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的瓷砖。
200多年前，西欧的瑞典人最昂贵时尚的厨房是什么样的？记者在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海贸遗珍》上找到了答案：用中国的青花瓷装点厨房最为流行，厨房里的盘、碗、杯、烛台、罐，还有咖啡壶、茶壶、汤盆、盐罐等皆是清一色的中国青花瓷。在瑞典人眼中，它们代表了优雅和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
青花瓷是在素胎上用钴蓝料绘后，施透明釉，用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的釉下彩瓷器。素雅瑰丽，光洁细密，不仅国人喜爱，外国人也视之为珍宝。
这些中国的青花瓷从何而来？中国广州。远在唐宋，广州的对外贸易就十分活跃。到了1757年，清乾隆皇帝下令，关闭除广州之外的其它所有口岸，“一口通商”时代的广州外贸进入全盛时期。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市舶体制，使广州成为外销瓷器的重要港口。全国各大窑口的瓷器大批聚集于此，远销海外。
那时候，瑞典东印度公司有一艘著名的远洋货轮——哥德堡号，从1739年到1745年间曾三次来到广州，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不断地运回瑞典。自明末清初开始，欧洲刮起了中国青花瓷旋风。哥德堡号最后一次远航广州，在返回途中触碓沉没。后被证实，在这艘巨轮所载的100吨瓷器中，四分之三是中国青花瓷。由此可见瑞典人对青花瓷的狂热。
在欧洲，中国青花瓷不仅利润诱人，且市场空间很大。一时欧洲本地冒出不少“山寨品”，然而中国青花瓷的烧制技艺是那个时代绝对的“顶尖科技”，岂是容易“山寨”的？欧洲的能工巧匠们前赴后继忙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做出了很“很中国”的欧洲青花瓷。“山寨”中国瓷直接推动了欧洲制瓷业的升级，后来，英国韦奇伍德、德国道森都成了欧洲新兴的制瓷中心。到了这时候， “本土化”的青花瓷的才走入欧洲的寻常百姓家。
在《海贸遗珍》展，品味这些曾经外销的青花瓷珍品，犹如穿行在一道奇异的艺术长廊中。看看这件清康熙年间的青花山水人物纹杯托。壶上绘着尘顶的西式阁楼，却配以中式的小桥流水。有意思的是茶壶盖上的纽却是欧洲常见的草莓形，把手也是装饰感很强的西式造型。东方神韵和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自然地融汇一体，是所有外销青花瓷最迷人的地方。
据说，当时的广州商人接到西欧的订单后，造价最昂贵的请景德镇的工匠烧制，更多的是将景德镇烧制的白瓷运送到广州，广州的工匠按照外商提供的图案，绘制后，重新烧制。完全实现了产销对路。
今天，站在这些素雅瑰丽的青花瓷面前，不能不惊叹广州人的开放心态和商业眼光。要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前提一定是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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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前，中国瓷器怎样走遍全世界
中国被誉为瓷之国，这一发明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丰富的艺术享受和极大的生活便利，英语国度的同胞们灵机一动，索性用“瓷器”当成了中国的名字——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常识。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瓷器是怎样走遍世界的呢？近日，一场名为“大元帆影”的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展在浙江展览馆武林馆区拉开帷幕，600多年前的元代，中国瓷器跨越茫茫太平洋，开展着繁忙又井然有序的瓷器外销贸易。我国成熟的制瓷技艺对周边诸国影响深远，越窑青瓷、龙泉青瓷等是当时广受欢迎的外销名瓷。从水路出发的运输路径，是我国古代瓷器外销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水路可分为东南亚和西亚、东非两路。
百花尊 邹艳常釉下五彩工笔汾水满花工艺作品 百花齐放
绵长的海岸线，给我国的海外贸易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唐代起，朝廷相继在广州、明州（即宁波）、泉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其中明州是对日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唐代商人李隣德在公元八四二年（唐会昌二年）冒风浪之险由明州启航驶往日本，这是我国民间对日本贸易的最早记载。从那以后，年年增多。公元947年，吴越王钱佐委托商人蒋衮把一批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土特产和信件带往日本送给有关官员。公元954年，钱弘俶委派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国，致书并馈赠礼物给日本政府。
宋代，中国瓷器大量地运销到国外。到了南宋，由于疆土日蹙，朝廷财政困难，国外贸易已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甚至还远销到了东非沿岸国家。
此次展出的龙泉青瓷，恰好处于中国对日贸易的繁盛期，据船上的资料记载，这艘不幸沉没于高丽新安（新韩国新安）商船的目的地正是日本，购买者则是日本的寺庙。茫茫大海葬送了原本可以满载而归的商人们，将精美的瓷器埋葬在了历史的风尘中，幸好现代的勘测技术挽救了这批历史文物，让它们穿越时空，在时隔600多年之后，重新焕发了光彩。
福建泉州是宋元时期瓷器外销不可忽视的重要港口。宋元时期以泉州为出发点的海上贸易通道，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路线。
第一条，东向航线。从福建泉州出发，途径台湾，作为消费点和中转站，折向日本、菲律宾等地。第二条，北向航线，同样从泉州港出发，行进至明州一带，短暂停留后，继续东北航线驶向日本诸岛。第三条，南向航线，这是最远也最为复杂的路线。由泉州出发，向南航行，有的船只或选择在广州稍作停留，然后出发至菲律宾、越南，继续航行至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各地港口。再经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南部港口或直接向西航行，经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城市，继而分散到非洲、中东等地。
埃及发现了不少中国陶瓷碎片，尤其是开罗近郊的福斯塔特遗址，大量的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元代青花瓷，长沙窑青瓷等碎片共达一万余片被陆续发现。
不仅仅是周边亚非两洲国家，当时中国瓷器已然远销欧洲，昂贵的价格使之成为奢侈品，尤其是艺术品类陶瓷，仅在贵族官僚家使用。那么，这些瓷器又是怎样运达遥远的欧洲呢？
唐、宋时，中国瓷器的欧洲贸易主要操纵在阿拉伯人手里。通过波斯、埃及等国流传至欧洲的瓷器，因路程遥远、数量稀少而身价百倍，被当成无价之宝收藏起来，有的还用金银镶嵌，这期间留下了不少关于各国王公贵族们热爱中国瓷器的传说故事。
直到热衷于航海的葡萄牙人率先开始和中国打交道，瓷器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这时是公元16世纪初期。此后，随着明清时代和欧洲诸国的交 流逐步推进，强大的利润使得各国直接建立公司与中国展开瓷器贸易。就像现在欧美诸国的时尚风行一样，当时的中国瓷器带动了一股“中国风”，外销瓷热潮来临了。
