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嘉庆年瓷器。
中国被誉为瓷之国，这一发明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丰富的艺术享受和极大的生活便利，英语国度的同胞们灵机一动，索性用“瓷器”当成了中国的名字——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常识。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瓷器是怎样走遍世界的呢？近日，一场名为“大元帆影”的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展在浙江展览馆武林馆区拉开帷幕，600多年前的元代，中国瓷器跨越茫茫太平洋，开展着繁忙又井然有序的瓷器外销贸易。我国成熟的制瓷技艺对周边诸国影响深远，越窑青瓷、龙泉青瓷等是当时广受欢迎的外销名瓷。从水路出发的运输路径，是我国古代瓷器外销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水路可分为东南亚和西亚、东非两路。
百花尊 邹艳常釉下五彩工笔汾水满花工艺作品 百花齐放
绵长的海岸线，给我国的海外贸易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唐代起，朝廷相继在广州、明州（即宁波）、泉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其中明州是对日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唐代商人李隣德在公元八四二年（唐会昌二年）冒风浪之险由明州启航驶往日本，这是我国民间对日本贸易的最早记载。从那以后，年年增多。公元947年，吴越王钱佐委托商人蒋衮把一批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土特产和信件带往日本送给有关官员。公元954年，钱弘俶委派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国，致书并馈赠礼物给日本政府。
宋代，中国瓷器大量地运销到国外。到了南宋，由于疆土日蹙，朝廷财政困难，国外贸易已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甚至还远销到了东非沿岸国家。
此次展出的龙泉青瓷，恰好处于中国对日贸易的繁盛期，据船上的资料记载，这艘不幸沉没于高丽新安（新韩国新安）商船的目的地正是日本，购买者则是日本的寺庙。茫茫大海葬送了原本可以满载而归的商人们，将精美的瓷器埋葬在了历史的风尘中，幸好现代的勘测技术挽救了这批历史文物，让它们穿越时空，在时隔600多年之后，重新焕发了光彩。
福建泉州是宋元时期瓷器外销不可忽视的重要港口。宋元时期以泉州为出发点的海上贸易通道，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路线。
第一条，东向航线。从福建泉州出发，途径台湾，作为消费点和中转站，折向日本、菲律宾等地。第二条，北向航线，同样从泉州港出发，行进至明州一带，短暂停留后，继续东北航线驶向日本诸岛。第三条，南向航线，这是最远也最为复杂的路线。由泉州出发，向南航行，有的船只或选择在广州稍作停留，然后出发至菲律宾、越南，继续航行至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各地港口。再经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南部港口或直接向西航行，经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城市，继而分散到非洲、中东等地。
埃及发现了不少中国陶瓷碎片，尤其是开罗近郊的福斯塔特遗址，大量的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元代青花瓷，长沙窑青瓷等碎片共达一万余片被陆续发现。
不仅仅是周边亚非两洲国家，当时中国瓷器已然远销欧洲，昂贵的价格使之成为奢侈品，尤其是艺术品类陶瓷，仅在贵族官僚家使用。那么，这些瓷器又是怎样运达遥远的欧洲呢？
唐、宋时，中国瓷器的欧洲贸易主要操纵在阿拉伯人手里。通过波斯、埃及等国流传至欧洲的瓷器，因路程遥远、数量稀少而身价百倍，被当成无价之宝收藏起来，有的还用金银镶嵌，这期间留下了不少关于各国王公贵族们热爱中国瓷器的传说故事。
直到热衷于航海的葡萄牙人率先开始和中国打交道，瓷器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这时是公元16世纪初期。此后，随着明清时代和欧洲诸国的交 流逐步推进，强大的利润使得各国直接建立公司与中国展开瓷器贸易。就像现在欧美诸国的时尚风行一样，当时的中国瓷器带动了一股“中国风”，外销瓷热潮来临了。
随着瓷器的外销，我国的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不少国家试图学习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制造本国的瓷器。在这一方面，朝鲜是步调最快的，他们于公元918年在康津设窑，开始烧造瓷器。以中国越窑青瓷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了富有高丽特色的青瓷。而日本则在奈良时代（公元八至九世纪）引进我国的烧窑技术，烧出了质量很高的“奈良三彩”釉陶。埃及人大约在法特米王朝（公元969至1171年）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并取得成就。15世纪，阿拉伯人把制瓷方法传到意大利，为欧洲制瓷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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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百年前瑞典人的中国厨房
200多年前，西欧的瑞典人最昂贵时尚的厨房是什么样的？记者在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海贸遗珍》上找到了答案：用中国的青花瓷装点厨房最为流行，厨房里的盘、碗、杯、烛台、罐，还有咖啡壶、茶壶、汤盆、盐罐等皆是清一色的中国青花瓷。在瑞典人眼中，它们代表了优雅和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
青花瓷是在素胎上用钴蓝料绘后，施透明釉，用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的釉下彩瓷器。素雅瑰丽，光洁细密，不仅国人喜爱，外国人也视之为珍宝。
这些中国的青花瓷从何而来？中国广州。远在唐宋，广州的对外贸易就十分活跃。到了1757年，清乾隆皇帝下令，关闭除广州之外的其它所有口岸，“一口通商”时代的广州外贸进入全盛时期。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市舶体制，使广州成为外销瓷器的重要港口。全国各大窑口的瓷器大批聚集于此，远销海外。
