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青花八仙寿星清华信士潘达仁同室胡氏，喜奉香炉一面于福地高湖山白云庵中佛前供奉皇天启乙丑岁仲春之吉，僧性幻谨题。
带有干支纪年和天启年款的瓷器很少见。另外两个方面看，次香炉也很有趣。首先，在这样一个佛教寺庙供器上，出现道教题材的寿星和八仙是出人意料的；其二，题字书写者为僧人。用毛笔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有一定弧度的器物上题字，需要很高的技巧。对于为明代晚期瓷器题字的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青花花篮洗明天启1621高7.5厘米，口径32厘米巴特勒家族藏
洗胎体厚重，浅腹，弧壁，平底，折沿。底部无釉，中心有一圆形凹陷，内施釉。书六字双圈天启年款。
洗内绘一花篮，内盛花卉和水果。包括牡丹，菊，石榴等。花篮提柄呈倒U型，柄上悬挂一块花布。洗口内沿绘有排列整齐折枝花纹。外口沿下方绘有带藤蔓的雏菊和紫箢花，外壁两侧双线下方各有两只鸟，一只栖于光秃秃的树枝上，一只飞向另外一根树枝。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有六字天启年款的器物是否为宫廷所定烧。尽管那些外销日本的器物通常带有与此书法风格不同的四字天启年款，但象此件书写相对工整的天启年款的器物是很少见的。这种器形似乎也仅见于天启。
另外，日本出光美术馆，根津美术馆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亦收藏三件造型相似的器物。虽然此类器物不可能在当时外销到欧洲，但这件盔式洗与日本所藏的三件洗中至少有一例是在欧洲收购的。万历时期的瓷器，不论是面向国内市场，还是克拉克瓷都非常流行装饰花篮纹。因此总的来说，这件瓷器是为国内市场所生产的。
洗口沿上的花卉戊寅张重山置。
外口沿有暗花边饰一周，近足处刻旋纹二道。笔筒外绘二鸟，一只倒挂于枝头，一只正欲俯冲。地面上耸立一块太湖石，石缝间伸出繁茂的竹子和樱桃树枝。
青花龙纹炉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高20厘米，口径32厘米，足径18厘米巴特勒家族收藏
炉胎体厚重，鼓腹，口沿外撇。足沿与器底皆无釉。底部窑裂。口沿直径略大于器腹。
器身绘有两条五爪龙，二龙相对。中间一道开光，内书题记：大明崇祯己卯仲春一龙侧身有：信士陈余庆
其他文饰则有通常见的云龙和火珠纹。
这类即有干支又有崇祯年款的香炉十分少见，几乎未见同类器。
青花十八罗汉己卯秋月卢洪声监制。
青花高颈瓶崇祯十一年1638年高46公分，口径13公分，足径13公分巴特勒家族收藏
瓶形制厚重，口沿有釉，底无釉。瓷器分为上下两部分。
颈部绘有一立于太湖石前的女子，可能是嫦娥，其左右两侧各有二童子。右侧二童手持花枝。，左边一童欲接嫦娥手中的花枝，还有一童子向她奔来。画面中的V形记号表示草地。
坪呲沿下凸起的部分绘缠枝菊花。器腹饰五朵石榴团花，象征多子多孙。其下为倒置的蕉叶纹，有大小三种。相间排列。
器身题记为：戊寅秋月画于慎读斋左边落款为：北沼主人。
该瓶造型可能带有尝试性，迄今未见其他类似器物发表。在转变高峰期的器物上出现绘画者与画室之名，实属罕见。
青花象纹笔筒明崇祯年间1634-1643年高19.5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18厘米巴特勒家族藏
笔筒胎体厚重，略有束腰。口沿，底部皆无釉。底中心钻有一孔，可能是由于该笔筒曾被当作花盆来使用。口沿下方有一周暗花卷草纹，上下均暗刻双线。近底足处亦有暗刻旋纹两道。
器身绘有一头大象，身后是两只水缸和一只大鱼缸。大象左右各有几名侍从正准备为其洗澡。画面中草地多用V号表示。
笔筒的绘画具有典型的转变高峰期风格：以一簇簇V型符号表示草地，多层次的山石，也有常见芭蕉和松树。具备这些特征并带有纪年的器物，制作于1634-1643年间。
笔筒器身所绘为大象洗浴的仪式称为扫象，流行于明代晚期，象征净化心灵之意。
苏武李陵故事中间腰身微凸，底足略外撇。颈部做喇叭状。器底无釉，口沿施釉。
器身装饰采用红，绿，黄，紫，黑等色。所绘故事出自司马迁《史记》。武王欲伐商，伯夷、叔齐两兄弟前来劝谏，但武王未采纳其建议。最终还是灭了商。伯夷，叔齐遂耻食周家粟，终饿死于首阳山。
器身以红彩书铭文如下，表达了兄弟两人对前朝的忠心：青高双义士，叩马谏君王。耻食周家粟，于心终不忘。
