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文化。
座落在杭州城南乌龟山西麓的南宋官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专门烧制南宋宫廷用瓷的御窑厂，其产品造型古朴典雅，色泽纯净，滋润如玉，其中，最能表现其特点的是大量的仿青铜器造型的礼器，如簋式炉、樽式炉、鼎式炉、觚、贯耳瓶、八棱瓶、鬲式炉等等。这些仿古礼器的大量出现，与中国社会历来推崇的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折射出宋代文人对中国汉文化的固守心理，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定格。下面我们从南宋官窑的色泽和礼器造型两个方面去探讨南宋官窑的文化内涵。 一、南宋官窑的釉装饰与宋代文人的审美意境 南宋官窑青瓷的礼器没有什么传统的纹饰装饰，甚至连青铜器上常见的蟠龙和饕餮纹都很少见或不见。它从丰厚釉面及利用窑内不同的膨胀系数产生的釉面开片，反映出独特艺术风格。我们称之为釉装饰。“南宋官窑青瓷主要的釉色，碎裂纹及造型取胜，器物造型古朴端庄，釉色滋润似玉……。”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并没有形成其独特的风格，釉薄有光泽，胎体比较细，釉面普遍开裂，但纹饰疏密不一。从工艺上讲，这类产品与北宋汝窑或官窑的产品的风格较接近。南宋官窑的制瓷技艺真正成熟并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应该是在南宋晚期。有学者说：“薄胎厚釉，釉层柔和如玉，开片疏密有致，紫口铁足，是南宋后期官窑青瓷的特点。”南宋官窑发掘报告则更加实证性地阐述了这薄胎厚釉的生产工艺流程：“在严重生烧的薄胎厚釉瓷断面，釉层明显地分成３或４层，说明厚釉瓷是经过了３或４次素烧、上釉的复杂性的工艺过程，釉层丰厚，滋润如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精工细作的工场，一丝不苟的修胎，反复的素烧，才现出了这形制完美精巧，釉面滋润含蓄具有玉石般质感的南宋官窑青瓷，透出了宋代文人特有的高雅的审美意境。 南宋官窑青瓷的釉色所追求的玉的质感，实质上是一种对玉的崇尚。这种对玉的崇尚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就用玉石雕刻成各种礼器用于祈神求福或占卜。那时候的玉的拥有者，根据不同的形制和数量来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玉，历来是最珍贵的礼器。说文曰：“石之美有五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石具有仁、智、礼、义、信五德的完美人格意向。这种完美的人格意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到了宋代，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如是说：“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南宋官窑青瓷，正是在这种人文精神倡导下的产物。把端庄古朴的造型与具有温润含蓄的玉质般的釉色结合在一起，出现的这种冰清玉洁，典雅高贵的文人气质，是宋代文人所梦寐以求的美感。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得好：“玉质的坚贞而温润，它们的色泽的空灵幻美，却领导着中国的玄思，趋向精神人格之美的表现。”“不但古之君子比德于玉，中国的画、瓷器、书法、诗、七弦琴都以精光内敛，温润如玉的美为意象。”玉，包涵了中国礼乐文化的最高境界。南宋文人倡导的南宋官窑青瓷之釉色、造型是中国礼文化的再现与定格，这也正是南宋官窑数百年来魅力之所在。二、南宋官窑中礼器的造型与中国的礼器文化《说文》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祭神求福的仪式。是人企图与神沟通的一种形式。人类向神祈祷求福，就需要有献礼，需要专用的器皿，以示神圣、虔诚。礼器就是祭礼仪式中所用的器皿。中国是一个用“礼”来构筑秩序的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等级的人，有不同的仪式，使用不同的器皿。“器”与“礼”是不能分开的。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礼器，是专供皇帝祭礼或陈设用瓷。“它的产品除皇帝特赐给功臣外，官僚和庶民是无权使用的。”因此，南宋官窑本身就是“礼”的产物。“在文献中如《礼记·曲礼》便有“天子之六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陶工曰土工。”任何一个朝代的天子都会需要陶工，南宋官窑是北宋官窑的延续，也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延续。
《南宋官窑》发掘报告中说：“有一批在宋代一般民窑中少见或不见的仿古器形，如鼎式、鬲式、樽式、簋式或带乳钉的香炉和熏炉，觚，琮式瓶及其他形制特殊的瓶，壶类，各式器座等。这些器物造型古朴典雅，线条简洁挺拔，表现出南宋时期特有的风格，给人以高贵典雅之美感。
礼和乐是构筑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记》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传统的礼乐文化在宋代得文人们的固守和推崇，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当时就提出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的学说。南宋官窑青瓷中的礼器并不仅仅是皇帝所用的祭礼器皿或陈设瓷而已，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与宋代文人推崇的复古风及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目前很难考证南宋皇帝在祭礼仪式中是如何使用那些青瓷礼器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青瓷礼器的造型大多源自商代的青铜器，还有更加久远的，如琮式瓶、鬲式炉等。这些器型一是出自于宋代文人的高雅的审美意境，另一点是出于宋高宗南渡以后，为丢失的半壁江山深感愧对祖先，希望收复中原的强烈意愿。他建太庙，设郊坛，每年都要举行频繁的祭礼仪式。他想借助祖先和神灵的力量来唤回他失去的江山。有学者认为，每个朝代将要没落的时候，在瓷器方面往往会出现很多的香炉。南宋官窑青瓷的礼器造型中的各种不同形状的香炉是否也有这样的意味呢？因此，南宋官窑中的礼器造型，充分表现了南宋王朝渴望固守江山，固守汉文化的心理。
