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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瓷刻艺术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

传统瓷刻艺术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

艺术瓷砖 古代传统瓷器 全瓷的瓷砖

2020-09-01

艺术瓷砖。

瓷刻是中国一门传统的手工艺术,是陶瓷装饰的一种,被人们称之为“瓷上锦绣”,始于清康熙年间。(1)他在烧成的素色瓷器釉面上用钨钢刀或金钢石刀镂刻书、画。即先用刀尖刻出或錾出点线,再图墨上蜡,在瓷器釉面上出现山水、花鸟、人物等画面或各种书体的字迹,产生奇妙的金石趣味,既保留了传统的书画风格,又发挥了瓷面晶莹光洁的特色,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而且经久不泯,可长期收藏和观赏。他与剪纸、刺绣、泥塑、布艺都是中华民族艺术瑰宝,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为历代文人雅士所把玩和青睐。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传统的瓷刻手工艺受到严峻的挑战,面临着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甚至走向消亡的可能。如何将瓷刻艺术传承下去,如何发展和创新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一、瓷刻艺术的传承

1、授徒传承。授徒是传统的艺术传承方法,以师带徒,手把手教学,得到师傅口手真传,是瓷刻艺术工作传承基础。但是,现在人工作节奏快,有些人生活比较浮躁,业余时间大多被麻将、扑克、电脑、喝酒、跳舞所占有,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学习一门传统的手工艺术,因此,民间瓷刻艺术家要从年轻人中,从有识之士中选拔瓷刻艺术爱好者、选择有志于学习传统瓷刻艺术的人进行授徒,着力培养,言传身教。通过授徒传承,口手相传,把祖国传统的瓷刻艺术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2、培训传承。举办培训班进行瓷刻艺术传授,人多面广,能一次性集中许多人带动学习传统刻瓷工艺,这是瓷刻艺术传承和发展的有效措施。民间瓷刻艺术家要在技校、社会团体、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瓷刻艺术专题培训班,传授刻瓷工艺理论、绘图方式、技术要领、操作技巧,首先培养他们实际绘画能力,其次培养他们实际动刀能力,培养他们对传统的瓷刻工艺兴趣和艺术修养。通过培训传承,可发现一批瓷刻爱好者和人才,然后从中选拔意志坚定的、能有作为的人进行重点培养,从而使瓷刻传统艺术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传承。

3、专业传承。在艺术院校设置专业选修课程进行瓷刻艺术教学和传承,这是瓷刻艺术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办法。艺术院校学生不但文化程度高,而且有艺术创作激情,既能从传统的瓷刻艺术中吸取营养,又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最具有活力。同时,艺术院校有着义不容辞的瓷刻艺术传承责任,在开好书法、国画、西画、动漫等课程同时,也要从保护祖国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考虑,拯救濒临消亡的艺术,开设瓷刻、剪纸、布艺等民间手工艺选修课程。通过专业传承,多方位培养艺术人才和发现艺术人才,培养刻瓷艺术品市场,这样瓷刻艺术生存和传承才有强大的后盾和基础。

4、体制传承。瓷刻艺术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政府扶持,建立保护和传承传统艺术体制,这是民间艺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在各级政府领导下,文联、民协、文化部门要建立扶持民间艺术发展管理机构,设立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开展民间艺术工作。其次,“政府搭台,艺人唱戏”。管理部门要为民间瓷刻艺人解决实际困难,定期举办艺术品展览,向大众汇报创作成果,为民间艺人提供展示刻瓷艺术的舞台,大力培育艺术品市场。另外,各级政府要做好民间艺术家创作导向工作,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培养和培训年轻有为的民间艺人,提高文化修养,定期对瓷刻艺人进行表彰,评定技术职称,积极扶持他们成长。同时新闻媒体要抓住传统文化回归大好时机,多层面、多方位进行报导,引导更多的人群了解瓷刻传统艺术,培育大众收藏意识,投资艺术品意识,从经济上、政治上鼓励民间艺人创作。通过政府大力支持,建立艺术传承体制,完善艺术管理办法,中国民间瓷刻艺术传承和发展才有了牢固的基础,民间艺术家才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瓷刻艺术的创新

