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解放初期丁蜀陶工庆丰留影
1902年，宜兴丁山白宕窑户鲍四房和陈德隆合资，在新加坡开设「鼎生福」陶器店。1903年，宜兴鼎蜀镇窑户张士清，在杭州开设「张万隆」陶器店。1904年，当代紫砂名师徐汉棠、徐秀棠之父徐福康和徐锦生在宜兴蜀山南街开设「福康」陶器店，以葫芦「福康」为标记，后更名为「新福康」。1905年，赵松亭创办「艺古斋」。1909年，潘宝仁创办「阳羡紫砂陶业公司」。1910年，宜兴阳羡紫砂陶业公司和宜兴物产会生产德「海竹顶紫砂壶」、「宝鼎壶」、「传炉壶」和「大柿壶」，获南京「南洋劝业会」金牌奖；窑户鲍挺钧、鲍驹昂、葛半山和周酉叔，四人合股在江苏无锡开办「信泰」陶器店；窑户鲍驹昂，在江苏无锡开办「鲍晋泰」陶器店；窑户鲍挺钧和鲍驹昂，合资在常州开办「永泰昌」陶器店。1912年，宜兴鼎山白宕窑户葛翼云和日本商人合资，在日本名古屋市，开设主销宜兴产品的陶器店；戴国宝在上海新北门吉祥街创办「铁画轩」陶器店；民国初年，宜兴鼎蜀镇人吴汉文在宜兴县城开设「吴德盛陶器行」，为当时专营紫砂的唯一商号；周文伯在宜兴蜀山兴办的「利用陶业公司」于1912年成立「陶工传习所」，特建造龙窑一座，招收20名紫砂艺徒，老师由俞国良、邵云儒担任。1914年，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聘请樊均、葛翼云两人为参加美国三藩市「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宜兴陶器公司名誉经理；窑户华荫棠在宜兴丁山边开设「华万隆」陶器店。1915年，「葛得和陶器店」和「利用陶器公司」生产的紫砂器，在美国三藩市「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获头等奖和二等奖；宜兴鼎蜀镇成立紫砂业公所、缸业公所、黑货业公所、砂贷业公所和溪货业行会、同时成立。窑户陈荣川，在无锡开办「陈隆福」陶器店；窑户鲍明亮，在上海独资开办「鲍信源祥」陶器店；窑户鲍增泽，于民国四年在镇江、民国十九年在南通、民国二十六年在苏州，先后在三地独资开办「鲍信盛」陶器店，三地均用同一店名。
1916年，吴汉文创办「宜兴吴德盛陶器行」；陈元明在宜兴东街开设「陈鼎和陶器店」；「宜兴利用公司」在上海豫园设立「利永陶器店」，由邵惠如负责。1917年，江苏省立陶器工厂在宜兴蜀山成立。招聘有职员技工十七人，徒工四十多人，年产茶具、花盆、文具、罐和鼎等12万件。1920年，「利用公司」改名「利永公司」。1921年，利用公司在蜀山开办「利用陶工传习所」，招收和培养紫砂艺徒，并建造龙窑1座。其时，宜兴鼎蜀镇紫砂生产，主要分布于蜀山、潜洛和上袁一带地区，烧造紫砂的龙窑有十座，年产达100多万件。1923年，宜兴丁蜀镇窑户高汝舟、鲍驹昂、高芝盘和沈秀林，四人合资，在杭州开办「源隆顺」陶器店。1925年，宜兴鼎蜀镇窑户邹永常，曾在上海经营铁画轩陶器店；「吴德盛陶器行」又在上海开设「吴德盛」分号。1926年，利永公司紫砂大花瓶和多式茶具杯碟，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特等奖。1927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使洋瓷大量进口，充斥市场，严重影响国内陶业生产。1928年，窑户邹新谷，在无锡独资经营「邹裕大」陶器店；窑户鲍驹昂，在江苏南通独资经营「瑞泰」陶器店；窑户周谦绅，在浙江杭州独资经营「正大新」陶器店。1930年，宜兴紫砂在比利时行的「列日国际博览会」获银牌奖；窑户鲍挺钧，在江苏常州独资经营「永大昌」陶器店；窑户鲍驹昂，在江苏常州独自经营「永泰」陶器店；窑户周谦绅，在上海独资经营「益大新」陶器店。1931年，美国芝加哥举行「世界工艺博览会」中国参展作品在上海预展；朱可心「紫砂竹节鼎」为宋庆龄定购。现藏上海宋庆龄故居；「江苏省公立宜兴职业学校」成立，内设「陶工科」，次年改名为「窑业科」。1932年，紫砂从业人员达六百多人，全年共烧紫砂器140窑，年产量220万件，年产值42万元，年产值已占宜兴陶瓷工业总产值的15%左右，并直接接受日本、东南亚等国订货，为近百年宜兴紫砂生产特盛的一年；紫砂名家朱可心、程寿珍、俞国良、吴云根和范福奎创作的「云龙紫砂鼎」、「掇球紫砂壶」、「仿古壶」、「传炉壶」等，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工艺博览会」展出，均获优秀奖；窑户周谦绅，在江苏常州独资经营「恒大新」陶器店。1933年，窑业科与宜兴职业学校脱离，单独建校，称「江苏省宜兴初级陶瓷职业学校」，简称「省宜陶」，招收高小文化以上的学生，校址在今蜀山北厂，并借用陶器工厂作为学校的实习工厂。首任校长为日本东京帝国工业大学毕业的王世杰。吴云根、朱可心等人曾受聘担任教师兼实验工厂技师，从此改变了一师一徒的传授方法，而是多师多徒的群体授课。1934年，紫砂、粗货、黑货、溪货、黄货五个行业，合并组成陶业公会；抗日战争前，由于日本不断提高紫砂进口关税，并在常滑等地仿制紫砂陶以及民国23年的大旱灾，削弱了人民的购买力，致使紫砂生产逐渐衰弱；窑户华荫棠在浙江杭州，经营信昌陶瓷店；李景康、张虹著《阳羡砂壶潘春芳、鲍新元、史志鹏、李芹仙、李碧芳、倪顺生、曹婉芬、吴庆安。辅导老师顾景舟收徒：李昌鸿、高海庚、沈遽华、单淑芳、鲍秀云。期间徐汉棠、鲍国勋，二人不在工艺班内；辅导老师王寅春收徒：高洪英、陈小庚、葛岳彬、江宏大、吉德宝、鲍赛芬、方立品；辅导老师吴云根收徒：史玉琴、何挺初、许慈媛、范洪泉、王月仙、谢乐仙、吴欣南。