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瓷砖。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这句古话像是为刻瓷量身定做的。何谓刻瓷？顾名思义，就是运用特制刀具在烧制后的瓷面上进行雕刻的技艺，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瓷器上的刺绣。
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凡是能着墨于纸上的事物，无不可“绣”于瓷器之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经过一番刀雕斧凿，瓷赖画而显，画依瓷而传，艺术家们称赞其“触有手感、观有笔墨”，既有“金石趣”，又有“笔墨韵”。
张明文的刻瓷作品《敦煌归真》以50万元被收藏家收购
“刻瓷起源于18世纪，只有200多年历史，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属年轻一族，但是它的萌生与远古的甲骨刻字、青铜铸雕，秦汉的刻剥玉，唐宋元明清的木雕、牙雕、石雕等装饰技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陶瓷馆研究员王一君介绍。
是的，与其载体——瓷器相比，刻瓷确实太过年轻了。
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用以寄情抒怀。为使御迹能保留长久，宫庭艺人就想办法将墨宝刻于瓷器上，从而真正产生了刻瓷。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农工商部工艺局学堂设有镌瓷科，专门培训刻瓷人才，当时的教师是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其后，刻瓷艺人戴玉屏、陈智光、朱友麟等，都是华约三的学生。
上世纪初，刻瓷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尽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很多民间艺人都掌握着这套瓷上雕刻的本领。后来，因为战乱，这门技艺逐渐失传。解放后，刻瓷技艺已经鲜有人掌握。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立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江南民间偶见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工匠，从事在碗内或碗底凿刻姓氏的手艺，也算是一种刻瓷，只是十分简单粗糙，算不得是一种艺术。”
日前，由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兆宝创作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刻瓷作品在淄博完成。作品以黄河、泰山为题材，长2.6米，宽1.2米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社会上提倡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的时期，人们开始释放出沉积已久的热情和能量。”从事刻瓷创作和研究20多年的苏州刻瓷艺人陆震宇说，“一时间，沉寂了多年的刻瓷艺术也和其它的艺术一样，重新出现在诸多媒体上。”
改革开放使刻瓷获得重生。北京、上海、淄博、青岛、南京等地又重现刻瓷的身影。各地陆续涌现出有名的刻瓷艺术家。其中数淄博的刻瓷艺术最为成熟，刻瓷产业最为发达。
为什么是淄博？
“世界刻瓷在中国，中国刻瓷看淄博”。
有着8000多年陶瓷生产史的淄博，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谋求陶瓷工艺的发展，当初定了两个发展方向：一学江西景德镇的粉彩，二学湖南醴陵的釉下彩。不过，由于淄博本地的陶土、烧成等因素不适合发展这两项工艺，寻找新的陶瓷工艺迫在眉睫。
1975年春天，淄博瓷厂一位酷爱美术和书法的年轻工人张明文，偶然间受到启发，在一个瓷瓶上刻了一株梅花，并配上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用墨上了色，被前来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翟荫塘看到后，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那时，厂里把当年分来的5位美校学生划给我，成立了刻瓷组，由我传授刚掌握不久的新技术。”如今66岁的张老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刻瓷就这样在淄博传授开来。
作为淄博刻瓷的创始人，张明文不仅改进前人的刻瓷工具，发明了钻石扁形刀，还摸索出多种刻法如大写意刀法、水墨刻法、钻刻冰纹敷色法等。2002年，他61岁时又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刻瓷的先河。2006年12月，他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成为中国刻瓷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30多年来，淄博已有超过3000名专业从事刻瓷艺术的工作者，还有数千名业余爱好者，加起来近万人热衷于刻瓷艺术。著名刻瓷艺人有张明文、冯乃江、李梓源、朱一圭、马林、纪荣福、罗晓东、王长永等。其中，李梓源刻制的鲁青瓷5头文具在1982年慕尼黑第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陶瓷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
