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瓷器的鉴别特点。
1999年，为配合基建，在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行政村发现了沉寂地下、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挖的人工运河的河床、河堤、码头、瓷器等遗物。撩开了这条总长约五千华里、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的神秘面纱，拉开了隋唐运河考古工作的序幕。翌年，柳孜码头遗址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国保单位。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2000年4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徐苹芳、黄景略、张忠培等老专家曾这样评价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瓷器：“瓷器太好了！跨越时间长，近十几个、二十几个窑口……瓷器相当重要，要很好地整理……这是一条陶瓷之路，不论是遗址还是瓷器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个问题应是中国“陶瓷之路”提法的主要内涵。研究运河和瓷器，离不开运河的经济、运河的文化这两个大话题。这应该是两个专题。在谈到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可不可以设想划一个“运河经济文化带”呢？所谓“运河经济文化带”，即区域上以运河为中心，各种物资的分销、集聚，明显受运河的制约和影响；各种生产技术因运河相关信息而生长、传播；各种民俗民风显然在运河开通以来，因各种社会建设、城市的兴起、典章制度的确立等而派生、滋蔓等等。这有待作专题讨论。
大运河从隋到南宋早期或中期大约500多年的使用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唐宋瓷器制造业在我国陶瓷史上处于巅峰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陶瓷制造、运销及陶瓷文化的传播应是空前的，是一块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日用和陈设陶瓷与千家万户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这不是夸大其词。特别是在市井生活光怪陆离、繁荣而丰裕的唐宋时代。饭馆、酒肆、茶摊、药店里面；茶几、桌案、大小厅堂之上，陶瓷器皿无处不在。从陈设的仿古陶瓷，到生活必需品，连同玩耍的蛐蛐罐、专用来斗茶的各式碗、吹奏的小乐器和小动物、人物瓷塑等等，其使用范围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品种和用途可谓开后世之先河。一是产，二是运，三是销。运输这个中间环节给产与销架起了桥梁、铺成了通道。运河的开通为瓷器的销售打开了销路，销售数量的增加又刺激了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兴旺，促进了工匠们制作技巧的改进提高。精美的制瓷技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利润。唐宋时期制瓷业的繁荣、窑场数量的增多已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南北方制瓷业借运河之便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
以国保单位运河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柳孜为例——柳孜在唐代始为镇的建制，属宿州临涣县，是宋州与宿州间的要会，是运河边上的重镇。它不仅在军事上位置显要，而且在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中，它同样担负起了货物集散的职能。按宋天圣十年所刻柳孜砖塔碑文的记载，柳孜当时既设监押、巡检，又有税务官，可见其所处位置应为唐州县以外的新兴市镇与草市，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方圆百里，它像海绵汲水一样，吸纳各种社会物资通过柳孜码头和大运河分销到中国的南北方；又像一道道靓丽的光束，把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各种新奇物资商品，通过柳孜镇辐射到方圆百里的州县集镇，这当然包括琳琅满目的陶瓷制品。柳孜和运河一样，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唐宋王朝的政治统治。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仅国保单位柳孜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省濉溪县，其境内约40公里的运河河段，沿途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孜等城镇。