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古代汝钧流釉的瓷器】
瓷器，像古代中国的肌肤，那么汝瓷定是看着最清丽摸来最温润的那一种。各种名瓷发展到北宋，跟后宫的佳丽一样，竞争激烈，要争的是皇帝的宠爱，后来，“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脱颖而出，而其中又以曼妙的汝瓷最为出类拔萃，当时就仅限宫廷使用，大臣之中唯有权倾朝野的蔡京才能拥有，它太珍贵了，以至于历代帝王均不以其作为冥器殉葬。
然而世事多变，汝窑毁了，汝瓷碎了，那惊鸿一现的美艳转瞬在战火纷乱、世事变迁中消逝，化成一种瑰丽的记忆凝结在宋代，现世仅存的60多件成了绝世珍宝分散在世界各地。
后世的许多人不甘心，为重现那一抹青光的灵气用尽心力，无数工匠的努力只在身后留下一串串沉重的叹息。800多年过去了，汝瓷在汝州一个叫朱文立的人手中“复活”了。
朱文立，最初只是汝州市汝瓷二厂的一个临时工，高中文化。
朱文立对化学一直很感兴趣，他的老同学在高中时，每次上化学课做实验，老师都让他招呼着同学们做。到1976年他进汝瓷厂也正好满足了他的爱好，他很快就“陷”了进去，厂里的技术小组在朱文立的带领下，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研制成功豆绿釉，然后是天蓝釉……1982年4月，朱文立拜时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的冯先铭先生为师。正是在北京冯先铭先生的家中，朱文立看到了一小片真正的汝官瓷，在朱文立的手指触摸到那“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汝官瓷的瞬间，他明白了自己一生已别无选择。
1983年，他掌握了汝瓷月白釉和葱绿釉；1987年，他恢复了汝瓷天青釉。汝瓷似青似蓝，以“天青色”为核心的釉色肌理更是极端复杂，难以模仿。再加上汝瓷细密开片上独具的“蟹爪纹”、“蝉翼纹”和底部芝麻大小的裹足支烧，更成就了其在中国陶瓷文明史上显要的地位。大规模的仿制使南宋官、钧、哥、定四大名瓷重回人间，但汝瓷终因不得其秘诀而未能成功。
朱文立自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自1989年开始，在汝州城内苦苦寻找汝官窑遗址，历经十余年艰辛，终于于1999年找到了文庙汝官窑遗址，并于2000年找到了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
北宋官窑玛瑙入釉，釉面呈独特青色，刻片纹近似汝官瓷，做工之精细与汝官瓷异曲同工，器物足部呈直、窄、矮状，带支钉的器物支钉痕如谷粒大小。
朱文立先生根据张公巷出土的北宋官瓷碎片，自2001年开始研制，历时5年，终于于2005年8月使张公巷北宋官瓷重回人间，继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填补了我国又一项空白。
对于汝瓷，朱文立说：“当我凝神看瓷的时候，瓷也在看我。这些年来，我不只是用窑火烧瓷，更是用心灵烧瓷。许多人没有深爱过任何东西便度过一生。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对汝瓷的信仰给了我无惧的勇气，给了我生命的飞扬，虽然其中掺杂着难言的无奈和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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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瓷天青釉呈色机理
汝瓷产品呈色的主要表现为黄色的釉料施在坯体上烧成后变成了各种青色：天青、粉青、卵青、豆青、灰青、虾青、月白等等。这种现象叫窑变，产生窑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主要取决于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窑内气氛、冷却速度四个方面。
汝瓷和所有青瓷一样呈色的主要原理是三价铁在还原过程中变成二价铁。三氧化二铁是黄色，变成亚铁硅酸盐就成了青色。在恰到好处的温度、气氛条件下，同样厚的釉层、釉色的深浅决定于铁含量的多少。但过多则变成黑色，当然其它辅助原料和其它化学成份对釉色的影响也是有的，所以要有合理的配方。
有了合理的釉料配方，如果烧成温度太低，釉料不能很好熔融，含铁矿物未能充分溶解在釉玻琍中，釉层高度失透，釉面光泽差，釉色则难以呈现出来。
汝窑的烧成温度一般控制在1150—1200°C之间较为合适。在适当的温度条件下釉料得以熔融，釉料中的含铁矿物质得以溶于玻琍体中，在合理的气氛条件下，三氧化二铁可以充分还原，生成二价铁的发色团，这时釉层透明度也比较清晰，美丽的天青色就呈现出来了。如果过烧，釉色发紫，釉面青色不正，造成釉面玻琍质强、流釉等现象。
