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前不久，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物局、禹州市人民政府等在星航钧窑公司举办了钧瓷柴烧日活动，并召开了“钧瓷烧制技艺保护和传承理论研讨会”。与会的国家和省内钧瓷界、艺术界的知名专家就钧瓷柴烧技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对钧瓷技艺“申遗”工作已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批程序给予特别关注。
专家们的论证给拥有“中国陶瓷文化之乡”称号的许昌人、禹州人一个提醒，要关注钧瓷技艺“申遗”工作的进展，这对钧瓷及其技艺传承尤其重要。
首先，“申遗”是钧瓷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许昌、禹州两级政府高度重视钧瓷的有序传承，采取有效措施让钧瓷文化走向世界，这包括钧瓷走进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博鳌、世博、联合国等举措。
这些举措与钧瓷技艺“申遗”成功相比，影响相对要小得多。钧乡人所做的努力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申遗”成功的话，就会成为“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身为钧乡人要为钧瓷技艺“申遗”成功鼓与呼，同时这也是为钧乡人增光添彩、大长脸面的盛事。
其次，对钧瓷技艺有效保护、有序传承的促进。专家们对钧瓷技艺和传承有自己的观点，这些理解和观点是高屋建瓴的。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技艺还是唐宋之烧制技艺。其中，柴烧才是传统的技艺。星航钧瓷窑炉博物馆的18座历代钧瓷窑炉正担当了传统技艺的传承。柴烧、煤烧皆为走传统之路。
今天我们要保护和传承的正是柴烧、煤烧、手拉坯等技艺。保护传承不应面面俱到，不分伯仲，而要传统正宗。专家们特别提醒，传承必须是“真经”，而不是“变异”的伪技艺，否则会以讹传讹，有悖于钧瓷艺术的真正繁荣。
最后，促进钧瓷艺术健康有序繁荣。作为艺术的繁荣，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普及，而在提高;不在低俗，而在高雅;不在平庸，而在档次;不在工艺，而在艺术。钧瓷艺术的繁荣，已经走过弯路，以后应尽量避免。专家们的观点：健康的繁荣应当是“宁缺毋滥，宁雅毋俗，宁拙毋巧，宁精毋劣，宁古毋新”。“申遗”成功的一天将是钧乡人震撼、振奋、骄傲、自豪、荣耀的一天。关注钧瓷技艺“申遗”成功，应是钧乡人的美好期待。
延伸阅读
中国陶瓷与世界文化潮流的关系
中国瓷器的外销热潮，同时带动的是制瓷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富有浓郁东方民族之美的中国瓷器，自公元7世纪的唐代开始向外输出后，在世界各国迅速掀起一股中国瓷器热。然而仅靠远涉重洋来中国贩运瓷器，往往供不应求，因此世界各国争相仿制中国瓷器蔚然成风，扩大了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中国制瓷技术最早对外传播的品种是唐三彩陶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仿制过唐三彩器：如日本的奈良三彩，这与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关，他们主要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及艺术，同时大批留学生和从事专门技艺的人才，在中国主要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学成之后带回日本广泛传播。同时，一些遣唐使还从中国直接招募工匠。因此奈良三彩不仅在造型上与唐三彩接近，其鲜艳的色彩也十分接近唐三彩器物。除此之外，还有新罗三彩和埃及三彩，也是由仿制唐三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最早学会制作青瓷技术的国家是朝鲜。朝鲜自新罗时代晚期开始，就与生产青瓷的我国五代吴越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一直到后来的高丽时代仍关系密切。在越窑青瓷输入朝鲜的同时，制瓷技术也被引进，朝鲜工匠在学习的基础上，于918年成功烧制高丽秘色瓷。日本受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非常大，最早的濑户古窑仿烧中国宋代黑釉茶盏，后来仿制青瓷，于14世纪仿烧成功，造型上更多吸收龙泉青瓷的样式，釉色上特意保留了其苍翠浑厚的特色。现在的日本，仍旧延续了中国宋代的传统，重视茶道文化及茶具的制作。世界各国对青花瓷的仿制，以土耳其、伊朗和越南等国家最为出色。我国自古与越南关系密切，早在15世纪时，越南就聘请中国陶瓷技工传授技艺。在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下，越南也曾烧制出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青花瓷，特别是在14世纪后期所仿制的元青花，无论造型还是纹饰极为酷似，几乎与元末明初之作难以区分。公元7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大量外销，不仅物美价廉，还因为富有东方民族特色的瓷器，不仅可以代替木器和昂贵的金属器作为日常盛煮器，同时还可以作为艺术品，陈列在宫殿、花园，彰显其主人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中，尤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这也是促使各国对中国瓷器仿制的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普遍受到欧洲各国人民的喜爱。当时欧洲各国王室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奴哈宫侧殿，专门陈设中国青花瓷器。在英国，收藏大量中国瓷器，成为贵族社会流行的一种风气，当时英国皇后，不仅在宫殿内的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处，摆放大量中国瓷器，而且宫殿墙壁、地面也多是瓷质装饰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及其夫人，由于对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其夫妇的画像送往景德镇，烧制在彩瓷盘上……为满足需求，欧洲一些国家纷纷建立瓷厂，仿制中国瓷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荷兰仿造中国青花生产的得尔夫蓝瓷，在世界享有很高声誉。