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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年间瓷器制品，质精秀雅，世无伦比。其胎质莹润，造型秀奇，青花斗彩淡雅幽静，上承永宣雄健精粹，下开嘉万彩绘风尚，影响甚为深远。成窑制品传世不多，素为历代鉴古收藏家所珍，故在明末时已有“成杯一双，价值十万”之说。公元１４６５至１４８７年，是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统治中国的２３年，成化帝和他的高祖永乐帝以及其祖父宣德帝相比，几乎没有文治武功可言，然而成化帝在景德镇御器厂所烧造的瓷器却精美异常，其成就决不会在永宣官窑之下。明沈德符１５７８～１６４２年 《敝帚斋新语》谓：“本朝窑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古今之冠。如宣窑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清人王棠《知新禄》谈到明朝官窑的成就时，也认为：“首成窑，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万间亦有佳者。”
明成化瓷器从景德镇龙珠阁御厂地层遗存考察来看，成窑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以晚期成就最高。而从遗址断层出土堆积物可知，其高质精美之器，即被历朝所称赞的成窑佳器，主要是指成化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后烧制的斗彩、青花瓷。这一时期的成窑，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温润似玉的瓷质，小巧典雅的造型和别致的纹饰
成化晚期所烧造的青花、斗彩器皿，完全可用“独步天下，后无来者”以概之。其时的青花与斗彩的瓷胎比宣德更为细腻，莹润之质可比玉类。其瓷釉有的虽有白里闪灰青或牙黄，但白度比宣德高；特别是光泽度比宣德柔润温和，玉质感极强。如果放在３０倍放大镜下观察宣、成二窑的制品，宣德釉中所含釉泡大而疏，分布并示匀均，而成窑器瓷釉中所含气泡却细小密集，分布十分均匀，釉泡小而密的成化器在光的散射作用下，其釉层的温润感必为宣德器所不及。这是由于成窑器胎中的氧化铁含量比宣德少，三氧化二铝又比宣德高，故成化瓷胎较宣德纯度高，其外观效果就更为洁白致密。这种现象的出现亦表明成化官窑对胎釉原料的选择与控制，远比元代、明初乃至晚明官窑更为严格，故成化官窑晚期作品的瓷质为明官窑之冠。
以成窑瓷器尤其是十七年以后的作品而论，其造型竭尽小巧雅致，有“小可盈握”之誉。无论是从景德镇珠山御厂遗址出土物还是传世品，宣德烧造的大件器物极多，而成化窑尤其是后期大件极少，仅以形体小巧的杯碟盏盘为多。如在珠山出土的宣德青花螭龙纹大盖罐高达６０厘米，而成化后期最大的盖罐大号“天”字罐 仅为１３厘米；成化靶盏最大的才７厘米，其中以６厘米以下小杯、１１厘米口径小碟最多。故后世称，宣器气势雄伟，多属厅堂陈设之器，成化则小巧精细，多为手中把玩之物。
在具体绘画手法上，无论青花、斗彩，其纹样主要采用勾勒平涂的工艺而成。画花朵只绘正面，人物衣着都是有表无里的一色单衣，山石无凹凸之感，树叶只有阳面，无阴阳向背之分，树不皴皮，画面古朴典雅，情趣盎然。纹样丰富多变，有人物、婴戏、鸳鸯、莲池、花鸟、缠枝莲、瓜果、葡萄、团花、灵芝、灵云、山石花草、团龙、螭龙、海水、子母鸡等，无论青花斗彩，都追求一种清淡的灵动感。如斗彩小杯上的子母鸡、高士、三秋、花鸟、葡萄以及各式各样的团花、灵云，青花器皿上的花鸟草虫、山茶湖石、十六子、池塘莲荷，无不画意清新，赏心悦目。
淡雅型青花瓷的创造，别具一格的“淡雅型”青花