宋代，是中国文化艺术高度发达时期，在哲学思想方面有程朱理学，在文化上有苏东坡、欧阳修、李清照等大批优秀词人，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有宋徽宗、宋高宗、黄山谷、马远、夏圭等画家、书法家。有人说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顶峰，那么南宋官窑则是中国青瓷艺术发展的顶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就拿虽为陶匠所烧，却供士大夫所用的瓷器说，宋代讲究的是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它上与唐之鲜艳，下与明清之俗丽都迥然不同。”瓷器与宋代其它的艺术门类不同，诗词书画本身就是高雅的艺术品，而瓷器不仅有审美的一面，还有它实用的一面。它以它特殊的形制来感化人们，陶治人们。南宋官窑青瓷，就是以其特有的造型与色泽，将礼乐文化的信息传递给后世，成为瓷器中的经典。
扩展阅读
陶瓷文化鉴赏-南宋官窑
一、南宋官窑的历史演变宋代（北宋960-1126，南宋1127-1280年）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江南一带由于其富庶的地理条件和以外贸易的发展，已形成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还有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温州、婺州（今金年）、处州（今丽水）等地，这些市镇，历史悠久，瓷业甚为发达，既是瓷器生产中心，又是瓷器消费市场和销售集散地。越瓷、婺州窑瓷、龙泉青瓷已久负盛名，各树一帜。"靖康之难"，标志着北宋五朝的灭亡。中原地区诸名窑被毁。宋高宗赵构避逃东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庭。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为南宋官窑。据南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一书中记载说：政和间（北宋1111-1117年），就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沏，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段文献资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南宋官窑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后人研究都多以此为考证。文献说明，北宋时期已烧制官窑。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的技术和制作方法。文献把南宋官窑划分为"修内司"和"郊坛下"，前者"名内窑"，后者系"别立新窑"，并明确指出新窑"比旧窑大不侔"。据浙江省文管会1956年所发掘出来的一座南宋乌龟山窑址已确认了郊坛官窑的存在。但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址迄今未发现，有考古专家提出，抑或是它和郊坛下仅是一处窑址的两种称谓，这也有特研究与考古发现的印证。
二、南宋官窑瓷的特点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描述官窑瓷器说："官窑瓷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明人高濂在《遵生安笺》里进一步说明杭州官窑青瓷的特征是"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之下也。"在已发掘的杭州乌龟山郊坛官窑窑址中发现很多瓷片与窑具，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釉层较厚、釉色有粉青、蜜腊黄等色，器型常有盘、碗、碟等，还有仿古器皿是受北宋徽宗提倡仿古复古的影响，作为宫迁陈设用品；郊坛官窑遗址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特征与历代文献记述相符合。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依色谱的颜色分，是极浅的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南宋官窑瓷的胎土有黑褐色、灰褐色、灰色及红褐色等，但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谓"紫口铁足"是由于黑胎上釉后，口部及凸棱部位釉向下流，因而造成口棱部釉薄，而显现了胎色，这就是"紫口"。至于"铁足"则是指圈足部份的黑铁色了，南宋官窑的釉极厚，故便有"原釉薄胎"之说法。南宋官窑瓷多有纹片，有大小开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所谓"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一般，层层而下，多角形的开片，显白色的纹路，由于机会不多，较为特殊。釉面出现的纹片原是一种缺陷，它由于制作过程中工艺处理不当，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过大，使釉面发生裂纹，但我们的祖先巧妙地利用这种缺陷美，作为装饰瓷釉的特殊手段，使这种釉面纹路通过工艺的调整，控制裂纹的大小和疏密，形成纹片碎路，纵横交错，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经过人工染色，从而达到所谓"金丝铁线"的艺术效果。南宋官窑瓷的造型，品种包括很广，以陈设用瓷为主，有文房用具，也有日用器皿及装饰瓷，如尊、壶、琮、炉、瓶、碗、碟、洗样样都有。器型多仿自周、汉古制。造型严谨肃穆，古风朴朴，又配以"紫口铁足"更显得风韵别致、古色古香。官窑瓷器以小型器为多见，体积不大。但是它所表现的气度，却仍然不可漠视。南宋官窑青瓷，主要表现的不是在它的装饰，而在它本身如玉泉般的、庄重的、典雅的、神秘的自然美。