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州窑瓷器鉴别。
耀州窑，北宋著名瓷窑之一。1959年发掘，窑址以今陕西铜川黄堡市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等处，宋代属耀州，故名。
耀州窑唐代已开始烧黑釉、白釉和青釉瓷，曾使用化妆土。玉璧底碗及堆酱彩朵花小盖盒是其典型器。北宋时以青瓷为主，兼烧酱色釉器。北宋中、晚期是耀州窑的鼎盛时代。器型以碗、盘、碟、罐、瓶、盒、炉为主，也有渣斗和各式小杯。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由于胎中含铁，在煤窑自然氧化气氛下烧成，使青釉或圈足周围呈现姜黄色，形成了耀州窑青瓷的独有特征。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刚劲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
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曾发现大批刻有龙凤及花卉图案的耀州青瓷，证实耀州窑确曾烧过贡瓷。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元代胎釉渐趋粗糙，花纹图案较简单，亦烧白地黑花器。宋代耀州窑对各地制瓷业有很大影响，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及广东、广西等地均烧制类似的刻印花青瓷。
【唐 耀州窑茶叶末釉注子】
高17.6cm，口径10.8cm，底径9.1cm
注子撇口，短颈，硕腹，平底。短粗流，曲柄宽扁。施茶叶末釉，近底处无釉，釉层匀净，肥厚而润泽。
此器形制规整，造型饱满，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
唐代耀州窑以烧青釉瓷与黑釉瓷为主。同时还烧造一种铁、镁结晶釉，类似茶叶末色泽，故称“茶叶末釉”。
注子亦称“执壶”，是古代酒器而非茶壶。盛行于唐中期至宋代。
【五代 耀州窑青釉葵瓣口碗】
高7.5cm，口径19.2cm，足径7.2cm
碗呈五瓣花口状，口沿外撇，斜壁，浅圈足。腹壁自花口凹陷处起棱线。通体施青釉，釉层较薄，釉面玻璃质感强并开细碎片纹。
这件青釉花口碗，釉面虽有水沁痕迹，但造型秀丽，釉色匀净，仍能反映出五代时期耀州窑青瓷的烧造风格。
耀州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当时所烧造品种十分丰富。五代时期开始则以烧造青瓷为主，其青翠莹润的釉面和精致优美的造型，并不逊于当时声名显赫的越窑青瓷。
【宋 耀州窑青釉药王塑像】
高45.0cm，底径10.5cm
这是一尊宋代耀州窑烧造的青釉塑像，塑造一中等身材的伫立男像。其形像昂首挺胸，双目炯炯有神，平视前方，两腮微鼓，双唇紧闭，神态安详。头戴蝴蝶结饰物，身披由树叶缀连而成的长衣，左手托宝瓶，右手执草叶于胸前，腰间系一布带，赤足立于圆托上。通体罩青中略带黄色之釉。
虽然像上未标注姓名，但塑造的应是人们崇拜为“药王”的孙思邈。中国医学史上被尊称为“药王”者虽有多人，但唯有孙思邈享誉最广，影响最大，受到医学界和民间的广泛推崇，为他举办纪念活动也最为经常。孙氏是陕西耀县人，耀县紧临铜川，大名鼎鼎的孙思邈自然会成为宋代耀州窑工匠的创作素材。据说铜川旧有药王庙，庙中供奉孙思邈像。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菊瓣纹碗】
高5.1cm，口径13.2cm，足径4.1cm
碗敞口，圈足。里外均刻菊瓣纹，碗心印一团花。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足边无釉。
此碗为宋代耀州窑青瓷的代表作品。在装饰方面，以碗心的一朵团花为中心，放射状地向外刻出一片片菊瓣纹，布局舒朗匀称，线条活泼流畅又不失规整，反映出当时艺师们的审美观念，代表了耀州窑瓷器刻花工艺的突出成就。
耀州窑瓷器上的刻花装饰于北宋中期发展成熟，到北宋末期工艺更为精湛。
【宋 耀州窑青釉刻海水鸭纹碗】
高7.4cm，口径17.8cm，足径4.9cm
碗敞口，腹为六花瓣形，近底渐收，圈足。内壁蓖划海水纹，碗心刻划一游鸭，外壁光素无纹。通体以青釉为饰，釉色深沉，青中泛黄。wWW.taoci52.COM
此碗造型优美，纹饰清晰，鸭纹的刻划生动传神，海水纹宛转自然，由此可见耀州窑瓷工们娴熟的技艺，是耀州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宋 耀州窑酱釉碗】
高4.5cm，口径14cm，足径4cm
碗撇口，深弧腹，圈足，近足无釉。素面无纹饰。釉为酱色，釉色较亮。
酱釉瓷器是宋代中期耀州窑瓷器中出现的一个新品种，为仿宋代漆器之作，其数量较多，仅次于青瓷。酱釉是一种以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釉，釉料中氧化铁的总量达5﹪以上。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花纹双耳瓶】
高24.5cm，口径5.5cm，足径9cm
瓶撇口，细颈，鼓腹，圈足。颈两侧对称置龙耳，腹上部凸起弦纹4道，下部阴刻两朵莲花图案。灰白胎。釉色青绿。
此造型的瓶式俗称“玉壶春瓶”。纹饰立体感强，花叶阴阳向背分明，刀锋犀利，线条流畅，别具风格。
耀州窑瓷器多为灰白胎，但多数器物透过青翠的釉层，使人感到的却是洁白、细腻的胎体，仿佛上釉前曾施一层化妆土，此件双耳瓶即为一例。实际上这是由于胎土和釉料在烧成过程中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一层密合层所致，这种现象在河南临汝窑及钧窑产品中也可见到，这是由于它们使用的坩土所含成分相似所致。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纹碗】
高8.5cm，口径20.8cm，足径4.8cm
碗敞口，宽唇，圈足。里外施青釉。碗内刻婴戏莲花纹饰，一肥胖的婴儿戏于三朵莲花之间，两手腕各戴一手镯，憨态可掬。
此碗刻花精细，画面生动活泼。北宋晚期，耀州窑装饰多取婴戏纹题材，此类构图还有两婴荡秋千、四婴戏把莲等。
【宋 耀州窑青釉印花童子玩莲纹碗】
高4.5cm，口径14.3cm，足径3.3cm
碗撇口，深弧腹，矮圈足，足底沾窑渣。通体施青釉。碗内印莲花一束和四童子，四童子分别手持莲花一枝，身体呈不同的姿势作嬉戏状。
此碗婴戏纹饰抓住了孩童体态的主要特点，用洗练的轮廓线将其五官的稚气和胖乎乎的体形生动地刻画出来。
宋代耀州窑青瓷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植物、动物、人物及宗教题材应有尽有。人物题材以婴戏纹较为多见，赤裸身躯的孩童，有的戏于花叶中，有的匍匐扳枝，有的攀树折花，有的驯鹿赶鸭，有的抱球采莲，不拘一格。
耀州窑遗址中出土的印花陶范很多，上面阴刻的花纹因反复使用而磨损，从而证明了这一装饰手法在当时曾大量使用。
【宋 耀州窑青釉盘口瓶】
高19.5cm，口径9.5cm，足径8cm
瓶盘口，短颈，圆腹，圈足。胎体灰白。里外施青釉，釉色较浅，釉质莹润，釉面开细碎片纹。足边无釉。
此瓶造型浑厚，略呈石榴形，俗称“石榴尊”。
耀州窑瓷器中瓶式很多，瓶体或修长秀丽，或丰满端庄，但像此件石榴式样的瓶却较少见，应为北宋早期产品。这时期耀州青瓷釉面皆玻璃质感强，施釉均匀，大多开有细碎片纹，胎釉结合紧密，没有剥釉现象。品种以日用瓷为主，造型方面与五代耀州窑瓷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宋 耀州窑印花碗】
