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边纹。
我国古代的彩陶艺术，以其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著称于世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开创了彩陶的先河。继仰韶文化之后，在甘肃、青海的黄河及其支流一带发展起来一个富有独特地方风格的文化遗存——马家窑文化，它把中国史前的彩陶艺术推向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顶峰，犹如进入一个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使人流连忘返。在马家窑彩陶彩绘艺术世界里，橙黄色细泥质做成的陶钵、罐、碗、盘、瓮、瓶等器物内外，用黑色彩线条的平行、弯曲以及交叉绘制各种图案，构成同心圆或漩涡，图案绚丽对称，优美流畅。发展到半山的类型，彩陶的颜色多红黑兼用，常常是红黑两色相间，有锯齿的花纹带构成漩涡、圆圈网格或葫芦网格、菱形块等。马厂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由盛转衰的一个类型，但在彩陶上均延续有锯齿的花纹带构成漩涡、圆圈网格或葫芦网格、菱形块等，而宁夏海原的菜园文化则综合了上述诸文化的类型并创造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内涵。众多彩陶研究专家则将这些彩陶纹饰依其形状简单的命名为“水波、漩涡、鱼网纹”等，如《国宝大观》一书７９页收录了张锡瑛女士的撰文《漩涡纹彩陶瓮》就是一例。文中这样表述甘肃出土的漩涡纹彩陶瓮：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件彩陶大瓮，是马厂类型的典型器物。这种大型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器物，用作盛储谷物，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发展、收获量已有很大增长。马厂类型的这件大瓮（见图１）高５２．２厘米，口径１９．７厘米，能容粮在百斤以上。腹部硕大，高有半米以上的陶瓮，底部仅十厘米，装满谷物后如何承担百斤以上的重量，估计当时很可能把下腹没绘彩的部分埋入干燥的地下，将重量部分传递到地面，由此而保持了大瓮的稳定，又可以利用高原地区干燥而凉爽的地温，保存粮食不易变质。由于它的下腹大多埋入地下，所以彩绘都施于口、肩和上腹。向下俯视，可以看到彩陶的全部纹饰，这种施绘的方法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彩陶大瓮的花纹是在黑线中套以红色，构成许多旋转的圆涡，圆涡之下加两道水波，这是一幅表现人类与水的密切关系的图画。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有许多是表现水的，水波、漩涡以至水中的渔网都是当时彩绘艺术家的常用题材。彩陶大瓮上这幅绚丽的图画，仿佛使人看到了雨中的庄浪河（黄河支流，出土彩陶瓮的甘肃永登县蒋家坪坐落于庄浪河滨）上雨点激起的一圈圈涟漪，又仿佛是湍急的黄河水形成的一个个漩涡。人类就是在历史长河的急流中，乘风破浪的发展着和创造着。笔者以为这样简单的依其纹饰形状或猜测命名，有所不妥。原因是在我国古代先民画出的纹饰并不是“彩陶有许多都是表现水的，水波、漩涡以至水中的渔网都是当时彩绘艺术家的常用题材”，而是体现了一个抽象的题材，如古代人们希望人死后可以复活，在其死者的陪葬品中，人们在彩陶上画以一定的符号，可祝人类的灵魂早日转世复生等等。这一点在智利每年１月底２月初在复活节岛举行的塔帕提节上，游客们在身上涂上泥浆参加节日游行（见图２）。游客们在身上涂上泥浆并绘制的漩涡式纹饰就也是几千年来所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彩陶上古人绘制的漩涡纹饰可能并不是“表现水波、漩涡以至水中的渔网”，而是具有一定抽象的意义，在众多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众多的艺术作品早在古代就有过交流，一些符号图案不仅所表达的意思相同，而且大家能够共识，如“漩涡”代表“复活”等等。因此，今以撰写此篇文章与各位专家共同探讨，目的是我们在命名彩陶的纹饰及表述其含义时，应该重新考虑彩陶上纹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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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蛙纹”彩陶的称谓问题
根据实物判断，青海东部河湟谷地在距今约７０００－４０００年前曾经是“彩陶故乡”。迄今已发现的不同类型彩陶器皿中，马厂文化类型彩陶所绘制的纹饰呈百花齐放之势，而在繁多并极富变化的纹饰当中，“蛙纹”与圆圈纹构成了马石文化类型彩陶壶、罐、盆、瓮所绘图案的主要式样。“蛙纹”在众多考古工作者与博物馆人士，以及彩陶爱好者当中，是约定俗成的称谓。尤其是青海境内更是如此。但笔者认为，“蛙纹”一词的提法，有进一步探讨、商榷的必要。
