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精修瓷器。
《富春山居图》：360年的合璧期待
《富春山居图》：360年的合璧期待
《富春山居图》合展的意义，已然大大超越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5月18日，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交付台北故宫博物院；6月2日，它将与位列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院之宝”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合璧展出。从2010年3月14日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一句“画是如此，人何以堪”开始，历经“火焚”“生离死别”的《富春山居图》的合展牵动无数海内外华人的心。历经了360多年分隔，现在，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这得益于两个博物馆联合推出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展览计划6月1日至9月5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展览共有展品83件，其中祖国大陆有12件。
平阳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
被誉为“画中兰亭”的《富春山居图》在中国水墨山水画上的地位一如书法界的《兰亭序》。即便分成两部分，每部分也是无价之宝。
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宽30余厘米、长6米，但只是中心处有横51.4厘米、纵31.8厘米的一幅古画，其余为题跋等。长卷引首处有4个大字“富春一角”。这“一角”不足全作1/10，却也是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另外9/10的画作，横636.9厘米、纵33厘米，被称为《无用师卷》，在稀世珍宝以百万计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位列“十大镇院之宝”。
浙江省博物馆此前展出《剩山图》的展板介绍：
《富春山居图》纸本水墨，高一尺余，长二丈四尺，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被誉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图绘富春江两岸秋初之景。开卷描绘坡岸水色，远山隐约，接着是连绵起伏，群峰争奇的山峦，再下是茫茫江水，水天一色，最后则高峰突起，远岫渺茫。山间丛林茂密，点缀村舍、茅亭，水中则有渔舟垂钓。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层次分明，大片的空白，乃是长卷画的构成特色。笔墨上已显然取法董源、巨然，但更为简约利落。山石的勾、皴，用笔顿挫转折，随意而似天成。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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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陕西保护复原2800年前西周青铜轮牙马车 图
陕西保护复原2800年前西周青铜轮牙马车
这是7月30日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拍摄的西周晚期青铜轮牙马车。
经过文物保护人员3年多连续不断的保护修复，一套总长超过3米的西周晚期青铜轮牙马车已保护和复原完毕。这套青铜轮牙马车2014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马车长3.13米、宽2.7米、高1.5米，车头部位有4匹马的遗骸。马车车厢装饰华丽繁复，有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构件、薄壁青铜兽面装饰以及玉器和彩绘构件，车轮外沿全部由青铜铸造而成，这也是目前唯一一套部件完整的青铜轮牙马车。 根据实验室提取的遗物和精确数据，考古工作者按照原来的工艺、结构对这辆青铜轮牙马车进行了同比例复原。这套青铜轮牙马车的保护和复原，对研究西周晚期的礼仪及车舆制度有重要价值。
【精】历代瓷窑-修内司官窑（图）
历代瓷窑-修内司官窑（图）
也称“ 南宋官窑 ”。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另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涵；澄泥为苑，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千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 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样， 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南宋修内司官窑方支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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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洞窑址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