辅导老师郁洪庚收徒：徐茂棠、鲍启君。1956年又收徒：范岳林、陈宝洪；辅导老师任淦庭收徒：1954年8月：徐秀棠；1955年5月：咸仲英；8月：冯希雅。1956年10月：邵新和、王品荣、张郝棠、朱蓉娟。1958年5月：鲍仲梅、谭泉海、毛国强、任小松、以后又收鲍志强、沈汉生；是年，紫砂产量达75万件，比1949年增加2.13倍，年产值11.7万元，比1949年增加3.3倍。1956年，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成立；任淦庭、朱可心、王寅春、吴云根、裴石民、顾景舟、蒋蓉七人，被江苏省政府任命为技术辅导员；11月又招收了第二批艺徒，分两个班，由王寅春、吴云根分别担任辅导员，两批共61名学员。是年，紫砂恢复出口，紫砂壶年出品量达28.2万件。1957年，紫砂艺人任淦庭、朱可心、顾景舟出席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受到副主席朱德同志的接见；宜兴县陶瓷公司和陶瓷专业联社，共同组团首次参加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紫砂茶具、花盆和鼓凳等255个品种，销售总额27万元。1958年，大跃进开始，紫砂工艺厂先后招收近千名艺徒。为了大量紫砂制作技工，弥补师资不足，厂领导就从已经满师或即将满师的1955年的学徒中，择优充当小辅导，两人带一个班组，每个班组1015人，这些班组都有符合时代特征的名称。跃进班由李碧芳、许成权带；红旗班由鲍新元、王亚杰带；永胜班由汪寅仙、高永君带；艺泉班由高海庚、李昌鸿带；宜兴鼎蜀镇创建江苏省陶瓷研究所；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宜兴合新陶瓷厂与上袁、潜洛28家紫砂手工业户合并，建立宜兴紫砂工艺厂，当时有职工2067人，其中艺徒299人。并开办紫砂中学，同时选派优秀青年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深造，成为紫砂行业的专门人；1958年至1959年进厂的大批学员中，涌现了一些成绩突出、日后佳作迭出，成为获有工艺师以上职称的技术人才，如：周桂珍、潘持平、何道洪、吕尧臣、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沈汉生、周尊严等。1959年，紫砂名师任淦庭出席江苏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大会。评为江苏省先进工作者、工业特等劳动模范，并出席全国群英大会；大跃进期间，紫砂工艺厂曾分出一部分技术力量，办了一家宜兴西九紫砂厂，由范正根制坯，廖文井陶刻，陈宝洪釉炉，后因领导工作浮夸不实而歇息，绝大部分技工仍回紫砂工艺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紫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致使产品供大于求而造成大量积压。1960年后，紫砂工艺厂压缩生产下放工人，将大跃进扩招进来的一大批农村来的人下放回农村。这些下放的工人，一部分改了行，一部分仍为紫砂厂制作乡坯，内中一些优秀者，改革开放后成为乡镇企业的技术骨干。1963年底，紫砂工艺厂的从业人员为578人，仅为1958年的28%。1965年，紫砂的年产量为109万件，比1955年增加45%，年产值72.2万元，比1955年增加5.2倍1966年，紫砂厂成立中心实验室，负责业务指导和产品创新。六十年代文革期间，紫砂壶也列入封、资、修，除少量供外贸出口品种外，主要生产日用陶和工业陶，以维持生计。壶底款仅盖中国宜兴印章，偶尔见有作者名款。1968年12月28日，著名陶刻家任淦庭因病逝世，享年78岁。1971年，生产开始回升，产量和产值逐年增长。1974年，紫砂工艺厂恢复扩大研究室力量，增加了一批优秀学徒，分别由老师傅带领。如：顾景舟带吴群翔，徐汉棠带徐维明，汪寅仙带江建翔，沈遽华带葛陶中、李碧芳，吕尧臣带刘建平，徐秀棠带赵洪生、李正华、赵盘根等。1975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开门办学，在宜兴鼎山的省陶瓷研究所，举办全省陶瓷美术培训班，由杨永善、陈若菊和白雪石等教授执教。紫砂工艺厂有汪寅仙、何道洪等参加学习一年。1976年，在宜兴鼎蜀镇蠡墅羊角山，发现紫砂古窑址，据考证，其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1977年2月，紫砂名师裴石民因病逝世，享年78岁。美籍华人谢瑞华在美国策划宜兴紫砂陶艺展巡回展，并出版《I-HSINGWARE》专册，受到各界重视。1978年，刘汝醴编著，《宜兴紫砂小史》由宜兴陶瓷公司印行；江苏宜兴陶瓷工业公司编，《紫砂陶器造型》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1979年，宜兴紫砂工艺厂生产的紫砂陶器获国家经委银质奖、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朱可心、顾景舟、蒋蓉、高海庚等十九人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工艺师职称；何挺初随中国陶瓷代表团赴澳大利亚考察，并做示范表演；徐汉棠制作、鲍仲梅嵌银丝的十五头四方藏圆紫砂咖啡具和范盘冲设计制作的宝塔紫砂台灯被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沈遽华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以表彰她在紫砂创作上的突出成就；紫砂产品出口平均单价由0.1美元增至0.5美元；10月29日-11月1日罗桂祥首次访问宜兴鼎蜀镇。1980年，紫砂的产量已达364万件，产值248.65万元，创利润68.1万元；随着国内外市场对宜兴紫砂的需求量的不断增多，部分乡镇也开始发展紫砂生产；周墅公社紫砂厂始建。