高5.1cm，口径13.2cm，足径4.1cm
碗敞口，深弧壁，圈足。内外施青黄釉。碗心模印菊花一朵，内、外壁分别采用剔刻放射性线条的方式表现菊瓣图案。
菊花及各种花卉是耀州窑十分常见的装饰题材。此碗独到之处在于它采用特有的犀利刀法将抽象的菊花花瓣与形象的菊花花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简捷明快的图案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宋 耀州窑青釉人形执壶】
高29cm
壶体造型为一男子，束冠，着长襟衣衫，双腿直立，微露双足。人躯体中空，头有孔为壶口，双手于胸前捧方口壶流，后背中央附曲柄。人物面部表情庄重肃穆。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匀净滋润，因衣纹线条折角处釉薄呈现出胎色而具有立体效果。
耀州窑的瓷塑作品很少，此件人形执壶无论是造型构思还是工艺水平均可谓上乘佳作。
【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瓶】
高19.9cm，口径6.9cm，足径7.8cm
瓶小平口出沿，短直颈，丰肩，腹以下渐收敛，圈足。肩部有弦纹3道。瓶身以“刻花”为饰，腹部刻缠枝牡丹花，下腹刻双层莲瓣纹。此瓶刻工刀锋犀利，深浅有致。牡丹花繁而不乱，花冠丰满，花枝缠绕，俯仰结合。瓶通体施青釉，釉面晶莹温润，玻璃质感强，釉层匀净。
耀州窑刻花青瓷以盘碗为多，瓶类较少。此瓶小口短颈，衬出瓶身的雍容饱满，刻线处积釉色深，凸起处色较浅，使花纹更加清晰，有立体图案的效果，为耀瓷中的精品。
【金 耀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
高7.6cm，口径21.3cm，足径6cm
碗敞口，深弧壁，圈足。通体内外施青釉。碗内菱形开光内刻一轮明月高悬天空，一头水牛前腿直立，后腿弯曲而跪，头部昂起，口微张。水牛周围及开光之外刻以花草纹饰。
此碗釉色莹润如玉，刻花刀法流畅犀利，构图简洁明快，花纹生动自然，为耀州窑金代青釉刻花器物中的代表作品。
碗心中的图案原名“犀牛望月”，经过考证应为“吴牛喘月”。它出自《世说新语》：“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方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图案反映了北方金人统治下的汉族百姓对战乱带来的沉重的生活压力深感畏惧的心理。
【金 耀州窑钱纹小壶】
高13cm，口径4cm，足径6cm
壶小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一侧为一外折壶流，对应一侧为一带状短柄，口有平顶式带纽小盖。壶通体饰两组纹饰，肩部刻下覆的莲瓣纹，莲瓣上下各有两组弦纹。腹部刻錢纹，錢纹下饰一道弦纹。通体施青釉，釉青中泛黄。
纹饰简洁清晰，刀法犀利，风格粗犷，纹饰清晰。壶通体施青釉，釉青中泛黄。纹饰简洁，为耀州窑金代典型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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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耀州窑及青瓷（下）
再如瓶类，也是该窑从初创的唐代以来就多有烧造的器物。唐瓶有盘口瓶、长颈瓶、净瓶、油瓶、葫芦瓶、双鱼瓶、双系瓶等多种造型。到五代，以上瓶的造型仍有生产，又出现了短颈瓶等新造型。入宋后，一方面承袭了唐五代上述传统瓶类的造型，另一方面又新创制了一系列的新型瓶种。这些新型瓶中较为突出的有玉壶春瓶、胆式瓶、梅瓶、吐噜瓶、棒槌瓶、花口瓶、瓜棱瓶、蟠龙瓶等多种。玉壶春瓶为侈口、细长颈、圆腹、圈足造型，它以柔和且富有变化的流线型线条美迎合了人们的喜爱，在中国古代流传了上千年之久。工匠们还将此种瓶的口部和腹部之外侈和收分线条略加改动，又制作出胆式瓶新形体。梅瓶和玉壶春瓶都是酒具，但用途不同。玉壶春瓶口外撇，细颈便于把握，装入酒后酒液重心在腹下，应是烫酒和斟酒的酒瓶。梅瓶的造型是小口宽沿、短颈、丰肩下折、深长腹、圈足，此种梅瓶造型适合做装酒的盛具。吐噜瓶的造型与梅瓶相类，但腹为矮圆筒状，犹如梅瓶截腰后的上半段，造型没有梅瓶的修长秀美，但更具有浑圆厚重的特点。棒槌瓶亦是由梅瓶衍变而来，其造型特点是小口突唇束颈折肩深筒腹。与梅瓶相近似的瓶类还有大口梅瓶，又可称为罐式梅瓶，其特点是大口短直颈圆肩圆弧腹内凹圈足。这些从梅瓶造型衍变而来的多种瓶类的出现，正是宋代耀州窑工匠创新精神的体现，也反映了该窑此时转轮就制水平的高超。在瓶类造型中，还有器口翻卷成盛开花朵形的花口瓶，器腹呈现出均匀的竖条凹凸状的瓜棱瓶，器的肩颈周壁装饰有贴塑龙纹的蟠龙瓶等等。如此多种多样的瓶类造像的出现，是该窑器物造型丰富多彩的明证。
其他的各类器物同样具有多姿多样的优美造型。限于文章篇幅不能一一叙述，在此仅指出某些尚未在其他窑系或窑口中见到的器物造型。如：温碗中的柳斗编织箩型、及花口多折腹圈足型；花插中的内外双层壁饰有水平多组插环、镂空插座和立雕仰首龙头的造型；盏托中的外盘套内浅托造型；供盘中的内外双层套盒饰有如意壶门或坐佛的造型；把杯中的敞口圆腹单柄造型；灯盏中以立狮或卧狮为底座的造型；熏炉中复层套合式饰有镂空网纹和贴花蟠龙纹的造型；瓷盒中形如战鼓饰有鼓钉纹的围棋子盒造型等等。这些，均是耀州窑工匠匠心独具创新的一些精美青瓷造型。
在整理和排比宋代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标本时，我们将不同的器物种类中不同的造型分别排列出不同的“型”和“式”。其中，“型”是不同的造型，“式”是同一类器物在宋代早中晚各时期造型演变中有区别的形体。各类器物 造型排队的结果，竟然选出了上千件不同“型”和“式”的典型器物标本。这一结果意味着宋代耀州窑的各类器物的不同造型已超过了上千种。面对着这数以千计的实物和一张张不同形体的器物造型图，不由的使人惊奇之极，感叹不已。
四、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
宋代耀瓷的装饰手法比较多样，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戳花、捏塑、镂空、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内中，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的是其刻花工艺，以及与之相同风格的印花工艺。此种刻花，严格讲是取刻花为主，又辅以划花而成的一种刻划花装饰手法。它出现在北宋初期偏晚一些时候，发展到北宋中期与稍后达到了顶峰。此前，该窑的装饰手法以简便流畅的单线划花为主。在五代和宋初，又创新出一种剔花工艺，系将花纹主轮廓以外的背衬部分采用“减地”手法进行剔除，使主轮廓纹样突起在器表之上，具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到了宋代，聪明的耀州工匠又对上述两种划花和剔花工艺各取其所长，且融合贯通于一体，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刻花新手法。此种刻花工艺需分两步进行，先将刻刀深入直插在器坯中，用垂直刀刃勾刻出纹样的主轮廓；再在已深刻出的主轮廓线的外侧，采用斜刀连续广削以除去花纹主轮廓外的背衬。