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论内蒙古文化遗产的特色与优势
北魏乐舞俑红山文化玉牌饰汉代瓦当汉代提梁铜卣汉代鸣镝唐代黄绿釉鹦鹉形提梁壶战国时代青铜带钩辽代琥珀香盒辽代盏托元代佛像元代玉人红山文化玉珏清代铜印辽代耳饰辽代金饰件明代珐琅彩熏炉石雕女神像金帽顶唐代赌具辽代玛瑙碗元代青花碗元上都皇城内建筑遗迹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石英箭镞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契丹文铜镜辽代錾花银盆匈奴金牌饰辽代三彩砚台元代“纳失失”锦袍青铜时代鼎式灶辽代壁画汉代墓葬辽代石雕飞天辽代金带銙辽代玉饰件辽代璎珞元代青花龙纹盘
陈永志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总面积达118.3万平方公里。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高山、草地、平原、盆地、沙漠、戈壁等复杂的自然风貌，同时也造就了多元化的人文环境，并形成了雄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旧石器时代的“大窑人”，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人”，再到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人”，一直到后来的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这些草原民族经过世代繁衍生息，交往融合，遗留下了丰厚的草原文化遗产。这些草原文化遗产是我区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深入发掘，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必要手段，也是建设文化强区的迫切需要。
一、我区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
草原文化遗产包括遗存与遗物两大部分，主要涉及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方面。遗存主要有古城市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还有长城、界壕、驿道复合型的特殊遗址，遗物主要有金银器、青铜器、碑刻、岩画、货币、雕塑、陶瓷、丝织品等。目前已初步查明我区有各类文物遗址点2.1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9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3处，其它盟市旗县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700余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构成了草原文明的主体，展现出草原文化发展的完整脉络。
旧石器时代是草原文化的滥觞时期，位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同样也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到目前为止，在我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就达30余处，其中以呼和浩特东郊发现的大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扎来诺尔遗址最为典型。大窑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大窑村南，以发现的旧石器制造场及四道沟典型的地层剖面为重要的考古学依据。第1层为表土层，形成于全新世；第2层为马兰黄土层，形成于晚更新世晚期；第3层为怙红色土层，形成于晚更新世早期；第4层至第7层为离石黄土层，形成于更新世中期，在第4层底部发现有肿骨鹿化石，还有远古人类打制的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石刀和石核等石制品，其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前。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1922年，其后经过多次调查，在此地相继发现了顶骨、额骨、枕骨、股骨、胫骨、腓骨19件化石，其中有6件人骨化石是从晚更新世原生地层里发现的，学术界命名为“萨拉乌苏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7万至5万年左右。扎赉诺尔遗址发现于1927年，先后共发现15个个体的人头骨化石及其他化石。该遗址出土有石镞、刮削器、石片、石核等细石器，刀梗、锥、镖等骨器，并出土有夹砂粗陶器残片，同时出土有猛犸象、披毛犀等动物化石，是典型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具体时代距今1万年左右。
在内蒙古自治区共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2000余处，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辽河流域及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地区。以赤峰红山命名的红山文化，是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核心。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相继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一系列草原考古学文化，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源辐辏”、“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西辽河流域时代最早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其后是位于敖汉旗的“赵宝沟文化”和以赤峰红山后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以及巴林左旗富河沟门聚落遗址为代表的“富河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最早距今约8000年左右，最晚距今约4000年左右，以之字纹筒形罐、C形玉龙、楔形石耜为主要考古学文化特点。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属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序列。最早的以凉城县王墓山遗址为代表的“王墓山下类型”，其年代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其后有托克托县的“海生不浪文化”、包头市的“阿善二期文化”、察右前旗的“庙子沟文化”、凉城县的“老虎文化”等，以彩陶钵、小口尖底瓶、双耳罐为主要考古学文化特点。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有5000余处，其中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大口二期文化和朱开沟文化为最具典型。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于老哈河及大小凌河流域，以赤峰药王庙夏家店、蜘蛛山、敖汉旗大甸子遗址、范杖子墓地为典型，其后又有赤峰三座店山城遗址、二道井子聚落遗址为重要考古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南边老哈河流域以宁城县南山根遗址为代表，北边西拉木伦河流域以赤峰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为典型，时代为夏、商至春秋时期，同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赤峰地区还有“井沟子”、“铁匠沟”、“水泉”等文化类型。内蒙古中南部的青铜器时代遗址，较为典型的是准格尔旗大口村的“大口二期文化”和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在朱开沟文化的第五段遗存内，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戈，从而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时代上限上溯到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经过考古发掘证明，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是属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族的文化遗存，其时代下限距今2500年左右。
