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字。
20日，福建东海“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重大发现：发掘出几天来最大的青花瓷器———将军罐。就在大家兴奋时，另一个巨大谜团却让人不解：300多年前清代沉船舱内器物上的“双龙”两字，竟是建国后才有的简体字。
谜团一不同年代器物同船
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介绍说，目前“碗礁一号”出水的瓷器，按照制作工艺判断，绝大多数是清康熙中期，由景德镇制造的外销瓷。
但有意思的是，一些瓷器却明显为清康熙早期的，为何同批货物中会有不同年代的瓷器？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认为，这需要专家进一步研究才能揭开谜底。
谜团二瓷器上怎有简体字
五天来，共出水万余瓷器，在大量瓷器中，有许多难解之谜。比如一件瓷器上，绘有骑马狩猎图案，从人物的发型上可以看出，骑马的男子为契丹人，陈华莎表示这是首次在青花瓷器上出现契丹人物，但骑着一匹花马、手持一只“海东青”的女子却身穿汉族服装，难道她就是王昭君？在一个正面绘着梅花的小盘背面，用简体字写着“双龙”，这两个被深深烧入瓷器的文字是工匠的姓名还是装饰图案，为什么在清康熙年间就会出现简体字？专家难以解释，只表示小盘是标准的清康熙中期青花瓷器。
谜团三瓷船缘何沉没在此
“碗礁一号”因为什么原因沉没在这里也是考古人员感兴趣的一个内容。此前有专家认为沉没有几个可能，一是瓷器上船后从景德镇由水路运至长江出海，而后在到福州途中沉没。另一种可能是景德镇瓷器从陆路运到福州口岸装船，而后在碗礁海域等待船队集结远行时遇难。
但是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文程通过比照清代福建港口图后认为，这艘船还没有完全驶出福州港就沉没了，其中是遇到意外还是船只自身原因而沉没目前还不得而知。
谜团四“海丝”航线怎么走
专家除了关注出水的瓷器和沉船本身以外，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这艘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否有关联，沉没地点是否位于“海丝”的航线上。专家介绍，在清代，可用“器行天下”来形容当时景德镇瓷器风行的程度。康熙年间，景德镇是外销瓷的主要产地，运输主要走海路，而福建的泉州、福州等地成为重要的出海口。
据介绍，目前已知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出现，到唐宋时期最为鼎盛，商船由广东、福建等沿海港口出发，纵跨南海、横越印度洋，至东南亚，甚至是非洲，将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运往欧洲。据有史记载，仅在这条海道上发生的沉船事件就有100多宗。但“海上丝绸之路”具体路线、有哪些停泊港口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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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800年前的瓷器，汝瓷天青釉
瓷器，像古代中国的肌肤，那么汝瓷定是看着最清丽摸来最温润的那一种。各种名瓷发展到北宋，跟后宫的佳丽一样，竞争激烈，要争的是皇帝的宠爱，后来，“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脱颖而出，而其中又以曼妙的汝瓷最为出类拔萃，当时就仅限宫廷使用，大臣之中唯有权倾朝野的蔡京才能拥有，它太珍贵了，以至于历代帝王均不以其作为冥器殉葬。
然而世事多变，汝窑毁了，汝瓷碎了，那惊鸿一现的美艳转瞬在战火纷乱、世事变迁中消逝，化成一种瑰丽的记忆凝结在宋代，现世仅存的60多件成了绝世珍宝分散在世界各地。
后世的许多人不甘心，为重现那一抹青光的灵气用尽心力，无数工匠的努力只在身后留下一串串沉重的叹息。800多年过去了，汝瓷在汝州一个叫朱文立的人手中“复活”了。
朱文立，最初只是汝州市汝瓷二厂的一个临时工，高中文化。
朱文立对化学一直很感兴趣，他的老同学在高中时，每次上化学课做实验，老师都让他招呼着同学们做。到1976年他进汝瓷厂也正好满足了他的爱好，他很快就“陷”了进去，厂里的技术小组在朱文立的带领下，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研制成功豆绿釉，然后是天蓝釉……1982年4月，朱文立拜时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的冯先铭先生为师。正是在北京冯先铭先生的家中，朱文立看到了一小片真正的汝官瓷，在朱文立的手指触摸到那“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汝官瓷的瞬间，他明白了自己一生已别无选择。
