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州窑瓷器鉴别。
西村窑是广东宋代烧制外销瓷的著名民间瓷窑。窑址位于广州西北向的西村增埗河东岸岗地上。遗址是1952年发现的，南北长1公里多，残存废瓷堆积三处，其中以土名皇帝岗的最大，是西村窑场的主要堆积遗存物，高约7米，整个窑场有40多种产品，每种又有多样型款与釉色，在此窑中是比较典型的。西村窑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粗瓷较多，精瓷主要是青白瓷和青瓷，西村窑产品在国内大陆很少流传，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日本等国。近年来在我国西沙群岛及东南亚地区都有发现，主要品种有青白釉、青釉、黑釉、褐釉及低温绿釉。其中青白瓷比例最大。青釉基调为青绿色，呈色不稳定，变化比较多，青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从造型到纹饰都与陕西耀州窑相似，就青釉这一类瓷器属耀州窑系品种。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遗址出土，常见的有青釉凤头壶、青釉划花点彩盘、盆等。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窑为代表。铜川宋属耀州，故为耀州窑。创烧于唐，成熟于五代，兴盛于宋，金元延续，停烧于明中期15世纪末，有800多年的连续烧造史。具《铜川县志》记载：“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产品以民用为主，但也曾以常年例贡的形式烧造皇瓷，供北宋宫廷使用。耀州窑最突出的成就是花纹装饰。花纹图案主要有莲花，缠枝花卉，波浪纹，鱼鸟纹等。装饰技法主要是印花，刻花，划花以及模印刻划相间。其花纹装饰特点，在宋早期是于器面刻划简单的花瓣纹；中期花纹则布满器面，大幅的花朵与组成的枝叶，蔬密相间。其花纹知识特点主次分明；到了晚期，花纹线条多细巧。耀州窑的产品以碗、盘、碟、罐、壶、盒为主。釉面多开小片冰裂纹。施釉匀净，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俗称姜黄色。
陕西铜川耀州窑博物馆于1996年专程到广州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耀瓷专题展览，展出了100多件耀州窑的精品，受到广东广大文物爱好者的青睐，特别为广东人民一饱耀州窑瓷器的眼福。并且在展览结束后，赠送我馆一批耀州窑青釉瓷片，我有幸第一次目睹如此众多的耀州窑瓷器，从此加深了我对耀州窑瓷器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加感觉到西村窑青瓷和耀州窑青瓷是那么的相似，使我一直想就有关两个窑口的瓷器研究比较一下，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西村窑青瓷产生的历史背景
宋代广州是我国商品外销的窗口，全国各地大部分外销物品都从这里始发，据《蒲寿庚考》载：“阿拉伯人与中国通商，虽屡经盛衰，而自唐经五代至宋连绵继续未尝中辍，有宋一代其盛遂极。据北宋所收关税以观，广州所征居全税十之九以上，故唐与北宋之互市均易往来极为频繁，居住在广州的番商（包括传教士）就有十多万人”。宋朱《萍洲可谈》卷二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广大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周...．．．富者乘时蓄缯帛陶货，加其值与求债者计息，何啻倍蓰”。出现了富人平时蓄集陶瓷等货物，囤积居奇，待季节风到船舶南航时，加值与求债计息的情况。这使我们感觉到，宋代陶瓷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我国陶瓷器精美价廉，深受外国人民欣赏和称赞，上至帝王贵族，官僚僧侣，巨贾富豪，下至一般平民百姓，在社会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婚丧、装饰和宗教等各方面都得到广泛的应用，形成了对我国陶瓷器的大量需求，大大地促进陶瓷贸易的发展。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记载，当时与我国贸易货用青、白瓷器的就有渤泥、西龙宫岛、占城、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蓝无里、南毗、层拔、麻逸、三岛、薄哩噜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正是广东瓷器在宋代大量输出的真实写照。宋代广东瓷器的输出，已不仅仅限于南洋地区，随着船舶航线和贸易地点的开拓，已远达西亚地区。当时广州为了中国陶瓷的出口，陶瓷业得到很大发展。在各对外贸易港附近或水路交通便利之处，出现了众多窑场，广州港附近就有西村窑、佛山奇石窑、惠州窑、博罗窑、郁南南江窑和封开都苗窑等。就近烧造瓷器使对外贸易更方便、更实惠、更直接销往海外。从传世品瓷器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来看，西村窑完全是民间经营外销瓷的窑口，是在全国陶瓷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外贸大量需求的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外销的需要造就了西村窑的产生。西村窑因自己的力量、资本有限，不可能对当时国内所有名窑产品进行仿制，也不可能把全国各地名窑的精美瓷器运输到广州外销，更不可能全套技术照搬。所以把出口畅销的名窑产品，作为自己仿造的对象。在广州建立自己的窑口烧制瓷器，是最合适的地点。
二、西村窑青釉瓷器与耀州窑青釉瓷器的装饰艺术各自特点：
西村窑的青釉装饰是受耀州窑瓷器的直接影响，艺术装饰十分相似，西村窑的青釉器物应属于耀州窑系。西村窑善于模仿当时国内名窑产品，有选择的学习和吸取兄弟窑口的优秀制作方法，制作出销售对路，受国外人喜欢的瓷器。
1、村窑瓷器的装饰艺术特点。西村窑的装饰艺术特色分为刻划花、刻划模印印花、彩绘、点彩和镂刻等。
（1）其青釉的主要纹饰。青釉印花是在碗内壁印三朵缠枝菊花，碗心为一朵团菊，外壁刻弧线纹。有在碟内印两朵缠枝菊花。菊花布满内壁，外壁刻划斜行菊花斑纹。只有在盆内中心印一朵或三朵折枝菊花，刻划纹饰一般使用在碗、盘、杯、瓶、壶、盏、盒、盆、盂、枕、坛、炉等器物上，纹饰有菊瓣、莲瓣、折枝牡丹、缠枝牡丹、蕉叶、卷草、蓖纹组合、莲叶鲤鱼珍珠地组合等。产品中的橄榄青釉印团菊和缠枝菊纹的碗、盏、碟、大盆，无疑是仿耀州窑瓷器，同时又不完全照搬耀州窑的模印方法，亦有西村窑的风格，既相似又不一样。而周边刻花，盆心绘酱褐色釉菊纹或牡丹纹的青白釉大盆，则是西村窑特有的产品。表现出纯朴无华的民间情调和娴熟流畅的艺术技巧。从艺术处理上，尽量做到简练、朴拙而不粗率，又符合消费者的审美要求；
（2）器物造型的特点。一般简朴大方，如瓶、壶的造型，一般采用曲率变化不大的弧形，作为塑造形体的基本轮廓线，口沿、底足做得较硬，盘碗类有唇口、撇口、敛口、敞口、葵瓣口等，圈足有平底、圆底、高圈足、矮圈足、卷边圈足。（图1西村窑菊瓣纹碗）外边纹饰多用弧线，口与底的比例相差不大，以增大其盛物容积量，显得线条简练朴实而使用；
（3）装饰题材。采用适当的手法和纹样，以质胜之，以简胜繁，以拙胜巧，自然流露出劳动人民的纯朴本色，如凸花、划花、刻花、指甲花等装饰方法。凸花使花朵和枝叶突出，富有立体感，器物外壁刻划斜旋形的花瓣纹，借鉴耀州窑瓷器的简练、自然、奔放彩绘手法，有的是单独一种制作工艺，有的是刻划与划花并用。既吸收了耀州窑的制作方法，又具有自己的风格。如小罐、小水盂，均为快轮制成的小件器，胎质虽然粗糙，但造型规整、圆润，线条处理采取收了又放，放了又收。装饰手法更为简练，多采用“浸渍法”施釉，用手倒提圈足部分放入釉中蘸染，然后快速提起，在口沿或颈、腹部位点上黑褐彩或在肩部加几个乳钉纹、凸弦纹等。
2、耀州窑瓷器的装饰艺术特点。耀州窑的装饰题材广泛手法巧妙、新颖，以刻花、印花最具特色，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构图完美，在诸窑同类装饰之上。纹饰有缠枝莲花、菊花、牡丹、把莲、海水游鱼、飞鹤、博古、婴戏等。如为宫廷精工生产的龙凤纹盘、碗等。纹样构图统一又富有变化，器皿造型与装饰纹样完美结合，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1）装饰技法。耀州窑在初创阶段还发明了运用毛笔书法、绘画直接以黑色釉在素胎上进行装饰，而成为极有个性特色、纯朴大方的素胎黑彩瓷器。装饰除刻、印以外，还有划花、镂雕、贴塑，技法多样，晚期器物多为盘、碗，器形制作更为规整小巧，胎体变薄，装饰上印花占主导地位。
（2）装饰题材。其纹样多取材于植物花卉，饰于盒盖、盘心和罐的口沿与肩、腹上。计有画于罐的口沿的二方延续图案、肩部的纹样及适合于盒盖、盘心的圆形的纹样等，使比较单纯的造型线条，产生丰富多样的装饰效果。图案主题突出、色调鲜艳、对比强烈，具有纯朴、清新的艺术风格。装饰题材大体可分为植物、动物、人物、几何形和其它纹样。北宋时期耀州窑青瓷艺术达到历史的顶峰，无论从产量、质量，从器形的丰富，从刻花、印花等装饰手段。
（3）装饰艺术。在宋代非常突出，北宋耀瓷装饰艺术手法有具体有：划花、刻花、剔花、镂空、印花、贴花、戳花、捏塑、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制作方法。
划花：使用弹性尖状工具在坯胎表面划出线条纹饰。是耀州窑在唐代、五代主要制作手法，宋初仍使用划花。宋中期以后，用在刻花花朵和叶脉轮廓内的辅助手法。
刻花：是用金属刀具，在胎体上刻出纹饰的轮廓线，轮廓线略内凹，纹饰微微突出，人称“偏刀”。多见于碗、瓶、壶、钵等的外壁，但少数碗内壁也使用刻花装饰。刻花技法流畅，层次分明，是北宋耀州窑颇具代表性的独特装饰手法。至今，人们只要提及耀州窑瓷器，就会自然联想起精巧的刻花装饰艺术；
剔花：用刀具刻出花纹，并剔出胎体上以外的部分，这样纹饰清晰，立体感强，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在瓷片标本上清楚的看到。为我们认识剔花装饰的艺术特征和判别烧造窑口，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镂空：用刀刻透瓷胎，把单个镂孔和多个镂孔组成完整的艺术造型，达到装饰效果，有灯、盒等器物；
印花：用陶范在胎体上翻印花纹。印花纹饰一般在碗、盘、洗等器物内壁，比较规整、繁密、优美。
贴花：把制作好的各种人物、动物和花朵的浮雕造型，贴塑在器坯上的装饰手法。多装饰在瓶、壶、尊、灯炉等器物上。
戳花：采用戳刺工具在器物的表面戳出花纹的手法。如唐、五代时曾经为衬托主题纹饰戳出的小圆点等纹样。
捏塑：用手捏和雕塑出的艺术装饰手法。如某些小件人物、动物和各类翻卷式的器口等，所采用的捏塑技巧进行装饰的。
