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联通了海上“陶瓷之路”，使我国的对外交通形成网络，在直接促进国内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推动了唐、宋时期的对外开放。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以及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各种文化书籍借此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皇朝国门四开、不拒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真正使丝绸之路畅通。欧罗巴各国的使节、商人不断从南方，从江南运河、邗沟、汴河趋向皇朝的首都长安。隔海相望的新罗、日本，远隔重洋的阿拉伯帝国、波斯、天竺，与我国频繁交往。经唐朝不断疏浚的隋唐大运河能够接受他们庞大的海船和船队。”
隋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选线具有开创性，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全部完工以后，南北的物资可直达长安，它首次由北向南缀连了五大水系，是隋、唐、宋时期国家运输的大动脉，贯穿了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使得漕运惠及整个中国。它以漕粮为主兼及其他商品的水路运输，使运河地区发展成一条巨大的经济带;它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思想的交流，还推动了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对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迁徙和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带动了运河沿线与支线附近城镇的整体兴旺，形成运河沿线独有的自然景观风貌和历史文化遗迹。
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廊道，是古代名胜古迹荟萃的博物馆，是古人运用水利工程、地理科学和相关内河航运技术的资料库。作为隋唐大运河这样一类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对于它的研究和保护必须融合其生长的环境和背景，统筹兼顾进行整体保护，深层发掘大运河在各时期、各区域所体现的重大价值，体现出线性遗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的特点。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文物保护档案专项基金管委会副主任、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馆长、淮北市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丁仰振先生，长期致力于淮北段大运河古陶瓷遗产保护的公益事业。30余年中，不辞辛劳，倾一己之财力、精力，在淮北段大运河数十公里范围内，从众多百姓手中，征集了数千件陶瓷器。其中1000多件已无偿捐赠给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对此义举，中共淮北市委、淮北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赞扬。150余件陶瓷器捐赠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杭州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及奖励。对于其在北京举办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给予充分肯定。
隋唐是中国运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大规模开挖、修缮、疏浚大运河的时期，也是大运河航运繁荣的时期。隋炀帝所开运河共有四段，即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永济渠，其中安徽省境内的运河为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通济渠开凿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其自板渚引黄河水，经荥泽入东汉汴渠，至开封后，与古汴渠分道折向东南，流经商丘、永城、濉溪县（柳孜）、宿州、灵璧、泗县、古泗州入淮，成为贯通黄河与淮河、长江水系的重要通道。通济渠在隋、唐、宋三代作为主要的运输通道沿用，疏浚工程不断，入南宋后十余年由于战乱频仍、疏于维护等原因于元初而荒废。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联通了海上“陶瓷之路”，使我国的对外交通形成网络，在直接促进国内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推动了唐、宋时期的对外开放。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以及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各种文化书籍借此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皇朝国门四开、不拒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真正使丝绸之路畅通。欧罗巴各国的使节、商人不断从南方，从江南运河、邗沟、汴河趋向皇朝的首都长安。隔海相望的新罗、日本，远隔重洋的阿拉伯帝国、波斯、天竺，与我国频繁交往。经唐朝不断疏浚的隋唐大运河能够接受他们庞大的海船和船队。”
隋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选线具有开创性，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全部完工以后，南北的物资可直达长安，它首次由北向南缀连了五大水系，是隋、唐、宋时期国家运输的大动脉，贯穿了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使得漕运惠及整个中国。它以漕粮为主兼及其他商品的水路运输，使运河地区发展成一条巨大的经济带;它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思想的交流，还推动了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对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迁徙和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带动了运河沿线与支线附近城镇的整体兴旺，形成运河沿线独有的自然景观风貌和历史文化遗迹。
