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瓷器鉴别方法。
洗是文房用品之一，而南宋官窑青釉洗都比较精致素雅，历来受到文人的喜爱，文人追求南宋官窑青釉洗的开片，小器开大片之美感。
南宋官窑青釉暗龙纹洗
青釉暗龙纹洗是南宋郊坛官窑的瓷器，高5.6厘米，口径19.5 厘米，足径12.3厘米。洗壁垂直微向外撇，平底，圈足宽而浅。通体灰青色釉，青翠如玉，釉汁肥厚凝重，釉面布满了自然天成、纵横交错的开片。洗口部镶铜口，圈足露胎呈褐色，紫口铁足的特征十分明显。
官窑青釉暗龙纹洗内底印有一条苍龙，其形象矫健勇猛，笔触细微，但由于釉汁太厚，只有高光下才能显现，更增添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之感。此洗釉色纯正，造型古朴、大方，为官窑典型器物，并且印有龙纹，较为罕见。南宋官窑青釉圆洗
官窑青釉圆洗，宋，高6.4cm，口径22.5cm，足径19cm。
洗敞口，器身近直，洗里坦平，圈足矮宽，底部边沿露胎无釉。造型端庄典雅。通体施青釉，釉呈粉青色，纯净莹澈。釉面上，金丝般的开片纵横交织，片纹间又闪现出条条冰裂纹，优美和谐。
这件宋代官窑圆洗是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
清代乾隆皇帝尤为喜爱，曾为此洗拟诗一首，由皇家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洗之外底。诗曰：
修内遗来六百年， 喜他脆器尚完全。
况非髻垦不入市， 却足清真可设筵。
讵必古时无碗制， 由来君道重盂圆。
细纹如拟冰之裂， 在玉壶中可并肩。
下署“乾隆御题”。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据此可知，北宋后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立官窑，现称“汴京官窑”，亦称“北宋官窑”，具体窑址至今尚未发现。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南宋官窑有二：一是“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窑址在杭州市凤凰山下;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
官窑烧造工艺
官窑青瓷的烧造追求玉质感，先低温素烧坯，后施三至四道釉，釉厚如堆脂，再经高温烧成，制出薄胎厚釉青瓷，釉质如美玉一般光亮莹润，釉面上显露纵横交织的开片纹，有说不尽的奥妙。由于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3.5％至5％，致使器物的口缘釉薄处呈露灰紫色，圈足底端刮釉露胎处亦呈黑褐或深灰色，形成“紫口铁足”的特点。这也是官窑器物的明显特征。官窑瓷器胎土呈黑灰至黑褐色，胎较薄，施釉较厚，釉有粉青、炒米黄等多种色泽；器型除盘、碗、碟、洗等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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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道现南宋官窑青釉鬲式炉
北宋"靖康之难"，宋高宗赵构迁移东南，定都临安(今杭州)。于绍兴十三年，由皇家投资并由宫廷内务府的窑务机构主持，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了"修内司官窑"，并在杭州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南宋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宫廷及达官贵人所需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延续，历史上称之为南宋官窑。
南宋官窑，紫口铁足，为旷世挚珍，历来声价奇巨，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云：“官窑瓷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明高濂在《遵生八笺》对其评定等级曰“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之下也。”至今南宋的两处官窑—杭州乌龟山郊坛下和老虎洞修内司的遗址均已经考古发现。官窑瓷器中青釉鬲式炉是南宋时期烧制，专供皇帝祭祀或陈设之用，存世罕少，此鬲式炉即为异常难得的隽品。