1985年，淄博以刻瓷研究为主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淄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了便于刻瓷艺术走向市场，淄博成立了许多专门的工艺公司，对刻瓷工艺品进行包装、宣传和出售。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刻瓷产业的发展，对相关企业也采取了免税等政策。
政府推动刻瓷产业发展是件好事，但是在产业化的浪潮中怎么保证刻瓷艺术不流失呢？对于这个难题，作为当代大师，张明文的思考是：“刻瓷艺术工作者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对市场化问题，能引入经纪人机制最好，艺术家只需要埋头搞好刻瓷艺术，经营市场则交给经纪公司去打理，这也符合市场规律。”
艺术决定价值
艺术家把艺术搞好，公司把经营打理好，这样怎么会不受市场欢迎呢？
据了解，在今年春拍和去年秋拍上，中国嘉德、中拍国际、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华辰等几大拍卖行都推出了刻瓷藏品，其中有大量刻瓷精品涌现。一只清刻瓷描金山水人物纹大碗在前不久中拍国际拍卖会上就以9.9万元高价拍出。
张明文没想到，自己创作的《敦煌归真》会以50万元的高价被北京的一位收藏家收购。“10年前估计只能卖几千块钱。”张明文表示，当时他觉得收价太高，自己降了5万元，不过对方最后还是给了50万元。而据业内人士估计，未来几年，该作品价格很有可能突破百万元。
为什么刻瓷藏品价格逐渐走高？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刻瓷艺术融汇了金石、书法、绘画等艺术，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具有较高的欣赏与收藏价值。再者，刻瓷工艺难度大，过程复杂，往往需要花费至少一个月甚至几年来完成一件作品，而且清代以来刻瓷存量很少，所以升值潜力大。
“刻瓷艺术近年来得到较大的发展，随着产业的发展，其藏品地位也被接受，特别是海外市场更为认可。”王一君表示。
33年前，张明文在瓷器上刻下第一刀时，并没有想到这门名不见经传的“雕虫小技”会在自己的手上发扬光大，重新焕发生机。
他说，刻瓷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淄博政通人和及乡亲们的理解、支持、呵护和鼓励——是这些，推动了刻瓷艺术的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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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
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
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紫砂陶刻装饰艺术
紫砂陶刻的装饰方法，若以烧成前后来分，在烧成前有绞泥、浮雕、堆绘、仿古青铜器纹样装饰和陶刻等装饰手法；烧成后的装饰则有釉彩、抛光和包铜、金银丝镶嵌装饰等多种手法。陶刻则是主要的装饰方法，由于紫砂陶坯具有良好的可塑性，故易于在紫砂陶上进行雕刻，无论草、隶、篆、魏碑、汉瓦、钟鼎铭文等各种书体，或花卉、虫鸟、山水、人物等国画白描，汇集了文学、书法、绘画、金石篆刻诸艺术于一体，形成了紫砂陶特有的雕刻装饰工艺。
陶刻的源起
紫砂陶刻装饰，最早见于元代壶铭『且吃茶、清隐』五字草书。紫砂壶雕刻它与古代陶器刻文同为一个模式，即是作者在其所制陶坯上记述姓名或记上所叙铭文，起初都在壶底部刻划，这只是紫砂壶雕刻的雏形，还谈不上雕刻装饰工艺。我们先从宜兴壶艺的创始人供春说起。供春是士人吴颐山的侍童，是时吴氏为准备三年一次的京试而寄居于金沙寺静读，而供春则服侍吴氏的起居饮食。供春闲时就观察寺僧和当地陶工制作各类器皿。据说他有一天利用一块紫砂泥捏成一个茶壶。吴氏拿供春为他所制的茶壶供其友侪观赏，大家看后颇为欣赏，也请供春为他们制壶，由此宜兴壶开始风行，且渐及全国。
作为一个侍童的供春的教育水平自然不高，就连工整地写出自己的名字或许也有困难。因此，他请求主人吴氏替他在壶底署款，而后由自己亲手刻上。壶底秀丽的楷书刻款就成为明朝宜兴壶的特徵之一。随著文人的参与合作，为满足自赏，继而将雕刻的部位移到壶腹，镌刻简单的铭文与诗句，以后更发展到刻画或书画同时铭刻。
到十六世纪中期，名壶手时大彬在其早年仍需要求士人替他书写铭款。但很快他能自行铭款，且无需用笔墨先行书写起稿。据说在后期，时大彬更能运刀如笔。
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宜兴陶艺最重要的人物是陈鸿寿。陈鸿寿字曼生，生于一七六八年的乾隆时代。他是一位深受文化薰陶的学者，对古文经学有深入的研究，并精擅书法、绘画和篆刻，被誉为西冷八家之一。他倾心于紫砂铭刻，经常构思书画，并亲手在砂壶上镌刻诗文，且多有精品。陈氏曾任宜兴县令三年之久，并致力复兴宜兴陶业。据说他曾设计十八款宜兴壶新式样，并聘请杨彭年、杨葆年、杨凤年、邵二泉、申锡及吴月亭等名家制作这些茶壶。以陈曼生的意见来说，一件茶壶的制作需要三位人士的参与。首先由壶手捏制茶壶，待其坯胎乾至皮革硬度时，则请书画家在壶上施予绘画或书画的装饰，随后再请人在壶上刻画，完成后始进行烧窑步骤。因此，一件作品可能有四个印章，包括壶手的、绘画的、雕刻的和订制茶壶主人的室名。实际上，清代嘉道年间，士人与壶手通过融洽无间的合作和探索，不仅制作了精美的紫砂艺术品，也归纳出来一套独特的紫砂雕刻装饰艺术，同时也创造了紫砂陶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陶刻的技法