如果说明成化之前的元、永宣青花以进口苏麻离青釉色取胜，属于深沉凝重风格的话，那么从成化后期开始，风格则以清新淡雅为特色。纵观成化后期青花器物，均采用国产平等青料，发色淡雅温润。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至成化朝，进口料己耗尽，再无来源。主要据明《广志绎》卷四谓：“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的青花胜……宣窑之青，其苏勃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成不及宣。”其实，据可查资料考证，成化朝并非进口料已用尽，只不过是当朝皇帝个人喜好而已。成化帝由于个人偏爱、审美趣味与明初及晚明人不同，喜淡雅型青花，认为比深蓝凝重的明初青花更美，否则，不会弃进口料不用，而选用国产料制作宫廷用瓷。为何不用昂贵的进口料，以成化帝对瓷器的偏爱，绝非是为了节省资金。从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各朝遗存物考察可知，终其明、清各朝各代，对御用瓷最为讲究、最不惜工本的可推两位皇帝，一是永乐帝，喜甜白，因而永乐地层这类堆积残片累累如山；二是成化帝，尤后期青花、斗彩稍有瑕疵即打碎深埋。从这一角度分析，以成化帝这样一位艺术修养颇高，审美意趣又较有个性的帝王，弃进口料不用而用平等青，自然不会是节省的缘故了，究其原因，一者是成化后期高级瓷器器型均十分小巧，用进口料多容易出现晕散，渲染处易产生黑斑，从而会导致小而薄的瓷器显得粗糙，而用呈色淡雅的平等青则发色均匀，恰到好处；二是斗彩上的青花，以淡雅的平等青料勾勒，搭配得当，不易晕散，与釉上彩釉构成一种极为协调的搭配，相得益彰，如果用凝重晕散的进口苏勃泥青料搭配，效果就不一定理想了。
明代彩瓷的巅峰之作
成化后期，成化帝在宣德五彩有说是斗彩 的基础上，成功地创烧了一种空前绝后，达到彩瓷艺术巅峰的瓷品——成化斗彩。所谓斗彩，其“斗”者，亦与“凑”意同。宋晏殊《渔家傲词》就有“落叶荷花相间斗，红娇绿掩新妆就”一词。而瓷器上的“斗彩”，又称之为“逗彩”，是指一种由釉下青花和釉上多彩结合而成的品种。即用釉下青花勾勒出青花轮廓，釉上用彩填色，分两次入窑烧造而成，从而达到一种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如果说宣德一朝已初烧成了五彩或斗彩的话传世仅数件而己 ，那么，成化斗彩是在基础上进一步推陈出新，达到了斗彩的极致。与宣德年初创的五彩或斗彩 相比，在诸多方面有大的改进。宣德斗彩用没骨法彩绘花纹，其青花用料多浓蓝发黑，且散而不收，几乎看不到青花轮廓，釉上的红绿诸彩与青花含混不清，其视觉效果粗而艳，不够协调，而成化斗彩之花纹采用淡雅青花双线勾绘，其纹饰线条有如游丝，凡釉上诸色均在青花线条之内，釉上诸色均被釉下游丝所围绕，故青花与釉上彩色较为统一，视觉效果静而雅；宣德斗彩釉上诸色堆填浓厚，大绿与红色偏沉浓，且用料极大，而成化斗彩之釉上色彩以苦绿、草绿、水绿色为主，廓填薄而均匀，故宣彩色凝重浓浊，成斗色淡而透明；此外，宣斗釉上彩仅有红、绿、紫、黄诸色，但绿色仅有大绿一种，紫色也仅重紫一色，色阶显单一，而成斗诸色甚多，设色极为丰富，大多透明鲜亮，一件器物上多有三到四种色阶，有的多达六种之多，同一种彩又有深浅浓淡的变化。根据孙瀛洲先生总结，其色阶主要有：“鲜红，色艳如血，厚薄匀均：油红，色艳而有光，鹅黄，色娇嫩透明而闪微绿，杏黄，色润微红，水绿、山子绿、叶子绿等皆透明而闪微黄，松绿色，深浓而闪青，蜜蜡黄，色稍透明，姹紫，色浓而无光，孔雀蓝，浅翠透明，赭紫，色暗，葡萄紫，色如葡萄而透明，美黄，色浓光弱。”其中，“姹紫”是成化斗彩釉色的独特品种，而孔雀蕴在成斗传世器中至今未见使用。成化斗彩在色彩上运用十分灵动自如，设色精当，配料协调，素雅与明艳兼而有之，充分表明成化后期制瓷选料配备之熟练，以及高超的制瓷工艺，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
成化年款与成化帝其谜
考察成化瓷器，不能不涉及成化年款的种种难以破解之谜。终明各朝御瓷款，无论明初之浓丽俊朗之体，或晚明至清代馆阁之体，一般都中规中矩，珠圆玉润，且每朝写款书法多种，体例常变，独有成化之款“成化年制”终一朝一人书写，字体显得十分幼稚且稍嫌笨拙，这一现象，成为古瓷一大谜团。故后人可仿历朝历代之款，而成化之款无人能学。这亦为古瓷研究鉴定成瓷尤后期高级瓷的极为重要之参考。孙瀛洲先生经对成化御瓷之款细致观察，总结归纳成化年款歌诀：“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日窄平年应悟，成字三点头尖腰。”成化瓷这种极为特殊罕见的年款，以及为什么成化官窑十七年以后造型、装饰会发生突变，成化后期这些精美绝伦的青花、斗彩器皿何以如此娇小别致，曾不断困惑着一代又一代古瓷研究者。有人认为，成化后期青花、斗彩小巧幽雅，具有一种“女性”之美，也许是成化帝专为宫中宠妃所制之雅玩。