随着瓷器的外销，我国的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不少国家试图学习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制造本国的瓷器。在这一方面，朝鲜是步调最快的，他们于公元918年在康津设窑，开始烧造瓷器。以中国越窑青瓷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了富有高丽特色的青瓷。而日本则在奈良时代（公元八至九世纪）引进我国的烧窑技术，烧出了质量很高的“奈良三彩”釉陶。埃及人大约在法特米王朝（公元969至1171年）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并取得成就。15世纪，阿拉伯人把制瓷方法传到意大利，为欧洲制瓷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唐瓷将瓷器史推前几百年
最近，位于大学路与文昌路交会路口东北侧的原邗江县政府考古发掘现场，已出现不少唐宋瓷片及疑似唐代“黄泥墩”的遗迹。近日，扬州唐城遗址文物保管所、唐城遗址博物馆建馆30周年，在此间举行的报告会上，中国社科院和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认为，扬州唐代遗址、文物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唐城青花瓷的发现，将中国瓷器历史推前几百年。
在扬师院里挖出唐城
扬州文物局副局长顾风介绍，扬州考古工作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在扬州考察古代城址，写出了《唐宋扬州城的研究》。
江苏省原考古学会理事长，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研究员，著名六朝、隋唐考古专家罗宗真，于上世纪70年代主持了扬州唐城考古工作。报告会上，罗宗真回忆说，原扬州师范学院在一项工程的建设中发现了文物，哪知就此揭开了唐代扬州的神秘面纱，“没有想到地下埋藏这么丰富。”直至1978年，考古实物史料证明并充实了唐代扬州的记载。
唐代扬州经济超首都
罗宗真介绍，当时发现唐代扬州城市范围的线索后，再通过蜀冈上的文化层堆积，考古队员对唐代扬州城的范围、格局有了了解。其次，在现在的汶河路一条线上，还发现了古河道、古桥梁和船舶，这与文献记载相符。特别是桥的遗迹有7米宽、30米长，桥下有护桩，桥下结构清晰。罗宗真称，这座桥的规模这么大，当时就有人猜想，这座桥是不是二十四桥之一呢？此外，桥旁边还有两条用于运输的船，虽然毁坏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轮廓。
那3年里，原扬州师范学院和江苏农学院还发现了唐代手工业的作坊遗址、手工艺成品和半成品、炉灶和冶炼金属渣等，可见唐代扬州手工业非常发达。考古中还发现了大量用动物的骨头、蚌壳雕刻的手工艺品，制作非常精细，且史料无记载。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唐代扬州手工业已成为支柱产业，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考古实物材料证实扬州当时非常繁荣，经济地位甚至超过当时的首都。
瓷器史推前了几百年
最近，考古队在原邗江县政府工地发现不少瓷片。罗宗真回忆，当时在12个探方里出土了15万片瓷片，几乎全国各个窑口的瓷器都有，还有很多新品种，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文献也无记载。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唐三彩双鱼瓶，非常精美，是国家一级文物。
罗宗真认为，考古工地上挖出了全国各地的瓷器，可见当时这些瓷器不仅是为了满足地方官员和人民的生活需要，更是为了商业需要。
罗宗真感叹：“扬州唐代青花瓷的发现，也将中国瓷器的历史向前推了几百年。”此前，人们一直认为瓷器最早出现于宋代。当第一片唐代青花瓷片出现时，大家都觉得好奇。后来随着大量甚至完整瓷器的发现，人们开始怀疑了。经过化学分析、测定，最终证实这些瓷器是唐代的。罗宗真提出，扬州的底层里有这么多瓷片，值得好好研究瓷器的发展史。
此外，原师范学院还发现了佛教寺庙的遗迹，寺庙结构与现在的大明寺和日本的奈良寺布局非常相像。鉴真东渡日本，可见扬州佛教寺庙在国外影响之大。
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市文化局联合组成扬州唐城考古队，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专家蒋忠义作为实际主持人。他在扬州工作十几年，已把挖掘成果写成了书，2010年7月将面世。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唐城扬州城市建筑分布已基本清楚，城门也已找到，现在面临的是挖掘唐城遗址全部内涵的问题。
陶瓷文化：中国宜兴紫砂百年历史
解放初期丁蜀陶工庆丰留影
1902年，宜兴丁山白宕窑户鲍四房和陈德隆合资，在新加坡开设「鼎生福」陶器店。1903年，宜兴鼎蜀镇窑户张士清，在杭州开设「张万隆」陶器店。1904年，当代紫砂名师徐汉棠、徐秀棠之父徐福康和徐锦生在宜兴蜀山南街开设「福康」陶器店，以葫芦「福康」为标记，后更名为「新福康」。1905年，赵松亭创办「艺古斋」。1909年，潘宝仁创办「阳羡紫砂陶业公司」。1910年，宜兴阳羡紫砂陶业公司和宜兴物产会生产德「海竹顶紫砂壶」、「宝鼎壶」、「传炉壶」和「大柿壶」，获南京「南洋劝业会」金牌奖；窑户鲍挺钧、鲍驹昂、葛半山和周酉叔，四人合股在江苏无锡开办「信泰」陶器店；窑户鲍驹昂，在江苏无锡开办「鲍晋泰」陶器店；窑户鲍挺钧和鲍驹昂，合资在常州开办「永泰昌」陶器店。1912年，宜兴鼎山白宕窑户葛翼云和日本商人合资，在日本名古屋市，开设主销宜兴产品的陶器店；戴国宝在上海新北门吉祥街创办「铁画轩」陶器店；民国初年，宜兴鼎蜀镇人吴汉文在宜兴县城开设「吴德盛陶器行」，为当时专营紫砂的唯一商号；周文伯在宜兴蜀山兴办的「利用陶业公司」于1912年成立「陶工传习所」，特建造龙窑一座，招收20名紫砂艺徒，老师由俞国良、邵云儒担任。1914年，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聘请樊均、葛翼云两人为参加美国三藩市「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宜兴陶器公司名誉经理；窑户华荫棠在宜兴丁山边开设「华万隆」陶器店。1915年，「葛得和陶器店」和「利用陶器公司」生产的紫砂器，在美国三藩市「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获头等奖和二等奖；宜兴鼎蜀镇成立紫砂业公所、缸业公所、黑货业公所、砂贷业公所和溪货业行会、同时成立。窑户陈荣川，在无锡开办「陈隆福」陶器店；窑户鲍明亮，在上海独资开办「鲍信源祥」陶器店；窑户鲍增泽，于民国四年在镇江、民国十九年在南通、民国二十六年在苏州，先后在三地独资开办「鲍信盛」陶器店，三地均用同一店名。
1916年，吴汉文创办「宜兴吴德盛陶器行」；陈元明在宜兴东街开设「陈鼎和陶器店」；「宜兴利用公司」在上海豫园设立「利永陶器店」，由邵惠如负责。1917年，江苏省立陶器工厂在宜兴蜀山成立。招聘有职员技工十七人，徒工四十多人，年产茶具、花盆、文具、罐和鼎等12万件。1920年，「利用公司」改名「利永公司」。1921年，利用公司在蜀山开办「利用陶工传习所」，招收和培养紫砂艺徒，并建造龙窑1座。其时，宜兴鼎蜀镇紫砂生产，主要分布于蜀山、潜洛和上袁一带地区，烧造紫砂的龙窑有十座，年产达100多万件。1923年，宜兴丁蜀镇窑户高汝舟、鲍驹昂、高芝盘和沈秀林，四人合资，在杭州开办「源隆顺」陶器店。1925年，宜兴鼎蜀镇窑户邹永常，曾在上海经营铁画轩陶器店；「吴德盛陶器行」又在上海开设「吴德盛」分号。1926年，利永公司紫砂大花瓶和多式茶具杯碟，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特等奖。1927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使洋瓷大量进口，充斥市场，严重影响国内陶业生产。1928年，窑户邹新谷，在无锡独资经营「邹裕大」陶器店；窑户鲍驹昂，在江苏南通独资经营「瑞泰」陶器店；窑户周谦绅，在浙江杭州独资经营「正大新」陶器店。1930年，宜兴紫砂在比利时行的「列日国际博览会」获银牌奖；窑户鲍挺钧，在江苏常州独资经营「永大昌」陶器店；窑户鲍驹昂，在江苏常州独自经营「永泰」陶器店；窑户周谦绅，在上海独资经营「益大新」陶器店。1931年，美国芝加哥举行「世界工艺博览会」中国参展作品在上海预展；朱可心「紫砂竹节鼎」为宋庆龄定购。