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一、南宋官窑的历史演变宋代（北宋960-1126，南宋1127-1280年）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江南一带由于其富庶的地理条件和以外贸易的发展，已形成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还有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温州、婺州（今金年）、处州（今丽水）等地，这些市镇，历史悠久，瓷业甚为发达，既是瓷器生产中心，又是瓷器消费市场和销售集散地。越瓷、婺州窑瓷、龙泉青瓷已久负盛名，各树一帜。"靖康之难"，标志着北宋五朝的灭亡。中原地区诸名窑被毁。宋高宗赵构避逃东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庭。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为南宋官窑。据南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一书中记载说：政和间（北宋1111-1117年），就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沏，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段文献资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南宋官窑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后人研究都多以此为考证。文献说明，北宋时期已烧制官窑。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的技术和制作方法。文献把南宋官窑划分为"修内司"和"郊坛下"，前者"名内窑"，后者系"别立新窑"，并明确指出新窑"比旧窑大不侔"。据浙江省文管会1956年所发掘出来的一座南宋乌龟山窑址已确认了郊坛官窑的存在。但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址迄今未发现，有考古专家提出，抑或是它和郊坛下仅是一处窑址的两种称谓，这也有特研究与考古发现的印证。
二、南宋官窑瓷的特点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描述官窑瓷器说："官窑瓷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明人高濂在《遵生安笺》里进一步说明杭州官窑青瓷的特征是"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之下也。"在已发掘的杭州乌龟山郊坛官窑窑址中发现很多瓷片与窑具，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釉层较厚、釉色有粉青、蜜腊黄等色，器型常有盘、碗、碟等，还有仿古器皿是受北宋徽宗提倡仿古复古的影响，作为宫迁陈设用品；郊坛官窑遗址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特征与历代文献记述相符合。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依色谱的颜色分，是极浅的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南宋官窑瓷的胎土有黑褐色、灰褐色、灰色及红褐色等，但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谓"紫口铁足"是由于黑胎上釉后，口部及凸棱部位釉向下流，因而造成口棱部釉薄，而显现了胎色，这就是"紫口"。至于"铁足"则是指圈足部份的黑铁色了，南宋官窑的釉极厚，故便有"原釉薄胎"之说法。南宋官窑瓷多有纹片，有大小开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所谓"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一般，层层而下，多角形的开片，显白色的纹路，由于机会不多，较为特殊。釉面出现的纹片原是一种缺陷，它由于制作过程中工艺处理不当，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过大，使釉面发生裂纹，但我们的祖先巧妙地利用这种缺陷美，作为装饰瓷釉的特殊手段，使这种釉面纹路通过工艺的调整，控制裂纹的大小和疏密，形成纹片碎路，纵横交错，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经过人工染色，从而达到所谓"金丝铁线"的艺术效果。南宋官窑瓷的造型，品种包括很广，以陈设用瓷为主，有文房用具，也有日用器皿及装饰瓷，如尊、壶、琮、炉、瓶、碗、碟、洗样样都有。器型多仿自周、汉古制。造型严谨肃穆，古风朴朴，又配以"紫口铁足"更显得风韵别致、古色古香。官窑瓷器以小型器为多见，体积不大。但是它所表现的气度，却仍然不可漠视。南宋官窑青瓷，主要表现的不是在它的装饰，而在它本身如玉泉般的、庄重的、典雅的、神秘的自然美。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著称，这些制品反映出东方民族谆厚朴实，崇高古雅的独特艺术风格。