画中伯夷，叔齐两人左侧简略描绘了由松树，山石，云纹组成的背面。草地多以红彩V字型符号表示。器物中间部分绘有两组折枝花果，分别为佛手和桃。觚的胫部装饰有倒置的三角形蕉叶，以红彩描绘的大蕉叶和以绿彩表现的小蕉叶相间排列。
17世纪中期的瓷器经常出现反映对朝廷忠心的主题，这显然同当时满人入侵，明廷瓦解的艰难时期有密切联系。
五彩二仙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这首诗描述的是每隔一千年西王母在瑶池庆寿的场景。
有这样一个故事，李鸿章在会见维多利亚女王时，将这两句诗献于女王表示敬意。女王很符合西王母的文学形象，李鸿章和老子同姓，当年老子曾经函谷关退隐西行。
不过历史上没有资料说明维多利亚女王是否欣赏这种文学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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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瓷都，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尤其引人关注。历时一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斐然：出土遗迹有晚清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一处，明初官窑窑炉遗迹四座，埋藏明永乐后期与宣德早期官窑落选贡品遗存两处，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官窑瓷器标本。
这批稀世遗珍，是窑址出土物，因年代可靠，学术价值高，享有最权威的断代标尺，为我们广大古代陶瓷集藏爱好者及鉴赏投资人士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物证资料。
12345下一页古代瓷器：[图片]景德镇民窑明代青花碗欣赏
以往对景德镇明代青花瓷的研究着重于官窑，对民窑青花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明代早期的民窑青花更是很少涉及。一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明代早期民窑青花大多制作粗劣，无论在工艺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比官窑逊色得多；二是明代早期民窑青花有纪年的器物很少，缺乏断代的标准器，很难对一时期的青花进行准确的断代。那么，明初民窑青花瓷碗真的如人们观念中的那么粗劣吗？这些通过明初匠人之手塑造的民用之物，到底有着怎样的时代风貌？
近年来，人们对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研究不断深入，但从展览及出版的9厘米，口径13.8厘米，足径4.8厘米。敞口微撇，浅弧腹，矮圈足。底足无釉，挖足浅，足墙两面斜切，足端呈鲫鱼背状。碗内光素无纹，碗心有一涩圈。外壁饰云气纹。釉面呈青灰色，青花呈灰黑色。
明洪武永乐青花云气纹碗
明洪武永乐青花云气纹碗,髙6.5厘米，口径14.3厘米，足径6厘米。撇口，深腹，圈足。底足无釉，圈足为里墙陡直外墙足端向内旋切，胎体厚重，碗底尤其厚实。碗内口沿及碗心各饰一道青花弦纹，碗心有一涩圈。外壁上半部饰两道弦纹和云气纹，用笔随意挥就，龙飞凤舞如书狂草有疾速感，线条粗细变化明显。釉面偏阴黄。青花呈灰青色，浓处呈灰黑色，且有黑褐色斑点。
云气纹为明早期尤其是洪武时期最常见的纹饰之一。洪武时期的云气纹构4厘米。撇口，深腹，圈足。圈足里墙平直，外墙略向内收，底足无釉，有明显的放射状跳刀痕。碗内口沿饰一道弦纹，碗心青花双圈内草书福字。外壁上半部饰结带绣球纹及弦纹，绣球纹的画法和布局与云气纹颇有几分相似，近底处装饰一周弦纹，纹饰草率随意。釉面为阴黄色，有用久后自然形成的细开片纹。青花呈灰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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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青花结带绣球纹梵文碗,高6.8厘米，口径15.2厘米，足径6.2厘米。撇折口，深腹，圈足，圈足里平直，外墙向内斜收，外足端斜削，圈足内无釉，底部可见明显的放射状跳刀痕。