窑炉里的气氛是指窑炉内的一氧化碳含量。为使窑炉产生一氧化碳，煤烧窑用加厚煤层，增加添煤次数等办法，液化气或油烧窑则控制窑炉进空气量使之碳元素不能充分燃烧而产生一氧化碳，一般烧成进入还原阶段，要求窑内一氧化碳含量在1—8%之间，氧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
合理的烧成制度是釉料呈色的重要关键，一般汝瓷的烧成要有四个阶段：一、氧化阶段，主要作用是排除坯体水分，使坯体中的有机物和碳素充分燃烧。二、还原阶段，此阶段釉料一方面熔融，一方面进行铁还原。三、成瓷阶段，此阶段釉料基本熔化，釉子发亮，这时窑要呈弱还原气氛，如果气氛仍然很重则使釉色灰青，更重者产品烟熏发黑。如果此阶段全是氧化气氛，产品则重新氧化，二价铁又转化为三价铁，产品发黄。四、冷却阶段，汝瓷美丽的天青色和温润如玉的质感与冷却速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产品在窑炉内成瓷后应在保温的状态下缓慢冷却，使釉料有一个很好的析晶过程，否则釉色不会变青，釉面玉石感也会受到影响。
烧窑过程中一般要做几个火照放在窑门口，烧窑工定时取出一个作为参考，当最后一个火照挑出后，急速冷却，观察火照釉面光滑了，也就是说产品烧成，就可以止火了，可是这个火照不是天青色，而是豆青色。窑炉内的产品在慢冷却后取出时才是天青色，这说明冷却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汝珍瓷器天青釉洗的艺术特点
汝瓷天青釉洗是汝瓷洗为传世品中常见器，宝丰清凉寺窑址发掘出土的同类器也较多，基本适应了当时皇宫和文人墨客的大量需求。
形制大体有两种，一种直口弧壁，深腹平底，器表施满天青釉，釉面匀净滋润，布满冰裂纹开片，外底部有五个很小的支钉痕，露出香灰胎色，明张应文《清秘藏》中称之为"芝麻花细小挣钉"最适当不过。该洗高4.6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12厘米，1989年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另一种敞口斜壁，下有外撇的矮圈足，香灰胎，香灰胎，满施天青釉，釉面布满冰裂纹开片，裹足支烧，圈足内有3个细小支钉痕，1989年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较完整的共两件，分别高3.3厘米、3.5厘米，口径12.5厘米、13.2厘米，底径8.8厘米、9厘米。造型规整古朴，堪与传世的同类器相媲美。
汝瓷小口细颈瓶 盖顶隆起，中心处凸起一形握手周沿微翘起，再下有一小圈足形成了口与器物的吻合。造型规整，制作精细，工艺讲究，开片密布，器表施以豆青色釉，釉层匀净。釉面光亮莹润、青翠欲滴，光亮照人。也是传世品中没有见到的，1987年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盖外径14.2厘米，子口径11厘米，高4.6厘米。虽仅有器盖，但完整无损，釉面光亮如玉，开片尤如鱼鳞。虽系豆青，但滋润纯正，惹人喜爱，实属一件难得的大成功杰作。
原始社会的陶窑和陶器烧制（约60万年前~4000年前）
我国的陶器究竟始于何时？还难以定其上限时期，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还会不断有新的认识。根据距今约8000年前在河南新乡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出土的陶器可知，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已能利用可塑性粘土，将其加水调合，手捏成坯体，干烧后再用火烧成陶器。至于是否用窑烧成，迄今无发掘资料实证，但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瓦族保留的原始制陶方法启示，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采用柴草就地篝火烧陶，此种烧陶方法现统称为"无窑烧陶"。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期间，始发现用泥土筑堆的简易穴式窑，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如图1和图2所示[8]。