官窑所烧的都是宫廷御用器，因此，要求制作都尽量完美，早期作品为了使器身全部敷釉，盘洗等器一般都以支钉装烧，唯支钉较汝州官窑为大且粗，数目甚至有多达二十枚者。晚期，则多以垫托垫烧，虽然是底留下一道无釉的痕迹，但涂上一层铁质护胎浆成"铁足"，使制品更富特色。南宋官窑瓷既继承了北宋汴京官窑瓷、河南汝官窑瓷等北方名窑的造型端庄简朴，釉质浑厚的特点，又吸收了南方越窑、龙泉窑等名窑的薄胎厚釉，釉面莹沏，造型精巧之精华。北艺南技的结合，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而且对世界文化艺术方面也是一个伟大的卓越的贡献。南宋王朝覆灭之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技艺失传，故传世珍品较少。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以2500万港币拍买的一件南宋官窑青瓷，创造了中国古陶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三、南宋官窑瓷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对恢复南宋官窑瓷作了批示：希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尽快弄清碎纹釉青瓷的原料、配方、烧制工艺，恢复古名窑。直到1976年，南宋官窑的恢复试制工作才全面开始。杭州瓷厂承担了研试任务，1978年，仿官窑灰青釉和月白釉二类试制品研制成功。1986年，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成立。同年，研制成功南宋官窑粉青金丝纹片瓷。近年来，杭州瓷厂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仿制的南宋官窑，不但继承了原有的以釉色取胜，以纹片著称，以造型见长之三大优点，而且又发展了刻、画、浮雕、堆塑与釉色结合等多种装饰工艺，丰富了造型，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在一九八七年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评比中，仿南宋官窑菊瓣碗，双弘贯耳瓶、果盘、葵口碗等十九件（套），新研制的十二锦瓶现代造型在全国同行产品质量评比中夺魁。荣获一九八七年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一九八八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中荣获银牌奖。
扩展阅读
陶瓷文化鉴赏-官窑
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
官窑也称御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
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由官府直接经营，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明代《事物绀珠》、《留留青》因袭此说。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形质与工艺与汝窑有共同处。器多仿古，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胎骨深灰、紫色或黑色，釉色有淡青、粉青、月白等，釉质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着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底有文钉烧痕，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南宋官窑】
南宋时在今杭州市凤凰山南麓乌龟山郊坛另设新窑，称“郊坛下官窑”，又称南宋官窑。此官窑瓷器胎为黑、深灰、浅灰、米黄色等，有厚薄之分，胎质细腻。釉面乳浊，多开片，称为“蟹爪纹”，釉色有粉青、淡青、灰青、月白、米黄等。因器口中施釉稀薄，微露紫色，足上却偏赤铁色，故有“紫口铁足”之称。
器型除碗、盘、碟、洗等日用器皿外，还有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觚等陈设瓷和祭祀用礼器。
注：图为官窑贯耳瓶（宋）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公元八世纪－－十四世纪)，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公元十四世纪－－十七世纪)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也称景德镇御窑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陶瓷文化：南宋官窑博物馆
南宋官窑是南宋朝廷专设的御用瓷窑，它烧制的瓷器造型端庄、釉色莹润、薄胎厚釉，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博物馆建筑按南宋风格构建，分为古窑址保护厅、出土文物展厅、传统作坊制作区三部分，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