1983年，他掌握了汝瓷月白釉和葱绿釉；1987年，他恢复了汝瓷天青釉。汝瓷似青似蓝，以“天青色”为核心的釉色肌理更是极端复杂，难以模仿。再加上汝瓷细密开片上独具的“蟹爪纹”、“蝉翼纹”和底部芝麻大小的裹足支烧，更成就了其在中国陶瓷文明史上显要的地位。大规模的仿制使南宋官、钧、哥、定四大名瓷重回人间，但汝瓷终因不得其秘诀而未能成功。
朱文立自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自1989年开始，在汝州城内苦苦寻找汝官窑遗址，历经十余年艰辛，终于于1999年找到了文庙汝官窑遗址，并于2000年找到了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
北宋官窑玛瑙入釉，釉面呈独特青色，刻片纹近似汝官瓷，做工之精细与汝官瓷异曲同工，器物足部呈直、窄、矮状，带支钉的器物支钉痕如谷粒大小。
朱文立先生根据张公巷出土的北宋官瓷碎片，自2001年开始研制，历时5年，终于于2005年8月使张公巷北宋官瓷重回人间，继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填补了我国又一项空白。
对于汝瓷，朱文立说：“当我凝神看瓷的时候，瓷也在看我。这些年来，我不只是用窑火烧瓷，更是用心灵烧瓷。许多人没有深爱过任何东西便度过一生。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对汝瓷的信仰给了我无惧的勇气，给了我生命的飞扬，虽然其中掺杂着难言的无奈和苦涩。”
原始社会的陶窑和陶器烧制（约60万年前~4000年前）
我国的陶器究竟始于何时？还难以定其上限时期，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还会不断有新的认识。根据距今约8000年前在河南新乡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出土的陶器可知，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已能利用可塑性粘土，将其加水调合，手捏成坯体，干烧后再用火烧成陶器。至于是否用窑烧成，迄今无发掘资料实证，但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瓦族保留的原始制陶方法启示，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采用柴草就地篝火烧陶，此种烧陶方法现统称为"无窑烧陶"。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期间，始发现用泥土筑堆的简易穴式窑，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如图1和图2所示[8]。
从图1可以看出，半坡仰韶文化的窑型分横穴和竖穴两种。这两种窑的结构简单，都是就地用泥挖掘而成，窑室较小，略呈圆形，直径约1m.。烧时都是在窑底以柴草为燃料，火焰由窑室四周火道进入，无烟囱，温度分布比较均匀。由于窑内热损失较无窑烧陶要小得多，故烧成温度亦较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的红陶稍高（约1000℃左右）。从热工观点分析，尽管窑型结构还较原始，但有了窑以后，不仅热损失小，而且当燃料燃烧时，进入窑内的火力比较集中，温度易于升高，坯体易于烧结，有利于提高陶器质量。故从无窑到有窑烧陶在技术方面是一大突破。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基本上都改用竖穴窑烧制陶器，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图2）。窑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位于火膛之上，火膛较深，位于窑底的火道分三股主火道，两侧的主火道还有支火道，火道上还分布有25个火孔。窑室呈圆形，直径约1m。当燃烧时，由于火膛较深，一次空气供应充足，使柴、草等燃料得以充分燃烧，火焰很均匀地从窑底的火道再进入窑室，使窑内的温度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窑壁上部往里收缩，窑室结构有利于窑内温度的提高（一般为900~1050℃），这对保持窑内温度的均匀以及减小窑内各部温差是有利的，也说明这种竖穴窑较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横穴窑又前进了一步。
