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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汝瓷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汝瓷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中国古代瓷器发展

2020-08-05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1947年临汝解放后,汝瓷又恢复青春。1952年,私人经营的严和店瓷厂经过改造成为集体经营,后又转为地方国营县办汝瓷厂(即汝州市汝瓷一厂),产品以粗瓷碗、盆为主,也兼烧瓷缸耐火砖等。1953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1956年临汝县汝瓷厂老工人郭遂接受了试验豆绿釉的任务,在原汝瓷厂领导班子的支持下于1957年釉料研制取得突破进入试烧阶段,经过数百次的试烧和分析研究,通过多方学习,终于试制成功了汝瓷“豆绿釉”。1958年在和马永杰、杨桂荣、孟祥泰、裴庭普的共同努力下,研制出汝瓷大型透花盆、洗字盘等产品,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郭遂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亲切接见。1963年汝瓷开展大规模试验生产,同年第一批汝瓷豆绿釉产品参加了全国古陶瓷博览会。

1971年由洛阳地区组织,临汝县汝瓷厂书记张全和技术员马永杰同志携带汝瓷产品首次参加广州春季交易会,所带200多件产品被外商一抢而空,汝瓷声誉由此扬名海外。同年秋季汝瓷厂郭留江、阎金定二人再次参加广交会。1972年汝瓷厂郭连成同志参加春季广州交易会,所带汝瓷产品吸引了日本、新加坡、美国,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十七个国家客商的关注。1973年,广交会上参展的四箱160件豆绿釉产品,被外商包揽,当年开始批量生产出口。1973年,国家轻工部投资,在汝州城区西环北路赵庄村建成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即现在的汝州市美术汝瓷厂)。1975年职工扩充到300多名,增添了设备,主要生产汝瓷碗、壶、酒瓶、仿古工艺品等。

1977年9月,河南省二轻厅组织以汝瓷为主的三瓷(汝瓷、钧瓷、唐三彩)在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位于现在的王府井大街)展销。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委领导、总参、总政及部分军兵种负责人等前往参观,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韩素音女士也前往参观。路易·艾黎当场作诗颂扬陶工。此次展销历时3个月,北京各界人士参观者约50余万人次。1983年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职工近千人,汝瓷生产初具规模。

改革开放年以来,日本、美国等国内外朋友不断到汝州参观,购买收藏汝窑产品,并给予汝瓷以极高的评价。全国著名书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带病挥毫,为汝瓷欣然命笔“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清末代皇帝胞弟、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所的爱新觉罗·溥杰先生,为赞扬汝瓷留下了珍贵的诗篇。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叶喆民、故宫博物院耿宝昌研究员,轻工部高级工程师李国桢先生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为讴歌汝瓷都题下了赞誉之词,盛赞“青瓷之花,汝窑为魁”。中国著名作家李准为汝瓷题写了:“清雅浑厚夺造化,珠光宝气移人魄”。

1988年,汝州市委、市政府号召,利用汝州得天独厚的陶瓷原料和丰富的煤炭资源优势发展汝瓷生产,建立了汝州市汝瓷开发公司和汝瓷研究所。相继又建立尚庄、马窑、陵头、骑岭、803第三瓷厂、汝州镇等17家瓷厂,从业人员2680人,年产汝瓷1620万件,产值1963万元。1998年以来,汝瓷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一批民营汝瓷企业发展迅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形成汝州市新的经济优势产业。汝瓷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肯定,换取了许多荣誉和奖励。汝瓷先后荣获首届国家轻工博览会金奖,轻工部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汝瓷女专家孟玉松研制选送的汝窑“国泰民安”大花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收藏。2001年5月朱文立、孟玉松研制的汝官瓷被故宫博物院选中26件收藏。朱文立研制生产的汝官瓷曾经作为国礼,分别赠送给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泳三,奥运会乒乓球冠军邓亚萍还将汝窑“八卦鼎”赠送给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收藏。日本、美国及东南亚收藏家,陶瓷专家纷纷来汝参观购买。1993年孟玉松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朱文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孟玉松女士还出席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河南省党的代表大会。一批汝瓷专家、艺师分别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颖超、李鹏、雷洁琼、铁木尔·达瓦买提等的亲切接见。

汝瓷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传世品的稀少而弥足珍贵,汝瓷的价值不断攀升,海内外收藏家对汝瓷更是情由独钟。1992年台湾《中时晚报》(即民国81年8月25日星期二第四版)刊登:重量级古董宋瓷“汝窑三犧尊”以5000万港币割爱成交,引起古董界一阵骚动。据收藏家王兴祖表示,此件“汝窑三犧尊”是他的外曾高祖陶澍于道光十九年间担任两江总督时所留。2001年4月29日,《中国文物报》刊登《陶瓷香港创天价》一文,编者按:1992年在美国纽约一只汝窑小碟以1.4亿元成交(未说明是何币种),创造了世界古陶瓷之最(此说虽有争议但足以说明汝窑瓷器之珍贵),即使今日的汝瓷市价也不菲。汝瓷系列产品销往全国二十三个省市,远销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有享有很高的声誉,被世人赞誉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件。”

进入二十一世纪,汝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汝瓷产业的发展,将汝瓷列入十五发展规划重点发展产业。2001年10月汝州市人民政府承办在汝瓷之乡召开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2001年年会暨汝州市首届汝瓷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外日本、新加坡、瑞典、英国、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2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汝州,对汝瓷的研究和发展进行了研讨,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副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当选会长。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汝州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文庙汝窑遗址、汝瓷博物馆、朱氏汝瓷公司、美术汝瓷厂、千年古刹风穴寺、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等。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李辉柄、李知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原任会长叶文程、新任会长汪庆正,秘书长王莉英、冯小琦出席会议。2002年3月30号由河南省邮政局组织,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和汝州市人民政府、宝丰县政府共同承办的“中国陶瓷·汝窑瓷器”特种邮票一套4枚首发式在鹰成平顶山体育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集邮爱好者和收藏家2000多人参加发行,当日纪念封和首日封被抢一空。使汝瓷再次扬名全国。为规范汝瓷行业自律,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推进汝瓷产业化建设,2002年10月30日由汝州市美术汝瓷厂、汝瓷开发中心等19家单位和53名个人发起成立了汝州市汝瓷协会。2002年11月10日汝州市汝瓷协会向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了汝瓷原产地证明商标和服务商标。《中国技术市场报》、《光明日报·生活时报》、《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新闻出版报》、《青年导报·经济观察》,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河南网、分别转发或刊发了开通的消息。使汝瓷实现了网上浏览,迈入全球信息化网际快车。 2003年4月6日由汝瓷协会主办的《汝瓷研究》刊物创刊发行。