南宋官窑博物馆馆内设有三个展厅：第一展厅主要展示中国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陶瓷文物，勾划出了中国古代陶瓷的演进历程；第二展厅详尽展示了南宋官窑的历史风貌、制作工艺和器物类别，生动地再现了其往昔的风姿神韵；第三展厅为临时展厅，定期或不定期地展出一些国内外的优秀展览。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南复路施家山42号
开放时间：8：30——16：30每周一闭馆(法定假日除外)
公交线路：?乘809路至八卦田下车即是?乘39、308路至水澄桥站下车往西?乘20路至终点站陶瓷品市场下车?乘12路至丝绸博物馆换乘809路
南宋官窑与中国礼乐文化
座落在杭州城南乌龟山西麓的南宋官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专门烧制南宋宫廷用瓷的御窑厂，其产品造型古朴典雅，色泽纯净，滋润如玉，其中，最能表现其特点的是大量的仿青铜器造型的礼器，如簋式炉、樽式炉、鼎式炉、觚、贯耳瓶、八棱瓶、鬲式炉等等。这些仿古礼器的大量出现，与中国社会历来推崇的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折射出宋代文人对中国汉文化的固守心理，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定格。下面我们从南宋官窑的色泽和礼器造型两个方面去探讨南宋官窑的文化内涵。 一、南宋官窑的釉装饰与宋代文人的审美意境 南宋官窑青瓷的礼器没有什么传统的纹饰装饰，甚至连青铜器上常见的蟠龙和饕餮纹都很少见或不见。它从丰厚釉面及利用窑内不同的膨胀系数产生的釉面开片，反映出独特艺术风格。我们称之为釉装饰。“南宋官窑青瓷主要的釉色，碎裂纹及造型取胜，器物造型古朴端庄，釉色滋润似玉……。”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并没有形成其独特的风格，釉薄有光泽，胎体比较细，釉面普遍开裂，但纹饰疏密不一。从工艺上讲，这类产品与北宋汝窑或官窑的产品的风格较接近。南宋官窑的制瓷技艺真正成熟并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应该是在南宋晚期。有学者说：“薄胎厚釉，釉层柔和如玉，开片疏密有致，紫口铁足，是南宋后期官窑青瓷的特点。”南宋官窑发掘报告则更加实证性地阐述了这薄胎厚釉的生产工艺流程：“在严重生烧的薄胎厚釉瓷断面，釉层明显地分成３或４层，说明厚釉瓷是经过了３或４次素烧、上釉的复杂性的工艺过程，釉层丰厚，滋润如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精工细作的工场，一丝不苟的修胎，反复的素烧，才现出了这形制完美精巧，釉面滋润含蓄具有玉石般质感的南宋官窑青瓷，透出了宋代文人特有的高雅的审美意境。 南宋官窑青瓷的釉色所追求的玉的质感，实质上是一种对玉的崇尚。这种对玉的崇尚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就用玉石雕刻成各种礼器用于祈神求福或占卜。那时候的玉的拥有者，根据不同的形制和数量来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玉，历来是最珍贵的礼器。说文曰：“石之美有五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石具有仁、智、礼、义、信五德的完美人格意向。这种完美的人格意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到了宋代，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如是说：“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南宋官窑青瓷，正是在这种人文精神倡导下的产物。把端庄古朴的造型与具有温润含蓄的玉质般的釉色结合在一起，出现的这种冰清玉洁，典雅高贵的文人气质，是宋代文人所梦寐以求的美感。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得好：“玉质的坚贞而温润，它们的色泽的空灵幻美，却领导着中国的玄思，趋向精神人格之美的表现。”“不但古之君子比德于玉，中国的画、瓷器、书法、诗、七弦琴都以精光内敛，温润如玉的美为意象。”玉，包涵了中国礼乐文化的最高境界。南宋文人倡导的南宋官窑青瓷之釉色、造型是中国礼文化的再现与定格，这也正是南宋官窑数百年来魅力之所在。二、南宋官窑中礼器的造型与中国的礼器文化
《说文》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祭神求福的仪式。是人企图与神沟通的一种形式。人类向神祈祷求福，就需要有献礼，需要专用的器皿，以示神圣、虔诚。礼器就是祭礼仪式中所用的器皿。中国是一个用“礼”来构筑秩序的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等级的人，有不同的仪式，使用不同的器皿。“器”与“礼”是不能分开的。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礼器，是专供皇帝祭礼或陈设用瓷。“它的产品除皇帝特赐给功臣外，官僚和庶民是无权使用的。”因此，南宋官窑本身就是“礼”的产物。“在文献中如《礼记·曲礼》便有“天子之六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陶工曰土工。”任何一个朝代的天子都会需要陶工，南宋官窑是北宋官窑的延续，也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延续。