1981年，宜兴紫砂工艺厂研究所建所，主要研究紫砂产品创新换代，还有培养培训技术人员；9月，宜兴紫砂工艺厂顾景舟、高海庚、徐秀棠和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应香港市政局艺术馆邀请，赴香港参加第六届亚洲艺术节，举办宜兴紫砂陶艺展、专题讲座、工艺示范表演，引起港、台茶界人士对于宜兴紫砂茗壶的高度兴趣；10月，罗桂祥先生将深藏的476件各类陶瓷茶具捐献给香港市政局，成立香港茶具文物馆。并出版《宜兴陶艺》，补充了很多赴宜时搜集到的新资料，大力弘扬宜兴紫砂文化，肯定紫砂陶艺的价值。198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美乃美合作《宜兴紫砂》在上海与日本分别出版；詹勋华、杜洁祥主编《宜兴陶器紫砂工艺二厂井栏茶具获一等奖；一节竹段茶具获三等奖；市旅游工艺品厂的微型紫砂小壶获二等奖；6月，中国宜兴紫砂陶艺名家作品展在新加坡开幕，展出工艺大师顾景舟、蒋蓉等人的精品名作300多件；8月，第三届国际展能节在香港举行，宜兴紫砂工艺五厂残疾青年夏淑君，荣获制陶国际金奖；荆溪紫砂工艺厂、江南紫砂工艺厂兴建，次年投产；梁白泉主编，《宜兴紫砂》，由文物、两木出版社出版；史俊棠、盛畔松主编《紫砂春秋》，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刘培金主编，《宜兴紫砂当代名人作品集锦》，由香港华萃公司出版；叶荣枝编，《紫壶黛墨》，由香港中华商务出版；黄怡嘉主编，《唐人工艺紫砂陶艺》，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季野主编，《紫砂陶》，由台湾《茶与艺术》杂志社出版；《茗壶邮票特展》专册，由台湾《壶中天地》杂志社出版。1992年，锦达陶艺公司、昌海手工艺仿古陶公司成立；5月，首届紫砂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宜兴紫砂工艺厂开幕；11月，应台湾民族文化基金会邀请，徐汉棠、徐秀棠，由香港转道台湾，进行陶艺交流访问。在东海大学，由秀棠作《宜兴紫砂陶》学术讲演，汉棠作紫砂成型表演。在莺歌陶瓷产区，和台湾陶艺界进行交流、访问、座谈。这是大陆陶艺家首次访台；黄健亮、黄怡嘉主编，《紫砂款识编》，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发行；姚迁、蒋赞初、杨振亚、贺盘发、李壮大编著，《宜兴紫砂陶艺》，由台湾南天书局出版；房暗星著，《中国砂壶鉴定简述》，由台湾《壶中天地》杂志社出版；《茶与壶》杂志5月在台湾创刊，创办人黄汉书，社长刘浩天，由浩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顾景舟主编，徐秀棠、李昌鸿副主编，《宜兴紫砂珍赏》，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钱剑华编著，《紫砂茶壶的造型与鉴赏》，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砂艺掇英首届紫砂陶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宜兴紫砂工艺厂编印。1993年，由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与日本陶艺家高桥弘教授共同创办的长乐弘陶艺公司成立；紫砂名师李昌鸿、沈遽华创办鸿成陶艺公司；10月，顾景舟大师11人，应台湾财团法人知远研究发展基金会邀请，赴台举办宜兴陶瓷艺术作品展示会，并作技艺示范和学术交流。顾景舟大师在台作了《紫砂陶史概论》讲演，会场观众热烈；10月，中国书画名家金秋紫砂艺术笔会在宜兴召开，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和宜兴紫砂五厂倡导主办。此后每年10月又在宜兴紫砂五厂，陆续举行了数届笔会；夏俊伟经过数年试制，恢复清康熙、乾隆年间失传之泥绘装饰；倪顺生解决泥色与造型、烧结难度，获江苏科技、专利博览会金奖；李昌鸿、沈遽华伉俪合制的孔雀紫砂茶具，在山东淄博市举办的国际陶瓷艺术作品展评大奖赛，荣获大奖；吕尧臣，成为英国世界名人协会的终生会员；陈传席著，《紫砂精壶品鉴》，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黄健亮、黄怡嘉主编，《朱泥宝记》及盛和堂、鹤峰陶艺主编《壶艺宝典》，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何健主编，《紫泥王度紫砂珍藏册》，由台湾奇园国际艺术中心出版；李瑞隆著，《宜兴古陶器鉴赏》，由台湾静观堂出版；《紫玉金砂》杂志6月在台湾创刊，创办人赵宽仁，编辑黄健亮，由台湾紫玉金砂有限公司发行；赵宽仁主编，《紫砂天下创作集》，由台湾百壶轩出版。