秦汉、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走向大一统、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秦汉王朝为稳定边疆统治，在内蒙古地区营建大小边疆城镇，并屯垦开发。据初步统计，内蒙古地区有秦汉大小城镇多达40余座，目前能够确定其地望的城址主要有如下几例：云中郡为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沙陵县城址为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东古城，沙南县城址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域，侦陵县城址为托克托县章盖营子古城，北舆县城址为呼和浩特塔布陀罗海古城，阳原县城址为呼和浩特市郊八拜村古城，武泉县城址为卓资县三道营子村古城，五原郡治为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临沃县城址为包头市麻池村古城，定襄郡治所成乐城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桐过县城址为清水河县上城湾古城，安陶县城址为呼和浩特市郊陶卜齐古城，武城县城址为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临戎县城址为磴口补隆淖乡河拐子古城，窳浑县城址为磴口县沙金陶海保尔浩特古城，朔方郡治所三封县城为磴口县陶升井古城，美稷县城址为准恪尔镇纳林镇古城，广衍县城址为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沃阳县城址为凉城县双古城古城，右北平郡治平刚县城为宁城县甸子乡黑城古城。这些秦汉时期城市遗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沿用，成为鲜卑族南迁汉化的重要跳板。其中拓拔鲜卑南下建立的第一座都城盛乐城在今天的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是内蒙古中南部最大的城市遗址，而北魏云中宫所在地就在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在这两座古城的周边地区，还分布有北魏的军事重镇，其中的沃野镇城址为乌拉特前旗苏独仑乡根子场古城，怀朔镇城址为固阳县城库伦古城，武川镇城址为武川县乌兰不浪乡土城梁古城，抚冥镇城址为四子王旗库图城卜子古城，柔玄镇城址为察右后旗白音查干古城。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共发现有秦汉魏晋时期的文物遗址多达3000余处，东西分布众多的城市遗址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升华的实物见证。
内蒙古隋唐时期的文物遗址较少，目前初步统计有300余处，这些文物遗迹也主要以城市遗址为主，目前能够认定其性质的主要有以下几例：隋代朔方郡长泽县城址为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榆林郡治所胜州城址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富昌县城址为准格尔旗天顺圪梁古城，金河县城址为托克托县七星湖村古城，五原郡治所丰州城为乌拉特前旗东土城村古城。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北方边疆地带的控制，实行节度使与羁縻州制度，内蒙古地区唐代的城镇多属于羁縻州府。其中振武节度使与单于都护府同驻一城，城址在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县的大皇城古城，胜州城址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河滨县城址在准格尔旗天顺圪梁古城，长泽县城在今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白池县城址在今鄂托克前旗二道川的大池古城，天德军城址在今乌拉特前旗陈二壕古城，中受降城址在今包头市傲陶窑子古城，兰池都督府城址在今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乡的巴拉庙古城，饶乐都督府城址在今林西县樱桃沟古城。这些隋唐时期的城址，大部分保存完好，城内遗迹丰富，出土文物精美。
辽金元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文物遗址最为丰富，多达11000余处。这些文物遗址规模宏大，种类庞杂，精品辈出，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位于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辖区，历史上是辽王朝的京畿地区，契丹人的政治中心。在这一地区分布有辽上京、辽中京两大都城，还分布有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三大皇族陵寝。在辽代，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据《辽史》记载，辽朝有“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目前能够确认的辽代城市遗址有200余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上京临潢府城址，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城址在今宁城县大明城。除辽代京城域址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州县城，龙化州城址为今奈曼旗孟家段古城，永州城址为今翁牛特旗白音他拉古城，武安州城址为今敖汉旗丰收乡白塔子古城，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持白塔古城，祖州城址在今巴林左旗石房子古城，庆州城址在今巴林右旗索博力嘎古城，通化州城址在今陈巴尔虎旗浩特陶海古城等。金代城址也多沿用辽代城址，其中北京路城址为今宁城县大明城，武平县城址在今敖汉旗白塔子古城，临满府路城址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古城，长泰县城址在今巴林左旗十三敖包乡古城，西京路所属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古城，东胜州城址在今托克托县的大皇城和小皇城，宁边州城址在今清水河县下城湾古城，净州城址在今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古城，桓州城址在今正蓝旗四郎城古城，集宁县城址在今察右前旗巴彦塔拉乡土城子古城，振武镇城址在今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宣宁县城址在今凉城县淤泥潍古城，天成县城址为今凉城县天成村古城等。金代的城市遗址年代跨度较小，规模不显，但同样也被后来的元朝沿用与开发。历史上内蒙古地区是元朝的肇兴之地，此地建有元朝的开国都城元上都，还分布有一系列的路府州县城市，文物遗迹丰富。