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古代瓷器窑口】
核心提示：众所周知，中国的英译字母为China，而China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瓷器。西方国家用瓷器来命名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可见，瓷器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中国是瓷的国度，那么，哪一种瓷是我们的国瓷呢?这是一个令收藏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说是青花，有人说是粉彩，我国著名古瓷鉴定家毛晓沪说：“纵观瓷器发展史，不难看出，北宋官瓷才应该是真正的国瓷!”毛晓沪是我国陶瓷鉴定界的大师级人物，他在古陶瓷鉴定、修复、复制等领域均有极高的造诣。他认为，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火”字。也就是说，陶瓷艺术是“火”的艺术，在“火”的艺术体现上，官瓷的奕奕神采，粉彩达不到，西域特色浓郁的青花也无法企及。毛晓沪说：“北宋官瓷造型多仿青铜、古玉，釉质如凝脂，鳞片多姿多变，上无唐瓷之鲜艳，下无清瓷之俗丽。它是中华民族朴实无华精神的写照，也是宋人崇尚自然、淡雅的缩写，最能体现中国人温润内敛的性格。若评国瓷，非官瓷莫属!”
陶瓷史上的旷世佳器
11月22日，在地处南京巷的北宋官瓷居德堂，中国“宋代五大名窑”真品暨仿品展(北京故宫)专家委员会委员、原市工艺美术实验厂厂长兼“北宋官瓷”试验组组长高菊德先生谈起北宋官瓷，如数家珍，讲述了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旷世神采。
宋代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许多专家说宋是“瓷的时代”，宋代陶瓷是工艺美术史上为最为杰出的一个品种。而“宋代五大名窑”，官窑居首。
北宋宣和年间，艺术修养极高的宋徽宗不满于贡御瓷器的瑕疵，便在宫中自置窑烧造瓷器，故名官窑。官窑由宋徽宗亲自设计、指挥烧制，开创了一个陶瓷烧制的官窑时代，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外，宋徽宗以举国之力，荟萃无数名家，不计成本烧制出的官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就了陶瓷史上的一个绝唱。官窑烧制的官瓷，制作特别精良，用料极为考究，有“官窑瓷器玉为泥”之誉。官瓷将精美绝伦的青瓷技艺与典雅庄重的宫廷艺术融为一体，造型多取自商、周、秦、汉时青铜器、玉器，紫口铁足，清籁幽韵，趣雅拔俗，气度不凡。官瓷釉色以青为主，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绿诸色，莹润如美玉、似凝脂。在《中国陶瓷史》中，专家这样描述：“北宋官瓷是浑体一色的青瓷，不涂不绘，不雕不琢，不嵌不镶，充分地将平淡、简易、含蓄蕴含在瓷器之中，从这种纯粹、朴素的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朴实无华的精神风貌。”
官瓷制作工艺复杂，烧造难度极大，成品率极低，有“十窑九不成”之说。一件精美的器物常常要烧造几窑甚至十几窑才能获得，其余的全部销毁，概不外传。官窑是皇家御窑，制作品专供皇室，当朝权贵求之亦不得，故有“家有万贯，不如官瓷一片”之说。
可惜官窑好景不长，1125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官窑亦被毁。一代名窑仅仅存世18年。由于官瓷严禁流入民间，传世品极少。清代学者刘浏在《陶雅》中就写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
仿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
可与传世品相媲美
北宋官窑存世极短，技术高难，产量极少，官窑的毁弃，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的遗憾。北宋以后，历代王朝都对北宋官瓷有仿制，但罕有佳作。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定、汝、哥、钧窑址以及南宋官窑窑址先后发现，烧制工艺相继恢复。但是北宋官窑窑址仍未找到，文献记载很少，传世品更是罕见，仿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为了恢复北宋官瓷“国宝级”的烧制工艺，使失传近千年的艺术瑰宝重现人间，1981年，市工艺美术实验厂在当时的国家经委、轻工业部等部门的资助下，开始了仿北宋官瓷的恢复试制工作。时任市工艺美术实验厂厂长的著名工艺美术师高菊德，兼任“北宋官瓷”试验组组长。
为恢复北宋官瓷，高菊德与同事广泛搜集官瓷的有关文字资料和实物残片，走访国内权威的古陶瓷专家，试验了近200种坯胎、釉面配方，进行了几万个数据的精密计算，烧制100余次，终于在1984年试验成功，烧出了一批仿北宋官瓷精品。