那时候，瑞典东印度公司有一艘著名的远洋货轮——哥德堡号，从1739年到1745年间曾三次来到广州，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不断地运回瑞典。自明末清初开始，欧洲刮起了中国青花瓷旋风。哥德堡号最后一次远航广州，在返回途中触碓沉没。后被证实，在这艘巨轮所载的100吨瓷器中，四分之三是中国青花瓷。由此可见瑞典人对青花瓷的狂热。
在欧洲，中国青花瓷不仅利润诱人，且市场空间很大。一时欧洲本地冒出不少“山寨品”，然而中国青花瓷的烧制技艺是那个时代绝对的“顶尖科技”，岂是容易“山寨”的？欧洲的能工巧匠们前赴后继忙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做出了很“很中国”的欧洲青花瓷。“山寨”中国瓷直接推动了欧洲制瓷业的升级，后来，英国韦奇伍德、德国道森都成了欧洲新兴的制瓷中心。到了这时候， “本土化”的青花瓷的才走入欧洲的寻常百姓家。
在《海贸遗珍》展，品味这些曾经外销的青花瓷珍品，犹如穿行在一道奇异的艺术长廊中。看看这件清康熙年间的青花山水人物纹杯托。壶上绘着尘顶的西式阁楼，却配以中式的小桥流水。有意思的是茶壶盖上的纽却是欧洲常见的草莓形，把手也是装饰感很强的西式造型。东方神韵和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自然地融汇一体，是所有外销青花瓷最迷人的地方。
据说，当时的广州商人接到西欧的订单后，造价最昂贵的请景德镇的工匠烧制，更多的是将景德镇烧制的白瓷运送到广州，广州的工匠按照外商提供的图案，绘制后，重新烧制。完全实现了产销对路。
今天，站在这些素雅瑰丽的青花瓷面前，不能不惊叹广州人的开放心态和商业眼光。要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前提一定是了解世界。
世界的硬通货是中国瓷器
中国几千年来在世界上扬名的，正是中国的瓷器，英语"china"的本意就是瓷器。远在几百年前，中国瓷器就是欧美和阿拉伯国家皇室竞相购买的贵重艺术品。
现在，中国书画已经创出了近4.5亿的天价，这一纪录还有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攀升。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山水人物书画在中国人心目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但在世界上的地位却十分可怜，基本没有赢得一席之地。
而中国瓷器得到了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青睐、认同。从这个意义上看，巴比收藏认为，中国瓷器就是世界的硬通货！
这些年来，中国的瓷器也拍出了四五千万的高价，更有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拍出了上亿的价格。但巴比收藏认为，这还仅仅是中国瓷器的低谷。想一想，中国一幅画在国内就能拍出近4.5亿，作为全世界认同的收藏硬通货，中国瓷器在世界上能不创造出让所有人震撼的价格来吗？
巴比收藏提醒，买艺术品一定要买真品，买精品，买能升值的好艺术品，只有精品才能大幅升值。
唐瓷将瓷器史推前几百年
最近，位于大学路与文昌路交会路口东北侧的原邗江县政府考古发掘现场，已出现不少唐宋瓷片及疑似唐代“黄泥墩”的遗迹。近日，扬州唐城遗址文物保管所、唐城遗址博物馆建馆30周年，在此间举行的报告会上，中国社科院和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认为，扬州唐代遗址、文物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唐城青花瓷的发现，将中国瓷器历史推前几百年。
在扬师院里挖出唐城
扬州文物局副局长顾风介绍，扬州考古工作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在扬州考察古代城址，写出了《唐宋扬州城的研究》。
江苏省原考古学会理事长，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研究员，著名六朝、隋唐考古专家罗宗真，于上世纪70年代主持了扬州唐城考古工作。报告会上，罗宗真回忆说，原扬州师范学院在一项工程的建设中发现了文物，哪知就此揭开了唐代扬州的神秘面纱，“没有想到地下埋藏这么丰富。”直至1978年，考古实物史料证明并充实了唐代扬州的记载。
唐代扬州经济超首都
罗宗真介绍，当时发现唐代扬州城市范围的线索后，再通过蜀冈上的文化层堆积，考古队员对唐代扬州城的范围、格局有了了解。其次，在现在的汶河路一条线上，还发现了古河道、古桥梁和船舶，这与文献记载相符。特别是桥的遗迹有7米宽、30米长，桥下有护桩，桥下结构清晰。罗宗真称，这座桥的规模这么大，当时就有人猜想，这座桥是不是二十四桥之一呢？此外，桥旁边还有两条用于运输的船，虽然毁坏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轮廓。
那3年里，原扬州师范学院和江苏农学院还发现了唐代手工业的作坊遗址、手工艺成品和半成品、炉灶和冶炼金属渣等，可见唐代扬州手工业非常发达。考古中还发现了大量用动物的骨头、蚌壳雕刻的手工艺品，制作非常精细，且史料无记载。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唐代扬州手工业已成为支柱产业，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考古实物材料证实扬州当时非常繁荣，经济地位甚至超过当时的首都。
瓷器史推前了几百年
最近，考古队在原邗江县政府工地发现不少瓷片。罗宗真回忆，当时在12个探方里出土了15万片瓷片，几乎全国各个窑口的瓷器都有，还有很多新品种，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文献也无记载。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唐三彩双鱼瓶，非常精美，是国家一级文物。
罗宗真认为，考古工地上挖出了全国各地的瓷器，可见当时这些瓷器不仅是为了满足地方官员和人民的生活需要，更是为了商业需要。
罗宗真感叹：“扬州唐代青花瓷的发现，也将中国瓷器的历史向前推了几百年。”此前，人们一直认为瓷器最早出现于宋代。当第一片唐代青花瓷片出现时，大家都觉得好奇。后来随着大量甚至完整瓷器的发现，人们开始怀疑了。经过化学分析、测定，最终证实这些瓷器是唐代的。罗宗真提出，扬州的底层里有这么多瓷片，值得好好研究瓷器的发展史。
此外，原师范学院还发现了佛教寺庙的遗迹，寺庙结构与现在的大明寺和日本的奈良寺布局非常相像。鉴真东渡日本，可见扬州佛教寺庙在国外影响之大。
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市文化局联合组成扬州唐城考古队，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专家蒋忠义作为实际主持人。他在扬州工作十几年，已把挖掘成果写成了书，2010年7月将面世。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唐城扬州城市建筑分布已基本清楚，城门也已找到，现在面临的是挖掘唐城遗址全部内涵的问题。