从图1可以看出，半坡仰韶文化的窑型分横穴和竖穴两种。这两种窑的结构简单，都是就地用泥挖掘而成，窑室较小，略呈圆形，直径约1m.。烧时都是在窑底以柴草为燃料，火焰由窑室四周火道进入，无烟囱，温度分布比较均匀。由于窑内热损失较无窑烧陶要小得多，故烧成温度亦较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的红陶稍高（约1000℃左右）。从热工观点分析，尽管窑型结构还较原始，但有了窑以后，不仅热损失小，而且当燃料燃烧时，进入窑内的火力比较集中，温度易于升高，坯体易于烧结，有利于提高陶器质量。故从无窑到有窑烧陶在技术方面是一大突破。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基本上都改用竖穴窑烧制陶器，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图2）。窑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位于火膛之上，火膛较深，位于窑底的火道分三股主火道，两侧的主火道还有支火道，火道上还分布有25个火孔。窑室呈圆形，直径约1m。当燃烧时，由于火膛较深，一次空气供应充足，使柴、草等燃料得以充分燃烧，火焰很均匀地从窑底的火道再进入窑室，使窑内的温度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窑壁上部往里收缩，窑室结构有利于窑内温度的提高（一般为900~1050℃），这对保持窑内温度的均匀以及减小窑内各部温差是有利的，也说明这种竖穴窑较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横穴窑又前进了一步。
龙山文化的后期，由于烧陶技术不断改进，竖穴窑采用更加普遍，如河南陕县三里桥窑（图3），虽也属穴窑，但在结构上又有新的改进，较庙底沟窑更趋合理，它不仅加大了窑室容积，增设了四条间隔均匀的火道，而且燃烧室（火膛）也设在距离窑室较近的前面，这样对于燃料的充分燃烧，窑室温度的提高和温度的均匀分布更为有利，因此这种窑型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后期。据资料分析[4]，烧成温度可达950~1050℃，窑内气氛也便于控制，故对龙山文化晚期制陶技术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演变为馒头窑、倒焰窑的设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雨过天青汝官瓷
现今世上汝窑瓷器仅存60余件，收藏在我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上海、台北的博物馆内，少量流去英国、日本，成了举世公认的稀世珍宝。附图中汝窑天青八卦鼎为泰康路陶瓷卖场藏品。汝官窑的具体窑址也长年不得而知，直到1986年才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发现。正因为秘传罕见，后代谈及宋代名瓷总是首推汝窑瓷。
汝官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以名贵玛瑙入釉，色泽独特，随光变幻。观其釉色，如雨过天青，温润古朴；拂其釉面，平滑细腻，如抚美玉。器表呈蝉翼纹般细小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在光照下时隐时现，似晨星闪烁。满釉支烧，支痕最少的是3个，多的为9个，支痕点很小，明代张应文在《清秘藏》中称之为“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痕处均露香灰胎色。形成了“青如天，白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汝瓷独特品色。
雨过天青般的宋代汝官瓷，古朴、典雅、凝静、大气，象征纯洁、安祥、富贵，为后代瓷窑竞相仿制。仿汝瓷是一种天蓝釉色中显鱼子纹小开片的产品，胎、釉都极细腻，色泽淡雅柔和，令人观赏不已。如天青八卦鼎，仿汝工艺精良，似有真品之神韵，让人浏览宋瓷艺术文化之风采。
几千年前“国宝级”原始瓷器
瓷器，也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象大使，蜚声海内外。1953年新郑二里岗商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尊和1954年市人民公园附近商代墓葬中发掘的青釉瓷尊，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至3600年前的商代，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
3600年前，新郑有“国宝级”原始瓷尊
发掘于望京楼二里岗遗址的原始瓷尊器身饰方格纹，上施青色薄釉。“此瓷尊较之于后来成熟的瓷器，虽带有不少原始的色彩，但已基本具备瓷器的特征，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瓷器，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阎铁成介绍道。