1984年6月18日，仿北宋官窑青瓷鉴定会召开，全国古陶瓷名家云集开封。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会专家规格最高、阵容最为强大的鉴定会，几乎囊括了当时南北两派最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鉴定委员会由冯先铭、邓白、李国桢、傅振伦等34名专家组成，经鉴定，专家认为，恢复烧制的官瓷作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收藏的宋官瓷传世品相媲美”。
官瓷仿制成功，轰动中外。开封制瓷名家烧制的仿北宋官瓷，在国内外历届重大展览中，几乎囊括了中国陶瓷、中国工艺美术以及科技进步等全部大奖，先后获得国家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国家新产品一等奖、国家科技贡献一等奖。2001年“五一”节期间，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在故宫举办中国宋代五大名窑真品暨仿品展，高菊德被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他烧制的19件仿北宋官瓷参加了展览，让中外游客大开眼界。
建设北宋官瓷文化景点
加快官瓷产业发展
北宋官瓷仿制成功以后，我市涌现出了一批制瓷名家，烧制了一批仿北宋官瓷精品，但官瓷远远未形成规模化、产业化，未能给开封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11月22日，高菊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官瓷的宣传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在圈内，不知道官瓷的人没几个，但是在圈外，即使是在开封，知道了解官瓷的人也不是太多。”
在“开封三宝”(官瓷、汴绣、《清明上河图》)中，汴绣市场已做得很大，销售网点众多。《清明上河图》可谓家喻户晓，来开封旅游的人大多要捎一幅回去。但是官瓷的市场目前很小，是一个非常“小众化”的东西，产量不大，销售点屈指可数。一口小窑，烧两个月的官瓷，就可以卖一年。烧多了，卖不出去，压在库里干着急。
高菊德希望有识之士能投入到官瓷事业中来，投入不多，二三十万元足矣，建一口大窑，建一个上档次的官瓷展示场所，就可以把市场慢慢打开，把影响打出去。
在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期间，市政协委员任永国等就提交了名为《建设北宋官瓷文化景点》的提案。任永国等委员提出创建开封北宋官瓷文化公园，建立适宜官瓷生产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将北宋官瓷的制作、烧制、表演、销售、展览纳入其中，创造一个陶瓷文化的人文景观，使中外游客能亲临其境地体验、感受北宋官瓷的文化魅力，在提升开封文化旅游产品的同时，有力地支持、保护和推动官瓷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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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变奇天下 紫翠忽成岚
钧瓷是我国北方著名的青瓷之一，产地在今河南省禹县，据《禹州志》记载：“州西南六十里乱山中有镇曰神，有土焉，可陶瓷。”清人《南陶笔记》云：“北宋钧州所造多盆、奁、水盂，花盆器皿”。但也有人认为钧瓷始烧于金代，其根据认为钧州在战国时为阳翟，宋代元丰三年以阳翟居颖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改钧州，到明万历时因避讳当时统治者之名，改钧州为禹州，今为县名，窑以地名，故钧瓷应在金时创烧①。也有人认为钧瓷烧造与汝瓷的衰亡有着密切的关系②。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人曾前往禹县调查，力求在窑址方面得到证实，但由于没有发现真正标准的钧窑作品，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以上问题。直到1973年河南省博物馆在禹县八卦洞钧台窑址发掘出代表钧窑的作品，才得出正确的结论——钧瓷创烧于北宋初年③。
钧瓷源出于青瓷，早在奴隶社会的商周时代我国就已经烧造原始青瓷了。发展到唐代，制瓷工匠在釉中加入锰、钛等化合物，使之还原变成白地蓝斑，俗称“唐钧”④。产品不多，但也可以说是我国花釉瓷的萌芽时期。到了宋代这种做法被窑工所吸收，他们在青瓷中加入红铜的成份，然后，利用窑内气氛使氧化铜还原。由于胶体铜分布在青釉中，与氧化铁及含有磷酸硅酸的化合物结合，它的乳浊性和较大的流动性，加上古代半倒焰式窑，炉温的上、下、前、后温度不均匀，不易烧成纯还原铜，故产生了红、黄、绿、紫、青、蓝甚至月白诸色纵横掩映，流纹千变万化的铜红系窑变釉。根据上述诸色所占比例的不同，按其总和效果又可分为玫瑰红、海棠红、鸡血红、鳝鱼红、月白、天蓝以及意想不到的色彩，这便是钧瓷固有的特色。有时釉面在低温烧时发生裂纹，经高温时粘度较低部分流入空隙填补了裂纹而形成蚯蚓走泥纹⑤，更是钧窑的一个特点。