紫砂陶的雕刻不同于一般的雕刻，也有别于漆雕、木雕、碑文铭刻利其它陶瓷刻绘。它是在紫砂陶坯凹凸不平、多角线条等复杂的造型上进行刻画。诚然，书画雕刻是紫砂工艺过程中最后的一道工序，书画题材的取舍与笔法，基本上与国画相似。即有书有画，书画之外，还有款识印章。只是布局略有不同，要按照紫砂陶器各种造型分别施艺，画面要求清晰而层次分明，一般都是先在陶坯上书画，然后依著字画雕刻。刻字要划平竖直，刻得珠圆玉润；刻画要刻得有来龙去脉，做到结构相称，刀法分明。而雕刻用刀法则可归纳为『划、竖、撇、踢、捺』五个字。刻“划”刻刀先下后上；刻“竖”刻刀先左后右；刻“撇”先用顺刀后用逆刀；刻“踢”先用逆刀后用顺刀；刻“捺”刻刀先上后下。
紫砂陶刻装饰艺术的技法可分为印刻（双刀正入法）和空刻（单刀侧入法）二种。此外还有涩刀、迟刀、留刀、轻刀、切刀、舞刀等各种金石用刀方法。印刻是先将诗词书画的底稿誊印到壶坯表面，再运刀依样雕刻，通常由一般刻工进行雕刻。空刻则须由具备多年雕刻经验的紫砂艺人进行雕刻工序，或熟悉紫砂陶刻的书画家亲手雕刻，他们在确定大体轮廓安排后，用斜刀刻法以刀代笔，唯刻画精细的作品，必须注意行刀的浮沈利钝、深浅宽窄、刀势的气脉连贯，以显示出迹外传神的韵致。空刻用刀必须胸有成竹，自由驰骋，犹如天马行空，刀法多变，可轻可重，或虚或实，可粗可细，或刮或划，粗犷豪放，耐人寻味，这样才能反映出紫砂陶刻的艺术特点。至于紫砂壶的陶坯刻款则有下列四种不同类型的刻法（一） 乾坯刻款：紫砂壶泥坯基本乾燥后，以毛笔书绘字画墨稿，然后再用钢刀依著笔画进行雕刻。 （二） 写泥刻款：紫砂壶的泥坯尚含有百分之二十的水份时，就以圆钝的铁笔或竹刀进行刻写。 （三） 湿泥刻款：紫砂壶泥坯近于乾硬状态时，即以锋利的钢刀进行雕刻。 （四） 描边剔泥刻款：先以细刀描出轮廓边，再以挑或点的手法去掉其中的部份。这样的陶刻手法能够产生特殊的装饰效果。陶刻的艺术紫砂陶刻装饰手法独特，以刀代笔，将中国的书法、绘画、金石、篆刻诸艺术融于一体，神韵怡然，彰显了笔墨艺术与工艺技巧高度结合的高雅风貌，形成了具有民族工艺特色的艺术。
陶刻艺术的题材极为广泛，形式更是丰富而多样，举凡山水、人物、花鸟、博古诸图案均可作为入画素材。陶刻作品特别讲究各体书法，利用正、草、隶、篆、钟鼎、石鼓等各体不同的书法来表现于各式形体，或图文并茂，或情趣皆有，表现出作品的构图严谨、参差有致，体现了陶刻艺术的精髓。
只是，陶刻艺术不应只是把书法、绘画、金石、图腾等在紫砂器上的搬移再现，即使最成功的转移摹写也只能算是上乘的工艺装饰；不管是那一位书画名家在饰壶时，倘若不加刻意经营，只以自己习惯的内容与形式去装饰，忘却了舞台不同应各有各的深度与空间要求，就算是笔墨技法高超，也只能说是壶上留下了某某名家的墨迹，不能算是一件成功的陶刻艺术品。
徐秀棠大师在述及他的陶刻观时说道：「我在饰壶时要随壶撰写切茗、切壶、切情的铭文和寻求逸趣横生的款识以外，还得考虑入壶、入铭、入格的画面安排。如我为吴群祥所制方正壶上题铭曰：『自成甘苦注方孤』，这里面带点哲理。为翻模高手乐泉生业余爱好所作自赏之壶上题铭：『乐此泉流趣亦生』之句，把很多要说的字外之言与乐泉生的名字结凑在一起。如此，陶刻艺术不仅有它本身独立存在的表现形式，透过意境的追求更能体现陶刻艺术存在的价值。
“字依壶传，壶随字贵”道尽了陶刻艺术的高度价值。只是，就今而论常被一些笔者或紫砂业者漫无边际的喧染曲解，不去就事论事地理解壶与字间的内涵关联。总以为一件陶器，只要经名家一书一画，便能壶随字贵，欺哄紫砂玩家，漫天要价，这一错误的概念，误解了陶刻的存在价值，也阻碍了陶刻艺术的发展与进步。
总之，陶刻艺术不但注重形式、内容及手法上的技巧，最主要的是作者的文学素养、书画功力以及人格气质整体的表现。因为表现形质的笔法、技法、章法只是手段，而写神才是艺术的本质，也是艺术表现水平的重要标准。所以，一把茗壶配上得体的陶刻书画装饰，便为好的艺术作品，闲暇之余，沏上香茗，品茗赏壶，涤滤烦忧，当余甘留舌之时，体会铭文刻画的意境，当能理解文人雅士对茶道的钟情、砂壶的珍爱及陶刻艺术的颂赞。
陶瓷艺术装饰的发展
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的图案纹样装饰形式；另一类是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的工艺转换表现形式。
梅开五福家居装饰陶瓷盘
陶瓷装饰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开始，由于青铜器的出现，青釉硬陶也随之产生。装饰也由模印、刻花所代替。东汉到三国是我国陶瓷才完成从无釉到有釉，釉层由薄增厚，实行通体施釉、釉层光润似玉的重要阶段。
入唐以来北方的白瓷与南方青瓷相呼应，形成了唐代南青北白的陶瓷业布局。造型以丰满庄重、浓厚有力为特点。装饰纹样饱满而富有变化。
宋代是中国瓷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著名的“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产品的单色釉彩划花、纹片釉与堆雕影青与釉上加彩等技法的运用，透明的影青釉一举博得帝王喜爱，跻身于宋代名窑行列，为以后景瓷突飞猛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专烧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集合了各种能工巧匠给景德镇陶瓷装饰带来了青花、釉里红和卵白釉的崭新时代。
明代装饰纹样以人物故事、花鸟虫草、回纹、吉祥图案、适合纹样见多。宣德的甜白釉瓷，成化的孔雀绿、娇黄釉瓷，弘冶的珐花彩、素三彩，嘉靖万历的五彩、矾红描金彩瓷等等都风靡于此世。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是景德镇制瓷历史上的高峰。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粉彩多采用工笔画、山水画以黑货蓝色画成，朴素清逸。墨彩为雍正时期首创，乾隆时期色釉品种齐全，其中以青花装饰形式多样，方法除双勾分水外，还有“月影”、“白描”、刻花堆青釉加描青花等，料分五色，色泽娇脆欲滴，成为青花史上一朵奇葩。