绘画化妆土：采用绘画的手法将白色化妆土泥浆绘在坯胎上，或涂在已由印花陶范印出的纹样上，使其加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手法。
耀州窑的纹样十分丰富，从考古资料和传世品的耀州窑瓷观察，仅北宋的装饰纹样就有二百多种。有植物类的牡丹纹、菊花纹、莲花纹等十余种；有动物类的龙纹、狮纹、鹿纹、凤纹鸳鸯纹鱼纹等十余种；人物类的有婴戏图、瓷塑人物等多种；佛教造像 飞天、罗汉等；山石流云水波类；几何、直线纹样；边饰纹样和其它纹样等。
三、耀州窑青瓷对西村窑青瓷的影响。
关于西村窑仿耀州窑的问题，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西村窑青釉之中有印花缠枝纹小碗，这种小碗看不出与耀州窑有什么区别；另一种说广州西村窑烧制的印花青釉瓷无疑是受耀州窑的影响，纹饰与耀州窑极为相似，有较大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否则达不到极其相似的程度；并把西村窑列入北方耀州窑系，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因为从发表的材料来看，西村窑纹饰与耀州窑纹饰相近似的只有菊花纹碗和碟，西村窑菊花碗内中心印团菊一朵，内壁印缠枝仰菊三朵，外壁刻弧线纹一周，而耀州窑菊花碗内壁模印缠枝菊花六朵，碗内中心印团菊一朵，外壁素面无纹饰，再者西村窑菊花碟与耀州窑菊花碟，花朵数量及纹饰布局亦有区别，器形亦有所不同。为此所谓西村窑“有较大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否则达不到极其相似的程度”。此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西村窑瓷器的纹饰细分有四、五十种之多，其中与耀州窑同类的只有菊花纹。所以，把西村窑列为耀州窑系，也是值得商榷的，这个问题是广东省博物馆老一辈考古专家曾广亿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来了。由于宋代耀州窑青瓷的器物精美和装饰花纹多样及造型独特，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北方地区各窑场竞相仿制的对象和南方地区窑场仿制的标准，使之在全国的很多窑口仿制，自然成为耀州窑系。如河南的临汝窑、新安窑等，广西的永福窑、容县窑、广州的西村窑等诸多窑口仿制耀州窑瓷器，在当时形成了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众多窑场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为了在销售中争夺商品市场，各自努力发挥本身的优势和特长，往往采用多种制瓷工艺，制造出多种特色的陶瓷产品。就广州西村窑而言，利用本地对外口岸外销的优势，仿制多种窑口的瓷器，特别是仿制耀州窑的青釉瓷器较好。西村窑和耀州窑的关系，西村窑的产品具有地方特色，在宋代统一风格下，呈现出地方特色，造型具有南方窑的特色，与耀州窑瓷不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装饰风格有耀州窑的制作手法，洒脱流畅。西村窑的产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遗址出土，常见的有划花点彩盘、凤头壶、盆等。广东省博物馆于1992年接收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会长范迪士夫人（MRSCYNTHIA RALDEC），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馆长林业强先生转手捐赠给该馆一件西村窑青釉划花盘此盘高5 5厘米，口径24厘米，底径7 2厘米。敞口，宽沿，圈足。内外施青釉，内壁划四朵花，花内刻划云纹，花蕊似圆月，花外一周用手指甲饰一圈指甲纹。纹饰自然流畅，为西村窑的典型器物。西村窑瓷器自北宋开始烧制规模就较大，可以说是专门烧制外销瓷的著名民间窑场。产品陶瓷种类繁多，特别是青釉瓷器，青釉印花的风格与耀州窑缠枝莲纹碗大体相同，明显是受耀州窑直接影响。
有人说，耀州窑受越窑影响，西村窑又受耀州窑影响，越窑有“如冰似玉”的美称；耀州窑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西村窑则无历史评说，但就青瓷而言，早就被世人赞美为“千峰翠色绿如染，雅淡悦目青瓷苑”，西村窑青瓷和全国其它青瓷一样，同样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它那种器物的质朴、实用、美观，仍然散发着浓郁的乡土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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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青瓷和耀州窑青瓷有哪些区别
龙泉窑青瓷和耀州窑青瓷有哪些区别?青瓷是我国著名的一种传统瓷器，中国历朝历代，青瓷曾被称为缥瓷、千峰翠色、艾青、翠青、粉青等。青瓷的主要唐代越窑、宋代龙泉窑、官窑、汝窑、耀州窑等。那么，龙泉窑青瓷和耀州窑青瓷有哪些区别呢?
1、胎釉。宋代耀州窑产青瓷胎体较薄，颜色呈灰褐色至灰紫色，釉面润泽，釉料稀薄处釉面呈现姜黄色。
宋代时期分为南宋和北宋，龙泉窑青瓷在各阶段出产的青瓷也各有特征：北宋早期，龙泉窑生产的青瓷胎质较粗、胎体较厚呈白色，表面釉料薄而呈淡青色，到了中期龙泉窑生产的青瓷多采用含硅和含铁量较高的矿土做原材，瓷胎厚重，造型规整，呈灰色至灰白色，偶有泛黄现象，瓷胎表面釉料颜色从淡青砖为青黄，釉层较薄、有光泽，中期以后，龙泉窑生产的青瓷瓷胎呈现灰色至浅灰色，表面釉料颜色呈现青黄色;南宋早期，制作龙泉青瓷，人们依然使用含铁量较高的矿土作原料，制成的瓷胎比北宋中晚期的厚重，胎质较粗，并伴有较多气孔，瓷胎颜色呈现灰色至浅灰色，瓷胎表面颜色为透明，呈现玻璃质感，到了中晚期，人们在制作龙泉青瓷的原材中加入了适量的紫金土，制作的瓷器更容易打弯，高温烧造不容易变形，同时胎体厚度变薄。瓷胎通施釉，同时釉色从原来的透明发展为粉青、梅子青、豆青、米黄、蜜蜡、鹅皮黄、乌金色等。
2、纹饰。耀州窑产青瓷纹饰丰富多彩，主要有人物、花卉、动物等，人物如婴戏、佛象、力士等，动物有龙、凤、狮、犀牛、马、羊、狗、鹤、鹅、鸭、鱼、鸳鸯等，花卉有莲花、牡丹、菊花、梅花、水草等。图案有回纹、八桂纹、三角纹等。装饰手法主要是刻花和印花，刀法娴熟，充满立体感。
北宋早期，龙泉窑青瓷多管瓶、盘口壶壶盖一般用花苞钮、花蒂钮装饰，多叶瓶盖顶主要以鸡、狗等动物作钮。中期以生活用具为主，装饰工艺有刻花、划花和篦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中期以后，装饰手法以刻花为主，并用篦点或篦划纹，团花、波浪、蕉叶纹等作为辅助装饰。其中碗、盘内常刻有团花和波浪纹，并伴有篦纹，瓷器外表也刻画有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等器皿则多半腹部有刻对称的牡丹纹。南宋早期沿袭北宋晚期的装饰手法，以刻花为主，兼有划花、蓖花，但较少见。
3、器形。宋朝耀州窑出产青瓷器形丰富，如盘、碗、杯、碟、瓶、壶、罐、炉、盒、香薰、注壶、注碗、盏、钵、灯、枕等应有尽有，造型多变，如花瓣式、瓜棱式和多折式，外形非常美观。
北宋时期龙泉青瓷器形有盘、碗、盒、罐、执壶、盏托等，并创烧了梅瓶、多管瓶、盘口壶等。中期以后，龙泉青瓷的碗、盘内出现团花和波浪纹，伴有篦纹，瓷器外表也刻画有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等器皿则多半腹部有刻对称的牡丹纹。
耀州窑青瓷及精品图片
耀州窑，北宋著名瓷窑之一。1959年发掘，窑址以今陕西铜川黄堡市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等处，宋代属耀州，故名。
耀州窑唐代已开始烧黑釉、白釉和青釉瓷，曾使用化妆土。玉璧底碗及堆酱彩朵花小盖盒是其典型器。北宋时以青瓷为主，兼烧酱色釉器。北宋中、晚期是耀州窑的鼎盛时代。器型以碗、盘、碟、罐、瓶、盒、炉为主，也有渣斗和各式小杯。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由于胎中含铁，在煤窑自然氧化气氛下烧成，使青釉或圈足周围呈现姜黄色，形成了耀州窑青瓷的独有特征。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刚劲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
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曾发现大批刻有龙凤及花卉图案的耀州青瓷，证实耀州窑确曾烧过贡瓷。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元代胎釉渐趋粗糙，花纹图案较简单，亦烧白地黑花器。宋代耀州窑对各地制瓷业有很大影响，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及广东、广西等地均烧制类似的刻印花青瓷。
【唐 耀州窑茶叶末釉注子】
高17.6cm，口径10.8cm，底径9.1cm
注子撇口，短颈，硕腹，平底。短粗流，曲柄宽扁。施茶叶末釉，近底处无釉，釉层匀净，肥厚而润泽。
此器形制规整，造型饱满，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
唐代耀州窑以烧青釉瓷与黑釉瓷为主。同时还烧造一种铁、镁结晶釉，类似茶叶末色泽，故称“茶叶末釉”。
注子亦称“执壶”，是古代酒器而非茶壶。盛行于唐中期至宋代。
【五代 耀州窑青釉葵瓣口碗】
高7.5cm，口径19.2cm，足径7.2cm
碗呈五瓣花口状，口沿外撇，斜壁，浅圈足。腹壁自花口凹陷处起棱线。通体施青釉，釉层较薄，釉面玻璃质感强并开细碎片纹。
这件青釉花口碗，釉面虽有水沁痕迹，但造型秀丽，釉色匀净，仍能反映出五代时期耀州窑青瓷的烧造风格。
耀州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当时所烧造品种十分丰富。五代时期开始则以烧造青瓷为主，其青翠莹润的釉面和精致优美的造型，并不逊于当时声名显赫的越窑青瓷。
【宋 耀州窑青釉药王塑像】
高45.0cm，底径10.5cm
这是一尊宋代耀州窑烧造的青釉塑像，塑造一中等身材的伫立男像。其形像昂首挺胸，双目炯炯有神，平视前方，两腮微鼓，双唇紧闭，神态安详。头戴蝴蝶结饰物，身披由树叶缀连而成的长衣，左手托宝瓶，右手执草叶于胸前，腰间系一布带，赤足立于圆托上。通体罩青中略带黄色之釉。
虽然像上未标注姓名，但塑造的应是人们崇拜为“药王”的孙思邈。中国医学史上被尊称为“药王”者虽有多人，但唯有孙思邈享誉最广，影响最大，受到医学界和民间的广泛推崇，为他举办纪念活动也最为经常。孙氏是陕西耀县人，耀县紧临铜川，大名鼎鼎的孙思邈自然会成为宋代耀州窑工匠的创作素材。据说铜川旧有药王庙，庙中供奉孙思邈像。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菊瓣纹碗】