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其器物主要有碗、瓶、洗等。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龟背，色如鳝血，釉面莹莹冰片极富美感
南宋官窑烧制的鬲式炉(鬲，音同“立”，古代炊具)，专供皇帝祭祀或陈设之用。南宋龙泉窑同样烧制鬲式炉，但由于官窑为贡品，极其珍贵，故龙泉窑鬲式炉其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一直在官窑之下。曾经在200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南宋龙泉窑粉青鬲式炉成交价近340万元人民币。 目前市场上官窑青釉鬲式炉出现的极少，成交的更是罕见。
此次上海君道艺术展览有限公司征集的就是宋代官窑青釉鬲式炉，口径:7.3cm 通高:7.2cm，鬲式炉表面青釉依稀还留有青釉的痕迹，大部分已脱落。此炉式样古朴，三足等距，雅致大方，胎体应是黑褐，自有历千年而不泯之风骨，其特征与历代文献记述相符合。此器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著称，体现出淡恬古雅的独特艺术风格，一展宋人崇尚纯净一色的审美品味。可惜青釉脱落，已不见当日之繁华与辉煌，若是恢复原样必是价值连城。
元代龙泉窑青釉双鱼纹洗
龙泉窑是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场，一般认为创烧于北宋，鼎盛于南宋至元代，明清时期继续烧造，产品以青釉瓷器占绝大多数，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贴塑等。本篇来介绍一件元代龙泉窑典型产品——青釉双鱼纹洗。
这件龙泉窑青釉双鱼纹洗（图1），高3.7、口径13.3、底径6厘米。洗作折沿，弧腹，圈足，胎体较为厚重。器身内外均施青釉，釉层釉厚，釉面有开片。洗的外壁（图2）塑一周细密的菊瓣纹，内底（图3）模塑两条相向环绕畅游的小鱼。
青釉双鱼纹洗是龙泉窑一种常见的品种，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卷十九中列举笔洗时，就已提到“以粉青纹片朗者为贵，古龙泉有双鱼洗、有菊瓣洗”。民国时期许之衡的陶瓷名著《饮流斋说瓷》中也说：“洗也者，在古时以之属盆，双鱼洗之类是也。”说明在他们那个时代“双鱼洗”已是被收藏界追捧的名品。《饮流斋说瓷》接着又说：“浣笔之器，浅者曰洗，深者曰盂。”这是说“洗”的用途，是文房中的“浣笔用具”。古人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以毛笔蘸墨书写，用完后须洗笔，洗就是一种盛水洗笔的用具。
双鱼纹作为洗内底的装饰，至少起源于汉代，汉代就已有双鱼纹铜洗。1956年，安徽合肥西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过一件青瓷双鱼纹洗。早期的这类双鱼纹铜洗或瓷洗，器腹较深，应该是作为盥洗用具。宋代以后，好古之风盛行，北宋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中都着重介绍过汉代的双鱼洗。两宋文人注重文房雅玩，文房用具特别丰富，也更加注重装饰性与艺术性，这种有仿古风味的双鱼笔洗便流行于宋元时期，南宋景德镇窑也生产有青白釉印花双鱼纹洗。另外，鱼纹也是古代的吉祥纹样，“鱼”与“余”谐音，寓意“年年有余”。无论是作为盥洗用具还是浣笔用具，洗都是用于盛水，鱼与水总是容易联系在一起的，在洗的底部装饰鱼纹，盛水使用时，好似鱼儿在水中游嬉，平添了不少雅趣。
腹部外壁装饰菊瓣纹也是龙泉窑很具代表性的纹样之一，这种装饰风格出现于南宋后期，整个元代都相当流行。除了青釉洗之外，宋元时期龙泉窑还有一类深腹、小圈足青釉碗和一类浅腹青釉盘的外壁也常见装饰这种环绕一周的菊瓣纹。
最后，讨论一下这类龙泉窑模塑双鱼纹洗的年代。很多人认为它们属于南宋，但从出土材料看，龙泉窑双鱼纹洗的流行年代主要还是在元代，有几个重要的纪年墓材料可供参考：1.1998年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岗头村元元贞二年（1296）张弘略墓出土的多件龙泉窑双鱼纹洗。2.陕西省西安市元至元三年（1337）刘达墓出土的数件龙泉窑双鱼纹洗。这两处元代纪年墓葬中都有多件双鱼纹洗出土，说明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也为我们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清代冬青釉(东青釉)官窑瓷器