1994年1月,潘春芳、许成权伉俪访台，并举行芳权陶艺展，展出50年代到90年代系列紫砂陶艺作品一百余件，并作现场讲学和示范制壶表演；3月4月，南京博物院在南京举办紫砂工艺展，展出精品125件；5月，第五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作评比揭晓，宜兴紫砂获一等奖六件，二等奖九件，三等奖7件；5月，宜兴紫砂陶特种邮票首发式在宜兴紫砂工艺厂举行，计一套四枚；宜兴紫砂工艺厂举行海峡两岸紫砂发展研讨会；8月，中国茶文化艺术展在新加坡乌吉坊龙华艺术中心开幕，展览由新加坡龙华艺术中心和浙江省文化对外交流中心主办，宜兴鸿成陶艺公司有近百件紫砂茶具精品参加展出；王建中、范建军、唐伯年著，《紫砂壶制作技法》，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陆浦东著，《五色土》，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张东兴主编，《上好紫砂器》，由台湾上好社出版；鹤峰陶艺主编，《陈国良壶艺作品集》，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墨海壶天》，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社出版；《钰壶雅集紫砂壶典藏系列》，由钰壶轩出版。1995年6月，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首都博物院、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宜兴紫砂工艺厂陈列馆等五大博物馆的紫砂珍藏来台举办历代紫砂瑰宝展。并由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历代紫砂瑰宝》专册；9月，宜兴紫砂工艺厂厂长张国伟、高级工艺师谭泉海、汪寅仙、潘持平、鲍仲梅等13人参加由马来西亚中国宜兴方圆牌紫砂陶名人珍品展，参展作品共500多件；12月，宜兴紫砂工艺厂厂长张国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蓉、何道洪、顾绍培、周桂珍、潘持平、鲍仲梅、王石耕等八人，参加由台湾合成文教基金会、天地方圆杂志社主办的当代紫砂精品展，并作技术示范和学术交流；李佑任编著，《宜陶之旅》，由台湾李佑任陶艺公司出版；《墨海壶天》，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社出版；《壶谱》，由台湾天地方圆杂志社出版。1996年6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因病逝世，享年81岁；《砂陶艺术1997》，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社出版。1997年9月，全国轻工总会公布：第三、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结果：宜兴紫砂蒋蓉、徐汉棠、徐秀棠、汪寅仙、吕尧臣、谭泉海六位名师，获此最高荣誉称号；执世界拍卖市场牛耳的苏富比拍卖公司，在台北举行首场宜兴古壶秋季拍卖会；黄健亮、黄怡嘉总策划，时顺华、夏俊伟主编，《当代紫砂群英》，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黄怡嘉主编，《汪寅仙紫砂作品集》、《吴鸣陶艺》，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砂陶艺术1998》，由台湾紫玉金砂杂志社出版；黎淑仪、谢瑞华主编，《紫泥清韵陈鸣远陶艺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韩其楼编著，《紫砂壶全书》，由香港八龙书屋出版。1998年，江苏省陶艺专业委员会成立，为省工艺美术学会下属的陶艺学术组织。2003年起与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合署办公，史俊棠担任名誉主任委员，徐秀棠主任委员，潘持平为秘书长，并定期出版《江苏陶艺通讯》；苏富比拍卖公司在台北举行1998宜兴古壶春季拍卖会；景熏楼拍卖公司在台中举行1998春季宜兴古壶拍卖会；5月，宜兴市人民政府为祝贺蒋蓉、徐汉棠、徐秀棠、汪寅仙、吕尧臣、谭泉海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特编辑《砂艺春秋》明信片一套六张，由宜兴邮电局发行；5月，李志平厂长、汪寅仙、何道洪、吴群祥、葛陶中、江建翔、陈国良、张庆臣等人受天地方圆杂志社邀请访台；徐秀棠主编，《中国紫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陆康、吴达如主编，《当代宜兴陶艺名家集》，由香港大世界出版；《紫砂苑学步?宋伯胤紫砂论文集》，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吴山编著，《宜兴紫砂壶艺术》，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1999年9月，在南京博物院举办99江苏陶艺展，展出紫砂精品180多件；9月21日，台湾发生百年大震，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紫玉金砂杂志社、埔里基督教医院联合主办；台证综合登券特别赞助；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陶艺专业委员会、台新银行协办，为期三天的《有壶同享，有难同当两岸紫砂茗壶赈灾义卖会》。