口沿施酱釉，碗心青花双圈内书梵文。碗外壁饰结带绣球纹，绣球状如钱纹，内有方穿。纹饰采用一笔点画，运笔流畅。釉面呈灰黄色，开细小片纹。青花呈灰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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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青花结带绣球纹福字碗,高6.8厘米，口径14.3厘米，足径8厘米。撇口，深腹，圈足，足墙较薄，釉底平坦，有极小的乳丁。内口沿饰一道弦纹，碗心青花双圈内隶书福字。外壁饰结带绣球纹与弦纹，绣球状如钱纹并有点饰，结带处饰有花卉纹。釉面呈卵青色，有开片纹。青花呈色靛青。结带绣球纹在明早期民窑青花器上被大量采用，这种纹饰的出现及流行与当时采用一笔点画的笔法有关，尤其是大量圆弧线的采用，使纹饰有不拘成法、游龙飞凤之势。人们常常将洪武时的结带绣球纹常与云气纹相混淆。永乐结带绣球纹的绣球或为旋转弧线，或为古钱纹形，内壁多光素无纹，口沿多施酱釉，碗心多有文字。宣德结带绣球纹的结带连接处多饰有花卉纹，碗心多隶书福字。
缠枝莲纹类
明洪武青花缠枝莲纹福字碗
明洪武青花缠枝莲纹福字碗,高5.9厘米，口径12.2厘米，足径5厘米。撇口，弧腹，圈足，底足无釉，呈圆窝形，有明显的旋坯痕和乳突。内口沿饰一道弦纹，碗心青花双圈内草书福字，外口沿及下腹部分别饰有一道和两道弦纹，弦纹之间以写意手法绘缠枝莲纹，花叶细长，状如卷云，花瓣片较长，花蕾处有较浓重的青花点色。釉面腴润水青，青花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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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梵文碗，高6.6厘米，口径14.8厘米，足径6厘米。撇口，弧腹，圈足，底足无釉，圈足内墙较直，外墙向内斜削，修胎不精，粘有沙粒。内口沿饰一道弦纹，碗心双圈内饰梵文。外壁绘缠枝莲纹，莲花为旋涡状，花朵之上、左、右三面有点饰的莲瓣状物，枝叶小而稀疏。釉面呈卵青色，青花蓝中略泛灰。
明永乐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福字碗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福字碗，高6.8厘米，口径14.7厘米，足径5.7厘米。撇口，深腹，圈足，底足无釉，中心有一小乳突，圈足较矮，内部旋削干净，外壁向内斜削，足端平切。碗内口沿饰一道弦纹，粗细不一，并有断线。碗心青花双圈内草书福字，外壁饰缠枝莲纹，花朵有的呈旋涡状，有的呈贝螺状，画法随意不拘一格，枝叶状如飞鸟。釉面呈卵青色，青花呈蓝灰色。胎体较重。
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福字碗
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福字碗，高6厘米，口径12.7厘米，足径4.8厘米。撇口，弧腹，圈足，底足无釉，有乳突。内口沿饰一道弦纹，碗心青花双圈内隶书福字，外壁饰缠枝莲纹，状如火焰。釉面肥润呈深卵青色，青花呈蓝中略泛灰色。
明宣德正统青花缠枝莲纹福字碗
明宣德正统青花缠枝莲纹福字碗，高7.4厘米，口径14.7厘米，足径5.9厘米。撇口，深腹，圈足，底面平坦施釉，圈足外壁向内斜收，足端无釉平切，修足干净。内口沿饰两道弦纹，碗心青花双圈内隶书福字，字体规范。外壁饰缠枝莲纹，莲花的画法已向写实的方向发展，花形较前清晰传神。釉质肥润，呈卵青色，有细长开片。青花色泽浓郁，深处有黑褐色铁锈斑痕。洪武时的缠枝莲纹以写意为主，较少有对于花瓣细节的描绘，运笔舒展随意，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永乐、宣德缠枝莲花朵的画法与洪武明显有别，花朵尖圆状如火焰，抑或状如漩涡。一般来说，饰有缠枝莲纹碗的碗心多书写有福字，洪武时多草书，永乐时字体较多，至宣德时一般为隶书。
鱼蝶纹类
明洪武青花鱼纹碗
明洪武青花鱼纹碗，高6厘米，口径14厘米，足径5厘米。撇口，弧腹，圈足，圈足内无釉，圈足里墙较直，外墙足端向内旋切，挖足浅而粗糙，碗内底有一涩圈。碗内口沿与底各有一道弦纹，外壁近口沿处绘有4条神态各异的青花鱼纹，近底足处饰有3道弦纹。釉面白中带青灰色，釉层薄亮，酷似青白釉。青色呈深靛青。胎体尤其底部较厚重。