1、主题要创新。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他的文化内涵和主题思想,传统的瓷刻艺术品主要表现形式有:八仙过海、竹林七贤、携琴访友、松下高士、和合二仙等题材,瓷刻线条表现形式比较单一,思想性传统。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欣赏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因此,民间瓷刻艺术家要随着时代需求,适时进行创新,与时俱进,不但要从传统的题材中汲取营养,也要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发现新的灵感,发现新时期工作重点,服务于新的时代,要从保护祖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进行创作,为开辟新市场而创作;同时民间瓷刻艺术家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把握时代脉搏,加快形成自己的风格,进一步明确瓷刻艺术主题思想,进行主题创新,选择专题内容进行创作。如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为了发展地方旅游事业需要,民间瓷刻艺术家可以选择当地历史文化名人肖像作为瓷刻艺术表现主题,也可选择当地名胜古迹或农村、农民题材作为艺术表现主题,这样会深受当地政府支持和大众认可,也能使瓷刻艺术家逐渐走出彷徨和困境。通过主题创新,得到社会广泛承认,得到政府、文联、民协认可,才能使瓷刻艺术得到更快发展,才能使传统瓷刻艺术焕发生机。

2、工艺要创新。传统的瓷刻工艺主要在素面瓷器上刻瓷作画,塑造山水、人物、花鸟等画面,它是瓷刻和绘画巧妙的结合,古朴纯真,自然天成。但是,传统的瓷刻线条纤细,黑白分明,色彩单一,缺乏立体感。为此,民间艺术家须吸取前人的长处,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创新,增加“瓷刻彩绘、瓷刻镶嵌金属和螺钿,瓷刻影雕”等工艺。通过增加新工艺,新品种,使传统的瓷刻工艺赋于新的活力,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看点,不但继承了传统的工艺特点,而且迎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使传统的瓷刻工艺形成多样化、市场化。通过工艺创新,传统的瓷刻艺术更俱有生命力,才能得到进一步生存和发展。

3、思路要创新。民间艺术家不能固步自封,要走出去自立自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走改革创新之路,要放下架子走到民众中去,与大众交朋友,从民众中吸取营养,形成新的创作思路,让瓷刻艺术扎根在民众当中,让他们认可你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其次,民间艺术家切忌闭门造车,积极参加各级举办的工艺品展览会和旅游文化博览会,主动宣传自己,推荐自己,力争获取各级政府和各级民间协会组织表彰和奖励,提高知名度,提高瓷刻艺术品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第三主动与各地民间艺术家交朋友,了解信息,从各种艺术家中汲取营养,触类旁通,从中受到启发,形成自己新的创作思路。通过思路创新,形成不同风格,不断提高瓷刻艺术水平,不断培养收藏爱好者队伍,培养瓷刻艺术品市场,从而使瓷刻艺术得到传承、发展和壮大。

三、瓷刻艺术问题与思考

1、后继无人。瓷刻艺术同其他手工艺一样,面临着后继无人、后备人才缺乏状况,面临着传统艺术失传的可能。因此,民间瓷刻艺术家要积极取得各级政府支持,与政府一起努力拯救濒临消亡的文化遗产,谋求瓷刻艺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通过授徒传承、培训传承等各种手段,着力培养瓷刻艺术爱好者和有志者,把祖国文化遗产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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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刻瓷艺术发展历史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这句古话像是为刻瓷量身定做的。何谓刻瓷?顾名思义,就是运用特制刀具在烧制后的瓷面上进行雕刻的技艺,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瓷器上的刺绣。

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凡是能着墨于纸上的事物,无不可“绣”于瓷器之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经过一番刀雕斧凿,瓷赖画而显,画依瓷而传,艺术家们称赞其“触有手感、观有笔墨”,既有“金石趣”,又有“笔墨韵”。

字串9

“刻瓷起源于18世纪,只有200多年历史,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属年轻一族,但是它的萌生与远古的甲骨刻字、青铜铸雕,秦汉的刻剥玉,唐宋元明清的木雕、牙雕、石雕等装饰技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陶瓷馆研究员王一君介绍。

字串5

是的,与其载体——瓷器相比,刻瓷确实太过年轻了。

字串6

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用以寄情抒怀。为使御迹能保留长久,宫庭艺人就想办法将墨宝刻于瓷器上,从而真正产生了刻瓷。

字串4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农工商部工艺局学堂设有镌瓷科,专门培训刻瓷人才,当时的教师是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其后,刻瓷艺人戴玉屏、陈智光、朱友麟等,都是华约三的学生。

上世纪初,刻瓷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尽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很多民间艺人都掌握着这套瓷上雕刻的本领。后来,因为战乱,这门技艺逐渐失传。解放后,刻瓷技艺已经鲜有人掌握。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立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江南民间偶见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工匠,从事在碗内或碗底凿刻姓氏的手艺,也算是一种刻瓷,只是十分简单粗糙,算不得是一种艺术。”