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著称，这些制品反映出东方民族谆厚朴实，崇高古雅的独特艺术风格。官窑所烧的都是宫廷御用器，因此，要求制作都尽量完美，早期作品为了使器身全部敷釉，盘洗等器一般都以支钉装烧，唯支钉较汝州官窑为大且粗，数目甚至有多达二十枚者。晚期，则多以垫托垫烧，虽然是底留下一道无釉的痕迹，但涂上一层铁质护胎浆成"铁足"，使制品更富特色。南宋官窑瓷既继承了北宋汴京官窑瓷、河南汝官窑瓷等北方名窑的造型端庄简朴，釉质浑厚的特点，又吸收了南方越窑、龙泉窑等名窑的薄胎厚釉，釉面莹沏，造型精巧之精华。北艺南技的结合，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而且对世界文化艺术方面也是一个伟大的卓越的贡献。南宋王朝覆灭之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技艺失传，故传世珍品较少。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以2500万港币拍买的一件南宋官窑青瓷，创造了中国古陶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三、南宋官窑瓷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对恢复南宋官窑瓷作了批示：希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尽快弄清碎纹釉青瓷的原料、配方、烧制工艺，恢复古名窑。直到1976年，南宋官窑的恢复试制工作才全面开始。杭州瓷厂承担了研试任务，1978年，仿官窑灰青釉和月白釉二类试制品研制成功。1986年，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成立。同年，研制成功南宋官窑粉青金丝纹片瓷。近年来，杭州瓷厂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仿制的南宋官窑，不但继承了原有的以釉色取胜，以纹片著称，以造型见长之三大优点，而且又发展了刻、画、浮雕、堆塑与釉色结合等多种装饰工艺，丰富了造型，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在一九八七年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评比中，仿南宋官窑菊瓣碗，双弘贯耳瓶、果盘、葵口碗等十九件（套），新研制的十二锦瓶现代造型在全国同行产品质量评比中夺魁。荣获一九八七年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一九八八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中荣获银牌奖。
陶瓷文化：南宋官窑博物馆
南宋官窑是南宋朝廷专设的御用瓷窑，它烧制的瓷器造型端庄、釉色莹润、薄胎厚釉，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博物馆建筑按南宋风格构建，分为古窑址保护厅、出土文物展厅、传统作坊制作区三部分，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
南宋官窑博物馆馆内设有三个展厅：第一展厅主要展示中国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陶瓷文物，勾划出了中国古代陶瓷的演进历程；第二展厅详尽展示了南宋官窑的历史风貌、制作工艺和器物类别，生动地再现了其往昔的风姿神韵；第三展厅为临时展厅，定期或不定期地展出一些国内外的优秀展览。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南复路施家山42号
开放时间：8：30——16：30每周一闭馆(法定假日除外)
公交线路：?乘809路至八卦田下车即是?乘39、308路至水澄桥站下车往西?乘20路至终点站陶瓷品市场下车?乘12路至丝绸博物馆换乘809路
叶国珍来深诠释南宋官窑文化
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古陶瓷科学与艺术研究学者、浙江萧山宋代名瓷研究所所长叶国珍教授今晚将在福田区文化馆作题为“南宋官窑文化内涵赏析”的讲座。尤为难得的是，汇聚了27件作品的“浙江省南宋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聚珍展”也将于当天同时在该馆主办的社区艺文公共空间茶淘会开幕。
被视为中国古瓷登峰造极之作的南宋官窑距今已有近800年历史。南宋官窑位于杭州凤凰山和乌龟山，是南宋朝廷为宫廷用瓷而由官家建造的瓷窑，“南宋王朝历时138年，官窑也生产了138年，而目前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传世之作不过100多件。”叶国珍告诉记者，这与官窑采用的特殊的紫金土材料及复杂工艺密切相关。在今年4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南宋官窑粉青釉纸槌瓶拍到6000万港币之巨，似乎已经说明了官窑的价值。
56岁的叶国珍经历独特，他早年在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陶瓷艺术创作，1986年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工程系。为了再现早已失传的南宋官窑，叶国珍通过收集资料、考察遗址、分析各种制瓷原料和化学成分、分析官窑碎瓷片岩相结构、模拟官窑制瓷工艺，经过二千多次配方调整和工艺试验，历时二年多时间的科学研究，于1978年恢复了失传已有七百多年的南宋官窑，并因此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南宋官窑的历史演变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时，建立修内司、郊坛下窑，生产宫廷专用御品，故称“南宋官窑”。
宋代（北宋960-1126，南宋1127-1280年），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江南一带由于其富庶的地理条件和以外贸易的发展，已形成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还有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温州、婺州（今金年）、处州（今丽水）等地，这些市镇，历史悠久，瓷业甚为发达，既是瓷器生产中心，又是瓷器消费市场和销售集散地。越瓷、婺州窑瓷、龙泉青瓷已久负盛名，各树一帜。