城镇的兴起，人口的增多，社会物质的积累以及全社会消费水准的提高，都说明了运河包括柳孜这样的城镇，藉运河之便利，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的繁荣发展与封建王朝制定了与漕运和运河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是分不开的，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载：“（韦坚等）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仑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并负责赔偿损坏，以增加唐中央的粮食和其他各地的土特产”。《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又载“（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广运）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柎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韦坚的改革，不仅有了专门用来运输名瓷、酒器、茶碗等的货船，还专设了放置包括瓷器在内的地方土特产的义轮，使得漕运的数量和品类比过去大大增加，对巩固经济基础、稳定政治中枢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
柳孜有没有这样的义轮呢？试想，约五千华里的隋唐宋运河沿线，五百多年的使用时间，该有多少这样的瓷器专用船和义轮啊！总之，运河开通后，仅东南系统运河，除上述小市镇外，还有宋、宿、泗、楚、扬、润、常、苏、杭等州，它们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是与运河的开通有很大关系的。那么，陶瓷器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应该占有相当的份额。
二、大运河出土瓷器的特点
弄清这个问题，在研究和整理运河出土瓷器方面可以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我们知道，一般窑址的出土瓷器其时代特征和历史分期，包括自身的诸如用料、釉色、烧造工艺等特征的研究，现大部分已成定论。也有个别可归属某大窑系的新窑口刚刚发现。但除了运河出土已成定论的或刚发现的各窑口的瓷器，在研究方面有其共性外，运河出土瓷器还有其自身的以下几方面的突出个性：
（一）间接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
这一特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瓷器窑系之间的各种联系和瓷器产运销之间以及与社会各行业间的各种联系。
前一种联系是很明了的，即各窑系在地域之间，在制作技术和运用材料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渗透、融合、借鉴等等。后种联系特点似乎不是瓷器本身直接体现的。而即便是间接体现的特点，仍然是运河出土瓷器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和难以推卸的任务。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和一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它们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同样，运河出土瓷器除上述地域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横向联系外，瓷器制作生产与出口转运、营销辐射、政策法令等等，也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和连带关系。通过这种种联系，产生了商品流通、市场贸易、漕运河运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政治安定，社会发展，人口增多，需要生产更多的瓷器制品，这些社会物资的递增又培育和刺激了交通运输业、船舶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市场的形成和拓展。随之而形成了适应这些行业发展的社会管理和行业服务调控机制。从而使社会和市场经济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健康轨道上循环往复，向前发展。因此，运河出土瓷器在经济上反映出的瓷器生产同交通运输、市场营销，在政治上所折射出的与瓷器生产、运销相关的漕运制度、政策法令、行业管理等等方面的联系，便是运河出土瓷器所间接表现出的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这也是运河出土瓷器所包含的运河文化本身所特有的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特点。
（二）跨越时空的群组特点
窑址出土瓷器具有相对单一的技术制作特征，即有别于其他窑址出土瓷器的个性特征。无论窑址出土瓷器有怎样的自身发展变化，亦无论怎样分期分型分时代，它都具有要么是定窑、要么是邢窑、要么是吉州窑的个性特征。我们可以说，这是某窑口、某时代的作品。而大运河出土瓷器则不同，它是散落在河道里的舶来品和集合品，它有突出的跨时空的群组特点。它把不同地域的同时代各窑口的东西集在一起，这是超越空间的集合；它又把不同时代的瓷器聚集在了运河沿线这个同一地域相对空间内，这是时间上的集中。这是隋、唐、宋时期二十多或更多个窑口制品的大荟萃。我们在对已成定论的窑系窑口的制品进行归纳集中的同时，还要对一些非驴非马亦非牛，似A似B又像C的制品这样一些新面孔进行辨识、分类、排比。这些挤进运河出土瓷器队伍中的不速之客，更多的是一些有相似共性的群体，尚可归类。但有的则是一些带有个性的个体，无法用某窑系、某窑口的特征去归纳解释。这种情况，被有些专家戏称为“运河出土瓷器中有很多没娘的孩子。”