字串4

日前,由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兆宝创作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刻瓷作品在淄博完成。作品以黄河、泰山为题材,长2.6米,宽1.2米。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社会上提倡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的时期,人们开始释放出沉积已久的热情和能量。”从事刻瓷创作和研究20多年的苏州刻瓷艺人陆震宇说,“一时间,沉寂了多年的刻瓷艺术也和其它的艺术一样,重新出现在诸多媒体上。”

改革开放使刻瓷获得重生。北京、上海、淄博、青岛、南京等地又重现刻瓷的身影。各地陆续涌现出有名的刻瓷艺术家。其中数淄博的刻瓷艺术最为成熟,刻瓷产业最为发达。

字串8

为什么是淄博?字串7

“世界刻瓷在中国,中国刻瓷看淄博”。

字串8

有着8000多年陶瓷生产史的淄博,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谋求陶瓷工艺的发展,当初定了两个发展方向:一学江西景德镇的粉彩,二学湖南醴陵的釉下彩。不过,由于淄博本地的陶土、烧成等因素不适合发展这两项工艺,寻找新的陶瓷工艺迫在眉睫。

字串9

1975年春天,淄博瓷厂一位酷爱美术和书法的年轻工人张明文,偶然间受到启发,在一个瓷瓶上刻了一株梅花,并配上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用墨上了色,被前来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翟荫塘看到后,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字串9

“那时,厂里把当年分来的5位美校学生划给我,成立了刻瓷组,由我传授刚掌握不久的新技术。”如今66岁的张老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刻瓷就这样在淄博传授开来。

作为淄博刻瓷的创始人,张明文不仅改进前人的刻瓷工具,发明了钻石扁形刀,还摸索出多种刻法如大写意刀法、水墨刻法、钻刻冰纹敷色法等。2002年,他61岁时又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刻瓷的先河。2006年12月,他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成为中国刻瓷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30多年来,淄博已有超过3000名专业从事刻瓷艺术的工作者,还有数千名业余爱好者,加起来近万人热衷于刻瓷艺术。著名刻瓷艺人有张明文、冯乃江、李梓源、朱一圭、马林、纪荣福、罗晓东、王长永等。其中,李梓源刻制的鲁青瓷5头文具在1982年慕尼黑第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陶瓷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字串9

1985年,淄博以刻瓷研究为主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淄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了便于刻瓷艺术走向市场,淄博成立了许多专门的工艺公司,对刻瓷工艺品进行包装、宣传和出售。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刻瓷产业的发展,对相关企业也采取了免税等政策。字串6

政府推动刻瓷产业发展是件好事,但是在产业化的浪潮中怎么保证刻瓷艺术不流失呢?对于这个难题,作为当代大师,张明文的思考是:“刻瓷艺术工作者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对市场化问题,能引入经纪人机制最好,艺术家只需要埋头搞好刻瓷艺术,经营市场则交给经纪公司去打理,这也符合市场规律。”字串4

艺术决定价值

字串7

艺术家把艺术搞好,公司把经营打理好,这样怎么会不受市场欢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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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今年春拍和去年秋拍上,中国嘉德、中拍国际、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华辰等几大拍卖行都推出了刻瓷藏品,其中有大量刻瓷精品涌现。一只清刻瓷描金山水人物纹大碗在前不久中拍国际拍卖会上就以9.9万元高价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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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文没想到,自己创作的《敦煌归真》会以50万元的高价被北京的一位收藏家收购。“10年前估计只能卖几千块钱。”张明文表示,当时他觉得收价太高,自己降了5万元,不过对方最后还是给了50万元。而据业内人士估计,未来几年,该作品价格很有可能突破百万元。字串5

为什么刻瓷藏品价格逐渐走高?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刻瓷艺术融汇了金石、书法、绘画等艺术,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具有较高的欣赏与收藏价值。再者,刻瓷工艺难度大,过程复杂,往往需要花费至少一个月甚至几年来完成一件作品,而且清代以来刻瓷存量很少,所以升值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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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瓷艺术近年来得到较大的发展,随着产业的发展,其藏品地位也被接受,特别是海外市场更为认可。”王一君表示。

33年前,张明文在瓷器上刻下第一刀时,并没有想到这门名不见经传的“雕虫小技”会在自己的手上发扬光大,重新焕发生机。

德-化-陶-瓷-总-站

他说,刻瓷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淄博政通人和及乡亲们的理解、支持、呵护和鼓励——是这些,推动了刻瓷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字串9