出土于人民公园的青釉瓷尊通体施稀薄的淡黄釉，并留有釉滴。瓷尊质地细腻坚硬，吸水性弱，叩之有清脆的金石声。据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主任张建民介绍，郑州出土了2件青釉瓷尊，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一件藏于郑州市博物馆，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瓷器之一。青釉瓷尊的出土，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足见郑州瓷器制造源远流长，这是郑州先民的又一伟大贡献。
最早的瓷器——原始瓷尊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唱红了大江南北，也唤起了国人对青花瓷的记忆。
众所周知，青花瓷始于唐代，元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事实上，2008年在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西4公里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青花塔形罐，细腻的白瓷身上绘着淡雅的青花图案，神秘昭示着青花瓷最早发源于郑州。
出土的两件青花罐形状相同，分别由盖、罐、底座三部分组成。白瓷胎制的罐身上零星点缀着卷草纹、牡丹和“曲棍球”图案，均为一笔点画，笔触流畅。其中尤以“曲棍球”最为惟妙惟肖，图案中的人物叉腿而立，右腿微曲，左手扬起弯形球杆，一小圆球正位于球杆的下方，好像在打着唐代最流行的“步打球”似的。
“此文物很可能是唐代王室贵族的陪葬品，至于生前此罐有何用，如今空空如也的罐身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了。”张建民饶有兴趣地说道，“不过，如此完整的青花瓷首现于郑州，填补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长期以来未发现完整唐青花的缺憾。”目前此国宝级文物收藏于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不用于公开展出。
出土于郑州的唐青花，开启了瓷器点墨着色的一页，郑州先民用青色的牡丹，画出了中国陶瓷的千年璀璨。
国之大器——唐青花
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传统瓷器的助剂釉中含有铅等有害物质。为了能制造绿色环保的瓷器，当代郑州人也不断在瓷器制造上开拓创新，郑州大学的阎立夫教授经过10年的研究，上万次的实验，终于在1320°C的高温下，研究出一种造型美、釉色美、纹路美的新瓷种，被陶瓷界命名为我国“第六大名瓷”——郑商瓷。
“郑商瓷”，借商代“青商瓷”的谐音，取“郑州”、“商都”、“瓷之精粹”首字为名。郑商瓷瓷土全部取自郑州辖区，创造性地选择以绿色为主基调(传统钧瓷釉色以“红为贵、紫为最”)，与金色纹路形成完美搭配，既彰显高贵典雅、明丽祥和的气质，又突出环保、和谐的时代理念。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吉祥平安的美好祝愿。《人民日报》曾报道说，这是“陶瓷烧造史上的里程碑”。郑商瓷的问世，既是对郑州古老瓷器制造文化的继承，又是在新时代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完美诠释了“郑州制造”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从最早的青釉瓷尊到最早的青花，“郑州制造”翻开了瓷器制造点色着墨的一页，从传统钧瓷到郑商瓷，“郑州制造”谱写了瓷器制造绚丽多彩的篇章。从问世到发展成熟，再到创新，古老的制瓷技术在郑州大地上生根发芽，如今，创新精神已经深深地烙入城市骨髓，成为历史传承的名片，并将随着时间凿刻得更加深沉。
考古发现中国在千年前已生产青白瓷
安徽繁昌近日发掘的一座保存完整的古代瓷窑，经专家考证认定为我国最早烧造青白瓷的窑址之一。这一发现使我国青白瓷烧造技艺的产生年代由宋代推至千年前的五代时期。
这次发掘由安徽文物考古所、中国科技大学和繁昌县联合进行。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北宋龙窑窑址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出土大批瓷器标本及窑具，其中有数百件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青白瓷器物。