共有宜兴著名陶人蒋蓉、汪寅仙、徐汉棠、徐秀棠、谭泉海、吕尧臣、鲍志强、何道洪、周桂珍、潘持平、顾绍培、李昌鸿、鲍仲梅、毛国强、王石耕等数十位名家，以及台湾各重要收藏家、业者共同捐赠了名家名作近三百件。并出版《有壶同享，有难同当两岸紫砂茗壶赈灾义卖会专辑》，为两岸紫砂文化史上留下佳话；是年，台湾嘉艺县新港乡板头村板头寸遗址，发现十八世纪初期江苏宜兴茶壶残片12片，原来分属4个茶壶；是年，英裔澳人哈澈发现1822年在印尼外海沉没的泰兴号，约有200300件紫砂壶伴出；黄健亮、黄怡嘉主编，台湾著名收藏家黄正雄《阳羡紫砂茗壶精雕特展》展览专册出版；《紫砂陶艺收藏展》，由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2000年，《江苏陶艺通讯》创刊，由江苏省陶艺专业委员会出版；5月，在宜兴举办2000江苏陶艺展，参展紫砂作品240多件；9月，无锡博物馆举办阳羡古韵当代紫砂名家作品收藏展，展出紫砂精品100多件；徐秀棠主编，刘汝丰、山谷、吴山、高英姿编著，《宜兴紫砂文化业书》三册，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黄健亮、黄怡嘉主编，《蒋蓉陶艺》、《珍壶藻鉴何道洪紫砂艺术雅赏》、《迎春纳壶》，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古壶之美》，由台湾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出版。2001年5月，首届国际陶艺研讨会在陶都宜兴开幕；是年，瑞典海洋考古学者史坦，约有200、300把较完整的紫砂壶与更多的紫砂破片，及若干宜兴陶缸伴随其他文物出水；韩其楼、夏俊伟合著，《中国紫砂茗壶珍赏》，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王氏陶艺王石耕紫砂专集》，由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2002年，宜兴陶瓷行业协会成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工商大学内发现三座明代御用太监墓，内有两只紫砂壶、四只紫砂杯等文物。2003年，《朱可心紫砂陶艺百年纪念》，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周小东、王涛主编，《陶苑掇英：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陶瓷艺术集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山谷主编，《中国紫砂大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山编著，《宜兴紫砂词典》，由台湾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砂壶汇宝全国出土紫砂壶、南博藏紫砂壶、成阳藏紫砂壶联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展。展品由全国考古发掘、国家馆藏与民间收藏的近百件明清时期的紫砂茗壶所组成。汇集的精品包括：江苏、福建、浙江、四川、陕西、山西、河北7个省份的考古发掘出土的紫砂茗壶29把，南京博物院院藏精品31把，台湾财团法人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从2000余件历代紫砂器中遴选出紫砂茗壶30把。其展品涉及地区之广、精品荟萃之多、品种之丰富、紫砂工艺之精湛，实属空前。该展同时举行砂壶汇宝学术研讨会，由耿宝昌、王莉英、张浦生等文博专家及台北成阳基金会宋信德、黄健亮等人参与。首日并由黄健亮于南京博物院讲厅发表说孟臣壶学术讲座。该展并于10月30日移师浙江省博物馆精品展出；南京博物院、台北成阳基金会合编《砂壶汇宝》展览专册，由香港王朝文化出版；黎淑仪主编，《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徐秀棠、山谷主编，《紫砂泰斗顾景舟》；徐秀棠主编、潘持平副主编，《景舟壶艺流别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台北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编，《紫砂壶》由台北典藏艺术家庭公司出版；《紫砂苑学步宋伯胤紫砂论文集》，由台北成阳基金会赞助，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宜兴紫砂制作工艺被列为江苏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并将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无锡市博物馆、宜兴市文管委和宜兴市陶瓷博物馆组成的宜兴市古窑址联合考古队，对宜兴市丁蜀镇蜀山古窑址进行试发掘，共发掘面积334平方米，出土各类陶、瓷标本万余件。堆积层次厚达11米，断代尺规基本确立；紫砂款识品种齐全，名家款识层出不穷；明代紫砂初见端倪，可望解决起源问题。宜兴市古窑址联合考古队队长杭涛透露，2006年发掘重点将集中于明代地层和早期窑床上，发掘规模也将较去年成倍扩大，力争申报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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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紫砂工艺盆，是有别于紫砂茶具功能而形成的一个大类品种，因其具备天然优良的材质性能。适宜于各种盆栽与盆景艺术，它造型千姿百态，装饰风雅悦目，历来深受园林和广大盆艺爱好者的喜欢几百年来，紫砂盆犹如陶都艺苑中的一株奇葩，闪耀着夺目的光辉，为古老陶都增添了陶艺的精美和文化的厚重。