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廊道，是古代名胜古迹荟萃的博物馆，是古人运用水利工程、地理科学和相关内河航运技术的资料库。作为隋唐大运河这样一类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对于它的研究和保护必须融合其生长的环境和背景，统筹兼顾进行整体保护，深层发掘大运河在各时期、各区域所体现的重大价值，体现出线性遗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的特点。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文物保护档案专项基金管委会副主任、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馆长、淮北市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丁仰振先生，长期致力于淮北段大运河古陶瓷遗产保护的公益事业。30余年中，不辞辛劳，倾一己之财力、精力，在淮北段大运河数十公里范围内，从众多百姓手中，征集了数千件陶瓷器。其中1000多件已无偿捐赠给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对此义举，中共淮北市委、淮北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赞扬。150余件陶瓷器捐赠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杭州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及奖励。对于其在北京举办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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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志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总面积达118.3万平方公里。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高山、草地、平原、盆地、沙漠、戈壁等复杂的自然风貌，同时也造就了多元化的人文环境，并形成了雄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旧石器时代的“大窑人”，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人”，再到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人”，一直到后来的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这些草原民族经过世代繁衍生息，交往融合，遗留下了丰厚的草原文化遗产。这些草原文化遗产是我区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深入发掘，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必要手段，也是建设文化强区的迫切需要。
一、我区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
草原文化遗产包括遗存与遗物两大部分，主要涉及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方面。遗存主要有古城市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还有长城、界壕、驿道复合型的特殊遗址，遗物主要有金银器、青铜器、碑刻、岩画、货币、雕塑、陶瓷、丝织品等。目前已初步查明我区有各类文物遗址点2.1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9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3处，其它盟市旗县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700余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构成了草原文明的主体，展现出草原文化发展的完整脉络。
旧石器时代是草原文化的滥觞时期，位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同样也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到目前为止，在我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就达30余处，其中以呼和浩特东郊发现的大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扎来诺尔遗址最为典型。大窑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大窑村南，以发现的旧石器制造场及四道沟典型的地层剖面为重要的考古学依据。第1层为表土层，形成于全新世；第2层为马兰黄土层，形成于晚更新世晚期；第3层为怙红色土层，形成于晚更新世早期；第4层至第7层为离石黄土层，形成于更新世中期，在第4层底部发现有肿骨鹿化石，还有远古人类打制的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石刀和石核等石制品，其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前。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1922年，其后经过多次调查，在此地相继发现了顶骨、额骨、枕骨、股骨、胫骨、腓骨19件化石，其中有6件人骨化石是从晚更新世原生地层里发现的，学术界命名为“萨拉乌苏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7万至5万年左右。扎赉诺尔遗址发现于1927年，先后共发现15个个体的人头骨化石及其他化石。该遗址出土有石镞、刮削器、石片、石核等细石器，刀梗、锥、镖等骨器，并出土有夹砂粗陶器残片，同时出土有猛犸象、披毛犀等动物化石，是典型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具体时代距今1万年左右。
在内蒙古自治区共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2000余处，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辽河流域及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地区。以赤峰红山命名的红山文化，是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核心。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相继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一系列草原考古学文化，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源辐辏”、“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西辽河流域时代最早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其后是位于敖汉旗的“赵宝沟文化”和以赤峰红山后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以及巴林左旗富河沟门聚落遗址为代表的“富河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最早距今约8000年左右，最晚距今约4000年左右，以之字纹筒形罐、C形玉龙、楔形石耜为主要考古学文化特点。