高5.1cm，口径13.2cm，足径4.1cm
碗敞口，圈足。里外均刻菊瓣纹，碗心印一团花。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足边无釉。
此碗为宋代耀州窑青瓷的代表作品。在装饰方面，以碗心的一朵团花为中心，放射状地向外刻出一片片菊瓣纹，布局舒朗匀称，线条活泼流畅又不失规整，反映出当时艺师们的审美观念，代表了耀州窑瓷器刻花工艺的突出成就。
耀州窑瓷器上的刻花装饰于北宋中期发展成熟，到北宋末期工艺更为精湛。
【宋 耀州窑青釉刻海水鸭纹碗】
高7.4cm，口径17.8cm，足径4.9cm
碗敞口，腹为六花瓣形，近底渐收，圈足。内壁蓖划海水纹，碗心刻划一游鸭，外壁光素无纹。通体以青釉为饰，釉色深沉，青中泛黄。
此碗造型优美，纹饰清晰，鸭纹的刻划生动传神，海水纹宛转自然，由此可见耀州窑瓷工们娴熟的技艺，是耀州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宋 耀州窑酱釉碗】
高4.5cm，口径14cm，足径4cm
碗撇口，深弧腹，圈足，近足无釉。素面无纹饰。釉为酱色，釉色较亮。
酱釉瓷器是宋代中期耀州窑瓷器中出现的一个新品种，为仿宋代漆器之作，其数量较多，仅次于青瓷。酱釉是一种以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釉，釉料中氧化铁的总量达5﹪以上。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花纹双耳瓶】
高24.5cm，口径5.5cm，足径9cm
瓶撇口，细颈，鼓腹，圈足。颈两侧对称置龙耳，腹上部凸起弦纹4道，下部阴刻两朵莲花图案。灰白胎。釉色青绿。
此造型的瓶式俗称“玉壶春瓶”。纹饰立体感强，花叶阴阳向背分明，刀锋犀利，线条流畅，别具风格。
耀州窑瓷器多为灰白胎，但多数器物透过青翠的釉层，使人感到的却是洁白、细腻的胎体，仿佛上釉前曾施一层化妆土，此件双耳瓶即为一例。实际上这是由于胎土和釉料在烧成过程中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一层密合层所致，这种现象在河南临汝窑及钧窑产品中也可见到，这是由于它们使用的坩土所含成分相似所致。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纹碗】
高8.5cm，口径20.8cm，足径4.8cm
碗敞口，宽唇，圈足。里外施青釉。碗内刻婴戏莲花纹饰，一肥胖的婴儿戏于三朵莲花之间，两手腕各戴一手镯，憨态可掬。
此碗刻花精细，画面生动活泼。北宋晚期，耀州窑装饰多取婴戏纹题材，此类构图还有两婴荡秋千、四婴戏把莲等。
【宋 耀州窑青釉印花童子玩莲纹碗】
高4.5cm，口径14.3cm，足径3.3cm
碗撇口，深弧腹，矮圈足，足底沾窑渣。通体施青釉。碗内印莲花一束和四童子，四童子分别手持莲花一枝，身体呈不同的姿势作嬉戏状。
此碗婴戏纹饰抓住了孩童体态的主要特点，用洗练的轮廓线将其五官的稚气和胖乎乎的体形生动地刻画出来。
宋代耀州窑青瓷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植物、动物、人物及宗教题材应有尽有。人物题材以婴戏纹较为多见，赤裸身躯的孩童，有的戏于花叶中，有的匍匐扳枝，有的攀树折花，有的驯鹿赶鸭，有的抱球采莲，不拘一格。
耀州窑遗址中出土的印花陶范很多，上面阴刻的花纹因反复使用而磨损，从而证明了这一装饰手法在当时曾大量使用。
【宋 耀州窑青釉盘口瓶】
高19.5cm，口径9.5cm，足径8cm
瓶盘口，短颈，圆腹，圈足。胎体灰白。里外施青釉，釉色较浅，釉质莹润，釉面开细碎片纹。足边无釉。
此瓶造型浑厚，略呈石榴形，俗称“石榴尊”。
耀州窑瓷器中瓶式很多，瓶体或修长秀丽，或丰满端庄，但像此件石榴式样的瓶却较少见，应为北宋早期产品。这时期耀州青瓷釉面皆玻璃质感强，施釉均匀，大多开有细碎片纹，胎釉结合紧密，没有剥釉现象。品种以日用瓷为主，造型方面与五代耀州窑瓷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宋 耀州窑印花碗】
高5.1cm，口径13.2cm，足径4.1cm
碗敞口，深弧壁，圈足。内外施青黄釉。碗心模印菊花一朵，内、外壁分别采用剔刻放射性线条的方式表现菊瓣图案。
菊花及各种花卉是耀州窑十分常见的装饰题材。此碗独到之处在于它采用特有的犀利刀法将抽象的菊花花瓣与形象的菊花花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简捷明快的图案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宋 耀州窑青釉人形执壶】
高29cm
壶体造型为一男子，束冠，着长襟衣衫，双腿直立，微露双足。人躯体中空，头有孔为壶口，双手于胸前捧方口壶流，后背中央附曲柄。人物面部表情庄重肃穆。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匀净滋润，因衣纹线条折角处釉薄呈现出胎色而具有立体效果。
耀州窑的瓷塑作品很少，此件人形执壶无论是造型构思还是工艺水平均可谓上乘佳作。
【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瓶】
高19.9cm，口径6.9cm，足径7.8cm
瓶小平口出沿，短直颈，丰肩，腹以下渐收敛，圈足。肩部有弦纹3道。瓶身以“刻花”为饰，腹部刻缠枝牡丹花，下腹刻双层莲瓣纹。此瓶刻工刀锋犀利，深浅有致。牡丹花繁而不乱，花冠丰满，花枝缠绕，俯仰结合。瓶通体施青釉，釉面晶莹温润，玻璃质感强，釉层匀净。
耀州窑刻花青瓷以盘碗为多，瓶类较少。此瓶小口短颈，衬出瓶身的雍容饱满，刻线处积釉色深，凸起处色较浅，使花纹更加清晰，有立体图案的效果，为耀瓷中的精品。
【金 耀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
高7.6cm，口径21.3cm，足径6cm
碗敞口，深弧壁，圈足。通体内外施青釉。碗内菱形开光内刻一轮明月高悬天空，一头水牛前腿直立，后腿弯曲而跪，头部昂起，口微张。水牛周围及开光之外刻以花草纹饰。
此碗釉色莹润如玉，刻花刀法流畅犀利，构图简洁明快，花纹生动自然，为耀州窑金代青釉刻花器物中的代表作品。
碗心中的图案原名“犀牛望月”，经过考证应为“吴牛喘月”。它出自《世说新语》：“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方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图案反映了北方金人统治下的汉族百姓对战乱带来的沉重的生活压力深感畏惧的心理。
【金 耀州窑钱纹小壶】
高13cm，口径4cm，足径6cm
壶小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一侧为一外折壶流，对应一侧为一带状短柄，口有平顶式带纽小盖。壶通体饰两组纹饰，肩部刻下覆的莲瓣纹，莲瓣上下各有两组弦纹。腹部刻錢纹，錢纹下饰一道弦纹。通体施青釉，釉青中泛黄。
纹饰简洁清晰，刀法犀利，风格粗犷，纹饰清晰。壶通体施青釉，釉青中泛黄。纹饰简洁，为耀州窑金代典型的风格。
宋代耀州窑及青瓷（上）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在中国的分裂割据。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新兴租佃制经济关系的确立和普及，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生产关系，亦解放了生产力。这些，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的局面。在手工业和商业得以空前发展，大批工商业小城镇不断出现的宋代，制瓷业的生产和销售，更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全国各地创建的新窑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众多窑场之间，展开了商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批名窑和名瓷的涌现，以及一批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的逐步形成。今天，我们纵观宋代制瓷业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点是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和名瓷的产生和发展；另一点是定、钧、耀州、磁州、越、建、景德镇、龙泉八大瓷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宋代的上述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窑场烧瓷始末与宋代的鼎盛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该窑创烧于唐代（公元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
黄堡镇的耀州窑址，经过本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已获取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从而使世人真实了解到耀州窑的发展面貌。发掘出土的逾百万件陶瓷残器，分别属于唐代、五代、宋、金、元明五大历史时期所烧制。五大历史时期的烧瓷，各有不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首先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石碾槽粉碎设置，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池和陈腐用的陶缸设置。以此保证了大批量优质青瓷坯泥与釉浆的充分提供。其次是轮制工具主部件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又增设了铁轴承，使拉坯成型工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是烧瓷燃料由木柴改为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炭。与之相应窑炉结构亦进行了科学的变革，有利于掌握对青瓷器还原气氛的人为控制。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烧造大量胎细釉精的青瓷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基础。使此时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喜爱。在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了宋哲宗元佑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实况。除了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其产品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已在东亚的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外销的宋代耀州青瓷。这些均是耀州窑青瓷在宋代鼎盛发展，并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明证。