现藏上海宋庆龄故居；「江苏省公立宜兴职业学校」成立，内设「陶工科」，次年改名为「窑业科」。1932年，紫砂从业人员达六百多人，全年共烧紫砂器140窑，年产量220万件，年产值42万元，年产值已占宜兴陶瓷工业总产值的15%左右，并直接接受日本、东南亚等国订货，为近百年宜兴紫砂生产特盛的一年；紫砂名家朱可心、程寿珍、俞国良、吴云根和范福奎创作的「云龙紫砂鼎」、「掇球紫砂壶」、「仿古壶」、「传炉壶」等，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工艺博览会」展出，均获优秀奖；窑户周谦绅，在江苏常州独资经营「恒大新」陶器店。1933年，窑业科与宜兴职业学校脱离，单独建校，称「江苏省宜兴初级陶瓷职业学校」，简称「省宜陶」，招收高小文化以上的学生，校址在今蜀山北厂，并借用陶器工厂作为学校的实习工厂。首任校长为日本东京帝国工业大学毕业的王世杰。吴云根、朱可心等人曾受聘担任教师兼实验工厂技师，从此改变了一师一徒的传授方法，而是多师多徒的群体授课。1934年，紫砂、粗货、黑货、溪货、黄货五个行业，合并组成陶业公会；抗日战争前，由于日本不断提高紫砂进口关税，并在常滑等地仿制紫砂陶以及民国23年的大旱灾，削弱了人民的购买力，致使紫砂生产逐渐衰弱；窑户华荫棠在浙江杭州，经营信昌陶瓷店；李景康、张虹著《阳羡砂壶潘春芳、鲍新元、史志鹏、李芹仙、李碧芳、倪顺生、曹婉芬、吴庆安。辅导老师顾景舟收徒：李昌鸿、高海庚、沈遽华、单淑芳、鲍秀云。期间徐汉棠、鲍国勋，二人不在工艺班内；辅导老师王寅春收徒：高洪英、陈小庚、葛岳彬、江宏大、吉德宝、鲍赛芬、方立品；辅导老师吴云根收徒：史玉琴、何挺初、许慈媛、范洪泉、王月仙、谢乐仙、吴欣南。辅导老师郁洪庚收徒：徐茂棠、鲍启君。1956年又收徒：范岳林、陈宝洪；辅导老师任淦庭收徒：1954年8月：徐秀棠；1955年5月：咸仲英；8月：冯希雅。1956年10月：邵新和、王品荣、张郝棠、朱蓉娟。1958年5月：鲍仲梅、谭泉海、毛国强、任小松、以后又收鲍志强、沈汉生；是年，紫砂产量达75万件，比1949年增加2.13倍，年产值11.7万元，比1949年增加3.3倍。1956年，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成立；任淦庭、朱可心、王寅春、吴云根、裴石民、顾景舟、蒋蓉七人，被江苏省政府任命为技术辅导员；11月又招收了第二批艺徒，分两个班，由王寅春、吴云根分别担任辅导员，两批共61名学员。是年，紫砂恢复出口，紫砂壶年出品量达28.2万件。1957年，紫砂艺人任淦庭、朱可心、顾景舟出席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受到副主席朱德同志的接见；宜兴县陶瓷公司和陶瓷专业联社，共同组团首次参加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紫砂茶具、花盆和鼓凳等255个品种，销售总额27万元。1958年，大跃进开始，紫砂工艺厂先后招收近千名艺徒。为了大量紫砂制作技工，弥补师资不足，厂领导就从已经满师或即将满师的1955年的学徒中，择优充当小辅导，两人带一个班组，每个班组1015人，这些班组都有符合时代特征的名称。跃进班由李碧芳、许成权带；红旗班由鲍新元、王亚杰带；永胜班由汪寅仙、高永君带；艺泉班由高海庚、李昌鸿带；宜兴鼎蜀镇创建江苏省陶瓷研究所；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宜兴合新陶瓷厂与上袁、潜洛28家紫砂手工业户合并，建立宜兴紫砂工艺厂，当时有职工2067人，其中艺徒299人。并开办紫砂中学，同时选派优秀青年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深造，成为紫砂行业的专门人；1958年至1959年进厂的大批学员中，涌现了一些成绩突出、日后佳作迭出，成为获有工艺师以上职称的技术人才，如：周桂珍、潘持平、何道洪、吕尧臣、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沈汉生、周尊严等。1959年，紫砂名师任淦庭出席江苏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大会。评为江苏省先进工作者、工业特等劳动模范，并出席全国群英大会；大跃进期间，紫砂工艺厂曾分出一部分技术力量，办了一家宜兴西九紫砂厂，由范正根制坯，廖文井陶刻，陈宝洪釉炉，后因领导工作浮夸不实而歇息，绝大部分技工仍回紫砂工艺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紫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致使产品供大于求而造成大量积压。1960年后，紫砂工艺厂压缩生产下放工人，将大跃进扩招进来的一大批农村来的人下放回农村。这些下放的工人，一部分改了行，一部分仍为紫砂厂制作乡坯，内中一些优秀者，改革开放后成为乡镇企业的技术骨干。1963年底，紫砂工艺厂的从业人员为578人，仅为1958年的28%。1965年，紫砂的年产量为109万件，比1955年增加45%，年产值72.2万元，比1955年增加5.2倍1966年，紫砂厂成立中心实验室，负责业务指导和产品创新。六十年代文革期间，紫砂壶也列入封、资、修，除少量供外贸出口品种外，主要生产日用陶和工业陶，以维持生计。壶底款仅盖中国宜兴印章，偶尔见有作者名款。1968年12月28日，著名陶刻家任淦庭因病逝世，享年78岁。1971年，生产开始回升，产量和产值逐年增长。1974年，紫砂工艺厂恢复扩大研究室力量，增加了一批优秀学徒，分别由老师傅带领。如：顾景舟带吴群翔，徐汉棠带徐维明，汪寅仙带江建翔，沈遽华带葛陶中、李碧芳，吕尧臣带刘建平，徐秀棠带赵洪生、李正华、赵盘根等。1975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开门办学，在宜兴鼎山的省陶瓷研究所，举办全省陶瓷美术培训班，由杨永善、陈若菊和白雪石等教授执教。紫砂工艺厂有汪寅仙、何道洪等参加学习一年。1976年，在宜兴鼎蜀镇蠡墅羊角山，发现紫砂古窑址，据考证，其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1977年2月，紫砂名师裴石民因病逝世，享年78岁。美籍华人谢瑞华在美国策划宜兴紫砂陶艺展巡回展，并出版《I-HSINGWARE》专册，受到各界重视。1978年，刘汝醴编著，《宜兴紫砂小史》由宜兴陶瓷公司印行；江苏宜兴陶瓷工业公司编，《紫砂陶器造型》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1979年，宜兴紫砂工艺厂生产的紫砂陶器获国家经委银质奖、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朱可心、顾景舟、蒋蓉、高海庚等十九人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工艺师职称；何挺初随中国陶瓷代表团赴澳大利亚考察，并做示范表演；徐汉棠制作、鲍仲梅嵌银丝的十五头四方藏圆紫砂咖啡具和范盘冲设计制作的宝塔紫砂台灯被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沈遽华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以表彰她在紫砂创作上的突出成就；紫砂产品出口平均单价由0.1美元增至0.5美元；10月29日-11月1日罗桂祥首次访问宜兴鼎蜀镇。1980年，紫砂的产量已达364万件，产值248.65万元，创利润68.1万元；随着国内外市场对宜兴紫砂的需求量的不断增多，部分乡镇也开始发展紫砂生产；周墅公社紫砂厂始建。