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属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序列。最早的以凉城县王墓山遗址为代表的“王墓山下类型”，其年代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其后有托克托县的“海生不浪文化”、包头市的“阿善二期文化”、察右前旗的“庙子沟文化”、凉城县的“老虎文化”等，以彩陶钵、小口尖底瓶、双耳罐为主要考古学文化特点。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有5000余处，其中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大口二期文化和朱开沟文化为最具典型。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于老哈河及大小凌河流域，以赤峰药王庙夏家店、蜘蛛山、敖汉旗大甸子遗址、范杖子墓地为典型，其后又有赤峰三座店山城遗址、二道井子聚落遗址为重要考古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南边老哈河流域以宁城县南山根遗址为代表，北边西拉木伦河流域以赤峰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为典型，时代为夏、商至春秋时期，同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赤峰地区还有“井沟子”、“铁匠沟”、“水泉”等文化类型。内蒙古中南部的青铜器时代遗址，较为典型的是准格尔旗大口村的“大口二期文化”和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在朱开沟文化的第五段遗存内，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戈，从而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时代上限上溯到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经过考古发掘证明，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是属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族的文化遗存，其时代下限距今2500年左右。
秦汉、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走向大一统、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秦汉王朝为稳定边疆统治，在内蒙古地区营建大小边疆城镇，并屯垦开发。据初步统计，内蒙古地区有秦汉大小城镇多达40余座，目前能够确定其地望的城址主要有如下几例：云中郡为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沙陵县城址为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东古城，沙南县城址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域，侦陵县城址为托克托县章盖营子古城，北舆县城址为呼和浩特塔布陀罗海古城，阳原县城址为呼和浩特市郊八拜村古城，武泉县城址为卓资县三道营子村古城，五原郡治为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临沃县城址为包头市麻池村古城，定襄郡治所成乐城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桐过县城址为清水河县上城湾古城，安陶县城址为呼和浩特市郊陶卜齐古城，武城县城址为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临戎县城址为磴口补隆淖乡河拐子古城，窳浑县城址为磴口县沙金陶海保尔浩特古城，朔方郡治所三封县城为磴口县陶升井古城，美稷县城址为准恪尔镇纳林镇古城，广衍县城址为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沃阳县城址为凉城县双古城古城，右北平郡治平刚县城为宁城县甸子乡黑城古城。这些秦汉时期城市遗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沿用，成为鲜卑族南迁汉化的重要跳板。其中拓拔鲜卑南下建立的第一座都城盛乐城在今天的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是内蒙古中南部最大的城市遗址，而北魏云中宫所在地就在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在这两座古城的周边地区，还分布有北魏的军事重镇，其中的沃野镇城址为乌拉特前旗苏独仑乡根子场古城，怀朔镇城址为固阳县城库伦古城，武川镇城址为武川县乌兰不浪乡土城梁古城，抚冥镇城址为四子王旗库图城卜子古城，柔玄镇城址为察右后旗白音查干古城。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共发现有秦汉魏晋时期的文物遗址多达3000余处，东西分布众多的城市遗址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升华的实物见证。
内蒙古隋唐时期的文物遗址较少，目前初步统计有300余处，这些文物遗迹也主要以城市遗址为主，目前能够认定其性质的主要有以下几例：隋代朔方郡长泽县城址为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榆林郡治所胜州城址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富昌县城址为准格尔旗天顺圪梁古城，金河县城址为托克托县七星湖村古城，五原郡治所丰州城为乌拉特前旗东土城村古城。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北方边疆地带的控制，实行节度使与羁縻州制度，内蒙古地区唐代的城镇多属于羁縻州府。其中振武节度使与单于都护府同驻一城，城址在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县的大皇城古城，胜州城址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河滨县城址在准格尔旗天顺圪梁古城，长泽县城在今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白池县城址在今鄂托克前旗二道川的大池古城，天德军城址在今乌拉特前旗陈二壕古城，中受降城址在今包头市傲陶窑子古城，兰池都督府城址在今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乡的巴拉庙古城，饶乐都督府城址在今林西县樱桃沟古城。这些隋唐时期的城址，大部分保存完好，城内遗迹丰富，出土文物精美。
