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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玉与文化的渊源是什么?

翡翠玉与文化的渊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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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1

瓷砖是什么。

常有很多朋友问:翡翠与玉是不是一回事?其实,翡翠是玉的一种,也叫硬玉。翡翠由很多微小的硬玉矿物组成,这些小矿物像小毡子一样互相黏合交织在一起,非常致密结实,使翡翠既坚硬又有韧性;硬玉由于含有一种叫铬的元素而成为绿色,这种大自然造设的颜色鲜艳美丽,仿佛具有生命。很多人都称翡翠为“玉中之王”。

玉文化在中国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始于新石器时代,其历史早于陶瓷、文字、绘画、雕塑、建筑、丝绸等东方文化形式,而且这七千年中几乎没有隔断过。放眼全世界,还有几个地方,像新西兰、南美几个国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玉文化,但兴盛一时就终结了,只有中国例外。可以说玉文化是历史最悠久、最能代表东方文明的古文化之一。

在西方人眼中,玉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是最具神秘感的,他们很难理解对某种自然物质的崇拜居然能延续几千年。他们很喜欢听中国的朋友讲玉有灵性,玉能保佑主人,他们到中国来可能会买些玉,回去告诉家人朋友:“我们喜欢钻石,中国人喜欢玉。”

到底什么是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之中就有对玉的明确定义:“玉,石之美,有五德者。”也就是说漂亮的岩石,具有玉的五德,都可以称为玉。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对玉的评价是至高无上的,认为玉有玉德,人只有具备了玉的这些崇高品德才能成为君子,实现人的最高境界。所以玉的一个定义除了是“石之美者”,还应具玉的“五德”。

什么是玉的“五德”呢?“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温和滋润具有光泽,表明玉善施恩泽,富有仁爱之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玉有较高的透明度,从外部可以看出其内部具有的特征纹理,表明玉竭尽忠义之心;“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如果敲击玉石,会发出清亮悠扬悦耳的声音,并能传到很远的地方,表明玉具有智慧并传达给四周之人;“不挠而折,勇之方也”,具有极高的韧性和硬度,表明玉具有超人的勇气;“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有断口但边缘却不锋利,表明玉自身廉洁、自我约束却并不伤害他人。

“红山文化”距今约五千多年,“良渚文化”距今约五千三百年至四千二百年,不管是北方的红山文化,还是南方的良渚文化,都曾出土大量的玉制品。那时的玉器用料多为蛇纹石岩类、闪长石岩类,花纹丰富、颜色鲜艳、玉质非常软,这与当时加工工具的限制有关,现在只有在博物馆里、拍卖会上能见到这些玉器,一般称之为古玉。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作为礼教的重要器具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产自新疆昆仑山的闪石类玉器开始被大量使用。由唐宋至明代,玉器原料已全部使用闪石类玉,这种玉也叫软玉(Naphrate)。和田是最重要的产地,所以也常用和田玉泛指软玉,按颜色分为白玉、黄玉、碧玉、墨玉等不同种类,而其中的羊脂白玉最为闻名遐迩。我们现在如果仅说“玉”,往往指的就是软玉。

清代一种新的玉料——硬玉(Jadeite),也就是翡翠,由缅甸大量传入中国。翡翠的出现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玉料的来源,另一方面又全面继承了玉器加工制作的技艺。与此同时,软玉类玉器也得到极大发展,使清代的玉文化相当兴盛。

曾有玩玉的朋友认为:翡翠和玉是两码事,玉指的就是和田玉(软玉)和古玉。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玉的两个最重要的品类就是软玉和硬玉:软玉指的是和田玉,硬玉指的就是翡翠。石之美者并具有五德的翡翠是玉的一种,而且稀有性强,它的硬度最高、质地最细腻、种份最通透、颜色最鲜艳,所以称它为玉中之王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以上所说的古玉、和田玉、翡翠以外,现在常见到的玉石还有很多种,像市场上常见的岫岩玉、独山玉、澳玉、东陵石等,由于它们的产量大,稀有性差,这些玉石的价格不高。

现代的玉收藏家会面对三个细分的收藏门类:古玉、软玉、翡翠。古玉,价值完全由其历史文化价值决定,材质本身并不稀缺。像前几年在拍卖会上拍出近百万元的红山文化玉龙,材质是并不稀有的蛇纹石质岩,价值很低,在玉龙的总价值中所占比例极小,可以忽略不计。软玉类,历史年代价值和材质本身价值均很重要,材质以白玉中的羊脂和黄玉最为名贵,同等质地的白玉别子,清代工的要比新工价格高出将近十倍。翡翠,价值的绝大部分由材质本身决定,平时行家常说的新坑、老坑,新种、老种,也是指翡翠材质的质量而言,而非翡翠加工的年代。同等质量的清工翡翠与新工翡翠价值相差并不大,只有名人戴过的翡翠例外。