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精美的制瓷工艺和生动优美的装饰技巧，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对远距该窑数千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也起过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由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和海岸港口，地处西北内陆渭北高原上的耀州窑，在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宋代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所凭籍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要研究该窑宋代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优势在于它自身精湛先进的制瓷工艺，巧如范金的造型，温润晶莹的青釉，犀利洒脱的刻花，以及综合这些优点而产生的风格独特之上乘产品。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温润如玉的耀窑秘色青釉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最精辟的解释。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以此标准衡量耀州窑所烧造的青瓷，就不难明白其被称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原因。该窑场早在盛唐时就开始了青瓷的创烧，然初时釉质粗，釉不均匀，釉色青黄或青褐，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以后学习了越窑，青瓷烧造水平提高很快，中唐初的产品已赶上和超过了国内的婺、岳、寿、洪等青瓷名窑。晚唐时呈现青绿釉色的精美青瓷烧造数量日增，奠定了其成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基础。不足之处是器胎含铁量高呈铁灰色，青釉的釉层薄，玻璃质感强而温润的玉质感不够。到了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出现了黑、白两种器胎。黑胎器的青釉，呈湖绿、湖蓝、微灰湖青、深兰天青几种色调。白胎器的青釉，多是淡青、淡天青、粉青几种色调，少数为湖青和湖绿色。两种胎的青釉，质地都很精细，釉层均匀，透明度适中，具有较好的玉质温润性。与其后的宋代相比，则又具有釉色色调丰富多样而欠稳定性的特点。入宋以后，该窑的青瓷经过初期为时不长的工艺变革和探索之后，很快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适中，色调是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具有“其色温温”、“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橄榄青色，与唐五代“越州上”的越窑“秘色”很相似，因而在宋代曾有“秘色”之称。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种与越窑秘色相类的宋代耀瓷青釉，于本世纪中叶由陈万里先生称为橄榄青色。以后学术界一直遵循，笔者亦然。时至今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的一批唐代越窑秘色瓷已重见天日，我们将它和宋代耀州青瓷进行了对比，为两者瓷釉的相类而感慨。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妨恢复古代对宋耀州青瓷的称谓，将其青釉称着耀州秘色，以便更加明确耀州青瓷对越窑秘色瓷的正宗承袭关系。这种“类”越窑秘色的耀窑秘色瓷的成功烧制，对耀州窑系中其他窑场的烧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耀州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优美多样化的器物种类与造型
美如碧玉般的宋代耀州青瓷，使用广泛，器物种类非常齐全多样。从其用途看可分为餐具类，有碗、盘、碟、钵、盆，渣斗。酒具类，有注子、注碗、玉壶春瓶、梅瓶、杯、盅。茶具类，有盏、盏托、擂钵、釜、香盒、水罐、水洗。日用盛具类，有罐、盆、瓮、缸、壶。照明具类，有灯、小灯盏、烛台、油壶、油瓶。化装具类，有盒、奁盒、粉盒。陈设具类，有尊、樽、瓶、花插。供器类，有供盘、灯盏、瓶、炉。洁具和卫生具类，有唾盂、渣斗、熏炉。此外，还有卧具枕，棋具围棋盒、围棋子、象棋子，乐具羯鼓、埙，鸟食具小食罐、小水罐等。凡是宋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物种类，在该窑的产品中应有尽有。一个窑场可以生产出如此众多的器物种类，在宋代的其他瓷窑中实属罕见。
宋代耀瓷不仅器物种类繁多、用途广泛，而且造型精美多姿，丰富多样，。以碗、盏、盘、碟之类最为普通常见的圆器为例，仅口沿的造型就有侈口、微侈口、敞口、六葵口、六菱口、六曲口、直口、敛口、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翻沿、包沿、折沿等。再以碗、盏中最多见的侈口翻唇圆弧腹内底下凹圈足造型观察，仅其腹部的变化又可分为圆弧腹、浅圆弧腹、瘦圆弧腹、微斜圆弧腹数种。在这些圆弧已富有变化的腹部，往往再配以瓜棱或出筋装饰，给人一种造型规整、比例恰当、变化适度、精美多样的美感。
又如壶类，是该窑初创时期就多有烧造的器物，以执壶最常见。唐代执壶为喇叭口、圆腹、短直流、单把执手，造型丰满大度。五代执壶变为小口直颈、圆球腹、曲形流略长、单把执手，造型富有变化，使圆与长和曲与直的各种不同线条，和谐的统一在同一体之中，组成了一种造型优美的器物。宋代的执壶大体承袭了五代，但细直颈变长，圆腹又呈现圆中略见微折的特点，从而既增强了造型的稳定性，又增加了艺术的秀美感。同时，随着壶颈的变长，其壶流亦变为高出口沿的弯曲形长流，进而使方便实用与婀娜秀丽相互融合。在常见的执壶中，该窑还生产一种形体似瓜的瓜棱壶，优美多变的造型具有瓜瓞象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采用同类审美意识创制的宋壶中，还有葫芦形壶，其特点是用上小下大连体双腹葫芦形作为壶身主体，下腹的一侧设弯曲的长流，而对应的另一侧有连于上下腹中的曲形单柄。此种象生葫芦壶的造型，与象生瓜棱壶相比更加多姿多变、楚楚动人。此外，该窑在宋代还创新出一些相当独特的壶类。如造型为小直口，球腹，三矮兽足，龙首流，半月提梁上贴戏婴的提梁壶。又如圆球腹，圈足，口在器底，器内有中空管与口相通，卧狮哺乳双子狮流，弓曲形飞凤提柄造型的倒装壶等。均是构思巧妙、造型奇特，装饰华丽，制作精美的宋代壶类器物中罕见的佳品。
青瓷耀州窑之倒流壶
耀州窑有一件国宝，倒流壶，去过陕西旅游的都可以看见。这壶很有意思，先把壶倒过来，水从壶底下灌进去，灌满以后把壶正过来，水从壶嘴里倒出，下面流不出来。倒流壶肯定不是用来沏茶的茶具，否则茶叶就把里面堵死了。
耀州窑是北方最重要的青瓷窑，是宋代北方重要的青瓷。耀州窑的瓷器上有纹饰，大部分纹饰是动刀刻出来的，北宋鼎盛时期的耀州瓷是“刀刀见泥”，入刀角度是斜的，一刀下来，必定见泥。
据《元代瓷器目录》记载，倒流壶的制作工艺比较奇特，烧制需经过３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较复杂。将这３道工序烧制好后，然后依次连接起来才组成了构造精巧的元代倒流壶。该壶逆反了传统的壶顶注水法，把壶倒过来，将水从底部注进壶里，放正后倒出，因此被称为倒流壶。
倒流壶当时是一种玩具性的瓷器，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发现，现在作为国宝在陕西省博物馆展出。2007年，苏富比拍卖了一只耀州窑的倒流壶，拍了66万美金，价格非常贵。
耀州窑与耀州窑系诸窑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兼烧黑釉、青釉、白釉瓷器。五代未迄宋初受余姚越窑的影响创烧刻花青瓷，故耀窑青瓷有“越器”之称，刻花以犀利洒脱闻名，除刻花外兼烧印花青瓷。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有河南省境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村窑和广西的永福窑等，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广州的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之仿烧耀窑青瓷则是为了外销，可见宋时耀窑器影响之广。
1·耀州窑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五十公里，南距耀县十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以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
明嘉靖本《耀州志》卷二地理同官古迹条云：“黄堡镇·····镇故有陶场，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陈炉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若据《耀州志》记载，黄堡镇窑停烧时间应是在明嘉靖以前。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黄堡镇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一件刻有弘治纪年铭文的窑具，说明停烧时间是在弘治以后和嘉靖之间。