辽金元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文物遗址最为丰富，多达11000余处。这些文物遗址规模宏大，种类庞杂，精品辈出，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位于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辖区，历史上是辽王朝的京畿地区，契丹人的政治中心。在这一地区分布有辽上京、辽中京两大都城，还分布有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三大皇族陵寝。在辽代，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据《辽史》记载，辽朝有“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目前能够确认的辽代城市遗址有200余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上京临潢府城址，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城址在今宁城县大明城。除辽代京城域址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州县城，龙化州城址为今奈曼旗孟家段古城，永州城址为今翁牛特旗白音他拉古城，武安州城址为今敖汉旗丰收乡白塔子古城，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持白塔古城，祖州城址在今巴林左旗石房子古城，庆州城址在今巴林右旗索博力嘎古城，通化州城址在今陈巴尔虎旗浩特陶海古城等。金代城址也多沿用辽代城址，其中北京路城址为今宁城县大明城，武平县城址在今敖汉旗白塔子古城，临满府路城址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古城，长泰县城址在今巴林左旗十三敖包乡古城，西京路所属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古城，东胜州城址在今托克托县的大皇城和小皇城，宁边州城址在今清水河县下城湾古城，净州城址在今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古城，桓州城址在今正蓝旗四郎城古城，集宁县城址在今察右前旗巴彦塔拉乡土城子古城，振武镇城址在今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宣宁县城址在今凉城县淤泥潍古城，天成县城址为今凉城县天成村古城等。金代的城市遗址年代跨度较小，规模不显，但同样也被后来的元朝沿用与开发。历史上内蒙古地区是元朝的肇兴之地，此地建有元朝的开国都城元上都，还分布有一系列的路府州县城市，文物遗迹丰富。闻名遐迩的元上都城址位于今正蓝旗五一牧场内，城垣面积达4平方公里之多，是当时国际性的大都会，以元上都城址为中心，元代的城市遗址可以说是星罗棋布。成吉思汗母亲月也伦太后和幼弟斡赤斤在其封地内兴筑的城郭现位于今鄂温克自治旗辉苏木巴彦乌拉古城，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儿在其封地内兴筑的城郭为今额尔古纳右旗黑山头古城，汪古部兴建的德宁路古城为在今达茂旗鄂伦苏木古城，元代砂井总管府城址为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大庙古城，元代集宁路城址在今察右前旗巴彦塔拉乡土城子古城，净州路城址在今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占城，弘吉剌部在其封地内兴筑的城郭应昌路城址为今克什克腾旗达尔罕苏术鲁王城，全宁路城址为今翁牛特旗乌丹镇西门外古城，亦乞列思部兴建的宁昌路城址在今敖汉旗五十家子村，上都路下属的桓州城址为今正蓝旗四郎城，松州城址在今赤峰市红山区西八家古城，兴和路下属的威宁县城址在今兴和县台基庙古城，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古城，云内州城址在今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东胜州城址在今托克托县大皇城，红城屯田所在今和林格尔县小红城古城，大宁路城址在今宁城县大明城，高州城址在今赤峰市松山区哈拉木头古城，兀剃海路城址在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亦集乃路城址为今额济纳旗黑城古城。这些元代城市遗址呈扇形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草原地带，构成了规模宏大而又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景观。
二、我区文化遗产资源的特色与优势
我区地域辽阔，多山地、草原、沙漠的自然环境特点，加之人为干扰较少，使得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大部分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保存完整、种类丰富、精品倍出。特别是近几年，我区重要考古发现不断出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成绩斐然，现已形成具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体系，彰显着我区文化发展的优势与巨大的潜力。
1972年，在盛乐古城南发现的小板申东汉壁画墓，发现保存完好的壁画46组，57幅，榜题250条，是目前研究东汉庄园制度最为完整的实物资料。1986年，在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发掘的辽陈国公主墓，出土3000多件（组）金、银、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金属面具、银丝网络以及缨络琥珀饰件堪称辽代文物之奇珍。上述两项考古发掘，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
1992年，在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发掘的耶律羽之墓，墓内出土了大量金银器皿及五代时期的珍贵瓷器，其中鎏金錾花银罐、盘口穿带白瓷瓶最为名贵；1994年，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发现一座辽代贵族墓葬，墓室内发现了大面积精美的壁画，主要有“贵妃调莺图”、“织锦回文图”、“高逸图”、“降真图”，壁画题材丰富，对于研究辽代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2003年，在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再次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辽代贵族墓葬，墓内出土有精美的彩绘木棺，棺内墓主人身着十层华丽的丝织衣物，同时还出土有金牌饰、金耳环、金手镯及成串铜铃等，另外还发现有鎏金铜铎、银角号、包金、银马具等大批珍贵文物，显示了辽文化的繁荣与昌盛。上述3项辽代重要的考古发掘，被评为1992年、1994年和2003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3年，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集宁路古城，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市肆遗迹及40余处器物窖藏，出土了釉里红玉壶春瓶、青花高足碗、枢府釉盘、青釉龟形砚滴、荷叶盖罐、月白釉香炉等珍贵瓷器300余件，其他瓷器标本上万件。