闻名遐迩的元上都城址位于今正蓝旗五一牧场内，城垣面积达4平方公里之多，是当时国际性的大都会，以元上都城址为中心，元代的城市遗址可以说是星罗棋布。成吉思汗母亲月也伦太后和幼弟斡赤斤在其封地内兴筑的城郭现位于今鄂温克自治旗辉苏木巴彦乌拉古城，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儿在其封地内兴筑的城郭为今额尔古纳右旗黑山头古城，汪古部兴建的德宁路古城为在今达茂旗鄂伦苏木古城，元代砂井总管府城址为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大庙古城，元代集宁路城址在今察右前旗巴彦塔拉乡土城子古城，净州路城址在今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占城，弘吉剌部在其封地内兴筑的城郭应昌路城址为今克什克腾旗达尔罕苏术鲁王城，全宁路城址为今翁牛特旗乌丹镇西门外古城，亦乞列思部兴建的宁昌路城址在今敖汉旗五十家子村，上都路下属的桓州城址为今正蓝旗四郎城，松州城址在今赤峰市红山区西八家古城，兴和路下属的威宁县城址在今兴和县台基庙古城，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古城，云内州城址在今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东胜州城址在今托克托县大皇城，红城屯田所在今和林格尔县小红城古城，大宁路城址在今宁城县大明城，高州城址在今赤峰市松山区哈拉木头古城，兀剃海路城址在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亦集乃路城址为今额济纳旗黑城古城。这些元代城市遗址呈扇形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草原地带，构成了规模宏大而又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景观。
二、我区文化遗产资源的特色与优势
我区地域辽阔，多山地、草原、沙漠的自然环境特点，加之人为干扰较少，使得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大部分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保存完整、种类丰富、精品倍出。特别是近几年，我区重要考古发现不断出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成绩斐然，现已形成具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体系，彰显着我区文化发展的优势与巨大的潜力。
1972年，在盛乐古城南发现的小板申东汉壁画墓，发现保存完好的壁画46组，57幅，榜题250条，是目前研究东汉庄园制度最为完整的实物资料。1986年，在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发掘的辽陈国公主墓，出土3000多件（组）金、银、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金属面具、银丝网络以及缨络琥珀饰件堪称辽代文物之奇珍。上述两项考古发掘，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
1992年，在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发掘的耶律羽之墓，墓内出土了大量金银器皿及五代时期的珍贵瓷器，其中鎏金錾花银罐、盘口穿带白瓷瓶最为名贵；1994年，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发现一座辽代贵族墓葬，墓室内发现了大面积精美的壁画，主要有“贵妃调莺图”、“织锦回文图”、“高逸图”、“降真图”，壁画题材丰富，对于研究辽代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2003年，在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再次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辽代贵族墓葬，墓内出土有精美的彩绘木棺，棺内墓主人身着十层华丽的丝织衣物，同时还出土有金牌饰、金耳环、金手镯及成串铜铃等，另外还发现有鎏金铜铎、银角号、包金、银马具等大批珍贵文物，显示了辽文化的繁荣与昌盛。上述3项辽代重要的考古发掘，被评为1992年、1994年和2003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3年，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集宁路古城，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市肆遗迹及40余处器物窖藏，出土了釉里红玉壶春瓶、青花高足碗、枢府釉盘、青釉龟形砚滴、荷叶盖罐、月白釉香炉等珍贵瓷器300余件，其他瓷器标本上万件。大量瓷器的发现，堪称中国陶瓷考古史上的奇迹，由此，集宁路古城遗址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另外，内蒙古文物工作者还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清理了御天门、大安阁、穆青阁等重要文物遗迹，真实地再现了元代皇城的宏伟规模，极大地彰显了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鉴于元上都的这种特殊历史地位，现已确定为2012年中国申报的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2009年，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500平方米，清理房屋、窖穴、灰坑、墓葬、城墙等遗迹单位近300处，出土各类文物近千件，该遗址被评为“中科院2009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0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0年5月至2011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发现了一处距今约5500年前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等文物近千件。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半地穴式房屋顶部的木质构架结构痕迹，并在3座房址房内出土有大量人骨遗骸，为近年来东北地区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由此被评为“中科院2009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内蒙古自治区也是我国古代岩画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在我区发现古代岩画多达3万余幅，以阴山岩画、曼德拉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最为典型，时代纵跨上万年。这些岩画以古阴山山脉为中心，东西横亘几千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古代艺术画廊。长城是集系统性、综合性、群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长、辐射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线路。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共分布有战国燕、战国赵、战国秦、秦、西汉、北魏、隋、金、西夏、明等10个时代的长城。这些长城分布于全区12个盟市的76个旗县，总计长度达12000公里，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遗存总数达9600余处。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资源总量，占到了全国长城资源总量的1/3，无论是时代之多还是体量之大，在全国16个有长城分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都是位居第一。