龙山文化的后期，由于烧陶技术不断改进，竖穴窑采用更加普遍，如河南陕县三里桥窑（图3），虽也属穴窑，但在结构上又有新的改进，较庙底沟窑更趋合理，它不仅加大了窑室容积，增设了四条间隔均匀的火道，而且燃烧室（火膛）也设在距离窑室较近的前面，这样对于燃料的充分燃烧，窑室温度的提高和温度的均匀分布更为有利，因此这种窑型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后期。据资料分析[4]，烧成温度可达950~1050℃，窑内气氛也便于控制，故对龙山文化晚期制陶技术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演变为馒头窑、倒焰窑的设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解码古蜀人：4600年前核桃陪葬 陶瓷果盘奢侈品
古城村的秘密
村民无意提醒，发现古城遗址
高山古城遗址位于大邑县原三岔镇赵庵村古城埂，已经发掘的区域能够看到多个墓穴、灰坑、水井等区域。除了这片区域，遗址其余部分仍然隐藏于大片农田之下。
回忆起高山古城遗址的发现经过，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陈剑记忆犹新。
那是在2003年初的一天，陈剑和一行专家正在大邑盐店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一位邱姓村民不经意提起了一件事：在他一个亲戚的家乡也有两条“土埂子”，与盐店古城相似，地点就在大邑县的高山乡。
听了这个消息，陈剑惊了一下。他立即打开地图查询这个地点，果不其然，地图显示这里有一个“古城村”，村里更有一处地名叫“古城埂”。
陈剑大喜，“但凡地名含有古城、埂子、墩子等字样，常常能够发现先秦时期遗存甚至是史前古城遗址。”
他们立即赶至高山乡古城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条基本垂直相交的土埂，宽度约20—30米，高出地表1.5—4米。这就是后来确认的东城墙与南城墙的转角部位。
其后，高山古城遗址被确认，深藏于地下的古蜀文明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11年后的惊喜
发现史前墓地，成都平原最早
虽然高山古城遗址在2003年被发现，但由于人手短缺，发掘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对于古城的关注与调查，却从未中断。2014年底，一个惊喜的时刻终于到来。
在位于古城遗址发掘地点东边靠小路的地方，成都考古队队员们发现了第一具人骨。专家们颇为兴奋：这里有可能是一片墓地！配合钻探调查，事实果然如此。
陈剑一行立刻将这一重大发现上报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请求进行更大规模的发掘。
不过，对于考古出土的人骨，不知情的当地老百姓却一度以为“这是国军的遗骸”。原来，在解放前夕，这里曾发生了一次有名的高山阻击战。
这些遗骸，比村民们猜想的早了4500多年。
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确认：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为完整的史前墓地。其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分布密集、人骨遗骸保存完好等特点，让这处遗址显得弥足珍贵。
长啥样？
身高165-175cm，与现代人差不多
在发掘中，共有89座墓葬，一座人祭坑。由于墓葬均是一人一土坑，并未有多人同坑的现象，因此专家们排除了殉葬这种推测，而是认为这里是墓地。
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专家原海兵介绍，遗骸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 人 ，成 年 人 骨 身 高 在165-175cm之间，与现代成都人的身高差别并不大。
对于古蜀人的人种，人们一直以来有猜测：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据考古专家陈剑介绍，早年他们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营盘山遗址曾发掘先民遗骸，并进行过鉴定，确认为蒙古人种。
那么，高山古城遗址的先民是否也是蒙古人种呢？陈剑和体质人类学专家原海兵均表示，人种的确定必须通过相关测试研究才能得出结论，“目前暂时不作结论。”
陈剑介绍，人骨骨架保存完好，专家们将展开体质人类学测量研究，通过体质特征分析、DNA测试分析，为进一步了解古蜀人的来源、迁徙状况提供依据。
吃什么？
水稻为主食，驯养有猪狗
古蜀先民们吃什么呢？在生活区域的发掘中，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其中有一处堆满陶器的灰坑，被考古队员们称为“宴飨坑”，即先民举行聚餐仪式的场所。
这里出土了几种动物的骸骨：猪的头骨、狗的肋骨还有鱼鳃骨。“这能够说明，当时先民已经将这几种动物驯化，并作为食物。”