雍正四年窑神庙碑文中说：“同邑东南乡，土地少石多，大都以陶谋生。其先创始于黄堡，自彼窑场废，而陈炉一方始习其业。神之爵实无从考稽，而庙之由来，阅梁间板记则创自周至五年，嗣正观二年，绍兴四年社人重修之。又越永乐二年、下统九年、万历三年及二十一年、天启三年凡五次重修······”。嘉庆二十一年及光绪七年两碑中亦有同样记载 。但历代纪元无周至及正观年号，这里暂且有提，就以绍兴四炉镇南宋初烧瓷器的时候，黄堡镇并没有停止烧瓷。如果按照前面的分析，黄堡镇窑场是在明弘治至嘉靖年间才废掉的话，那么黄堡与陈炉二窑在很和时间里同时并存，都烧青釉瓷器。明嘉靖本《耀州志》与雍正四年碑文所记不符合实际，都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耀州窑黄堡镇遗址1957——1959年共开了探方十八个，面积1257平方米，经过分析整理，出土物归纳三期，第一期限为唐代，第二期为宋代，第二期之中，根据出土物铜钱以及带纪年铭文标本又可划公为早中晚三期。三期所出文物以青釉为主，中期有少量酱釉标本，晚期有少量月白色釉。结合各地宋墓出土及大量传世耀州窑瓷器，通过排比可以做如下归类：
早期出土物及传世品都较少，以青釉为主，器形比较单纯，只有三种碗。其中两种碗外部刻花，一种外刻浮雕莲瓣纹，是仿照浙江越窑装饰特征制作的。这种碗又有两种形式，一种稍高，莲瓣纹颇长；一种稍矮，莲瓣纹肥短，，一种刻简单的花草纹，是耀州刻花青瓷的初级形成。
中期出土物及传世品较多，此期为耀州窑鼎盛时期，制瓷技巧纯熟。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里的“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这段对耀州窑瓷器的描述并不夸张，特别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谈得非常中肯，把耀州窑工匠拉坯的纯熟技巧，仅用十二个字就概括了出来，既形象，又生动。
中期器物仍以生活实用的盘碗为主，此外，瓶、罐、壶、盆、炉、香薰、盏托、钵、注子、注碗等器物无不具备，器形之丰富，在宋代同期瓷窑之中是少见的。釉色仍以青釉为主，兼烧酱釉品种。装饰除刻花外，印花也比较常见。北宋中期耀州不仅各类器皿具备，而且每种器皿都有多种款式，兹仅举几例可见一斑。
瓶类器皿见于出土标本和传世品的有十多种样式，有的瓶形瘦长，有的比较丰满。所有瓶式对肩部弧度的处理都给人以优美的感觉。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瓶身的各部比例匀称，造型秀美，周身刻划缠枝花卉。瓶口与上瓶略同，瓶宽肩，瓶身垂直，造型稳重大方，磁州窑大量烧制这种瓶式。瓶口多是喇叭形，长颈，颈部多有双系或四系，瓶子身长圆如瓜形，肩部堆塑蟠龙二条，瓶身刻划莲瓣及莲花纹饰。此瓶为耀州窑比较流行的瓶式之一。比较少见的为供器中的净瓶，瓶身与口颈细长，口颈间凸出一落千丈圆形薄片，便于持取。此种瓶式定窑稍多，其他瓷窑很少烧制。图之17也属耀州窑特有瓶式，卷口、短颈、折肩、瓶身垂直细长略如萝卜形，亦通体刻划流利的莲花瓣纹饰。
炉类器皿也有多种形式，大体可分折沿与直简两种。折沿炉有斜折与变曲下折两种，折沿炉上部大体略同。均为直口平底，炉身接近垂直；炉下部又有多种底足，为五个兽足，耀州窑此种炉比较常见。炉身底座一周跪有五个力士，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耀州窑八角形供碗，碗为双层，外层八面镂空，里面亦各坐一力士，形象与此大致相同。堆塑力士可以说是耀州窑的特有装饰。为喇叭底座，这种底座在河北、山西瓷窑中比较常见。山西太原小白峪北宋明道二年墓出土一伯白釉炉，足外凸起弦纹一道，与此炉大体近似。炉身作直筒形，下承以三足，筒形三足炉北宋中期比较少见，北宋后期外部饰以弦纹的仿汉铜尊三足炉逐渐增多，南宋以后大为盛行，南北瓷窑都普遍烧制。耀州窑烧制的这种炉应当说是一种新的式样。两种炉，炉体镂空，似有两种用途：一为偶像前焚香之用；也可放入香料，燃点后香味通过镂孔四溢，是两晋时期香薰的进一步演变形式。
中期制瓷技巧已臻成熟，器皿繁多，瓜棱、葵瓣、多折等造型难度较大的器物也能做到规整周正。十二瓣瓜棱碗与十六菊花瓣盘等等，都能够达到瓜瓣距离与弧度相等，六瓣瓜棱注子、注碗、也配合谐调。
这一时期海水游鱼纹和莲塘对鸭纹刻划生动令人赞叹，舯碗里面，部位很小，而海水刻划得汹涌澎湃，波浪翻滚，也有在水波纹外刻划以六角形边线，既有水波滚动的自然景象，又富装饰趣味，每件作品都是一幅成功的杰作。水波三鱼纹的最令人喜爱，在漩涡之中三鱼悠然自得地游弋，鱼鳍与尾的动作是如此的逼真和生动；水波游鸭纹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宋晚期出土及传世品也以日常生活使用的盘碗为主，此外还有瓶、罐、钵、洗、盆、碟等器皿。中期出期的印花装饰，这时有较大发展，除习见的缠枝、折枝牡丹、菊花、莲花等纹饰外，出现了把莲、凤凰牡丹、犀鹤博古、飞鹤、飞蛾及资态多变的各种婴戏纹饰。
印花把莲纹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时或茨菇时四五枝系为一把；印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义为一把或一束莲花。
印花婴戏纹此期比较流行，在小碗的里面婴儿做各种游戏资历态，有印婴戏于花间的；有两婴在竹枝上荡秋千和在梅竹丛中嬉戏的。有趣的是四婴在一把莲花上游戏，上面两婴做骑马姿态，下面两婴做荡秋千动作。
发掘所得资料表明，耀州窑创烧于唐、烧制黑釉、青釉、白釉瓷器，入宋以后青瓷得到很大发展。北宋中期以后为鼎盛时期，以刻花印花装饰为主，尤以刻花的九锋犀利和线条流畅为宋代同类装饰之冠。耀州窑刻花创于宋初，从出土标本可以看出，它受到浙江余姚越窑刻花装饰的启发。宋初耀窑碗类标本之中有两种刻花装饰：一种是在碗的外面用浮雕手法，刻两层莲瓣纹⒄，这种刻花装饰盛于五代越窑碗，耀窑刻花莲瓣碗刻花装饰就首先取材于越窑碗器纹样，具有越宾风格。故南宋陆游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之说。耀瓷早期刻花另一种装饰是在碗外刻草率的似是而非的花卉纹饰。这应是耀州窑刻花装饰初创时期的本来面目。但到北宋中期，耀瓷刻花发展成熟，刻花有线条活泼流畅、刀锋犀利、纹饰题材丰富多变等独特风格。耀瓷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印花装饰，到北宋晚期，布局严整，讲求对称，各地出现的印花纹饰无不具备，就耀瓷印花纹饰在宋代印花瓷器中最为出类拔萃，是不为过分的。
关于耀州窑历史的几个问题
关于耀州窑，宋人的《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与《无丰九域志》，元人的《辍耕录》，明代的《耀州志》，清代《耀州续志》、《大清统一志》与《乾隆府厅州县图志》都有记载。此外，黄堡镇有宋元直七年德应侯原碑碑记，陈炉镇也有清代碑记六种。这些记载有不少问题值得讨论。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一段记载，前两句似应理解为指的是宋前期浮雕莲瓣碗，这种碗从造型到纹饰都模仿越窑烧制的；后两句的“极粗朴不佳”则是陆游的亲见，这就是黄堡镇窑址金代地层的那种刻花而碗心一圈乔釉的大碗。这种碗胎体较厚，耐用用程度显然比薄胎瓷器好，因此食肆喜欢用它。
周煇《清波杂志》卷中有谓：“耀州白者为上”，当是周煇使金时得自北客的传闻。在黄堡镇发掘的八万多片标本中，白瓷标本不及万分之一，可知白瓷的生产量是微不足道的。黄堡镇灯泡厂耀窑遗址发现有白釉绿彩器标本，数量既少，其质量也令人很难同意北客的说法，也许这是北客的一种偏爱吧。
关于耀州贡瓷问题
耀州窑产品以民用为主。由于具有独特地方风格，产品质量在北方民用青瓷之中，属于上乘。正因为如此，它被地方官吏所选中，以常年例贡形式，烧造贡瓷供北宋宫廷使用。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也有耀州贡瓷的记载。两面三刀书所记耀州属县之中都明确提到同官县，今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就是宋同官县属地，宋代耀州其他几个属县，都没有发现瓷窑遗址，宋时贡瓷可以肯定为黄堡镇所产，两书所记耀州窑贡瓷的时间是在神宗元丰（1078-1085年）到微宗崇宁（1102-1106年）之间三十年。
1953年在北京广场安门外的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了一大批青瓷，故宫三月物院曾赴现场进行了调查，采集了三百多件标本，绝大部公是盘碗一类器皿。器里刻花，纹饰除龙凤为主外，还有花卉。出土标本制作工艺及外观基本一致，釉色大都青中显黄，当时初步确定属于同一瓷的产品。1957年故宫博物院黄堡镇耀州窑窑址调查，发现窑址标本与1953年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青瓷标本在胎、釉、制做工艺以及刻划花装饰有很多共同点，只是纹饰不同。1959年中国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黄堡镇窑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出土标本八万多片，发现有刻花龙凤纹标本，证实了北京广安门出土青瓷为黄堡镇耀州窑所烧贡瓷。刻花龙凤纹的标本出土于北宋中期地层。这批贡瓷也当是烧于北宋中期。北宋未，金人攻陷汴京，典籍珍宝无不为金人搜乔殆尽。〈系年要录〉卷四金人掠夺汴京财物说：“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以去······”。〈三朝北盟会编〉中也记有：“祖宗七世之遗，劂存无几”。瓷器，当然也毫无例外的一起扫数运走。北京广安门发现的耀窑青瓷当是金人的胜利品。这批瓷器的出土使我们对耀州贡瓷面貌有所了解。属于这类贡瓷器可以看到耀州贡瓷的庐山真面目。
2河南临汝窑
河南省是我国北方瓷器的重要产区，不少瓷窑集中在豫中地区。宋代这里先后出现了几个驰名于时的瓷窑，临汝窑就是其中之一。改汝县窑场院宋时烧瓷分两部分：一部分烧宫廷用瓷，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一部分烧民间用瓷，为便于区别，今称为临汝窑（这里专谈民间所用青瓷）。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临汝窑址遭到了严重破坏，五十年代以后文物考古部门对窑址进和了多次调查，对已经暴露的窑炉残基进行了清理发掘。临汝县共发现窑址十一处，其中烧耀州窑系印花刻花青瓷的有三处，其余八处烧钧窑系青瓷。三处耀州窑系青瓷窑址为严和店、轧花沟和下任村，以严和店遗址范围较大。严和店北距县城十二公里，在蟒川的西岸，窑址在今汝瓷厂西，距厂150米有一个沟，沟南可通蟒川，沟东地表一米以下有两米厚的堆积层；沟西有由匣钵、瓷片堆成的三个大堆积，由此向南至蟒川，在长200米的地面上，遍地散布着瓷片标本。