上述已知可以暂时归类的群组和暂不明身份的群组和个体，共同组成了运河出土瓷器标本这个大集体。这就是我们在研究运河出土瓷器标本时首先感受到的跨越时空的群组特征。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相类群组还是不相类群组，都有数量大、窑口多的特点。
（三）埋藏环境上的特点
运河出土瓷器在埋藏形式上，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埋藏的瓷器都有地层叠压关系上的共性。唯有运河这些地层的土质较相似，多半是靠一次次黄水冲刷的痕迹及包含物来作划分的。但在埋藏环境上，大运河出土瓷器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出土瓷器相比有其较为显著的特点。大运河沿线有这样一个说法，叫“黄水不过堤”。即黄河泛滥时，从西北过来的大水一般超越不过隋堤（当地群众称大运河的河堤为隋堤）。因此，在运河河堤周围，特别是北侧深3～4米不等全为黄泛带来的泥沙。河床内几乎从现地表至6～7米深的河底也全为黄泛的泥沙。而隋堤往南则为黑淤混合土。结合近年考古资料，证实了堤北唐宋时期的地层在现地表的3～4米以下。这以上的3～4米，全是历史上数百次黄河泛滥而形成的沙土堆积层。
沙土层，透气性能好，保墒性能也好。埋藏在这种土壤环境里的瓷器（少数居住遗址除外），因土层含有机质少、污染小、侵蚀少，总结起来有一些基本共性，即“新、亮、净”。当你看到有些瓷器就像刚从窑中取出的一样新，不相信这会是唐宋时代的老东西、真东西。
“亮”即通常所说的贼光。一般情况下，古瓷由于长时间埋藏，其釉面浮光会自然退去，现出油润的岁月之痕。但有相当数量的大运河出土的瓷器出土后呈现出一种贼亮的光泽，使观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光。
“净”即釉面净，露胎净。除釉面的“新亮”以外，凡露胎的瓷器（生活区埋藏的除外），都很干净。旋纹清晰，很少有附着物；如注意观察，多数有一种枯涩的感觉，但仍然很净。由于有了以上三个特点，看惯了其他埋藏环境下出土的瓷器，很多人往往不敢相信运河出土的瓷器而予以否定。我也借此机会在此呼吁一下，看运河出土瓷器时，千万要口中留情，不可简单否定。
（四）初分谱系与自立门户
我们在对上述瓷器的特点和研究方法进行定位后，接下来的工作应是对号入座，初分谱系。将其磁州窑系的，定窑系的等等归类、排队，这是不言而喻的。再下一步就是自立门户。自立门户的工作量大、难度大。这是因为这条运河兴衰几度，浚而塞、塞而疏，使用了500余年时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概念啊！大量的陶瓷器大部分经这条水上运输线，从黄河中下游到江浙，直至出口到海外，沿途各州县集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因各种变故而散落的，商铺集市里摆放的，河道里、船舶上遗弃的各种瓷器和残片，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仅1999年安徽柳孜考古工地发掘的900个平方米中，就出土完整的、可修复成形的瓷器几千件，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可辨识窑口的南北方瓷器残片约几十袋，数10万片。这还只能是遗弃瓷器、瓷片的很小一部分。运河，是一座古代瓷器的宝库啊！所以说，原来很多不曾相识的、稀奇古怪的瓷器瓷片，找不着根据的瓷器瓷片就不足为奇了。这对我们有限的经验是个佐证，是个补充，是个考验。运河就像一条大展带，它把五六百年间我国南北方几个时代的各窑系大小窑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而运河考古研究工作正像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却才刚刚起步。
因此，我们要把这些运河里“陌生”的模样记下来，安个户口，自立门户，找出已知的，关注未知的，这是第一要务。待以后大运河以及其他窑址发掘工作做多了、做细了、深入了，各窑系的产品特征都大白于天下了，再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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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隋唐五代瓷器
上回说到中国早期的瓷器，从商代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瓷器的萌芽阶段。不是收藏爱好的朋友，看到这时期的瓷器，最大的直接感触，就是这些土罐子，谁要啊？放在马路边上，也不见得有人捡。
确实，这时期的瓷器，很多和陶器还不好严格区分。瓷器虽然发明了上千年，但上千年来，由于一直处于青铜时代，（铁器直到汉代晚期才普及）这个阶段的瓷器一直进步不大，带有鲜明的早期瓷器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原始阶段，最早的青瓷，称为原始青瓷。