有一种意见，认为“蛙纹”是原始先民对月亮的崇拜，蛙纹实际是月宫里的“蟾蜍”云云。不错，太阳与月亮是人类幼年期最熟悉最敬畏的两个天体，视它们为伟大的崇拜对象，并进行描绘在崖画、彩陶器皿之上，这是历史的事实。但以金乌为太阳，蟾蜍为月亮的传说则远在彩陶时代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博物馆所藏两只彩陶盆所绘的“蛙纹”形象写实逼真。所以，当时的先民绘画蛙形纹饰于陶器，与其说是对月亮的膜拜，还不如说是青蛙产卵量大，先民用蛙类企望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似乎更合理。何况与八百里秦川相距遥远的青海高原东部河湟谷地彩陶产区，“蛙纹”一开始便带有较多的抽象色彩，纵观甘青两省出土“马厂”类型各种陶器所绘“蛙纹”，总使人感到更像“人”而不像“蛙”。尤其是某些马厂类型的内绘彩陶盆，内绘一个很大的球状物，下绘“蛙纹”身子，怎么看也是人形而非“蛙”形。
诚然，甘青两地出土彩陶器上绘有鸟纹、鹿纹、犬纹和鱼纹等，而将迄今仍生存于沼泽水池的青蛙画到彩陶器皿之上，也是非常可能的。问题是，“蛙纹”在青海彩陶特别在马厂文化类型彩陶上占的比重实在是太大了，与辛店卡约文化类型彩陶的鸟纹、鹿纹、狗纹，甚至鲵鱼、老鹰纹饰的偶一见之，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即使从当时部族先民赋予“青蛙”以多产卵多繁衍后代的角度赋予“蛙纹”以图腾的意义看，也难解释为何先民们舍近求远，不去崇拜自身的生殖功能，却要去向柔弱的蛙群顶礼膜拜。
综观人类进化史过程，崇拜“人”的本身并形成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几乎是各种古老文明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等古文明都曾有过的现象。那么，生息蕃衍于青藏高原东侧的甘青先民，将自身形象绘于彩陶之上，集生殖崇拜和“艺术”欣赏于一体，而成“人形纹”，应该说比“蛙纹”的解释更为合理一些。从同为黄河流域的半坡彩陶盆所绘蛙纹可以看到，那才是比较“写实”的青蛙，与马厂彩陶众多的“蛙纹”对照，后者“人”的特征突出，“蛙”的特征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马厂类型彩陶器除大量绘制“人形纹”外，还有若干在器皿上塑造人体形象的实证。文物出版社《青海彩陶》一书４２、４３页插图分别为“马厂类型裸体人像壶”（乐都县柳湾六坪台采集）“马厂类型人头像壶”（乐都县柳湾出土），以及民和县山城１９７１年出土的“马厂类型”人头像壶，肩部塑一人的头像，头以下则以绘作“蛙纹”身子的波折纹为人的身子，也是印证所谓的“蛙纹”实为“人形纹”的例证之一。
应当指出，“蛙纹”一词流行于青海一带，距西宁仅２００公里的甘肃兰州，早已将“蛙纹”通称为“神人纹”。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黄河彩陶》系由甘肃博物馆编辑发行，其中凡对“马厂文化类型”“蛙纹”彩陶，均以“神人纹”名之，并附有一段文字解释：“彩陶上的浮雕人像和彩绘神人纹，是人神两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人的自身被神化，意味着传说中的英雄辈出时代已来临。”笔者认为，甘肃博物馆与考古界人士对“蛙纹”的命名与解释是比较科学，合乎客观事实的。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原长谢佐教授，早在十年前即表示将马厂类型彩陶器所绘的肢体纹饰，长期称做“蛙纹”似有不妥，有牵强附会之嫌。从其造型特征与先民图腾崇拜自身形体的普遍规律来看，应称“人形纹”较好。北京大学考古系副主任李水城博士在其学术著述《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一书中，称“蛙纹”为“人蛙纹”，和甘肃学术界称“蛙纹”为“神人纹”一样，是一个折衷的名称。但不论“人蛙纹”或“神人纹”，毕竟都赋予了以“人”为主的内涵。
应该承认，新石器时代先民遗存下来的大量彩陶器皿，不仅在历史和艺术领域是一笔无与伦比的宝贵财富。作为彩陶大省或曰彩陶故乡的青海，对于马厂类型彩陶器大量出现的“蛙纹”抑或“人形纹”，以何称呼为妥当并且能与国内研究彩陶的学术界趋于“接轨”，这个研究课题确实到了必须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彩陶