紫砂花盆是陶艺门类中的一大品种，它的发端、发展、传承已经历了四个多世纪。作为盆栽、盆景器皿，紫砂优于瓦盆、瓷盆、陶盆、石盆及后来简易的塑料盆：它的造型装饰千变万化，艺术形态与文化品位独树一帜，彰显了紫砂盆艺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风采。紫砂花盆有明晰的实物佐证应在明代晚期与紫砂壶出现的时间相当，传承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史料记载，在明代中叶之前，民间乃至上层一般流行挂釉花盆并以均釉盆和白泥黄釉盆等欧窑产品为主。之后，因紫砂花盆的问世而改变了盆的品种结构，开创了紫砂盆栽艺术相生的新面貌。其优异性在于盆器里外不施釉，盆壁具有优良的保湿、排水、透气性而越来越得到盆艺界的青睐，这一点，直到1987年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宋代紫砂陶残片作碳14理化分析，其分析数据和现代紫砂原料的化学成分、物理结构完全一样。经10万倍电子显微镜放大检测，紫砂陶烧结后其原子结构呈球体形重叠排列，中间留有链式双重气孔，气孔率高达7.8%：瓷土烧结后是片状重叠排列，中间单孔，气孔率1.3%；陶土烧结后是菱形状重叠排列，中间单孔，气孔率3%，在造型、装饰上趋于多样化。有人们喜欢的素面素心、价格低廉的普通盆，也有受文人雅士追捧的造型
奇特、刻绘、泥绘、加彩、凸花等不同文字与“宜兴窑紫砂花盆明代晚期开始出现，清代前期进入宫廷”。如宜兴窑“椭圆花盆”、“委角四足花盆”、“暗刻兰花诗句三角花盆”、“凸雕夔龙花花盆”、“凸花长方六角花盆”、“三折斜方式花盆”、“夔凤纹长方花盆”、“蓝釉加彩缠枝莲大花盆”、“盂式花口花盆”、“树根式梅花花盆”、“泥绘花卉方花盆”、“泥绘松竹菊方花盆”、“花鸟三角花盆”、“凸雕山水小花盆”。这批旧藏紫砂花盆，在造型设计与装饰手法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时过境迁，目前在一些有规模的如上海龙华苗圃、钓鱼台国宾馆园艺园、南京博物院及许多私家园艺园中，还能见到雍容大度、质朴旷达的明清紫砂盆古雅飘逸、厚重端庄，闪烁着耀眼的历史一页。从陶艺无国界的大背景看，它又随着明清时期朝廷与荷兰、英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欧亚国家商务交流与民间交往的开展而繁荣，紫砂花盆在海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尤其在日本，被盆栽界誉为“古鸟泥渡盆”，简称“古渡盆”而名贵一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紫砂花盆出口日本。苏州盆协高级顾问杨贵生在众多花盆藏品中，有件清乾隆年间的泰国皇宫用花盆，属宜兴桃花泥珐琅彩大盆。底色翠绿，四面开框工笔山水、亭榭、凤凰、牡丹、人物等，华贵高雅，目前泰国大皇宫尚存5件。这类花盆是进入外国皇宫的实物佐证紫砂花盆在清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盆艺造型以各类方圆、筋瓤、雕塑三大造型体系自立面貌，又延伸形成数以百计、代表不同审美需求的传统风格。装饰上更是出现并形成了与紫砂壶装饰相类、并驾齐驱的争妍风格。
民国年间，由于军阀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外提高进口限制，因宜兴紫砂器关税等诸多因素，花盆生产外销产量连年下降直至停止。新中国成立以来，宜兴紫砂得到了长足发展。1954年蜀山陶业合作社紫砂工场在恢复紫砂壶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紫砂花盆的生产，一批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前辈艺人任淦庭(陶刻名家)、裴石民、吴云根、王寅春、朱可心、顾景舟、陈福渊、施福生、谈尧坤、蒋蓉等，为推动紫砂壶、盆的发展而呕心沥血，以老带新培养出徐汉棠、徐秀棠、顾绍培、谭泉海、鲍志强、何道洪、周尊严等一大批既能制壶盆、又能擅陶刻的优秀青年陶艺家现多为大师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为繁荣紫砂盆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徐汉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计创作的250多个品种的中、小、微型盆，被上海盆景协会及一大批收藏家捧为盆中经典，在盆艺界给予“汉棠盆”的美誉。最近几十年来，紫砂盆与紫砂壶一样，以实用性与艺术性的优势，在人们追求不同的休闲、养生方式中越来越展现紫砂盆艺的强大活力，奠定了紫砂盆艺在传统工艺中的地位。