植物考古的专家也有所发现。专家闫雪说，他们通过浮选等考古手法对土样进行了分析。发现里面有水稻、黍、粟、薏米、苍耳等植物的种子。由于年代太久远，种子大都炭化了。
“根据我们鉴定经验，出土的水稻能够占到90%的比例，说明水稻是当时人们的主食。”闫雪说，这也进一步证明了高山古城遗址的文明受到长江中游的影响较大。
怎么穿？
发掘出陶制纺轮，先民已会纺织
此外，专家们还在部分遗骸中发现了“拔齿”现象。这部分遗骸的上颚两颗侧门齿均被拔除，并且这种现象均只出现在成年人骸骨中，儿童并未发现。
巧合的是，在距今5000年前的大汶口遗址遗骸中，也曾发现了“拔除上颚侧门齿”的现象。当时人们分析，这种现象可能是出于审美，或是成年的生理标志。
人们注意到，部分遗骸有明显的骨骼错位现象。“有的是两膝紧靠，有的是骨盆错位……”考古专家刘祥宇介绍，这些骨骼形态可以表明先民在死后曾被捆缚。
或许因为年代太久远，捆缚工具并未留下痕迹。但是人们在灰坑内发掘出多个陶制纺轮，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用什么？
果盘“奢侈品”，碎了修修补补
在高山古城遗址的生活区内，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
这里的陶器文化相当发达。陶器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仅泥质陶就有灰陶、红陶等7种。
这些陶器做的生活用具各式各样，罐、壶、樽、盆、钵等各式各样。且陶器大量装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纹饰十分精美。
其中，一个打磨光滑的圆盘状陶器看上去十分精美。据了解，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盛放食物，“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果盘”。这件陶器陶胎、陶衣都相当讲究，应该不是普通人家所用之物，算是“奢侈品”。
不过，圆盘已经破碎，只剩下一半。但是惊奇的是，破碎的一半竟有两个小孔。“小孔是人工打穿的，我们推测另外一半也有两个小孔。当时圆盘破碎成两半后，先民将四个孔用绳索穿起来，算是修补的一种方式。”刘祥宇介绍，修修补补仍然继续使用这件陶器，由此可以看出主人对它的珍视。
怎么玩？
3颗核桃随葬，或为最古老文玩
4600 年前，古蜀人也爱“盘核桃”
在墓葬区域，专家们只出土了少量随葬品。除了一只有镂空雕饰的象牙手镯，其余3枚均是核桃。核桃的出现令人匪夷所思，会不会是偶然因素掉入墓坑里的呢？
负责现场考古工作的专家刘祥宇否认了“偶然性”的猜测。据他介绍，3枚核桃出土于3个不同的墓坑，在墓坑的位置分别位于人骨的左手边、右脚边。“均位于特定位置，说明核桃是特地放置的随葬品。”刘祥宇说，这种随葬习俗此前几乎没有被发现过。
核桃究竟作何使用？食物？玩具？藏品？……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考古队员们也十分疑惑。不过，既然有珍贵的象牙作为随葬品，那么核桃在先民心中的地位应该不低。
记者带着核桃图片，请教了四川著名的古玩收藏家赵德均先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启示。看到核桃的图片，他十分震惊——“核桃轮廓有磨损的痕迹！”
赵先生向记者一一介绍其依据：核桃外表已呈棕红色，而凹进的部分却是黑色；此外，核桃凸起的纹理有明显摩擦过的痕迹，部分已经磨得较为光滑……“核桃表面有一层包浆皮克，这应该不是食品，而是一件盘玩的耍件。”赵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或将改写历史。
部分资料记载，中国玩核桃历史起于汉朝，流行于唐朝，在清朝达到鼎盛时期。
不过，据赵先生的实际收藏经验来看，文玩核桃多见于清代，明代的都十分稀少。“这座遗址中核桃的发现，一下子将中国人玩核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千年！这太令人震惊了！”
考古专家表示，他们将对核桃的确切用途和意义进行进一步研究。
成都平原最早古城：高山古城遗址
约在上世纪90年代，考古队员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距今约3700年至4600年的8座古城遗址，它们比三星堆文化早了近千年，人们把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
在宝墩文化8座古城中，位于大邑县的高山古城遗址历史最为悠久，距今有4600年的历史。
虽然此前什邡桂园桥已发现距今5000年的史前遗存，但该遗存是以聚落出现，没有形成“城”的概念。
而高山古城遗址修筑有四面城墙，表明当时已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让人们统一协作。但是是否有阶级存在，目前仍需考证。