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历代外销瓷的风格也不断改变，这些都使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国纷纷仿制的背景下，依旧能够占领海外广大市场。世界各国仿制中国瓷器，也是一种文化的交融，正因为此，千百年来中国瓷器以它独特的魅力，始终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纵观清代外销瓷，其造型、纹饰无不渗透着国外的时尚与文化，同时，借助外销瓷，也让海外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发展，其外销瓷的成就并不亚于甚至超越官窑瓷器。
蓬勃发展的草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论内蒙古文化遗产的特色与优势
北魏乐舞俑红山文化玉牌饰汉代瓦当汉代提梁铜卣汉代鸣镝唐代黄绿釉鹦鹉形提梁壶战国时代青铜带钩辽代琥珀香盒辽代盏托元代佛像元代玉人红山文化玉珏清代铜印辽代耳饰辽代金饰件明代珐琅彩熏炉石雕女神像金帽顶唐代赌具辽代玛瑙碗元代青花碗元上都皇城内建筑遗迹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石英箭镞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契丹文铜镜辽代錾花银盆匈奴金牌饰辽代三彩砚台元代“纳失失”锦袍青铜时代鼎式灶辽代壁画汉代墓葬辽代石雕飞天辽代金带銙辽代玉饰件辽代璎珞元代青花龙纹盘
陈永志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总面积达118.3万平方公里。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高山、草地、平原、盆地、沙漠、戈壁等复杂的自然风貌，同时也造就了多元化的人文环境，并形成了雄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旧石器时代的“大窑人”，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人”，再到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人”，一直到后来的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这些草原民族经过世代繁衍生息，交往融合，遗留下了丰厚的草原文化遗产。这些草原文化遗产是我区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深入发掘，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必要手段，也是建设文化强区的迫切需要。
一、我区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
草原文化遗产包括遗存与遗物两大部分，主要涉及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方面。遗存主要有古城市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还有长城、界壕、驿道复合型的特殊遗址，遗物主要有金银器、青铜器、碑刻、岩画、货币、雕塑、陶瓷、丝织品等。目前已初步查明我区有各类文物遗址点2.1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9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3处，其它盟市旗县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700余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构成了草原文明的主体，展现出草原文化发展的完整脉络。
旧石器时代是草原文化的滥觞时期，位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同样也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到目前为止，在我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就达30余处，其中以呼和浩特东郊发现的大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扎来诺尔遗址最为典型。大窑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大窑村南，以发现的旧石器制造场及四道沟典型的地层剖面为重要的考古学依据。第1层为表土层，形成于全新世；第2层为马兰黄土层，形成于晚更新世晚期；第3层为怙红色土层，形成于晚更新世早期；第4层至第7层为离石黄土层，形成于更新世中期，在第4层底部发现有肿骨鹿化石，还有远古人类打制的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石刀和石核等石制品，其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前。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1922年，其后经过多次调查，在此地相继发现了顶骨、额骨、枕骨、股骨、胫骨、腓骨19件化石，其中有6件人骨化石是从晚更新世原生地层里发现的，学术界命名为“萨拉乌苏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7万至5万年左右。扎赉诺尔遗址发现于1927年，先后共发现15个个体的人头骨化石及其他化石。该遗址出土有石镞、刮削器、石片、石核等细石器，刀梗、锥、镖等骨器，并出土有夹砂粗陶器残片，同时出土有猛犸象、披毛犀等动物化石，是典型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具体时代距今1万年左右。