俗话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短暂的隋代，结束了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以来的国家分裂，实现了统一。接下来中国进入了长达近300年的太平盛世唐朝。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待之而起的五代十国，我们一般在历史学上把它归拢到唐末。
那么从隋代（581-618年）到唐代（618-907年）再到五代（907-960年），这近400年的时间里，中国瓷器发生了那些进步和变化，出现了哪些瓷窑呢，这些瓷器都有什么特征呢？让我们慢慢道来。
隋代瓷器，目前发现有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安阳窑应该就是北朝时期的相州窑。隋代瓷器分为青釉和白釉瓷器两大类，应该还有黑釉瓷器，目前由于隋代时间短，科学考古发掘的墓葬数量少，还无法从出土文物中予以分别。隋代瓷器多采用印花装饰，釉只施半截，下半截露胎。这是隋代瓷器的一般规律。常见的印花纹饰有条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少见连续的纹饰。
隋代白瓷龙柄象首壶和熏炉
隋代高足盘，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器物，隋代龙柄双连瓶，是隋代北方白瓷的代表。隋代器物器型少，造型古拙，半截釉，釉多脱落，平底，是非常容易鉴别的时代。
唐代瓷器，南方继续流行青瓷，北方流行白瓷。独树一帜的还有湖南长沙的长沙窑，属于青釉釉下彩彩绘瓷器。河南的鲁山窑，是黑釉花瓷，业内有人称之为“唐钧”，意思是唐代的均窑。
说到唐代瓷器，不可不知道的是陆羽的《茶经》和邢越二窑。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是中国北方最早烧制白瓷的窑场之一，在唐代有着"南青北白"之尊 。窑址位于河北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因内丘在隋唐时期隶属邢州管辖而得名。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址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越窑。其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代越窑工艺精湛，居全国之冠。
陆羽《茶经》这样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
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
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大中初年，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越瓯、邢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
李肇《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唐代越窑皮囊壶 私人收藏
这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邢窑和越窑在唐代之盛名，绝对可以称为陶瓷界的路易威登和古琦。
《茶经》还写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岳州次，婺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由此可见唐代名窑至少还有鼎州窑，岳州窑，婺州窑，寿州窑，洪州窑。
鼎州窑不可考，文献记载可能在陕西。唐代“鼎州瓷碗次于越器，胜于寿洪所陶。”
岳州窑，即隋代以来的湘阴窑，。湘阴窑，在今湖南湘阴县，故名。始烧于隋代，盛于唐，而衰终于五代。唐、五代湘阴隶属岳州，湘阴窑称岳州窑，产品仍以青瓷为主，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婺州窑，位于今浙江金华地区，在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衢州、江山等地均发现遗址。唐代属婺州，故名婺州窑。
寿州窑，隋唐时制瓷名窑之一。产品以青瓷为著名。窑址在安徽淮南市上窑镇、观家岗、余家沟、外窑等地。唐代属寿州，故名。
洪州窑，属于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窑址分布在现江西省丰城市一带，此地唐代属洪州，故称洪州窑。洪州窑从东汉晚期开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约有800年的历史。
还有著名诗人杜甫写的诗《又于韦处乞大邑瓷》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说的很有可能即是邛窑。“《唐书》:大邑县，属邛州，咸亨二年，析益州之晋原置。钱笺:《元和郡县志》:邛州大邑县，本汉江源县地，咸通二年，割晋原县之西界置。”
看到此，吃瓜群众会问了，唐三彩你怎么不说？
不好意思，不是忘了，唐三彩在唐代属于独立的一个门类，是铅釉陶器，不属于瓷器。也不属于实用器，属于明器，又称冥器。意思是专门给死人陪葬用的。所以，唐三彩器如果发现实用器，一般都不可能是真品。现代人也不可能把专门给死者使用的器物用来日常使用。跑题了，另文再叙。