翡翠岁寒三友佩取自一块几十公斤的白砂皮老种水石厚料中,白砂皮料种份老质地细,完美度高,但颜色稀少。这块原料主体部分没有颜色,令人大失所望,差点被扔作路石。谁能想到,在小小的原料盖部,竟深藏着一块如此晶莹无瑕的美玉。这件翡翠佩用料实在难得,长5.2厘米,宽1.8厘米,厚达1.0厘米,如此大块的原料颜色达到上下、正反、侧背均匀一致,没有深浅色带,没有白雾,在高档的翠料中是非常难得的。颜色鲜艳,看第一眼就给人鲜艳欲滴的印象。种份为翡翠中最好的玻璃种,由于花件非常厚,达1.0厘米,故只能在侧面见到翡翠的活光,如果像普通花件做成0.4厘米左右厚度,将会有非常明显的活光。

“松竹梅”寓意“岁寒三友”,它是文人志士表示清高,抒发情怀甚至是变换成对抗时政的一种手段。以松竹梅作装饰题材宋代就有,盛行于元代,以后的明、清两代也有使用,清初曾一度流行。“文字狱”兴起之后,才渐渐不被采用。松,长青而不凋零,象征不渝和永恒;竹,清高而有节;梅,不惧风雪严寒。苏东坡爱竹成癖,他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还题写过“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之友”。松竹梅被人们称之为岁寒三友,乃寓意做人要有品德、志节。

这件满绿高翠,质地润透灵秀,翠美质细,颜色鲜而不妖,艳而不俗,均匀而有层次。上雕松枝,下雕梅花,整体为竹节造型,配合“松竹梅”的题材更是天衣无缝。雕工简洁饱满,品相周正完美,是翡翠收藏之上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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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与茶的渊源


根据乾隆《龙溪县志》记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说明漳州栽种茶树历史悠久,也有灵山寺茶等名贵茶种,但产量有限,民间茶风日盛,僧多粥少,引起价格上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茶商便到武夷、安溪等大产区采购经营,必然带去了漳州的茶叶加工技术,为武夷茶区所仿效,也可能漳州的制茶商利用武夷山丰富的茶叶原料,到武夷山开办茶叶加工企业,便有一部分技术工人从此定居下来,直到今天,武夷岩茶的制茶工人,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为闽南人,其中有一部分则为祖上迁居江西上饶河口从事制茶的闽南人。

茶的出现最初是作为药,然后作为解渴的饮品,随着对饮茶的提倡和普及,各种文化思想的加入,饮茶追求的不是药用、也不是单纯的解渴,而是一种道,一种文化形式、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必然会在茶的属性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茶具和饮的程式。虽然有很多的茶具仅仅是一种道具,很多饮茶程式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有一部分动作实质上是表演,但都有助于强调这一形式的气氛,但其中有一项内容很重要,就是传统的功夫茶。

传统的功夫茶极为繁琐,单从茶具上讲,包括风炉、水锅、茶壶、茶缸、茶杯,茶洗等,蒲扇,一般均采用陶制,其中茶壶系用紫砂壶,传统有四大要求,即「小、浅、平,老」。「平」就是造型选择低矮的圆壶,壶的流、执、口三顶点要求平,即所谓「三山平」;容量从二杯、三杯、四杯、六杯、八杯、十杯,其中以三至四为常见,又以三杯为好,或认为三杯正好成「品」,应品茶之意;有茶三酒四之说,附合「小」字,宜小不宜大;又有「宜浅不宜深」之说,浅能酿味,留香,又不蓄水,茶叶不会变涩;而「老」字指的是古壶,以明清为贵。茶盘又称茶船,清初以后漳州地区大部分采用东溪窑产的米黄色釉小开片盘,这种盘内底宽平,斜直壁,有低矮的小圈足,有的茶人甚至讲究到冬夏有别,即冬天宜深,盘中能聚热水以温壶,夏天则不宜水,以利散热;茶杯可用白瓷,以「若琛珍藏」款小杯为佳,但「若琛珍藏」款杯,毕竟是康熙一朝之物,岂能妄求,总之,白瓷小杯即可。

古中国与朝鲜瓷器的渊源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朝鲜瓷器

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古中国与埃及瓷器的渊源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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