《南宋官窑》发掘报告中说：“有一批在宋代一般民窑中少见或不见的仿古器形，如鼎式、鬲式、樽式、簋式或带乳钉的香炉和熏炉，觚，琮式瓶及其他形制特殊的瓶，壶类，各式器座等。这些器物造型古朴典雅，线条简洁挺拔，表现出南宋时期特有的风格，给人以高贵典雅之美感。
礼和乐是构筑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记》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传统的礼乐文化在宋代得文人们的固守和推崇，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当时就提出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的学说。南宋官窑青瓷中的礼器并不仅仅是皇帝所用的祭礼器皿或陈设瓷而已，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与宋代文人推崇的复古风及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目前很难考证南宋皇帝在祭礼仪式中是如何使用那些青瓷礼器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青瓷礼器的造型大多源自商代的青铜器，还有更加久远的，如琮式瓶、鬲式炉等。这些器型一是出自于宋代文人的高雅的审美意境，另一点是出于宋高宗南渡以后，为丢失的半壁江山深感愧对祖先，希望收复中原的强烈意愿。他建太庙，设郊坛，每年都要举行频繁的祭礼仪式。他想借助祖先和神灵的力量来唤回他失去的江山。有学者认为，每个朝代将要没落的时候，在瓷器方面往往会出现很多的香炉。南宋官窑青瓷的礼器造型中的各种不同形状的香炉是否也有这样的意味呢？因此，南宋官窑中的礼器造型，充分表现了南宋王朝渴望固守江山，固守汉文化的心理。
宋代，是中国文化艺术高度发达时期，在哲学思想方面有程朱理学，在文化上有苏东坡、欧阳修、李清照等大批优秀词人，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有宋徽宗、宋高宗、黄山谷、马远、夏圭等画家、书法家。有人说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顶峰，那么南宋官窑则是中国青瓷艺术发展的顶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就拿虽为陶匠所烧，却供士大夫所用的瓷器说，宋代讲究的是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它上与唐之鲜艳，下与明清之俗丽都迥然不同。”瓷器与宋代其它的艺术门类不同，诗词书画本身就是高雅的艺术品，而瓷器不仅有审美的一面，还有它实用的一面。它以它特殊的形制来感化人们，陶治人们。南宋官窑青瓷，就是以其特有的造型与色泽，将礼乐文化的信息传递给后世，成为瓷器中的经典。
陶瓷文化鉴赏-南宋龙泉溪口窑炉
◆钱汉东今年春天，我重访浙江龙泉窑，到离龙泉大窑村不远处的溪口窑考察。溪口村有大麻、墩头、坳头等窑址，我还捡到那种黑胎青釉俗称“铁骨”的瓷片，当地人谓曰“夹心饼干”，在杭州老虎洞修内史窑，我见过类似的瓷片。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的似碧波，有的如翠玉。其特征为“紫口铁足”和自然开片，产品流溢着一种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当地朋友将一尊溪口窑鼎式炉残器相赠，说是早年在此拾得，供我作研究之用。回沪后我请上海博物馆蒋道银先生将其精心修复，人们得以看到此器物的原貌。炉高7厘米，直径9厘米，葵口平撇，三足鼎式炉，颈部自然收束，瓜棱形腹，里外通体施青釉，釉面有不规则的开片，呈半透明状，玻璃质感很强，足底露胎，釉与胎的连接处，留有褐色边痕。香炉造型典雅高贵，尽显风流，应为南宋时期的遗物。名闻世界的龙泉青瓷，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被收藏家追捧。我知道龙泉还有溪口窑，是看了中国古陶瓷先驱陈万里先生龙泉考察报告，引起我的关注，里面写到了溪口窑。在1938年9月，陈万里第二次赴溪口调查，认为此处系古代龙泉烧瓷精华所集。他在笔记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窑，原为典籍所不载，我于民国二十三年发现以后，曾将所获碎片与同好者商讨，并于浙江文献展览会上陈列之，于是湖滨骨董贾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历历如数家珍。”陈万里认为：此地“颇多仿自铜器之式样，其为沿袭两宋官窑之作风，昭然可见，此实为龙泉造瓷中之黄金时代。”