说说邢窑，陆羽都说，当时很多人以为邢窑在越窑之上。因为邢窑白如霜雪。其白瓷，质量十分精美。釉色洁白造型工整，器物轻薄，扣之音脆。科学检测表明，邢窑的瓷胎三氧化二铝含量很高，烧成温度在1300度左右，属于成熟的硬质瓷。也属于陶瓷史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
唐代邢窑白釉凤首盖贴花皮囊壶 1996年河北故城县出土 河北衡水文管处收藏
再说越窑，越窑青瓷非常精美，时人赞誉颇多。颜况"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许浑"越瓯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的诗句，都是越窑的真实写照。可以这么说，当时邢窑与越窑在整个瓷器圈里，就如同今天LV和GUCCI的地位一般，受到由上而下，达官显贵的喜好和追捧。
长沙窑值得一提。长沙窑是唐代南方瓷窑。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镇彩陶源村。亦称"铜官窑"。产品主要是青瓷，生活用具种类很多。釉色有青、黄、白等色。并首创釉下彩器和在瓷器上彩绘的装饰技法、在长沙窑还发现了最早的釉里红装饰。长沙窑是中国釉下彩装饰的第一个高峰，五代之后中断了，但它开启了中国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绘瓷的先河，在陶瓷史上地位独特而无可替代。
唐长沙窑青釉彩绘罐
鲁山花瓷又名"唐代钧瓷、黑唐钧"，因唐代鲁山所产的黑地、乳白、蓝斑一器三色的花釉瓷器而得名。唐南卓著《羯鼓录》载:唐玄宗与宰相宋璟谈论鼓事时说"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鲁山花瓷之所以成为花瓷之首，是基于其首先成功运用窑变技术而言的。窑工注意并重视到这种特殊的"窑变"现象，经试验成功，重复运用到黑釉瓷上，烧制出前所未有的人工创新品种--花瓷。
研究发现，鲁山花瓷的烧成温度在1250~1300℃范围内，其硬度、耐磨度很高，已达到现代瓷的标准。
唐 鲁山段店窑 花瓷腰鼓
说到这里，唐代瓷器基本上就有一个差不多的全貌了。且慢，群众要说了，你怎么不说秘色瓷呢？
"秘色"一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可见"秘色"瓷最初是指唐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似应指稀见的颜色。一九八七年四月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出13件越窑青瓷器，在记录法门寺皇室供奉器物的物帐上，这批瓷器的确记载为"瓷秘色"，由此可见秘色瓷其实就是越窑里进贡的极品瓷的专用名词。
晚唐-五代 越窑秘色瓷盘口双系龙纹尊 私人收藏
最后说说五代瓷。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动乱，诸侯割据。战乱不堪的60年。北方，邢窑逐渐衰落，定窑兴起。南方，吴越国继续大量烧制秘色瓷器，越窑进入了历史最高峰。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五代时，吴越国王钱缪命令烧造瓷器专供宫廷所用，并入贡中原朝廷，庶民不得使用，故称越窑瓷为"秘色瓷"。周辉《清波杂志》云:"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五代人徐夤赞叹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对于五代瓷器，我们一般不加以细分，除了越窑和定窑以外，其他瓷窑目前尚没有进入研究阶段。晚唐至北宋定窑早期瓷器多刻划“官”和“新官。1985年陕西西安北郊火烧壁出土晚唐定窑“官”字款白瓷就达33件之多。1969年河北定县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基和净众院舍利塔基也曾出土17件北宋定窑刻划“官”和“新官”款的瓷器。越窑多金扣。定窑也多有金装定器之说。
五代-北宋定窑莲花纹小瓶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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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可修复瓷器1000多件
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今年3月，长沙铜官窑遗址启动考古，到8月初，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出土文物上万件。不仅如此，还挖出来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展示了大唐盛世的制瓷场面。随着考古的深入挖掘，长沙铜官窑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通过立法保护这座千年瑰宝更显得迫在眉睫。据介绍，《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有望年底出台，这将是全国首部窑址保护条例。
出土可修复的瓷器1000多件
“此次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目前已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昨日，这次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张兴国顶着烈日，站在工地上兴奋地对记者说。