我国以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瓷器依瓷料中含铁量不同而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等类别，北方多产白瓷，南方多产青瓷，中部地区则产青白瓷。瓷器既可作器皿盛放物品，也可仅作装饰之用,它以漂亮的外观和实用的价值受到各国人们的喜爱，许多收藏家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自豪。
繁昌瓷窑地处我国中部，出土的瓷器标本釉色以青白为主，有的较白，有的偏青，是典型的青白瓷。专家称,窑旁堆积下层出土的瓷器标本具有五代特征，其同类器物曾出土于南唐二陵，表明繁昌窑在五代已烧造青白瓷。
这些瓷器器型有执壶、罐、炉、粉盒、碗等，其中瓜棱壶、葵口碗等造型精美，釉水滋润。还出土有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匣钵分为漏斗状和筒状两种，以漏斗状为主。从窑旁的大量废弃堆积观察，其中绝大部分为匣钵碎片，瓷片很少，表明该窑成品率较高。
据文献记载，晚唐五代时期，我国南方有宣州窑，五代时为南唐国的官窑，繁昌古属宣州，系南唐国所辖。此次发掘证明繁昌窑曾为南唐宫廷生产贡瓷，其中一些产品可能曾销往海外。
6000年前打水瓶为何做成尖底？
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博物馆门前有一尊耐人寻味的雕塑， 塑造的是6000年前一位少女在浐河之滨汲水。她用什么汲水呢？就是形如下图所示的尖底瓶。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最匪夷所思的就是这种小口、鼓腹、尖底的器物，考古学家将之命名为“尖底瓶”。这是一种透着无奈和智慧之举，因为时至今日，这种尖底双耳红陶瓶的用途是什么、古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制造成尖形、这种瓶形的陶器装满水后又该如何放置，都还是个未解之谜。
陶瓷：高古陶
为何做成尖底仍是个谜？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浐河东岸半坡村北，是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距今已有6000多年，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先后对西安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文物资料。在遗址出土的上千件陶器中，有200多个形状奇特、具有流线型瓶体的小口尖底瓶格外引人注目。此陶瓶为直口、鼓腹、尖底，瓶身表面饰有粗糙的横篮纹，大部分是细泥红陶，也有个别夹砂陶瓶。此后，在关中至鲁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多次发掘出与半坡早期相同的尖底瓶，甚至在一些较晚的文化类型中也发现有尖底瓶的残片。“可以说，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基本器形， 在仰韶文化中普遍存在。不但数量多，而且形态变化规律性强，时代特征十分明显，一般研究仰韶文化都要由此入手。”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张礼智告诉记者。
1921年10月23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的足迹，于是这种以磨制石器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为“仰韶文化”。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尖底瓶在当时是古人用来盛水的用具。”张礼智说，“尖底瓶的双耳系绳装满水后提起来用。”但是，据记者了解，半坡遗址中并未发现有汲水的水井，6000年前的半坡人生活在浐河旁边，平坦的河床似乎也不需要用绳吊瓶去汲水。至于为什么做成尖底这种不便安放的形状，“这依然是个谜。” 张礼智说。
可以自动汲水？
这一谜团引得众位专家对此进行研究，其中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物理学家。物理学专家甚至认为其设计符合“力学重心原理”，即尖底瓶本身能“自动汲水”，待水装满后，瓶身能自动垂立。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可以推测，早在6000年前的先民们就已经有了力学知识的萌芽。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我们认为，生活于6000多年前的半坡人是不可能在掌握了重心原理之后再来制造尖底瓶的。”一直致力于尖底瓶研究的孙霄(现任中英街博物馆馆长)告诉记者，“他们制作的陶瓶只是对自然界生物外形的一种模仿。根据其外形特征以及当时的生产活动，这种颇似鱼形的流线型瓶体可能是人们在捕鱼活动中经过细致观察而得到的一种启示。”