“继往开来处、青瓷灿汝窑”如今汝瓷已迈入了新的辉煌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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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瓷文化的发展历史


汝州历史悠久,资源丰富,隋文帝开皇初置临汝为伊州,炀帝大业初始改为汝州《汝州之名从此始》。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伊州,领承休、梁、郏城三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废鲁州之鲁山县来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伊州为汝州,领梁、郏城、鲁山三县。证圣元年《公元695年》置武兴县。先天年《公元712年》在令临汝镇置临汝县。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又以梁县西界二乡补充之,并移治于石壕驿。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仙州之叶县来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许州之襄城来属。改汝州为临汝郡,属河南道,领梁县、叶县、襄城、郏城、鲁山、龙兴(今宝丰)、临汝七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汝州。

五代时,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废临汝县《变为镇》,划归梁县。

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升为陆海军节度,属京西北路,领梁、襄城、叶、鲁山、宝丰《原叫过武兴、龙兴》五县《郏县于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划归颍昌府》。到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汝州被金占领。

金废军事建制,州、县仍隶河南路,汝州仍领梁、郏城、鲁山、宝丰四县。

从盛唐时期,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从蟒川坡上的严和店到东南的罗圈、桃沟、清凉寺直到鲁山断店,方圆百里之遥,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这里的陶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勤劳智慧的汝州人民在用泥巴制作陶器生活器皿时,由于火候过高烧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陶器产品,表面光滑细腻,色彩迷人,为世上少见。激发了汝州制陶艺人们的聪慧技能,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中,使这一发现愈来愈成熟。

物产丰富的汝州本是商贾集聚之地,文化积淀由来已久,贞观盛世使汝州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汝州陶器的发展促进了陶瓷业的兴盛,从汝州瓷业的兴盛说明汝州早在远古时代,造瓷工艺已较先进。

汝瓷在我国宋代已位居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首,产于河南临汝,隋炀帝大业初年(即公元605年),置临汝为汝州,“汝瓷”因此而得名。

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北宋后期宋金战乱不息,兴盛前后不过二十余年,所以弥足珍贵。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65件,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

汝瓷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温润古朴。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奉华”二字,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从宋微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亦称汝官瓷。

北宋时间,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时属直隶州即现今的汝州市),当时(公元1102—1127年)汝州辖管郏县、龙兴县(现今宝丰县)、鲁山县、汝阳县(伊阳)、叶县、襄县等地(据《中国美术史》记载)。汝州四方烧造青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形成“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南北两大瓷区;北区从北汝河北岸汝州市区张公巷、文庙,大峪乡的东沟、陈家庄至黄窑到临汝镇的坡池;二是以北汝河南岸的严和店起沿东南方向延伸至罗圈、桃木沟和清凉寺、梁洼,直至段店,方圆300多平方公里、上千座窑炉。鼎盛时窑炉达到了300多处,影响扩及到内乡、宜阳、新安及黄河以北等地,是汝窑生产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汝州东北方烧造的是稍有花纹装饰的青瓷,釉色极润泽而带葱绿是早期的产品;南方烧造的,多有印花或刻花的装饰,隐隐浮现在透明的艾绿釉之下,但制作时代可能晚到南宋;市区出土的大多是汝窑新窑器,多为天青色汝官瓷。汝瓷还生产有天目瓷、白瓷、花瓷及茶色釉瓷等。

唐代,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汝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北宋时期官府在汝州设窑场,其产品称之为“汝窑”。“汝窑”出现的时期在越窑衰败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汝窑胎质细润,多数象点燃过的香灰色。透过釉底处微微带些粉色,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青瓷,风格独特,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有的稍淡,但离不开天青这个基本色调。汝瓷釉汁莹润,多豆青、粉青、月白、葱绿等。通体有细片,底有芝麻细小支钉,是支烧的痕迹。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汝窑弦纹尊(奁)、洗”,是古陶瓷中罕见的珍品。

宋·周辉《清波杂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密《武林旧事》、杜绾《石谱》、欧阳修《归田集》、明·曹昭《格古要论》、《正德汝州志》等书,曾记载有汝瓷的始况。“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清说郛本,曾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赞语。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被毁,技艺失传。虽然元、明、清历代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民国27年到30年(1938至1941年),资本家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亦未成功。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耀等窑难度大的多,不易仿制,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正如清道光年间,督学孙灏诗云:“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皿虫为盅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诗人对汝瓷作了高度评价,但也表达了他对汝瓷失传的感慨之情。