今年3月，张兴国带着来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工作人员，一头扎进了位于望城县丁字镇彩陶源村的长沙铜官窑遗址，几个月来的发掘让他与同事们收获颇丰：“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都基本上被挖掘出来了！”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曾作诗《石潴》来描写唐代长沙铜官窑工匠们泥洞深掘，旋胚彩绘，龙窑长宽，柴火烧瓷，焰炽冲天，瓷业繁盛的场面。这次对遗址的深度挖掘帮助了今人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1500年邢窑遗址首次出土“上”“高”字款瓷器
河北省考古人员在对位于河北省内丘县的邢窑遗址发掘中，首次发现了底部刻有“上”字和“高”字款的邢窑瓷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窑遗址考古队队长王会民介绍，在以往出土的邢窑瓷器中，曾发现底部刻有“盈”“官”“翰林”等字款的瓷器，此次考古人员在一个类似井的深坑中首次发现了刻有“上”字款和“高”字款的瓷器。
王会民说，目前虽然解释不了“上”字款和“高”字款具体的含义，但是对以前出土的“盈”字款“官”字款“翰林”款瓷器的解释有一定的帮助。此次出土的“上”字款和“高”字款的瓷器，字款的写法并不规矩，大小、深浅和部位都不太一致。他说，“这或许是窑工的一种个人行为，‘上’或者‘高’，大意就是这件东西是上等品的意思，有可以升官发财、家庭圆满之意。”
据悉，邢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而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烧制瓷器历史可追溯至1500年前的北朝时期。考古专家认为，邢窑烧造白瓷的成功，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也为各种彩瓷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最基础的条件。
河北内丘发现隋唐时期大规模陶瓷窑场遗址群落
6月2日从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文物部门获悉，这个县发现隋唐时期大规模邢窑遗址群落，已探明有6座相对集中的隋唐时期邢窑窑炉和丰富的瓷片堆积层，并已采集到隋代白瓷碗、带“盈”字款的白瓷玉璧底碗、唐三彩陶片等重要标本。
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内丘考古队队长王会民介绍，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对明清时期的文化层，包括一些夹杂的现代遗迹进行细致的剥离。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已经显现出3处隋唐窑炉的窑顶。同时，在已出现的瓷片堆积层中，发掘出大量含有各种釉色的瓷器、陶器、唐三彩以及各种窑具、匣钵等邢窑相关产品。
考古资料表明，邢窑创烧于南北朝晚期，经过隋朝的飞速发展，到唐朝时已达到鼎盛阶段，成为我国早期生产白瓷的中心，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其精美的细白瓷作为贡品入主宫廷，还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因在古代通常以烧制陶瓷的窑场所在地的州命名，内丘在唐代隶属邢州，故得名“邢州瓷窑”，简称“邢窑”。
内丘县“邢窑”遗址在近60多年来多次被发现。上世纪50年代初在内丘瓷窑沟等村就曾发现一些金元时期的瓷片。1984年，在内丘县境内发现邢窑遗址28处，收集瓷片标本上万件，其中有20多片带“盈”字款的标本。1988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窑考古队”，在内丘首次发现隋代的透影白瓷200多片。1996年11月20日，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4月，在原内丘县城服务楼及周边区域建筑拆迁改造过程中，内丘县文物保管所在施工前考古勘探，发现了此次的隋唐时期6座邢窑窑炉和丰富的瓷片堆积层，并采集到隋代白瓷碗、带“盈”字款的白瓷玉璧底碗、唐三彩陶片等重要标本。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6座窑炉完整程度绝无仅有，并且相对集中，形成群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考古价值。
陕西安塞宋代城卯遗址出土罕见五大窑系瓷器
西安７月２８日电陕西省安塞县宋代城卯遗址近日新发现了五大窑系瓷器，并首次发现了金代红、绿色釉相间的瓷碗，这为确定这一遗址的准确年代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证据。安塞宋代城卯遗址位于安塞县化子坪乡城卯村北１５０米处，总面积有１０００平方米。据考古人员介绍，在首次发掘的５００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已发现有２００多个灰坑和元代基址，出土了大量的宋、金、元代的瓷器，其中有耀州窑的青瓷、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影青瓷、磁州窑的红绿彩瓷，还包括一些钧窑的天蓝色瓷器碎片。最有价值的是一个红绿色相间的彩釉瓷碗，这种瓷碗是金代典型瓷器，它把这一遗址的年代从宋代延伸到了金元时期。另外还出土有梅瓶、盏、盆、杯、碟子、熏炉、黑白瓷马以及铜钱、铁钱、兽骨等器物。同时还发现了石制的宋代棋盘和棋子，棋子上还刻有精美花纹。安塞宋代城卯遗址之所以会有这样大规模的瓷器出土，是因为当时安塞地处宋、辽边界，贸易往来比较频繁。此次能同时发现五大窑系的瓷器，这在全国也是比较罕见的。（完）