大量瓷器的发现，堪称中国陶瓷考古史上的奇迹，由此，集宁路古城遗址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另外，内蒙古文物工作者还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清理了御天门、大安阁、穆青阁等重要文物遗迹，真实地再现了元代皇城的宏伟规模，极大地彰显了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鉴于元上都的这种特殊历史地位，现已确定为2012年中国申报的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2009年，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500平方米，清理房屋、窖穴、灰坑、墓葬、城墙等遗迹单位近300处，出土各类文物近千件，该遗址被评为“中科院2009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0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0年5月至2011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发现了一处距今约5500年前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等文物近千件。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半地穴式房屋顶部的木质构架结构痕迹，并在3座房址房内出土有大量人骨遗骸，为近年来东北地区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由此被评为“中科院2009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内蒙古自治区也是我国古代岩画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在我区发现古代岩画多达3万余幅，以阴山岩画、曼德拉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最为典型，时代纵跨上万年。这些岩画以古阴山山脉为中心，东西横亘几千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古代艺术画廊。长城是集系统性、综合性、群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长、辐射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线路。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共分布有战国燕、战国赵、战国秦、秦、西汉、北魏、隋、金、西夏、明等10个时代的长城。这些长城分布于全区12个盟市的76个旗县，总计长度达12000公里，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遗存总数达9600余处。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资源总量，占到了全国长城资源总量的1/3，无论是时代之多还是体量之大，在全国16个有长城分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都是位居第一。
与考古发现相辅相成的是一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目前全区共有馆藏文物50万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00件，二级文物11000余件。这些文物时代特征鲜明，民族特色浓郁。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碧玉龙，堪称中华文明的曙光和“中华之最”；鄂尔多斯市出土的匈奴王鹰形金冠饰、虎牛咬斗纹金带饰等珍贵文物，是匈奴贵族单于王的重要遗物；乌兰察布市发现的“虎噬鹰”金牌饰、金项圈，象征着匈奴王权的尊贵与威严；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四兽纹”、“三鹿纹”金牌饰以及其它的金冠饰、金带饰等文物，都是鲜卑贵族使用的代表性装饰品；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双鱼龙纹银盘、鱼龙纹银壶、波斯银壶，是唐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一批重要文物；辽代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墓出土的造型各异的瓷器、金器、玉器及装饰奢华的马具等，是辽代文物的精品；元上都遗址出土的汉白玉龙纹角柱与柱础，再现了元代皇家宫城建筑的华丽与辉煌的气势；金马鞍是体现蒙古族游牧与丧葬风俗的绝品文物，具有游牧民族“四时迁徙，鞍马为家”的文化特点，又是蒙古贵族“秘葬”风俗习惯的真实反映；而八思巴字的圣旨令牌，是代表元朝皇权的典型文物，既是传达皇帝圣旨与政令的信物，也是蒙元时期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特点与国家驿站制度的综合体现。元代瓷器类文物首推青花、釉里红瓷器，其中以包头燕家梁出土的青花大罐、集宁路出土的青花梨形壶、釉里红玉壶春瓶最为珍贵。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是我区珍贵的文化资源，是草原文明的主要实物载体，也是草原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实物例证。
三、充分发掘草原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有力保障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遗产日益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夯实了草原文化的理论基础。内蒙古地区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草原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如通过对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属于旧石器文化的石器制造场与其它的人类遗迹，相当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文化面貌，将内蒙古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确定为五十万年；再如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堪称中国第一缕文明的曙光。红山诸文化考古序列的确立，如同中原地区第一次从地层上明确划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时间序列的意义一样，将中国文明的历史从发端到发展的历史脉络勾勒得一清二楚，填补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极大地完善了草原文化研究的序列与谱系。