中国瓷器是怎样被西方超越的
1683年，刚刚收复台湾的康熙皇帝宣布开放海禁，对日本、东南亚、中亚、东欧等地陶瓷业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中国瓷业领先世界上千年，几项核心优势令竞争者望尘兴叹。当然，中国工匠的技艺与创造精神也是一个重要的加分因素，他们设计的造型、图案常被中亚匠人们抄走，并传向西方，只是抄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变形。
比如龙，中亚匠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它添上了翅膀，并与格里芬（中亚传说中的怪兽）嫁接，故有了狮尾和硕大的肚子，这种改造过的龙在西方一度颇受欢迎，但随着“十字军东征”，它变成了恶的象征，从此被污名化。
再比如中国人常见的花鸟，其中往往含有寓意，比如：鸳鸯象征夫妻和美，松鹤象征长寿，大雁象征婚姻，猫捕蝴蝶隐喻“耄耋”……但这些很难被不同文化的匠人所了解，故仿品常常是有猫无蝶，或是单只鸳鸯，而与牡丹为伴的也不再是锦鸡，而是变成了夜莺，西方购买者不明就里，误认为中国人更喜欢“自然主义”和“写实”。
明代时，西方商船开始携带纹样来中国定制瓷器，其中也闹出许多误会。比如一位英国客户要求在定制的餐具中烧制上自己家族的徽章，并在图纸中用拉丁文特别标注了徽章各部分的具体解释，可中国工匠不懂拉丁文，以为这也是图案的组成部分，便忠实地烧在了成品上。这还不是笑话的全部，这些瓷器流入中亚后，当地匠人以为是新的时髦图样，结果又做出了仿品，只是拉丁文被创造性地改成蕾丝花边。
幸亏明清易代，中亚陶瓷匠人们终于喘了一口气，连日本瓷器、东南亚瓷器都得到追捧，德国、匈牙利等地的匠人们也趁机大发其财，虽然从外表看，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很像中国瓷，甚至还能模仿青花瓷，但由于烧制温度不够，一经水洗，立刻掉色。正因为如此，中国瓷器回归国际市场不久，便迅速夺回统治地位。
然而，随着英国纬致伍德等公司的崛起，中国瓷遇到了真正的对手，纬致伍德完全抄袭了景德镇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并将机械引入，使成本骤降，论质量，纬致伍德并无优势，但论创新，景德镇完败。通过创新，欧洲匠人找到了更好的控制窑温的方式，成品率大大提升，在器型、配方、图案等方面，景德镇的更新节奏显然太慢。
其实，景德镇匠人们历来不缺乏创新意识，青花瓷采用的就是来自中亚的钴料，后来又引入西方的珐琅彩，在器型与图案上，他们也不断在模仿中亚和欧洲的设计。
然而，在清朝皇帝眼中，景德镇不过是自己的日用品和礼品制作基地，为突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尊严，必须将所有尖端技术、优秀匠人集中起来，这样才能确保做出来的产品稀缺与珍贵。于是，行业中最优质的资源很少用来创新，而是用来为皇帝个人的审美趣味服务，就算有创造，也无法流向社会，皇家定制的东西必须留在宫中，多余的一律被打碎。在垄断思维的影响下，景德镇的创新冲动被抑制了。
更麻烦的是，虽然在3个世纪中，中国外销瓷年均超百万件，可在外贸收入中很少能超过10%，因整体市场化不充分，劳动力价格偏低，民间投资能力不足，只能选择薄利多销、快速回本的低端经营战略。景德镇匠人们辛苦一生，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为了烧瓷，景德镇周边地区的原生树木被砍伐殆尽，穷尽人力、物力，只为换取海外白银，而银价一跌，则半生血汗白白流失，这种发展模式又怎能长久持续？
关于瓷器的历史，可谓汗牛充栋，本书优点在作者对世界史特别熟悉，帮助读者从东西方互动的视角去理解中国瓷的辉煌与衰落。事实证明：技术优势再明显，也会有被超越的那一天，要长治久安，最终还是要靠市场与制度的力量。
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影响及广义读解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乾隆年间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碗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康熙年间五彩瑞兽纹瓜棱执壶 蔡子谔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大学文学院、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著有《视觉思维的主体空间》《毛泽东与美学》《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原动力的潜层开掘》《沙飞传》《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中国服饰美学史》等20余部学术专著。曾荣获第十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度国家优秀艺术图书奖，全国第五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以及河北省第三届、第五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奖，河北省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文艺振兴奖等多项国家和省政府奖；另有百余篇论文在《文艺研究》等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
中国艺术能影响世界吗？这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呢？倘说是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或许是更加贴切或允当的说法吧？我们认为，影响世界，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显然，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是一种狭义的读解。那么，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影响到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曰客观世界、主观世界，那便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读解了。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瓷器，在某些国家的某一时代，竟与人的生命等值，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便是一个至今尚存的历史见证。