隋唐瓷器为啥价格这么低
一提到唐代的瓷器，大众很容易想起最为熟知的“唐三彩”，其实唐代主要著名的是青瓷与白瓷，其光洁如玉，蕙质秀雅在那个时代分别用“类冰 类雪”来形容。而相对于白瓷，唐时期的青瓷无疑在特色和艺术性上更为知名。在即将要举槌的2018香港春拍中，中国嘉德“搏泥幻化——中国古代陶瓷”中有几件唐代的瓷器，不过让小四也颇为奇怪的是，估价如此之低。
隋/唐白釉双龙柄瓶尺寸 高54cm 估价 HKD 60,000-80,000
双龙瓶为唐代所流行，是为经典器。器型演变自南北朝时期的单柄鶏首壶、隋代的双龙柄双联瓶，又结合西域的胡瓶，东西交融，风格独具。从目前资料看，双龙瓶主要出现在高宗及武则天时期，且多见于洛阳、西安两京地区。品种有白釉、青釉、三彩、黄釉等。尺寸不一，大致可分三型：逾五十公分大者，三四十公分中型，不足三十公分小者。
拍品体型硕大，气势非凡。盘口圆唇，细长颈，中间突起两道弦纹，长圆腹，上阔下收，平底内凹，底缘微侈。口、肩处连以捏塑的双龙形长柄，龙首低垂，深咬瓶口。长耳、卷鬃，龙身曲躬，背脊塑三圆珠，线条张弛灵动，为庄重典雅的器身增加动感与俏丽。双龙瓶多见素身器，带有模印贴塑花纹者较为少见，品级更高。本器肩部对称贴塑两组卷叶纹，十分精致。器身施透明釉至下腹部，积釉处闪青，有流釉现象，釉面满布细小开片。下腹、器底露白胎，胎土选炼精细。
整器典雅大方，刚健挺拔中见秀美，浑厚沉稳中显灵动，尽显大唐之风韵气度，又兼收并蓄外来文化影响，成为艺术杰作。
唐 邢窑白釉「盈」字款注壶尺寸 高17cm 估价 HKD 300,000-400,000
壶为敞口，圆唇，高束颈，溜肩。长鼓腹，向下渐收出圆饼状实足，足墙外侧斜削一圈。肩部一侧出短直流，一侧出双圆泥条带状柄。上置伞形盖，出沿，圆钮，子口，与壶身相配合宜，特征统一，当时应为配套使用，保存完整，十分难得。
通体施白釉，釉色微泛青，尤其盖钮下方积釉处犹显青绿，釉中气泡丰富。釉面细润，光泽感强。足底涩胎，胎白泛灰，质地细密坚硬，近足心处阴刻「盈」字款。整器制作较一般邢窑更为精细，气质端庄大方，为唐代邢窑代表作品。
有研究表明，「盈」字款瓷器是邢窑专为唐大盈库特别烧制的贡品。唐大盈库见于文献记载，称「百宝大盈库」，简称「大盈库」，属皇帝直接支取的「私库」，库中之物的取用，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旨意，而且多以宦官主领其事，库中之物的出处，一是赏赐，二是用于紧急国情下的支出，所以大盈库又被称为「中藏」、「内藏」、「禁藏」、「内库」、「中库」等。唐初定窑瓷器胎质较粗，胎色为青灰色，淘洗欠精者呈褐色，瓷胎均己烧结；白釉器物内璧施满釉，外施半釉，釉面光润，积釉处呈灰色。唐代中期，胎土经过仔细淘洗，胎质坚硬，胎色纯白，釉直接施于瓷胎上，无化妆上，釉色乳白，个别积釉处呈灰绿色或浅青白色，釉质细洁失透。晚唐至五代时期胎土质地此前期更细，胎壁薄而轻巧，釉质细洁，呈乳白色，器物除底足等接触面外，均施满釉。
唐三彩双龙柄瓶尺寸 高34cm 估价 HKD 200,000-300,000
双龙柄瓶系从隋代的鶏首壶、龙柄双联瓶演化而来，又结合了胡瓶的艺术元素，兼容幷蓄，发展成目前所见的成熟造型。在唐前期屡见不鲜，白釉、青釉、黄釉等皆有，而论装饰的丰富华美，三彩首屈一指。
双龙瓶尺寸不一，大致可分三型：逾五十公分大者，三、四十公分中型，不足三十公分小者。拍品尺寸属中型器，体量合宜。壶盘口，细长颈，丰肩，长圆腹，下腹部斜收出平底，底缘外侈。口肩连以捏塑的双龙形长柄，龙首低垂，探进口内，张嘴衔瓶口。龙身曲躬，背脊塑三圆珠，长耳、卷鬃，线条张弛灵动，为庄重典雅的器身增加动感与俏丽。器身半施釉，二次入窑烧造时，黄、绿、白三色熔融开化，基本流淌至腹部中线以上，对釉彩的可控度高，釉彩垂淌不一，当为三彩最盛期作品。下腹、器底露白胎，胎土选炼精细，色白质坚。
整器典雅大方，刚健挺拔中见秀美，浑厚沉稳中显灵动，三彩又赋予本器斑驳陆离、华贵大气的装饰效果，尽显盛唐之风韵气度，又兼收并蓄外来文化影响，为大唐艺术杰作。配日本木盒。
唐越窑青釉花口盘尺寸 直径17.5cm 估价 HKD 180,000-220,000
唐代越窑瓷器的胎质细腻,釉层均匀,浑厚滋润，品种增多，有“如冰似玉”之誉。主要器物有碗、盘、壶、罂、瓶、罐、耳杯、盏托、粉盒、水盂、唾壶等10余种。盘有翻口斜壁平底盘、敞口玉璧底盘、葵瓣口盘和方盘等，变化多端。
这件花口盘造型周正，五曲花口，每曲中间内凹成双瓣。外壁可见五道短直压痕，与口沿凹缺相对应。尖唇，敞口，斜弧壁。内底平，外底平凹，边缘可见多个泥条垫烧痕。内外满施青釉，釉面均匀，微泛青黄，釉光极好，滋润细腻。整器素面无纹，以玲珑巧制的造型和静谧优雅的釉色取胜。
唐鲁山窑花釉双系注壶尺寸 高21cm 估价 HKD 150,000-180,000
小四个人的只是储备还是不够，对鲁山窑还不甚了解。只是知道鲁山窑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鲁山窑创烧花釉器，始于中唐时期，其利用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烧制出不同色调，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黑或褐色上带白、月白等浅色斑装饰；另一类以黑、月白或铜蓝色釉为底釉，衬以天蓝色不规则的釉斑。器型以壶、罐居多，还有腰鼓、盘、碗等。