在现代陶瓷装饰中，有许多艺术家并不遵循这一固有的装饰艺术形式，在陶瓷上开展了各种形式语言的艺术装饰探讨。一致认为有下列因素改变了陶瓷装饰的艺术语言形式：
1、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导致了人们越来越要求消费产品潮流的快速变化，服装、建筑、电子等一切物质产品都在日新月异地变更风貌，而和人们家居装饰紧密相关的陶瓷艺术品，必须要改变传统习俗，随之和时代同步，创造新的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装饰艺术风格。
2、陶瓷造型风格的改变。由于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变化，现代陶瓷器皿的设计必须要摒弃传统固有的造型规律，使陶瓷器皿随现代社会简化、直观、快节奏的发展趋势而形成简练、美观、大方和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形式，陶瓷器皿造型风格的改变，无疑要击破原有的装饰艺术形式。
3、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样使陶瓷工艺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出现了泥釉料和颜料，窑炉、工具、设备的变革，使艺术家们能利用更多的工艺装饰手段来创造陶瓷艺术作品，产生出不尽相同风貌的艺术陶瓷。
4、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艺术语言是相通的，虽然中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但人们对美的认识是共同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产生出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西方陶瓷的现代艺术风格、西方艺术的油画、水彩、摄影等艺术形式，都对东方文化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当代的陶瓷艺术装饰形式将是多元化的、新老装饰艺术形式并存的时代。中西文化的交叉，新工艺新材料的利用，必然会产生新的艺术语言。但怀旧的、创新的审美观念仍然共同存在，也会使新、老装饰艺术形式各显风采。保持装饰纹样和器皿的水乳交融这一特定的形式要求，进行各种风格和装饰形式的陶瓷艺术作品创作，只会推进陶瓷艺术装饰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反对仅把陶瓷承载体作为一张宣纸、一张画布、一张照片的形式进行装饰创作，而忽视陶瓷产品乃是一件占有空间的立体形体，绘画装饰只有在和它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才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进行欣赏，从而能得到不同视觉效果的艺术品。任何一种工艺美术作品，必受它特定的材料、制作工艺与使用目的所制约形成各不相同的品种状貌，有它自己的艺术语言。古代那些不知名的陶瓷艺人，用他们的智慧，为我们留下了装饰设计的典范。
瓷绘鱼纹寓意的历史变迁 令人叹为观止的陶瓷艺术
·鱼纹饰
六、七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生产的仰韶文化彩陶器上，鱼纹成为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纹饰。所绘鱼的图形拙朴可爱。其数量之大，线条之美，形象之逼真，令后人叹为观止。鱼，成了远古人类的图腾。这些古朴优美的绘画艺术，完全来源于劳动的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了当时人们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活动，表达了捕获更多的鱼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美好心愿。
在古代，鱼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之一，而且还因此把鱼看成了祥瑞之物。孔丘生子，友人送鲤鱼一对为贺。孔子十分高兴地收下，以为吉祥，便给儿子取名孔鲤，字伯鱼。
·鱼纹饰
在汉代，多将鱼纹刻划在陶或瓷的盆子等大型器物上。到唐宋时期，以鱼纹装饰陶瓷更为盛行。不仅有鱼的瓷塑，还有双鱼连体瓶。划、刻、贴、印等各种风格和形式的鱼纹装饰大量出现。在定窑白瓷上，划花、印花鱼纹最为形象生动。碗、盘内壁有荷叶莲花，器心水波荡漾，双鱼戏水相逐，生趣盎然。至于元、明、清的青花瓷器上，以鱼为纹饰那就更为多姿多彩，而且寓意丰富深远，可以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鱼文化”。
·鱼纹饰
元青花鱼藻纹多画鳜鱼，大有“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情画意。由此可见元人对鱼文化同样喜爱。明以后则多画鲤鱼，表达了人们企盼“鲤里跳龙门”的吉祥。鲤鱼跃于波涛之上，口中吐出水气，水气中隐约一条小龙飞上天空。大约这就是所谓“鱼化龙”了。传说鲤鱼跳过龙门便可成龙，比喻幸运和高升，实乃文人对飞黄腾达的一种向往。所以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一文中说的：“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故“鲤鱼跳龙门”是古代常画的题材。
·鱼纹饰