1981年，宜兴紫砂工艺厂研究所建所，主要研究紫砂产品创新换代，还有培养培训技术人员；9月，宜兴紫砂工艺厂顾景舟、高海庚、徐秀棠和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应香港市政局艺术馆邀请，赴香港参加第六届亚洲艺术节，举办宜兴紫砂陶艺展、专题讲座、工艺示范表演，引起港、台茶界人士对于宜兴紫砂茗壶的高度兴趣；10月，罗桂祥先生将深藏的476件各类陶瓷茶具捐献给香港市政局，成立香港茶具文物馆。并出版《宜兴陶艺》，补充了很多赴宜时搜集到的新资料，大力弘扬宜兴紫砂文化，肯定紫砂陶艺的价值。198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美乃美合作《宜兴紫砂》在上海与日本分别出版；詹勋华、杜洁祥主编《宜兴陶器紫砂工艺二厂井栏茶具获一等奖；一节竹段茶具获三等奖；市旅游工艺品厂的微型紫砂小壶获二等奖；6月，中国宜兴紫砂陶艺名家作品展在新加坡开幕，展出工艺大师顾景舟、蒋蓉等人的精品名作300多件；8月，第三届国际展能节在香港举行，宜兴紫砂工艺五厂残疾青年夏淑君，荣获制陶国际金奖；荆溪紫砂工艺厂、江南紫砂工艺厂兴建，次年投产；梁白泉主编，《宜兴紫砂》，由文物、两木出版社出版；史俊棠、盛畔松主编《紫砂春秋》，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刘培金主编，《宜兴紫砂当代名人作品集锦》，由香港华萃公司出版；叶荣枝编，《紫壶黛墨》，由香港中华商务出版；黄怡嘉主编，《唐人工艺紫砂陶艺》，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季野主编，《紫砂陶》，由台湾《茶与艺术》杂志社出版；《茗壶邮票特展》专册，由台湾《壶中天地》杂志社出版。1992年，锦达陶艺公司、昌海手工艺仿古陶公司成立；5月，首届紫砂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宜兴紫砂工艺厂开幕；11月，应台湾民族文化基金会邀请，徐汉棠、徐秀棠，由香港转道台湾，进行陶艺交流访问。在东海大学，由秀棠作《宜兴紫砂陶》学术讲演，汉棠作紫砂成型表演。在莺歌陶瓷产区，和台湾陶艺界进行交流、访问、座谈。这是大陆陶艺家首次访台；黄健亮、黄怡嘉主编，《紫砂款识编》，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发行；姚迁、蒋赞初、杨振亚、贺盘发、李壮大编著，《宜兴紫砂陶艺》，由台湾南天书局出版；房暗星著，《中国砂壶鉴定简述》，由台湾《壶中天地》杂志社出版；《茶与壶》杂志5月在台湾创刊，创办人黄汉书，社长刘浩天，由浩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顾景舟主编，徐秀棠、李昌鸿副主编，《宜兴紫砂珍赏》，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钱剑华编著，《紫砂茶壶的造型与鉴赏》，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砂艺掇英首届紫砂陶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宜兴紫砂工艺厂编印。1993年，由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与日本陶艺家高桥弘教授共同创办的长乐弘陶艺公司成立；紫砂名师李昌鸿、沈遽华创办鸿成陶艺公司；10月，顾景舟大师11人，应台湾财团法人知远研究发展基金会邀请，赴台举办宜兴陶瓷艺术作品展示会，并作技艺示范和学术交流。顾景舟大师在台作了《紫砂陶史概论》讲演，会场观众热烈；10月，中国书画名家金秋紫砂艺术笔会在宜兴召开，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和宜兴紫砂五厂倡导主办。此后每年10月又在宜兴紫砂五厂，陆续举行了数届笔会；夏俊伟经过数年试制，恢复清康熙、乾隆年间失传之泥绘装饰；倪顺生解决泥色与造型、烧结难度，获江苏科技、专利博览会金奖；李昌鸿、沈遽华伉俪合制的孔雀紫砂茶具，在山东淄博市举办的国际陶瓷艺术作品展评大奖赛，荣获大奖；吕尧臣，成为英国世界名人协会的终生会员；陈传席著，《紫砂精壶品鉴》，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黄健亮、黄怡嘉主编，《朱泥宝记》及盛和堂、鹤峰陶艺主编《壶艺宝典》，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何健主编，《紫泥王度紫砂珍藏册》，由台湾奇园国际艺术中心出版；李瑞隆著，《宜兴古陶器鉴赏》，由台湾静观堂出版；《紫玉金砂》杂志6月在台湾创刊，创办人赵宽仁，编辑黄健亮，由台湾紫玉金砂有限公司发行；赵宽仁主编，《紫砂天下创作集》，由台湾百壶轩出版。1994年1月,潘春芳、许成权伉俪访台，并举行芳权陶艺展，展出50年代到90年代系列紫砂陶艺作品一百余件，并作现场讲学和示范制壶表演；3月4月，南京博物院在南京举办紫砂工艺展，展出精品125件；5月，第五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作评比揭晓，宜兴紫砂获一等奖六件，二等奖九件，三等奖7件；5月，宜兴紫砂陶特种邮票首发式在宜兴紫砂工艺厂举行，计一套四枚；宜兴紫砂工艺厂举行海峡两岸紫砂发展研讨会；8月，中国茶文化艺术展在新加坡乌吉坊龙华艺术中心开幕，展览由新加坡龙华艺术中心和浙江省文化对外交流中心主办，宜兴鸿成陶艺公司有近百件紫砂茶具精品参加展出；王建中、范建军、唐伯年著，《紫砂壶制作技法》，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陆浦东著，《五色土》，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张东兴主编，《上好紫砂器》，由台湾上好社出版；鹤峰陶艺主编，《陈国良壶艺作品集》，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墨海壶天》，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社出版；《钰壶雅集紫砂壶典藏系列》，由钰壶轩出版。1995年6月，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首都博物院、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宜兴紫砂工艺厂陈列馆等五大博物馆的紫砂珍藏来台举办历代紫砂瑰宝展。并由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历代紫砂瑰宝》专册；9月，宜兴紫砂工艺厂厂长张国伟、高级工艺师谭泉海、汪寅仙、潘持平、鲍仲梅等13人参加由马来西亚中国宜兴方圆牌紫砂陶名人珍品展，参展作品共500多件；12月，宜兴紫砂工艺厂厂长张国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蓉、何道洪、顾绍培、周桂珍、潘持平、鲍仲梅、王石耕等八人，参加由台湾合成文教基金会、天地方圆杂志社主办的当代紫砂精品展，并作技术示范和学术交流；李佑任编著，《宜陶之旅》，由台湾李佑任陶艺公司出版；《墨海壶天》，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社出版；《壶谱》，由台湾天地方圆杂志社出版。1996年6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因病逝世，享年81岁；《砂陶艺术1997》，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社出版。1997年9月，全国轻工总会公布：第三、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结果：宜兴紫砂蒋蓉、徐汉棠、徐秀棠、汪寅仙、吕尧臣、谭泉海六位名师，获此最高荣誉称号；执世界拍卖市场牛耳的苏富比拍卖公司，在台北举行首场宜兴古壶秋季拍卖会；黄健亮、黄怡嘉总策划，时顺华、夏俊伟主编，《当代紫砂群英》，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黄怡嘉主编，《汪寅仙紫砂作品集》、《吴鸣陶艺》，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砂陶艺术1998》，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社出版；黎淑仪、谢瑞华主编，《紫泥清韵陈鸣远陶艺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韩其楼编著，《紫砂壶全书》，由香港八龙书屋出版。1998年，江苏省陶艺专业委员会成立，为省工艺美术学会下属的陶艺学术组织。2003年起与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合署办公，史俊棠担任名誉主任委员，徐秀棠主任委员，潘持平为秘书长，并定期出版《江苏陶艺通讯》；苏富比拍卖公司在台北举行1998宜兴古壶春季拍卖会；景熏楼拍卖公司在台中举行1998春季宜兴古壶拍卖会；5月，宜兴市人民政府为祝贺蒋蓉、徐汉棠、徐秀棠、汪寅仙、吕尧臣、谭泉海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特编辑《砂艺春秋》明信片一套六张，由宜兴邮电局发行；5月，李志平厂长、汪寅仙、何道洪、吴群祥、葛陶中、江建翔、陈国良、张庆臣等人受天地方圆杂志社邀请访台；徐秀棠主编，《中国紫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陆康、吴达如主编，《当代宜兴陶艺名家集》，由香港大世界出版；《紫砂苑学步?