装饰着彩绘图案的陶器，是我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一种精美的陶器。主要特征是在陶胎上描画红、黑、赭、白等色的彩绘，经过压磨，然后用火烧结，作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日常用具。中国北方生产彩陶最早的是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磁山文化，南方最早的是浙江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彩陶生产遍布各地，比较着名的，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上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黄河中上游地区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有大汶口文化等等。常见的彩陶器物有饮食器、盛储器、汲水器等，如钵、碗、盆、盘、杯、罐、瓶等。一些文化遗存中有少数炊器如夹砂陶罐也有简单的彩绘纹饰。彩陶不仅是实用品，而且是有很高欣赏价值的工艺美术品。彩陶上的彩绘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图案和写实绘画两大类。图案主要包括植物花纹和几何形线条。人们在长期的采集与农业劳动中熟悉了许多植物，创造了变化多端的植物花纹，不但枝叶、花瓣、籽实等配置得体，匀称相宜，而且以各种形状表现出来，构成种种图案。几何线条的形状也很多，如水波纹、垂幛纹、平行条纹、弧线三角纹、圆圈纹、方格纹、葫芦形纹、锯齿纹、人字形纹等。图案结构优美，富有韵律感。许多纹样如水波纹、绳纹、网格纹，是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的片断，反映出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彩绘中的写实形象虽少，但艺术价值很高，已经发现的有奔驰的野鹿，独立的云鹤,飞翔的野鸟，同窝对嘴相戏的雏鸟，长嘴啄鱼的猛禽，张口露齿吞噬食物的大鱼等；还有人面与成群鱼纹的组合，有伸肢爬伏的蛙类，屈肢爬伏的大龟，游划行进的小虫，这些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渔猎经济和种植经济的情景。只有在长期生产实践的活动中，仔细入微地观察生活，才能创造出如此优美而写实的作品。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彩陶器上的人像，滚圆的头形，戴尖顶饰物，细长的弯眉，双眼眯成一条线，倒丁字形鼻子，嘴作上下对顶的三角形，紧连耳部还各有一条小鱼，生活趣味浓郁而有神秘感。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彩陶上也有人物、动物形象。彩陶显示出中华民族祖先无穷的创造力，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史和美术史极为重要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双耳鲵鱼纹彩陶瓶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局部）
出生时代：新石器时代
出土地点：甘谷县
珍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器物，1958年出土于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馆藏专家鉴定组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2厘米，泥质橙黄陶，深褐彩，小口，长颈，平底，颈部有堆绳纹一圈。彩陶瓶腹部两侧有对称桥形耳，在瓶肩部以上至近底处用黑彩绘一条鲵鱼，鲵鱼脸部器官用圆、十字、横线描绘，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酷似人形，生动可爱；头扁圆，大口露牙，长条曲折身躯，两侧饰爪形纹，尾大而扁，体上有斑纹。身躯卷曲似在游动，两只前肢仿佛在支撑着身体，使头昂起，鲵鱼的头与尾须自然相连，构图简单明了，线条奔放潇洒。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代表器物。仰韶文化是距今约7000～5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仰韶文化中期以庙底沟文化类型为代表，因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而得名。仰韶文化是农业文化，仰韶先民多在河边生活，所描绘的动物纹样主要是鱼、蛙和鲵鱼纹。瓶体上的图案准确表现了鲵鱼的特点，反映了远古人类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和艺术再现水平的高超。腹部彩绘有鲵鱼纹的器物，在甘肃省天水石沟坪、武山傅家门均有发现，但在构图和创意上，甘谷西坪的这一件有其独到之处。
鲵鱼，因为“声如小儿啼”，所以又叫“娃娃鱼”，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但甘肃省只见于天水武都两个地区，此瓶正好发现在这一范围之内。远古时期，中国的黄河流域生活着许多不同氏族的人群，他们结成较大的部落，在文化上互相影响，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交流，但各自氏族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性，并各有其信仰和崇拜。同半坡的人面鱼纹一样，这件彩陶瓶上的鲵鱼图案也是器物制作者信奉的神话形象。关于这件彩陶瓶上的动物形象，考古界也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纹案是娃娃鱼的真实图案；有专家分析人首蛇身的图案是伏羲氏的形象；还有学者认为此图为龙的原始图形。但不论是何形象，这件彩陶都让人们充分领略了彩陶的无穷魅力和幽远意境。 (刘亚珩)