在民间，有许多以鱼表达吉祥的用语，多采用谐音。如：鲤与“利”，鱼与“余”、“玉”等即是。由此便创造出许许多多寓意丰富、形式优美的词汇来。又由词汇经过形象思维，绘制出活泼生动的鱼的绘画来。各类鱼的图像一旦装饰到瓷器上，就大大增加了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成为畅销的商品，也有了收藏和研究价值。比如常见的瓷画还有“渔翁得利”，一个渔翁捕得大鲤鱼时的欢快表情跃然瓷上;“金玉满堂”，几条金鱼水波中相互追逐嬉戏，寓意儿孙多且活泼可爱;鲢鱼游于莲塘之中，自然是“连年有鱼”，童子抱只大鲤鱼，背后绘以牡丹，叫做“富贵有余”;一条鲶鱼游于水藻中，可谓“年年有余”。
总之，从瓷绘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鱼受到人们的喜爱，人类与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装饰着鱼文化的瓷器，其上多姿多彩的画面，吉祥谐趣的寓意，很值得陶瓷收藏爱好者细细地玩味。
以刀代笔——刻瓷精品
提起刻瓷，许多人也许会感到陌生。它是用特制刀具在瓷器、瓷板表面刻划、凿镌各种形象和图案，通常也指在瓷器、瓷板上刻凿成的雕塑工艺品。
据史料记载，刻瓷始于清朝乾隆年间，距今约260年历史。刻瓷是一门集版画、油画、书法、篆刻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传统的刻瓷是用刀具或其他工具在陶瓷坯体表面刻划画，形成凹槽的花纹或图案，再施上釉料，经烧成后优美、流畅、素雅的花纹和图案，或者在已烧好的瓷件釉面凿刻人物图案。传统的刻瓷技术全凭艺匠精工细雕的手艺，因此制作起来费时，且常为单件制品，复制起来很难，这也增加了其收藏价值。
刻瓷，最重要的还是刀法的用度。刻瓷用刀十分讲究，有钻石刀、尖刻刀、扁刻刀的不同用度，而且刀具的运刀方向、力度又可形成许多种刀法。各种刀法灵活运用、组合变化，有着极强的表达能力。在刻瓷藏品中，细线刻划装饰是最能体现出工匠技艺的，工匠在烧成器物上以利器刻画，线条细腻流畅，线条内填以金彩，与白釉形成明显对比，极具装饰效果。这类刻瓷在中国古代制瓷史上十分少见，也只有在御用瓷器上才能刻画的如此细密与工整，目前刻瓷拍卖的最高价就是这类刻瓷器物。
浅谈釉下五彩的历史发展
陶瓷釉下彩的发展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早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黄釉下彩盘口壶。此壶是在坯胎上用毛笔通体绘褐黑色纹饰，之后罩上青黄面釉一次烧成。它证明了当时已有烧制釉下彩绘画的工艺，开创了釉下彩绘画之先河，到了唐代，在四川的邛崃和湖南的长沙窑中，釉下彩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用彩以多色为主，以含有铜、铁、钴、猛等元素的矿物质为着色剂，绘出所需纹样，罩上透明釉一次烧成，呈现出褐红、褐黑、兰、绿、黄、紫等色彩。装饰纹样有人物、动物、植物、花卉、云气山水和图案画等。另外从杨州唐城遗址和浙江龙泉金沙塔基、绍兴翠环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中，证明我国在唐、五代、宋已烧制出釉下青花瓷。
所谓釉下五彩瓷，按古代陶瓷辞典解释为色彩繁多、色泽浓艳、五彩缤纷者。其主要特征：
第一。无毒、耐酸、耐碱、耐磨损，永不褪色。它的这一特点是烧造工艺和颜料性能两个因素所决定的。釉下五彩的基础颜料，是用各金属氧化物或它们的盐类为着色剂，掺合一定量的硅酸盐原料所制成。这种颜料不像釉上颜料那样需要采用含铅的熔剂来帮助发色和降低焙烧温度。也不需要用低温熔剂为结合剂而使彩料固着在制品上。釉下彩料之所以能牢固地附着在瓷器釉层的下面，是因为在高温烧成的过程中，彩料中的熔融物与已熔融的坯釉互相粘合着，同时也是釉层覆盖的作用。这样不仅不存在铅毒和其它毒性物对人体的危害，而且由于釉层的保护作用，还能抵抗自然酸碱的侵蚀，同时在使用中又能耐磨损。只要瓷器听釉层不受到强力破坏，花色就能永保清晰、鲜艳和明亮。故釉下彩瓷是一种理想的日用瓷器。
第二。画面平滑光亮、晶莹润泽、清雅明快，具有饱满的水份感；亮晶晶、水灵灵，能给人一种美感享受。这种富于韵味的装饰效果，除彩饰技巧外，也是釉层的作用。覆盖在纹饰上的这层釉，通过高温烧成后，变成了一种玻璃质薄层。由于这个薄层具有莹润、光洁、透明的特点，色彩缤纷的画面就能通过它而显现出来。所以纹样平坦光滑，有玉一般的润泽和光彩。
第三。纹样五彩缤纷，艳而不俗，淡而有神，色彩变化丰富。这个特点是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效果上的独特性，也是这种瓷器适应性最为广泛的主要因素。广大人民群众对装饰的色彩各有所好，随着不同的客观要求和造型、纹饰的需要、它既可以清雅明快、也可以古朴深沉；它可绘制色彩斑斓的纹样，又能表现各种效果；既瑰丽，又淡雅；淡妆浓抹，无不相宜。作为家庭选用，它能适用人们的不同爱好；进入高级餐厅、宾馆，又能适用各种气氛所需要的色彩要求。构成这一特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色料品种繁多，构图不拘一格，装饰方法各不相同，装饰效果就必然多彩多姿；而各种颜料的组成和釉层的覆盖，则是“艳而不俗，淡而有神”的主要因素。正如上述，釉下五彩颜料（尤其是复合色料）的组成，除着色金属化合物外，还掺有大量的无色氧化物（如石英、长石等），这就提高了彩料的明亮度，降低了它的饱和艳度，经釉层覆盖和高温烧成，其色彩就显得格外柔和、雅致、温柔。因此即使用红与绿等量相配，也不会产生强烈的刺激；运用淡彩或多色的装饰，以容易获得清雅、富丽、和谐的艺术效果。
以上是釉下五彩瓷器三个最突出的特点，正由于有这些特点，这种瓷器才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另外，瓷质的美也是人们喜爱釉下彩瓷的原因之一。传统的釉下彩瓷，采用石灰釉和“三烧制”的制作工艺，因此釉面莹润光洁，显得质朴古艳。建国以后一些较高级的釉下彩瓷，用精选的高岭土、石英、长石作为原料，因而胎质坚细，透明洁白，釉面光润，衬托着各种彩料更加艳丽鲜明。两种不同的质地，虽白度不同，但在色调上各有千秋，这对于提高釉下五彩瓷的欣赏价值，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陶瓷仕女绘画艺术的发展特点