汝瓷的禅境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南宋·叶真《坦斋笔衡》是宋徽宗成就了汝窑的辉煌。宋徽宗不仅书画技艺精湛,还十分喜欢瓷器,是他首先肯定了汝瓷的精美。据南宋史料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所指正是徽宗下诏书“弃定用汝”的决定。在一幅古画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桌上陈列着许多瓷器,足见那个年代瓷器业的兴盛,而此图正是宋徽宗皇帝亲手所绘的《文会图》。关于汝瓷的来历也有一段如诗般的传说,相传一天宋微宗做了个梦,梦到一种被水洗过雨过天晴的颜色题为“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醒来后即命工匠烧造这样颜色的瓷器,名为天青色。当然另一种说法是徽宗崇尚道教,道教与上天的交流时靠一种叫“青词”的文字方式,道教犹爱这种青绿色,故此皇上爱屋及乌了;青词又叫绿章所以汝窑是这种天青色。那汝瓷的天青色又是如何而来的呢?汝窑采用了南方越窑的釉色,同时又吸收定窑的印花技术,创造了印花青瓷的特殊风格,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汝窑产品土质细腻,胎骨坚硬,釉色润泽,釉中含玛瑙末,产生特殊色泽,其色有卵白、天青、粉青、豆青、虾青、虾青中往往微带黄色,还有葱绿和天蓝等。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汝瓷注重釉色的典雅,为开片唯美,不讲究刻划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支烧,圈足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造痕迹。鲁小革介绍说:“汝窑瓷器的胎体都较薄,并呈现我们常说的香灰色,而其也已作为鉴定标准。而其器型普遍为小器型,我们常提的汝窑不过尺,正是由于其特殊的烧造工艺决定的,难怪乾隆皇帝手扶水仙盘仿品叹道,‘仿汝不似汝也’。” “清雅浑厚夺造化,珠光宝气移人魄”汝瓷首先表现在工艺形式上的美感:和谐、单纯、平淡。她和谐的美在形式上的特征表现为:端庄的形体,流畅的曲线,宁静的釉色,优美的韵律。而她的单纯和平淡,绝不是“淡乎寡味”。在釉色上汝瓷最讲究细洁和净润,又更追求奇妙丰富的肌理层次和“精光内蕴”的质地效果。在造型和装饰上,汝瓷既注重于矛盾中的统一,又善于从统一中寻求变化,在充满生命的动感中求得和谐的表现。当然,解读汝瓷的美,我们既要看到她形式的美,又要把握她意蕴的美。“罗丹说,要等夜晚进入教堂,才能感受白天活动后的印记,当我将自己沉浸到汝瓷的风景时,那些青精灵开始与我对话……”浸淫汝瓷多年的鲁小革将对汝瓷的赏析上升为一种禅境。“汝瓷通灵,每当我站在家乡的汝瓷展厅里,汝瓷的灵光就会光环般罩在我的头顶,汝瓷的灵性小猫般舔着我的意识,唤醒我拥抱本真的天性;催发我飞翔的欲望;激活我想像的翅膀……” 韩琴汝瓷研究所所长韩琴说:汝瓷的天青色最能表达禅的意境--天人合一。  善读汝瓷者读其境界。我们品读汝瓷——物化心灵,净化欲望,摒弃浮躁,求其悠远,退其名利,走向禅境。汝瓷为美而生。汝瓷的美让我们联想到生活中纯美的一面,童心、亲情、爱情、友情……尤使我们联想到美丽的女人。汝瓷色纯、胎细,在半透明的状态中弥漫着神秘而温润的气息,似乎和东方女性的纯洁温柔细腻内敛有着隐秘的联系。汝瓷质脆、宁静,具有脱俗的气质,这使我们想到生活中需要时时呵护的爱情——防止失手将它打碎,要经常拭去它身上的尘埃。惟其如此才能永远释放出冰清玉洁般的光辉。每观汝瓷,总要听到她——青精灵艺术的歌唱:追求物之理念;佛之辉煌;道之宁静;禅之淡然;天地之谐;万物之序……

陶和瓷的发明与发展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地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思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时代,由于农业和牧畜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可靠而稳定的可供食用的谷物。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汾物质,不像野兽的肉体便于在火上烧烤食用。同时,剩余的食物需要储藏起来。正因为如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中辛勤劳动的结果。从民族学和考古学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物证。

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确知,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8—9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生活用具。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于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裴李岗文化---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首先发现,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此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带有一定原始性,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器。

仰韶文化---彩陶为其主要特征,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陶器皿种类主要有盆、罐、钵和小口尖底瓶等,质地有泥质陶和夹砂陶。

屈家岭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分布在江汉流域的一种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4000多年。

大汶口文化---是继仰韶文化后、龙山文化之前在东方的一种古代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6000——4200年左右,其陶器器型和纹饰也自成特点。

龙山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4300——3800年,黑陶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尤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同时,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用高岭土烧制的白陶。为后来原始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陶器为主。商代陶器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同时,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

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和建筑明器等。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同时在陶明器上用白粉、墨书文字者也大量出现。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瓷器的烧造技术逐渐成熟,陶器才为瓷器所取代,而退居次要地位。

唐三彩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宋金仍流行。

汝瓷的复活


采访完60岁的朱文立,记者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两个字——“瓷神”。这是个颇具传奇色彩、表情始终无甚变化的老人,在与他相处的几个小时里,他竟没有笑过一次。国内外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以与他结识为荣,把他的作品视若珍宝,但他是个十分简单的人,除了汝瓷,别的话题不想提,好像他的生命中除了汝瓷,再无其他。

【前传】800年后,汝瓷在朱文立手中“复活”了

瓷器,像古代中国的肌肤,那么汝瓷定是看着最清丽摸来最温润的那一种。各种名瓷发展到北宋,跟后宫的佳丽一样,竞争激烈,要争的是皇帝的宠爱,后来,“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脱颖而出,而其中又以曼妙的汝瓷最为出类拔萃,当时就仅限宫廷使用,大臣之中唯有权倾朝野的蔡京才能拥有,它太珍贵了,以至于历代帝王均不以其作为冥器殉葬。然而世事多变,汝窑毁了,汝瓷碎了,那惊鸿一现的美艳转瞬在战火纷乱、世事变迁中消逝,化成一种瑰丽的记忆凝结在宋代,现世仅存的60多件成了绝世珍宝分散在世界各地。后世的许多人不甘心,为重现那一抹青光的灵气用尽心力,无数工匠的努力只在身后留下一串串沉重的叹息。800多年过去了,汝瓷在汝州一个叫朱文立的人手中“复活”了。

清代青花瓷的工艺和发展


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青花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

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中国古窑的概念及演变和发展


古窑,有狭义及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讲,古窑指古代的旧式窑炉,最初指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四千年)的陶窑,形式可分竖式穴窑和横式穴窑两种,通常是用土坯砌的窑床。商周(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窑床由不固定到固定,烟窑也从窑膛上面转移到窑膛后面,但还只能烧造少量器物,火候或气氛无法控制。