从采集的标本结合传世临汝窑瓷器观察，临汝窑以烧盘碗为主，宋代瓷窑习见的瓶壶枕等器皿，这里极少见。盘碗造型样式不多。严和店窑址虽然经过严重破坏，地面散布标本仍然不少，烧瓷时间较轧花沟及下任村为长。
关于临汝窑历史问题，过去人们做过一些推测，有人认为始于宋代；有人认为始于北宋初年，或更早一些；也有人认为始于隋。
根据严和店等三处窑址采集的标本，参照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大量标本进行综合比较看来，临汝窑烧瓷时间应当始于北宋中叶，盛于北宋后期，延续到金代。严和店等三处窑址标本中看不到宋代早期器形标本，绝大部分盘碗属北宋晚期样式。从印花纹饰看，六格布局方法、水波纹、水波游鱼以及缠枝、折枝花卉纹，与黄堡镇窑址北宋晚期层所出的基本特征相同。严和店窑址采集的碗里缠枝菊、碗外刻线的小碗和碗里印长瓣菊花纹碗，都与黄堡镇北宋中期出土的相同。在临汝窑三处窑址中刻花标本只采集到三件，耀州窑刻花器始于北宋早期，盛行于北宋，成为北宋时期刻花装饰具有代表性的瓷窑；而临汝窑由于技术力量或其他原因没有生产多少刻花瓷器。从刻花装饰产品很少这一点来看，临汝窑烧瓷历史显然要比耀州窑晚得多。
临汝窑瓷器主要物征
临汝窑青瓷器据标本看来大体分为两种：一种光素无纹饰，一种为印花。印花绝大部分为凸起的阳文，纹饰轮廓线凸起较高，叶筋多以点线纹表现。纹饰题材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以缠枝菊纹最为多见，在碗里多用缠枝布局，大小六朵菊花相间排列，除菊花外还有牡丹等多种花卉纹饰。折枝花有两种：一为大花大叶，二方连续布局，以两朵饱满盛开的花朵为题，辅以大叶衬托，花叶轮廓均为阳文，花瓣及叶筋为凹入阴文。另一种花叶较小，布局亦为六朵花卉，碗中心为三组花枝交叉，也有印折枝叶纹的，主枝一分为二，两枝上各为三叶，左右对称。团菊纹也较多，大体也分两种：一种团菊中心无花蕊，一种团菊纹中心为一圆圈，内印阳文“童”或阴文“吴”字，这表明是作坊或工匠的标记。具有临窑独特风格的为海水纹，海水布局为圆圈形式，多为八到十圈，如像在静静的湖水之中投入一枚石子，击起的水波由小到大，形成多层波浪式水纹。中心为一花朵，具有落花流水的含意，也有中心饰以田螺纹的。
临汝窑盘碗胎稍厚，轮旋修坯较耀州窑草率，尤其表现在盘碗圈足部位，釉色青中闪绿较多见，与耀州窑的青中偏黄色调不同，施釉稍厚，气泡较多。
3宜阳窑
宜阳窑产瓷最早见于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康熙三十四年本《河南通志》也记此窑产青瓷。清乾隆十二年本《宜阳县志》卷五，德应侯庙条说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六年夏重修，今圯无考，一在半壁山”。宋代北方产瓷区一般都立有窑神庙，陕西铜川耀州窑窑神庙中供奉的就是德应侯，因此，宜阳的得罪应侯庙也是窑工供奉窑神之处。烧瓷现场遗址当距此不远。
1977年河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共同调查了窑址。窑址在县西一公里的三里庙。遗址范围不大，以烧青釉为主，兼烧白釉、白釉黑花及黑釉等品种。青釉共采集了一百七十件标本，光素者八十五件，鲂和花者十五件。刻花青瓷以花卉为主，先刻出花叶轮廓线，花筋叶脉叶脉以篦状工具划刻，风格与耀州窑完全相同；碗里满刻菊瓣纹的较多，也与耀州窑风格毫无二致。罐盖的盖面上刻百折纹的比较普遍，这类作品也见于耀州窑及临汝窑，但数量不及宜阳窑多。印花者以花卉纹饰为主，耀州窑、临汝窑所见的六朵缠枝菊碗这里也造，也有印牡丹及其它花卉的，花脉叶筋都以点、线点划，与临汝窑相同。碗外多刻线纹，从剖面看，线纹有三种：一种用半圆形工具刻出粗线；一种如耀州窑风格，先直刻一刀，然后再众旁斜剖，剖后线条具立体感；一种用尖状具划细线。钱缠枝菊纹除习见小碗外，大碗数量比耀州窑、临汝窑多，口缘较厚，名口下划弦纹一周。印纹中比较少见的为鱼龙纹，这种纹饰在河北曲阳定窑白釉印花瓷枕上见到过，在青瓷印花中尚属首见。印花大碗里心有印一阳文文字者，共有两种，一印“同”字，一印“吴”字。印“吴”字的，在临汝窑址也采集到一件。宜阳窑青瓷施釉稍厚，釉色比较多样，气泡比临汝窑的少。
《宜阳县志》记载德应侯庙有二处：庙在清乾隆时已废圯，三里庙窑址只是其中的一处；另一处在县南十五公里的半壁山（俗名鹿蹄山），窑址至今尚未发现，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4宝丰窑
宝丰县青龙寺窑窑址在大营公社，距县二十公里。窑址标本计有白求恩釉、 青釉和低温三彩釉陶器等。
青釉有光素无纹饰、印花及刻花三种。印花缠枝菊纹不少，纹饰清晰，线条细而圆润，精者几与耀州窑完全相同，胎亦较薄，与临汝窑和宜阳窑不同。印花小碗碗里印花卉纹饰，花卉安排在六等分的框线之内，每格内安排一组折枝花卉；也有分为十等分布局的，但碗身都较浅。这种浅式小碗在河南其他几处青瓷窑中比较少见。缠枝与转枝菊纹者运用较多，碗心多印团菊一朵。这种纹饰的碗也有深浅二式。波浪纹有与临汝窑圆圈式布局相同的；也有具有图案的海水，碗里或碗心点缀一个或几个螺纹的。这种纹饰在耀州窑、临汝窑也都可以见到。印花纹饰绝大部分是阳文，花脉顺筋也以点线纹表达，阴文印纹者极少，阴文折枝花卉纹仅采集到一件。轮廓线为粗线条，不附加任何装饰，实际上只有花叶的轮廓，装饰效果比较呆滞，因此未能大量生产。
刻花器与耀州窑风格大致相同，轮廓线用刻花手法，花叶筋脉用篦划。篦划纹有疏密两种，稀疏的不如细密的好。刻花标本中有大瓶下部一件，瓶身满刻花纹，刻花篦划并施，纹饰生动有力。施釉较厚，透明如玻璃，呈浅绿色，质量甚精。可惜这类标本不多，但仍可看出宝丰窑的制做水平是比较高的。
5新安城关窑
新安城关窑是河南省博物馆与县博物馆近年调查豫西地区发现的窑址之一。这里遗址面积经过钻测为270，000平方米，堆稷层在1.5至2.5米之间,地下埋藏丰富.由于历年垫土,窑址全部被封在地下,地现散布瓷片及窑具较少.
新安县城关窑址出土标本品种较多,制做工艺水平也较高.其中青瓷以花装饰为多,印花纹饰也有耀州窑\临汝窑\宜阳窑所见的六朵缠枝菊纹,布局也采取盛开与半开的花朵间隔排列.碗心亦为团菊一朵,这种碗心有刻印氏字铭的,计有吴、杨、惠等字,也有印张、同等字的,印张字商标的,标记与磁州窑“张家造”三字，下托一莲花，城关窑带张字款的碗底，上部似为覆荷纹，中部只书一“张”字，下面托一朵莲花，标记主要特征是一致的。印花纹饰还有卷草、水波游鱼、水波田螺、莲池鸳鸯、把莲、婴戏、鸭、海石榴纹等。其中水波鱼与水波田螺纹见之于耀州窑与临汝窑；把莲纹则仅见于耀州窑。城关窑印花把莲以三把莲花首尾相接排列，空间亦辅以水波纹，碗内没印三把莲字铭，但可以看出它与耀州窑的关系。
刻花装饰在城关窑址采集数量虽不多，但制做是很精美的，不少标本的造型与风格与耀州窑极为相似。如直口碗，碗外满刻缠枝花卉，具有犀利的刀锋与流畅的线条。里外刻花碗不仅纹饰近似，圈足的修坯工整也几乎与耀州窑基本一致。这种修整碗足在河南其他几处青瓷窑址里是看不起的。此外，从巾花莲瓣灯、百折洗、刻花莲瓣碗等器，更可以看出城关窑与耀州窑之间的关系。
6禹县钧台窑
钧台窑位于县县城西北隅，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350米，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堆积层一般在1米左右，厚者达2米以 ，地下埋藏相当三富，可以想见。这时当时瓷器生产是比较兴旺的。钧台窑北宋时期除以生产紫红釉“钧窑”瓷器驰名于时以外，还烧造青釉瓷器，有印花及光素无纹两种。印花有缠枝花卉、水波游鱼等纹饰。纹饰布局具有耀州窑系风格，但在造型上稍有不同。耀州窑系瓷窑中常见的碗里缠枝印花小碗，绝大多数是敞口尖底，碗身稍高；钧台窑这类碗圈足不明显，碗身较矮，与其他青瓷窑略有区别。钧台窑青瓷未发现刻花装饰，而以印花为主。烧制时代与耀州窑北宁晚期层出土同类标本大致相同。
7内乡大窑店窑
内乡县宋时属邓州，内乡大窑就是文献中提到的邓窑。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治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之说。可知邓窑是宋代河南地区烧青瓷的瓷窑之一。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在南阳府土产、瓷器条中指出为内乡县；清康熙三十三年本《南阳府志》里又有大窑店名称，地点在县西五十里。内乡县文化馆据此在大窑店地区发现了瓷窑遗址。
邓窑始烧于唐，宋代有较大发展，金元时期仍继续与印花两类：印花以花卉为主，习见的缠枝菊纹在窑址里散布较多，此外也有缠枝、折枝牡丹 纹等；刻花器极少，划花器也少见，大窑店窑是以印花装饰为主的。青瓷碗里满刻细长菊瓣纹饰的稍多，但这种纹饰也采用模印方法，碗外留有钱模压印痕迹。耀州窑与河南青瓷窑常见的碗里印花、碗外刻斜线的装饰方法，大窑店窑却一件都没有，这是大窑店窑比较特殊之处。
光素无纹饰的青瓷，有的施釉较厚，垂釉处如透明玻璃珠，釉色青绿介于禹县、临汝窑之间。圈足内多是紫褐色，此类特点应是宋邓窑青瓷的本来面目。
8广州西村窑
广州西村窑不见方志记载，1956年广州市文管会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烧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绘、青釉及黑釉等几种。广州地处东南海隅，广州西村窑的出现显然与宋代瓷器大量外销有关。三十年来，西村窑瓷器在国内绝少出土，目前见于报道的西村窑瓷器，多出土于东南亚国家。西村窑青釉标本之中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除釉色不同，碗外刻线呆板、胎土与制做稍嫌粗率之外，看不出与耀州窑有什么区别。广州是宋代重要商港，当时在这里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有关事宜，丝、茶、瓷是对外输出重要商品。宋代著名的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瓷器都经过这里转运往东南亚、西亚、东非地区。在这些地区不少国家的古城遗址和海岸港口地带，出土不少我国宋代瓷器。广州西村窑烧制的印花青瓷无疑是受到耀州窑的影响，纹饰与耀州窑极其相似，有较大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否则达不到极其相似的程度。西村窑缠枝菊印花青瓷有与耀州窑相似的，也有略有变化。这可能是为了大量出口印花青瓷，原版印花模具不敷应用，以复制或翻刻方法制出印模，以满足烧造大量外销瓷的需要，因而花纹有了一些变化。
9广西永福窑
永福窑是1957年在广西省内发现的宋瓷窑址之一。永福窑以烧青瓷为主，有刻花与印花两种装饰，有盘、碗、碟、壶、罐等器物。釉色以青黄及翠绿两种具有代表性，尤以翠绿釉釉色为美。在江南地区青瓷窑之中极少有此釉色，带有永福窑独特地方风格。这类翠绿釉器物之中，碗里也印有耀州窑风格的缠枝菊纹饰。毫无疑问，它与广州西村窑一样，都受耀州窑的影响。
耀州窑与越窑介绍