一般说来，那些与技术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中国艺术文化，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比那些较为单纯的中国艺术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往往都要来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易于触及并施加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即精神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了。“中国”在英语中之所以被称为“China”即瓷器，无疑是因为中国瓷器文化在世界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巨大影响，并得到了举世公认的缘故。
一、中国瓷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
17世纪后叶，中国曾向欧美出口大量的纹章瓷。纹章瓷通常指带有欧洲诸国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或曰纹章的，根据欧美市场的特殊需要而大批量特制的中国瓷器。绘制有这种特殊标志的瓷器，在欧洲具有广阔的市场。
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如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微博)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有些美国商人还要求订制绘有美国船舶、雄鹰等装饰和图案，以适应美国市场的需求。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另有约一万多件中国精美瓷器的宏富收藏，其中青花瓷器约三千件，现陈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创造者塞拉格利奥的大厨房里；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美丽的塔纳湖中，有一座马里岛，岛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10世纪时建立埃及的统治者特别喜爱收藏中国瓷器，特别是埃及国王萨拉丁。他闻名于欧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赫赫战功和辉煌政绩，还由于他在他所统治的地区内逐渐形成了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集散地或曰中转站。如此竟使一些欧洲人误认为埃及所转销的中国瓷器，是萨拉丁统治下的埃及特产，一度曾称中国瓷器为“萨拉丁”。
1574年，菲律宾各酋长为了向西班牙国王表示忠诚，赠送了“珍宝、黄金、丝绸、瓷器、大陶瓷及其他贵重的东西”。
欧洲的某些君主对中国青花瓷器迷恋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有关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瓷具制作的用色。如18世纪法国的一项法令规定，制造商只能制作特定的瓷具，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禁止使用任何其他颜色，特别是将瓷器涂上金色。土耳其国家博物馆(微博)收藏了我国宋代的青花瓷盘，每逢有国宾来访，总统接待贵宾时，才将这些瓷盘摆在接待室里，以示对国宾的敬意。
这些由世界各国的国王或总统等皇室贵胄或则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绘制的如国徽之类章纹的中国瓷器，或则收藏等等，无疑具有彰明较著的政治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二、中国瓷器曾在某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生命”等值
奥古斯特二世曾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而且对各国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菲律宾社会生活中，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瓷器还成为金银的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还可以用来作借贷的抵押品和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
1717年4月1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有18只选型各异、釉彩纷呈的大型花瓶，世称“近卫花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内。这是中国瓷器具有与人的“生命”等值的一个例证。
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若男人对妇女有非礼行为，则须用瓷器赔偿损失。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发生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器作为赔偿。一般是一条人命索赔一只瓷瓮。在这里，中国瓷器同样具有了“人的生命”一般的珍贵价值。中国瓷器还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在菲律宾人的婚礼生活中，瓷器也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新郎给新娘的聘金全部或部分是瓷器。在社会交往中，瓷器是一种珍贵礼品。在17、18世纪，拉美一些国家赋予中国瓷器货币的职能，向政府交纳税金时可用中国瓷器。中国瓷器是加里曼丹的土著居民家庭财产的标志，瓷瓮可以用做嫁女的妆奁，也可以充当罚款，还可以用以抵押借贷。总之，在加里曼丹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瓷器也多方面地具有了货币的职能。
唯其如此，使一些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种专门将一些贵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与中国瓷器所具有货币职能及其与贵金属等值的特殊价值属性，而被这些国家的民众格外珍视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国瓷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