红楼梦中一首行酒令道尽了世间女儿们的娇态。自古以来，女子就一直是历代画者较为喜爱的题材。景德镇陶瓷仕女绘画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活动，无不表现着洗礼过去及当下女儿们的常态。艺术来源于生活，无论是诗词、绘画、歌赋，都一如这首《女儿令》般是生活的写照，但作为人们上层意识的产物却高于生活，是精神文明高度概括的表现。佛语常说：“人生有苦，爱别离，怨憎会。人心难免贪爱，贪而不得，嗔生也。”可见，女儿的贪嗔最难绘。瓷绘画与纸质绘画，载体虽不一，但气神相同，顾恺之曾经说过：“凡画，人最难。”可见懂画，得先读人。在此，笔者以平常绘画之创作所得，来谈一谈女子形象描绘的变迁史，并道一道画中女儿的悲苦愁乐。
景德镇仕女图陶瓷家居彩绘盘子
个人觉得真正意义上人物画的开端应该算是先秦时期，尽管前期石器时代也有一些简单人物壁画的描绘，但却不是真切单纯的人物绘画，只是作为远古石器时期人们崇拜或征服大自然的配角简画。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在帛或壁上描绘不同的人物，女娲、娥皇及女英等神话人物作为代表形象，其中也有着仕女的始祖——贞女、娲女的表现，尽管这只是作为当时封建社会标榜楷模或神道崇拜的用途而已，却是从非意识绘画进入有意识绘画女人的开端。由于绘画多作于墓室当中，所以还是以仙女引升题材较多，画中墓室女主的形象较为古朴于练概括。到东汉时期，壁画更加多元化，仕女描绘也增加了许多的可选择性，比如，赵夫人、京师节女、梁节姐妹等形象。由于社会等级制度的束缚，封建专权的统治者为了压抑女性思想及地位，所以大肆宣传女人贞洁的形象，在这个时期，仕女绘画多为统治者所服务，但也变相地倾诉着所处时代女人的心酸。
魏晋南北朝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绘画艺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出现了专业的画家。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就产生于这个朝代，他最擅长的就是“伟而有气势”、“巧密于情思”，也就是表现人物的内在气质，他认为描绘仕女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眼睛”。而笔者最为喜爱的莫过于顾恺之仕女绘画中线的描绘，其线的力度、节奏恰到好处，正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云行地”一般。画中洛神含情脉脉，若往若还，似乎像洛神在我们可望不可及的地方等待着谁。唐代时期，中国仕女绘画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但也有一些缺陷存在，这个时期多以反映贵族人物或宫廷仕女为主，民女描绘较为缺乏，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杨贵妃》、《虢国夫人》和《捣练图》等以仕女为题材的绘画。初唐仕女绘画较为代表的是李仙惠墓中的《宫女图》，画面人物前后顾盼，彼此呼应，充满了闲适优雅的宫廷气息。画中对人物前后的安排恰到好处，这正引证了谢赫《画品》中六法“经营位置”的运用，仕女绘画，除运用线条来表现气韵外，对于图面构图的安排也要求“多分则减”般严格。除一系列游玩题材的仕女绘画非常出名之外，这个时期刚兴起的宫怨图也很有代表性，如周昉的《挥扇仕女图》，这一长卷描绘了宫中嫔妃生活的哀怨，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特征，真正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画中13人，情节各不一样：或坐、或抚琴、或对镜和刺绣等，背景与情景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如对镜一节，一位嫔妃懒于梳妆、对镜而立，低眉、灰暗的双唇，描绘的是秋日凄凉时节，正是情景交融，仿佛都能听到佳人正低吟着“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懒。凄也。”可见一幅绘画作品，大到构图用色和人物姿态线条，小到妆容和手势，无不是一副绘画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情也，景也。宋代时期，士大夫文人思想占据主流思想文明，一大批的文人代表仕女画作争相浮现。而且不仿前人，物之情态形色具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嫩绿丛中红一点”在绿树掩映下，高楼窗口有一红衣女子倚窗眺望，构图巧思不落俗套，画面将女子心思半酣半渲，引看画者遐思翩连，此类的构图方式在现今传统仕女瓷板画中较为多见。并且宋代也是人物写意画的开始，更加地注重现实生活气息的绘画风格。明清时期，由于瓷器载体的技术创新，古彩和粉彩绘画画面清新华丽，由此仕女陶瓷绘画也展开了盛世之期，传统趣味的宫怨妇女游乐图已不多见，更多的是以才女佳话为题材。绘画的仕女形象纤弱、运笔轻柔、设色清雅。以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众多女性形象较为常见，如当今深受人们喜爱的瓷画作品《黛玉葬花》、《可卿春困》、《宝钗扑蝶》等等，瓷艺绘画构图讲究情景交融，其装饰度非常重要，在《周易》的六十四卦第二十二卦中讲到，贲卦，文饰也。意为，再强调一切文饰，都是空虚的，应当返璞归真。领悟一切，放弃虚饰，悠然自得。饰极必反，陶瓷仕女画亦如是也。
百年历史的陶瓷艺术