又有人大胆推测成化帝身边曾有一位很受宠的妃子万氏，可能是这位万氏对瓷器之偏爱而专门设计。史料记载，成化帝与万妃确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但深究起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万妃只是前朝遗妃，其年龄比成化帝要大得多，成帝对万妃之宠，只不过是对父皇的一种眷恋亲情之移，并非男女之情，且据史料载万妃并非那种娇柔玉叶之躯、琴棋书画才女，而是一位体健肌肉发达、喜好戎装舞刀弄枪的女性，以其性格成化皇帝不可能如此倾心去花巨资专门烧制这些极具艺术性、观赏性极品瓷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成化帝本人是一位知识涵博、性格独特、具有相当深厚艺术修养的帝王，自小对瓷器亦喜爱有加，非常执著，曾多次亲督景德镇御厂制瓷。从这一角度讲，以成帝独特的艺术修养和与众不同的审美情趣，一反前朝、明初雄浑俊朗的大件瓷器艺术之风，转而追求一种清静淡雅、小巧别致的艺术风格，是符合成化帝性格特征的，因此，至少创烧、设计这种瓷器，成化帝是很有可能直接乃至全过程参与的，至于成化年款，这种终一朝体例始终如一、稚嫩略显笨拙的年款，不可能像历朝年款出自书法名家之手，更非一般御窑工匠敢于书写，那么在成化帝如此看重的精巧神品瓷器上能留下手笔的会是谁呢﹖只有成化帝本人才有这个资格。据对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成化断层遗存物考证，“成化年制”款在成化四年就已定型，且一直未变，故刘新园先生推论此款“极可能出自少年成化帝之手”是可信的，这一推论，也印证了成化帝对成化瓷的研制、设计、烧造自始至终都亲自干预，终于在成化十七年以后形成了这一中国古瓷空前绝后的艺术“神品”。
延伸阅读
耀瓷儿童纹样的艺术特点
宋《营造法式·石作制度》称：“或干华文之间以龙凤狮兽及化生之类，随其所宜，分布用之。”梁思成先生解释作：“装饰图案种的小儿称化生，‘化生之类’指人物图案。”在古陶瓷学界则多称为“婴戏”，取其以游戏为主的特征。
在画面构图上，耀州窑儿童题材纹样采用了我国传统的平面剪纸式构图方法，以二度平面的空间来表现立体对象，画面饱满，人物形象不加重叠。所刻、印儿童题材纹样均以流畅、犀利的轮廓线条加以表现，而略去人物的面部和其他细部特征。这种造型方法一方面是受到刻、印花装饰手法的限制，另一方面应是受到商周青铜器纹样、片状玉雕、汉画像砖(石)人物及剪纸等传统工艺的影响，既节省了工序，又达到了简练传神的艺术效果。
在人物造型上，耀瓷儿童纹样均为大头，身体肥壮而敦实，裸体或半裸体，比较符合儿童的身体特征。儿童有其独特的人体比例和风格，《宣和画谱》在记述唐代画家张萱事迹时就曾指出：“（张萱）又能写婴儿，此尤难为，盖婴儿形貌态度自是一家，要于大小岁数间定其面貌髻稚。世之画者，不能失之于身小而貌壮，则失之于似妇人。”这种未能准确掌握儿童生理特征而导致作品中“体小貌壮”的不足，也是唐以前儿童图案的重要缺陷。反观上述耀瓷儿童题材图案，其人体比例都比较准确合理，动作符合儿童特征，肢体肥圆而柔韧，这种写实描绘应是匠师们长期注意观察生活的结果。
天津瓷房子：狂热的艺术乌托邦
无意间邂逅“瓷房子”
古瓷博物馆，听到这个名字，人们往往想到小心摆放的精美瓷瓶、瓷罐，可是走近天津这座博物馆，你会发现，它完全出乎意料，是一座超现实、让人跌破眼镜的奇特地方。
没错，古瓷博物馆里当然有很多古瓷，不过，最先把你镇住的不是完整的瓷器，而是数量庞大的碎瓷片。从汉唐到清末，这里一共有7亿多片瓷片—但是这些瓷片不是安静地躺在展柜里，而是贴在墙壁、门廊、窗户、屋顶这座博物馆整个是由瓷片建成的，正如它的名字—“瓷房子”。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片瓷
这座建筑原是天津法租界里的一栋小洋楼，博物馆主人张连志历时8年时间，用7亿多片瓷片把它重新塑造一番，内外墙壁、屋顶、走廊等等地方都装饰满瓷片。这些瓷片大部分来源于海河三叉口，那里曾经是商船从南方运输瓷器进京的必经之路。商人通常会在河口检查货品，把途中打碎的瓷器扔掉，久而久之，河底积累了数十亿的瓷片。博物馆目前依然在继续建设之中，计划一共使用15亿片瓷片，这样就能让“平均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片古老的瓷片”。
最高贵的中国红