看百年前瑞典人的中国厨房
200多年前，西欧的瑞典人最昂贵时尚的厨房是什么样的？记者在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海贸遗珍》上找到了答案：用中国的青花瓷装点厨房最为流行，厨房里的盘、碗、杯、烛台、罐，还有咖啡壶、茶壶、汤盆、盐罐等皆是清一色的中国青花瓷。在瑞典人眼中，它们代表了优雅和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
青花瓷是在素胎上用钴蓝料绘后，施透明釉，用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的釉下彩瓷器。素雅瑰丽，光洁细密，不仅国人喜爱，外国人也视之为珍宝。
这些中国的青花瓷从何而来？中国广州。远在唐宋，广州的对外贸易就十分活跃。到了1757年，清乾隆皇帝下令，关闭除广州之外的其它所有口岸，“一口通商”时代的广州外贸进入全盛时期。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市舶体制，使广州成为外销瓷器的重要港口。全国各大窑口的瓷器大批聚集于此，远销海外。
那时候，瑞典东印度公司有一艘著名的远洋货轮——哥德堡号，从1739年到1745年间曾三次来到广州，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不断地运回瑞典。自明末清初开始，欧洲刮起了中国青花瓷旋风。哥德堡号最后一次远航广州，在返回途中触碓沉没。后被证实，在这艘巨轮所载的100吨瓷器中，四分之三是中国青花瓷。由此可见瑞典人对青花瓷的狂热。
在欧洲，中国青花瓷不仅利润诱人，且市场空间很大。一时欧洲本地冒出不少“山寨品”，然而中国青花瓷的烧制技艺是那个时代绝对的“顶尖科技”，岂是容易“山寨”的？欧洲的能工巧匠们前赴后继忙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做出了很“很中国”的欧洲青花瓷。“山寨”中国瓷直接推动了欧洲制瓷业的升级，后来，英国韦奇伍德、德国道森都成了欧洲新兴的制瓷中心。到了这时候， “本土化”的青花瓷的才走入欧洲的寻常百姓家。
在《海贸遗珍》展，品味这些曾经外销的青花瓷珍品，犹如穿行在一道奇异的艺术长廊中。看看这件清康熙年间的青花山水人物纹杯托。壶上绘着尘顶的西式阁楼，却配以中式的小桥流水。有意思的是茶壶盖上的纽却是欧洲常见的草莓形，把手也是装饰感很强的西式造型。东方神韵和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自然地融汇一体，是所有外销青花瓷最迷人的地方。
据说，当时的广州商人接到西欧的订单后，造价最昂贵的请景德镇的工匠烧制，更多的是将景德镇烧制的白瓷运送到广州，广州的工匠按照外商提供的图案，绘制后，重新烧制。完全实现了产销对路。
今天，站在这些素雅瑰丽的青花瓷面前，不能不惊叹广州人的开放心态和商业眼光。要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前提一定是了解世界。
百年辉煌时光 寻访顺溪陶瓷作坊
关注浙江温州平阳顺溪陶瓷作坊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06年底，我调查整理顺溪陈氏后裔陈少文先生事迹时，通过翻阅史料，发现陈少文当年创办过很多实业，其中以开创顺溪陶瓷作坊影响最大。后经实地勘查核实，其历史遗存犹在。带着对陈少文先生的敬佩和对陶瓷作坊的好奇，日前笔者来到了位于顺溪镇溪北村的平阳瓷器三厂。
顺溪镇位于平阳县西部，属国家级风景区南雁荡山腹地，因溪顺流而下得名。顺溪山秀水美由来已久，这里层峦叠嶂，清溪环绕，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或许正缘于此，陈氏先祖才决定扎根这里繁衍生息。一路辗转，来到顺溪已是上午10点半。远远望见一个硕大的烟囱高耸着，那就是本次要寻访的目标。接待我的是副厂长陈明光。
百年前的辉煌时光
据刘绍宽先生所写的《顺溪瓷厂记》载：“平阳瓷业之兴，始于南港焦滩，其出品可方闽浙诸窑，而去赣窑远甚。北港顺溪沙垟，有泥中烧瓷之用。少文先生居于其地，思兴厥利，乃筑窑厂，延瓷匠指授焉，出瓷与焦滩埒。又以其泥封寄日本。日本人验之，爱不释手，屡问所出，盖日窑之泥举莫此若也。”顺溪镇原有陶瓷作坊数家，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销路欠佳而相继倒闭。陈氏第四份后裔陈少文先生鉴于乡里人多地少，不经营副业难以谋生。他详细调查当地矿产资源，发现邻近山间有几处高岭土质地优良、蕴藏丰富，决定捐资开掘，并率领工人赴景德镇瓷厂学习。返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顺溪沙垟（溪北村）新建了陶瓷作坊，这便是平阳瓷器三厂的前身。专门烧制碗、盘等日用陶瓷，销路畅通，声名大振。继而帮助乡人建立碗厂，并转让厂房10多间供别人经营。短短两三年间，顺溪从事陶瓷业者猛增到70多家，300多人，产品远销江苏、山东等地，让人刮目相看。