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窑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最为著名的青瓷窑系。耀州窑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民窑之一，素来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称。在宋代，耀州窑以其风格独具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与五大名窑齐头并驱的北方民窑窑系。耀州窑和越窑，是中国陶瓷史上两段不朽的神话。近日，绍兴博物馆副馆长娄烈在接受中国文物网记者专访时表示，耀州窑与越窑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它们彼此影响，互为给养，成就了中国陶瓷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陶瓷体系。
对话：耀州窑与越窑
谈到耀州窑与越窑的关系，娄馆长向记者介绍道，2013年，绍兴博物馆举办了“范金琢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展览期间，邀请了浙江省和陕西省考古与陶瓷研究专家、学者，举行了“越窑与耀州窑——南北青瓷对话”的学术交流活动。在这次学术交流活动中，耀州窑首次发掘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禚振西老师发表了她对二者关系的重要看法。
禚振西老师认为，耀州窑以前烧造多种釉瓷，到唐中期开始烧造青瓷，这在当时“南青北白”制瓷格局下是非常特别的现象。禚老师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耀州窑地区的瓷土含铁量高，不适宜烧造高档白瓷，窑工必须寻求新的途径;二是唐代越窑很繁荣，影响力大，耀州窑便开始学习越窑烧造青瓷，并一举成功。禚老师始终认为越窑是耀州窑的母亲窑。宋代的耀州窑神庙一直敬奉着一位对耀州窑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柏林，史料中也提到过这个人，她推测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从越窑请来的技师。
越窑与耀州窑的主要区别在于烧制方式和装饰风格，在学习越窑的同时，耀州窑根据北方环境和条件，以及审美观，作了改造和创新。首先是烧制方式，北方无法像南方那样依山坡筑龙窑，所以它用的是马蹄形的馒头窑，因缺乏木柴，燃料也以煤为主，在陶瓷史上是第一用煤烧瓷的窑场。在窑具的运用上，在应用越窑匣钵装烧方法的同时，加入三角形支垫，进一步提高了产品完美性和质量。其次是装饰风格，越窑瓷器纹饰以手工刻划为主，线条随意，图案简洁;耀州窑瓷器纹饰多用模印和剔刻，模印图案规正繁复，剔刻图案立体感强。到了五代时期，耀州窑还发明了天青釉。南北技术的融合，使耀州窑成为北方青瓷的名窑。
合作：联合办展是大方向
“范金琢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是由绍兴博物馆和耀州窑博物馆联合策划举办的。近年来，绍兴博物馆多次与其他博物馆联合办展，合作的对象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陕西耀州窑博物馆这样的大型博物馆，也有柯桥区博物馆、上虞博物馆、嵊州越剧博物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等区县级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娄馆长表示，联合办展是绍兴博物馆发展的大方向，联合办展的形式，可以达到促进交流和资源共享的目的，可以把展览办得更加精彩，当然，保障文物的安全是重要的前提。
从刻花青瓷看耀州窑陶瓷艺术的主导性审美品质
我与耀州窑结下审美情缘是很偶然的。二十多年前，我乘车去延安，汽车在黄堡附近一个土崖下停歇，我也下车透透风。漫步徜徉间，发现土崖的断层中夹杂着许多瓷片。我抠出一块，约火柴盒大小，很薄，两面都有匀细晶莹泛绿豆色的釉。拭去釉表的灰土，我惊奇了，温润如绿玉的釉色下竟有一条鱼儿活灵活现在沸涌的波浪间。其生动婉约，立刻使我想起宋人的花鸟画，真是异曲同工，异曲同工!端详掌心的“绿玉”，绝非凡品，更非今世之物。其艺术与技术的超越，暗示有一个托浮着它的艺术系统，透过瓷色的灵光，我似乎触摸到这个系统的伟岸。艺术史一再证明，一个伟大艺术家或一种伟大艺术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每一座艺术高峰都是建立在它的艺术系统所垒砌的深厚基础之上的。正如李杜的诗歌不会产生在今日，而出现在唐。庄子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无以负大舟。”
后来我才知道，它是耀州窑鼎盛时期的宋代刻花青瓷，拣拾瓷片的地方就在当年的“十里窑场”。从此，凡与“耀州窑”相关者，我都要留意多看几眼。
是考古学家们的辛勤劳动才揭示出这个沉埋地下的历史文化系统。他们不仅为我们发掘出耀州窑陶瓷曾被创造的各种美的形态，如我特别喜爱的唐代天真烂漫的小黑花，宋代“精比琢玉”的刻花青釉，金代纯净温润的月白釉，元代自由挥写的铁锈花等等；而且也梳理出一条绵延800余年，由滥觞——发展——成熟——鼎盛——扩展——衰落——式微的耀州窑系发展轨迹。这一条轨迹由诸多品类所组成，主线是青瓷。或者说，耀州窑是随着青瓷的兴盛而兴盛，衰落而衰落的。用审美尺度衡量，耀州窑的鼎盛气象是由刻花青瓷(包括仿刻花效果的印花)独具魅力的风韵和极致的美所体现的。没有刻花青瓷的艺术成就，在无比辉煌的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史中，“耀州窑系”的地位就不能确立。
刚才我使用了“极致的美”这个绝对的词。什么是“极致的美”?就是“最美”。
如果有人问：“世上最美的东西是怎样的?”你可以回答：“请看一看耀州窑刻花青瓷的精品吧!作为美的一种典范，它可以使你对‘最美’这个词的本义有所了悟。”
何为“最美”?假如杨贵妃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在心里说：“啊！最美的人原来是这样的！”耀州窑刻花青瓷给予我们的是同一种叹为观止的欣喜。(当然，此所谓“最”，指相对范畴。)
每当我到耀州窑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最使我留连忘返的地方是展示宋代刻花青瓷的展厅。欣赏这些展品，我的审美心理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到家了——为了美的寻求，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家了!就象我们的画家终生对艺术孜孜追求，有朝一日终于在他的作品中达到了一种至美的境界，于是舒心地说：“到家了!”
“到家了”是人们内在求美之心的终极实现，是审美理想的预期目标得到现实兑现时在内心生出一种会心的喜悦，一种期盼已久终于获得的满足，一种审美渴求心理的归宿感。
通常，审美期盼是潜意识的，隐藏很深，每当有现实事物与其相应，就会外化为一种会心的神遇，似幻而真。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曾对这种深层心理作过出神入化的描写。他表述为宝黛初次会面时双方似曾相识的心理反映：
随着丫鬟一声：“宝玉来了!”黛玉将走进门来的年轻公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象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
待宝玉向贾母及众人行罢礼，便过来对这位新来的妹妹作揖，细看黛玉形容。“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她?’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她，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耀州窑刻花青瓷与我们的审美期待之间确能在相会之时向灵魂深处勾发出“旧相识，远别重逢”似的情感共鸣。宋代陶瓷艺人为满足宋代消费者的审美奢求而创造了这么一种极端理想的美。越千年而至今，存世精品自不必说，即使是那些残片所承含的美感信息，已足以拨动我们的心弦。由此而可知耀州窑刻花青瓷之美具有无限的时空穿透力，使其艺术魅力永恒。
欲知宋代刻花青瓷之美，不妨与现代仿制品相比较。如刻花，模仿的刀痕虽力追真品，却易板，易滞，易散，易刻意而为之。而宋人之作，是驾轻就熟之后的创造，是真情的流布，是毫不经意又合于规矩的自信与自在。线条随意象而流动，纹饰因节奏而开合，釉色应刀痕而疏密有致，浓淡相宜。器形、刻花、釉色混然一体，和谐圆融。它是人工的，又是自然天成的。于是，一种生动的气韵出于冰冷的矿物材料之表，物质升华而为精神。若视形、花、釉等物质因素为体，那么气韵就是它的魂；魂寄于体，就有了灵气，成了活的生命。所以，每当观赏流丽端庄的刻花青瓷精品，我们往往会忘记那是一件器物，而犹如面对亭亭玉立的淑女。她活气洋溢，温文尔雅，与你作心灵的对话。这时，与其说是面对它，不如说面对她!这也是一切艺术极品的品性。
耀州窑刻花青瓷之美含蓄、沉静、悠远、意韵无穷，正如幽兰。芝兰形没山草，色不眩目，却暗含幽香而位列上品，绝不像郁金香式的西方之美那样直截、刺激、畅快、灿烂。幽兰式意味深长的含蓄沉静之美属于典型的东方之美。东方之美在于韵，其审美过程采取“品味”这一独特方式。所以耀州窑刻花青瓷之欣赏并不一目了然，而须琢摩静思，韵味细品，慢慢体会。在品味——我她心灵对话的过程中，将我们在尘世喧嚣中被污染的心绪纯化，令纷杂归一，喧噪归宁。我们的心灵也在美的抚慰中被提升到一个无比圣洁、纯净、安宁的境界中去。这时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自我精神的升华。这种作用，谓之“净魂”。
在考古标本中发现一些残器上刻有“官”字，于是引起耀州窑是官窑还是民窑的讨论。这当然是必须弄明白的问题。
不过除了对其社会归属性质的判别，也存在对其审美属性的分辨。
耀州窑的陶瓷产品具有多样性，可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求，有适合下层民间口味的，有合于上流社会欣赏情趣的。它向民间提供的审美对象往往纯真质朴，带几分原始野性，比较简易粗放，与民间文化同构，或者说它本身就属于民间文化一部分。耀州窑的持续形态陈炉陶瓷及其所体现的古老传统即属于此(如黑釉、铁锈花等)。而上流社会的审美追求主要是典雅之美。典雅之美意味着贵重、精致、含蓄、富于韵味，消费者不仅要有财力，更要有一双很高文化素养的眼睛，方能细细品赏玩味它。刻花青瓷作为耀州窑的主导性产品，由它所体现的耀州窑的主导性审美品性就属于典雅之美。典雅在本质上属于精英文化范畴，由官家(这里泛指与“民”相对的社会文化消费阶层，如皇室、官僚、贵族、文人、富人等)为消费主体。因此勿论耀州窑曾否姓官，其典雅之美实归“官”属。
那么，耀州窑刻花青瓷呈现的典雅之美源于何因?