新的刻花手法保留了剔花工艺的浮雕式立体装饰效果，又避免了剔花减地的费时费工和行刀的呆滞。同时，还吸收了划花工艺行刀流畅活泼的优点，使新的刻花手法显现出刻刀在刻削行刀中犀利圆活的动感，使每一种纹样都能跃然于一件件耀瓷之上。在完成了两步走的刻花之后，再使用一种篦形工具，在突起的刻花主轮廓内精心勾划出叶脉和花瓣纹理的细部，使新的刻划花花纹达到了粗犷与精细、凸起与凹入，大轮廓与小细部的巧妙结合。饰釉后在润玉般晶莹的碧绿色下显现出深浅不同的色调层次，使之具有一种含蓄典雅、诗境无垠的艺术美，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正因如此，宋代耀州瓷的此种装饰手法在同时代的名窑名瓷中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冠”，达到了宋代刻划花装饰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产品在国内和国外的销售市场上受到广泛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着生产的发展。到北宋中期稍晚一些时候，为了向国内外商品市场提供更多具有此种装饰风格的耀瓷，耀窑工匠又发明了与其刻花手法相同风格的印花新工艺。此种印花工艺是先采用刻划花手法制作出印花范模具（又称母范），然后翻制出印花范，再将与之造型相同的器物坯件扣在印花范具上印出纹样，修饰后施釉烧成。在发掘和整理器物的过程中，我们观察了成千上万件的宋代耀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标本。得知其印花工艺是由其刻花工艺发展而来，但并非是宋代中期刻花工艺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它的一种发展。新的印花工艺因其有制作简捷、方便、快速的优点，一经问世，就将其发展的重点用在纹样图案的着力构思和设计上。与孕育它诞生的耀窑刻花工艺相比，新的印花工艺在纹样题材、图案种类、构图方式等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宋代耀窑的印花青瓷也达到了同时代同一工艺的最高水平。这种娴熟而独特的耀州窑刻划花和印花工艺 ，以其成功的魅力在赢得国内外广大市场的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国内窑场瓷器制作的装饰工艺。
五、丰富多样的纹样图案
宋耀州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所以能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其装饰手法独特，也因它具有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目前已见到的纹样图案约有二百多种，其题材和内容包括有植物类的花卉、草木、枝叶、瓜瓞果实；动物类的瑞兽、珍禽、昆虫、水族；人物类的婴戏、侍女、戏妆；佛教造像类的飞天、罗汉、力士、僧人、供养人、化生；道教造像类的鹤驭仙游；以及山石、流云、水波、几何纹样等等。每一大类之中，又有很多小类，采用同类分别构图或几类结合起来构图的形式，组成了多种多样的纹样图案。耀瓷纹样图案不仅画面华美而富有变化，而且往往寓意吉祥。在植物花卉类中，多见象征富贵和美好生活的牡丹花。所见之牡丹纹样，取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交枝牡丹、对枝牡丹种种形式进行表现，还有瓶插牡丹、盆花牡丹、珍珠地牡丹等。均以叶茂花繁、生机盎然的写实性为特征。牡丹花的花朵和花瓣亦有多种多样，有塔形多层式花朵、双层多瓣式花朵、单层三瓣式花朵，还有牡丹花结、牡丹小簇花等。除了采用单一的牡丹组成多种纹样形式以外，还往往将牡丹与动物、人物或其他花卉结合起来，组成更加生动多彩的纹样图案。如“凤凰戏牡丹”、“鸾鸟衔牡丹”、“飞蝶恋牡丹”、“双婴戏牡丹”等。在植物花卉类中，还常见象征仙逸洁身、傲霜怒放的菊花，象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的莲花荷叶。由菊花组成的各种纹样图案，其形式与牡丹纹大体相似，比较独特的是在盘碗器内以单层或多层团菊进行构图，纹样在简洁中突出了菊瓣盛开的生机。亦或在盘碗的底心饰以团菊纹，周圈再绕以缠枝菊，纹样在叶茂花繁的构图中显得格外华丽。莲花和荷叶的构图与牡丹和菊花不同，往往将它分布在“清且涟漪”的水波中，与游鸭、鸳鸯、游鱼相伴为伍，组成“水波莲花”、“双鸭戏莲”、“鸳鸯戏莲”、“莲花双鱼”、“鸳鸯游鱼戏莲”等富有动感的画面。也有将莲、荷叶慈姑甚或牡丹用丝带束成捆把形的构图，此种构图的纹样有“一把莲”、“两把莲”、“三把莲”、“一把莲花牡丹”、“莲花慈姑”等等。还有将莲花和人物结合组图，如“太子戏莲”、“婴戏缠枝莲”，均有“连生贵子”寓吉祥的含意。在植物花卉纹样中，还发现了象征凌雪傲霜坚忍不拔的梅花，象征迎接光明向阳而开的葵花，以及象征加官进爵和高官厚禄的鸡冠花。所有这些植物花卉纹样，都以写实为特点，再经艺术加工，在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中，均呈现出一种繁茂的生机和真实生动的美感。
在动物类瑞兽纹样中，有翻腾在滚滚波涛中威武雄猛象征“真龙天子”的蛟龙；有在奔跑中相互追逐的“百兽之王”三奔狮；有或卧或立衔瑞草、戏牡丹的“仁兽”麋鹿；有“能执搏挫锐”的猛虎；并由它们组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在动物类珍禽中，有穿花舞云衔瑞草和瓜果的“群鸟之长”凤凰；有飞云衔博古做鹤驾象征长寿的鸣鹤；有戏莲、戏牡丹、衔瑞草象征祥和华美的孔雀；有戏水戏鸭象征“朝倚”“暮偶”恩爱夫妇的鸳鸯；有或飞或立象征喜事临门的喜鹊；有入水善游羽毛不显的游鸭等；由它们又一一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画面。以游鸭为例，所见的图案有“水波游鸭”、“双鸭戏莲”、“鸭戏鸳鸯”、“鱼鸭戏莲”之类。纹样图案多取对称和均衡形式，一鸭居前回首顾盼，另一鸭紧紧相随。也有取三分法布局的，多和鸳鸯组合构图，或“单鸭戏鸳鸯”，或“双鸭戏单鸯”，画面中荡漾的水波，盛开的芙蓉花，微微漂弋的荷叶，及浮游自如嬉戏其间的游鸭鸳鸯，形象写实而富有情趣，是真实塘景的再现，相当生动怡人。在动物类的水族纹样中，最常见的是游鱼纹，有“水波三鱼”、“水波五鱼”、“水藻群鱼”、“双鱼戏莲”、“鱼鸭戏莲”、“群鱼戏海螺”、“鸳鸯游鱼戏莲”、“柳枝群鱼”等等。内中以“水波三鱼”最为生动，在碗的内壁取三分法布局，仅用了不多的几刀，三尾生动逼真的游鱼就跃然而存，鱼周围布满了用篦形工具划出的重重水波，三鱼在水波中鼓腹摆尾游弋自得。不仅画面生动，而且刻花三鱼的洒脱洗练，划花水波流畅荡漾，湖绿色青釉的温润柔和均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实属宋代耀州窑刻划花青瓷的代表作。