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瓷器作为一种日用品，特别是作为饮食器皿，在欧亚非美四大洲传播，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常饮食、宫廷宴会具有了一种文明风范，甚至改变了一些民族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中国瓷器对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还没有出口到印度时，印度的一些地区的人们吃饭时十分简单，地上铺上一张芭蕉叶，再将食物放在叶子上，用手抓着吃，基本没有什么餐具。但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特别是中国瓷器不断从海上运来，使印度人改变了生活习俗，他们吃饭时也用起了桌子，在桌子上摆着用以盛食物的陶瓷器具。
从18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开始在欧洲有了极大的市场。有人统计，在18世纪的100年间，从中国输入到欧洲的瓷器达到了6000万件以上，有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青白瓷等。这种大规模的进口，真正改变了欧洲许多家庭的生活，过去的餐具一下子就被中国瓷器代替了。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日用品革命”浪潮，将法国所有贵金属银器熔化充作国用，以中国瓷器代替，对中国瓷器得以在民间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18世纪，欧洲成了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市场，中国瓷器源源不绝地进入欧洲、拉丁美洲。
中国瓷器成了欧洲千家万户民宅室内喜爱陈设的装饰品。如在荷兰，民居中的壁炉上、器物的托座上，就喜爱安放中国瓷器装饰点缀，舰艇的玻璃橱中，也摆放着中国瓷器。特别是饮茶习惯在英国等国成为时尚后，瓷器成为欧洲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各个阶层的家庭都普遍使用了中国瓷器。中国瓷器融入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中国瓷器丰富和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
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
中国瓷器大量输往世界各国，不仅给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物质文明，而且中国瓷器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意蕴，也渗透到了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文化之中，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艺术带来很大的影响。如在菲律宾民间故事中，把中国瓷器人格化、动物化，瓷器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一些非基督教地区，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瓮”、“会呻吟哭泣的陶瓮”等传说。中国瓷器在菲律宾人的文化生活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瓷器还被运用到各种宗教和民俗活动中。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往往用中国瓷器装饰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门道的拱腹等。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佛塔附近，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发现了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他认为，“这些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陶瓷都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
在非洲东部那些淳朴的居民心目中，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精美瓷器，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还逐渐具有某种宗教和精神寄托的内涵。在他们看来，这些瓷器常常象征着幸福、吉祥、如意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即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节期七天，祭拜活动由女巫主持，前六天杀牛祭瓮，用饭和酒饲瓮，全村人在女巫的率领下舞蹈念咒驱鬼；第七天晚上，狂欢一夜，节日方为告终。有些地方，瓷器还是坟场碑碣不可或缺的饰物。在肯尼亚和东非其他地区的沿海一带，有许多风格比较独特的坟墓，每座坟墓前大都有用高达数米的石柱制成的墓碑，墓碑的造型多种多样，有圆形的、四角形的，也有六角或八角形的。但是，无论形状差异有多大，每座墓碑上都镶有中国瓷器来作装饰，几乎无一例外，有的墓碑顶端还冠以一只中国的瓷罐。卡拉塔甘居民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身上；沙捞越米莱纳居民用大小瓷盘、瓷罐和器皿陪葬，其作用与中国陪葬的各种器物和俑颇为相类。沙捞越戴燕居民的墓有巨大的木柱，上面嵌有陶瓷碗；肯尼亚沿海各地，在五六米高的墓碑顶上安置着中国瓷瓶。墓碑上瓷器大多是青花瓷，基本上是15至17世纪中国景德镇等地的产品。瓷器上的花纹种类繁多，有花草、树木、水果、鱼虫、鸟兽麒麟，还有蔓草花和万宝图案等。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墓碑，已经成为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因当地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由此可见，中国瓷器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他们的民俗文化之中了。