明永乐宣德青花鱼纹碗
明永乐宣德青花鱼纹碗，高6.4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6.7厘米。撇口，弧腹，圈足，底部刷有一层护胎釉并有釉斑，圈足粘沙，底有小乳突。内口沿饰一道弦纹，碗心青花双圈内绘一条鱼，外壁口沿及底部饰弦纹，腹部绘4条鱼纹，并有暗刻水波纹。釉面呈卵青色，并有开片及许多缩釉点。青花呈靛青色。
明永乐宣德青花蝴蝶纹碗
明永乐宣德青花蝴蝶纹碗，高6.3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4.6厘米。口稍敛，深腹，圈足，底足无釉，呈圆窝形，足壁较厚，乳突明显。内口沿饰二道弦纹，碗心青花双圈内绘一蝴蝶，外口沿处饰旋纹与连弧纹，弧线内点饰短线条，腹部绘4只蝴蝶，近底足处饰3道弦纹，构3厘米，口径15.3厘米，足径5.8厘米。撇口，弧腹，圈足，底足无釉，圈足内墙较直，外墙向内旋切，足端平切，底心有明显的放射状跳刀痕。内口沿饰一道弦纹，碗心青花双圈内草篆福字，口沿饰酱釉，外壁饰青釉，内壁釉面呈深卵青色。青花蓝中略泛灰。
A.明宣德正统外青釉内青花月华纹碗B.明宣德正统外青釉内青花月华纹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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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篆书年款
我国古陶瓷上的款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特征，款识的内容能够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它的发展由于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所以瓷器上的款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而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年号款识，由于标明了瓷器生产的确切朝代，也就成为明、清瓷器科学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明代官窑瓷器始烧于洪武二年（一说为洪武三十五年)，但到目前为止未见到书写年款的洪武官窑瓷器。到了永乐年间，在瓷器的款识上开启了明、清官窑瓷器书写帝王年号款识的先河，此种在官窑瓷器上书写皇帝年号的署款方式历经五百余年，一直沿用到清末。在明代各朝中，官窑瓷器的款识以楷书书写占绝大多数，以“大明XX年制”、“XX年制”的双圈、双方框及横款为常见。而以篆书书写年款的官窑瓷器，根据之前的资料记载，仅永乐、宣德、弘治及万历四朝有之。
永乐篆书款永乐官窑篆书款，目前仅见“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款，按落款方法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阴文）和模印款（阳文）。青花写款者，到目前为止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有杯心饰双狮戏球纹，球内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与杯心画五瓣葵花，花心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两种。据明末清初谷应泰著《博物要览》记载：“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篆书‘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细若粒米，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但鸳鸯心者及署六字篆书者还未见有实物。锥刻款和模印款也称暗款，多见于颜色釉瓷器之上，落款位置大多在碗、盘、高足碗等器的内底心或内壁，署暗款的器物相对较多见，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碗，内底锥刻“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又如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红釉双龙纹高足碗，内底心模印“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圈外环花瓣纹。由于此类暗款多刻印较浅，又被釉所覆盖不甚清晰、不易辨识，有些甚至需对强光透视方可看清，故极易被忽略。