从陈万里的笔记中，我们看得出溪口窑在龙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陈万里甚至一度认为这里就是哥窑的产地，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绍兴和议”后，江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南宋朝廷则偏安于江南一隅，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仅祭祀、陈设、饮食需要大量瓷器，而且不少瓷器用于赏赐。北方窑工“随驾南来”，纷纷涌入浙江，集中在龙泉窑的各个窑场从事瓷业生产，为龙泉生产官器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溪口黑胎青瓷无论是产品种类、器形设计、工艺特色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诸多名窑的影响，其中受到汝窑影响最深。这类黑胎青瓷很可能是出自北方窑工之手，可以说是北宋汝窑青瓷在龙泉的延续。陈万里当年无法确定哥窑产地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来自各地的古董商发现龙泉窑址后，使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一些老农回忆，当时中外古董商纷至沓来，云集溪口一带，雇用当地农民对窑址进行大肆挖掘，并廉价收购所掘遗物，遗址已被翻了几遍，其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我见过当地人收藏的一些哥窑瓷片，同传世器物十分相似。但是单凭几片碎瓷残件，无法判断是否就是哥窑遗址。遭遇到当年陈万里同样的困惑。在此烧造宫廷用瓷是毫无疑问的，离这里不远处发现明代官器遗址。这里出土的陈设品许多是仿商周秦汉青铜器及玉器造型，受到赵氏帝王倡导的复古风气的影响。这尊溪口窑鼎式炉，让我浮想联翩，这类黑胎厚釉青瓷真是“袭故京遗制”而生产的吗？南宋龙泉窑同杭州修内司官窑存在何种内在联系？我们期待着考古发掘提供新证据。
陶瓷文化鉴赏-记南宋龙泉溪口窑炉
今年春天，我重访浙江龙泉窑，到离龙泉大窑村不远处的溪口窑考察。溪口村有大麻、墩头、坳头等窑址，我还捡到那种黑胎青釉俗称“铁骨”的瓷片，当地人谓曰“夹心饼干”，在杭州老虎洞修内史窑，我见过类似的瓷片。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的似碧波，有的如翠玉。其特征为“紫口铁足”和自然开片，产品流溢着一种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当地朋友将一尊溪口窑鼎式炉残器相赠，说是早年在此拾得，供我作研究之用。回沪后我请上海博物馆蒋道银先生将其精心修复，人们得以看到此器物的原貌。炉高7厘米，直径9厘米，葵口平撇，三足鼎式炉，颈部自然收束，瓜棱形腹，里外通体施青釉，釉面有不规则的开片，呈半透明状，玻璃质感很强，足底露胎，釉与胎的连接处，留有褐色边痕。香炉造型典雅高贵，尽显风流，应为南宋时期的遗物。名闻世界的龙泉青瓷，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被收藏家追捧。我知道龙泉还有溪口窑，是看了中国古陶瓷先驱陈万里先生龙泉考察报告，引起我的关注，里面写到了溪口窑。在1938年9月，陈万里第二次赴溪口调查，认为此处系古代龙泉烧瓷精华所集。他在笔记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窑，原为典籍所不载，我于民国二十三年发现以后，曾将所获碎片与同好者商讨，并于浙江文献展览会上陈列之，于是湖滨骨董贾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历历如数家珍。”陈万里认为：此地“颇多仿自铜器之式样，其为沿袭两宋官窑之作风，昭然可见，此实为龙泉造瓷中之黄金时代。”从陈万里的笔记中，我们看得出溪口窑在龙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陈万里甚至一度认为这里就是哥窑的产地，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绍兴和议”后，江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南宋朝廷则偏安于江南一隅，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仅祭祀、陈设、饮食需要大量瓷器，而且不少瓷器用于赏赐。北方窑工“随驾南来”，纷纷涌入浙江，集中在龙泉窑的各个窑场从事瓷业生产，为龙泉生产官器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溪口黑胎青瓷无论是产品种类、器形设计、工艺特色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诸多名窑的影响，其中受到汝窑影响最深。这类黑胎青瓷很可能是出自北方窑工之手，可以说是北宋汝窑青瓷在龙泉的延续。陈万里当年无法确定哥窑产地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来自各地的古董商发现龙泉窑址后，使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一些老农回忆，当时中外古董商纷至沓来，云集溪口一带，雇用当地农民对窑址进行大肆挖掘，并廉价收购所掘遗物，遗址已被翻了几遍，其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我见过当地人收藏的一些哥窑瓷片，同传世器物十分相似。但是单凭几片碎瓷残件，无法判断是否就是哥窑遗址。遭遇到当年陈万里同样的困惑。在此烧造宫廷用瓷是毫无疑问的，离这里不远处发现明代官器遗址。这里出土的陈设品许多是仿商周秦汉青铜器及玉器造型，受到赵氏帝王倡导的复古风气的影响。这尊溪口窑鼎式炉，让我浮想联翩，这类黑胎厚釉青瓷真是“袭故京遗制”而生产的吗？南宋龙泉窑同杭州修内司官窑存在何种内在联系？