特殊的陶瓷文化——瓷刻艺术


一把普通的小锤、一根铁钉般大的钻子,两年的光阴……102块普通的条形瓷砖在他的巧手雕琢下,组成长达5米的“江山万里图”。昨天下午,在素有“南京瓷刻一匠人”之称的陶数成家中,记者有幸亲眼目睹了这幅巧夺天工的巨著。

走近陶数成的家中,在客厅中间挂着一幅用铁皮做成的风景图,除了有形象逼真的竹子外,还悄然栖息着一只可爱的小知了。来到工作室,只见其中一个墙角上有一排精致的仿古徽派建筑,下面分别用铁钩挂着三个精美的圆形瓷盘,上面分别“画”着一片枫叶、一只猫咪和一位当红影星的图像。

“这三个瓷盘上的画都是我一锤一锤敲出来的。”陶数成解释说。“不会吧,我还以为是用毛笔画上去的。”记者一边说,一边伸手触摸,感觉到瓷器上起伏的纹路。

看着笔者吃惊的表情,陶数成笑着从卧室里搬出了6块包装崭新的条形“木板”,然后一块块拼装起来。一副清新秀丽的“江山万里图”展示在记者面前。

这幅作品是由一块块长24厘米、宽5厘米的瓷砖组合而成,上面或深或浅呈现出河水、山路、松树等不同的景物,充分表现出镇江至南京沿途的风景,如果不仔细察看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用锤子刻出来的。

“为了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足足花费了我两年的时间,从1997年到1999年之间基本上我很少出家门。”陶数成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对美术和手工艺品尤为喜爱。1991年的时候,陶数成无意中从电视上看到广东有人在瓷砖上刻出一幅幅令人称绝的画面。他也心动了,于是就试着一个人在家里捣鼓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琢磨,陶数成终于也能在瓷盘上雕刻了,但是“原材料”却让他发起了愁。一次无意中经过夫子庙的一家碗店他发现,店里有一种产自景德镇的白色瓷盘,不仅质量过关而且非常符合他雕刻的要求。于是,他就骑着三轮车把店里仅有的70多个盘子一下全买了拖回家,开始干起他梦寐以求的瓷盘雕刻。

经过6年苦心的钻研,陶数成已经完全掌握了瓷盘雕刻的技术,他就想雕刻一幅巨著来充分显示自己精湛的水平。于是,他以“长江万里图”为原本,以瓷砖为原料,先用毛笔在瓷砖上画出整个作品的轮廓,然后分成若干块一点一点雕刻起来,最后用墨喷洒上去就完成了。

“我之所以这么执着,一方面是为了展现瓷砖上雕刻的工艺,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展示南京民间艺人精湛的手艺,让这种民间特有的文化能够代代流传。”陶数成笑着说。

瓷器上的刺绣——刻瓷艺术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这句古话像是为刻瓷量身定做的。何谓刻瓷?顾名思义,就是运用特制刀具在烧制后的瓷面上进行雕刻的技艺,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瓷器上的刺绣。

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凡是能着墨于纸上的事物,无不可“绣”于瓷器之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经过一番刀雕斧凿,瓷赖画而显,画依瓷而传,艺术家们称赞其“触有手感、观有笔墨”,既有“金石趣”,又有“笔墨韵”。“刻瓷起源于18世纪,只有200多年历史,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属年轻一族,但是它的萌生与远古的甲骨刻字、青铜铸雕,秦汉的刻剥玉,唐宋元明清的木雕、牙雕、石雕等装饰技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陶瓷馆研究员王一君介绍。

是的,与其载体——瓷器相比,刻瓷确实太过年轻了。

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用以寄情抒怀。为使御迹能保留长久,宫庭艺人就想办法将墨宝刻于瓷器上,从而真正产生了刻瓷。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农工商部工艺局学堂设有镌瓷科,专门培训刻瓷人才,当时的教师是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其后,刻瓷艺人戴玉屏、陈智光、朱友麟等,都是华约三的学生。

上世纪初,刻瓷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尽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很多民间艺人都掌握着这套瓷上雕刻的本领。后来,因为战乱,这门技艺逐渐失传。解放后,刻瓷技艺已经鲜有人掌握。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立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江南民间偶见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工匠,从事在碗内或碗底凿刻姓氏的手艺,也算是一种刻瓷,只是十分简单粗糙,算不得是一种艺术。”

日前,由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兆宝创作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刻瓷作品在淄博完成。作品以黄河、泰山为题材,长2.6米,宽1.2米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社会上提倡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的时期,人们开始释放出沉积已久的热情和能量。”从事刻瓷创作和研究20多年的苏州刻瓷艺人陆震宇说,“一时间,沉寂了多年的刻瓷艺术也和其它的艺术一样,重新出现在诸多媒体上。”

改革开放使刻瓷获得重生。北京、上海、淄博、青岛、南京等地又重现刻瓷的身影。各地陆续涌现出有名的刻瓷艺术家。其中数淄博的刻瓷艺术最为成熟,刻瓷产业最为发达。

为什么是淄博?