其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是建设文化强区的需要。文化遗产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化与文明的物化遗留，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人们唯一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文化实体，具有无可比拟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因此，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既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与认知，也是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所以，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动力，在文化建设上实现新的跨越，这也是建设文化强区的需要。
再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是让文化资源惠及民众的必然要求。文化遗产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承载的信息量丰富，知名度高，对社会的影响巨大。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所有者、鉴赏者和传承者。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也必须惠及人类，为民造福，这是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实需要，也是我们要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
景德镇瓷器文化遗产：母语的基因与嬗变
我个人一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命题表示质疑。首先作为“文化遗产”，必定是先人的文化遗存，它涉及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记忆，而非效益。但作为“遗产”，它又深刻地具有某种经济学范畴的气息，这甚至可以被认定为人类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权利概念，以及某一种世界性强势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干涉性文化规范。因为我们顺着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思路，迟早会将一些文明群体的母语，也纳入文化遗产来对待。这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甚至是一种文明的暴力。
因而，全世界范围内，被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多或少地，沾染了资本再发现的味道。于是就产生了今天的国内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发现一处毁灭一处的文化灾难，假以保护的名义，反而毁掉了大量自然存在的文明痕迹。
陶瓷，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母语之一。但这一母语，早已不再是某种特定文明的独有语种。它已经广泛地成为了世界性文化语言，并且一直鲜活地存在着。因而，陶瓷本身，并不能作为文化遗产来对待，正如我们不能将布匹或者纸张，当做人类的某一类遗产。在时间与空间的本质里，陶瓷也好，布匹也好，纸张也好，从发明开始，到今天，依旧处在同一个时空界内，成为一种恒常性事物。
那么，关于陶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并非与陶瓷有关，它仅仅与以陶瓷为文化呈现载体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技术有关。那么，陶瓷范畴里的“文化遗产”，其实是一种共性遗产，涉及陶瓷的，也有可能涉及纸张与布匹，或者其他的各类型恒常性文化载体。
那么纯粹的陶瓷，仅仅是母语的发音特征，这是中华文明物质母语的根本基因。千年陶瓷文化的流转，并没有改变陶瓷作为泥土造物的根本属性，变化的，只是语气和语感，以及表达的方式。
那么，有关陶瓷的文化嬗变，就与人类文明的文化嬗变如出一辙。它依然涉及到文明的冲撞与融合，文化的交流与拟仿，统治学与美学的衍生关系。
因而，本期策划的，有关陶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命题，其实更多的，将从非陶瓷的文化现象的变迁入手，从绘画以及绘画的材料、审美趋势与变迁、先人们对待陶瓷的态度与精神，来考察陶瓷文化范畴里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性。
而保护这些遗产，也必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绝不能以保持旧样式的不变为使命。正好比对语言的保护与发展，是以合适的交流使用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语言的古老特征为前提，否则，今天的我们，将无法使用汉语进行对话。
实干践行细节出彩——瓷都保护陶瓷文化遗产工作回眸
一处处陶瓷文化历史遗迹，一件件陶瓷文化艺术珍品，这些瓷都的宝贝如何保护好，是历届市委、市政府甚为重视关心的大事。近年来，景德镇市高位推动，多措并举，对陶瓷文化遗产进行了全方位保护。
选择一批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获“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丽阳窑址考古发掘成果入围“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观音阁古瓷窑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明末清初时期观音阁古瓷窑址是景德镇外销瓷——克拉克瓷主要原产地之一；兰田窑址的考古发掘将景德镇制瓷历史由原来的五代提前到唐代中晚期。
积极申报立项。景德镇市先后成功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处、历史文化名村2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5处。高岭古瓷土矿区被列入国家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高岭瓷土矿遗址公园”；古窑民俗博览区荣膺“国家旅游5A景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御窑厂遗址、湖田窑遗址、高岭瓷土矿遗址均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期间重点支持的大遗址”。其中，御窑厂遗址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实施一批工程项目。给老城区保护“减负”，建设45平方公里新城区；保护昌江河系周边从唐至明清古瓷窑遗址。重点推进御窑厂遗址、湖田古瓷窑址和高岭瓷土矿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工程以及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保护沿朝阳路至珠山路为轴线的一条近现代陶瓷工业文脉。