与考古发现相辅相成的是一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目前全区共有馆藏文物50万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00件，二级文物11000余件。这些文物时代特征鲜明，民族特色浓郁。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碧玉龙，堪称中华文明的曙光和“中华之最”；鄂尔多斯市出土的匈奴王鹰形金冠饰、虎牛咬斗纹金带饰等珍贵文物，是匈奴贵族单于王的重要遗物；乌兰察布市发现的“虎噬鹰”金牌饰、金项圈，象征着匈奴王权的尊贵与威严；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四兽纹”、“三鹿纹”金牌饰以及其它的金冠饰、金带饰等文物，都是鲜卑贵族使用的代表性装饰品；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双鱼龙纹银盘、鱼龙纹银壶、波斯银壶，是唐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一批重要文物；辽代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墓出土的造型各异的瓷器、金器、玉器及装饰奢华的马具等，是辽代文物的精品；元上都遗址出土的汉白玉龙纹角柱与柱础，再现了元代皇家宫城建筑的华丽与辉煌的气势；金马鞍是体现蒙古族游牧与丧葬风俗的绝品文物，具有游牧民族“四时迁徙，鞍马为家”的文化特点，又是蒙古贵族“秘葬”风俗习惯的真实反映；而八思巴字的圣旨令牌，是代表元朝皇权的典型文物，既是传达皇帝圣旨与政令的信物，也是蒙元时期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特点与国家驿站制度的综合体现。元代瓷器类文物首推青花、釉里红瓷器，其中以包头燕家梁出土的青花大罐、集宁路出土的青花梨形壶、釉里红玉壶春瓶最为珍贵。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是我区珍贵的文化资源，是草原文明的主要实物载体，也是草原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实物例证。
三、充分发掘草原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有力保障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遗产日益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夯实了草原文化的理论基础。内蒙古地区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草原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如通过对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属于旧石器文化的石器制造场与其它的人类遗迹，相当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文化面貌，将内蒙古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确定为五十万年；再如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堪称中国第一缕文明的曙光。红山诸文化考古序列的确立，如同中原地区第一次从地层上明确划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时间序列的意义一样，将中国文明的历史从发端到发展的历史脉络勾勒得一清二楚，填补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极大地完善了草原文化研究的序列与谱系。
其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是建设文化强区的需要。文化遗产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化与文明的物化遗留，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人们唯一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文化实体，具有无可比拟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因此，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既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与认知，也是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所以，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动力，在文化建设上实现新的跨越，这也是建设文化强区的需要。
再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是让文化资源惠及民众的必然要求。文化遗产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承载的信息量丰富，知名度高，对社会的影响巨大。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所有者、鉴赏者和传承者。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也必须惠及人类，为民造福，这是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实需要，也是我们要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
延伸阅读
第六个文化遗产日 多项活动营造保护传承氛围
6月11日是中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内地多个城市开展了与此相关的丰富活动。
景德镇重建元代馒头窑再现“元青花”魅力
王昊阳在江西景德镇报道：“文化遗产日”当天，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重建，拟于今年10月在景德镇期间试烧，有望重现“元青花”与元釉里红瓷的惊世魅力。
为复原元代挛窑与烧瓷技术，重铸享誉世界的“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召集多位窑炉与制瓷专家，开始重建馒头窑，以元代历史为参照，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原元代馒头窑。
6月11日上午，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内，景德镇市文物局局长江华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胡家旺等人握揪挥土，举行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仪式。
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由江西陶瓷研究所设计，国家文博研究员周荣林以及景德镇挛窑师傅余云山等人多次讨论，对窑炉烟囱、建材等问题进行反复研讨，最终达成一致。
“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吕子豪在河北保定报道：设于保定的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11日宣布，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中，河北省保定市申报的“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榜上有名。