“世界刻瓷在中国,中国刻瓷看淄博”。

有着8000多年陶瓷生产史的淄博,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谋求陶瓷工艺的发展,当初定了两个发展方向:一学江西景德镇的粉彩,二学湖南醴陵的釉下彩。不过,由于淄博本地的陶土、烧成等因素不适合发展这两项工艺,寻找新的陶瓷工艺迫在眉睫。

字串7

1975年春天,淄博瓷厂一位酷爱美术和书法的年轻工人张明文,偶然间受到启发,在一个瓷瓶上刻了一株梅花,并配上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用墨上了色,被前来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翟荫塘看到后,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那时,厂里把当年分来的5位美校学生划给我,成立了刻瓷组,由我传授刚掌握不久的新技术。”如今66岁的张老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刻瓷就这样在淄博传授开来。

作为淄博刻瓷的创始人,张明文不仅改进前人的刻瓷工具,发明了钻石扁形刀,还摸索出多种刻法如大写意刀法、水墨刻法、钻刻冰纹敷色法等。2002年,他61岁时又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刻瓷的先河。2006年12月,他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成为中国刻瓷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30多年来,淄博已有超过3000名专业从事刻瓷艺术的工作者,还有数千名业余爱好者,加起来近万人热衷于刻瓷艺术。著名刻瓷艺人有张明文、冯乃江、李梓源、朱一圭、马林、纪荣福、罗晓东、王长永等。其中,李梓源刻制的鲁青瓷5头文具在1982年慕尼黑第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陶瓷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

1985年,淄博以刻瓷研究为主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淄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了便于刻瓷艺术走向市场,淄博成立了许多专门的工艺公司,对刻瓷工艺品进行包装、宣传和出售。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刻瓷产业的发展,对相关企业也采取了免税等政策。

字串5

政府推动刻瓷产业发展是件好事,但是在产业化的浪潮中怎么保证刻瓷艺术不流失呢?对于这个难题,作为当代大师,张明文的思考是:“刻瓷艺术工作者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对市场化问题,能引入经纪人机制最好,艺术家只需要埋头搞好刻瓷艺术,经营市场则交给经纪公司去打理,这也符合市场规律。”

紫砂文化:宜兴紫砂陶刻的兴起和发展


任淦庭紫砂陶刻作品

宜兴紫砂陶刻由来已久,元人蔡司沾《霁园丛话》里就有“奈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五文字”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在紫砂器物上题刻词句的最早年代,但仅见诸记载,原物已佚,尚不知是刻于壶底还是壶身。据考证最初的镌刻大多位于壶底和壶盖的边沿而很少见于壶身,其内容也仅仅记载着作者的名号而已。稍后便有在砂壶身上题刻诗句的作品出现,绘画绝少。明“供春壶”之前的紫砂陶刻是用竹尖刀(制陶工具)在坯体未干时刻制的,其刀刻痕与现代意义上的陶刻味有明显区别,后发展成用专门的铁制刻刀在坯将干未干时镌刻。明清以降,宜兴紫砂名气大盛,紫砂壶以简括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和安逸恬静之态深受文人学士关注,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来宜兴定制紫砂壶和文房玩具者甚众,如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徵、任伯年等定制的壶器均署室斋名以传世。紫砂壶成为众多文人闲士品茗吟诗,风花雪月时的把玩物,其典雅、恬适、朴茂的风格正与文人澹泊、雅致、清丽的审美情趣相吻。

紫砂壶镌刻题辞的盛行,推进了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有意识地将紫砂壶作为创作的载体者,当推清嘉庆年间的陈鸿寿(字曼生)。陈曼生是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不仅娴熟于金石书画,更是嗜壶成癖。他和杨彭年合作设计的紫砂壶,其色含蓄,其质温润,其形典雅,亦书亦画的陶刻艺术“切茶、切水、切壶、切情”,可谓美妙绝伦。由于陈曼生的倡导及一批金石书画家的参与,推动了紫砂陶刻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品位。陈曼生留下的“曼生十八式”可称道艺结合的经典,后世奉为圭皋。曼生之后“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成了文人和匠师合作时共同认呵的审美标准。与曼生同时代的梅调鼎,曾在一款称砣款式的“秦权”壶上题铭:“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称来”,其文回味十足,其字遒劲有力,方寸之间便构成壶、字、意、情皆佳的绝妙之作。