构建博物馆体系，提升展陈水平。景德镇现有6家国有博物馆；有经省文物局批准成立的10家民办博物馆；有8家由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个人陶瓷艺术馆。馆是通史性博物馆；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陶瓷民俗博物馆、景德镇民窑博物馆和其他民办博物馆都是各具特色的专题性博物馆。
全方位推介宣传。景德镇本地有景德镇在线、中国瓷网等多家较有影响的陶瓷网站；景德镇广播电视台有多个陶瓷专栏节目；有《》、《中国陶瓷》等报刊、杂志；景德镇各国有博物馆在设有固定展览的同时，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举办古陶瓷和现代艺术瓷展览。在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化遗产日等活动中，大力宣传陶瓷文化遗产。
以陶瓷文化遗产助推陶瓷产业。每届瓷博会期间，国内外陶瓷企业、投资商都会被文化和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倾倒，因而看好投资，心甘情愿投资。景德镇现有民政部门登记的与陶瓷文化有关社会文化团体达200余家；工业园区有2家瓷厂列入国家级工业旅游项目，40家瓷厂列入市级工业旅游项目；有十多个大型陶瓷大市场、陶瓷创意园等，它们一般都集陶瓷加工、市场、交流、物流等为一体。在三宝国际陶艺村和雕塑瓷厂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艺术家常驻；在景德镇各个角落，都有全国各地陶瓷艺术家落户，从事陶瓷艺术创作，被人称为“景漂族”。（白光华陈少林）
第六个文化遗产日 多项活动营造保护传承氛围
6月11日是中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内地多个城市开展了与此相关的丰富活动。
景德镇重建元代馒头窑再现“元青花”魅力
王昊阳在江西景德镇报道：“文化遗产日”当天，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重建，拟于今年10月在景德镇期间试烧，有望重现“元青花”与元釉里红瓷的惊世魅力。
为复原元代挛窑与烧瓷技术，重铸享誉世界的“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召集多位窑炉与制瓷专家，开始重建馒头窑，以元代历史为参照，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原元代馒头窑。
6月11日上午，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内，景德镇市文物局局长江华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胡家旺等人握揪挥土，举行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仪式。
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由江西陶瓷研究所设计，国家文博研究员周荣林以及景德镇挛窑师傅余云山等人多次讨论，对窑炉烟囱、建材等问题进行反复研讨，最终达成一致。
“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吕子豪在河北保定报道：设于保定的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11日宣布，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中，河北省保定市申报的“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榜上有名。
当日，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会长、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传承人梁连起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称，该研究会依据入评“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上千本明、清、民国时期的老菜谱和相关史料，成功挖掘开发出“李鸿章烩菜”、“鸡里蹦”等400余道直隶官府菜品，并复原了失传上百年的美食器皿“温盘”。2006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正式入选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第一个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申报成功的中国菜品。
以酱香味为主兼具多味的直隶官府菜，首创于清康熙盛世时期的直隶官府，完善于皇帝行宫及保定官府，鼎盛于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督直之时。
文化遗产日景德镇古窑复烧展示指尖上的“china”
中新网景德镇6月14日电(记者应妮)在景德镇最后一个把桩师傅胡家旺的指导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等人在清代镇窑门前投入松枝火把，熊熊火光从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所在的炉膛中升起……在中国第9个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景德镇的清代镇窑点火复烧仪式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71岁的胡家旺，从13岁学徒开始，已经在烧窑这件事上打滚了50余年。对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初年的镇窑，他十分熟稔，“这个窑有260立方米，每次能烧2到3万件瓷器，要用大约7到8万斤松木。每窑要烧24小时，冷却一天一夜以后才能开窑。”
镇窑系明末清初景德镇首创，全称景德镇窑。因历史上景德镇烧窑主要燃料是松木，故又称柴窑。
“十年可以培养一个博士，十年却未必培养得出一个把桩师傅”，这是在景德镇流传的一句话，由此可见“把桩”技艺难度之高，全凭个人经验，靠的就是在不断实践中练就。而现在柴窑的日渐废退，气窑占据主导，无论是从环保还是烧制成功率上，后者远胜前者，让“把桩”这门技艺面临难以为继之势，胡家旺对此亦感无奈。
与“把桩”技艺日渐式微截然相反的，是拉坯、上釉、彩绘等工艺传承得完整成熟，这些近千年的技艺几乎全靠手上的一把绝活。景德镇有不少精品仿古瓷器，几可乱真。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云鹏以拍价达2.3亿元人民币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为蓝本，限量仿造了20件，售价2.8万元早已供不应求。他强调，仿古瓷不等同于造假，“仿古陶瓷采用的是传统技艺，一方面满足民众审美赏古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达到传承创新的目的，我们只有在完全了解传统基础上，才能融古创新。”