在内蒙古自治区共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2000余处，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辽河流域及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地区。以赤峰红山命名的红山文化，是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核心。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相继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一系列草原考古学文化，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源辐辏”、“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西辽河流域时代最早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其后是位于敖汉旗的“赵宝沟文化”和以赤峰红山后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以及巴林左旗富河沟门聚落遗址为代表的“富河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最早距今约8000年左右，最晚距今约4000年左右，以之字纹筒形罐、C形玉龙、楔形石耜为主要考古学文化特点。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属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序列。最早的以凉城县王墓山遗址为代表的“王墓山下类型”，其年代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其后有托克托县的“海生不浪文化”、包头市的“阿善二期文化”、察右前旗的“庙子沟文化”、凉城县的“老虎文化”等，以彩陶钵、小口尖底瓶、双耳罐为主要考古学文化特点。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有5000余处，其中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大口二期文化和朱开沟文化为最具典型。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于老哈河及大小凌河流域，以赤峰药王庙夏家店、蜘蛛山、敖汉旗大甸子遗址、范杖子墓地为典型，其后又有赤峰三座店山城遗址、二道井子聚落遗址为重要考古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南边老哈河流域以宁城县南山根遗址为代表，北边西拉木伦河流域以赤峰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为典型，时代为夏、商至春秋时期，同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赤峰地区还有“井沟子”、“铁匠沟”、“水泉”等文化类型。内蒙古中南部的青铜器时代遗址，较为典型的是准格尔旗大口村的“大口二期文化”和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在朱开沟文化的第五段遗存内，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戈，从而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时代上限上溯到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经过考古发掘证明，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是属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族的文化遗存，其时代下限距今2500年左右。
秦汉、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走向大一统、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秦汉王朝为稳定边疆统治，在内蒙古地区营建大小边疆城镇，并屯垦开发。据初步统计，内蒙古地区有秦汉大小城镇多达40余座，目前能够确定其地望的城址主要有如下几例：云中郡为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沙陵县城址为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东古城，沙南县城址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域，侦陵县城址为托克托县章盖营子古城，北舆县城址为呼和浩特塔布陀罗海古城，阳原县城址为呼和浩特市郊八拜村古城，武泉县城址为卓资县三道营子村古城，五原郡治为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临沃县城址为包头市麻池村古城，定襄郡治所成乐城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桐过县城址为清水河县上城湾古城，安陶县城址为呼和浩特市郊陶卜齐古城，武城县城址为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临戎县城址为磴口补隆淖乡河拐子古城，窳浑县城址为磴口县沙金陶海保尔浩特古城，朔方郡治所三封县城为磴口县陶升井古城，美稷县城址为准恪尔镇纳林镇古城，广衍县城址为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沃阳县城址为凉城县双古城古城，右北平郡治平刚县城为宁城县甸子乡黑城古城。这些秦汉时期城市遗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沿用，成为鲜卑族南迁汉化的重要跳板。其中拓拔鲜卑南下建立的第一座都城盛乐城在今天的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是内蒙古中南部最大的城市遗址，而北魏云中宫所在地就在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在这两座古城的周边地区，还分布有北魏的军事重镇，其中的沃野镇城址为乌拉特前旗苏独仑乡根子场古城，怀朔镇城址为固阳县城库伦古城，武川镇城址为武川县乌兰不浪乡土城梁古城，抚冥镇城址为四子王旗库图城卜子古城，柔玄镇城址为察右后旗白音查干古城。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共发现有秦汉魏晋时期的文物遗址多达3000余处，东西分布众多的城市遗址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升华的实物见证。