在人物类纹样图案中以婴戏纹最为突出。早在唐代该窑就开始用童婴纹装饰瓷器，曾在素胎黑彩盘上见到过绘黑彩的“童孩戏绳”纹。到了五代，又发展到剔划花青瓷“婴戏缠枝”纹。入宋后，我国的绘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山水画、花鸟画都以独立的画科得到发展，而且人物画也发展的更加精细完美。还从人物画中产生了专门反映儿童题材的绘画，出现了一些擅长画儿童和婴儿的画家与其作品，如宣和画院的苏汉臣曾画有“秋庭戏婴图”和“货郎图”，李嵩亦画有“货郎图卷”等。随着绘画艺术中专题儿童画的出现和发展，对同时代以至后世瓷器上的婴戏纹样图案有着重要的影响。宋耀瓷上婴戏纹样的日益增多，正是以此为背景得以发展的。婴戏纹在耀州窑北宋早中期的刻花青瓷中采用较少，在宋晚期的印花青瓷中经常发现。所见的婴戏人物纹多种多样。有“单婴戏牡丹”和“单婴戏梅”，取烘云托月的形式布图，在牡丹或梅花枝叶的中心，突出一个大头圆脸嬉戏玩耍的胖娃娃形象。又有“双婴戏牡丹”、“双婴戏梅”、“双婴戏枝果”、“双婴戏莲”、“梅竹双婴”等，在缠枝或对枝的牡丹、梅、莲、枝果、梅竹之中，双婴或取“喜相逢”的形式相向对应嬉戏，或取两头顶对的顺时针旋转形式而嬉戏，亦或取双足反相顶立顺时针旋转形式嬉戏。再有“三婴荡枝”，荡枝的三婴孩和三折枝牡丹以六出筋为界，取六分格间隔排列；“三婴戏缠枝舞蝶”（简称三婴戏枝蝶），将三婴分布在由缠枝围绕成的变形三角中，在其外环饰以枝叶和飞舞的三蝶。此外，还有以层层水波作底衬的“四婴戏把莲”，以童婴与山石芦苇枝叶相穿插的“五婴戏双犬”，在繁枝茂叶和串串丰硕的葡萄藤蔓中嬉戏玩耍的“群婴戏缠枝葡萄”等等。图案中嬉戏玩耍的童婴都是大头圆脸的胖娃娃形象，他们或带裹兜裸四肢，或全身裸体仅缠飘带、带项圈、穿手镯、着脚钏。在画面中，随着缠枝藤蔓和枝叶山石的不同，或张开两臂双手握缠枝荡秋千，或紧抓藤蔓全身悬空，或攀登腾越，或翻身飘舞，逼真地刻划出一幅幅天真可爱的童婴尽情嬉戏的生动活泼场景。是宋代瓷器纹样中极为精美动人的画面。
与同时代其他瓷窑相比，宋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纹样最为丰富和多样化，其中有些纹样，如水族中的摩羯、海马，人物中的化生，佛教造像中的飞天，道教造像中的鹤驾仙游等等，均是该窑青瓷纹样中所仅有，尚不见于其他各窑。这些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亦是宋代耀窑青瓷誉名天下的重要条件。
宋代耀州窑及青瓷（上）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在中国的分裂割据。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新兴租佃制经济关系的确立和普及，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生产关系，亦解放了生产力。这些，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的局面。在手工业和商业得以空前发展，大批工商业小城镇不断出现的宋代，制瓷业的生产和销售，更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全国各地创建的新窑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众多窑场之间，展开了商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批名窑和名瓷的涌现，以及一批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的逐步形成。今天，我们纵观宋代制瓷业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点是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和名瓷的产生和发展；另一点是定、钧、耀州、磁州、越、建、景德镇、龙泉八大瓷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宋代的上述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窑场烧瓷始末与宋代的鼎盛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该窑创烧于唐代（公元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
黄堡镇的耀州窑址，经过本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已获取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从而使世人真实了解到耀州窑的发展面貌。发掘出土的逾百万件陶瓷残器，分别属于唐代、五代、宋、金、元明五大历史时期所烧制。五大历史时期的烧瓷，各有不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首先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石碾槽粉碎设置，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池和陈腐用的陶缸设置。以此保证了大批量优质青瓷坯泥与釉浆的充分提供。其次是轮制工具主部件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又增设了铁轴承，使拉坯成型工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是烧瓷燃料由木柴改为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炭。与之相应窑炉结构亦进行了科学的变革，有利于掌握对青瓷器还原气氛的人为控制。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烧造大量胎细釉精的青瓷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基础。使此时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喜爱。在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了宋哲宗元佑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实况。除了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其产品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已在东亚的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外销的宋代耀州青瓷。这些均是耀州窑青瓷在宋代鼎盛发展，并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明证。