古瓷博物馆的最高处，有一颗红色五角星。这颗星星不简单，它是用“祭红”瓷片拼而成的。“祭红”是明朝皇帝祭祀专用的红色瓷器，这种御用瓷烧制技术复杂，传世稀少，非常珍贵。因为它颜色犹如朝霞，所以又叫“霁红”。
帽筒柱栏
帽筒是尺把高的瓷制圆柱筒，清朝大臣用它来放官帽，后来也成为民间的帽子架，但多用于摆在桌上作装饰。博物馆用这些精美帽筒拼成栏杆墙柱。
奢华厕所
瓷房子整体设计独出心裁，就连厕所也不例外。厕所里同样装饰了大量瓷片、瓷器，瓷瓶顶部还装饰了大量白色、紫色的水晶石。
价值连城的一墙“碗”
在博物馆中，这是价值最高的一堵墙，因为墙的上碗都是“钧瓷”。看过鉴宝节目的人知道，钧瓷是中国古瓷中，最昂贵、最有收藏价值的一种，民间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说法。钧瓷是均窑出产的瓷器，兴盛于宋代，颜色艳丽，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变化。在明清时期，钧瓷就已经非常珍贵，留到现在的，更是价值连城。
日用瓷艺术化的问题
日用瓷和陈设瓷二者的关系紧密相连。日用瓷拓展了人们日常生活对陶瓷产品的需求。陈设瓷却以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出现，给人们的生活环境增添了美的氛围。
手绘哈哈罗汉艺术酒坛
就今天的陶瓷市场现状来看，陈设瓷的发展可谓百花齐放，新的画面、新的器型层出不穷。而日用瓷的器型设计却稍有逊色。如正德汤碗、渣胎碗、鱼盘的制作沿用了几个世纪，至今仍在生产，器型变化不大。
要使日用瓷不断地得到发展创新，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实现日用瓷艺术化的问题，只有不断地把陈设瓷的艺术化元素引用到日用瓷的设计中，日用瓷的创新才是水到渠成。
要解决日用瓷艺术化的问题，首先要了解日用瓷的特性。那么日用瓷有哪些特别的属性呢？
日用瓷的特性有三种：适用性、美观性、经济性。适用性则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又适合生产工艺流程。如盛饭要用碗、舀汤要用汤匙、盛水用杯子等。美观性顾名思义，日用瓷尽管是一种生活用具，但也要兼顾给人们美感。经济性更要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这一角度来考虑，做到物美价廉。因此，在日用瓷的设计中要始终围绕适用性、美观性、经济性这几个日用瓷的特性放开思路，把陈设瓷中的艺术表现形式融入到日用瓷的生产设计中来。
从日用瓷的画面和器型设计来看，相比而言日用瓷的画面创新要容易得多。陈设瓷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可广泛用在日用瓷的画面创新中，如：粉彩、青花、图案、人物或山水、花鸟等都可以加以利用于日用瓷的生产设计中。复杂点的画面如批量生产还可制作印刷花纸，贴花生产。相比而言日用瓷的器型设计要难得多，虽然只有很简单的几根外形线条，要变化出与众不同又符合日用瓷三性的器型着实不易，看似简单其实非常之难。这就要求设计者要不断地学习，广采博览，开拓视野。
陶瓷器型的外轮廓线条是由二根同平行的直线和弯线组成。直线的长短，弯线的曲直都取决于器物的形状。当由直线和弯线组成的形状构成器型后，又要考虑到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器型脱模问题。
比如，有将玉玺的造型用于瓷器酒瓶的设计，这第一要看是否易于脱模，合乎大批量生产，又要考虑制作成本及产品的卖价高低。内翻或棱角分明的器型都存在脱模的问题，这都要求设计者要熟悉生产工艺。老式的器型如：正德汤碗，虽然好于生产但相对于日异月新的现代生活节奏的变化，却显老套陈旧一成不变，难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陈设瓷的艺术性提倡风格美，而日用瓷的设计讲究形式美，形式美主要是通过器型的外轮廓线来体现的。
流线形决定了器物的形状，但也制约了器物的成型，流线形极具现代的审美感，起伏形变化差异大，夸张形富于想象的空间。如以类似阿娜多姿的少女形体线条设计的咖啡具体现了青春活力的美感，还有以流线形设计的茶具，体现出了现代人洒脱的感觉，再有以波浪形线条设计的异形碗、碟给人绵绵不断的遐思。