内蒙古隋唐时期的文物遗址较少，目前初步统计有300余处，这些文物遗迹也主要以城市遗址为主，目前能够认定其性质的主要有以下几例：隋代朔方郡长泽县城址为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榆林郡治所胜州城址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富昌县城址为准格尔旗天顺圪梁古城，金河县城址为托克托县七星湖村古城，五原郡治所丰州城为乌拉特前旗东土城村古城。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北方边疆地带的控制，实行节度使与羁縻州制度，内蒙古地区唐代的城镇多属于羁縻州府。其中振武节度使与单于都护府同驻一城，城址在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县的大皇城古城，胜州城址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河滨县城址在准格尔旗天顺圪梁古城，长泽县城在今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白池县城址在今鄂托克前旗二道川的大池古城，天德军城址在今乌拉特前旗陈二壕古城，中受降城址在今包头市傲陶窑子古城，兰池都督府城址在今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乡的巴拉庙古城，饶乐都督府城址在今林西县樱桃沟古城。这些隋唐时期的城址，大部分保存完好，城内遗迹丰富，出土文物精美。
辽金元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文物遗址最为丰富，多达11000余处。这些文物遗址规模宏大，种类庞杂，精品辈出，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位于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辖区，历史上是辽王朝的京畿地区，契丹人的政治中心。在这一地区分布有辽上京、辽中京两大都城，还分布有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三大皇族陵寝。在辽代，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据《辽史》记载，辽朝有“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目前能够确认的辽代城市遗址有200余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上京临潢府城址，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城址在今宁城县大明城。除辽代京城域址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州县城，龙化州城址为今奈曼旗孟家段古城，永州城址为今翁牛特旗白音他拉古城，武安州城址为今敖汉旗丰收乡白塔子古城，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持白塔古城，祖州城址在今巴林左旗石房子古城，庆州城址在今巴林右旗索博力嘎古城，通化州城址在今陈巴尔虎旗浩特陶海古城等。金代城址也多沿用辽代城址，其中北京路城址为今宁城县大明城，武平县城址在今敖汉旗白塔子古城，临满府路城址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古城，长泰县城址在今巴林左旗十三敖包乡古城，西京路所属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古城，东胜州城址在今托克托县的大皇城和小皇城，宁边州城址在今清水河县下城湾古城，净州城址在今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古城，桓州城址在今正蓝旗四郎城古城，集宁县城址在今察右前旗巴彦塔拉乡土城子古城，振武镇城址在今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宣宁县城址在今凉城县淤泥潍古城，天成县城址为今凉城县天成村古城等。金代的城市遗址年代跨度较小，规模不显，但同样也被后来的元朝沿用与开发。历史上内蒙古地区是元朝的肇兴之地，此地建有元朝的开国都城元上都，还分布有一系列的路府州县城市，文物遗迹丰富。闻名遐迩的元上都城址位于今正蓝旗五一牧场内，城垣面积达4平方公里之多，是当时国际性的大都会，以元上都城址为中心，元代的城市遗址可以说是星罗棋布。成吉思汗母亲月也伦太后和幼弟斡赤斤在其封地内兴筑的城郭现位于今鄂温克自治旗辉苏木巴彦乌拉古城，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儿在其封地内兴筑的城郭为今额尔古纳右旗黑山头古城，汪古部兴建的德宁路古城为在今达茂旗鄂伦苏木古城，元代砂井总管府城址为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大庙古城，元代集宁路城址在今察右前旗巴彦塔拉乡土城子古城，净州路城址在今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占城，弘吉剌部在其封地内兴筑的城郭应昌路城址为今克什克腾旗达尔罕苏术鲁王城，全宁路城址为今翁牛特旗乌丹镇西门外古城，亦乞列思部兴建的宁昌路城址在今敖汉旗五十家子村，上都路下属的桓州城址为今正蓝旗四郎城，松州城址在今赤峰市红山区西八家古城，兴和路下属的威宁县城址在今兴和县台基庙古城，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古城，云内州城址在今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东胜州城址在今托克托县大皇城，红城屯田所在今和林格尔县小红城古城，大宁路城址在今宁城县大明城，高州城址在今赤峰市松山区哈拉木头古城，兀剃海路城址在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亦集乃路城址为今额济纳旗黑城古城。这些元代城市遗址呈扇形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草原地带，构成了规模宏大而又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景观。
二、我区文化遗产资源的特色与优势