中国瓷器在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地位。如菲律宾的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盘、瓷瓮等瓷器。在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盛装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在这种场合，谁要是拿不出进口的中国瓷器，便会受到轻视。缅甸和菲律宾人经常把精美的中国瓷器埋在地下，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取出来使用。印尼的一些地方用瓷碗作乐器。坦桑尼亚的阿拉伯苏丹王墓地，由于有四个中国明代青花碗镶嵌于碑上，已被当做坦桑尼亚珍贵文物备加呵护，文化部特派专人看管守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海外的崇隆地位和受到怎样的珍视。
一如前述，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置于中国明代瓷坛中永存——他给予了中国瓷器至高至尊的宠荣，中国瓷器也给予了辞世后的他最静谧、最舒适的一个“美穴”。
上述一切，都表明中国瓷器已极大地丰富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方方面面的精神生活。
五、中国瓷器影响世界的广义读解
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南宋初期，一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的木质船失事沉没于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被命名为“南海一号”。1987年，“南海一号”被发现，但因技术及资金问题而延迟研究。2007年12月21日，“南海一号”古沉船起吊。2011年4月，“南海一号”完成第二次试发掘。“南海一号”的发掘与研究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陶瓷史提供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图为考古队员正在对“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等文物进行分类。
综上所述，作为与技术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文化之一的中国瓷器，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政治文明的材料表明：政治的表现形式往往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而国徽、军徽和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代表一定阶级执政的国家、政党、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徽章或曰纹章，无疑是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的一种鲜明的标志和象征。按照国王如俄国彼得大帝和法国路易十四的旨意将俄国双鹰国徽和法国军徽等纹章图案绘制在中国瓷器上，本身便是一种政治行为。绘有国徽、军徽等纹章图案的中国瓷器，或则作为装饰瓷器用于陈设，或则作为餐饮瓷器用于国宴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扬国威和制造庄重、威严的政治气氛的作用。此外，国家国王、总统或者其他皇室贵胄对于大量精美中国瓷器的收藏，便有了与庶民百姓对于中国瓷器的喜尚和收藏大为不同的意义。这些闳富丰赡的收藏，表示了国王、总统或其他皇室成员，他们个人具有崇尚文明、追求高雅的修养和兴致。同时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于其国力强盛的一种炫耀，这便具有了政治的意蕴。此外，127件中国瓷器与600名御林军将士的交换，无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殊的外交。在这特殊的外交中，中国瓷器显示了它远较人的“生命”还要昂贵的特殊价值。还有，埃及国王萨拉丁将自己统辖的领地发展成为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巨大市场，极大地改变或曰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因此，使埃及国王萨拉丁获得了即便是赫赫战功和奕奕政绩都无法企及的巨大国际声誉。
至于在欧洲瓷器工业兴起之后，某些君主国家在政府有关法令中，规定了瓷具的形制及“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是用政府行为强制性地保护和保持中国瓷器如青花独具的艺术特色和审美魅力的举措。
藉中国瓷器与金银财宝的馈赠，菲律宾各酋长向殖民地宗主国表示忠诚，也算是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外交或国事活动。在这样的特殊外交和国事活动中的中国瓷器，虽然未能改变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地位，或许却避免了熊熊烽燧的燃起，它影响当地政治局势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瓷器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经济生活。这种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上，这便决定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中国瓷器可以成为男方娶新娘的聘礼，或女方嫁女儿的妆奁，可以成为借贷的抵押物，可以用以代替法院判处的赔偿金和罚款，可以代替向政府交纳的税金，乃至用以借贷的抵押物。由于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殊“货币”职能，使得有些国家出现了专门将一些贵重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瓷器的装饰手工业，同时表明了它与贵重金属同样具有昂贵的价值。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和国度里，中国瓷器的广泛充当货币的职能完全可以与贵重金属相埒，甚而至于，在特殊的情况下超越了货币乃至贵金属诸如金、银的昂贵价值，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的生命的偿还物，从而使械斗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中国瓷器在世界某些国家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价值，竟然使货币和诸如金、银之类的贵重金属自叹弗如。