当日，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会长、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传承人梁连起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称，该研究会依据入评“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上千本明、清、民国时期的老菜谱和相关史料，成功挖掘开发出“李鸿章烩菜”、“鸡里蹦”等400余道直隶官府菜品，并复原了失传上百年的美食器皿“温盘”。2006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正式入选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第一个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申报成功的中国菜品。
以酱香味为主兼具多味的直隶官府菜，首创于清康熙盛世时期的直隶官府，完善于皇帝行宫及保定官府，鼎盛于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督直之时。
钧瓷技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前不久，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物局、禹州市人民政府等在星航钧窑公司举办了钧瓷柴烧日活动，并召开了“钧瓷烧制技艺保护和传承理论研讨会”。与会的国家和省内钧瓷界、艺术界的知名专家就钧瓷柴烧技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对钧瓷技艺“申遗”工作已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批程序给予特别关注。
专家们的论证给拥有“中国陶瓷文化之乡”称号的许昌人、禹州人一个提醒，要关注钧瓷技艺“申遗”工作的进展，这对钧瓷及其技艺传承尤其重要。
首先，“申遗”是钧瓷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许昌、禹州两级政府高度重视钧瓷的有序传承，采取有效措施让钧瓷文化走向世界，这包括钧瓷走进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博鳌、世博、联合国等举措。
这些举措与钧瓷技艺“申遗”成功相比，影响相对要小得多。钧乡人所做的努力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申遗”成功的话，就会成为“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身为钧乡人要为钧瓷技艺“申遗”成功鼓与呼，同时这也是为钧乡人增光添彩、大长脸面的盛事。
其次，对钧瓷技艺有效保护、有序传承的促进。专家们对钧瓷技艺和传承有自己的观点，这些理解和观点是高屋建瓴的。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技艺还是唐宋之烧制技艺。其中，柴烧才是传统的技艺。星航钧瓷窑炉博物馆的18座历代钧瓷窑炉正担当了传统技艺的传承。柴烧、煤烧皆为走传统之路。
今天我们要保护和传承的正是柴烧、煤烧、手拉坯等技艺。保护传承不应面面俱到，不分伯仲，而要传统正宗。专家们特别提醒，传承必须是“真经”，而不是“变异”的伪技艺，否则会以讹传讹，有悖于钧瓷艺术的真正繁荣。
最后，促进钧瓷艺术健康有序繁荣。作为艺术的繁荣，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普及，而在提高;不在低俗，而在高雅;不在平庸，而在档次;不在工艺，而在艺术。钧瓷艺术的繁荣，已经走过弯路，以后应尽量避免。专家们的观点：健康的繁荣应当是“宁缺毋滥，宁雅毋俗，宁拙毋巧，宁精毋劣，宁古毋新”。“申遗”成功的一天将是钧乡人震撼、振奋、骄傲、自豪、荣耀的一天。关注钧瓷技艺“申遗”成功，应是钧乡人的美好期待。
隋唐大运河 线性文化遗产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联通了海上“陶瓷之路”，使我国的对外交通形成网络，在直接促进国内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推动了唐、宋时期的对外开放。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以及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各种文化书籍借此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皇朝国门四开、不拒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真正使丝绸之路畅通。欧罗巴各国的使节、商人不断从南方，从江南运河、邗沟、汴河趋向皇朝的首都长安。隔海相望的新罗、日本，远隔重洋的阿拉伯帝国、波斯、天竺，与我国频繁交往。经唐朝不断疏浚的隋唐大运河能够接受他们庞大的海船和船队。”
隋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选线具有开创性，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全部完工以后，南北的物资可直达长安，它首次由北向南缀连了五大水系，是隋、唐、宋时期国家运输的大动脉，贯穿了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使得漕运惠及整个中国。它以漕粮为主兼及其他商品的水路运输，使运河地区发展成一条巨大的经济带;它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思想的交流，还推动了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对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迁徙和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带动了运河沿线与支线附近城镇的整体兴旺，形成运河沿线独有的自然景观风貌和历史文化遗迹。
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廊道，是古代名胜古迹荟萃的博物馆，是古人运用水利工程、地理科学和相关内河航运技术的资料库。作为隋唐大运河这样一类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对于它的研究和保护必须融合其生长的环境和背景，统筹兼顾进行整体保护，深层发掘大运河在各时期、各区域所体现的重大价值，体现出线性遗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的特点。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文物保护档案专项基金管委会副主任、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馆长、淮北市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丁仰振先生，长期致力于淮北段大运河古陶瓷遗产保护的公益事业。30余年中，不辞辛劳，倾一己之财力、精力，在淮北段大运河数十公里范围内，从众多百姓手中，征集了数千件陶瓷器。其中1000多件已无偿捐赠给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对此义举，中共淮北市委、淮北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赞扬。150余件陶瓷器捐赠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杭州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及奖励。对于其在北京举办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给予充分肯定。