流线形、起伏形、夸张形，说是容易可一旦用于日用瓷的器型设计实在是不易。当然，若撇开经济性，把雕塑技法用于日用瓷的器型设计。如像青铜器那样，做成鸟壶等象形设计，虽然成品，但终不适应大批量生产。
现在市面上已有利用冲浆工艺生产的日用瓷产品，如方形、三角形、线条大波浪起伏的荷叶碗等相对于传统意义的异形盘、碗，将艺术的几何图案线形理论融入日用瓷的设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对推动日用瓷艺术化大有裨益。
总之，日用瓷艺术化是时代赋予我们当代瓷工的重任，只有加强学习承先启后，熟知工艺流程，继承传统、开拓进取、勇于实践，才能创作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的陶瓷产品。
公道杯盛酒为公道 古代御瓷佳品
“公道杯，古代汉族饮酒用瓷制品。杯中央立一老头或龙头，体内有一空心瓷管，管下通杯底的小孔；管的上口相当于老人胸前的黑痣高度（或龙颔）。公道杯盛酒最为公道，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否则，杯中之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
公道杯
公道杯是头体下与杯底连接处留有一孔，向杯内注水时，若水位低于瓷管上口，水不会漏出；当水位超过瓷管上口，水即通过杯底的漏水孔漏光。这种漏水杯，汉族民间称：公道杯，系根据物理学上的虹吸原理制成。明代洪武间，官府在景德镇开设“御器厂”，亦名“御窑厂”，专门为皇宫制造御瓷。当时的景德镇隶属于江西浮梁县，临近的都昌、抚州、丰城、乐平、鄱阳等县的瓷工听到景德镇开办“御窑厂”的消息后，纷纷聚集到景德镇，其中以都昌、抚州的瓷工人数为最多。御瓷要求高，制造难度大，凡是选到“御窑厂”的瓷工都是一些制瓷手艺高超的能工巧匠，经他们之手造出的御瓷皆是精巧之至的佳品，“公道杯”便是其中一种。
御瓷佳品
公道杯的传说：据说，当时的浮梁县令为了讨好皇帝，博得皇上的赏识，指令“御窑厂”的瓷工半年内制出一种“九龙杯”用来进贡皇上，好则赏，不好则罚。指令发出后，县老爷亲自监制。由于“九龙杯”的制造难度大，时间又短，瓷工们个个急得寝食不安。他们日夜研制，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经过三个多月，几十次的反复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看到精制的“九龙杯”，县太爷喜笑颜开，亲自快马加鞭将“九龙杯”送至京城，进贡皇上。洪武皇帝朱元璋看着浮梁县令进贡的艺术珍品“九龙杯”，爱不释手，连声夸赞景德镇瓷工制瓷技艺高超，夸赞景德镇不愧为瓷都之称。浮梁县令由于进贡有功，得到了皇上的赏识，不久便加官晋级，由县令升迁为府台。
圆润如玉
朱元璋得到“九龙杯”后，便经常使用这种珍品盛酒宴请文武大臣。在一次宴会上，洪武皇帝有意奖赏几位心腹大臣多喝一点酒，便特意为他们把御酒添得满满的，而对其他一些平时喜欢直言不讳进谏忠言的大臣则将酒筛得浅浅的。结果事与愿违，那几位被皇上有意照顾的大臣点酒未喝，御酒全部从“九龙杯”的底部漏光了，而其他大臣都高高兴兴地喝上了皇帝恩赐的御酒。皇帝对此甚是不解，究其原因，方知此杯盛酒最为公道，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否则，杯中之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
因为“九龙杯”的公道，洪武皇帝便把“九龙杯”命名为“公道杯”。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公道杯”的典故告诉了人们办事必须讲求公道，为人不可贪得无厌。
公道杯工艺
公道杯的原理：运用虹吸原理制造而成的。为了进一步发掘陶瓷传统工艺技术，景德镇陶瓷艺人对“公道杯”实行了大胆的改进，原来的杯子龙头角度朝下，装饰单一，且盛水不足杯子容量的70%时所盛之水便全部漏光。经他们反复试验改进的“公道杯”龙角朝上，用青花、粉彩装饰得五彩缤纷，美观之至，且盛水容量也由原来的70%上升为90%。现在的“公道杯”驰名中外，可称得上是一种陶瓷高级艺术珍品。1982年，工人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公道杯’轰动日本”的报道，指出此杯深受外商青睐。现在，凡是来瓷都观光的游客，见到这种珍品都是赞不绝口，皆为“公道杯”所倾倒。
