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瓷器真伪鉴别。
耶稣受洗，康熙人物茶杯，1720-1730年，直径23.8cm。
雍正粉彩描金纹章瓷盘，Grimaldi家族，1735年，直径23cm。
广州口岸风景图，雍正山水大盘，1735年，直径40.64cm。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1740年，直径47cm。该设计是欧洲陶彩的一种形式，春暖花开，蝴蝶飞舞。
《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怎么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掺和一下，搞出点新玩意儿，一直是我想研究的东西，我喜欢朗士宁的国画，西方探险家画的中国题材版画，中国画家画的西洋景，还有动画片《功夫熊猫》。所以看到这本《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立刻当个宝捧了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余春明是个旅美画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收藏明清外销瓷，他写的《中国名片》内容详实，思路清晰，并配有大量珍贵的插图。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很像中国当代史的“前传”。我们看到，从汉朝开始，就有一些勇于冒险的西方人和精明的中国人搭在一起，把中国人发明的瓷器销往西方。从明代开始，广州作为少有的对外口岸之一，出现了极具时代色彩的开放特区“十三行”。也就是在这时候，中国人就开始拿着西方人的订货单，找中国的作坊制作瓷器，销往西方，说是什么“文明交流”，其实和现在东莞、义乌做的事区别不大。在《中国名片》中，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威力。中国匠人不但能无压力地处理各种西方绘画题材，而且还把西方人发明的“粉彩”技术用得有模有样。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西方的天使长得像中国大胖娃娃（图043），希腊式的庙宇里冒出来两个中国仕女（图058），康熙年间的瓷塑圣母完全就是观音嘛，中国的和尚画成了大鼻子外国人（图143）……
看《中国名片》，让我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多少有了点头绪。中国的视觉艺术在技术上并不突出，写实绘画难以表现事物真实结构，流于装饰；而装饰艺术又上升不到几何学的高度，囿于写实。我们推崇的元明青花瓷就是这些半半拉拉的写实和装饰的杂合物，但它独特的美却是无法否定的。为什么？《中国名片》中杂陈的东西方风格让我看到了线索。中国的艺术家虽然在具体形象上是二三流选手，但对画面空间的处理往往是一流大师。中国瓷器靠大量留白来达到出色的画面效果，而这个留白是多年经验的积淀，洋人一时也学不来。书中的图171中，展示了美国国家公园纹章瓷盘的原稿和中国匠人制出的成品，中国的成品大量留白，确实比填满底色的原稿好看。
反观现在的某些“大师”的某某“印象”之类的作品，就是生吞活剥地把原本就二三流的中国视觉符号放大扔在观众面前，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画面空间，除了丑就是土。作为最早的东西方绘画艺术碰撞的成果，外销瓷就像一面镜子，为我们照出了传统艺术与西洋艺术各自的优劣特长。外销瓷又像一张早期“中国制造”的对外名片。不过却不像现在的“中国制造”，包涵着那么多复杂的意味。
扩展阅读
明清时期的重庆荣昌陶器：安陶
2-1宋代沥彩壶图
2-2壶底部
在四川盆地中南部的重庆荣昌县，有一个小镇因制陶业发达而闻名于世，它就是安富镇，清代以前叫磁窑里。安富镇的陶瓷业自宋代以来就很发达，从安富镇往东3公里处的垭口村，就有重庆涂山窑系成员之一的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这里宋代制作的黑釉瓷盏修胎精细，釉面乌黑光亮，纹脉丝丝如蝉翅，足部多有深色护胎釉，盏腹较深，口沿内部有唇边，是社会上层用的斗茶佳器(图1)。2005年重庆文物考古部门对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大量宋、元陶瓷，同时在安富陶瓷厂一带发现明、清龙窑6处，阶梯窑、平窑遗址18处。从宋初到近现代，安富镇的窑火千年不熄。特别是明、清、民国乃至近现代，这里生产了许多绚丽多姿的釉陶和素烧陶制品，其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精品，安富镇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陶器的著名产区之一。因此，重庆荣昌跟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一起被誉为我国三大陶都。荣昌安富镇陶器(简称安陶)又跟江苏宜兴、云南建水、广西钦州陶器一起被称为我国四大名陶。