宋伯胤紫砂论文集》，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吴山编著，《宜兴紫砂壶艺术》，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1999年9月，在南京博物院举办99江苏陶艺展，展出紫砂精品180多件；9月21日，台湾发生百年大震，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紫玉金砂杂志社、埔里基督教医院联合主办；台证综合登券特别赞助；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陶艺专业委员会、台新银行协办，为期三天的《有壶同享，有难同当两岸紫砂茗壶赈灾义卖会》。共有宜兴著名陶人蒋蓉、汪寅仙、徐汉棠、徐秀棠、谭泉海、吕尧臣、鲍志强、何道洪、周桂珍、潘持平、顾绍培、李昌鸿、鲍仲梅、毛国强、王石耕等数十位名家，以及台湾各重要收藏家、业者共同捐赠了名家名作近三百件。并出版《有壶同享，有难同当两岸紫砂茗壶赈灾义卖会专辑》，为两岸紫砂文化史上留下佳话；是年，台湾嘉艺县新港乡板头村板头寸遗址，发现十八世纪初期江苏宜兴茶壶残片12片，原来分属4个茶壶；是年，英裔澳人哈澈发现1822年在印尼外海沉没的泰兴号，约有200300件紫砂壶伴出；黄健亮、黄怡嘉主编，台湾著名收藏家黄正雄《阳羡紫砂茗壶精雕特展》展览专册出版；《紫砂陶艺收藏展》，由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2000年，《江苏陶艺通讯》创刊，由江苏省陶艺专业委员会出版；5月，在宜兴举办2000江苏陶艺展，参展紫砂作品240多件；9月，无锡博物馆举办阳羡古韵当代紫砂名家作品收藏展，展出紫砂精品100多件；徐秀棠主编，刘汝丰、山谷、吴山、高英姿编著，《宜兴紫砂文化业书》三册，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黄健亮、黄怡嘉主编，《蒋蓉陶艺》、《珍壶藻鉴何道洪紫砂艺术雅赏》、《迎春纳壶》，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古壶之美》，由台湾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出版。2001年5月，首届国际陶艺研讨会在陶都宜兴开幕；是年，瑞典海洋考古学者史坦，约有200、300把较完整的紫砂壶与更多的紫砂破片，及若干宜兴陶缸伴随其他文物出水；韩其楼、夏俊伟合著，《中国紫砂茗壶珍赏》，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王氏陶艺王石耕紫砂专集》，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2002年，宜兴陶瓷行业协会成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工商大学内发现三座明代御用太监墓，内有两只紫砂壶、四只紫砂杯等文物。2003年，《朱可心紫砂陶艺百年纪念》，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周小东、王涛主编，《陶苑掇英：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陶瓷艺术集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山谷主编，《中国紫砂大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山编著，《宜兴紫砂词典》，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砂壶汇宝全国出土紫砂壶、南博藏紫砂壶、成阳藏紫砂壶联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展。展品由全国考古发掘、国家馆藏与民间收藏的近百件明清时期的紫砂茗壶所组成。汇集的精品包括：江苏、福建、浙江、四川、陕西、山西、河北7个省份的考古发掘出土的紫砂茗壶29把，南京博物院院藏精品31把，台湾财团法人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从2000余件历代紫砂器中遴选出紫砂茗壶30把。其展品涉及地区之广、精品荟萃之多、品种之丰富、紫砂工艺之精湛，实属空前。该展同时举行砂壶汇宝学术研讨会，由耿宝昌、王莉英、张浦生等文博专家及台北成阳基金会宋信德、黄健亮等人参与。首日并由黄健亮于南京博物院讲厅发表说孟臣壶学术讲座。该展并于10月30日移师浙江省博物馆精品展出；南京博物院、台北成阳基金会合编《砂壶汇宝》展览专册，由香港王朝文化出版；黎淑仪主编，《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徐秀棠、山谷主编，《紫砂泰斗顾景舟》；徐秀棠主编、潘持平副主编，《景舟壶艺流别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台北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编，《紫砂壶》由台北典藏艺术家庭公司出版；《紫砂苑学步宋伯胤紫砂论文集》，由台北成阳基金会赞助，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宜兴紫砂制作工艺被列为江苏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并将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无锡市博物馆、宜兴市文管委和宜兴市陶瓷博物馆组成的宜兴市古窑址联合考古队，对宜兴市丁蜀镇蜀山古窑址进行试发掘，共发掘面积334平方米，出土各类陶、瓷标本万余件。堆积层次厚达11米，断代尺规基本确立；紫砂款识品种齐全，名家款识层出不穷；明代紫砂初见端倪，可望解决起源问题。宜兴市古窑址联合考古队队长杭涛透露，2006年发掘重点将集中于明代地层和早期窑床上，发掘规模也将较去年成倍扩大，力争申报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追忆邵大亨百年经典茶壶
记得第一次见到邵大亨紫砂钟德壶是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那时笔者自日本回国，在家乡宜兴长住。虽北上京城已经势在必行，但阔别已久的故乡及亲友的确让人难舍难分，尤其是与亦师亦公(乡语爷爷之意)的顾景舟，我们整日天南地北地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先生和我谈起了历代紫砂制壶的名家高手，他将珍藏的大亨钟德取了出来。我清楚地看到先生取壶时凝重的神态，后来我才知道，邵大亨无论在制陶的态度上、技艺上还是人品上都是他最崇拜的一位。此壶的壶盖已经破裂，由几个搭钉很好地扣合着，壶高100毫米,口径99毫米,盖印大亨二字。此前我多次在书中见过，不想这邵大亨的光素代表之作竟是顾老自己所藏。他将壶轻轻地放在桌上，一语不发，只是微微地看着我笑，我仔细反复地拿在手中抚摩端详，生怕漏掉任何细节，过了良久，他才眯着眼笑盈盈地不无神秘地说“你看呢？”我将自己的观察心得一五一十地倒将出来。他频频点头……这情景一晃十三年了,顾老也仙逝十年,可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邵大亨，清嘉庆道光年人,出生于宜兴上袁村，与顾老的启蒙老师(他的祖母)同村同姓，说起来或许还有些亲脉。大亨出生于清代动荡时期，是继时大彬、陈鸣远之后紫砂艺术达到的又一个高峰，用毕智穷工来形容也毫不夸张。据《邵氏宗谱》记载，邵大亨性格孤傲，平日里“每游览竟日或卧逾时，意有所得便欣然成一器，否则终日无所作，或强为之不能也”。又有“雅善效古，每博览前人名作，辙心揣手摩，摩得者尊如供碧。其佳处力追古人，有过之无不及”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大亨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手工艺人，他的紫砂创作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其一，他性情朴直，不为权贵所动，根据记载他曾不应县令的索取，被锁在工作的泥凳上强迫做壶，他也毫不屈服。其二，他博览名作，用心揣摩，善于对前人的作品进行学习和总结。就像书画之临摹。通过临摹总结最终创出自己的真正佳作。其三，是他创作的状态，他“竟日无事”或“卧逾时”并非真的无所事事，而是思考和酝酿的过程。之后他有了灵感才会“意有所得，欣然成一器”。由此不难看出，大亨不愧为一代艺术大师。是当之无愧的紫砂巅峰。