我区地域辽阔，多山地、草原、沙漠的自然环境特点，加之人为干扰较少，使得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大部分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保存完整、种类丰富、精品倍出。特别是近几年，我区重要考古发现不断出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成绩斐然，现已形成具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体系，彰显着我区文化发展的优势与巨大的潜力。
1972年，在盛乐古城南发现的小板申东汉壁画墓，发现保存完好的壁画46组，57幅，榜题250条，是目前研究东汉庄园制度最为完整的实物资料。1986年，在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发掘的辽陈国公主墓，出土3000多件（组）金、银、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金属面具、银丝网络以及缨络琥珀饰件堪称辽代文物之奇珍。上述两项考古发掘，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
1992年，在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发掘的耶律羽之墓，墓内出土了大量金银器皿及五代时期的珍贵瓷器，其中鎏金錾花银罐、盘口穿带白瓷瓶最为名贵；1994年，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发现一座辽代贵族墓葬，墓室内发现了大面积精美的壁画，主要有“贵妃调莺图”、“织锦回文图”、“高逸图”、“降真图”，壁画题材丰富，对于研究辽代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2003年，在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再次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辽代贵族墓葬，墓内出土有精美的彩绘木棺，棺内墓主人身着十层华丽的丝织衣物，同时还出土有金牌饰、金耳环、金手镯及成串铜铃等，另外还发现有鎏金铜铎、银角号、包金、银马具等大批珍贵文物，显示了辽文化的繁荣与昌盛。上述3项辽代重要的考古发掘，被评为1992年、1994年和2003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3年，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集宁路古城，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市肆遗迹及40余处器物窖藏，出土了釉里红玉壶春瓶、青花高足碗、枢府釉盘、青釉龟形砚滴、荷叶盖罐、月白釉香炉等珍贵瓷器300余件，其他瓷器标本上万件。大量瓷器的发现，堪称中国陶瓷考古史上的奇迹，由此，集宁路古城遗址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另外，内蒙古文物工作者还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清理了御天门、大安阁、穆青阁等重要文物遗迹，真实地再现了元代皇城的宏伟规模，极大地彰显了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鉴于元上都的这种特殊历史地位，现已确定为2012年中国申报的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2009年，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500平方米，清理房屋、窖穴、灰坑、墓葬、城墙等遗迹单位近300处，出土各类文物近千件，该遗址被评为“中科院2009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0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0年5月至2011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发现了一处距今约5500年前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等文物近千件。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半地穴式房屋顶部的木质构架结构痕迹，并在3座房址房内出土有大量人骨遗骸，为近年来东北地区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由此被评为“中科院2009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内蒙古自治区也是我国古代岩画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在我区发现古代岩画多达3万余幅，以阴山岩画、曼德拉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最为典型，时代纵跨上万年。这些岩画以古阴山山脉为中心，东西横亘几千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古代艺术画廊。长城是集系统性、综合性、群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长、辐射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线路。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共分布有战国燕、战国赵、战国秦、秦、西汉、北魏、隋、金、西夏、明等10个时代的长城。这些长城分布于全区12个盟市的76个旗县，总计长度达12000公里，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遗存总数达9600余处。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资源总量，占到了全国长城资源总量的1/3，无论是时代之多还是体量之大，在全国16个有长城分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都是位居第一。