华夏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创造了象徵着东方灿烂文化的中国瓷器。并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精湛绝妙的工艺、光緻茂美的质感、异彩纷呈的品类而名震寰宇，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化和世界艺术宝库，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瓷器艺术是造型、装饰、材质、工艺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是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晶。通过巧夺天工的艺术创造和科学合理的精心设计，使瓷器具有物质和精神双文化特徵。
近百年来，中国瓷器艺术在其发展中虽举步维艰，历尽沧桑，但总体趋势仍隨社会的前进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进步，并以它累累硕果步入新的世纪，植根于民族传统的当代瓷器艺术，在古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意识融合交织中，逐步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和文化特徵。
介于陶与瓷之间的炻器，在适用于宾馆饭店的成套中西餐具中发挥了较大优势。炻器与厚胎瓷一样，在造型的线形、线角、细部、形体处理上，形成了有别于细瓷及陶器造型特徵的独特风格和规律，丰富了陶瓷造型的表现形式和体系。山东淄博利用本地原料新创造的“焦寶石瓷”，质地坚实，釉面呈秋黄、浅棕、灰白等色，色调娇嫩而无纤弱之感。湖南铜官，河北邯郸，河南禹县、焦作，广东佛山，广西等地均盛产炻器。
颜色釉瓷不仅具有特殊的审美特徵，而且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浓鬱的文化色彩。越窑青瓷“千峰翠色”之美、钧窑红瓷“夕阳紫翠”之美、柴窑青瓷“雨过天青”之美、景德镇影青瓷“冰肌玉骨”之美都诱发了不少诗人藉物生情，写下了诸如“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勿驚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等千古佳句。
颜色釉瓷在过云却有“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之说。50年代以来，老一辈硅酸盐专家周仁、赖其芳、李国桢等与各瓷区的科技人员一道，用现代科技理化测试分析手段，测定釉的物化状态，用配位场理论研究釉中呈色离子价态和配位体的关系，用热力学状态参数研究烧制工艺与呈色的关系，用科学理论和实验揭示了釉料发色的奥秘，将能工巧匠的实践经验升华到理性的高度，变偶然为必然、化感性为理性，使祖传秘方和传统经验更完善、更科学、更合理。如今，由于采用科学方法进行配料和窑温控制，改进了新的窑炉结构和烧成技术，发掘和运用了新的原、燃材料，不仅提高了色釉的质量，且研究出了适合柴、煤、油、气不同烧成条件的配方，使颜色釉瓷烧成范围更宽、呈色更稳。近年，在钧瓷烧制中选用还原性材料渗入釉料中，使钧釉中还原烧成新技术获得成功，是钧瓷史上的一大技术突破。70年代景德镇研制出“无铅钧红”釉，其色相、光泽度及稳定性均有大贴画度提高，且无铅毒，又是一次铜红釉烧制工艺上的革新。铜红釉的烧制从过去只能烧小件到创烧出3米多高、通体一色的红花瓶和口径1．08米的铜红釉碗，这都标志着现在色釉的配制技术和空投温的控制技术均达到了极高水平。
宋代“五大名窑”的钧、汝、官、哥、定及耀州、德化、磁州等窑的传统名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在承袭传统余绪中不断研制出各种新彩釉。如邢国正等老艺人烧制的1．5米高的钧瓷《双龙闹环瓶》，朱砂红釉色在阳光下闪现点点金光，红中有紫、紫中有蓝、蓝中有青、青中有白，正所谓“夕阳紫翠忽成岚。”
此外，诸如茶叶末、鳝鱼黄、蛇皮釉、黑釉等各式传统结晶釉，在广东、辽宁、景德镇、河北、四川、山东、福建等地也相继新花怒放，且花色增多，又能定形定位。尤以广东石湾的硅锌矿结晶釉为佳，花形系複瓣、色彩多样、层次丰富。景德镇目前已有“雪花”、“冰花”、“松针”、“闪星”等50余种结晶釉；河北唐山亦在传统铁结晶釉的基础上，新研制出内外两层红、黄花晕散、金圈熠熠的“铁红金圈釉”。辽宁的硅锌矿结晶釉系列不仅成本下降，稳定性好，而且已形成了工业化的生产规模。
宝光盈彩的颜色釉价值不仅在其本身，更贵在为色釉彩、综合工艺装饰等新的艺术形式和品种的开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质。诸如在刻出的葡萄上填豆青色釉，与青花叶相得益彰，格调更为高雅；在珍珠釉上以蓝、赭花釉和青花描绘山水，另有一番风趣；色釉粉彩则以色釉来衬托，拓宽了粉彩艺术的新天地。除此，尚有“色釉镶嵌”、“色釉开光”、“色釉浮雕”、“色釉加彩”、“色釉加彩”、“色釉描金”、“色釉青花”、“色釉刻瓷”等，无一不与色釉息息相关。
钴料的配制技术、高温窑烧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即是构成青花瓷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和工艺特徵。由于钴料产地、釉料选配、烧成温度、火焰气氛、操作手法、审美追求的差异致使近现代青花呈现出多种色调和效果。如本世纪初，多用金属氧化钴配料、色调浓烈蓝艳。50年代前后，青花料用于普通瓷中多为浙江、江西产的土料，青花呈色蓝中泛红。用于高级艺术瓷的多为云南珠明料，它综合了宣德、清代康熙青料之长处，呈色艳而沉、明而透、表现力丰富、发色力较强。80年代后，为适应勾线点垛写意的现代青花之所需，配制仿古“炸料”晕散淋、色泽浓重、沉而不灰、蓝而不俗。亦有用“海碧”青料绘制，色调更加鲜丽艳蓝。尽管如此，大凡青花瓷均具幽靓素雅，晶澈明亮，彩翠色润，青白相映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徵，且经久耐磨、永不褪色、无铅毒害，故居名瓷之首。