冬青釉瓷器相传是北宋时期东京（河南开封）民窑烧制的一种色如碧玉的青釉，也称冬青釉和冻青釉。清雍正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仿烧的东青釉十分成功，乾隆时期传承了这种技术，并且添加了许多装饰技法，如东青釉描金、冬青釉粉彩等。故宫里收藏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宣统时期的冬青釉官窑瓷器。
青釉荸荠式三系瓶，清雍正，高14.6cm，口径7cm，足径11.1cm。
瓶撇口，短颈，斜肩，肩部有三系，腹大而扁，圈足。通体及足内均施青釉。腹部凸起两道弦纹，近底处有凸莲花瓣纹一周。足内书青花“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
青釉是中国最古老的颜色釉，至清雍正时，景德镇青釉瓷器的生产达到了烧瓷史上的最高峰。此时的青釉包括豆青、冬青、粉青、梅子青、蟹壳青诸种。雍正时期的青釉釉面光润、坚致、细密，此特点一直保持到乾隆、嘉庆时期。
荸荠式瓶是清代流行的一种瓷器瓶式，首创于康熙时期。其直颈较粗，有撇口与直口之分，器腹均为扁圆形，状如荸荠，故此得名，又称直颈瓶。品种有青花、黄釉青花、豆青釉、郎窑红等。
冬青釉暗花海水龙萝卜尊
冬青釉暗花海水龙萝卜尊，清康熙，高19.2cm，口径3.3cm，足径3.5cm。
尊撇口，细长颈，丰肩，深腹，外腹微弧，瘦底，足底内凹。通体施冬青釉。颈下部凸起弦纹三道，腹中部至足凸印螭龙两条，间以带状云纹和海水纹。底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萝卜尊 又称莱菔尊。清康熙朝御窑厂生产的特殊器形之一。小口外撇，颈稍细长，丰肩，肩下渐收，凹底，小窄足。以豇豆红釉为主，也有豆青釉和天蓝釉品种。
北宋官窑青釉琮式瓶
这件北宋官窑青釉琮式瓶（图1），高32.9、口径13、足径15.2厘米；敛口（图2），拱壁方形体，圈足（图3），四委角间饰简化兽面纹。通体施青釉，色泽青中微闪灰，釉面肥厚、温润，有大小纵横纹片。足际刷紫褐色护胎汁，磕碰处可见胎骨呈浅灰色，胎质较南宋官窑显粗。肩部的四角端面署有出窑后加刻的楷体“观、音、庵、记”铭文，当属庵堂的标志。
汴京官窑继汝窑而发展，靖康之难后停烧，因黄河改道致窑址被深埋六公尺地下。但其产品依然可从承传脉络上得到确认：此瓶造型典雅，口与颈的曲面优美、流畅，硕腹于方中见圆，圆中有方（注：目前已面世的南宋官窑、龙泉窑琮式瓶，均呈直壁的方形体），整器取古琮之形，却能准确地再现良渚文化玉琮之精髓（拱形壁、小委角及兽面纹），符合宋徽宗赵佶雅好古玉艺术的个性；纹饰以四委角为中心，每排垂直雕琢兽面纹五节，纹样古朴大气，对照传世器可知，五节兽面纹系宋代官窑琮式瓶唯一的纹样，例如，被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南宋官窑琮式瓶，以及1995年10月北京翰海1016号拍品的那件宋官窑琮式瓶，它们的纹饰均为五节兽面纹；胎体完美无瑕，叩之却声音如瓦，此为最独特，不同于南宋官窑的清脆声，也有别于明清仿官器之金石声，尤其是略泛光泽的浅灰色胎骨，质地虽不及南宋郊坛下官窑细腻，却较其坚致，也远较北宋汝窑滋润，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和汴京所处地域的胎土状况；釉厚滋润若堆脂，釉面略显高低不平，有少量破泡和缩釉斑现象，不同于雍乾仿官器釉面的平整与晶亮，当属北宋青釉应有的时代风貌；釉层内密布大小气泡，参差不齐若“聚沫攒珠”状，不同于明清仿官器的釉内气泡大小较整齐、疏密有序；圈足宽厚、修足圆润，足脊显清晰的竹刮痕，此为汝窑、龙泉窑圈足的常见制式，亦是北宋官窑在汝窑四方委角盒及大圈足汝窑洗基础上的演绎；足际涂护胎釉，色泽深沉，当属宋朝名窑的工艺特色，典型者有北宋钧窑、龙泉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常用芝麻酱色釉或赭红色釉料涂足抹底作修饰，并以此避免粘窑；款识系凿刻而成，字体苍劲、规范，至于是否属北宋时所刻，尚须进一步考证。然而，单就铭文的“记”字而言，历代王朝中数宋朝运用频率最高，应运得最经典亦数宋朝，不仅仅瓷器，还多见于印章、书画等，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此外，该琮式瓶的口部与器身四壁，遗有多处不可伪造的自然磨损痕：器里器外原本透明的无色开片，已显出不同程度的浅黄色；底足内的釉面则崭亮如初，冰裂纹依旧无色透澈。前二项，大抵与“观音庵”的日月供奉与香火浸染，及供养人与收藏者的拂拭触摸有关；后一项应与器物自身的直墙圈足无意间起到了阻隔外界沁入的屏障作用有关。这些亦都载有大量信息，是该琮式瓶的本相，及其历经九个世纪的有力佐证。