清末民初,紫砂产业大兴,宜兴紫砂陶商人始请本地书画名家参与紫砂陶刻,此时的陶刻装饰风格渐趋明朗,切壶切情的铭文款识减少,饰壶风格通常为壶身一面题词,一面绘画,诗文大致出自《茶经》或有关茶事的唐宋名句,画面多表现梅兰竹菊或简笔山水,也偶人物,笔意多仿石涛、八大、董其昌意。此时的陶刻刀法老到、技艺娴熟、构陈懋生、陈研卿、沈端田、韩泰、邵云如等人,遂形成了当时的陶刻行业。商户在普通产品上镌刻简单的字域,视技艺高低而刻制不同档次产品,其价位自然也就不同,此时的陶刻品种已从紫砂壶发展到花盆、陶瓶、餐具及其它品种,内容也不限于书法和绘画,还包括任淦庭等名艺人留世,他们的高足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等今已成为陶刻界的领军人物。又承金陵亚明、沪上唐云、王个移、京华韩美林诸大家的鼎力推助,几代艺人的探求和摸索,紫砂陶刻语言日趋丰富和成熟,形式风格已臻完美。再有大批民间爱好者的加盟,一时陶刻业红红火火,兴旺无比。近年收藏热带来紫砂热,因此陶刻艺术也渐人佳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

瓷釉面上的“绣花艺术”----刻瓷


有这样一种书画类工艺品:内容多样,有飞鸟走兽,生动活泼;有人物肖像,惟妙惟肖;有山水风景,清新隽永;还有花草、书法、篆刻等各种题材。乍一看,似乎与普通的纸质书画无甚区别;然而仔细看,我们却发现它是雕刻于瓷板之上的书画,这就是刻瓷。

刻瓷是指在瓷器上以刀代笔雕刻动物、山水、人物、花草、书法、篆刻等各种图案的美术工艺。据史料记载,刻瓷这一民间工艺源于明朝,发展于清代,但是刻瓷作品存世量却非常少。究其原因,一是瓷器釉面光滑,既硬且脆,用刀刻画,稍有不慎就会爆裂,工艺难度极大;另外,刻瓷是一门集绘画与雕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以刀法取胜,但是制作过程漫长,完成一件作品需经数千甚至数万刀的精雕细刻,要花费数日甚至数月的时间,所以,对于制作者来说,终其一生所能完成的精品也是屈指可数的。由于刻瓷的难度大,技艺要求高,这一工艺曾一度绝迹。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还可以看到如此技艺精湛、完美的刻瓷工艺品,这要感谢我们的民间刻瓷艺人袁文潮。袁文潮,别号拜石,南昌市人,出生于工艺美术收藏世家。受家庭文化熏陶,袁文潮自小酷爱各种传统工艺,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古玩、篆刻、书法等均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并拜民间肖像画老艺人万裕和为师,成为他的关门弟子,在万老先生的传授下,苦心钻研刻瓷技艺,并大胆尝试多种刀法制作作品。

刻瓷是瓷釉面上的“绣花艺术”,而袁文潮正是用他对刻瓷工艺执著追求和日益精湛的技艺绣出绚烂瑰丽的刻瓷之“花”。

刻瓷艺术为淄博陶瓷增色


“淄博人对陶瓷的情感可以用"特殊"来形容,因为我刚调到淄博的时候,与淄博的各界人士谈起陶瓷的时候,大家特别兴奋。后来了解到,虽然它占淄博G D P的比重不是很大,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淄博的一张名片。”这是淄博市的一位领导在一次陶瓷会议上的一番话。“淄博陶瓷是淄博工业产业的根,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淄博陶瓷的文化内涵是任何一个产业所不能媲美的。当代国窑的标志是一些重要领域代表国家,除了日用陶瓷进入国宾馆等国家的一些场所,淄博的刻瓷大师的作品作为国家礼品赠送国际友人,所以,市委提出"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当之无愧!”被誉为“陶瓷书记”的淄博市原市委书记杜祥荣接受记者采访时,历数了在不同时期淄博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特别提到了淄博的刻瓷艺术在“当代国窑”中的地位。