在中国古陶瓷学会2006年年会暨青瓷学术研讨会上，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展示的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出土文物惊动四座，特别是一个名为“荡箍”的制陶部件吸引了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的目光。此前，学术界一直有人质疑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的“南宋修内司官窑”身份，而此次研究人员历时5年整理出来的文物证明，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就是以前的南宋修内司官窑。
在宋代瓷器派系中，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定窑名声最著，南宋官窑所出瓷器被后人视为珍品。据记载，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以后，共建造了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两座官窑。上世纪20年代，人们在杭州乌龟山发现了郊坛下官窑遗址，但修内司官窑在哪里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1996年，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现终于使修内司官窑浮出水面， 2001年，老虎洞窑址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由于没有找到真正有说服力的物证，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论。从2001年起，杭州历史博物馆对老虎洞出土文物进行了长达5年的整理，结果令人欣喜。目前已整理出4000多件出土文物，包括碗、盏、盘、洗等20类、53型器物，使人看到了令人惊叹的南宋官窑瓷器。其中一件在制作陶器过程中所使用的“荡箍”更令专家感到兴奋，上面清晰地写有“修内司官窑置庚子年”的字样。根据纪年，南宋时期有两个庚子年，分别是孝宗淳熙7年（公元1180年）和理宗嘉熙4年（公元1240年）。由此可以断定，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就是以前的南宋修内司官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连连称“荡箍”为“国宝”。他说，修内司官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学术界持续了数十年的争论也可以平息了。昨天，老虎洞窑址终于验明正身，它正是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立的第一个官窑，也就是当年的修内司窑（修内司掌管打铁、制瓷等工匠的衙门）。修内司窑到底存不存在，又在哪里？这个争论了多年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唐俊杰说“从老虎洞发掘出的一件瓷荡箍，是证明这一切的铁证。”他介绍，荡箍是陶车上的一个部件，拉坯的时候能用到。
这件荡箍特别的地方，不是它的造型和功用，而是它身上近20个字。由于年代久远，字迹磨损得很厉害，但现在还能辨出“修内司……置庚子……师……匠”几个字。这说明修内司官窑确实存在，而且就是老虎洞窑址。在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中，明确写着南宋官窑有两个一个是郊坛下官窑，另一个是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窑址早被确定，就在杭州南郊乌龟山一带，现在的南宋官窑博物馆内。经过1956年和1985年两次发掘，这里发现了作坊遗迹和龙窑。没想到，在距乌龟山不到2.5公里的凤凰山脚下，就是修内司官窑的窑址。
南宋在公元1127年迁都后，仍然丢不掉皇室的脸面。为了满足皇宫和达官贵人使用瓷器的需要，再度建立官窑。据记载，南宋在杭州先后建立了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两座，以修内司窑出的瓷器为上品。而这座官窑以前一直是有记载无实证，成为千年之谜，直到老虎洞窑址的发现，才渐渐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经过杭州市文物考古所5年的发掘整理，已经初步整理出4000件青瓷。而瓷身带字的，只有这一件荡箍，它也成为了最有力的佐证。从昨天开始，市民走进杭州历史博物馆，就能欣赏到其中200多件青瓷精品。这些青瓷中粉青、米黄色釉的瓷器非常精致，有玉质感，比郊坛下官窑出土的青瓷更胜一筹。
【精】漫谈明清之际青花山水瓷器(组图)
漫谈明清之际青花山水瓷器(组图)
青花瓷与山水画是中华艺术文明历程中两门辉煌的艺术。关于青花瓷的起源，学术界虽然存有不同的界定，但青花在元代已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釉下彩品类应是没有争议的事实。青花瓷与山水画在其各自的发展中又相互借鉴影响，并终于在明清之际得到真正的结合。
明代是中国制瓷业的又一个全盛期，青花瓷的生产达到一个高峰。不仅工艺与器型发展到一个较为完备的阶段，装饰风格也同样异彩纷呈。元代戏剧的新兴和繁荣使人物故事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人物题材同样进入了瓷器装饰的领域。明代瓷器中的山水画元素就首先出现于人物画装饰中。山水作为人物故事的一个背景在瓷器中大量出现，但分布较为零碎，且往往“人大于山”。从笔法看。仍只是工艺上图案式的勾画、填充，尚未形成文人山水的笔墨与意境。明代崇祯年间的“青花郊游图瓶”（图1）具有过渡期的典型特征。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虽然人物仍是主要的描绘对象，但对山石的描绘已较为具体细致，山石、古木、流水等元素的组合已具备。另一方面，山水的组合构图虽尚未达到绘画上的成熟程度，但对山石的描绘已出现浓淡层次上的变化，如以波折的铁线描刻画山石轮廓，并以不同层次色料点染。这种山石肌理的笔墨呈现显然是人为的努力达到的。观察同时期的其他装饰组成，如云气、苔藓、花木等的表现也不同于之前的程式化图案，而具有绘画的随意灵动性和笔墨意趣。