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的塑造
刻瓷艺术的本体语言是刀味与瓷味的融合，当代刻瓷艺术在创作中需要在本体语言的基础上加强对精神内核的塑造，走出以技法为重的误区，要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刻瓷又称瓷刻，是中国陶瓷艺术中的重要门类之一，其独具魅力的刀味与瓷味使其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中有着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并通过刀味与瓷味融合的表现形式展现出其精神内核，而这才是其本质的追求。当代刻瓷艺术空前繁荣，如果一味遵循传统文化而缺乏当代精神内核，长此以往，则势必影响其生存与发展，因而，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的塑造对于刻瓷艺术的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一、刻瓷艺术的本体语言——刀味与瓷味
刻瓷艺术的本体语言，简而言之可归纳为刀味和瓷味。刻瓷与彩绘在绘画形式语言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刻瓷是以刀代笔，在瓷上镌刻出形象与画面，因而刻瓷的力量来自于刀法的强健有力。由于瓷釉非常坚硬，刻瓷的刀法必须是干脆利落而非常严谨，容不得半点马虎与闪失，因而，刀法成为刻瓷最基础也是最丰富的技法表现形式，通过各种刀法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刀味。
刻瓷艺术根据画面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刀具，通过起、行、收、停等力度的变化，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线条，而画面中的点与面同样也由刻刀完成。刀味的存在，使刻瓷尽显力之美，点、线、面的自然融合，显现出苍劲与豪迈，颇具气势，带有一种浓烈的金石韵味。刻瓷艺术家们通过一刀刀的镌刻，将点、线、面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然后再施以墨或彩，艺术家的情感也充分融入到一组组的刀法当中，因而，刻瓷的刀味是具有生命力的，而绝不是冰冷、刻板的。当然，要使刀味更加气韵生动，还需要刻瓷艺术家长期的磨砺和积累，功到自然成。
作为一种瓷的艺术，刻瓷艺术在刀刻和施色完成作品时，一定要注意保留其瓷的韵味，一件完全没有瓷味的作品是称不上真正成功的刻瓷作品的。在传统刻瓷艺术中，瓷味的体现是在黑与白的对比中产生的，其选用的多为釉质洁白细润者，在刀法的运用当中注重留白，从而保留釉的光亮感以突显作品的瓷味。而在当代刻瓷艺术中，保持瓷味的做法更加丰富，除传统的留白以外，陶瓷色釉和彩料的运用也是显现瓷的独特工艺之美的做法。陶瓷色釉和彩料多采用低温，以方便烧制，不过尽量避免色釉与彩料的过度运用，以免因强调瓷味而遮蔽了刻瓷艺术最核心的刀法光芒。
因此，刻瓷的创作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地协调刀味与瓷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刻瓷的本体艺术语言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二、当代刻瓷艺术的精神内核——多元化与现代化
当代中国刻瓷艺术的精神内核可归纳为两大鲜明特征，即多元化与现代化。从多元化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刻瓷艺术融汇了传统中国画、西方油画、素描等画种，在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兼容并蓄的态势，尽管风格流派众多，但其精神内核大致仍可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类。