“靖康之难”，标志着北宋五朝的灭亡。中原地区诸名窑被毁。宋高宗赵构避逃东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庭。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为南宋官窑。
据南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一书中记载说：政和间（北宋1111-1117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沏，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段文献资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南宋官窑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后人研究都多以此为考证。文献说明，北宋时期已烧制官窑。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的技术和制作方法。文献把南宋官窑划分为“修内司”和“郊坛下”，前者“名内窑”，后者系“别立新窑”，并明确指出新窑“比旧窑大不侔”。 据浙江省文管会1956年所发掘出来的一座南宋乌龟山窑址已确认了郊坛官窑的存在。但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址迄今未发现，有考古专家提出，抑或是它和郊坛下仅是一处窑址的两种称谓，这也有待研究与考古发现的印证。
1950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对恢复南宋官窑瓷作了批示：希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尽快弄清碎纹釉青瓷的原料、配方、烧制工艺，恢复古名窑。直到1976年，南宋官窑的恢复试制工作才全面开始。
南宋官窑琮式瓶
佛教与中国陶瓷文化
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了佛教教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定要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在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失常的状态下，佛教不独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也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佛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了降魔伏妖与祈求佛福的种种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吸收并自创各派，产生了新的教义。
中国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洁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洁经》说他是古代一位乘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鍵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有十六个弟子，称“十六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流行。
贲巴壶：作为佛教专用器物，与阿拉伯人携来中原贮水具扁壶不同，贲巴壶主要用于佛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复《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元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分支)传播蒙古，而满族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也尊喇嘛教。清代官窑生产此壶是为了供朝廷赐给天下喇嘛各寺，朝廷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孔庙，示意尊敬。
贲巴壶有流嘴、但无执柄，使用时手握壶颈，若贲巴壶省去流嘴，便称贲巴瓶，佛教徒用于盛水，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因此称藏草瓶，贲巴壶也称藏单壶。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大悲心经》又曰：“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当为甘露手”。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故军持复称甘露瓶。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只是结构轮廓简洁，纹饰青花，无多装饰，仍为用具，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
折腰碗：撇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西藏的饮茶习惯也开始流行，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容器是浅腹的木碗或铜碗，与折腰碗相似，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僧帽壶：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铝的法冠而得名。