是“十里窑场”里有文人雅士参与设计监制?
是某些民间巧匠具备了文人素养?
是迎合上层消费者的口味而精研细制?
是参照其它官窑的高雅品味而比肩竞争的结果，还是其自律发展精进的必然?
在文化品位的雅与俗之间，处于高位的雅文化总会对处于低位的俗文化产生榜样效应，并主导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刻花青瓷沉静雅素之美是一次延续数百年的集体创新活动的结晶。耀州窑陶艺工匠们的聪明，反映在他们的创新活动依凭着一个高品位的参照系。他们以此为创新基础。分析刻花青瓷典雅之美的构成要素，至少可以发现有五种因素与参照系有关：
1．仿学越窑
耀州窑的青瓷烧造肇始于引进越窑技术。越窑乃中国早期青瓷技术之集大成者。若将藏于法门寺地宫的秘色瓷与在耀州窑考古发现的唐代青瓷烧造证据联系起来看，大约唐代中期在宫廷使用越窑青瓷的同时，耀州窑也开始试烧青瓷。陆游所谓：“耀州出青器，谓之越窑，似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秘色”作为参照的楷模，不仅使耀州青瓷得以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起步，所谓：“学乎其上，得乎其中。”而且越窑青瓷“类玉似冰”的丽质也诱导出耀州青瓷“精比琢玉”的审美品质目标。
2．仿金银器
禚振西研究员认为，耀州窑青瓷经过唐代的探索阶段，五代趋于成熟，基本造型多仿唐代和五代的金银器。到宋代，一方面改变了唐、五代流行的划、剔方法，创造了独特的刻花工艺；另一方面则脱离了金银器，注重发挥瓷器自身特征，作者可以发挥想象进行创作。
即是说，耀州窑刻花青瓷的精丽之中包含有金银器的美感因素，只不过其初期阶段是直接的模仿，而成熟阶段则消融在其本体的丽质之中了。这大约就是《德应侯碑》所谓：“巧如范金”的本义。
3．绘画影响
中国绘画经隋唐时期的发展，到五代、北宋时期出现了很浓的古典写实风格，以白描为骨架的工笔画技法登峰造极。这些风格和成就都充分体现在李公麟、武宗元、宋徽宗赵佶等名垂画史的大画家的作品中。另一方面，随着人物、山水、花鸟画分科发展，花鸟画精进到有史以来第一个高峰期。宫廷画院聚集了许多国中名手，其中不乏名冠当代的花鸟画家，如黄荃父子等等。这种新成就既反映在许多传世的宋人小品中，也映射到耀州窑刻花青瓷的图案中。它突出地表现在花鸟题材、白描技法和写实风格三方面。欣赏器物上那些表现图纹的线描，气韵生动流畅，没有对于中国画线描之美的深刻体悟，没有过硬的腕底勾线功力是不可能达到的。而图案化了的花鸟小品所显露的风格同样是极生动的写实，沉静而优雅工致。应该说耀州窑刻花青瓷图案的取材和线描手法与绘画的时代风尚趋于同一，只不过一个更适应陶艺，一个更适合绘画。这也是刻花青瓷图案除了装饰性之外，隐含三分画意的根源所在。
4．图案传统
耀州窑刻花青瓷的图案构成在五代还比较疏简，到了宋代则日渐丰富、成熟、饱满。这一重巨大发展固然显示了耀州窑陶瓷艺人的创造能力，但他们的图案创造，是在纵横两方面广泛吸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纵向因素，主要是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图案传统。如植物性纹样为主，动物性纹样次之，道释纹样又次之的题材类型及构成方式。当我们欣赏在缠枝卷草纹或莲花、牡丹丛中嬉戏的婴孩时，很容易联想起唐代繁丽的卷草纹中奔腾的骏马或十二生肖纹，二者出于同一类构成模式。其横向因素主要参照了当代的装饰手法，如精致的织锦缎或其它丝绸图案、殿堂装饰图案、金属器皿图案等等。这些图案容纳着发达的中国图案传统精华，如对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对称、均齐、疏密、虚实、静动等图案技巧恰到好处的把握和运用。精丽的图案在“偏刀”刻划造成的釉色厚薄深浅流度中营构起美的品质。
5．直追玉质
越窑青瓷“类玉似冰”，耀州青瓷“精比琢玉”；“玉”晶莹润泽的丽质是耀州窑乃至中国瓷器审美品质类比和追求的目标。
《德应侯碑》所谓：“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是对瓷的赞誉，也是对玉的品评。
东汉许慎说玉即“石之美”者。“石”乃石器，人类最忠实的伴侣。是它陪伴人的祖先经越上百万年的艰难跋涉，终于脱离了动物的野性而成为“人”的演进全过程。约一万年前，原始的打制石器演进为磨制石器。从实用功能看，这一进步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幅度是有限的；而从审美功能看，人类从此从无序环境迈入一种有序环境中，此乃精神超越于实用的一次升华。就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华夏先祖才因掌握了玉而使中国的石器演进运动抵达了它的终极目标。因此，玉这种物质材料中不知积淀了多么深厚的精神含义。玉不仅是中国人视觉心理中最美的东西，也是中国人社会心理中最值得宝爱，可以礼天地，祭鬼神，圣若神明的器物；甚至以玉的物理特性比附高尚人格，所谓“君子比德于玉”。
玉这种矿物材料里积淀了中国悠远的文化精神，于是，玉成为东方之美的一种象征。
中国瓷器因为拥有了玉的审美品质，成了玉的姊妹，也成为东方之美的一种象征。只不过一个出于天工，一个出于人工；一个开掘琢磨于矿，一个成型烧造于炉。二者的审美归宿却是同性的。
真正理解了中国人为何以玉为美，才能真正理解耀州窑刻花青瓷为何能勾发我们灵魂深处的“旧相识，远别重逢”似的审美情感共鸣。
宋代耀州窑
耀州窑位于陕西铜川市，因地属古耀州得名，也叫铜川窑。北宋耀州窑青瓷的胎子是灰白色，较薄，很坚密；釉子细密，光润，青中闪黄或略闪黄，类似北宋时期的龙泉窑。主要装饰方法是刻花、划花、印花、堆塑等。北宋初期开始出现非常草率的刻花，以后日臻成熟。北宋中期，己采用刻划结合的手法，刻主题纹饰，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而奔放；划陪衬纹饰时，纤细如丝，排列有序，整体纹饰层次清楚，繁而不乱，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北宋晚期盛行在盘、碗内印花，既规整又洁晰。常见纹饰有：缠枝牡丹、缠枝莲、缠枝菊、把莲(一把、两把、三把的都有，有的还印上 "三把莲 "等文宇)、菊瓣、梅花、松树、鹊竹、水草、忍冬、龙纹、凤纹、狮、虎、鹿、犀牛、蛾、飞鹤、游鸭、鸳鸯戏莲、莲池游鱼、水波游鱼、仙人骑鹤、飞天、弥勒佛、婴戏等。边饰主要是莲瓣纹、回纹，也有堆贴雕塑龙、兽、力士、猴、荷叶、人物等。
耀州窑纹饰以花卉为主，以婴戏纹最有特色，有攀在花枝上的，有卧于花丛中的，有荡于花枝间的，有戏水的、夺球的，活灵活现。耀州窑主要器型有盘、碗、杯、盏、钵、梅瓶、荷叶式高足盘、喇叭口瓶、葫芦形执壶、多子盒、枕、炉、凤头壶、花口尊、玉壶春瓶等。北宋耀州窑的碗身较高，敞口，小圈足，器物一般施满釉，工匠多拿着底足蘸釉。耀州窑虽属民间瓷窑，但制作非常规整，釉色很漂亮。据史书记载，北宋中晚期的耀州窑有大量上乘之作作为贡瓷供宫廷使用。
宋代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以耀州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耀州窑系。河南的临汝窑、宝丰窑、宜阳窑、禹县窑、内乡窑、新安城关窑均深受其影响，烧造青釉刻划花、印花瓷器。这一时期广州西村窑、福建同安窑、广西永福窑和容县窑，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也仿造耀州窑产品。
耀州窑印花五鱼图碗 宋 11.5*5.6厘米估价:RMB1O000一15000
耀州窑的印花装饰自北宋中期出现，至晚期时大量发展。与定窑精细入微风格不同，耀州窑的印花具有洒脱活泼的特点。纹样一般表现为阳纹，图案清晰，构图严谨满密。 耀州窑青釉剔花倒装壶 北宋 18.3*14.3*12厘米
这个青釉倒装壶集捏塑、剔刻，模印装饰于一体，是宋代瓷器精品的一个代表作。壶形如鸭梨，上面是双蒂式假壶盖，顶端与一侧腹间是飞凤形的提梁，另一侧是贴塑的一对母子狮。母狮张口作为流口，小狮子在母狮腹下吸吮，形态生动。壶腹部是剔刻的缠枝宝相花纹，下面是一仰莲纹，装饰饱满，布局很多。底心有一大孔通腹，倒置可灌水，正置滴水不漏，奇巧无比。 青瓷牡丹萱草纹瓶 北宋 48.4*7.5厘米
耀州窑的地位很高，在文献山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记载。刻花纹饰曾受越窑，龙泉窑刻花青瓷的影响。刻花题材丰富，牡丹纹是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在瓶、盘，碗、罐等器物上都可见到。纹饰采用刻花、划花、模印和堆塑多种形式。刻花和划花主要是用全属或竹做成的工具，在未完全于透的器皿坯胎刻划出各种花纹，用不同的纹饰衬托形象的立体感。该瓶器身满布缠枝茎叶的萱草纹，两面以两朵大牡丹花为主题，上下两道弦纹，布局严整。刀法生动流畅，犀利洒脱，刚劲有力。造型为小口。短颈、溜肩，身秀长，是宋代梅瓶的标准样式，可算是耀瓷中的珍品，令人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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