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精美的制瓷工艺和生动优美的装饰技巧，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对远距该窑数千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也起过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由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和海岸港口，地处西北内陆渭北高原上的耀州窑，在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宋代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所凭籍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要研究该窑宋代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优势在于它自身精湛先进的制瓷工艺，巧如范金的造型，温润晶莹的青釉，犀利洒脱的刻花，以及综合这些优点而产生的风格独特之上乘产品。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温润如玉的耀窑秘色青釉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最精辟的解释。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以此标准衡量耀州窑所烧造的青瓷，就不难明白其被称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原因。该窑场早在盛唐时就开始了青瓷的创烧，然初时釉质粗，釉不均匀，釉色青黄或青褐，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以后学习了越窑，青瓷烧造水平提高很快，中唐初的产品已赶上和超过了国内的婺、岳、寿、洪等青瓷名窑。晚唐时呈现青绿釉色的精美青瓷烧造数量日增，奠定了其成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基础。不足之处是器胎含铁量高呈铁灰色，青釉的釉层薄，玻璃质感强而温润的玉质感不够。到了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出现了黑、白两种器胎。黑胎器的青釉，呈湖绿、湖蓝、微灰湖青、深兰天青几种色调。白胎器的青釉，多是淡青、淡天青、粉青几种色调，少数为湖青和湖绿色。两种胎的青釉，质地都很精细，釉层均匀，透明度适中，具有较好的玉质温润性。与其后的宋代相比，则又具有釉色色调丰富多样而欠稳定性的特点。入宋以后，该窑的青瓷经过初期为时不长的工艺变革和探索之后，很快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适中，色调是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具有“其色温温”、“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橄榄青色，与唐五代“越州上”的越窑“秘色”很相似，因而在宋代曾有“秘色”之称。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种与越窑秘色相类的宋代耀瓷青釉，于本世纪中叶由陈万里先生称为橄榄青色。以后学术界一直遵循，笔者亦然。时至今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的一批唐代越窑秘色瓷已重见天日，我们将它和宋代耀州青瓷进行了对比，为两者瓷釉的相类而感慨。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妨恢复古代对宋耀州青瓷的称谓，将其青釉称着耀州秘色，以便更加明确耀州青瓷对越窑秘色瓷的正宗承袭关系。这种“类”越窑秘色的耀窑秘色瓷的成功烧制，对耀州窑系中其他窑场的烧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耀州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优美多样化的器物种类与造型
美如碧玉般的宋代耀州青瓷，使用广泛，器物种类非常齐全多样。从其用途看可分为餐具类，有碗、盘、碟、钵、盆，渣斗。酒具类，有注子、注碗、玉壶春瓶、梅瓶、杯、盅。茶具类，有盏、盏托、擂钵、釜、香盒、水罐、水洗。日用盛具类，有罐、盆、瓮、缸、壶。照明具类，有灯、小灯盏、烛台、油壶、油瓶。化装具类，有盒、奁盒、粉盒。陈设具类，有尊、樽、瓶、花插。供器类，有供盘、灯盏、瓶、炉。洁具和卫生具类，有唾盂、渣斗、熏炉。此外，还有卧具枕，棋具围棋盒、围棋子、象棋子，乐具羯鼓、埙，鸟食具小食罐、小水罐等。凡是宋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物种类，在该窑的产品中应有尽有。一个窑场可以生产出如此众多的器物种类，在宋代的其他瓷窑中实属罕见。
宋代耀瓷不仅器物种类繁多、用途广泛，而且造型精美多姿，丰富多样，。以碗、盏、盘、碟之类最为普通常见的圆器为例，仅口沿的造型就有侈口、微侈口、敞口、六葵口、六菱口、六曲口、直口、敛口、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翻沿、包沿、折沿等。再以碗、盏中最多见的侈口翻唇圆弧腹内底下凹圈足造型观察，仅其腹部的变化又可分为圆弧腹、浅圆弧腹、瘦圆弧腹、微斜圆弧腹数种。在这些圆弧已富有变化的腹部，往往再配以瓜棱或出筋装饰，给人一种造型规整、比例恰当、变化适度、精美多样的美感。
又如壶类，是该窑初创时期就多有烧造的器物，以执壶最常见。唐代执壶为喇叭口、圆腹、短直流、单把执手，造型丰满大度。五代执壶变为小口直颈、圆球腹、曲形流略长、单把执手，造型富有变化，使圆与长和曲与直的各种不同线条，和谐的统一在同一体之中，组成了一种造型优美的器物。宋代的执壶大体承袭了五代，但细直颈变长，圆腹又呈现圆中略见微折的特点，从而既增强了造型的稳定性，又增加了艺术的秀美感。同时，随着壶颈的变长，其壶流亦变为高出口沿的弯曲形长流，进而使方便实用与婀娜秀丽相互融合。在常见的执壶中，该窑还生产一种形体似瓜的瓜棱壶，优美多变的造型具有瓜瓞象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采用同类审美意识创制的宋壶中，还有葫芦形壶，其特点是用上小下大连体双腹葫芦形作为壶身主体，下腹的一侧设弯曲的长流，而对应的另一侧有连于上下腹中的曲形单柄。此种象生葫芦壶的造型，与象生瓜棱壶相比更加多姿多变、楚楚动人。此外，该窑在宋代还创新出一些相当独特的壶类。如造型为小直口，球腹，三矮兽足，龙首流，半月提梁上贴戏婴的提梁壶。又如圆球腹，圈足，口在器底，器内有中空管与口相通，卧狮哺乳双子狮流，弓曲形飞凤提柄造型的倒装壶等。均是构思巧妙、造型奇特，装饰华丽，制作精美的宋代壶类器物中罕见的佳品。
婺州窑瓷器及图片
北宋婺州窑壶
对于婺州窑瓷器烧造类钧乳浊釉的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多倾向于宋代创烧，浙江省古窑址标本中心陈列的金华铁店窑乳浊釉标本即被标定为南宋-元代。 婺州窑今人也许知道不多了，但唐宋时期它属于当之无愧的中华名窑，茶圣陆羽《茶经》把婺州生产的青瓷碗评为第三位。金华在唐代初称婺州，因其“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得名，具有1800多年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堪称千古风流。 婺州窑在金华市琅琊乡的铁店村一带。企业礼品定制企业，多仿造龙泉青瓷，较少人仿婺州窑瓷器。
北宋 婺州窑青瓷莲瓣纹水盂
婺州窑历史颇悠久