南宋官窑贯耳瓶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烧制的瓷器是宋代瓷器中的精品。因为官窑瓷器的口部施釉稀薄，微露紫色，底部露胎处却偏赤铁色，所以有“紫口铁足”的称呼。
此尊贯耳瓶紫口铁足、瓶身开片，带有明显的官窑瓷的特征。瓶颈优美纤细、瓶腹圆润富态、瓶口两边的双耳小巧可爱，整体造型文静祥和，透出一股静谧优雅的美。釉质温润，犹如暖玉，粉青的釉色和瓶身上金丝的大开片更彰显了它的名贵与不凡。瓶底有一火戳印，底部的露胎处已经钙化，仿佛轻轻一碰瓷胎便会爆裂开，这明显是经过漫长岁月流逝才能自然形成的效果，更进一步表明了此瓶的历史悠久和珍贵的收藏价值。毕竟如今像这样能保存完好的传世的南宋官窑瓷器已经非常稀少、非常难得一见了。
细心打量，便会发现该瓶的底部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说起这个缺口至今仍让我懊恼不已，故事还要从我收藏这尊瓷器说起。
有一次我去师傅周毛弟的古玩店里玩，碰巧那天店里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他是师傅的一位老朋友，因为家里出了点儿事，急等着钱用，所以想托师傅帮帮忙，请他买下这尊瓷瓶。
我坐在一旁不由得心神一动，本来我就一直很热衷陶器、瓷器的收藏，这个瓷器一看就是“大开门”的好东西，还是南宋官窑的，既然有缘被我遇上了，怎么能不把它收藏起来呢！于是我赶忙对师傅表明了心迹，请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尊瓷器让给我。师傅看我心神激动、爱不释手的样子，也不忍心扫我的兴，就割爱把它让给我了。
这尊贯耳瓶原先被放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有一天，我把它拿出盒子给朋友欣赏时，一不小心在盒子上碰了一下，瓷瓶底部的一小块立即就爆开来，形成了一个缺口。原来经过九百多年，瓷器早已经钙化了，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实质上已很脆弱，稍不小心，那些已钙化的瓷胎就会爆裂开，要么一片片的，要么变成瓷粉。其实这也是鉴别瓷器真伪的一个方法，因为钙化的特点是长年累月自然形成的，作假是无法做出这种效果来的。
看着被碰坏的缺口，我心里懊恼不已，只恨自己当初为何没听朋友的劝告。吃一堑，长一智，我赶忙给它重新做了一个大一点儿的木盒，下面还垫上软软的海绵，以后尽量轻拿轻放，甚至尽量不拿出来了。
南宋官窑之郊坛官窑的鉴别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什么是青釉
青釉是古代瓷器釉色名。一种含铁量在1%—3%左右，经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呈现青绿色泽的釉，是中国最早的颜色釉。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青黄釉色是青釉的初级阶段。汉代已烧制出釉色纯正的青釉瓷器。至唐代日臻完美，被誉为“千峰翠色”。宋代的粉青、梅子青如同青玉，色泽与质感之美达到顶峰。明清之际，永乐朝的翠青、冬青（即东青），雍正朝的粉青、豆青等均色调匀净，苍翠欲滴，烧制水平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出现了很多名贵品种。 的青釉瓷器。因釉料中含有一定的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成熟青瓷烧成于东汉时期，浙江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致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流淡雅，秀丽美欢。这说明东汉时期的青瓷，已经具备了成熟瓷器的各种条件。从东汉起，历经六朝，唐宋以至明清各个时期，青瓷始终盛烧不衰。并涌现出各个朝代的名品佳作。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