中国陶器-彩陶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１１７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２０５万年至７０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１万多年的灰陶、有８０００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７０００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６０００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４０００多年的商代白陶、有３０００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彩陶
即彩色陶器，系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1050℃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自1912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船形彩陶壶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长24.8厘米，高15.6厘米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此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类物品。壶身形似菱角，顶部有杯状壶口，两个圆环形器耳分列于两侧肩部。在壶口下方、器耳之间的壶体侧面以黑彩绘制网格纹，网格的两侧还有鱼鳍状的三角形纹饰等。陶壶造型由仰韶文化常见的小口尖底瓶转化而来，基本是将纵向的瓶身横置并稍加变形，将瓶口移到壶身的中央，再将本位于瓶身两侧的对称双耳移到壶身的肩部而成。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尤其是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者捕鱼结束将网搭在船边晾晒的情景，从造型设计到装饰纹样，都让人联想到渔船、渔网、捕鱼活动等水上生活场面。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捕鱼的能力已经显著增强，大量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些地区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窖穴等。从事这些复杂的活动离不开舟船的协助。远古时期舟船均为木质材料，容易腐烂，很难看到完好的实物。长江下游地区出土过独木舟及少量船桨等，资料多不完整。船形彩陶壶是一个独木舟的模型，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红山文化彩陶
对红山文化彩陶痴迷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邵国田近日向记者介绍，红山文化彩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据邵国田介绍，红山文化彩陶特点鲜明，多是在细泥红陶上以黑彩绘出纹饰，敷彩面一般较大，要占到陶器表面的大半位置。目前，在赤峰蜘蛛山、西水泉、敖汉旗三道湾子和兴隆沟及辽宁省凌源县牛河梁和三官甸子城子山等均发现红山文化典型彩陶器。
邵国田说，红山文化彩陶整体风格与黄河流域彩陶有明显区别。红山文化彩陶纹饰以菱格纹、钩旋纹和叠弧纹最有特色，还有并行斜线纹和平行竖线纹等，也有并列三角纹、类似花瓣纹等。如钩旋纹亦是以黑彩衬红底，环环相扣，层层相叠，图案给人以很强的冲击力。还有整齐的叠弧纹，粗壮的弧线重重叠叠从陶器口沿下平行垂下，潇洒飘荡，形如叠嶂。有时也见到两种纹样同绘一器，对比强烈，相得益彰。
一些学者对红山文化彩陶的评价是：花纹绘制较严谨工整，善于运用斜线和弧线，使花纹既有曲直变化，又有钩回呼应。图案常以不同纹样组成的图案带在陶器上腹作多层的排列，用重复出现的纹样来加强装饰效果，因此图案的结构是别具一格的。
邵国田说，红山文化彩陶有一定的地域特点，现有资料比较零散，还不足以勾画出清楚的轮廓。
史前彩陶纹饰
追溯绘画的渊源，首先会想到史前时期那些画在陶器上的纹饰。正是由于器表绘有精美的纹饰，考古学家把这些陶器叫作彩陶。