到了东汉时期(公元61年前后),南方青瓷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从陶器跃升到瓷器,从陶窑跃升到瓷窑的新阶段。它也说明在窑炉技术上已能初步控制气氛,在窑炉结构上也渐趋完备。

隋,唐时代是我国瓷器发展时期,除了南方越窑青瓷(这时又称秘色)为瓷器的先驱外,出现了北方邢窑白瓷,与之并驾齐驱,盛行海内,驰名中外。

宋代以来,由于积累了复烧和窑变色釉的丰富经验,各地名窑辈出,在北方以河北定窑和河南汝窑为代表,在南方以浙江龙泉窑为代表。红釉的创造,并发展到多种多样的颜色釉和窑变花釉,此时为我国窑业和瓷器全面发展时期,给明清瓷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清时代是我国封建时期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以江西景德镇窑为代表,集历代名窑之大成,由素瓷全面发展到,彩瓷新阶段。特别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窑无论在新彩瓷,青花瓷和色釉瓷等方面,其品质之精,造型之多样,釉彩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为后人所称颂。

我国古窑的结构及形状,据考证,由于我国南北地区制瓷原料,工艺,燃料,地形以及产品品种等等的差异,经过长期沿革演变,形成南北两地陶瓷窑炉的不同类型。南方窑炉由龙窑演变为阶级窑和景德镇式柴窑;北方窑炉则由马蹄形窑演变为馒头式平焰窑。

所有这些旧式窑炉的特点是,结构简易,建造投资少,速度快,易于修筑,燃料损耗少,烧成成本低(如龙窑和馒头窑),产量大,品种多,周转快(如景德镇窑),质量较好,匣钵损耗较小(如阶级窑)。但缺点是装窑和出窑的劳作较麻烦。古窑,广义的则指陶瓷器的产地及其制品,例如邢窑定窑分别指唐,宋时邢州,定州的窑场及这些窑场所制的瓷器。明清时还以封建帝王的建年命窑,如“宜德窑’,“成化窑’等。

官、汝、哥窑的特点和影响


这三个窑不属于一系,但它们是“名窑林立”阶段的重要品种,因为影响巨大,所以专门列出。

(1)官窑:“官窑”的基本含义是皇家、官方营建,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不计工本,以最好的材料,最好的窑制,工艺最精良的工匠烧制。

产品不具有商品性质(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宫廷选择之后出售、外销、赏赐等),仅供宫廷使用,严禁民间使用。官窑虽然只为满足最高统治者的糜费,但都促使中国制瓷业之精益求精。明洪武以后直到清代“官窑”,与早年“官窑”性质有一些区别。“官窑”的起源一般认为可追溯到唐、五代,如唐代“秘色瓷”之“秘”,如五代吴越钱氏宫廷垄断越窑精品生产,使之成为自己的官窑。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朝廷在汴京设置官窑,史称北宋官窑。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其产品就是“汝窑”亦不无道理。南宋时,建立修内司和效坛下官窑。北宋官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至今尚未确认,一说近年发现的杭州老虎洞窑可能就是修内司窑。因为官窑产品民窑不得仿烧,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官窑不会形成窑系,而且它的烧制技术密不外传,烧造过一批瓷器后,瓷窑要被毁弃。生产状况亦是严格守密,所以文献笔记中罕有详细记载。其实,官窑技术中明显受越窑“秘色瓷”,耀窑五代产品,钧窑、汝窑、龙泉窑工艺的影响,只是提纯,担高罢了。

官窑产品以生活用品和陈设用器为主。宋代官窑主要器物有碗、盘、碟、洗、瓶、炉、尊、及仿周、汉时期青铜壶等式样的瓷器。早期釉色有粉青、青灰,青黄等,晚期采用厚釉工艺,追求釉色的玉质感,在素烧过的坯胎上反复施釉,裹足支烧,在器底部留下细小支钉痕。有的周身布满冰裂纹,口足呈紫色。宋代官窑的贯耳瓶,直口,细长颈,鼓腹下足。一般认为,杭州乌龟山窑址即为郊坛下官窑,又有人认为杭州老虎洞窑为修内司官窑。

所谓“传世官窑器”的特点,胎质细腻坚致,器壁薄,胎色黑或紫褐;釉色有天青、粉青、月白、油灰、绿、米黄色,釉层肥腴莹润,玉质感很强,釉面有各种开片;器型有碗、盘、碟、洗、盏托、直颈瓶等,还有仿古铜、玉器样式的瓷器。

官窑器的仿伪,自宋元以龙泉产品的高档化,就搞得十分复杂化,有的已难以定夺。从明代的仿品看,一般胎色较白,即便是仿紫褐色胎也是在白色瓷胎外面深色使然。清代大量仿烧,雍正朝工艺之高,甚到连乾隆皇帝都不辨真伪。近现代有一种深色胎,但质地粗糙,是机器制作而非手工制品。仿品的釉层都不似原件那样肥厚滋润,变得较薄,有的还趋于透明,釉面的开片极不自然。官窑瓷器固有的支钉痕往往不见,仿品做成无包釉支烧者,支烧痕圆正而不自然。造型上往往出怪民品种,基本上失去了宋代特有的秀美,而显得粗笨。

仿伪官窑的地点主要在景德镇,近年也扩大到河南、陕西、浙江等地。

(2)汝窑: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又称青龙寺),烧造时间约是北宋神宗到徽宗(公元1068-1125年)时期,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

汝窑器物胎较薄,但细腻、坚致,色如香灰,迎光可见微微红色,坯修得相当精细、规整。釉以天青色为主,还有天蓝、粉青、豆青、葱绿等色,釉面匀净较薄,开片可分牛毛纹、柳叶纹、鱼籽纹、蟹爪纹等。器型有盘、碟、洗、瓶、尊、碗、盏托、水仙盆等,盘、碟、洗、碗多为圈足外卷,多采用满釉裹足支烧,足底心有三至五个细小的支烧痕。盘和洗的数量最多,盘有花口、敞口、圆口、敛口等。汝窑盘敞口,斜壁,圈足,淡青色釉,釉面有细碎开片,采用满釉支烧(图1-54)。瓶有棒槌瓶、长颈瓶、长颈撇口瓶。尊有三足尊、出戟尊,还有六瓣花口的盏托和椭圆形的水仙盆。汝窑器以素面为主,个别有纹饰的有铭文“奉华”、“蔡”两种。