荣昌陶器制品种类很多，有民间生活常用的坛、罐、缸、盆、钵、瓶等，也有茶、酒文化不可缺少的壶、杯、盏等，还有文房用的笔洗、水盂、砚滴、笔架、高足灯等，更有民俗文化中常出现的炉、动物造型、鸟食罐等，此外还有建筑装饰构件等。有的大缸即可养鱼，又可消防，还可作为工业用容器。总起来看，荣昌陶器制品有粗细两大类，细者小巧典雅，粗者雄浑大气，都具浓厚的地方特色。装饰方法有：素面刻花或诗文；红胎饰浅色化妆土或用白泥制作花纹，花纹有刻花、点画花、剪纸贴花、雕填和粑花(即模印贴花)、沥花等；把红胎或白胎器物做成单色、多色或彩绘釉陶，其釉色及彩色有朱砂、西绿、红丹、乳白、月白、紫、黄、黑、电光砂金、条纹黑釉、各色钧釉及窑变釉等多达一百多种，真可谓百花吐艳。荣昌陶窑炉温约900―1200℃，常用烧成温度为1100―1180℃。因此，荣昌陶器具有陶和瓷的双重性。
荣昌陶器如此绚丽多姿，除了多年的技艺积累外，还得益于丰富的优质资源，根据当地的资料，安富镇境内的陶土矿带长15公里，宽2.5至4.5公里，平均厚度1.2米，陶土总储量约为8000万吨。泥色为红色和白色。其中白泥含二氧化硅74.6%，三氧化二铝12.15%，三氧化二铁1.2%，氧化钙1.43%，氧化镁0.85%；红泥含二氧化硅61.73%，三氧化二铝17.69%，三氧化二铁7.44%，氧化钙0.57%，氧化镁0.64%。泥料质地细腻，可塑性好，含水率、烧失率低，烧结范围较宽，可以单一原料制作成型，是极佳制陶原料，而且埋藏浅，地层稳定，极易开采。其中红色陶泥的主要化学成分跟江苏宜兴紫砂陶泥几乎一样，宜兴紫砂陶泥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51.91―64.45%，三氧化二铝17.85―24.12%，三氧化二铁2.58―9.42%，氧化钙0.22―0.71%，氧化镁0.12―0.86%，烧失量5.50―11.33﹪。也许正因为如此，收藏界有时称荣昌细陶为紫砂。
荣昌安陶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民间工艺美术陶器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2010年初，安陶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明清时期泉州陶瓷历史文化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实行海禁、迁界，泉州港处于衰落时期，但由于手工业和商业资本有了萌芽，私商仍然活跃于海上，加上泉州经历唐、宋、元海外交通的繁荣，陶瓷盛名久为外人仰慕，行销势头不可抑止，因此泉州的制瓷技术仍有新的提高，产品仍然大量输出，促进泉州陶瓷业向新的高度发展。
明初（1368—1398年），晋江人吴复在江苏溧阳当县令，告老还乡时，请来宜兴陶师罗明，到晋江磁灶传授制陶技术，并和磁灶原有的技艺揉合起来，研制坩、钵、缸、瓮等大件陶制品，获得成功，以后一直成为磁灶陶器特有的优良产品。
明代，德化窑炉砌建技术有新的创造，在全国首先出现装烧容量大、节省燃料、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式的阶级窑。
明末，蛋式窑在德化诞生。蛋式窑又称阶级窑、德化窑。阶级窑窑体高大，由4—5级组成，每级之间有隔墙，下放通火孔，窑室顶部作圆拱形。外形如蛋壳，每室均开窑门。燃料全用松柴。一座四间的蛋式窑，每次可装430担瓷器，用8个熟练工人装七天，烧68小时，耗松柴约2.85万斤（14.25吨）。
日本人铃木已代著的《窑炉》一书指出：“阶级窑在德化最早发现，同时也最著名。日本的窑是深受德化的影响而设计，所以日本人把福建德化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