婺州窑遗址离金华市约半小时路程，道路平坦，青山隐隐，绿水涟涟，溪流潺潺，自然生态环境不错。进入了铁店村，这里是茂林修竹，绿树成荫。道路由碎石铺就，路上可觅得唐宋时期的青瓷片。路口处竖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十分醒目。这里属于黄土丘陵地带，地势很适合建造龙窑，而且离白沙溪很近，瓷品外运十分方便。这里已发掘过的古窑遗址有三处。不少瓷片胎质较薄，釉面均匀，光泽自然，划花精细，敲打时发出清亮的声响，可以看出烧制温度应在1250℃左右。
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就利用当地瓷土和石灰釉制造陶器。婺州窑分布很广，主要产地在金华、武义、东阳等地。它从商周原始瓷开始，到东汉晚期烧制成熟的青釉瓷器，并有褐釉瓷;南朝佛教盛行，莲花成为普遍的装饰物;唐代早期烧制成功了乳浊釉瓷、花瓷;宋代以后出现了彩绘瓷、青白瓷、黑瓷;一直到明代生产青花瓷等。延续时间长达2700余年，共发现古窑遗址600余处，这在全国是罕见的。
东晋婺州窑羊首壶
此外，婺州窑的堆塑工艺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早在东汉及三国时期，婺州窑就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捏塑、贴粘、雕刻、镂空等技艺，在各种器物上展现人物、动物、亭楼等，逼真而生动。到了宋代出现了高浮雕，这时期以乳浊釉双龙梅瓶为代表的堆塑工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婺州窑在宋代后堆塑艺术尤为精湛 .婺州窑堆塑艺术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民俗、服饰、建筑、杂技艺术等生活形态，这在越窑等其他窑口中还没见到过。婺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创造妙用化妆土
瓷器上应用化妆土，是西晋时期婺州窑工匠在制瓷工艺上的一项创新。化妆土是一种装饰原料，它是氧化铁含量低的白色瓷土，经过认真淘洗后，质地细腻，呈奶白色。使用化妆土可以使得原来比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洁平整，使得原先胎质较暗的灰色或深紫色得到巧妙的覆盖。使用过化妆土的器物，烧成后釉面显得光滑饱满，滋润浑厚，大大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增加了器物的美感。
北宋婺州窑堆塑罐
人们通常认为在器物上使用化妆土，可能出现在隋唐时代，婺州窑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西晋时就已经大量使用了。如衢州市街路村晋元康八年（298年）墓出土的一件瓷器碗，其表面施有化妆土;武义履坦村、王宅村出土的东晋瓷碗、盏、壶等器物的胎体表面均施一层奶白色化妆土。
武义县博物馆库房里有此类瓷器收藏品。东晋时代浙江德清窑等处开始使用化妆土。化妆土作为一种装饰原料到唐代一直继续使用着，而且被全国各地的窑场作为先进工艺而广泛采用。在胎体上覆盖化妆土，釉层外观美丽光亮。化妆土的出现为制瓷业的普及、扩大原料范围、提高瓷器的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著名考古学者冯先铭先生曾称赞婺州窑使用化妆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造”。
唐代烧制乳浊釉
婺州窑在唐早期就已经烧制出蓝白色的乳浊釉，至今已发现至少6座唐代早期婺州窑烧制蓝白色的乳浊釉。一直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婺州窑乳浊釉的产生，是南宋迁都临安时钧窑工匠传入的。因此，婺州窑的乳浊釉瓷被称之为南钧或仿钧。唐早期婺州窑乳浊釉瓷品的大量发现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对验证婺州窑的重要历史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方方正正的蓄水池塘，面积有两亩左右，塘四周浅水处有瓷土层，应是古代的取瓷土之地。龙窑出口处堆积着大量精美的乳浊釉瓷片和垫圈等窑具。
婺州窑乳浊釉早在初唐时已创烧成功。乳浊釉纯是两液相分造成的，釉中很少有釉泡和残留晶像，釉面呈天青或月白色，天蓝色极少，具有玉石质感，晶莹美观。这种乳浊釉从初唐时期创烧以来，一直延续到元代，盛行不衰，使釉色进一步成为美化瓷器的手段，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罕见的。
冯先铭先生认为婺州窑瓷器质量在唐代以前仅次于越窑，婺州窑可说是金华古代先民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婺州窑在釉色的创新上较为突出，它在西汉中期已开始在青釉上点洒褐色釉，增加了器物的观赏价值。
沉船披露新钧瓷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韩国西南角的新安海域曾打捞出l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数百件漆器和数百件金属器物，10万余枚钱币等文物。沉船中钱币最晚的是“至大通宝”，可见出事时间应在元代。瓷器中除了浙江龙泉青瓷与江西景德镇瓷器外，还有许多婺州窑的产品。当时不少人认为系北方“仿钧窑”，因器皿上的乳浊釉很像钧窑。后来专家在金华铁店窑发掘出土了这种标本，才使谜团解开。台湾故宫藏品中有一件三足盆式样同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基本一样，很可能也是铁店窑的产品，可见铁店窑还曾为宫廷烧制陈设瓷。
《新安沉船遗物》一书对出水的钧釉系瓷器的胎骨作了这样描述：“钧釉系瓷器有花盆、水盘、壶形水注等。因其釉药、胎土与北方的元代钧釉明显不同，故有可能是南方模仿北方的产品。胎土比北方稍微粗糙一些，在施釉上除了黑釉外还有灰色，经过两次施釉。尽管如此，没有朱砂散发出的红色，也没有内含乳白色，仅有漂亮的天蓝色。”“尽管两次施釉，但是足部、底部和周边的外底部上并未施釉，在露胎部分的衔接处可见施过两次釉的痕迹。露胎部分看起来灰色中掺有褐色，胎土粗糙，釉色也是灰白青蓝色，斑斑驳驳，釉药厚而不流，堆积部分灰白色较深，朱砂完全不发红色。”
婺州窑是如何外销的，专家认为是从杭州或转运明州（今浙江宁波）后出口。近几年杭州、宁波两地的城镇建设时，均发现铁店窑的产品碎片。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1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从杭州出发的可能性较大，青瓷来自龙泉窑系，青白瓷来自景德镇，钧釉瓷来自金华地区。因当时大部分外销货物必须从杭州转运。史书上记载当时海上通路由杭州通日本，顺风七天七夜便可到达。唐宋元时期婺州窑乳浊釉器物大量向国外出口，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在金华市古瓷收藏家的家里，可见婺州窑和龙泉窑的藏品，精彩动人，印象深刻。婺州窑瓷器品种之丰富，工艺水平之高，反映了古婺州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当时人们较高的生活质量及审美情趣。