与考古发现相辅相成的是一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目前全区共有馆藏文物50万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00件，二级文物11000余件。这些文物时代特征鲜明，民族特色浓郁。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碧玉龙，堪称中华文明的曙光和“中华之最”；鄂尔多斯市出土的匈奴王鹰形金冠饰、虎牛咬斗纹金带饰等珍贵文物，是匈奴贵族单于王的重要遗物；乌兰察布市发现的“虎噬鹰”金牌饰、金项圈，象征着匈奴王权的尊贵与威严；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四兽纹”、“三鹿纹”金牌饰以及其它的金冠饰、金带饰等文物，都是鲜卑贵族使用的代表性装饰品；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双鱼龙纹银盘、鱼龙纹银壶、波斯银壶，是唐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一批重要文物；辽代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墓出土的造型各异的瓷器、金器、玉器及装饰奢华的马具等，是辽代文物的精品；元上都遗址出土的汉白玉龙纹角柱与柱础，再现了元代皇家宫城建筑的华丽与辉煌的气势；金马鞍是体现蒙古族游牧与丧葬风俗的绝品文物，具有游牧民族“四时迁徙，鞍马为家”的文化特点，又是蒙古贵族“秘葬”风俗习惯的真实反映；而八思巴字的圣旨令牌，是代表元朝皇权的典型文物，既是传达皇帝圣旨与政令的信物，也是蒙元时期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特点与国家驿站制度的综合体现。元代瓷器类文物首推青花、釉里红瓷器，其中以包头燕家梁出土的青花大罐、集宁路出土的青花梨形壶、釉里红玉壶春瓶最为珍贵。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是我区珍贵的文化资源，是草原文明的主要实物载体，也是草原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实物例证。
三、充分发掘草原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有力保障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遗产日益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夯实了草原文化的理论基础。内蒙古地区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草原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如通过对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属于旧石器文化的石器制造场与其它的人类遗迹，相当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文化面貌，将内蒙古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确定为五十万年；再如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堪称中国第一缕文明的曙光。红山诸文化考古序列的确立，如同中原地区第一次从地层上明确划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时间序列的意义一样，将中国文明的历史从发端到发展的历史脉络勾勒得一清二楚，填补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极大地完善了草原文化研究的序列与谱系。
其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是建设文化强区的需要。文化遗产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化与文明的物化遗留，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人们唯一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文化实体，具有无可比拟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因此，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既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与认知，也是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所以，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动力，在文化建设上实现新的跨越，这也是建设文化强区的需要。
再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是让文化资源惠及民众的必然要求。文化遗产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承载的信息量丰富，知名度高，对社会的影响巨大。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所有者、鉴赏者和传承者。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也必须惠及人类，为民造福，这是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实需要，也是我们要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
景德镇瓷器文化遗产：母语的基因与嬗变
我个人一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命题表示质疑。首先作为“文化遗产”，必定是先人的文化遗存，它涉及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记忆，而非效益。但作为“遗产”，它又深刻地具有某种经济学范畴的气息，这甚至可以被认定为人类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权利概念，以及某一种世界性强势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干涉性文化规范。因为我们顺着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思路，迟早会将一些文明群体的母语，也纳入文化遗产来对待。这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甚至是一种文明的暴力。