后人多以大亨作品为楷模临摹仿制，甚至伪作的大有人在，而邵大亨的真品，几经流落到现在已经为数不多，大多已经毁于瓦砾，现在市场混乱，假冒伪劣的紫砂也打有“邵大亨作”字样。望收藏者慎重，切忌贪欲。收藏和鉴赏者们应该对大亨的作品认真地观察体会，进行深刻的研究才能领悟其中的韵致，以辨别真伪。
再让我们来欣赏这件钟德壶，这是大亨的光素器造型的又一件代表作，首先是它的材质，经长年使用火气尽消，其表面已经紫中透红，泛出冷冷的玫瑰紫色，转折处发出幽然雅光；不仅色如紫檀，质地也细而不腻，均匀的紫砂颗粒，使得手感触摸时比紫檀更为滑爽。
做工上更是无可挑剔，行内常以“刀刮水洗”来形容工艺的到位和干净，也就是鬼斧神工，不似人力所能为之。口盖直而且紧，无落帽之忧。壶嘴壶把舒曲自然，宛若从壶体中天然生出一般。壶身直而且不瘪不鼓，恰如其分，紫砂工艺中直壶身之形，难就难在直中微鼓，以达到视觉上最佳的效果。翻开壶底，如玉碧天成，形之准，令在其上无法作加减。再看细部之壶嘴如一节玉笋，挺而润，壶嘴内堂如枪膛一般干净利落，其实用性可以想见。壶口之上下圆线，像双唇轻抿，平和端庄、神态自若，而盖上的一条细线作为装饰，真正神来之笔，其厚薄、宽窄、位置已经达到不可做任何改动的程度。对于整个壶来说如描眉一样，功能不大，之于美观则至关重要，若处理不好就会毁坏全局，前功尽弃。
这件大亨钟德壶可谓紫砂造型历史上的又一件佳器，总体来说，它端庄稳重、比例协调，技艺手法已经达到紫砂传统基础技艺的巅峰，壶身手感极佳，温润如玉，造型洗练朴实，不受世俗所染，一洗清代宫廷繁缛的风格。
话题回到顾老，他自幼视我如自己孙儿，同吃同睡、关爱眷顾。当我留学回来时，正值顾老暮年，他对我的垂爱一如既往，而期盼却增加许多。回想起来，他与我整日海阔天空地聊，正是他试探我是否已被西化，是否对紫砂、对传统文化有足够坚定的认识和热情。用他毕生最珍爱、最崇拜的邵大亨的作品给我上课，其中之意让我终生难忘。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硕士，当代陶艺家，认为“器皿因为有‘用’而活着，‘用’是器皿的灵魂”，著有《器皿之心——高振宇徐徐陶瓷艺术》。
南通博物苑百年藏瓷录
南通博物苑虽是一所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却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她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公共博物馆，由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创办的，开创了中国人创办博物馆的先河，正是这样的创举，引导着现在的南通打造出南通的“环濠河博物馆群”，进而南通被冠以“博物馆之城”的美名。
藏品是博物馆的基础，其重要性不用言语。南通博物苑创建之初，张謇先生就特别重视文物的征集，“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是他征集文物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一位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人，为博物苑手书的匾额“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为断。”表明了张謇收集金石的主张，以及其实事求是的文物征集的方针。在征集途径上，张謇最推崇社会捐赠，为倡导这一举措，张謇率先垂范，正如张謇据说：“謇家所有，具已纳入”。此举也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此的捐赠，使得博物苑的藏品渐渐丰富起来。宣统二年(1910)年末，博物苑建设初显规模，张謇掩不住内心的欣喜，写了一首被后人取名为《营博物苑》的七律，在此首诗的最后两句这样写道：但得诸生勤讨论，征收莫惜老夫频。流露出征集文物的辛苦与奔波，体现了张謇先生为收集物品的目的，这个目的正反映着他创办博物苑的初衷。
时至今日，博物苑人传承着张謇征搜文物的理念，广开征集渠道，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通过接受社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的捐赠、考古出土、民间收购等方式，现有各类收藏品近五万件之多，且品种繁多，包罗万象。就陶瓷收藏品而言，虽不及书画藏品之重，但从不缺乏精品，其中的许多藏品成为历次重要展示的首选，博物苑的“镇馆之宝”也罗列其间。
在苑藏的陶瓷品类藏品中，有着久经辗转，幸存之今的博物苑的早期旧藏，这批陶瓷藏品为数不多，其中一部分现陈列于博物苑南馆的《南通博物苑苑史展》之中，这些陶瓷器大都有残损，并经旧法修补。所谓旧法修补，旧称为“焗碗”。就是用特制的手动钻孔器，在残破的瓷器裂缝边，等距离的成对的钻半孔，然后安装上自制的铁质或铜质的扒钉，最后在拼接的缝隙与扒钉周边反复擦抹上防渗漏的粉沫。“焗碗”是旧社会的一种生计行当，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活，俗话就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当下，“焗碗”业早已成为过去，想若寻一只完好的“焗碗”收藏也绝非易事了。
西夏磁州窑系黑釉剔花缠枝牡丹纹罐南通博物苑藏
在展品的说明牌中，特别注明展品的来源，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博物苑的早期藏品许多来源于社会的捐赠。在南馆二楼的旧藏瓷器中，有一件口沿残损的宋龙泉窑鬲式炉，其颈沿刻有“光绪癸卯因建学校濬城濠得之泥淖中三百年前殉葬物”铭纹，特别引人注目。通过铭纹可以清晰知道此件宋龙泉窑鬲式炉来历，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在疏浚濠河时在河泥中发现，并转至张謇收藏。宋代龙泉窑青瓷，是极副盛名的宋代名瓷，此器虽残，然张謇却给予足够的珍视，专门在此上题写，还特别在底部镌刻“张氏啬庵永用”。建博物苑时，张謇将它捐出，此后其历经变迁、辗转，最终再度回归博物苑珍藏。在南馆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此件瓷器外，其它个别瓷器上也有张謇手书字迹的铭刻，这些有损瓷器的做法现在看来实属不妥，但它体现着张謇征集藏品的参与度，这批藏品虽然残损，但其拥有的双重文物特性，备受南通博物苑的重视。
宋龙泉窑鬲式炉南通博物苑藏
考古发掘是博物馆获得藏品的重要途经，南通博物苑也不例外从中受益。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没能让博物苑获得太多的收藏。然而，偶尔的几次出土，却让博物苑获得至尊之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3年2月20日在南通电影院前防空工程工地出土的越窑青釉皮囊式壶，后经专家论证，确认为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越窑“秘色瓷”。
越窑是我国瓷业史上著名的瓷窑，它的窑场主要分布在浙江余姚、上虞、绍兴、宁波等地。这些地方在唐代属于越州，越窑瓷的得名就是因此而来的。它的前身，还可以追溯到东汉时的青瓷。唐代时，越窑烧制的青瓷器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秘色”瓷，更是青瓷的极品。“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
南通出土的皮囊壶，釉质晶透，色泽纯正，正与“千峰翠色”相符，在越窑青瓷器中尤觉精致。是否即是秘色瓷，因苦无传世器物比照，只能存疑。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成批出土，秘色瓷的面貌才被认识，而皮囊壶为秘色瓷的猜测才得以确认。