长沙窑瓷器精品及图片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瓷狮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瓷水盂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连珠划纹瓷罐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三足盆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持壶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花卉纹枕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网络纹双系罐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唐代长沙窑青釉绿彩瓷执壶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唐 长沙窑武士纹碗
唐 长沙窑青黄釉贴花人物注子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唐长沙窑白釉褐绿彩碟
釉下彩绘瓷
从陶瓷发展史来看，长沙窑虽不是釉下彩绘技法的首创者，但却是将这一技法大规模发展的首个瓷窑，长沙窑瓷器也因此在唐代诸瓷窑中独树一帜。它从早期单一的釉下褐彩，逐渐发展成后来的釉下褐、绿彩，釉下褐、蓝彩，使图案的表现力进一步增强。褐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铁（Fe2O3），由于氧化铁在高温下呈色较稳定，不流不散，所以长沙窑工匠往往用单一的褐彩绘画，所绘图案线条清晰流畅。绿彩、蓝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铜（CuO），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易流散，因此，当褐、绿或褐、蓝彩并用时，就用褐彩勾线，用绿、蓝彩填涂或渲染。长沙窑釉下彩绘中还有一种釉下褐、红彩者，但数量极少，说明当时不是作为一个品种来生产的，而是在烧造釉下褐、绿或褐、蓝彩瓷器时，因窑内温度、气氛偶然变化，将绿彩或蓝彩中的二价铜离子还原成低价亚铜离子所致。
唐长沙窑褐斑贴花舞蹈人物瓷壶
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纹饰很丰富，有花草、花鸟、人物、动物、建筑等，其中以花草类最为多见，其次是花鸟类。鸟类以雀鸟最为多见，其次是雁、长尾鸟、凤凰、鹭鸶、仙鹤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有的跳跃于草丛间，有的独立栖息，但均羽翼丰满，神态生动，显示出长沙窑工匠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娴熟的绘画技巧。
唐长沙窑褐釉兽首箕形砚
题写字、词、单句、诗文瓷
据研究长沙窑瓷器的专家们统计，历年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190多件，不重复的诗文共60多首。每首诗一般只在一件器物上出现，部分诗文在两件、三件多至十几件器物上出现。题诗多为五言绝句，极少数为六言或七言绝句。其位置绝大多数在壶嘴下方的腹部，个别题写在枕面或碟内。在格式上，多为竖写一句一行，也有少数一行未尽而另起一行者。诗文大多内容完整，文字容易辨认，少数因器物残损致使内容不完整，有些诗文中的个别文字因笔画不规范而较难辨认，也有些多次出现的诗文在字词或语句上略有出入。有的诗中还出现错别字，这些错别字一般都是音同字错，如“苦辛”的“辛”写成“新”，“前程”的“程”写成“逞”等。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自如长信宫”诗文瓷壶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题记瓷壶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狮座诗文瓷枕
绝大多数题诗的器物上不再有其他纹饰，个别的则将诗文与绘画相结合。目前已发现有10首诗歌在《全唐诗》中能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句，作者有韦承庆、张氲、高适、刘长卿、贾岛、白居易等，可以认为是当时文人的创作。其他均出自民间。其内容有的抒发离愁别绪，有的感叹世态炎凉，有的表现男女爱情，有的反映商贾活动，有的宣传伦理道德，有的表现饮酒作乐或规劝戒酒，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另有应酬诗、写景诗、文字游戏诗等，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
越窑青瓷价格及图片
越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之一，早在我国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烧制了，发展至唐朝时期是越窑工艺最为精湛的时期，也是烧造量最多的时期。越窑烧制出的青瓷与唐朝时期兴盛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的密切，从其瓷器造型、釉色、呈现看都深受饮茶人的喜爱，饮茶的新风尚大大的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形制，制作工艺非常的精湛，在当时越窑所烧制的青瓷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
唐朝、五代时期到宋朝窑址尤为的多，在唐代的越窑青瓷已经烧制的非常精美，得到了众多诗人的赞美以及世人的喜爱。“越泥似玉之甄”、“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等美玉。越窑之初主要制造青瓷，色泽明润如水、温润度极强、色泽中的青中带绿与茶青色较接近。
从三国时期越窑烧造瓷器上看，胎质较为的坚硬且细密，胎骨大多都呈现为淡灰色，釉层施度较为的均匀与釉汁较为的纯净，给人以干净、明亮的色泽。发展的早期纹饰较为的简单，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时纹饰走向了繁杂的趋势，出现了斜方格纹、堆塑等新类型的纹饰，主要用于日用品以及陪葬品两大类。作为代表性青瓷的发展，胎体较为的厚重，胎色呈现的较深，釉层的厚度分布的较为均匀，熏炉就是新出现的新兴产品。
唐朝以及五代时期迎来了属于越窑的快速成长发展时期，当时研制出的“秘色瓷”就是越窑当时青瓷最为出名的产品。胎质提纯度较高、细腻度较强，表面的光泽度也较高，釉色主窑呈现为半透明状态，釉层较薄但分布均匀，刻花的兴起、题材的多样化，艺术风格较为的强烈，艺术色彩也较为的浓郁。釉色的前期主窑是以黄色为主，而后期则是以青色为主，装饰的初期也是以素面为主，而后期则是以堆贴尤为的盛行，这也是唐朝时期越窑青瓷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越窑青瓷凭借着胎质细腻、造型高贵典雅、质地如玉著称于世。釉色为黄或青都没有纹片的出现，都使用的是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方法，生动性以及刻画的细节部分十分的到位。器物中常见的有碗、盘、罐等类型，还是特色的瓷器如执壶、瓷砚等实用性的器具，都深受大众的喜爱。越窑青瓷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高超的烧制技艺以及对于材料的把控得心应手。