阶级窑的出现，使德化创于宋、元的建白瓷技术趋于成熟。建白瓷瓷色白中闪黄，犹如凝脂，宛如象牙。且因烧成温度、气氛、保温条件的不同，可得纯白如乳、白中闪红等多种瓷色。国内外根据其不同瓷质釉色，分别赋予象牙白、猪油白、乳油白、珍珠白、天鹅绒白、虾须白等雅称。其瓷质纯洁细腻致密，釉色优美柔和，坯釉结合紧密，半透明度高，在灯光背景下，更见雅致。整体腻滑若脂、温润似玉、莹明如镜、凝重淡雅，享有“国际瓷坛明珠”殊誉，成为中国白瓷的代表，欧美称为“中国白”（BLANGDECHINE）。1997年在法国打捞出来的一艘明代中国商船，从沉船中挖掘整理出1000多件明代德化象牙白瓷器，有茶壶、碗碟以及观音、弥勒佛等，现存巴黎博物馆开设专馆展示。清朝中叶，建白瓷烧制技术失传，一直到现代才又恢复。
装饰上，明代开始有贴花、堆花工艺，均属白瓷本色装饰。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用钴蓝手彩的釉下青花瓷进入装饰领域，成为德化窑一大地方特色。正德青花蓝中带黑，多作花草，绘法古朴。
德化瓷雕源于佛、道宗教的神仙佛像，始于宋，北宋即有篾划剖花技术；盛于元，至明代形成独特风格而誉满天下。明·嘉靖、万历间，德化瓷雕艺术出现了以何朝宗（1522-1600年，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何朝宗》）为代表的高峰。他的瓷塑作品，被誉为“东方艺术精品”。他吸收泥塑、木雕和石刻造像的各种技法，结合瓷土特性，博取各家之长，形成独具一格的“何派”艺术，胎釉材料以质地美取胜，美如脂玉，质感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其雕塑“盘膝观音”、“达摩”，泉州市文管会收藏其“渡海观音”，均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珍品。国外发现的“坐式观音”，和民国时代由莆田县流落日本的2尊瓷观音、1尊达摩，被美国掠走的伏虎祖师，以及保留在莆田县民间3尊瓷观音和文昌帝君像，均为上乘珍品。
彩瓷、烤花，一直沿用砖瓦结构、同木炭为燃料的小炉。
至清代，德化釉下青花大量发展，达到全盛。清代青花蓝中泛青，描绘精细，浓淡分明，题材广泛。进入民国，青花色调浅淡，画法简朴，多作花鸟山水，或兰竹花草，画技逊于前代。
自清代始，德化自制多色的釉上彩绘颜料，所绘古彩瓷，画工精细，色彩考究。清末，手工彩绘成为主要装饰方法。民国间，釉下青花渐被釉上新彩所取代。但手工彩绘技术难于掌握，花样规格不一，工效较低，无法使用大批量生产的需要。
明清时期，许多华侨出国，泉州沿海一带的陶瓷工匠也出国谋生，他们不仅带去当地生产的陶瓷器，而且把陶瓷制作技术传播到侨居国。晋江磁灶吴姓工匠，于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前，在菲律宾南怡罗戈省美岸社传授制造一种叫“文奈”的中国瓮。据说现在美岸制造的“文奈”还具有明代瓷器工艺的影响。直至清末和解放前，还有许多磁灶工匠到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经营陶瓷业。磁灶工匠为中菲两国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德化窑的乳白釉瓷器流传至欧洲时，欧洲瓷业正处于萌芽时期，工艺技术较多地师从了德化白瓷的风范。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法国人波特拉特在鲁昂设立瓷厂，是为法国瓷厂的先驱。法王给了他特许证说：（赋予）制造像中国瓷器盘、碗、壶、瓶等专利权。法国的圣科得和钱蒂蕾工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工厂，也都吸收了德化的工艺技术。
据解放后考古调查，晋江地区所属10县（市），发现明、清古窑址284处，占全部古窑址440处的60.5%。其中南安境内4处、安溪119处。
从明、清古窑址分布来看，山区的安溪、德化占80%，沿海的晋江、南安仅占20%。这是因为宋、元时泉州海外贸易十分繁盛，为适应瓷器大量外销的需要，沿海的窑场普遍兴起。明、清以降，泉州海外交通衰落，瓷器外销受到打击，加以沿海地区的瓷土、燃料来源不足，成本高，而山区有些地方瓷土丰富，林木燃料充足，特别是德化县的浔中、三班、盖德等地，瓷业都持续发展。字串9
德化陶瓷的烧制技术，既保留历代科技成就，在明、清时期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工艺精湛、质地优良、风格独特，驰名中外，曾与江西景德镇、湖南灃陵并列“中国三大瓷都”。