因而，全世界范围内，被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多或少地，沾染了资本再发现的味道。于是就产生了今天的国内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发现一处毁灭一处的文化灾难，假以保护的名义，反而毁掉了大量自然存在的文明痕迹。
陶瓷，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母语之一。但这一母语，早已不再是某种特定文明的独有语种。它已经广泛地成为了世界性文化语言，并且一直鲜活地存在着。因而，陶瓷本身，并不能作为文化遗产来对待，正如我们不能将布匹或者纸张，当做人类的某一类遗产。在时间与空间的本质里，陶瓷也好，布匹也好，纸张也好，从发明开始，到今天，依旧处在同一个时空界内，成为一种恒常性事物。
那么，关于陶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并非与陶瓷有关，它仅仅与以陶瓷为文化呈现载体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技术有关。那么，陶瓷范畴里的“文化遗产”，其实是一种共性遗产，涉及陶瓷的，也有可能涉及纸张与布匹，或者其他的各类型恒常性文化载体。
那么纯粹的陶瓷，仅仅是母语的发音特征，这是中华文明物质母语的根本基因。千年陶瓷文化的流转，并没有改变陶瓷作为泥土造物的根本属性，变化的，只是语气和语感，以及表达的方式。
那么，有关陶瓷的文化嬗变，就与人类文明的文化嬗变如出一辙。它依然涉及到文明的冲撞与融合，文化的交流与拟仿，统治学与美学的衍生关系。
因而，本期策划的，有关陶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命题，其实更多的，将从非陶瓷的文化现象的变迁入手，从绘画以及绘画的材料、审美趋势与变迁、先人们对待陶瓷的态度与精神，来考察陶瓷文化范畴里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性。
而保护这些遗产，也必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绝不能以保持旧样式的不变为使命。正好比对语言的保护与发展，是以合适的交流使用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语言的古老特征为前提，否则，今天的我们，将无法使用汉语进行对话。
实干践行细节出彩——瓷都保护陶瓷文化遗产工作回眸
一处处陶瓷文化历史遗迹，一件件陶瓷文化艺术珍品，这些瓷都的宝贝如何保护好，是历届市委、市政府甚为重视关心的大事。近年来，景德镇市高位推动，多措并举，对陶瓷文化遗产进行了全方位保护。
选择一批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获“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丽阳窑址考古发掘成果入围“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观音阁古瓷窑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明末清初时期观音阁古瓷窑址是景德镇外销瓷——克拉克瓷主要原产地之一；兰田窑址的考古发掘将景德镇制瓷历史由原来的五代提前到唐代中晚期。
积极申报立项。景德镇市先后成功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处、历史文化名村2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5处。高岭古瓷土矿区被列入国家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高岭瓷土矿遗址公园”；古窑民俗博览区荣膺“国家旅游5A景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御窑厂遗址、湖田窑遗址、高岭瓷土矿遗址均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期间重点支持的大遗址”。其中，御窑厂遗址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实施一批工程项目。给老城区保护“减负”，建设45平方公里新城区；保护昌江河系周边从唐至明清古瓷窑遗址。重点推进御窑厂遗址、湖田古瓷窑址和高岭瓷土矿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工程以及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保护沿朝阳路至珠山路为轴线的一条近现代陶瓷工业文脉。
构建博物馆体系，提升展陈水平。景德镇现有6家国有博物馆；有经省文物局批准成立的10家民办博物馆；有8家由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个人陶瓷艺术馆。馆是通史性博物馆；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陶瓷民俗博物馆、景德镇民窑博物馆和其他民办博物馆都是各具特色的专题性博物馆。
全方位推介宣传。景德镇本地有景德镇在线、中国瓷网等多家较有影响的陶瓷网站；景德镇广播电视台有多个陶瓷专栏节目；有《》、《中国陶瓷》等报刊、杂志；景德镇各国有博物馆在设有固定展览的同时，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举办古陶瓷和现代艺术瓷展览。在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化遗产日等活动中，大力宣传陶瓷文化遗产。
以陶瓷文化遗产助推陶瓷产业。每届瓷博会期间，国内外陶瓷企业、投资商都会被文化和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倾倒，因而看好投资，心甘情愿投资。景德镇现有民政部门登记的与陶瓷文化有关社会文化团体达200余家；工业园区有2家瓷厂列入国家级工业旅游项目，40家瓷厂列入市级工业旅游项目；有十多个大型陶瓷大市场、陶瓷创意园等，它们一般都集陶瓷加工、市场、交流、物流等为一体。在三宝国际陶艺村和雕塑瓷厂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艺术家常驻；在景德镇各个角落，都有全国各地陶瓷艺术家落户，从事陶瓷艺术创作，被人称为“景漂族”。（白光华陈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