励小捷亦表示，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文化遗产不能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而应融入社会、惠及民生，努力展示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物部门和广大文博工作者应该肩负的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同日，国家文物局和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江西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旧址、大遗址、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博物馆建设、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等方面加强合作。(完)
隋唐时期陶瓷文化
白瓷双腹龙柄传瓶 隋朝时期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
此器两瓶身相联，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部有凹弦纹三周。釉施及于腹部弦纹以下，有冰裂纹细开片，近底部分及底部露胎。高岭土（瓷土）含铁量较高，经过1300℃高温只能烧成青瓷器，经过控制而降低瓷土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干扰，即能烧制成白瓷。中国在北齐时已开始烧制白瓷，但当时烧成的白瓷普遍泛青，说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烧制工艺还不够成熟。这件隋代白瓷器，胎、釉已完全不见白中泛青现象。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隋唐文化陶瓷发展史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隋唐素瓷
隋代历史虽短，但在白瓷发展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瓷特点是：胎土细腻、洁白，坯胎坚硬、釉润，白色有时微微闪黄，带一点乳白色，器型平底折边，边的外缘凸起一条边沿，平底处无釉，腹部凸起弦纹。
隋代白瓷的烧制，已具备一定水平，白瓷的烧造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为后来的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国势强盛，文化发达，是中国瓷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各地出现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瓷窑。这一时期青瓷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量生产。北方河北邢窑的白瓷与南方浙江越窑的青瓷，同时著称于世。有“南青北白”之说。青瓷起步较早，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邢窑瓷器，质地坚硬，制作精致，洁白如雪。邢窑白瓷较之隋代白瓷又前进了一步，改变了以青瓷为主导的瓷器的发展方向。在邢窑的白瓷影响下，北方又出现了另一个烧造白瓷的定窑。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与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从此并驾齐驱。
陶瓷文化鉴赏-隋唐陶瓷四大名窑
在河北，能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民族文化遗产，当属古代瓷窑中的“四大窑”，它们是：代表隋唐北方白瓷的邢窑，列入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定窑，以白地黑花艺术影响了南北一大批窑场的宋金磁州窑和世纪之交在国内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的井陉窑。它们在中国灿烂的陶瓷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邢窑：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我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始的，作为我国第一代古陶瓷专家的吴仁敬、陈万里、傅振伦等都对邢窑关注有加，但所知的仍是一些“内丘白瓷瓯”、“邢瓯”一类的词汇，至于它的真正产地、范围、产品以及发展进程等很少被人提及。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内的几代工作者便为解开邢窑之谜做着不懈的努力。陶瓷考古界的权威陈万里曾几次到内丘实地考察，未能发现邢窑，史学界专家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屡次到内丘、沙河、邢台等地考察，同样失望而归……1980年初，临城县陶瓷厂成立了“恢复邢瓷技术小组”，一年时间，小组在临城境内共查出包括祁村、岗头、山下等在内的古瓷窑址17处，神秘的邢窑揭开了一角面纱。1981年春，欣喜不已的考古工作者，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县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为邢窑之谜付出了几十年心血的老专家们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标志着邢窑与邢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取得的成就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者寻找邢窑的信心，调查工作进入冲刺阶段。1982年至198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贾中敏等人在内丘县境内共查出邢窑遗址20余处，1987年，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开始进入内丘、临城工作，共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山下等处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52座灰坑，4座晚唐五代时期的窑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的面世，为此后邢窑的精略分期断代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了解提供了可能。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邢窑是隋唐北方白瓷的代表，对于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提出：邢窑的发展特别是白瓷对邻近诸窑诸如定窑、平定窑等有很大影响；邢窑的薄胎细瓷已基本上达到了欧洲“硬质瓷”的标准，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