中国陶瓷罐的的制造历史概述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带耳、带提梁的陶罐制作。原始青瓷在其创烧之初，也就开始生产印有凹弦纹、云雷纹等花纹的带系青瓷罐。汉代，青瓷罐因烧造技术成熟，质地坚固，又有迷人的青绿光泽，便取代陶罐，成为人们的首选。东汉时，青瓷罐形制多样，其中青釉印纹四系罐、青釉五孔罐堪为代表。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在两晋南北朝非常流行，并延续至唐宋。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作用有关。同时，亦与四系、八系给人以平稳感及美感有关。譬如，西晋青瓷不单把系设计成弓形、桥形，还出现狮形、羊形等造型；东晋时又刻意在系上施加点彩；南北朝时的系竟多达8至10枚，这些，并非都出于实用，亦有的是为了美观，或者说，是集实用与装饰于一系。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青釉、白釉如冰似玉。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加上罐体又出现了瓜棱、柳条形等花样制式，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逐渐退居于次要地位。元代，基于堆、贴、刻、划、镂雕等装饰技法的广泛应用，瓷罐的发展进入了辉煌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如龙泉窑、吉州、耀州、磁州等民间著名瓷窑均有非凡建树。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的高温釉下青花及釉里红彩绘异军突起，使瓷器艺术跃上了新的境界，不但奠定了景德镇窑一统天下的局面，亦让器形大度的瓷罐越发神采飞扬、蔚为大观。明代是我国瓷罐史上的鼎盛时期，由于人们意识上的一些原因，特别是“罐”与“官”谐音，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瓶、尊，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造型则更加丰富，新品种有：永乐宣德的轴头罐、壮罐、法轮式罐，成化的天字罐，嘉靖的将军罐，崇祯的莲子罐等。清代，罐的地位逐渐被瓶、尊取代，康熙以后，罐的生产以实用为主，除传统型的一些品种外，干隆时期创烧的西瓜罐流行甚广，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有关粥罐的始烧年代，近年来的古陶瓷专著一般认为是清代康熙时。笔者在研究了不少早期的粥罐后发现，明代崇祯时期就已经有了粥罐，清初顺治朝粥罐生产已具规模，康熙朝长达61年，粥罐的烧造量最多。粥罐不仅仅在胎、釉、纹饰、工艺等方面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还在形制上各有各的特色和风貌，即：敛口或束颈（口微撇）、平底涩胎，属崇祯、顺治时期的造型特点；直口圆腹或直口直腹及圈足、釉底，为康熙朝的造型特点。
陶瓷文化鉴赏-内蒙古清水河县明清时代窑址群得到有效保护
11月11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对呼和浩特市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所提建议的办理情况进行了专题视察。视察中发现，清水河县窑沟乡黑矾沟明清时代瓷窑窑址群得到有效保护。
据了解，2006年呼和浩特市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清水河县文物普查队在窑沟乡发现了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时期窑址群——清水河黑方偶古瓷窑遗址群。此遗址位于一条狭长的沟谷内，长约2500米，有十余座，对于研究陶瓷生产历史、发展脉络和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具有重要价值。该遗址群地处黄土丘陵区，由于年代久远、水土流失严重，加之周边地区小煤窑、铁矿滥挖乱采，遗址环境原貌遭到破坏，大部分古瓷窑面临坍塌危险。
对此，呼和浩特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保护清水河县窑沟乡黑矾沟明清时代瓷窑窑址群的建议》。目前，此遗址已经申报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且由市文物部门逐级申报市级及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有关部门还在积极协调争取经费进行抢救性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