青花瓷在全国以南方为主，主要有江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云南以及北方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但实力雄厚、质量上乘的青花瓷当首推江西景德镇。
历来，景德镇“匯集全国技艺之精华”，同时又将自己的精华推动全国之技艺，各地青花均可寻觅到景德镇青花之踪影。然而在不同地区又因胎质、釉色、钴料配方的差异和地方传统文化背景的区别而各具地方特色：如醴陵青花，实为“釉下蓝彩”，在高白釉下透出鲜明蓝艳的图案纹饰；福建德化青花却在纯白如脂的釉下闪现出青色的纹样。
在景德镇被誉为“青花大王”的王步，循“八大山人”等画家的殊途，以豪迈沉鬱的气格、简朴雄浑的笔墨，将中国画的水墨写意技法与青花技法相糅合，开创了青花“分水写意法”，形成了近代青花艺术新流派和新风格，与传统的“双勾分水法”齐驱并进。其代表佳作如在《春光．青花方箭筒》、《鹅．青花釉裹红天圆地方瓶》、《双鯰》等。这种泼墨写意似的青花分水画风从后辈陶艺家的作品中，可以触摸到王步流派的经络和支脉。
景德镇的陶艺家，不断学习、总结、藉鉴民间青花笔畅神触、率真简约的精髓，结合现代表现手法另癖蹊径，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的一种新型现代青花艺术。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如秦锡麟教授的《秋菊、青花葡萄瓶》，装饰构图规范之中有变化，花朵枝葉信手挥就，运用舒展自如，形态质朴大方，富有浓烈的民间意韵。尚有不少年轻作者的作品或为古拙，或为抽象，在其生动活泼而又疏简雄健的笔调间，显露出气势，蕴含着灵性。
在陶艺家的匠心独运下，青花品种和表现形式纷沓而至，创造性地开拓了影青青花、珍珠釉青花、色釉青花、毛地青花等新的表现形式。其总的特色是釉色的华丽或静谧，光亮或无光的质感映照和衬托青花的纯净与青翠，形式表现或为对比、或为和谐、令人耳目一新。
“青花釉裹红”将青花与釉裹红有机结合，青红相映，冷暖相亲。釉裹红常作为点缀色夹在青色之中，仿佛在青花的五线谱中闪耀着几点红色的音符。50年代初，祝大年教授常以“鸡冠花”为题材创作了不少作品。作者汲取传统的缠枝图案构成形式，善于虚实空间处理，青红配合默契，静中寓以律动，民族气质十分强烈。步入80年代后，这种严谨的风格因装饰材料的多样而逐步活跃起来。现代釉裹红流动变幻之色彩与现代青花晕润宛丽之色韵、豪放洒脱之笔调，三者更为协调统一，使人心驰神往。
古称“青花间装五色”的“青花斗彩”，现在不仅仍具青与彩斗艳而不庸俗、华丽而不媚俗、对比而不生硬、有一种静中求动、冷中见暖的艺术魅力，在品种上还创新有斗新彩、斗炉彩、斗釉下五彩及斗色釉等，色饰亦从平塗到洗染、从单色到复色，使青花斗彩更显得楚楚动人。
独绝于世的“青花玲珑”，翠碧相映，虚实相衬。近年来隨着玲珑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如今已有了青花加彩玲珑、青花五彩玲珑、影青青花玲珑、青花薄胎玲珑等新的品种。
青花在艺术瓷上光彩夺目，在日用瓷中同样异彩竞放。既有以严谨图案吻合荘重造型的50年代“建国瓷”、青花茶具，又有像海棠、芙蓉、牡丹等轻松活泼、穿插自如的青花中西餐具。青花瓷明净高雅，在日用瓷中赢得盛誉。80年代以来，青花《梧桐》、青花玲珑《清香》餐具等不少产品多次荣获国际金牌和国家金奖。
在青花日用瓷烧制中，现在有的瓷区采用新的工艺，青花料熔融渗透于釉中，烧制出“釉中青花”。
唐代长沙窑率先使用铜元素为着为剂，开启了宋钧铜红釉和元代釉裹红装饰工艺的先河。由于科技和工艺水平的局限，秋裹红呈色很不稳定，佳品屈指可数，故历来视为名贵之珍。
时至今日，不仅能根据柴、煤、油、气不同烧成条件，按不同的泥料和釉料配制釉裹红色料，而且能科学地掌握烧成温度和气氛，使之还原发色相对稳定。色彩效果和风格特色随不同的配方和烧成状况而千秋各异：有的红中夹绿、黄、赭、紫色斑，变幻微妙；有的红如鷄血，艳丽晶澈、火流律动、宛若郎红；有的红中泛绿、黄中透红；有的红得深沉、闪烁紫光；有的在铜绿周边晕散着红色的边线，深红周围渗透着浅红色晕。传统的釉裹红红得鲜嫩而又沉着，纹饰线条细腻清晰，较少流动和泛绿变化。而现代釉裹红红得娇艳，且红中多变、易于流动、变化自然，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心态。
铁锈花在宋代已成为河北彭城磁州窑的代表品种。因材不同而别呈异彩：有白釉、彩釉、黄地、绿釉、黑釉铁锈花等。其特色是将图案构成的手法、潇洒遒劲的笔法、自由疏宕的章法熔为一炉，气势轩昂，意趣盎然，具有民间艺术独特的纯朴美的豪放美。
磁州窑除铁锈花外，釉下彩绘尚有白釉釉下黑彩、白地绘划黑花、白地黑花红彩、白地醤褐花等艺术表现形式。白釉釉下黑彩即在坯胎上施以一层洁白的化妆土，再用毛笔蘸细黑料绘以纹饰，然后罩一层薄而透明的釉入窑烧成。白地绘划黑花则在白釉下的黑花上用工具勾划轮廓、花蕊、葉筋，其纹样较白地黑花更为清晰、细微。它们一个显著特色是运笔粗犷豪迈、黑白对比强烈，具有民间艺术的风格气质和近似中国绘画艺术的笔情墨趣。
自古及今，泥坯工艺装饰手法不断更新和拓展：诸如泥条盘饰、拉坯手捏、乾料裂纹、旋坯抹色、弦纹旋削、模印贴花、泥浆沥线、泥浆喷洒、泥浆拓印、纱纲喷浆、色泥嵌填、色泥绞胎、镂空雕刻、堆填捏塑、玲珑镂填等等，工异技别，撮泥化神。
刻划花，景德镇俗称“半刀泥”，最早见于唐越窑而盛于宋代，是最有代表性的釉下泥坯装饰工艺。“刻划花”即用工具在坯体上刻划纹饰，最后罩釉入窑烧成。由于所刻纹饰呈一边深一边浅，釉料覆盖后，因填充厚薄不同而浓淡不一。深厚者呈浓重色，浅薄者呈浅淡色，使釉色与纹饰相映成趣。
国瓷器艺术，不仅颜色釉争奇斗艳，釉下装饰妖娆多姿，而且釉上装饰亦成就瞩目、欣欣向荣，并以其强烈的民族文化和审美特徵、丰富的艺术表现技巧和品类而屹立在世界壇艺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