中国瓷器被当做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和特殊象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各国制瓷工业的影响可谓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首先从时间上说，9世纪中期，阿拉伯便仿制成功了盛装香料的中国式瓷坛，到1795年——即19世纪的曙光即将照临世界时，西班牙建成的“中国瓷厂”为止，前后经历了十个世纪即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倘以时间论，有中亚的阿拉伯率先制成了中国式瓷坛，其后又有波斯将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波斯陶器。继阿拉伯之后的10世纪后半叶，高丽也能仿制宋代越州窑、耀州窑的青瓷，其后东南亚的泰国、越南也烧制出了与元代磁州窑相类的瓷品。11世纪位于非洲的埃及烧制出可以乱真的中国瓷器。嗣后，16世纪，意大利人开始仿造中国瓷器。17世纪，制瓷技术传到荷兰，然后又传到法、德等国。法国的内维尔、卢昂等城市兴起了制瓷业，德国的制瓷业首先在纽伦堡等地发展。18世纪初，德国先后生产出红色瓷器、无釉硬质瓷器和彩瓷，在1714年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彩瓷大受欢迎。制瓷业成为产地所在地的萨克森诸侯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1744年，俄国彼得格勒附近的尼瓦地方，创设了俄国第一个挂釉描花瓷器厂。1755年丹麦建立了瓷厂。1768年，英国人在博屋建立了一座全部使用仿造中国广州制瓷设备的“广州瓷厂”。1795年，西班牙国王也建立了一座“中国瓷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瓷器工艺美术或曰瓷器艺术文化，其对世界影响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可谓是罕有其匹的。17世纪后半叶，欧洲英、法、德、俄诸国对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的热衷仿造，兴起了以中国瓷器装饰艺术装修的“瓷屋”、“瓷厅”和“瓷宫”，不仅推波助澜地导致欧洲近代崇尚中国之风的盛行，也为制瓷工业的极大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灿烂前景。物质生产的变革以及存在形态的改变，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以至于使得世界许多国家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的影响之深刻，莫过于使东南亚、西亚某些国家的饮食文化走向文明。如印度的芭蕉叶铺地、置食物于蕉叶上以手抓食的生活状态，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之际，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来，才使得他们坐在了桌旁，用中国瓷器盛饭菜用餐。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做饮食工具的近于蒙昧状态的饮食文化。中国瓷器使得印度及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受到文明之光照耀的同时，也大大美化或曰提升了欧洲餐饮文化的高雅品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以中国瓷器代替贵金属银质器皿的“日用品革命”，使中国瓷器进入法国乃至欧洲国家的千家万户，并改变着他们多方面应用和使用瓷器的生活方式，使得瓷器文化最大限度地影响着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物质生活方式或者物质文明。
中国瓷器极大地丰富和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首先表现在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方面。其一，是中国瓷器大量运用于伊斯兰教的教会建筑方面：如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和门道的拱腹等处，均镶嵌有中国烧制的精美瓷质饰物。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的礼拜寺。祭坛乃供奉“至清至真”、“原有独尊”的真主和供品，并受穆斯林顶礼膜拜的圣坛，中国瓷器摆放或镶嵌于祭坛等处，表明了中国瓷品在穆斯林心目中圣洁而崇高的地位。其二，中国瓷器如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塔附近被发现，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佛塔俗称宝塔，亦称浮屠。初建塔用于供奉佛舍利。佛舍利相传为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击之不坏，焚之不燋，或有光明神验，佛教徒奉为至宝，故建塔供奉。后亦泛指高僧死后烧剩的骨烬。此处还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等。供品为祭祀时列置佛陀之前的花果时馐等物品的统称。由此可知供奉于佛塔或曰浮屠前的供品，与供奉佛陀无异。中国瓷器在这里不是作为盛放花果时馐的容器，而是作为供品本身来供奉于佛前，其在佛教徒看来，无疑是最圣洁、最珍贵的礼佛之物，其崇隆地位，较之穆斯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瓷器对于宗教文化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于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皆要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在“圣瓮节”中，将“瓮”当做“神”或“圣”来礼拜，基本属于拜物教范畴。拜物教是原始社会中最早的宗教信仰之一，其特征为将某些东西当做神灵来崇拜。拜物教在古代就已产生，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直至现在，它在某些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居民群落中仍然存在。将“瓮”当做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相信通过对它们的祈祷、礼拜和祭献，即可获得“瓮”溢仓满即五谷丰登的嘉惠和庇佑。“圣瓮节”中的“圣瓮”，已被加里曼丹的土著民供奉为“神圣”了，较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信徒对于中国瓷器的崇尚，可谓更胜一筹。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祛灾禳邪、祈福降瑞的“拜物教”多已嬗变、演绎为民俗了。