这些彩陶制作的年代在大约距今3000年至5000年间。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最集中的地区是青海、甘肃，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彩陶大多是红色陶质的盆、瓶、盘、豆一类盛器，原始艺术家用一种刷笔，醮了黑色、白色以及红色画在器表上。彩陶纹有两大类，一类是抽象的图案，一类是具象的人、动物或昆虫一类的形象。
图案类的纹饰数量很大，种类也非常多。常见的有水波纹、旋转纹、圈纹、锯齿纹、网纹等十几种。线条画得规整流畅，图案的组织讲究对称、匀衡、变化，疏 密得体，并有一定的程式和规则。在甘肃省马家窑一带发现的被称之为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大都描绘水波纹、旋转纹图案。这些图案匀称、流畅，十分精彩，看上去真有行云流水之感，使人觉得轻松活泼，平和而亲切。面对这些五千年前的历史遗存，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历史中讲述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情景：男人耕作，狩猎，捕鱼，女人从事家务或采集。没有剥削，没有奴役，一幅平等和谐的社会景象。稍晚于此的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彩陶的纹饰则发生了变化，那些锯齿纹、四大圈纹以及蛙纹等显得大起大落，粗犷狞厉，甚至怪诞神秘。当时原始社会行将解体，社会发生变革，战乱、动荡等不安的情绪也在图案中流露出来。由彩陶纹图案所引发的联想并不是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想，在历代图案和图画中，都或隐或显地折射出当时社会风貌的基调和时代的主要精神。这一点，在以后不同时代的美术中我们还会看到。
那些具象的彩陶纹饰更令人瞩目。在西安半坡村遗址发掘出的彩陶上的动物纹虽然非常简练，但表现得很生动：自由自在游动着的鱼，奔跑的鹿，站立吠叫的狗，好象受到惊吓。从中显示了远古艺术家捕捉动物瞬间特点的才能。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一个陶盆上，画着五个跳舞的人，手牵手连成一排，既是一幅描绘舞蹈的图画，又是一个适应纹样的图案。
半坡村的原始艺术家已经开始把具体的物象变形成装饰性的图案，并在其中注入某种观念。他们把一条鱼的侧面分割为鱼头、鱼身、鱼鳍几部分，用直线、孤线、三角形和圆圈等来表现，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创造。半坡的彩陶盆上还有一种人面鱼纹图形，把人面和鱼形纹样结合在一起，并且组织成很有规则的图案，旁边有一条鱼在游动。这幅构成严谨又略带神秘感的图形，颇使考古学家费解。他们猜测，这不仅仅是美化器物而已，很可能与庆贺春天到来，祈祷丰收的祭祀活动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就是艺术史上最早带有原始宗教意义的艺术作品了。
彩陶的清洗
陶质器物长久埋于地下，表面吸附了大量的难溶物，有些对古玩没有任何损害，一般情况不用去除。但出土的部分彩陶，其表面被一层厚厚的覆盖物掩盖了器物的花纹图案，需要对难溶覆盖物清除。因彩陶表面多孔，难溶物和器物表面结合很牢固，用机械办法去除势必造成器物表面损伤。器物表面覆盖的为石灰质类，少部分为石膏类及硅质类。陶瓷的主要成份是硅酸盐酸，彩陶颜料主要是氧化铁、四氧化三铁、氧化锰等矿物质。它们耐强酸、碱性能都较差，因而在去除难溶物时要仔细，既要保护彩陶不受损害，又要使难溶物完全去除。
石灰质类覆盖物层去除方法：配制1至4的稀盐溶液，也可加入0.5的乌洛托品试剂作为缓蚀剂。覆盖层较厚时用4的盐酸擦洗。覆盖层变薄时用2、1的盐酸溶液擦洗，等图案花纹快出现时，用5的六偏磷酸钠溶液浸泡，以除去剩余石灰质。除完石灰质覆盖层后，用清水冲洗。
石膏类覆盖物比石灰质类要难除掉，它一般不溶于酸碱，同时石膏微溶于水，纯粹用水洗涤亦不能去除，但石膏类可以溶于硫酸铵的热饱和溶液，可用其除去石膏覆盖物，除完后用大量清水冲洗。硅质类覆盖物一般用机械法去除。
除上述几种化学试剂外，越来越多的螯合剂也用于陶器表面难溶物的清洗，如EDTA二钠盐、二乙烯三胺、五乙酸五钠盐等。另外，汉代铅绿釉陶器表面有银白色光泽的物质，人们把它称为“银釉”，它实际上是一层釉溶蚀后沉积物，一般不用去除。还有某些釉陶表面白色覆盖物，应查明是石灰质还是腐败的釉，如是腐败的釉也不用去除。
食物腐败物和烟薰污迹清除方法：这些陶瓷餐具主要作为陪葬品，内盛食品等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已腐烂变质，器物也受到污染，有些从民间征集来的陶器，曾盛过脂肪类。清除方法是用洗涤剂浸泡刷洗，洗涤剂通常是碱性的。可和脂肪类发生皂化反应，生成可溶性脂肪盐类被洗去。有些污迹也可用有机溶剂，如乙醚、丙酮、甲苯等擦洗去除。在古代，许多瓷器也被用作炊具，表面被炭烟薰黑，可用如下方法去除：配制5的碳酸钠溶液，再加入0.5的表面活性剂，如十二烷液擦洗，除去焦油类污迹。对于发黑器物，可用3过氧化氢溶液擦洗，使其氧化除去，清除完毕后用水冲洗。
人面鱼纹彩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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