永乐篆书年款，不论是青花写款还是刻、印的暗款，在字体上都颇有章法，风格一致。运笔流畅自然，起落笔处呈尖状，笔划转折处浑圆，字体结构严谨、苍劲浑厚、婉丽飘逸、雄浑豁达。有学者、专家经研究后认为永乐篆书款识的蓝本出自当时的大书法家沈度之手，只是由于临摹的工匠不同，才导致在款识的书写上略有出入。
宣德篆书款
宣德官窑篆书款，目前所见只有“宣德年制”四字款，落款方式与永乐时期一样，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及模印款几种。青花款仅见于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天青釉高足碗上，落款于内底心，四字双行排列，外饰双圈。锥刻款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青花藏文高足碗上，其内底暗刻“宣德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刻划双圈，圈外还印饰。模印款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高足碗，在碗内壁印双行四字篆书款，款字外围单圈，圈外环饰以莲瓣纹。
宣德篆书年款，字体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书款的遗韵，款字结构严谨，笔划圆润，书写规范，笔道粗细适中，笔法苍劲有力，其蓝本应与永乐篆书款之蓝本出自同一人之手。
弘治篆书款
署弘治篆书款的传世品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绿彩二龙戏珠纹高足碗，其外壁釉下浅刻二龙戏珠纹，龙纹加填绿彩，碗内施黄釉，内底心锥刻“弘治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字笔画填绿彩，款外刻单圈，款字左低右高，刻痕清晰，填彩不甚准确。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亦有相同品种的标本出土。
弘治官窑瓷器的篆书款明显留有永乐、宣德官窑篆书款的遗风，字体显得浑厚雄健、挺拔秀美，转折之处显圆润。这可能与弘治皇帝喜爱沈度的书法有一定关系。
万历篆书款
目前所见书写万历篆书款识的器物在款识的书写方式上较为特殊，与其他各朝款识有明显区别。署此款识的器物以青花盘为多见，亦有五彩器，纹饰上多见鱼藻纹或单个“寿”字纹。款识落于器物外底心，以青花书写“德化长春”双行篆书，外围单方框，框外按“上下右左”的顺序书写“万历年造”四字篆书，外复围单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款识。对于书写此款的器物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生产，目前古陶瓷研究界还存有争议。笔者认为，由于明晚期“官搭民烧”制度相当普遍，书此款的器物纵然不是官窑，也是“官搭民烧”之精品，能够反映出万历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新发现的嘉靖篆书款
关于嘉靖瓷器的篆书款识，当前已经发表的涉及到嘉靖款识的著作中多数未作记载。冯先铭先生的《中国陶瓷》中载：“嘉靖官窑款未见篆体书写。”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中载：“嘉靖时，款识……均为楷书体，未见篆书。”吕成龙先生的《中国古陶瓷款识》中载：“明嘉靖年款无论官窑还是民窑器，其款字均为楷书，未见篆书。”
但是，伴随着近年来的城市建设和道路改造，不仅时有完整瓷器得以“重见天日”，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质量上乘的陶瓷标本，其中不乏一些以前不曾见过的珍贵陶瓷品种。笔者收藏的一件嘉靖篆书年款素三彩梅瓶标本亦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