通过比较历史发现，与高山古城遗址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正处于国家出现的前期阶段。(张元玲 摄影 张磊)
定窑恢复八百年前制瓷工艺
“家有家财万贯，不如定瓷一片” ，这句话曾用来形容定瓷的难得和珍贵。日前，被誉为“定窑第一传人”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文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失传了800多年的定窑制瓷工艺已恢复成功，并将向艺术陶瓷和生活用瓷双向发展，定瓷将不再“一片难求”，新产品将走进寻常百姓家。
定窑是宋代“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因宋代曲阳隶属定州，故命名为定窑。定窑烧制始于唐代，北宋时期进入鼎盛。后定窑毁于元代战乱，造瓷绝技也随之失传。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定窑制瓷工艺恢复工作逐渐展开。从那时起陈文增就开始参加定瓷恢复研究。30多年来，陈文增和他的同事不畏艰辛，经过反复探索终于掌握了宋代定窑制瓷工艺，使沉寂了800多年的定瓷重现人间。
陈文增说，目前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定瓷生产厂家仅有曲阳陶瓷有限公司一家，规模小、产品少，使得定窑产品供不应求。为了扩大定窑生产规模，使定瓷走进千家万户，陈文增宣布“定瓷配方可以有条件无偿使用。”此决定一出，众多投资者找他合作。
据介绍，“无偿使用定瓷配方”的三个条件，一是受让单位必须在曲阳县工商部门注册；二是受让单位注册资金必须在100万元以上；三是出让单位负责受让单位的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他说，“定窑历史上就在曲阳，受让单位在曲阳县工商部门注册更利于定窑的发展；而注册资金100万元，是因为购置设备、简易厂房至少需要投资100万元。”
陈文增认为，定瓷向生活用瓷方向发展并走进寻常百姓家，不是说定瓷就贬值了，而是艺术陶瓷和生活用瓷双向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定窑制瓷工艺再创八百年前辉煌的同时，也使定瓷产品再现民间传统工艺的辉煌。”
近年来，擅长诗、书的陈文增根据“定窑以装饰见长”的传统，以瓷为载体，以诗书作咏唱，自制定窑瓷器并自刻诗书，独创了“瓷、诗、书三联艺术”。他的“四海呈祥”云龙雕花瓶等多件作品被定为国家级珍品，并被人民大会堂和一些博物馆永久收藏。
考古发现中国在千年前已生产青白瓷
安徽繁昌近日发掘的一座保存完整的古代瓷窑，经专家考证认定为我国最早烧造青白瓷的窑址之一。这一发现使我国青白瓷烧造技艺的产生年代由宋代推至千年前的五代时期。
这次发掘由安徽文物考古所、中国科技大学和繁昌县联合进行。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北宋龙窑窑址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出土大批瓷器标本及窑具，其中有数百件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青白瓷器物。
我国以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瓷器依瓷料中含铁量不同而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等类别，北方多产白瓷，南方多产青瓷，中部地区则产青白瓷。瓷器既可作器皿盛放物品，也可仅作装饰之用,它以漂亮的外观和实用的价值受到各国人们的喜爱，许多收藏家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自豪。
繁昌瓷窑地处我国中部，出土的瓷器标本釉色以青白为主，有的较白，有的偏青，是典型的青白瓷。专家称,窑旁堆积下层出土的瓷器标本具有五代特征，其同类器物曾出土于南唐二陵，表明繁昌窑在五代已烧造青白瓷。
这些瓷器器型有执壶、罐、炉、粉盒、碗等，其中瓜棱壶、葵口碗等造型精美，釉水滋润。还出土有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匣钵分为漏斗状和筒状两种，以漏斗状为主。从窑旁的大量废弃堆积观察，其中绝大部分为匣钵碎片，瓷片很少，表明该窑成品率较高。
据文献记载，晚唐五代时期，我国南方有宣州窑，五代时为南唐国的官窑，繁昌古属宣州，系南唐国所辖。此次发掘证明繁昌窑曾为南唐宫廷生产贡瓷，其中一些产品可能曾销往海外。
6000年前打水瓶为何做成尖底？