至顺治朝，虽然政权更替，但仍延续了明末的风格，并承应了这一趋势。从这件清顺治的标准器就足以看到山水画在青瓷上绽放异彩的趋势（图2）。此间，主导器身、构图成熟的全景山水陆续出现，从题材上看，也已从明末的戏曲人物故事背景过渡到了完整意义上的山水画。这件表现成熟的山水青花瓷器使我们有理由断定其绘制是以绘画作品为模本的，甚至绘制者本人也是长于山水丹青的绘画高手。山水图中的笔墨线条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钉头鼠尾描勾勒瀑布；近山皴染并用，远山适当勾染；潺潺云气虚实得当，整个器身装饰共同显现了一种和谐的文人意趣。空白处还有隶书题词和不规则状闲章，而从“癸巳秋日写为西畴书院”的纪年款也能看到此件器物与文人的关联。题款及印章在清代瓷器上大量出现，顺治早期多为隶书。文字、图像结合的装饰前代早已有之，但图像多为无主题装饰，与文字的内容指向并无关联。而清代器物上出现的图文结合往往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甚至出现了一批布局巧妙的藏诗画。从现有实物和资料看，当时制造了一大批归帆图（图3）、渔隐图、读书图等典型的文人山水题材青花瓷器。需要说明的是，明末政治动荡，官窑长期处于衰败状态。至清初，政权初定，官窑仍处于停烧状态。现今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山水瓷器大部分出自民窑，也可以说山水图在瓷器上的绘制即开创于民窑。
康熙年间，山水题材得到更大程度的应用。该时期的官窑、民窑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苏。胎土淘洗洁净，优质细腻的白胎成为绘制较为疏朗山水画的极好媒质。山水不仅出现在瓶、笔筒等雅玩之物，同样还扩展到了更多的日常器物，如盘、碗、杂器，无不出现山水。山石表现技法更为完备，皴法多样。康熙早期多“斧劈皴”，至晚期“披麻皴”、“牛毛皴”亦被成熟应用于瓷绘，并在细节上具有新的内容，如在较为空旷的天空出现成排归雁和星斗图像（图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代山水画中星斗纹极为鲜见，而在康熙一朝的山水瓷器中，似乎对这种日月星辰的描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在青瓷的断代问题上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参考因素。此外，该时期的题款无论出现的频率还是字数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诗、词，散文、赋同样也|>>>>|
【精】赏析纪年青花瓷 打开鉴定玄妙门(图)
赏析纪年青花瓷 打开鉴定玄妙门
大英博物馆藏的元青花龙纹象耳瓶 康熙青花开光山水人物图盖罐
湖南 陈 锐
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康熙青花山水人物图凤尾尊，高44.9厘米，口径22.6厘米，底径14.2厘米，造型优美，大口外撇，筒状长颈，溜肩鼓腹，胫部内收，足底外倾，二层台圈足，白釉底上青花双圈。胎质坚硬，胎体厚重，青花呈色灰蓝，釉质莹润光亮、白中闪青，器身描绘寻访高士和高士寄情于山水的画面。其独特的价值在于腹部有题记，注明了准确的烧造时间“康熙壬寅年季秋月吉旦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辨识真伪、判定时代的标准器。对标准器的深入研究正是解开鉴定深不可测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一、题 记
题记云：“吉安府安福县东乡五十八都樟溪保井坑居住信士李茂林妻赵氏，敬为男孩攀莲发愿，喜助磁器瓶壹对，敬奉瑶金山古佛殿前，永远供养，祈保合家清吉。康熙壬寅年季秋月吉旦立。”通过题记可知，这件凤尾尊是一个母亲给孩子请愿、祈求保佑合家平安而供奉在瑶金山古佛殿前的供瓶。其底部亦确有经长期烟熏留下的黄色痕迹。凤尾尊时称瓷瓶，原有一对，现仅存一件。供养铭文记述了详细的地点、人名和时间，笔者按图索骥，查找地方志，还原了部分历史面貌。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本《安福县志》载：“顺治四年大饥，斗米银七钱，民食树皮野草，死者甚众。五年大饥又大水。十八年五月大水平地深三尺，漂决田亩庐舍。康熙四年旱灾。六年水灾，知县焦荣申报得减征。十年旱，大饥，知县张召南赈之，申报捐征三分。十七年三、四、五月大饥，知县张召南赈之。”从这段史实可知，供养人李茂林及其妻赵氏一家当时生活得并不安宁，洪水、大旱、饥荒等灾难接踵而来，吞没财产，危及生命。于是，他们供奉瓷瓶一对，祈求瑶金山古佛殿的神灵保佑全家平安吉祥。瑶金山在江西萍乡县北境，东距赵氏家安福县东乡五十八都约400多华里，其间横亘着雄伟崎岖的武功山，明代陆世绩有诗《武功山射虎行》云：“环邑总高山，武功尤逶迤。嵯峨三万丈，盘纡八百里。古路行人稀，豺狼虎豹……”武功山曾与衡山、庐山并称江南三大名山，被冠以“衡首庐尾武功中”，其上不乏有名的庙宇道观，而赵氏却不惧山高路遥，不畏豺狼虎豹，穿越武功山，供奉瑶金山的古佛殿，可想古佛殿当年香火极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刻本《萍乡县志》记：“瑶金山，距县八十里，苍翠幽秀，绵亘经十里以外，唐普明祖师修持之地。瑶金山观，唐开元时，普明大师住持于此。元大德八年重建。”该县志又载明万历二十四年状元吉水人罗洪先书“光照大千”匾额，万历四十三年吉水人邹元标书“万法归一”匾额赠于古观。这些史料表明古佛殿一定在瑶金山观内，而且一直被世人顶礼膜拜，名声很大，这应是赵氏信奉此地的原因所在。