刻瓷艺术最早发端于乾隆宫廷造办的技艺,在光滑坚硬的瓷面上绘刻人物、花鸟和书法,它凝聚了书法、绘画艺术,也展示艺人刀法之美,还展现陶瓷作为刻瓷载体的工艺水平。刻瓷这门综合艺术所传达的特有的审美属性也使宫廷的刻瓷匠师们乐此不疲。1982年,被誉为淄博刻瓷“第一刀”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先生把刻瓷技艺带到美国田纳西州的世博会上,同一年,李梓源在德国第34届慕尼黑手工艺品博览会获得金奖,淄博的刻瓷艺术从此走向世界,让世界通过刻瓷艺术了解了淄博,淄博也因刻瓷艺术名扬海内外。淄博刻瓷传承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技艺和价值。

张明文先生开创了淄博刻瓷艺术的先河,他的作品内容新颖,构思奇特,随物赋形,一瓶、一罐、一碟、一盏,在他手里由于被赋予新的生命而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国政府把淄博刻瓷大师的刻瓷作品作为国礼先后馈赠给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国内外许多艺术家、收藏爱好者也把刻瓷作为珍贵藏品收藏。

目前,淄博的国家级、省级刻瓷大师达到了100多位,其中国家级的大师20余位,这对淄博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淄博刻瓷大师已经成为“当代国窑”一朵奇葩。

陶和瓷的发明与发展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地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思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时代,由于农业和牧畜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可靠而稳定的可供食用的谷物。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汾物质,不像野兽的肉体便于在火上烧烤食用。同时,剩余的食物需要储藏起来。正因为如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中辛勤劳动的结果。从民族学和考古学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物证。

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确知,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8—9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生活用具。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于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裴李岗文化---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首先发现,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此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带有一定原始性,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器。

仰韶文化---彩陶为其主要特征,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陶器皿种类主要有盆、罐、钵和小口尖底瓶等,质地有泥质陶和夹砂陶。

屈家岭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分布在江汉流域的一种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4000多年。

大汶口文化---是继仰韶文化后、龙山文化之前在东方的一种古代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6000——4200年左右,其陶器器型和纹饰也自成特点。

龙山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4300——3800年,黑陶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尤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同时,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用高岭土烧制的白陶。为后来原始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陶器为主。商代陶器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同时,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

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和建筑明器等。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同时在陶明器上用白粉、墨书文字者也大量出现。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瓷器的烧造技术逐渐成熟,陶器才为瓷器所取代,而退居次要地位。

唐三彩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宋金仍流行。

新中国汝瓷的恢复和发展


1947年临汝解放后,汝瓷又恢复青春。1952年,私人经营的严和店瓷厂经过改造成为集体经营,后又转为地方国营县办汝瓷厂(即汝州市汝瓷一厂),产品以粗瓷碗、盆为主,也兼烧瓷缸耐火砖等。1953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1956年临汝县汝瓷厂老工人郭遂接受了试验豆绿釉的任务,在原汝瓷厂领导班子的支持下于1957年釉料研制取得突破进入试烧阶段,经过数百次的试烧和分析研究,通过多方学习,终于试制成功了汝瓷“豆绿釉”。1958年在和马永杰、杨桂荣、孟祥泰、裴庭普的共同努力下,研制出汝瓷大型透花盆、洗字盘等产品,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郭遂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亲切接见。1963年汝瓷开展大规模试验生产,同年第一批汝瓷豆绿釉产品参加了全国古陶瓷博览会。

1971年由洛阳地区组织,临汝县汝瓷厂书记张全和技术员马永杰同志携带汝瓷产品首次参加广州春季交易会,所带200多件产品被外商一抢而空,汝瓷声誉由此扬名海外。同年秋季汝瓷厂郭留江、阎金定二人再次参加广交会。1972年汝瓷厂郭连成同志参加春季广州交易会,所带汝瓷产品吸引了日本、新加坡、美国,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十七个国家客商的关注。1973年,广交会上参展的四箱160件豆绿釉产品,被外商包揽,当年开始批量生产出口。1973年,国家轻工部投资,在汝州城区西环北路赵庄村建成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即现在的汝州市美术汝瓷厂)。1975年职工扩充到300多名,增添了设备,主要生产汝瓷碗、壶、酒瓶、仿古工艺品等。

1977年9月,河南省二轻厅组织以汝瓷为主的三瓷(汝瓷、钧瓷、唐三彩)在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位于现在的王府井大街)展销。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委领导、总参、总政及部分军兵种负责人等前往参观,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韩素音女士也前往参观。路易·艾黎当场作诗颂扬陶工。此次展销历时3个月,北京各界人士参观者约50余万人次。1983年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职工近千人,汝瓷生产初具规模。