皮囊壶的出土，引起瓷业史专学的高度重视。根据它自身的精美和举世无双，它被确定为国家一级藏品，并被认为是一级藏品中少有的国宝。因而，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南通博物苑的“镇馆之宝”。
博物苑藏瓷的另一起重要地下出土文物为：1966年南通市如皋县丁埝出土的元代卵白釉“五供”，它包含四足熏炉一件、暗花双耳扁瓶一对及梅瓶一对。“卵白釉”于元代创烧，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好似鹅卵色泽，故名。又因是元中央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在印花花卉间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款，故又称之为“枢府釉”瓷。卵白釉瓷延烧到明初。
元代“枢府”瓷制作规整，品质优良，多有印花装饰，纹饰题材以云龙和缠枝花卉纹为常见。“枢府”瓷是至今所知元代官用之器的名品。长期以来，因“枢府”瓷传世品极少，此“五供”的器形完美，不仅填补了我苑陶瓷收藏的空白，也为学术界研究元“枢府”瓷的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深受国内外陶瓷界的关注。
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南通博物苑藏
苑藏陶瓷中有一批神秘的皇室之器，这就是几经周转，现存博物苑的“热河行宫”之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中国古代帝王宫苑，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这批瓷器中包含清康熙米黄釉碗、清乾隆黄地绿彩团龙纹盘、清乾隆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清乾隆仿木纹釉金里碗、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等，这批瓷器在收藏界有一专业用语称之谓“库出”。所谓“库出”，专指古代做的一些瓷器，做好之后即包装封存起来，经历许久之后，被人们挖掘或通过别的渠道发现了，再度面世，这个就叫它是“库出”了。清朝皇室用瓷相当巨大，习惯于用当朝之瓷，前朝多余之器就被积存下来，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些令收藏界向往的神秘之器。这些瓷器有着共同特点，由于长期封存，未经空气氧化，器身光洁“火气”犹存，又未经使用，器表极为纯净明亮，无一丝丝划痕，因此，在历次的展示过程中，常被藏家误认为是“新货”。
清陈鸣远款黄砂碗南通博物苑藏
在博物苑的陶瓷收藏结构中，收购是最重要的来源，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原南通市文物商店向博物苑转让的一批瓷器，且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得益于国家相关的文物政策，也是当时各地文物商店的首要任务。这批文物包含：明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盘、明宣德青花一束莲纹大盘、明代德化白釉观音坐像、明万历青花人物花鸟纹果盘、明末清初陈鸣远碗(一套五件)、清康熙雪花蓝地描金花卉提梁壶、清雍正白地粉彩云蝠纹碗、清乾隆青花折枝花纹六方尊等等。在多次专题展览中这些瓷器深受观众的喜欢，也多次发表于各类专业书刊和专著之中。这些陶瓷入藏博物苑，丰富和提升了博物苑陶瓷收藏水准，可以讲原南通文物商店功不可没。
博物苑的每一件陶瓷藏品，其背后都蕰藏一个诱人的故事，社会收购也好，考古出土也罢，最令博物苑感谢的是铭镌着你我他的捐赠品，博物苑将珍惜每一件收藏品，让这些记忆代代相传。（作者：沈倩）
景德镇陶瓷考古新发现 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
景德镇又有陶瓷考古新发现，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表示，此次发掘把景德镇窑业的生产时间向前推了一百年左右，可以说改写了中国陶瓷史。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位于浮梁县湘湖镇兰田村，2012年年初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调查清理，并上报国家文物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浮梁县博物馆、景德镇陶瓷学院参与，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是景德镇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窑址的第一次科学、全面、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出土的瓷器主要有3类，即青绿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青白釉瓷器。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还发掘清理了两座晚唐时期的窑炉，该窑为龙窑，平面呈长条状，方向北偏西36度。窑炉总长28.7米，宽1.9米（窑内最宽处），残高0.1－0.7米。该窑炉由窑门、火膛、窑床、窑前工作面四部分所组成。该窑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窑炉，其发现和清理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惊艳亮相的唐代古窑址和数以吨计的瓷器，证明景德镇的制瓷业创始时间可以早到中晚唐时期，据此，已可将以往人们认为的景德镇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
陶瓷文化：舍弃百年烧砖业 山水重现百样景
这两年，每逢龙眼、芦柑成熟季节，永春桃城镇济川社区的农民家里，总堆满丰收的喜悦，这在2009年前，简直不可思议：“当时的土地和山地，种树不结果，万亩良田由于持续挖土烧砖，早已不堪重负。”
济川社区的烧砖业，已有两百年历史。条条大路通罗马，谁也没想到，离开祖传的烧砖营生后，居民的生活，能有N种可能。
关闭砖窑生机重现山乡
挖取实心黏土砖烧砖的土壤，会破坏地表植被，土地被挖出的坑常有10多米深。时间回溯到2009年之前，良田被挖成低洼地带，看似郁郁葱葱的果树却没有果实。
烧砖产业高峰期时，济川社区有75家砖窑，日夜滚滚燃烧的砖窑蒸发走了地表水、露水，挖光了黏土，最后只能到其他地方买土。
从社区生态环境长远利益出发，取缔实心黏土砖窑，刻不容缓。
2009年，济川社区最后一座砖窑关门，不到一年时间，龙眼、芦柑树立即回报居民满树累累果实。
现在，社区郊外的田野上，重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农家气象，砖窑留给居民的记忆，只剩下一座座改造成厂房的旧房子。
没了砖窑更有千万个机会
关闭砖窑之后，祖祖辈辈烧砖营生的人何去何从？面对大量靠实心黏土砖生活的人，社区想了很多法子：投资兴建两幢大楼，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区，租金既增加社区集体经济收入30多万元，同时为居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如今的砖窑工人们，或是就近到工厂就业，或是做小生意、自主创业，所需的培训活动由社区帮忙解决。
对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拆迁征地，社区兴建了总占地60多亩的安置小区，这个即将完工的小区，包括20多幢楼房、120多个店面，解决188户拆迁户住房问题。
“社区给烧窑工人培训办证，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锅炉工，做的事情差不多，但是彻底转型”，社区书记廖清湖说，取缔砖窑后，居民去处多了，社区环境好了，集体收入也增长了。“2008年砖窑时代的济川社区，财政收入只有5万元，现在我们有能力为居民的生活和就业提供更多保障。”