有供养铭文的瓷瓶并不少见，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对瓷瓶——现藏大英博物馆的元青花龙纹象耳瓶也是供奉瓶。其中一件上署：“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吉日舍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另一件上署：“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英博物馆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学者霍布逊正是凭借这对瓷瓶上的明确纪年“至正十一年”拉开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然而，最终揭开元青花之谜，让元青花倍受关注的还是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博士，他也是以这对带有铭文的龙纹象耳瓶为母本，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藏的一万多件中国瓷器中挑选出数十件造型与纹饰相似，在胎土、施釉、青花料、绘画技巧等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青花瓷，再进行反复比照研究，最终给这类瓷器命名为中国“至正型”青花瓷，并先后写下了两本著作——《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所藏一组中国瓷器》《阿德比尔神殿收藏的中国瓷器》。由此可见，有纪年的供器在古陶瓷鉴定、鉴赏、乃至改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有着不同一般的重大意义。
瓷质供器上的祈吉语有着约定俗成的体例，即：信士的居住地址、姓名、供奉物、所求之事、供奉地点和时间。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明天启青花烛台底座上就记述了“徽州信士黄舜耕率领全家喜奉香炉花瓶烛台一副，祈保：早赐男孙、合家清吉、万事如意、福有攸归。”清顺治青花人物净水碗题记为，“信士陈有谟虔制净水碗一座，喜奉古湖心寺佛前永供，吉祥如意。顺治丁酉年季夏月朔望日吉立。”这些题记充分反应出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现实性、目的性和功利性。
二、纪 年
这件青花凤尾尊上的纪年为“康熙壬寅年”，康熙在位61年，60年为一甲子，其中必有一个纪年名称相同。查康熙年谱可知壬寅年有两个，该瓶是公元1662年的康熙壬寅年还是1722年的康熙壬寅年呢？这需要从该瓶的绘画图案、技法、发色和器形上综合把握方能得出答案。
首先，该尊所绘图案和技法明显带有崇祯顺治的风格特征，画面舒朗恬淡，远山适当勾染，近山皴染并用，人物笔画简练，沿袭了明末清初之遗风。上海博物馆藏清顺治十年的青花山水图瓶所绘远山、近水和人物的画法与该青花凤尾尊的画法非常相似。
其次，从青花发色来看，该尊青花呈色灰蓝，为康熙早期青花瓷。康熙青花不同时期呈色差异较大。早期青花使用浙料或江西、广东青料描画，发色以灰蓝和黑蓝为主。中期青花用云南省的“珠明料”，提炼精纯，呈色鲜蓝青翠，无漂浮感，明净艳丽，清朗不浑，艳而不俗。有的呈宝石蓝色，鲜蓝而无火气，如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康熙青花开光山水人物图盖罐，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晚期青花呈色淡雅，略显灰暗，有的晕散。青花山水人物图凤尾尊，青花发色晕散模糊。此尊藏于故宫博物院，高43.7厘米，口径22.8厘米，足径15厘米，其肩部一侧以青花料楷书“信士生员和德威喜助清溪古洞神前花瓶一枝，祈保合家清泰。康熙乙未仲夏吉立”四行供养铭文，康熙乙未即康熙五十四年，为研究康熙晚期青花瓷的标准器。
再之，康熙朝历时61年，凤尾尊的器形变化虽然很小，但细品仍有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颈部稍稍变短，腹部渐渐变大。如：康熙乙未凤尾尊给人稳重之感，康熙壬寅凤尾尊显窈窕之美。
综上所述，此件康熙青花山水人物图凤尾尊为康熙元年的典型标准器，是研究康熙早期青花瓷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画 面
凤尾尊高大，一般高度在41至46厘米之间，非一次拉坯成形，而是先拉坯口颈部，再做底腹部，半干时将上下两截粘接而成，用手伸入颈腹连接处还可感触到明显的接痕。正因如此，凤尾尊颈、腹部所绘图画通常不同，但整体和谐。此尊器身采用全景式山水人物构图，颈部和腹部画面既独立，以两道弦纹隔开；又统一，题材相似，均有近景、中景和远景。颈部河岸上一人恭敬地向另一人询问，答者手指身后，只见远处高山耸立；中部坡山疏林，屋舍凉亭掩映其中；近处河水潺潺，一人江心独钓。腹部描绘同样的山水，人物活动有所不同，为船夫移船靠岸，渡者在码头询问，答者指向身后，一人泛舟独游。此图为寻访高士图，颇有唐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意境。高士是志存高远、博学高雅、清高不仕、高孤独居的大智者，常常隐居，也称隐士，中国士大夫都有着一定程度的高士情结，普通百姓则倾慕隐者寄意江湖的洒脱和安定平和的生活。这种文化情怀影响到了我国青花瓷的装饰，出现了不少高士游戏于山水之间、超脱于世俗之外的画面。
此凤尾尊是康熙元年的典型器，作为顺治和康熙早期青花瓷|>>>>|
【精】北宋官窑的鉴别
北宋官窑的鉴别
1、 汝窑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清凉寺遗址的部分发掘品与传世汝窑瓷相同，官汝窑器的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为淡天青色。色调稳定，釉面滋润而不甚光亮。釉层开细小纹片并伴有冰裂纹，因裹足支烧。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烧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经研究，当时官汝窑烧造前的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的历史事实。