仿西藏银壶造型，藏语称为“缪甘伊”，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用来敬青稞酒，可见僧帽壶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型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荼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元代的藏传佛教，清代的喇嘛教，使它在教徒的生活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场合上使用，其他人严禁使用，与宗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德化瓷塑出现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明代由于“象牙白”瓷土的运用，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陈伟等瓷塑大师艺术达到高峰，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最为珍贵。清乾隆《泉州府志》说：“何朝宗……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土，天下传宝之”。这些瓷塑佛像流传到亚非欧一些国家，被当作珍贵的艺术品供陈列观赏，然而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或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却把它作为偶象来崇拜，日本的基督教徒竟将德化生产送子观音瓷塑佛像当作圣母玛丽娅来崇拜，有不少华侨也将他们带到所在国供奉，其需求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为的程度。
佛教对中国陶瓷器型和装饰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大约和孔子同时代，印度阿育王朝相当我国秦汉时期，佛教兴盛并成为
印度国教。佛教本来并不崇拜偶像，自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西北部后，受艺术的影响，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用雕塑、绘画等造型表现佛、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并以此作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道场。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各大名窑的陶瓷发展，佛教文化中的佛教、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中国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的图案，尤其是景德镇陶瓷的青花瓷器更是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两晋瓷器装饰上已有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教造像和忍冬纹，工匠艺人将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风格不同于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垂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佛教界称到达彼岸，成就完美人格者为如来，所以陷于苦难的人就向如来求救，或者萌发向如来求救的心理，为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模仿如来的陶瓷雕塑应运而生，光洁的瓷器表现了如来的大德、大智、人性、人格。菩萨遵从如来的教诲，绝不独善其身，时时眷顾弱小的人，并适时地援助他们，弘扬如来的教义，希望能和众生一起升越。菩萨、观世音本已进入如来的境界，就为了济渡苦难的众生，才自愿入地狱济助，因此，菩萨的塑像就特别多。例如人们供奉的千手观音，即是以千手象征观音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而六地藏和六观音，是于六道中分别以救世主出现的佛。从出土的流传文物中，可以找到许多陶瓷的雕塑，面目慈祥、神态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9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帖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唐代用印度风格塔形罐作为随葬品，型制比较特别，整体高，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圆腹、平底；上部是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罐身，饰着莲瓣纹饰，以三彩陶器最常见。唐三彩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民族化与中国化。盛唐的人物雕塑造型准确，比例恰当，注重人物神态，注重审美心理。随着对女性欣赏观念的改变，八世纪初“吴带当风”式的胖女俑成了新一代美女的写照，衣饰线条飘逸流畅，神情气度典雅妩媚，成为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作了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中国陶瓷史与中国文化
商 原始瓷青釉弦纹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西汉 青釉原始瓷划花双系罐
―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西晋 越窑系青釉印纹豆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北朝 青釉莲花尊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隋 青釉模印塑贴四系罐
唐 白釉兔系罐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唐 定窑白釉盒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唐 长沙窑模印贴花褐斑注子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宋 汝窑天青釉圆洗
— 早熟的中国文化 —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