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博物馆门前有一尊耐人寻味的雕塑， 塑造的是6000年前一位少女在浐河之滨汲水。她用什么汲水呢？就是形如下图所示的尖底瓶。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最匪夷所思的就是这种小口、鼓腹、尖底的器物，考古学家将之命名为“尖底瓶”。这是一种透着无奈和智慧之举，因为时至今日，这种尖底双耳红陶瓶的用途是什么、古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制造成尖形、这种瓶形的陶器装满水后又该如何放置，都还是个未解之谜。
陶瓷：高古陶
为何做成尖底仍是个谜？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浐河东岸半坡村北，是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距今已有6000多年，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先后对西安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文物资料。在遗址出土的上千件陶器中，有200多个形状奇特、具有流线型瓶体的小口尖底瓶格外引人注目。此陶瓶为直口、鼓腹、尖底，瓶身表面饰有粗糙的横篮纹，大部分是细泥红陶，也有个别夹砂陶瓶。此后，在关中至鲁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多次发掘出与半坡早期相同的尖底瓶，甚至在一些较晚的文化类型中也发现有尖底瓶的残片。“可以说，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基本器形， 在仰韶文化中普遍存在。不但数量多，而且形态变化规律性强，时代特征十分明显，一般研究仰韶文化都要由此入手。”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张礼智告诉记者。
1921年10月23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的足迹，于是这种以磨制石器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为“仰韶文化”。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尖底瓶在当时是古人用来盛水的用具。”张礼智说，“尖底瓶的双耳系绳装满水后提起来用。”但是，据记者了解，半坡遗址中并未发现有汲水的水井，6000年前的半坡人生活在浐河旁边，平坦的河床似乎也不需要用绳吊瓶去汲水。至于为什么做成尖底这种不便安放的形状，“这依然是个谜。” 张礼智说。
可以自动汲水？
这一谜团引得众位专家对此进行研究，其中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物理学家。物理学专家甚至认为其设计符合“力学重心原理”，即尖底瓶本身能“自动汲水”，待水装满后，瓶身能自动垂立。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可以推测，早在6000年前的先民们就已经有了力学知识的萌芽。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我们认为，生活于6000多年前的半坡人是不可能在掌握了重心原理之后再来制造尖底瓶的。”一直致力于尖底瓶研究的孙霄(现任中英街博物馆馆长)告诉记者，“他们制作的陶瓶只是对自然界生物外形的一种模仿。根据其外形特征以及当时的生产活动，这种颇似鱼形的流线型瓶体可能是人们在捕鱼活动中经过细致观察而得到的一种启示。”
众所周知，6000年前古人的思维还只能停留在简单的感性认识之上，而且受当时生产力的限制，想要那时的人制造出个个重心均衡的陶器，是有很大难度的。如果半坡人在实践中很早就知道利用重心的科学原理，那么他们制作的尖底瓶即使不是个个符合“力学重心原理”，也应该是大部分符合。
“但是，通过半坡博物馆工作人员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原始人制作的尖底瓶在静止的水中汲水时，由于陶瓶重心偏移而不能进水较多，且有倾翻的可能。在急流的河水中汲水时，则因其流线型瓶体及陶瓶重心偏上的影响而灌不进水。那么，所谓的尖底瓶在水中‘自动直立’‘恢复平衡状态’等，显然不切实际。也就是说，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大部分不能自动汲水，至于个别陶瓶的重心做得比较合适，那也只是一种巧合罢了，没有普遍意义。”孙霄说。
“况且，半坡人制作尖底瓶，采用的是泥条盘筑法，双耳是后捏塑成型的。这种手工制造陶器的方法是有很多局限性的：首先，它不能保证瓶身四壁均匀，四壁不均匀，重心就不在中轴线上。其次，手工捏塑双耳也保证不了双耳分布的对称，如果双耳不对称，就会使陶器重心偏离一方。双耳位置如果偏下，那么陶瓶就会倾翻。”西安半坡博物馆宣教部主任王丽娜说。
尖底双耳红陶瓶
一种背水器？