南宋官窑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官窑的源头提供了珍贵资料。南宋官窑的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窑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忭镜官窑”。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时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的结论。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产品的特征为：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划花的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满釉支钉烧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痕迹。
关于官汝窑烧造的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了官汝窑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之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间至北宋灭亡的10余年间。
2、 钧窑
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据“花石纲”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窑瓷器，对其产地今河南禹县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发现了古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与宫中传世钧窑瓷相同。从而证实了禹县窑址即是北宋官钧窑遗址。
北宋后期，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以应皇室之需，竞相制作各种奢华奇巧玩物。尔后，有设“应奉局”搜罗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运作汴京，史称“花石纲”。徽宗根据《周礼》记载，大兴土木，凿池引泉，修建殿阁楼台。庭院满目嘉花名木，室内陈设奇花异石，并建“寿山艮岳”。为了种植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以烧制陈设用瓷。
官钧窑自民间择选能工巧匠，烧制各种宫廷陈设用瓷。如花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称最。质地优良，制作精细。其中的玫瑰紫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为宫中收藏官钧窑中的精品，这类官钧窑瓷器的底部分刻有“一”至“十”的编号字样，标明每类器物有自大到小的10种型号。官钧窑出窑后皆遴选入宫，臣民难得获得，故罕见墓葬出土。北宋灭亡，官钧窑废弃后民窑承其余绪继续延烧，生产民间用瓷。所以后来墓葬出土的钧瓷，都是民间瓷窑的产品。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体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须以多次分层挂釉，比一般瓷釉为厚。若坯胎强度松软，不经素烧，即挂釉烧造，会造成废品迭出。素烧还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烧有高温与低温两种。官钧铀成于高温，因此，钧游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高温素烧，可使胎釉强度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官钧窑创烧的艺术釉有如国画中的泼墨技法，对后世艺术釉的装饰技术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官钧器成型技术也是对瓷艺的卓越贡献。钧瓷常见的花盆、奁，多为方形、长方形、八方形、椭圆形、菱形以及各种花瓣形等多角形式。其成型难度之大，精密度之高，是其它瓷窑所罕见的。所以，钧瓷艺术一向为世人赞赏。但因釉厚，在烧制过程中往往受到高温而先出现裂缝，当釉在窑中熔化后，又将裂缝填满而形成的所谓“蚯蚓走泥纹”被称为官钧窑的一大特征。它标新立异的姿态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官钧窑遗址发掘表明，它的生产规模小，延续时间短，从发掘情况看，所见瓷片均被有意打碎，埋在2米以下的深坑中，坑有主坑和附坑，距离窑炉约20米。地面无任何埋藏痕迹，说明是有意灭迹。这也是其遗址长期未被发现的原因。
官钧窑建立的时间与“花石纲”紧密相关。《艮岳记》载：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土木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花石纲”虽始崇宁、大观年间，但是，推测当时只是搜罗奇花异草运至汴京，并未建窑烧制器皿。迄今考古发掘出土的瓷片除刻有汉字数码的器物及刻有北宋宫殿名称，如“奉化”等字样的器物外，还在官钧遗址中发现“宣和元宝”钧瓷钱模一件。“宣和”为徽宗年号。由此可以确证，宣和年间为钧窑存烧年代。“花石纲”及内外制造局等至宣和七年（1125年）废。官钧窑烧造史的下限最迟当不会逾越此年。北宋之后，金人宋文化禁锢甚严，其间绝不可能出现上述官钧窑瓷器。由此得出官钧窑烧造使的上下限当在宣和1119～1125年的7年范围中。晚于官汝窑，并有一段与官汝窑并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