此外，肯尼亚和东非及其他沿海地区，在墓碑上镶嵌中国瓷器以为装饰，几乎无一例外。另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的遗体之上，或用于陪葬，这都可算作当地民俗文化中的丧葬习俗，表现了对死者灵魂的祷祝：将美好的祝愿寄予他们，让他们在另一个冥冥世界，也能享用精美而华贵的中国瓷器。享用中国瓷器以及中国瓷器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和吉祥，大抵是肯尼亚、卡拉塔甘、沙捞越以及东非一些土著居民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甚而是他们的一个理想或曰审美理想。他们对于中国瓷器，寄予了多么纯洁而美好的情愫啊！
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中国瓷器——而且是进口的真正中国瓷器。这既属民俗文化活动，也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坦桑尼亚文化部派专人看管守护墓碑上镶嵌的中国明代青花碗，表明其已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受到了该国文化部的极大重视。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一些尚处于原始状态或曰蒙昧状态地区的土著居民，将中国瓷器当做“神灵”来崇拜，如“圣瓮节”等这样的民俗风习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导致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如在菲律宾的民间故事中，中国瓷器被人格化、动物化了，成了这些民间文学中的主角；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瓷”、“会呻吟哭泣的陶瓷”——这是在“人格化”的基础上，更增加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以曲折地表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此外，在一些欧洲国家掀起广泛仿造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时，中国瓷器和丝绸上的纹饰，曾经成为一些欧洲国家建筑师藉以发挥自己想象和联想进行创作的“蓝图”。总之，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中国瓷器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成了他们驰骋想象的理想翅膀和抒发情感的钟爱载体。中国瓷器，栩栩如生地“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诸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是怎么以不争的事实，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或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跨越千年叙述中国瓷器文明
瓷器与茶叶、丝绸并列为古代中国三大外销商品，它们都具备全球性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央视九套)从2013年起陆续推出了《丝路》和《茶》。近日，纪录频道制作的六集纪录片《瓷路》在京举办看片会。加上刚出炉的《瓷路》，上述三部纪录片可以说填补了中外文明交流系列纪录片的空白。
《瓷路》全片共分为6集，每集50分钟，叙述时间跨越千年，从唐宋至明清，叙述空间遍及世界各地，将充分展示中国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在历史上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瓷路》将是一部讲述中国陶瓷文化在全世界传播之旅的纪录片。在这条神奇的瓷器之路上，充满了探险、财富、人性、生死、战争和沉船的精彩故事。在创作风格上，《瓷路》既有历史纪录片的考证拍摄，也有现实题材的纪实抓拍；既有设悬念、讲故事的手法，也有观点与主题的论述。
《瓷路》执行总导演董浩珉透露，《瓷路》的摄制工作历时两年半，摄制组辗转欧亚两大洲，寻找流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探寻背后的文化信息，并在各国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古窑场与私人收藏室拍摄了大量珍贵素材。
“为了尽可能给观众交待出瓷器之路这条连接中外文明之路的精彩所在，我们的摄制组在过去两年里，走了国内18个省，近30个县市，以及世界上10个国家进行拍摄。这可能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投入最多，以瓷器为主题的拍摄行动。”比如由编导陈子隽带队的摄制组一行5人，对上虞曹娥街道严村凤凰山麓商代龙窑遗址、上浦镇四峰山小仙坛遗址、上虞博物馆、曹娥江沿岸等众多具有青瓷特色的地方，以及与青瓷有密切关系的故事人物进行细致拍摄，通过镜头记录世界青瓷发源地——上虞的厚重历史以及上虞青瓷在中国陶瓷文化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南宋官窑作为南宋时期设置在京城临安的御用窑场，所制产品特供皇室，专烧专用，代表着中国历史上青瓷烧造的巅峰水平，摄制组也专程到杭州进行拍摄。在拍摄出土修复器物时，摄制人员对瓷器表面展现出的温润含蓄的玉质感赞叹不已，同时也对薄胎厚釉、紫口铁足的现象啧啧称奇。
在看片会现场，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古陶瓷界泰斗92岁高龄的耿宝昌老先生认为以往一些节目局限在谈陶瓷工艺、陶瓷鉴定，而该片是把陶瓷作为一个反映历史时代的镜子，“我认为《瓷路》是一部讲述中国瓷器的非常好的片子，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纪录片《瓷路》将于1月31日(大年初一)起，在央视九套晚8时首播。（作者：黄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