汝窑的仿伪品自宋元起各朝皆有,特点是:胎多为注浆模制,胎壁较厚,胎色偏白,迎光看并无真品能见的微红色。釉色清澈透明,有贼光,无真品那样的肥厚釉和釉面的珍珠状开片,而呈现直线网状开片,造型不够大方,有过大或过小器皿。汝器中常有五代耀窑素面器、钧窑器等混入,需要严加鉴定。另外,汝窑与官窑器有的也难以区分。汝窑仿制地区曾集中于景德镇,近年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仿烧。

(3)哥窑:哥窑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特色是釉面布满碎片纹,又称“百圾碎”。

“哥窑”器以其高贵的器类,新民的造型,变废为奇的创制,从宋代起即引起人们激赏,由此还衍生出一些神话传说。然而,哥窑烧制的确切时代、地点、哥窑的性质,它与官窑的关系等等,都成为古瓷研究中诱人的谜团。至于龙泉地区哥窑瓷器的特征是:灰白色胎,胎质粗糙,胎壁较薄;施浅灰色青釉,釉层较厚,釉较透明而有玻璃光泽;釉面的开片大小相错,深浅有致,形成所谓“文武片”;又因为窑内作用加人工染色,形成“金丝铁线”,及品类繁多的名目,一般都具有“紫口铁足”。用匣钵装烧,内置垫饼或垫圈,垫烧工具的质地很细腻。传世哥窑器中,还有铁骨胎、深灰胎、土黄色胎,胎壁较厚;釉色有炒米黄色,浅炒米黄色,不透明,其光泽如人面上微汗沁出。器型有鱼耳炉、三足炉、乳丁炉、贯耳瓶、直颈瓶、穿带瓶、胆瓶、五足洗、碗、小罐、花盆、仿古觯等。南宋哥窑的灰白釉四瓣口洗,深灰色胎,施灰白釉,釉面开片,呈“金丝铁线”。花口,深腹,釉及底,底有四个小支钉。字串5

仿伪哥瓷从明代起大量出现,以明代优秀产品以及清前三朝产品为代表,其新异、逼真程度往往使鉴定家十分为难。一般来看,仿品胎色偏白,有的釉面有贼光,有的釉层过透亮,也有的失透,缺乏生气。仿品的釉面开片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填色,易于识别。真品的开片呈现一种自右上向左下的自然走势,而仿品的开片,紊乱而无规律。仿品的足部常常上宽下狭,恰与真品相反,有的在器足上涂黑褐色釉做出假“铁足”。手感偏重或偏轻。真品多为小件器,而防伪者有大器。有的用着油污来作旧。

民国前仿烧地点以景德镇为主,据说日本也有仿烧。近年来几乎全国都有防伪,产品数量巨大,各地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产品的优劣程度差异极大。

中国刻瓷艺术发展历史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这句古话像是为刻瓷量身定做的。何谓刻瓷?顾名思义,就是运用特制刀具在烧制后的瓷面上进行雕刻的技艺,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瓷器上的刺绣。

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凡是能着墨于纸上的事物,无不可“绣”于瓷器之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经过一番刀雕斧凿,瓷赖画而显,画依瓷而传,艺术家们称赞其“触有手感、观有笔墨”,既有“金石趣”,又有“笔墨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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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瓷起源于18世纪,只有200多年历史,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属年轻一族,但是它的萌生与远古的甲骨刻字、青铜铸雕,秦汉的刻剥玉,唐宋元明清的木雕、牙雕、石雕等装饰技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陶瓷馆研究员王一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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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与其载体——瓷器相比,刻瓷确实太过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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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用以寄情抒怀。为使御迹能保留长久,宫庭艺人就想办法将墨宝刻于瓷器上,从而真正产生了刻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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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农工商部工艺局学堂设有镌瓷科,专门培训刻瓷人才,当时的教师是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其后,刻瓷艺人戴玉屏、陈智光、朱友麟等,都是华约三的学生。

上世纪初,刻瓷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尽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很多民间艺人都掌握着这套瓷上雕刻的本领。后来,因为战乱,这门技艺逐渐失传。解放后,刻瓷技艺已经鲜有人掌握。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立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江南民间偶见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工匠,从事在碗内或碗底凿刻姓氏的手艺,也算是一种刻瓷,只是十分简单粗糙,算不得是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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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兆宝创作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刻瓷作品在淄博完成。作品以黄河、泰山为题材,长2.6米,宽1.2米。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社会上提倡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的时期,人们开始释放出沉积已久的热情和能量。”从事刻瓷创作和研究20多年的苏州刻瓷艺人陆震宇说,“一时间,沉寂了多年的刻瓷艺术也和其它的艺术一样,重新出现在诸多媒体上。”

改革开放使刻瓷获得重生。北京、上海、淄博、青岛、南京等地又重现刻瓷的身影。各地陆续涌现出有名的刻瓷艺术家。其中数淄博的刻瓷艺术最为成熟,刻瓷产业最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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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淄博?字串7

“世界刻瓷在中国,中国刻瓷看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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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8000多年陶瓷生产史的淄博,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谋求陶瓷工艺的发展,当初定了两个发展方向:一学江西景德镇的粉彩,二学湖南醴陵的釉下彩。不过,由于淄博本地的陶土、烧成等因素不适合发展这两项工艺,寻找新的陶瓷工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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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天,淄博瓷厂一位酷爱美术和书法的年轻工人张明文,偶然间受到启发,在一个瓷瓶上刻了一株梅花,并配上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用墨上了色,被前来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翟荫塘看到后,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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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厂里把当年分来的5位美校学生划给我,成立了刻瓷组,由我传授刚掌握不久的新技术。”如今66岁的张老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刻瓷就这样在淄博传授开来。