廖锋锦的陶瓷厂生产的工艺瓷，在广东销路很好，工艺瓷甚至漂洋过海，远销欧美国家，“我的构想是，将来走国际化路线”。
其实，两三年前的廖锋锦，还是一个继承祖业的砖窑老板，开着拖拉机烧砖窑，“露天的砖窑风吹日晒雨淋，一年产出三四十万砖，也不过3万多元产值”，现在的陶瓷厂，年产值500万元，室内生产环境更好，陶瓷用土量更小，而且瓷土从外地调运，不破坏济川社区土地，既无污染又有效益。
数说永春
2006年至2010年，永春财政总收入突破1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元。
2006年至2010年，累计实施重点工程137项、实事项目67件，分别完成投资71.2亿元和5.8亿元；实施中央增投项目45个，完成投资4.0亿元。城区立面改造工程成为全省典型，县城建成区面积由10平方公里扩大到15平方公里、人口由10.6万人增加到16万人，城镇化水平由42.5%提高到48%。
百年辉煌时光 寻访顺溪陶瓷作坊
关注浙江温州平阳顺溪陶瓷作坊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06年底，我调查整理顺溪陈氏后裔陈少文先生事迹时，通过翻阅史料，发现陈少文当年创办过很多实业，其中以开创顺溪陶瓷作坊影响最大。后经实地勘查核实，其历史遗存犹在。带着对陈少文先生的敬佩和对陶瓷作坊的好奇，日前笔者来到了位于顺溪镇溪北村的平阳瓷器三厂。
顺溪镇位于平阳县西部，属国家级风景区南雁荡山腹地，因溪顺流而下得名。顺溪山秀水美由来已久，这里层峦叠嶂，清溪环绕，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或许正缘于此，陈氏先祖才决定扎根这里繁衍生息。一路辗转，来到顺溪已是上午10点半。远远望见一个硕大的烟囱高耸着，那就是本次要寻访的目标。接待我的是副厂长陈明光。
百年前的辉煌时光
据刘绍宽先生所写的《顺溪瓷厂记》载：“平阳瓷业之兴，始于南港焦滩，其出品可方闽浙诸窑，而去赣窑远甚。北港顺溪沙垟，有泥中烧瓷之用。少文先生居于其地，思兴厥利，乃筑窑厂，延瓷匠指授焉，出瓷与焦滩埒。又以其泥封寄日本。日本人验之，爱不释手，屡问所出，盖日窑之泥举莫此若也。”顺溪镇原有陶瓷作坊数家，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销路欠佳而相继倒闭。陈氏第四份后裔陈少文先生鉴于乡里人多地少，不经营副业难以谋生。他详细调查当地矿产资源，发现邻近山间有几处高岭土质地优良、蕴藏丰富，决定捐资开掘，并率领工人赴景德镇瓷厂学习。返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顺溪沙垟（溪北村）新建了陶瓷作坊，这便是平阳瓷器三厂的前身。专门烧制碗、盘等日用陶瓷，销路畅通，声名大振。继而帮助乡人建立碗厂，并转让厂房10多间供别人经营。短短两三年间，顺溪从事陶瓷业者猛增到70多家，300多人，产品远销江苏、山东等地，让人刮目相看。
1942年，陈希贵等人在原有陶瓷作坊的基础上创办顺溪瓷器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32人，年产盘碗5万多个。1954年，顺溪碗业社和供销社先后建立，有社员100多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生产日用陶瓷转向工业瓷器和建筑瓷器，并以半机械化代替传统手工操作，产品也逐步以低压电瓷为主。至此，由于规模扩大，顺溪碗业社部分迁至水头镇后垟，称为平阳瓷器二厂。原在顺溪沙垟的陶瓷厂改称平阳瓷器三厂，加上苍南桥墩的平阳瓷器一厂，当时平阳共有三家陶瓷厂（目前瓷器一厂、二厂均已倒闭）。
平阳瓷器三厂从创办到如今，已历106年，其不平凡的历程彰显着厚重底蕴。现在厂里依旧保留着当年作为陶瓷生产场所之用的3间祖师庙，乡人为感谢陈少文先生的功绩，曾专门在祖师庙里设了他的灵位（现已转到陈少文故居陈列馆中），成为重要的历史实证。
瓷器制作工艺流程
一间间简陋的厂房，一台台陈旧的设备，一个个朴素的农民，这是瓷器厂留给我的最深印象。这些因素也大大束缚了工厂的发展。在参观厂房时，笔者对制作瓷器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陈明光对此侃侃而谈。制作瓷器首要解决的是原料选择问题。像这种低压电瓷需要一种特殊的瓷土，而本地缺乏原料，必须到水头购买。“陈少文先生当年创办陶瓷作坊时，原材料蕴藏不是很丰富吗？”笔者冒昧地打断了陈明光的介绍。“那是老皇历了，陈少文早年创办陶瓷厂时，顺溪陈族的山场里本无瓷土，必须到邻乡岳溪的山场里取土。1927年时就曾为瓷土价格问题发生争斗。县衙判决沙垟陶瓷厂不得到岳溪取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办起来的陶瓷厂濒临倒闭。陈少文等人受族众所推，与对方理论，终于推翻原判。同时，又设法与岳溪林族有威望的人士联络，最终两地握手言和，终使顺溪陶瓷业得以顺利发展。”这一小插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顺溪陶瓷作坊薪火相传的来之不易。
原料问题解决后，要进行原料球磨。通过压路机对瓷土进行碾碎处理。再经过清水冲洗，把泥沙等杂质处理干净。接着把瓷土再碾碎、晾干。下一步骤就是要通过固定模具使产品成型，不同产品使用不同的模具。半成品完成后，需要晾晒处理，如果碰到好天气只要三四天就行。如遇雨天，那只能望雨兴叹了。整个制作流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产品焙烧。在现场，笔者看到一个巨大的窑炉，足有4米多高。旁边堆放着一些专门用来装半成品的窑具。据陈明光讲，半成品在焙烧前，首先要放在窑具中，这样使产品不易变形。当产品焙烧时，炉内温度会达到1300°C，要持续烧上30个小时左右，大概要耗费上百斤的煤、油等燃料。焙烧工序之后，经过凉处理，才算大功告成。不过，也有意外情况发生，如果师傅的火候处理不当，那产品质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最后经过成品检查，产品装配，整个流程才算告一段落。一批产品出炉大概需要10天左右，如遇持续雨天那就不得而知了。
惨淡经营中谋出路
现在的平阳瓷器三厂属集体所有制，是温州地区保留至今为数不多的活陶瓷作坊之一。在职员工57人，退休人员90多人。以生产低压电瓷和代人加工产品为主，产品有瓷插座、瓷灯头、绝缘子、熔断器、闸刀开关等78个品种，主要销往瑞安、温州、上海等地，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当我想了解利润状况时，陈明光的回答令我有点惊讶。一年5%的利润仅够支付工人工资，毫无盈余可言。对此他也十分无奈。
据陈明光介绍，瓷器厂的工人以家庭妇女为主，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人均月工资500元左右。在以农业收入为主的顺溪镇，一般家庭中的青壮年进城打工，仅留中老年人和孩子相依相伴，或许能在工厂里干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今的瓷器厂直接影响着几十个家庭、上百个人的生活。一旦工厂停产，那他们就得失业，这也是瓷器厂至今苦苦支撑的原因之一。
正像大多数民间工艺遇到的烦恼一样，如今的平阳瓷器三厂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陈明光说：“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生产市场空间大、利润高的高压电瓷产品，可迫于资金一切无从着手。说真的，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求蜕变。”他们始终坚持着，最为重要的是有着厚重底蕴的陶瓷厂还活着，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在回来的车上，我一直在思考：顺溪百年陶瓷作坊能生存至今真是一个奇迹，也足以证明其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珍贵历史文化遗存的民间手工艺，已经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坦的道路。当它们面对残酷的市场法则时，往往会变得遍体鳞伤。日后它将何去何从？自身及社会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这是许多民间工艺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