众所周知，6000年前古人的思维还只能停留在简单的感性认识之上，而且受当时生产力的限制，想要那时的人制造出个个重心均衡的陶器，是有很大难度的。如果半坡人在实践中很早就知道利用重心的科学原理，那么他们制作的尖底瓶即使不是个个符合“力学重心原理”，也应该是大部分符合。
“但是，通过半坡博物馆工作人员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原始人制作的尖底瓶在静止的水中汲水时，由于陶瓶重心偏移而不能进水较多，且有倾翻的可能。在急流的河水中汲水时，则因其流线型瓶体及陶瓶重心偏上的影响而灌不进水。那么，所谓的尖底瓶在水中‘自动直立’‘恢复平衡状态’等，显然不切实际。也就是说，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大部分不能自动汲水，至于个别陶瓶的重心做得比较合适，那也只是一种巧合罢了，没有普遍意义。”孙霄说。
“况且，半坡人制作尖底瓶，采用的是泥条盘筑法，双耳是后捏塑成型的。这种手工制造陶器的方法是有很多局限性的：首先，它不能保证瓶身四壁均匀，四壁不均匀，重心就不在中轴线上。其次，手工捏塑双耳也保证不了双耳分布的对称，如果双耳不对称，就会使陶器重心偏离一方。双耳位置如果偏下，那么陶瓶就会倾翻。”西安半坡博物馆宣教部主任王丽娜说。
尖底双耳红陶瓶
一种背水器？
既然尖底瓶不能自动汲水，而它作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又大量存在，那么，生活在6000多年前的古人制造这种陶器又有何用呢？它为古人的日常生活又能提供哪些帮助呢？“我们推测当时的原始人运用这种陶瓶汲水是不用双耳的，他们直接用手握住瓶颈将水灌满，然后用绳套在双耳后背在肩膀上。”孙霄说，“从古人制造物品时的实用主义考虑，我们认为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很可能是原始人使用的一种背水器。”
据了解，将灌满水后的陶瓶背在肩膀上十分合适，陶瓶紧贴着背水者的腰部，身体阻挡住了陶瓶倾翻的危险，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原始人早期制造出的尖底瓶并非一无是处。小口，水不易洒出，便于运水。鼓腹，可以多储水。尖底，可分散水对瓶底的压力。双耳的作用不仅在于背水，并且在倒水的时候更显其优越，由于双耳在中部或偏下的位置，倒水时，只需一手提绳，一手将瓶底轻轻一扳，水即流出，十分省力。而且，“用尖底瓶作为背水器也有许多优点。其一，可以将水灌得较满而不至于倾翻。不仅可以单肩背，也可以双肩背，甚至可以同时背几个小型尖底瓶。其二，用肩背水十分省力，不论男女老少均可从事。其三，不仅能背小尖底瓶，也可以背较大的尖底瓶。带有双耳的大尖底瓶用于汲水是不行的，双耳承受不了那么大的重量。但用于背水却是可以的。”孙霄说。这也很可能是原始人利用重心原理节省劳力的妙用之所在。
尽管对于半坡人到底是受何启发创造出这种器形，今天已不得而知，但尖底瓶的发明，无疑是半坡人经过长期劳动实践而获得的一种经验，体现了半坡人在制造生活用具方面的非凡创造才能。
580年前的景德镇御窑瓷器碎片“复原”陶瓷传奇
５８０年前，它们是景德镇御窑烧造的瓷器残次品，才出窑炉即被打碎深埋；今天，它们是古器物专家眼中的珍宝，讲述着皇家传世精品的过往。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的眼里，这个每天接待上千名参观者的明代御窑瓷器展是一个“迟到的展览”，为世人了解中国瓷器制造历史高峰期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虽说中国仍有大量明、清时期御窑瓷器被保存下来，但这些传世品还是无法反映当时御窑厂生产的真实情况。如果能将拼对、修复的上千件整器与传世品进行比对研究，将更有助于人们一窥明代御器厂烧造瓷器品种的全貌、探究明代宫廷用瓷生产的管理体系。”他说。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现场，人们看到１６０件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修复残品与１３７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家传世瓷器同台亮相，一目了然就可看出当年御窑瓷器挑选的标准。那些被打掉的次品，或者变了形，或者釉色、彩色发黑。据说出土的成化御窑瓷器中还有个别图案画错了，比如一条龙的一足画了６个爪。