作为淄博刻瓷的创始人,张明文不仅改进前人的刻瓷工具,发明了钻石扁形刀,还摸索出多种刻法如大写意刀法、水墨刻法、钻刻冰纹敷色法等。2002年,他61岁时又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刻瓷的先河。2006年12月,他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成为中国刻瓷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30多年来,淄博已有超过3000名专业从事刻瓷艺术的工作者,还有数千名业余爱好者,加起来近万人热衷于刻瓷艺术。著名刻瓷艺人有张明文、冯乃江、李梓源、朱一圭、马林、纪荣福、罗晓东、王长永等。其中,李梓源刻制的鲁青瓷5头文具在1982年慕尼黑第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陶瓷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字串9

1985年,淄博以刻瓷研究为主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淄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了便于刻瓷艺术走向市场,淄博成立了许多专门的工艺公司,对刻瓷工艺品进行包装、宣传和出售。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刻瓷产业的发展,对相关企业也采取了免税等政策。字串6

政府推动刻瓷产业发展是件好事,但是在产业化的浪潮中怎么保证刻瓷艺术不流失呢?对于这个难题,作为当代大师,张明文的思考是:“刻瓷艺术工作者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对市场化问题,能引入经纪人机制最好,艺术家只需要埋头搞好刻瓷艺术,经营市场则交给经纪公司去打理,这也符合市场规律。”字串4

艺术决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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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把艺术搞好,公司把经营打理好,这样怎么会不受市场欢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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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今年春拍和去年秋拍上,中国嘉德、中拍国际、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华辰等几大拍卖行都推出了刻瓷藏品,其中有大量刻瓷精品涌现。一只清刻瓷描金山水人物纹大碗在前不久中拍国际拍卖会上就以9.9万元高价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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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文没想到,自己创作的《敦煌归真》会以50万元的高价被北京的一位收藏家收购。“10年前估计只能卖几千块钱。”张明文表示,当时他觉得收价太高,自己降了5万元,不过对方最后还是给了50万元。而据业内人士估计,未来几年,该作品价格很有可能突破百万元。字串5

为什么刻瓷藏品价格逐渐走高?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刻瓷艺术融汇了金石、书法、绘画等艺术,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具有较高的欣赏与收藏价值。再者,刻瓷工艺难度大,过程复杂,往往需要花费至少一个月甚至几年来完成一件作品,而且清代以来刻瓷存量很少,所以升值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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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瓷艺术近年来得到较大的发展,随着产业的发展,其藏品地位也被接受,特别是海外市场更为认可。”王一君表示。

33年前,张明文在瓷器上刻下第一刀时,并没有想到这门名不见经传的“雕虫小技”会在自己的手上发扬光大,重新焕发生机。

德-化-陶-瓷-总-站

他说,刻瓷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淄博政通人和及乡亲们的理解、支持、呵护和鼓励——是这些,推动了刻瓷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字串9

中国汝瓷女传人孟玉松的传奇人生


北中国的风,吹面不寒。2001年初夏,由中国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联合组织的“宋代五大名窑真品既仿品展”在故宫博物院隆重开展。展览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收藏家们,他们对巧夺天工的宋瓷真品的仿品赞不绝口。

展览大厅的正中,有一个展柜摆放了一个汝官瓷仿品——弦纹尊。其釉色隐纹纵横,似“蟹过留痕”;釉下有稀疏斑点,“状如梨上”;色带天青晶莹如玉,恍若含水,盈盈欲滴;此瓷古朴柔丽,几乎达到期乱真的地步。它的烧制者,就是被誉为“中国汝瓷女传人”的孟玉松。弦纹尊登峰造极的烧制,令观展的所有专家拍案叫绝,故宫博物院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研究员激动地拉着孟玉松的手说:“小孟呀,你这30年辛苦研制没有白费,你圆了瓷人近千年没有圆的梦”。

先生的一席话,说得孟玉松泪都快要留出来了。是呀,30年了这弹指一挥间的30年,她的青春和汗水都奉献给了汝瓷,一个女人,她有多少个30年呀,她的付出终于换的了天地开眼。对着展览大厅,孟玉松很想大喊一声:“周总理呀,我完成了您的嘱托,把您关心的汝瓷研究出来了,断代八百年的汝官瓷重见天日了”。

展览会后,孟玉松烧制的仿古瓷由故宫博物院挥槌拍卖,一个月后,从北京传出消息,孟玉松选送的13件汝官瓷仿品,被拍卖一空。

汝瓷的魅力

五十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与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交谈中,对中国的汝瓷大加赞赏,他说:我对贵国的汝瓷和杜康酒情有独钟。区区汝瓷,何以引起一个异国的首相如此兴趣呢?

我们不妨翻开汝瓷那段尘封的历史。

北宋末年,出了一个才情皇帝,他便是创造“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徽宗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却在琴棋书画方面无一不通,可以说,赵佶不是个好皇帝,却是个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大家。文人皇帝自然就多了文人气息。他对宫中使用的器皿挑剔的超出了常人的思维。他认为定州的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徽宗为什么钟情青瓷呢?据说是缘于一个梦,当时他曾做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他对那种颜色非常喜欢,造瓷时要求需“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赵佶刻意去追求的那种艺术氛围不知道难倒了多少工匠,最后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筹,他们烧制的瓷器赢得了皇帝的青睐。

据说当时的汝瓷,釉内置玛瑙,土质细腻,骨胎坚硬,色泽灰厚,汉水欲滴,釉带斑斑小点,若津梨之皮,面隐细纹,似蝉翼,又像螃蟹爬过留下的痕,其支钉仅有芝麻大小,故素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说。汝瓷追求的是“落尽豪华见真淳”,柔丽静雅,宛若处子,浑然天趣,一下子倾倒了那位不会治国的风流皇帝,这就是传说中汝官瓷的诞生背景。

官家用的东西自然身价百倍,汝窑也因此成名,故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汝窑为魁”之说。然而,随着金兵入侵,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后,才情皇帝变成了蓬首垢面的囚徒;在凄风愁雨中坐井观天。覆巢之下,从兴到衰,仅有30年光景。