隋唐是中国运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大规模开挖、修缮、疏浚大运河的时期，也是大运河航运繁荣的时期。隋炀帝所开运河共有四段，即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永济渠，其中安徽省境内的运河为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通济渠开凿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其自板渚引黄河水，经荥泽入东汉汴渠，至开封后，与古汴渠分道折向东南，流经商丘、永城、濉溪县（柳孜）、宿州、灵璧、泗县、古泗州入淮，成为贯通黄河与淮河、长江水系的重要通道。通济渠在隋、唐、宋三代作为主要的运输通道沿用，疏浚工程不断，入南宋后十余年由于战乱频仍、疏于维护等原因于元初而荒废。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联通了海上“陶瓷之路”，使我国的对外交通形成网络，在直接促进国内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推动了唐、宋时期的对外开放。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以及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各种文化书籍借此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皇朝国门四开、不拒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真正使丝绸之路畅通。欧罗巴各国的使节、商人不断从南方，从江南运河、邗沟、汴河趋向皇朝的首都长安。隔海相望的新罗、日本，远隔重洋的阿拉伯帝国、波斯、天竺，与我国频繁交往。经唐朝不断疏浚的隋唐大运河能够接受他们庞大的海船和船队。”
隋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选线具有开创性，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全部完工以后，南北的物资可直达长安，它首次由北向南缀连了五大水系，是隋、唐、宋时期国家运输的大动脉，贯穿了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使得漕运惠及整个中国。它以漕粮为主兼及其他商品的水路运输，使运河地区发展成一条巨大的经济带;它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思想的交流，还推动了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对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迁徙和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带动了运河沿线与支线附近城镇的整体兴旺，形成运河沿线独有的自然景观风貌和历史文化遗迹。
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廊道，是古代名胜古迹荟萃的博物馆，是古人运用水利工程、地理科学和相关内河航运技术的资料库。作为隋唐大运河这样一类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对于它的研究和保护必须融合其生长的环境和背景，统筹兼顾进行整体保护，深层发掘大运河在各时期、各区域所体现的重大价值，体现出线性遗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的特点。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文物保护档案专项基金管委会副主任、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馆长、淮北市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丁仰振先生，长期致力于淮北段大运河古陶瓷遗产保护的公益事业。30余年中，不辞辛劳，倾一己之财力、精力，在淮北段大运河数十公里范围内，从众多百姓手中，征集了数千件陶瓷器。其中1000多件已无偿捐赠给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对此义举，中共淮北市委、淮北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赞扬。150余件陶瓷器捐赠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杭州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及奖励。对于其在北京举办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给予充分肯定。
景德镇瓷器文化遗产：母语的基因与嬗变
我个人一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命题表示质疑。首先作为“文化遗产”，必定是先人的文化遗存，它涉及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记忆，而非效益。但作为“遗产”，它又深刻地具有某种经济学范畴的气息，这甚至可以被认定为人类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权利概念，以及某一种世界性强势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干涉性文化规范。因为我们顺着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思路，迟早会将一些文明群体的母语，也纳入文化遗产来对待。这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甚至是一种文明的暴力。
因而，全世界范围内，被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多或少地，沾染了资本再发现的味道。于是就产生了今天的国内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发现一处毁灭一处的文化灾难，假以保护的名义，反而毁掉了大量自然存在的文明痕迹。
陶瓷，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母语之一。但这一母语，早已不再是某种特定文明的独有语种。它已经广泛地成为了世界性文化语言，并且一直鲜活地存在着。因而，陶瓷本身，并不能作为文化遗产来对待，正如我们不能将布匹或者纸张，当做人类的某一类遗产。在时间与空间的本质里，陶瓷也好，布匹也好，纸张也好，从发明开始，到今天，依旧处在同一个时空界内，成为一种恒常性事物。
那么，关于陶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并非与陶瓷有关，它仅仅与以陶瓷为文化呈现载体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技术有关。那么，陶瓷范畴里的“文化遗产”，其实是一种共性遗产，涉及陶瓷的，也有可能涉及纸张与布匹，或者其他的各类型恒常性文化载体。
那么纯粹的陶瓷，仅仅是母语的发音特征，这是中华文明物质母语的根本基因。千年陶瓷文化的流转，并没有改变陶瓷作为泥土造物的根本属性，变化的，只是语气和语感，以及表达的方式。
那么，有关陶瓷的文化嬗变，就与人类文明的文化嬗变如出一辙。它依然涉及到文明的冲撞与融合，文化的交流与拟仿，统治学与美学的衍生关系。
因而，本期策划的，有关陶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命题，其实更多的，将从非陶瓷的文化现象的变迁入手，从绘画以及绘画的材料、审美趋势与变迁、先人们对待陶瓷的态度与精神，来考察陶瓷文化范畴里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性。
而保护这些遗产，也必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绝不能以保持旧样式的不变为使命。正好比对语言的保护与发展，是以合适的交流使用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语言的古老特征为前提，否则，今天的我们，将无法使用汉语进行对话。
文化遗产日景德镇古窑复烧展示指尖上的“china”
