轻便，利于随身携带。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将人们对富贵的期盼以及对取悦当朝的用意都融于瓷榼之中，不得不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