目前,传世的汝官瓷全世界仅存不到百件,成为稀世珍宝,历代帝王视之为吉祥之物,汝瓷也成为官宦人家的富贵象征。历朝历代的昌平盛世时,都有人仿烧汝瓷,乾隆皇帝还专门让景德镇仿烧汝瓷,然而,由于汝瓷的配釉独特,工艺失传,无一成功。所以,清代的汝州诗人孙灏便发出了“人巧久绝天难留,窑空烟冷其奈何”的哀叹。汝瓷虽然断代了,世人对汝瓷的钟情却与日俱增。著名的艺术大师李苦禅先生,临终前的15天,还写下了绝笔“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汝瓷的地位由此可窥见一斑。

汝瓷的失传,引起了共和国总理的高度重视。1956年,周恩来同志明确提出:“要恢复和发展汝瓷生产。”八百年的梦想,能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实现吗?汝瓷还能重见天日吗?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为了恢复汝瓷,1970年,汝瓷的故乡临汝县(现汝州市)筹建了一个汝瓷厂。厂里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工人郭遂担任了技术组长。郭遂按照历史资料记载,跋山涉水,在临汝县的古瓷窑场遗址,宝丰的清凉寺、段店窑场遗址和鲁山的花瓷窑场遗址进行勘察,在勘察中,郭遂捡到部分古瓷片。他开始对这些瓷片进行研磨分析。郭遂大字不识一个,每次实验都是靠感觉进行。为了加快汝瓷研究步伐,临汝县县委、县政府决定,抽调专业人员帮助郭遂。在这个时候,县里领导想起了一个叫孟玉松的女子。

时年的孟玉松已年近30岁。1958年,临汝县大炼钢铁,急需化验人员,县政府从临汝县一高抽调了数名学生来到县钢铁化验室工作。那时孟玉松才刚刚16岁。她们在郑大化学系一位教授的培训下,熟悉了化验程序。

孟玉松是这批化验员中的佼佼者,她对硅酸盐无机化分析有独到的见解。1960年,钢铁化验室散了之后,她被留在了县科委工作。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县委精减机构,参加工作较晚的孟玉松因此返乡。

但是孟玉松的父母因饥饿患上了浮肿病双双下世,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万般无奈之中,孟玉松又找到了临汝县教育局,教育局领导考虑实际困难,将她安排到骑领公社王庄大队教书。临行之前,有人向她建议说,和她同是街坊的王宣智也是父母双亡,两个人同命相怜,就在别人撮合下结为夫妻。

当时临汝县的化验人员凤毛麟角,能够找到敬业的人员更难。汝瓷厂设在荒郊野岭,做通一个女同志的工作,让她放弃安逸的教书生活,到工厂帮忙,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时候孟玉松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如果把她抽去,两个孩子怎么办?

县里领导没有想到,孟玉松一听说要抽调她参与汝瓷研究,竟爽快地满口答应了。孟玉松说:“汝瓷是周总理特别关注的事业,我还有啥条件可讲,只要能出上力,帮上忙,就是把我孟玉松碾成末,扔到窑里烧成汝瓷我也愿意。”当天她义无反顾地到汝瓷厂报了到。第二天,她手扯着大儿子,怀里抱着小儿子来到汝瓷厂正式上班。

临汝县汝瓷厂设在狼爬岭上的严和店,条件极为简陋。孟玉松上班之后,厂里和学校都没有地方住,晚上下班之后,孟玉松还要扯着大儿子,背着小儿子回到王庄住。王庄村距离严和店将近20公里,当时孟玉松又没有自行车,每次上下班都要坐班车,如果没有车她就得步行。上严和店要途经汝河,到了涨水季节,孟玉松就背着两个孩子过河。有一次汝河发大水,差一点把大儿子冲走,过去河后,孟玉松坐在河边大哭了一场。尽管这样,孟玉松依然没有放弃研究汝瓷,一个女人,如果不是事业支撑,她恐怕早已精神崩溃,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上班之后,孟玉松便开始着手筹建化验室,亲赴洛阳选购化验设备。过去孟玉松从没接触过陶瓷,为了闯过这一关,她专门定了陶瓷杂志进行研究,并在洛阳购买了一本由日本人写的青瓷研究专业书籍,她很快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学习的同时,孟玉松不负使命,用一年的时间,踏遍了汝州的山山水水,把当地的矿石全部普查完毕。1974年底,临汝县工艺美术厂建成,孟玉松与郭遂等技术人员搬至工艺美术汝瓷厂,汝瓷研究从此开辟了新的篇章。

汝州不愧为汝窑的发源地,它的境内,汝窑遗址星罗棋布,为郭遂和孟玉松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孟玉松与郭遂走遍了汝州所有窑址,在大峪的东沟、黄窑、大泉、棉花窑、邢窑和蟒川和焦古山、三间房、土门等地选捡古瓷碎片,研末进行化验分析,经过上千次的实验,终于掌握了它的配方。苍天不负有心人,1978年,汝瓷豆绿釉研究成功,1983年汝瓷天蓝釉面世。两项成果的研究成功,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1983年10月,24名国内古瓷专家云集汝州,对天蓝釉和豆绿釉进行了技术鉴定。与会专家认为,天蓝釉的研制成功,让他们恢复了对汝官瓷的希望,希望孟玉松等继续努力,一定要让真正的汝官瓷重现于世,完成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嘱托。

圆梦汝官瓷

汝官瓷就像一首朦胧诗,只能意会,难解其味,汝官瓷釉究竟该是啥?谁也难下定语。存世汝官瓷极为稀少,有相当部分流落海外,留在国内的汝官瓷被奉若至宝,很难接近。古陶瓷界先辈陈万里先生,生前曾多次来到汝州,寻找汝官瓷的蛛丝马迹,可他老人家到死也没找到一块真正的汝官瓷片。到了1977年,陈老的弟子,陶瓷界泰斗冯先铭先生和叶哲民先生偶尔在宝丰的街头捡到了一片汝官瓷片,他们如获至宝,胜似家产万贯,汝官瓷片可与黄金等价。