宋代八卦洞窑址出土的瓷器种类繁多，造型别致，其早期的作品接近汝瓷，胎壁较规整、细致、火候极高。胎作灰白色，釉色变化单一，如灰蓝色，接近天青，豆绿，釉光亮细腻，个别器物有小开片，粽眼稀疏。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花盆为主，有葵花式、海棠式、六棱式、长方形，鼓钉洗也较为习见。成套的器皿在底部刻有一至十的数字，以此将花盆或洗子由小到大地排列起来，从而打破了近百年来文献记载的“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或“有偶数者为贵”的传说。
其次有敛口尊、出戟尊、碗、盘、炉、钵，及高足碗之类的造型，其特点是胎壁较厚，大多在0.8-1.5厘米之间，造型端庄，胎质细密坚硬，胎色以灰白胎为主，其次有浅灰、深灰色两种。釉色浑厚，莹润光亮，呈现一种乳浊现象，以天青釉为主，另有月白、红紫相间、碧蓝、豆青等多彩绚丽的颜色。故古人形容其窑变色彩如“飞碧流火色泽欲滴”、“夕阳紫翠忽成岚。”用窑变的颜色构成幻觉美妙的图案，是钧窑最大的成功之处。
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宋室南迁，随之带走大批北方各种手工艺工匠，从此宋钧也一蹶不振。但在宋钧盛名的影响下，民间于战乱之后为了生活，各地借宋钧之名恢复了钧窑在原始时期的青器——元钧。
上世纪70年代，笔者前往河南、河北两省调查钧窑窑址百余处，今河南禹县内就有90处之多，至于临汝、郏县、登封、宝丰，以及洛阳以西的新安县，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安阳等地烧钧窑系的产品相当的普遍，禹县神是我国钧瓷故乡，西南60里的大刘山麓有刘家门、张庄、上白峪、下白峪、杨岭砦、石屹尖、槐树湾、茶叶沟等处。郏县同禹县交界处，窑址亦很多，其中以黄道窑、野猪沟、北朝岭三个窑址为最好。
新安县位于洛阳西，窑址大部分集中在县西北隅，以元代的窑址为最多，如北冶、大石头沟、上弧灯、下弧灯、下寺等处。
鹤壁集今称鹤壁市，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西依太行山，周山环抱，有汤河、淇河由西向东穿过。而早期鹤壁集在汤阴县城西北五十里，是汤阴西乡的一个大镇，镇西门外不远处有柏灵桥，此处原立有刻于清乾隆三十七年的“德应侯碑”。碑文大意内容为：“柏灵桥者何？指柏灵而言也。柏灵翁者何也？我汤邑尊也，后封为德应侯，其父兄子侄皆世历显宦，晓风气，识土情，游览斯地，知其下有五色土焉可以陶??。邑西之人借以养生者不啻数万家，因为庙以祀忘，年久倾祀，重修着再复崩，且留碑记??云云。”从碑文的记载可以得知，当时窑场盛况，以烧窑为生者以万家计。现在柏灵桥下是一条干涸的河，由北往南及西北，有陈家庄、夏家庄、龙家庄、李家庄、邓家庄等几个村子毗邻相连。村口、道边及沟崖到处都是散落的瓷片。这里以烧白瓷为主，其次为白地黑花瓷和钧窑瓷。如陈家庄窑生产的钧瓷，其早期作品胎质细密，坚硬，色呈灰白，天蓝釉细腻而莹润。晚期作品，胎质粗糙，白胎，釉面蓝而无光，气孔较多。
安阳市西南有南善庄、北善庄。此地有小南海，在小南海岸边有楼上坡遗址，长达50余米的瓷片堆积暴露在岸边。以盘、碗、钵、洗等生活器皿居多，早期产品很少见，大部分是元代作品。胎以白色为主，其次为黄褐色或黄白色，胎质疏松粗糙，内含杂质较多，胎坯厚重，施釉较薄。釉色有天青、天蓝、豆青、灰青、月白等，个别瓷片釉质细腻，玻璃感较强。
上述元钧大都是就地取材，釉料配方简单。故胎壁较厚、笨重粗糙，内含杂质较多，烧成后胎内有夹砂或气孔现象，胎色有灰色、深灰色，火候不足者呈白色、黄白色、黄色、黄褐色、橙黄色，制品大部分以生活器皿为主，如盘、碗、碟、板沿洗、钵之类的器物。施釉薄厚取决于上釉的技术和生胎强度。一般说元钧施釉一、二遍，因此较厚的釉往往聚集在器内底部，器外施半截釉，下垂如蜡泪状，有时造成釉内含气泡较多，或有些没烧透的石英砂等化合物遗留在釉内形成斑点。更由于炉温掌握不好，使釉的呈色不一，时而过烧熔融极透，有如玻璃一般的晶彻的珠光釉。笔者曾在河南省博物馆见过一片河南省新安县下弧灯元代钧窑遗址采集的砂胎碗残器，内施极美的半透明状天蓝釉，外施半截带蓝紫色兔丝纹的鲜红色窑变釉，釉面光滑明亮，即便以现代眼光看，釉色之美也是难能可贵的。但大多数釉色由于温度不一或温差不一使釉面发生蓝灰、青灰、豆青、灰绿或烟熏成黑色等色调，也有为追逐宋钧施釉效果有意涂上红铜釉，然后虽呈玫瑰色，但不能晕满全身，故有人对元钧的天青釉和紫斑进行化学分析表明，这两种色釉化学成份除СuΟ外完全相同，СuΟ的含量紫釉为0.33%，而青釉则仅为0.089%，这也说明钧釉的紫斑是有意识涂上去的。制法上，宋代多采用支烧，满釉，故器底遗有细小支钉。元代则采用叠烧，器外半截釉。胎壁修饰不甚规整，底足削旋时，由于刀具斜放，底足里墙外撇，底心较薄，几乎是元代各窑瓷器的共同特点。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为了继承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和物质文明。在禹县——钧瓷的故乡调查研究并发现古代窑址96处之多。在不长的时间内禹县钧瓷厂摸索出了钧瓷胎釉的基本配方，初步掌握了钧瓷窑变的烧成规律，创造了适应钧瓷烧成的窑炉结构，烧成了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钧瓷窑变釉的朱砂红、茄皮紫、胭脂斑，鸡血红、天青等名贵色彩。近年来先后远销日本、墨西哥、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被国际友人誉为“宝瓷”。