1942年，陈希贵等人在原有陶瓷作坊的基础上创办顺溪瓷器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32人，年产盘碗5万多个。1954年，顺溪碗业社和供销社先后建立，有社员100多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生产日用陶瓷转向工业瓷器和建筑瓷器，并以半机械化代替传统手工操作，产品也逐步以低压电瓷为主。至此，由于规模扩大，顺溪碗业社部分迁至水头镇后垟，称为平阳瓷器二厂。原在顺溪沙垟的陶瓷厂改称平阳瓷器三厂，加上苍南桥墩的平阳瓷器一厂，当时平阳共有三家陶瓷厂（目前瓷器一厂、二厂均已倒闭）。
平阳瓷器三厂从创办到如今，已历106年，其不平凡的历程彰显着厚重底蕴。现在厂里依旧保留着当年作为陶瓷生产场所之用的3间祖师庙，乡人为感谢陈少文先生的功绩，曾专门在祖师庙里设了他的灵位（现已转到陈少文故居陈列馆中），成为重要的历史实证。
瓷器制作工艺流程
一间间简陋的厂房，一台台陈旧的设备，一个个朴素的农民，这是瓷器厂留给我的最深印象。这些因素也大大束缚了工厂的发展。在参观厂房时，笔者对制作瓷器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陈明光对此侃侃而谈。制作瓷器首要解决的是原料选择问题。像这种低压电瓷需要一种特殊的瓷土，而本地缺乏原料，必须到水头购买。“陈少文先生当年创办陶瓷作坊时，原材料蕴藏不是很丰富吗？”笔者冒昧地打断了陈明光的介绍。“那是老皇历了，陈少文早年创办陶瓷厂时，顺溪陈族的山场里本无瓷土，必须到邻乡岳溪的山场里取土。1927年时就曾为瓷土价格问题发生争斗。县衙判决沙垟陶瓷厂不得到岳溪取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办起来的陶瓷厂濒临倒闭。陈少文等人受族众所推，与对方理论，终于推翻原判。同时，又设法与岳溪林族有威望的人士联络，最终两地握手言和，终使顺溪陶瓷业得以顺利发展。”这一小插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顺溪陶瓷作坊薪火相传的来之不易。
原料问题解决后，要进行原料球磨。通过压路机对瓷土进行碾碎处理。再经过清水冲洗，把泥沙等杂质处理干净。接着把瓷土再碾碎、晾干。下一步骤就是要通过固定模具使产品成型，不同产品使用不同的模具。半成品完成后，需要晾晒处理，如果碰到好天气只要三四天就行。如遇雨天，那只能望雨兴叹了。整个制作流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产品焙烧。在现场，笔者看到一个巨大的窑炉，足有4米多高。旁边堆放着一些专门用来装半成品的窑具。据陈明光讲，半成品在焙烧前，首先要放在窑具中，这样使产品不易变形。当产品焙烧时，炉内温度会达到1300°C，要持续烧上30个小时左右，大概要耗费上百斤的煤、油等燃料。焙烧工序之后，经过凉处理，才算大功告成。不过，也有意外情况发生，如果师傅的火候处理不当，那产品质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最后经过成品检查，产品装配，整个流程才算告一段落。一批产品出炉大概需要10天左右，如遇持续雨天那就不得而知了。
惨淡经营中谋出路
现在的平阳瓷器三厂属集体所有制，是温州地区保留至今为数不多的活陶瓷作坊之一。在职员工57人，退休人员90多人。以生产低压电瓷和代人加工产品为主，产品有瓷插座、瓷灯头、绝缘子、熔断器、闸刀开关等78个品种，主要销往瑞安、温州、上海等地，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当我想了解利润状况时，陈明光的回答令我有点惊讶。一年5%的利润仅够支付工人工资，毫无盈余可言。对此他也十分无奈。
据陈明光介绍，瓷器厂的工人以家庭妇女为主，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人均月工资500元左右。在以农业收入为主的顺溪镇，一般家庭中的青壮年进城打工，仅留中老年人和孩子相依相伴，或许能在工厂里干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今的瓷器厂直接影响着几十个家庭、上百个人的生活。一旦工厂停产，那他们就得失业，这也是瓷器厂至今苦苦支撑的原因之一。
正像大多数民间工艺遇到的烦恼一样，如今的平阳瓷器三厂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陈明光说：“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生产市场空间大、利润高的高压电瓷产品，可迫于资金一切无从着手。说真的，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求蜕变。”他们始终坚持着，最为重要的是有着厚重底蕴的陶瓷厂还活着，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在回来的车上，我一直在思考：顺溪百年陶瓷作坊能生存至今真是一个奇迹，也足以证明其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珍贵历史文化遗存的民间手工艺，已经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坦的道路。当它们面对残酷的市场法则时，往往会变得遍体鳞伤。日后它将何去何从？自身及社会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这是许多民间工艺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