宋代吉州窑瓷器精品图片
吉州窑是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作为江南地区（江西吉安）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窑，它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汉民族艺术特色。吉州窑的丰富烧瓷，经验和名工巧匠对江西地区瓷业的发展提高，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吉州古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因地命名，因当时永和又为东昌县治，故又名东昌窑、永和窑。吉州窑产品精美丰富，尤以黑釉瓷（亦称天目釉瓷）产品著称，其“木叶天目”和“剪纸贴花天目”饮誉中外。
吉州窑是中国现有保存完好的古代名窑遗址之一。它始于晚唐，兴于五代、北宋，极盛于南宋，而衰于元末，距今已有 1200多年的历史。宋时，永和陶瓷业兴旺，“辟坊巷街三市”，“七十二条花街”。锦绣铺有几千户，百尺层楼万余家。吉州窑是中国古代黑釉釉瓷生产中心之一。所产瓷器种类繁多，已发现的瓷形有120余种。按胎釉可分为青釉瓷、乳白釉瓷、绿釉瓷、黑釉瓷、彩绘瓷、雕塑瓷和玻璃器等。
吉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推动中国古代瓷业生产，积累制作技艺作出了巨大成就。
吉州窑始建于晚唐，兴于五代、北宋，极盛于南宋，而衰于元代末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据《东昌志》记载：永和镇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到宋时，瓷业兴旺，辟坊巷街三市、锦绣铺有几千户，百尺层楼万余家，连殿峻字，呈现出“民物繁庶，舟车辐辏”的繁荣景象，永和镇也成为“天下三镇”之一。
我国古代吉州窑陶瓷中的精品，以小碗居多，也有盘子、瓶、壶和各种动物造型。这些瓷器的色调基本以黑色和黄褐色为主，也有少量绿色和白色的器物。吉州窑是中国古代江南地区著名的民间瓷窑，始于晚唐，发展于北宋，极盛于南宋，元以后 逐渐衰落。由于是民间窑 口，所以吉州窑烧出的瓷器被当时百姓广泛使用。这次展出的瓷器以宋朝的居多，所以不难看出，南宋时期的人们喜欢使用黑色或者黄褐色的碗和盘子，并带有木叶纹、剪纸贴花、玳瑁斑、虎斑纹等现在看来属于抽象派的花饰。
据了解，吉州窑的瓷器有个特点：平时看来釉 面不是很光滑，但一遇水马上变得色彩闪亮，釉面放光，其效果类似于雨花石。吉州窑的陶瓷中有代表性的是木叶天目盏，就是黑陶瓷茶盏中嵌了一片树叶，这是吉州窑独创的，誉为天目中的瑰宝。木叶天目盏看上去像翻转的斗笠，黑得油光闪亮。令人称奇的是，盏内嵌着的树叶，看似突出，一摸 却又与盏底一样平。
吉州窑所产木叶天目、彩绘、兔毫天目、剪纸贴花等产品，制作技艺居同时代世界领先水平。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吉州窑木叶天目盏和玳瑁盏，被列为国宝级文物，每年只在有限的时间内拿出来供人参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黑釉加花蝶纹瓶和卷草纹加彩壶，被视作稀世珍品；在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博物馆陈列的在印尼出土的中国古瓷，其中就有吉州窑的黑釉黄斑碗。
青瓷耀州窑之倒流壶
耀州窑有一件国宝，倒流壶，去过陕西旅游的都可以看见。这壶很有意思，先把壶倒过来，水从壶底下灌进去，灌满以后把壶正过来，水从壶嘴里倒出，下面流不出来。倒流壶肯定不是用来沏茶的茶具，否则茶叶就把里面堵死了。
耀州窑是北方最重要的青瓷窑，是宋代北方重要的青瓷。耀州窑的瓷器上有纹饰，大部分纹饰是动刀刻出来的，北宋鼎盛时期的耀州瓷是“刀刀见泥”，入刀角度是斜的，一刀下来，必定见泥。
据《元代瓷器目录》记载，倒流壶的制作工艺比较奇特，烧制需经过３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较复杂。将这３道工序烧制好后，然后依次连接起来才组成了构造精巧的元代倒流壶。该壶逆反了传统的壶顶注水法，把壶倒过来，将水从底部注进壶里，放正后倒出，因此被称为倒流壶。
倒流壶当时是一种玩具性的瓷器，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发现，现在作为国宝在陕西省博物馆展出。2007年，苏富比拍卖了一只耀州窑的倒流壶，拍了66万美金，价格非常贵。
耀州窑瓷器真品特征及价格
耀州窑中国宋代八大窑系之一，在陶瓷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一出世即成为了北方敢与“官、汝、定、哥、钧”五大名窑比肩的青瓷窑场，进入皇宫、官府和寻常百姓之家。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北宋达到鼎盛，止于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其窑址在陕西铜川的黄堡镇，旧时同官窑。由于唐代末年，天祐、五代后唐以及宋代都属于耀州管辖,故称耀州窑。北宋时期的耀州窑青瓷胎子是灰白色的，较薄，坚密光润，青中带闪黄或略闪黄，和北宋时期的龙泉窑很类似。
美如碧玉的宋代耀州青瓷，使用广泛，种类多样，主要有盘、碗、杯、盏、钵、梅瓶、枕、炉、凤头壶、花口尊、玉壶春瓶等器型。而且，凡有宋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器物，耀州窑几乎都能生产出来，而且个个造型精美多姿，丰富多样。以碗、盘、碟普通常见圆器为例，仅口沿的造型即能囊括侈口、微侈口、敞口、六菱口、六葵口、六曲口、直口、敛口等，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翻沿、包沿、折沿等，数不胜数。
耀州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等。北宋初期，刻花非常草率；北宋中期，采用刻划结合手法来刻主题纹饰，刀法犀利，线条流畅；划陪衬纹饰时，排列有序，纤细如丝，整体纹层清晰，繁而不乱。到了北宋晚期，流行在盘、碗内印花，规整清晰，印花精美，布局匀衡。总结来说，宋代花纹装饰是早期刻划简单的花瓣纹，中期则花纹满布器面，晚期花纹线条纤巧。
在器胎方面，耀州窑瓷每个阶段的器胎都各有特点。早期的胎有深浅两类，深者为黑灰、铁灰色，外施化妆土，浅为浅灰色，不施化妆土，多含黑色铁质小颗粒与气孔；中期全是浅淡灰白色，不施化妆土，无铁质的小颗粒，但有明显的白色介面层；晚期多呈灰白色，少有浅灰和土灰色，不施化妆土。
在器釉方面，早期耀州窑瓷器釉色多为青灰或青黄色，少数有与五代近似的青绿与淡青色；中期釉面光泽度强，釉虽薄但硬度大，胎釉结合非常紧密；晚期和南宋又出现了暗青、青绿、青黄、淡青、月白等多种色调，使得了耀州窑瓷器变得更加令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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