中新网景德镇6月14日电(记者应妮)在景德镇最后一个把桩师傅胡家旺的指导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等人在清代镇窑门前投入松枝火把，熊熊火光从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所在的炉膛中升起……在中国第9个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景德镇的清代镇窑点火复烧仪式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71岁的胡家旺，从13岁学徒开始，已经在烧窑这件事上打滚了50余年。对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初年的镇窑，他十分熟稔，“这个窑有260立方米，每次能烧2到3万件瓷器，要用大约7到8万斤松木。每窑要烧24小时，冷却一天一夜以后才能开窑。”
镇窑系明末清初景德镇首创，全称景德镇窑。因历史上景德镇烧窑主要燃料是松木，故又称柴窑。
“十年可以培养一个博士，十年却未必培养得出一个把桩师傅”，这是在景德镇流传的一句话，由此可见“把桩”技艺难度之高，全凭个人经验，靠的就是在不断实践中练就。而现在柴窑的日渐废退，气窑占据主导，无论是从环保还是烧制成功率上，后者远胜前者，让“把桩”这门技艺面临难以为继之势，胡家旺对此亦感无奈。
与“把桩”技艺日渐式微截然相反的，是拉坯、上釉、彩绘等工艺传承得完整成熟，这些近千年的技艺几乎全靠手上的一把绝活。景德镇有不少精品仿古瓷器，几可乱真。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云鹏以拍价达2.3亿元人民币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为蓝本，限量仿造了20件，售价2.8万元早已供不应求。他强调，仿古瓷不等同于造假，“仿古陶瓷采用的是传统技艺，一方面满足民众审美赏古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达到传承创新的目的，我们只有在完全了解传统基础上，才能融古创新。”
励小捷亦表示，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文化遗产不能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而应融入社会、惠及民生，努力展示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物部门和广大文博工作者应该肩负的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同日，国家文物局和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江西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旧址、大遗址、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博物馆建设、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等方面加强合作。(完)
陶瓷文化：“壶”在保护
与邻居宜兴相比，长兴紫砂在人才、工艺和影响上，确实逊色不少，这种事实和现象今后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但长兴紫砂经过近30年来的发展，也有自身的优势。许多长兴紫砂业界人士认为，只要措施得力，保护得法，在同一紫砂文化圈内，长兴紫砂是有可能大放异彩的。
这种优势首先是资源，长兴有丰富的紫砂矿藏，主要分布在小浦、槐坎等多个乡镇，吸引了不少宜兴紫砂业者越界至长兴购买，现在长兴一吨好的紫砂泥在宜兴最高可卖到8万元。如此好的收益当然使得不少长兴人趋之若鹜，然而资源再好、再多毕竟是不可再生的，它总有枯竭的时候。对此，一些长兴紫砂业者呼吁政府有关部门予以规划和保护，当然这种保护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其次是人才，长兴紫砂业者现有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6名，其中年已古稀的蒋淦勤先生还是国家陶瓷艺术大师荣誉的获得者，作为浙江紫砂工艺非物资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代表，蒋淦勤先生的声名已为国内紫砂业者、收藏者和爱好者所熟稔。
紫砂文化：弘扬紫砂文化应做为一种社会性事业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北大访问，北大以紫砂壶相赠。北大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赵为民教授在写给布莱尔的信中，不仅传达了中国的紫砂文化和茶文化“精行俭德”的精髓，更传递了中国文化“和”的精神。而早在4年前的5月，北京大学就曾将一把紫砂壶赠送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世界的同时，也赠与世界“心平气和”。
4年前赠安南“心平气和”，4年后赠布莱尔“月白风清”。两次“相赠”使紫砂参与到了世界性的文化事件当中，从而备受关注。
紫砂作为一种泡茶的器皿，与茶文化息息相关。一方面，紫砂的审美情趣在泡养中产生；另一方面，茶文化也因为紫砂壶的特性得以发扬光大。此次赠与布莱尔的这把紫砂壶名为“清风”，简单质朴，不求奢华喧闹，体现了中国茶文化“精行俭德”的精神，也体现了布莱尔倡导的当今世界低碳生活的理念。赠送紫砂壶实际上赠送的是中国茶文化、紫砂文化中“精行俭德”的精神，也是希望世界人民都能够静下心来品茶，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愉悦，在心平气和中思考问题，反省自己，尊重别人。在这把壶上刻有一首诗：“不苟俗尘素业隆，欢欣寂寞苦茶中。红炉点雪难留迹，娇女吹嘘肯用功。身有所依皆挂碍，心无臆想自神通。一壶了却千般累，月白风清万里同”。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万里世界一定能够进入“月白风清”的境界。
“美”应该是一件艺术品最直观的价值体现。紫砂的美是在泡养当中产生的。开水的注入会使紫砂产生变化，那种玉润的神态会让人感到十分美丽。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紫砂也会发生不断变化，这正是紫砂独有的魅力所在。如果一把壶不能泡茶，只能做陈列品的话，价值会失去很多，它本身的优势也无法体现。
其次，紫砂能够成为具有艺术韵味的收藏品与文化是分不开的，也与文人的介入是分不开的。陈曼生对于紫砂的发展贡献很大，中国的紫砂文化也是到曼生壶时期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当时的紫砂因为有了文人的介入，体现出了十足的文人气息，品位、神韵等都有了不一样的精神寄托。但是，并不是一把壶上刻有诗句就可以叫做“文化”，什么样的造型适合什么样的泥料，应该刻什么样的诗句，能够体现什么样的情感，都很有讲究。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有较深的文化底蕴。
那么怎样才能创作出一件好的紫砂作品呢？如果把紫砂作为一件陈列品的话，紫砂壶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从美感上来讲，紫砂较美玉略逊一筹，也不似玻璃晶莹剔透，不似瓷器造型丰富，也不似木头那样有韧性和表现力。但是泡茶却是其他器皿无法替代的。因此，紫砂和茶的融和很重要。同意这个理念的话，在设计紫砂上就会有这样一个原则必须对茶和茶性有所了解。研究什么样的茶用什么样的壶来泡，味道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肚子大一点、小一点；口盖大一点、小一点……都有讲究。一定要充分体味喝茶人的心情，从使用性上去考虑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第二步就是怎么设计紫砂造型。色彩、造型、泥料……都是从美学角度来讲必须要讲究的。粗犷的造型用粗砂，能够体现颗粒感；纤细的造型用细腻的砂料，可以感受线条的流畅。而且，同一个造型用不同的泥料都很有讲究，做出来的作品感觉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创作一把好壶是不容易的。它体现的是设计者对紫砂文化的理解和美学的理解。