既然尖底瓶不能自动汲水，而它作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又大量存在，那么，生活在6000多年前的古人制造这种陶器又有何用呢？它为古人的日常生活又能提供哪些帮助呢？“我们推测当时的原始人运用这种陶瓶汲水是不用双耳的，他们直接用手握住瓶颈将水灌满，然后用绳套在双耳后背在肩膀上。”孙霄说，“从古人制造物品时的实用主义考虑，我们认为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很可能是原始人使用的一种背水器。”
据了解，将灌满水后的陶瓶背在肩膀上十分合适，陶瓶紧贴着背水者的腰部，身体阻挡住了陶瓶倾翻的危险，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原始人早期制造出的尖底瓶并非一无是处。小口，水不易洒出，便于运水。鼓腹，可以多储水。尖底，可分散水对瓶底的压力。双耳的作用不仅在于背水，并且在倒水的时候更显其优越，由于双耳在中部或偏下的位置，倒水时，只需一手提绳，一手将瓶底轻轻一扳，水即流出，十分省力。而且，“用尖底瓶作为背水器也有许多优点。其一，可以将水灌得较满而不至于倾翻。不仅可以单肩背，也可以双肩背，甚至可以同时背几个小型尖底瓶。其二，用肩背水十分省力，不论男女老少均可从事。其三，不仅能背小尖底瓶，也可以背较大的尖底瓶。带有双耳的大尖底瓶用于汲水是不行的，双耳承受不了那么大的重量。但用于背水却是可以的。”孙霄说。这也很可能是原始人利用重心原理节省劳力的妙用之所在。
尽管对于半坡人到底是受何启发创造出这种器形，今天已不得而知，但尖底瓶的发明，无疑是半坡人经过长期劳动实践而获得的一种经验，体现了半坡人在制造生活用具方面的非凡创造才能。
文化让人陶醉 让人痴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蔓延在《青花瓷》中浓郁的千年古韵让人陶醉，让人痴。
近日，为庆祝中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景德镇举办了以“千年陶瓷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陶瓷文化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瓷器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大约公元前16世纪中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瓷器，称之为“原始瓷”。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始于汉朝，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到宋朝，瓷器进入到了蓬勃发展时期，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青花、釉里红等新品出现在元朝，而明代的“斗彩”、“五彩”则是在继承发扬宋元陶瓷技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珍品。作为集大成者，清朝的制瓷技艺已经相当完善，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等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说到中国的陶瓷文化，瓷都景德镇无法回避。
“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景德镇的制瓷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汉代景德镇就开始冶陶，唐代烧造出了洁白的“饶玉”瓷，宋代的影青瓷更是声名鹊起。自元代开始到明清，历代皇帝都在景德镇设瓷局、置御窑，监制宫廷用瓷。历经元、明、清三代，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于一地，形成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
“在中国，制作瓷器的地方有很多，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景德镇这样将陶瓷文化传承千年而没有断代。制瓷不像武术，师傅不会留一手，所以景德镇千年传承的结果就是制瓷技术越来越精益求精而趋向完美”。陶瓷专家耿宝昌在“督陶官文化与景德镇研讨会”上说。
13岁就开始学制瓷的把桩师傅（炉窑工种中最高的一种）胡家旺说，他现在不仅有退休工资拿，也为自己的孙子投身到这个行当而高兴。