官钧瓷器“北宋说”遭质疑
明代方流鸡心扁壶
近年来，随着河南禹州市钧台窑遗址最新出土文物的发现，许多中外学者对“官钧北宋说”这个主流论点提出质疑。在河南禹州去年举行的钧窑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官钧”瓷器究竟是北宋还是元末明初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该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无法有定论，“官钧”瓷器“北宋说”仍然占据着主流。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一直在关注“官钧”瓷器年代的争论。今年初，该所获知有一批“官钧”瓷器刚刚在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后，由于保管不善而流落民间，便向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准备将这些珍贵文物回收珍藏。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他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如获至宝，马上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这次研讨会上，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和副所长郭学雷正式公布了“官钧明代说”的研究成果，并为这项成果提出了翔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提出，传统认为的宋徽宗“艮岳”与“花石纲”之役与“官钧”花器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彝谱》的演绎而以讹传讹，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钱范同样存在重大谬误。因此，钧瓷“北宋说”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撑。
根据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这批新出土的“官钧”瓷器标本的深入研究，无论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考察特殊釉色品种出现的时间，还是对相关绘画资料的比对研究和真实历史文献的梳理，都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
文中提到的“方流鸡心扁壶”是明初梁庄王墓发掘品，这个同样造型的钧窑壶和高足杯这次都属于被抓实了的证据。笔者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即使不是最终结论，离真相也也越来近了。官钧的问题外国人早就提出来了，国内对以前河南的考古发掘有不同意见，认为地层分得不细，现在看来当时是把不少明代的白地黑花瓷都算作宋代地层出土，这次钧窑窑址出土的钱范被指出有很大的问题，应该是古人的伪作，真相终于慢慢被揭露了出来。
陶瓷文化：宋代紫定葵口碗
中国陶瓷史源远流长，陶瓷文化灿烂辉煌。古代人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藏。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以产白瓷驰名中外，兼烧酱釉、黑釉，器物（即紫定、黑定）并有粗细之分，精者胎体洁白，粗者胎体呈灰色，此外还发现有“绿定”器。宋代是定窑大发展时期，产量、质量及制作工艺比五代时有明显提高。早期定窑均用匣钵装烧，碗无芒口，可见尚未采用复烧法。从出土资料看白瓷较多酱釉，黑、绿釉很少，是符合文献记载的。宋代中期以后与早期遗物相比浮雕及莲瓣纹逐渐减少，葵口多见，划花及萱草纹开始出现。早年江苏镇江章岷墓曾出土酱釉瓶一对，这种酱釉可能是《格古要论》中所说之紫定。不过在宋代同时期有不少窑口兼烧酱釉瓷，如陕西耀州窑、山西介休窑、福建德化窑等，在形制上与定器相比还存在一定差异，尤其胎骨没有定器细腻纯白，釉色不纯不匀，无法与定器媲美。当时酱釉的普遍出现，可能是仿酱色漆器质感所烧制。
笔者藏有宋代紫定葵口碗一件，高８厘米，口径７．５厘米，足径５．５厘米，足内壁向下斜削，起到支撑的力度；底心凸突，露胎，细腻洁白，碗壁厚薄适中，内外施酱釉，釉面均匀柔和，光素无纹饰无芒口（见图）。此器应属宋代定窑中期产品。
宋代定窑被列入五大名窑之一，一度为宫廷烧制用瓷，基于这种特殊需要，不论在选用匠师、选料、用料，以及加工工序上都有严格要求，所以产品质量精湛。笔者所藏之紫定葵口碗，规整庄重，可见定器之精美。当前想觅一件精品“紫定”残片，是难上加难，何况如此精美完整之紫定器！它乃瓷中之宝，亦为奇珍之品，当弥足珍贵，故介绍给同道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