陶瓷文化鉴赏-汴京官窑
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南北之分、北宋后期所设官窑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宋顾文荐《负喧杂录》有“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以后明、清文献多因袭此说。南宋官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北宋汴京官窑，按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的观点，窑址在今开封地下，目前未曾发掘，无法取证。但从传世品来看、此窑是继汝窑之后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窑口，器物形制与烧制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官窑器形多仿古，釉色为粉青、月白色，釉质晶莹润泽，釉面开片纹，有文献上所描述的紫口铁足特征，底部有土烧痕。另—观点认为北宋官窑不存在，汝窑即北宋的官窑，这也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陶瓷文化鉴赏-贡窑·官窑·御窑
同一单词往往具多义性，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要联系上下文，一般不会搞错。但有时也会出现误会，之所以如此，一般是由于互相之间没有达成默契，即没有形成所谓的约定俗成。比如“官窑”二字，可能是瓷学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然而仔细阅读不同作者的文字，可以发现每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同一语境中所表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内涵也会有所出入。稍作总结，可以发现这个词起码有以下四种意思：一是泛指古代所有为皇室乃至官府烧制陶、瓷器的窑场，实际上把历代贡窑都圈划了进去。如从这一概念出发，所谓“官窑”起码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据有关报道，岳州窑曾出土南北朝时的“太官”字铭瓷片和“官”字款匣钵，而落“官”字的瓷器通常属贡窑，这在瓷学界基本已成共识；二是仅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皇室所有的官办瓷器窑场，不仅与所有权属民间，但烧制御瓷的“贡窑”划清界限，也区别于另—些同样是官办的烧制建筑用材、陶器的“官窑”，相当于明清人概念中的御器厂或御窑、御厂。如实指的话，除了明清景德镇珠山范围内的那个“官窑”外，历史上真正称得上这一概念的，只有北宋徽宗时的那个“自置窑烧造”的“汴京窑”及南奔后“袭故京遗制”的杭州“修内司窑”、“乌龟山窑”；第三是仅指御器厂内的窑炉，如《浮梁县志》云：“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虽然宋人已将官办窑场包括作坊和窑炉两大部分简称为“官窑”，但因明代景德镇的生产体制往往是作坊与窑炉分开经营除嘉靖之前的御厂和少数兼有作坊和窑炉的业主完全是“囵烧”外，嘉靖时部分“厂坯”和相当部分民用器都采取“搭烧”法，而康熙以后，所有“厂坯”都实行“官搭民烧”，即官器在民设窑炉内焙烧的制度，为了有所区分，所以当时“官窑”一词仅指官设窑炉《江西大志》云：“陶窑，官五十八座”，而称官办作坊为“御器厂”、“御厂”；第四层意思实际是“官窑器”三字的简称。
由于指向有别，这就难免造成交流时的彼此误会。比如景德镇至正型元青花，有专家说它们属官窑，是基于它们与元代官用瓷器枢府瓷同出一窑，且发现有五爪龙纹；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属民窑，理由是这些产品并非全供官用有“至正十一年”象耳瓶上的铭文为证，即便有部分产品属御用之器，也只是属贡瓷性质。其实前者的立论前提是把贡窑也划入官窑范畴，属广义，后者则比较纯粹，属狭义。近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瓷学家们正在尝试将“官窑”这个词统一用法，如有专家主张干脆单独列出“御窑”这一概念，以区别于贡窑及地方“官窑”，但又有人认为“官窑”之“官”本来就不是指一般官府，而是“官家”、“官人”之“官”，再说宋人早就称“自置窑烧造”的皇家窑场为“官窑”，我们何必再节外生枝呢﹖实际上，究竟是用“贡窑”对应“官窑”，还是用“官窑”对应“御窑”都不重要，只要达成默契即可，重要的是瓷学界在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