现在市场上有这样一种趋向，就是大家都过分地追求作品的精细程度，比如壶盖是不是严丝合逢等，过多地对工艺苛求，而忽略了对神韵把握。为什么前人的作品很经典、很震撼？因为一把壶耐看是很重要的条件。无论是光器、花器还是筋囊器，设计得合理就好，不需要画蛇添足地过多装饰。因为从便于泡茶的角度来讲，过分繁缛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现在有好多工艺美术大师们都在致力于创新，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比如“曲壶”就是一把中西文化交融的经典作品，创新得非常成功。在紫砂的创新中，一定要尊重紫砂的本色之美，从前人到现代，经历史沉淀下来的经典的东西就是体现紫砂本色之美的作品。因此，在紫砂壶创作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只有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才是创新正道。
紫砂的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应该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一个文化如果太自我就会没有生命力，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难以成为真正的文化。
从另一方面来讲，现在社会物质化的倾向很严重，很多人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与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喝茶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更多人可以增进交流，而这种交流可以让人们少一份浮躁，多一份真情，是多么可贵和重要。
总的来说，弘扬人文精神，提升中国紫砂文化，紫砂的春天，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会来到了。
通过紫砂壶的商品性与工艺性发展紫砂事业
自北宋以来，紫砂之名传承不息，数百年的沉积，如今紫砂壶种类繁多。但世人却有商品壶、工艺壶之分。
商品壶，顾名思义仅仅把紫砂壶当作一种商品，其中又以细货、粗货之分来确定其商品价值。但总的说来，商品壶工艺粗糙，量多质差，其商品价值也不会很高，以其价低为普通人群接受，却不能成为众多收藏玩家真正喜爱追求的理想作品；而工艺壶一般有工艺壶、特艺壶之档次区分。工艺壶的价值又按艺人特有的设计理念和独特制作工艺以及稀少珍贵的泥料，以及全面表达出艺人独有作品的价值程度而论。
如今处于紫砂事业蓬勃发展阶段的陶都宜兴，紫砂商品壶在紫砂制品市场上琳琅满目，其种类繁多、数量充足，已经成为了紫砂商品壶市场的一大特色。不过，紫砂商品壶附带而来的“品质低下”也成为了商品壶的代名词。商品壶虽然品质难以过硬，但依然市场紧俏易销为众多商家所爱，盖因其价格低廉又有紫砂名气！而同样工艺壶在凝聚了紫砂艺人的创作心血之后设计不菲，名师壶更是众相追捧，大有“名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之势。
回顾紫砂事业处于低靡状态，那时同样也不缺乏紫砂艺人对紫砂艺术真谛的不息追求，但紫砂事业却始终低靡不振，紫砂壶难为世人所钟爱。究其原因，紫砂事业要蓬勃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紫砂制品走向市场，依靠紫砂其独特的魅力和独特的功能吸引四海的目光，为更多更广的朋友所接受所喜爱。而这一切就决定了紫砂艺术中“商品性”这一特殊属性的必然。
商品，究其含义就是适合市场交换的劳动产品，被普通人群所接受。因此好的商品一定要有利于市场交换，通俗说来就是好商品容易卖出去。大家应该都能想象什么样的商品最利于卖出去，既然要卖当然就必须涉及到广大消费者的消费取向，因此简单地说就是要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勾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要投消费者所好、要使消费者对商品“一见钟情”！把以上所述沿用到紫砂上来，就是紫砂艺人做出来的壶要被广大壶友接受，要引起买壶之人的购买兴趣、购买欲望，要以其特有的“秀色”使壶友难以它顾。这就是今天紫砂壶必须具备的特殊属性——商品性。这就是如今要发展紫砂事业、促进紫砂事业的昌盛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要满足紫砂的商品性，除了要自我完善制壶工艺之外，还必须要在这基础上出一点“绝招”！这绝招对每个不同的紫砂艺人来说，其自我诠释也是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专长，或变革创新、或博采广纳、或奇手妙艺……也就是每一个紫砂艺人都会在工艺上形成自我的固有风格。
笔者认为，紫砂的商品性与工艺性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承的。一件紫砂作品，其工艺性方面趋于完美，那么其商品性方面应该也是商品价值极高的；另一方面，假如一件紫砂作品要想具备比较理想的商品价值，那么首先这件紫砂作品必须在工艺方面没有明显的大的瑕疵。名家壶之所以为广大壶友所追捧只不过是其固有风格已经为世人所认可，其固有风格赢得了壶友的消费心理，它总会在某些方面为壶友所钟爱，见“艳”心喜。这一“艳”字，其实也包含众多，譬如泥料、造型、色泽、制作方法、成型工艺、装饰手法，甚至艺人的名气……但都可以概括为在工艺性方面没有大的瑕疵，是一件完整无缺的作品。在商品性方面以其造型工艺的特色赢得人心、赢得市场。名家壶如此，工艺壶如此，新近繁盛的商品壶亦是如此！随着近期紫砂界风起云涌，广大爱壶买壶之人对于紫砂壶了解日深，对于一些紫砂壶鉴赏的专业知识也日益深入。从一开始对传统紫砂文化的敬仰，产生对自己喜欢的壶“盲目”购买收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壶友会对自己所购买收藏之壶，从泥料材质到造型工艺进行自我评估，甚至会运用现代交流工具——网络，把紫砂壶各个视角的照片发布到网上，以众人之力来对其进行“三堂会审”。如果连最基本的工艺都乏善可陈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此类作品不可能通过广大壶友的把关。可见，如今紫砂得到了发展，但壶友的素养也同步得到了提升，要想更好地发展紫砂壶的商品特性，就必须在工艺方面重下功夫，尽可能地完美紫砂的工艺性。然而，要创立紫砂作品良好的商品性，还要以“新艺”吸引壶友的关注目光，这却是不分什么商品壶，还是工艺壶的。
紫砂壶的商品性与工艺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相辅相成，两者有其相交结合之处。只有商品性与工艺性并重，才能更加稳步地发展紫砂事业，让紫砂文化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茶文化的发展以及茶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表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明清茶叶生产的发展
⑴茶类的新发展
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⑵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
⑶品类的多样化
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2、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⑴品饮方式的艺术性
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 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 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⑵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
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⑶茶馆的普及
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