已经第二次参观展览的吴先生是一个古玩店老板。他说：“这个对比展很有价值，不仅帮我提高了鉴赏瓷器的眼力，而且更直观地展现了一些瓷器研究的关键问题，比如说，让我清楚知道了什么样的釉色、彩色才算纯正。这个展览以新颖的形式为人们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
１９８４年从学院工程系毕业后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吕成龙认为，景德镇出土瓷器残片之所以很受业内关注，是因为它回答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代御器厂最早设立时间的疑问、解决了明代御窑瓷器款识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量传世明代御窑瓷器形成相互印证，弥补了传世明代御窑瓷器中的欠缺。
因为瓷器易碎，再加上战争、改朝换代，自然灾害和日常使用损耗等原因，很多东西并没有流传到今天。吕成龙指出，如果不对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古人还烧造这些瓷器。这批残次品的发现对人们了解御窑厂的烧造品种、生产格局和产量至关重要。
以一个永乐甜白釉大花瓶为例，他说，如果不发掘出土这件大花瓶，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永乐时期的御窑厂还烧造如此高大的器皿。
此次展览中有１０多种器物呈现了明初伊斯兰文化东渐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比如３件永乐年间的八方烛台就是模仿伊斯兰风格的黄铜嵌金、银制品烧造而成，另两件用于装水的青花如意耳扁壶，也是永乐时期对同样造型的伊斯兰嵌金、银壶造型的模仿。
“从瓷器的仿烧情况来看，造型最难模仿，这些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产生的新器形。”吕成龙说。
古陶瓷学者们认为中国陶瓷烧造能在明初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需要用瓷器作礼品赠送给所到国家的国王，另外也因为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皇帝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来自黑龙江的袁晓梅看到对比展后，为古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染。她说：“其实这些带有裂痕的瓷器，在我看来工艺也挺精湛，但是古人却把它毁掉了，没想到古人对工艺的要求这么严苛。这可能就是中国瓷器工艺精湛、影响力大的原因之一吧。”
展览期间，荷兰代尔夫特博物馆馆长帕德里克·冯·米尔一行曾登门拜访过吕成龙，谈到他们计划在荷兰瓷都代尔夫特举办一个类似的展览，希望得到故宫博物院支持。
１５８７年以来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在中国设立贸易机构，驾驶大型帆船利用季风来中国采购瓷器。荷兰代尔夫特的瓷器烧造也是从模仿中国瓷器开始，并且代尔夫特瓷厂也曾为荷兰皇家烧造瓷器。
吕成龙认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陶瓷是最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烧造连续性好、从未间断过。在故宫博物院２５大类藏品中，陶瓷器约３６万件，所占比例最大。另外，陶瓷器耐腐蚀、不怕火烧，无论是完整器还是破片，即使在地下埋上几百年、上千年，发掘出土或打捞出水后仍崭新如初。所以陶瓷器特别受到文物藏家和文物研究者的钟爱。
“在中国，没有一种物质文化像陶瓷这样影响广泛、产量大。要了解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陶瓷堪称一个很好的窗口。”吕成龙说。
记者了解到，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数量达数十吨之多，涉及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经抢救发掘，目前已黏合复原出１４００多件。同时期的传世藏品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暂存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手中也有数量可观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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