改革开放年以来,日本、美国等国内外朋友不断到汝州参观,购买收藏汝窑产品,并给予汝瓷以极高的评价。全国著名书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带病挥毫,为汝瓷欣然命笔“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清末代皇帝胞弟、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所的爱新觉罗·溥杰先生,为赞扬汝瓷留下了珍贵的诗篇。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叶喆民、故宫博物院耿宝昌研究员,轻工部高级工程师李国桢先生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为讴歌汝瓷都题下了赞誉之词,盛赞“青瓷之花,汝窑为魁”。中国著名作家李准为汝瓷题写了:“清雅浑厚夺造化,珠光宝气移人魄”。

1988年,汝州市委、市政府号召,利用汝州得天独厚的陶瓷原料和丰富的煤炭资源优势发展汝瓷生产,建立了汝州市汝瓷开发公司和汝瓷研究所。相继又建立尚庄、马窑、陵头、骑岭、803第三瓷厂、汝州镇等17家瓷厂,从业人员2680人,年产汝瓷1620万件,产值1963万元。1998年以来,汝瓷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一批民营汝瓷企业发展迅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形成汝州市新的经济优势产业。汝瓷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肯定,换取了许多荣誉和奖励。汝瓷先后荣获首届国家轻工博览会金奖,轻工部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汝瓷女专家孟玉松研制选送的汝窑“国泰民安”大花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收藏。2001年5月朱文立、孟玉松研制的汝官瓷被故宫博物院选中26件收藏。朱文立研制生产的汝官瓷曾经作为国礼,分别赠送给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泳三,奥运会乒乓球冠军邓亚萍还将汝窑“八卦鼎”赠送给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收藏。日本、美国及东南亚收藏家,陶瓷专家纷纷来汝参观购买。1993年孟玉松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朱文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孟玉松女士还出席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河南省党的代表大会。一批汝瓷专家、艺师分别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颖超、李鹏、雷洁琼、铁木尔·达瓦买提等的亲切接见。

汝瓷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传世品的稀少而弥足珍贵,汝瓷的价值不断攀升,海内外收藏家对汝瓷更是情由独钟。1992年台湾《中时晚报》(即民国81年8月25日星期二第四版)刊登:重量级古董宋瓷“汝窑三犧尊”以5000万港币割爱成交,引起古董界一阵骚动。据收藏家王兴祖表示,此件“汝窑三犧尊”是他的外曾高祖陶澍于道光十九年间担任两江总督时所留。2001年4月29日,《中国文物报》刊登《陶瓷香港创天价》一文,编者按:1992年在美国纽约一只汝窑小碟以1.4亿元成交(未说明是何币种),创造了世界古陶瓷之最(此说虽有争议但足以说明汝窑瓷器之珍贵),即使今日的汝瓷市价也不菲。汝瓷系列产品销往全国二十三个省市,远销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有享有很高的声誉,被世人赞誉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件。”

进入二十一世纪,汝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汝瓷产业的发展,将汝瓷列入十五发展规划重点发展产业。2001年10月汝州市人民政府承办在汝瓷之乡召开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2001年年会暨汝州市首届汝瓷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外日本、新加坡、瑞典、英国、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2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汝州,对汝瓷的研究和发展进行了研讨,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副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当选会长。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汝州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文庙汝窑遗址、汝瓷博物馆、朱氏汝瓷公司、美术汝瓷厂、千年古刹风穴寺、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等。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李辉柄、李知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原任会长叶文程、新任会长汪庆正,秘书长王莉英、冯小琦出席会议。2002年3月30号由河南省邮政局组织,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和汝州市人民政府、宝丰县政府共同承办的“中国陶瓷·汝窑瓷器”特种邮票一套4枚首发式在鹰成平顶山体育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集邮爱好者和收藏家2000多人参加发行,当日纪念封和首日封被抢一空。使汝瓷再次扬名全国。为规范汝瓷行业自律,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推进汝瓷产业化建设,2002年10月30日由汝州市美术汝瓷厂、汝瓷开发中心等19家单位和53名个人发起成立了汝州市汝瓷协会。2002年11月10日汝州市汝瓷协会向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了汝瓷原产地证明商标和服务商标。《中国技术市场报》、《光明日报·生活时报》、《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新闻出版报》、《青年导报·经济观察》,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河南网、分别转发或刊发了开通的消息。使汝瓷实现了网上浏览,迈入全球信息化网际快车。 2003年4月6日由汝瓷协会主办的《汝瓷研究》刊物创刊发行。

“继往开来处、青瓷灿汝窑”如今汝瓷已迈入了新的辉煌发展历程。

清代青花瓷的工艺和发展


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青花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

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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