现实主义是当代刻瓷艺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其主要体现在：当代刻瓷艺术家凭借各种创新手段和技法，能够非常逼真地临摹各类中国画、油画名作，不仅能够在形上面把握，也能在神采上加以准确把握，特别是一些仿油画风格的肖像作品，形神兼备，其逼真程度令人赞叹。现实主义能够充分体现当代刻瓷技法的高超，并借此在作品中实现人文精神。
浪漫主义是当代刻瓷艺术发展令人瞩目的方向，其已摆脱了简单追求写实的做法，而更倾向于以抽象写意的技法来直接表达情感与理念，从而实现直接抵达现代人精神层面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统的文人画亦属于浪漫主义风格，而现当代各种西方流派也属于浪漫主义风格。浪漫主义突破了形式上的束缚，使刻瓷艺术家得以更自由地表现，从而进入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
当代中国刻瓷艺术的另一特征是与时俱进。在当代中国经济腾飞、文化昌盛的新时代，刻瓷艺术如果仍然仅仅局限于表现传统古典文人式精神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精神，那显然是与这个时代相脱节的，使人产生审美陈旧和厌倦之感。因此，现代精神的注入是对当代中国刻瓷艺术的必然要求。
三、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的塑造——误区与责任
当代刻瓷艺术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艺术成就，逐渐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代刻瓷艺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刻瓷艺术家的个人修养和技法的不高，而是常常容易步入到“玩技”的误区，而较少关注刻瓷艺术精神内核的塑造，这是非常值得当代刻瓷艺术家重视的现象。
在“玩技”倾向的影响下，一些刻瓷艺术家只重视刀法的提升和创新、画面的标新立异和震撼力，从而导致作品疏离生活、疏离时代，片面追求技术语言，这表明，当代刻瓷艺术家中确有一部分缺少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缺少生活积累，缺乏对艺术的敏锐观察力和表现力，从而也就使得当代刻瓷艺术缺少真正震撼人心的力作。
对刻瓷本体语言的过分强调，使刻瓷在面临当代语境时陷入精神内核的困惑和迷惘之中。而要解除当代刻瓷艺术所面临的这一困境，必须消除一味“玩技”或称“逐技”的误区，消除对本体语言的过分自恋，重新解构本体语言，从重“技”转变为重“艺”，只有这样，当代刻瓷艺术才能真正走进当代，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邢窑白瓷 天下无贵贱而通之
邢窑白瓷
邢窑白瓷是唐五代最著名的白窑瓷场，有邢窑白瓷，天下无贵贱而通之的美誉。窑址在今河北省内丘县，因唐时地属邢州，故名邢窑。
邢窑除烧造白瓷外，还制青、黑、黄釉瓷等产品。而白瓷亦分粗细两种，邢窑白瓷胎质坚实，胎质细洁纯白，器内施满釉，器外釉不到足。在胎、釉之间有一层化妆土，作为护胎釉。尤为难得的是其细白瓷的釉面光滑，色泽雪白莹润，陆羽《茶经》中所赞邢瓷类银，邢瓷类雪，便是指其釉色而言。邢窑产品器型规整，制作精致，有碗、盘、钵、托子、杯、砚、盒、瓶、壶、罐等，多为日常用品，均少带纹饰，以突显釉质之美，风格朴素淡雅。
邢窑白瓷
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西安郭家滩隋墓出土的白瓷瓶，姬威墓出土的白瓷盖罐，都是隋白瓷的代表作。隋代白瓷在河南、陕西、河北内丘、安徽亳县都有出土。
邢窑白瓷
据文献记载，广州、四川大邑都曾制作白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生活在成都，他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芭斋也可怜。短短四句诗，对距成都不远的大邑白瓷概括得十分细致确切。对烧制地点，胎质轻薄坚致，烧结瓷化音质好，釉质细腻洁白，蜀中家喻户晓的社会声誉高，天下无贵贱通用等都描述明白了。唐新修《本草》有白瓷屑广州良的记载。只可惜，广州和大邑至今沿未找到唐代白瓷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