注壶梯形盘口，不同于常见的圆唇撇口，少见。束颈，椭圆形腹，饼状实足。肩部一侧斜出短直流，另一侧出曲柄，前后两面置双系。底釉褐色，其上有大块的蓝斑，自然流淌，产生了类似窑变的艺术魅力，装饰效果强。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上万件元代瓷器
内蒙古频道７月６日电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对集宁路古城遗址为期３年多的考古发掘中，目前已出土了１万多件完整及可复原的元代瓷器，其窑系众多、数量巨大、珍品迭出，前所未有。这是记者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出土辽金元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获悉的。
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永志介绍，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路，为元代仅次于行省的第二等地方行政区划。为配合当地的一条高速公路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从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始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集宁路古城遗址约１平方公里，目前已发掘面积１万多平方米，发现大量房址、水井、窖藏、墓葬和集市遗迹等。在众多遗存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完整和可复原瓷器达到了１万多件。其中有两件保存较好的瓷器为国内外首次发现，一件是釉里红玉壶春瓶，另一件是青花梨型注壶，两件文物极其珍贵。此外，还出土了７件完整的元朝官僚贵族和富裕大户才能拥有的元青花瓷器。
这些出土的完整瓷器多见于窖藏，瓷器器形主要有碗、盘、罐、瓶、碟、盏等，种类有青花瓷、白瓷、黑瓷等。从胎釉的装饰特点判断，这些瓷器涉及当时的七大知名窑系：景德镇窑、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建窑。其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磁州窑系的瓷器，有“油滴”、“兔毫”、“玳瑁”等种类装饰的黑瓷。而出土珍品瓷器最多的是景德镇窑系的。
据史料记载，位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交接地带的集宁路当时为榷场（元朝在边境所设的互市市场），在公元十四世纪中期毁于战火，之后未建新城，官民逃避战火时窖藏了许多瓷器，因此这个古城的文化层得以完好保存至今，出土的瓷器也较多、较完整。（完）
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洪武瓷器 ...
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对比展”2日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和延禧宫开幕，共展出瓷器297件套。此次展览既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首次联合举办瓷器展览，同时又是这些明代御用瓷时隔五百年后从生产始端到使用终端的首次聚首。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在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是专门为皇帝生产御用瓷器的基地，紫禁城是这些御用瓷器的唯一合法使用地。至今，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收藏明代御窑瓷器的主要单位，包括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等不同窑场的产品在内，总数超过一万件，而且多是清宫旧藏，传承有绪。御窑烧造的合格品被源源不断地送进紫禁城的同时，在严格挑选标准下的落选品和残次品均被集中销毁。
经考古发掘，御窑遗址出土的这些落选和残次御窑瓷器，多可以与传世瓷器进行器型、纹样的对比。
在御窑生产的产品中，有的品种仅见于传世品而在出土品中不见，相反的，仅见有出土品而未见传世品的例证也同样存在，更有当时研发的新品种以及试烧之未成功者：展品中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以及永乐红釉点彩碗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两种器物在传世品中均未曾见到与之相同的。
此次展览与接下来将要举办的“明代御窑瓷器——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成化瓷器对比展”、“明代御窑瓷器——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明代御窑瓷器——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嘉靖万历瓷器对比展”共同组成系列。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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