当前，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正成为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文化遗产产业化的保护主要包括两方面：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运作。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应如何将经济元素有效嵌入保护工作而又不过分商业化呢？
“要想让陶瓷文化得以传承下去，就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让民间老艺人感受到他们的价值所在，让他们觉得做瓷器是受人尊重的，只有这样人们才愿意继续做。而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保证他们基本生活，没有了生活之忧，他们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创作中去。”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的董事长陈武平说。作为中国的瓷都和重要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基地，景德镇已经形成了使用陶瓷、陈设艺术陶瓷等门类齐全的大陶瓷格局以及包括陶瓷生产、科研设计和教育等配套的陶瓷产业体系。
烧造史可提前百年 出土数吨古瓷
综合：景德镇的陶瓷烧造史将可提前一百年。近日，随着景德镇兰田窑窑址考古发掘接近尾声，惊艳亮相的唐代古窑址和数以吨计的瓷器，让千年瓷都的陶瓷人迎来激动而自豪的消息。
古瓷纷纷出土现身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位于浮梁县湘湖镇兰田村金星自然村西北的万窑坞山坡上，东距景德镇市区约20公里，南距景德镇南河约1公里。2011年底，万窑坞附近一砖厂在掘土的过程中发现窑业堆积。2012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正式对该窑址展开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是景德镇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窑址的第一次科学、全面、大规模发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青绿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青白釉瓷器等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出土的瓷器除了常见的碗、盘、执壶、罐等器物外，还首次在景德镇古代窑址中发现了腰鼓、茶槽子、茶碾子、瓷权、瓷网坠等器物，此外，还有带有“周生”、“申”、“生”、“大”、“元”和“中”款及其他文字款的瓷器数百件。综合难能可贵的是，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在窑床的前部完整保存了器物柱底部的支垫器物的窑柱，对考古学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瓷用事实说辉煌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考古队领队、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指出，景德镇兰田窑是一座唐代龙窑，该窑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窑炉，这一发现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是十分重要的窑业遗迹。江建新介绍，出土的腰鼓是景德镇在唐代就已和西域展开经贸往来的重要实物，证明景德镇当时就已是一个开放且与外界交往广泛的城市。综合另外，证明当时的窑工已善于吸纳南北方窑业的烧造技术，融会贯通后生产出有自我风格的瓷器，为在宋代的辉煌打下坚实基础。
古瓷与古文相印证
学术界一直认为，景德镇制瓷业始于五代时期，且窑业从创烧之初即以青瓷和白瓷为主。江建新等专家分析认为，本次发掘的出土物已可上溯至中、晚唐时期，是制瓷业较为成熟时期的产物，据此，已可将以往人们认为的景德镇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印证了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为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饶州刺史元崔进奉瓷器所做《进瓷器状》一文中的记载，江建新表示，这一发现，将成为改写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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