为研究瓷器,孟玉松没少往北京故宫跑,她无数次地在展柜里见过汝官瓷。然而,那些盖世的魂宝,只能在数米之外,隔着玻璃远望,孟玉松多想真真切切地看一眼汝官瓷呀。她的这种愿望,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几位古陶瓷专家的帮助下终于实现了。

1986年春,在征得有关领导同意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珍宝馆,单独向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开放。在数名馆藏人员和几位专家的陪同下,孟玉松真正见了梦寐已久的宋代汝官瓷绝世珍品——弦纹尊。

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时刻呀!孟玉松又一次感到了眼眶发酸,多少年了,总算是看到了真正的汝官瓷。她用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弦纹尊,连鼻孔的呼吸都有点变轻了。她就像禅定的老僧,入神地细品着汝瓷,直到身边几位专家叫了她好几声,她才回过神来。那个弦纹尊青中泛绿,绿中泛青,开片均匀,柔和典雅。传世绝品的弦纹尊能真正看上一眼就是一种奢侈,那种颜色让孟玉松忘记不得。怎样找一个参照颜色好回去便于研究呢?孟玉松灵机一动,她跑到大栅栏的布匹市场里,开始到处寻找与宋汝官瓷弦纹尊颜色接近的布料。她转呀,走呀,在大栅栏里转了将近7小时,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一种与宋汝官瓷颜色十分接近的棉布。她欣喜若狂地买了两块方巾大小的棉布,步履匆匆地赶回了汝州。

回来以后,孟玉松以布料的颜色做比照,对各种釉色的配比进行了调整,反复进行烧制。这样,一直到了1987年,配方调整到91号时,梦里寻他千百度的天青色,终于羞答答地出现了,这就是后来天青釉雏形。孟玉松把用91号配方烧制出来的瓷送到了北京,专家们一看说:“小孟,这颜色基本上接近了,开片也可以,但声音不对,宋汝官瓷声短,你这种实验品声音清脆,形似而神不似。”孟玉松虚心接受了专家们的指教,返回汝州以后,她又调整了8个泥料配方,终于改变了过去清脆的声音。

实验品烧出来后,孟玉松又一次带着几件瓷器进京,她找到了古瓷专家耿宝昌和刘伯昆两位先生。两专家一阵见血地指出,实验品的颜色还有差距,宋汝官瓷里含玛瑙,不妨将玛瑙加进去,看能否提高釉面的滋润程度。耿先生还建议说:“如果能找到汝官瓷的碎片,研末分析的话,能少走很多弯路。”

汝官瓷片只有冯先铭先生手里有一块,孟玉松硬着头皮找到了冯老。但是等到冯老把瓷片拿出来以后,孟玉松都有点不忍心了。这块瓷片,经轻工部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两家借去多次做化验分析,残存的只有指甲盖大小。冯老用一个有机玻璃盒装着,轻易不再示人。老先生听说孟玉松要做研究用,便把数十年来研究汝官瓷的资料,提供给了孟玉松。这些资料,给后来孟玉松研究天青釉经过上千次的烧制,配方调到222号时,终于试制成功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汝官瓷的研究成功,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1988年,汝官瓷鉴定会在河南省汝州市隆重召开,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这一消息。他们称:汝官瓷古老工艺重放异彩,汝瓷故乡人已成功掌握了其胎釉配方和烧成规律。断代八百年的汝官瓷,今始有传人。

作为新一代汝瓷传人,孟玉松成了汝州的名人。1988年,孟玉松出席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以了邓颖超的亲切接见。在西花厅,孟玉松给邓妈妈送上一件汝官瓷八卦鼎。当时,她激动地向邓妈妈汇报说:“我完成了周总理生前的嘱托,失传八百年的汝官瓷,终于重见天日了。”82岁高龄的邓颖超饶有兴趣地观赏着汝瓷,带着欣赏的目光对孟玉松说:“你是我们妇女同志的骄傲。”孟玉松说:“邓妈妈,现在汝瓷还有不少缺陷,我一定认真总结,不断完善。”

孟玉松总在不停地完善着自我,她对她的研究成果总是不满意,苛刻的已经快像宋朝那个才情皇帝。1990年孟玉松被聘任为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厂总工程师,1993年,她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已经退休的孟玉松本应安享天年,但她汝瓷的天青釉和她1988年研制成功的月白釉及最早研制出来的豆绿釉,作为自己的主攻目标。从造型和釉色的配制,各个方面逐一推敲,并对照汝官瓷的釉色出现了柔和的层次感。1999年9月,孟玉松烧制的“国泰民安”汝官瓷瓶,被人民大会堂作为建国五十周年和人民大会堂落成四十周年珍品纪念收藏。

老树著花花更红。如今,年过花甲的孟玉松还日夜不停地在为心爱的汝瓷奔波。她的努力在200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宋代五大名窑真品暨仿品展”期间又一次得到了专家们肯定。在这次展览会上,孟玉松受到了雷洁琼、铁木尔·达瓦买提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一个人,若能执著地干一件事,30年不变,难得!一个女人,能把自己最珍贵的30年献给一项事业,更为难得。孟玉松做到了,她用30年青春圆一个梦,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汝瓷。作为中国汝瓷的一代传人,68岁的她仍不满足,她说:“我的汝官瓷还没有尽善尽美,瓷胎与宋瓷相比薄度还有差距,我还要不断地进行改进,如果将来我研制的汝官瓷真正达到宋代汝瓷的烧制水平,无可挑剔,我就是死也无怨无悔。”

孟玉松说这话时一脸灿烂,带着青春般的笑容……

外销瓷: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我国的瓷器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的“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登岸;当时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良港,日本遣唐使及商船大多从这里登岸;泉州也是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当时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长沙窑瓷、三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瓷、邢窑白瓷、耀州窑青瓷、鲁山窑瓷以及广东诸窑瓷器等。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州成为最大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多是从这里输出。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主要输出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青花瓷等。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其中青花瓷尤受欢迎。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16世纪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国直接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邻国西班牙则是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将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12.23,0.08,0.66%)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荷兰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主要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等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瓷等,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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