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秘色瓷器。
在越窑空前繁荣的晚唐时期，一位孤傲不仕、倜傥不羁的雅士陆龟蒙以《秘色越器》一诗尽情讴歌了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此诗用卓异的笔触为越窑扬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同时亦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秘色”之谜。五代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对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出产的“秘色茶盏”赞美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氵贲。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徐夤的生花妙笔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秘色”在五代人的头脑中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换言之，“秘色”成为谜，是五代以后的事。由于五代吴越国钱氏统治者曾用大量的越窑青瓷向中原朝廷进贡，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后，世人普遍认为“越上礻必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礻必色”。显而易见，在宋人的心目中“秘色”是与钱氏供奉划等号的。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赵令畤的《侯鲭录》云：“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这条记载指出“秘色”出现于唐代，否定了“秘色”与五代吴越钱氏进贡的因果关系，但未触及“秘色”的含义。嘉泰《会稽志》则说：“越州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作之，臣庶不得辄用，故云秘色。按陆鲁望集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钱氏为始。”此记述的最后结论虽与《侯鲭录》相同，然它并没有将“秘色”与进贡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秘色瓷”的使用者除了中原统治者外，还包括吴越国王。嘉泰《会稽志》是南宋时期的一部内容可靠、资料翔实的方志，所以它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在谈论“礻必色”时所得出的结论与前面两部书相同，不过，它认为“礻必色窑器”出现的原因是“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叶 的《垣斋笔衡》所述与《负暄杂录》基本一致。在宋人有关“秘色”的论述中，当数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最为怪谲，该书云：“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传杯。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 “李王”即唐朝帝王，“钱王”为五代吴越国王。赵彦卫的论述将青瓷器、唐朝帝王与“秘色”联系在一起，又引用陆龟蒙的诗以说明“秘色”并不创始于江南以及五代吴越国王。这句话不啻隐语——它隐含的结论是：“秘色”创始于唐朝，产地在北方。《云麓漫钞》的这条记载存在明显的错误：（１）陆龟蒙诗的题目并未标“进”字；（２）该书的作者对“越窑”的所在地一无所知。可见，寡闻和臆想导致赵彦卫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此外，曾忄造的《高斋漫录》等书均述及“秘色瓷”，其文字与《侯鲭录》大同小异。
综观宋人有关“秘色瓷”的记载，可以归纳出这样六点：（１）虽然世人普遍认为“秘色瓷”是吴越钱氏烧造并专用于进贡的瓷器，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秘色瓷”出现于唐代，故不是五代吴越钱氏所烧贡瓷的专名；（２）“秘色瓷”的使用者包括中原帝王和吴越等方国的统治者；（３）各书在指明唐代已有“秘色”的同时，没有述及它的本义；（４）《侯鲭录》中“今之秘色瓷器”的提法，暗示了五代吴越国烧制的“秘色瓷”有部分流传至宋代，当时不难见到；（５）陆龟蒙诗里的“中宵”或作“中霄”，“斗遗杯”或作“斗传杯”，“好向”或作“如向”，这说明此诗在宋代已广为传抄，并被作为“秘色”之名的本源；（６）宋人引用的陆龟蒙诗之标题中均没有“秘色”二字，这表明，此诗当时已家喻户晓，故各书作者在引用时有意省略了“秘色”二字，否则“唐时已有秘色”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上述关于“秘色”之争的文字虽大多出现于南宋人所写的书中，而这一争论的起点则在北宋时期，尽管起初争论的范围不广，争论也不激烈，但嗅觉敏锐的朝中文人还是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在著书立说时对“秘色”之名持审慎态度。欧阳修、宋祁等人在编撰《新唐书》时，将越州会稽郡土贡的越窑产品谨饬地称作“瓷器”。到了元代，脱脱等人在编修《宋史》时，仍不敢采用“秘色”之名，而将吴越钱氏所贡的称为“钅口金瓷器”、“金银钅口器”、“瓷器”、“金钅口越器”等。由此可见，自“秘色”出现以来，这个民间的称谓是一直被阻挡于宫廷之外的。
南宋那场激烈的“秘色”之争过后，关于“秘色”的讨论便沉寂了很久。明清时，“秘色”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此时讨论的焦点已转变为对“秘色”含义的认定。《景德镇陶录》云：“垣斋笔衡谓秘色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大抵至钱氏始以专供进耳。”此书经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秘色乃是当时瓷器之名”，这类瓷器“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陶说》也认为“秘色”是当时瓷器的名称。古籍记载既是有待被考古发现证实的对象，又是文物研究的重要依据，故要最终揭示“秘色”的真相，还得将目光转向出土的“秘色瓷”。
taoci52.com精选阅读
剖析“秘色瓷”与“唐青花”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２日北京电视台“特别关注”节目播放了中陶古艺术鉴定技术开发中心，用科技鉴定和传统鉴定相结合的方法，鉴定了我的两件青花瓷盖罐是生产于我国唐宋年间陶瓷珍品。后来有很多朋友和有关记者找我，让我把怎样确认甄别唐青花的方法讲出来或写出来，并一再追问我是怎样发现、确定的﹖为什么别人认识不到，甚至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告诉你这件青花盖罐（图１）是唐代青花罐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是我经过近二十年的反复揣摩、潜心研究、千百次的对比才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与科学仪器测试结果相符的 。这种漫长瓷器收藏与鉴赏的过程，我不知经受了多少挫折，经受了多少打击，甚至是屈辱，这是常人难以想像，难以理解的。到今天还是有人不认可，还是持怀疑态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传统的观念、思想、思维方式所生成的错误感觉，错误认识，以至发生错误的理论，把人们的认识带入误区，误解误导，以至形成了一种错误的的藏品认识规律，使人们对“秘色瓷”“唐青花”说法不一。
历史文献记载在唐中期，我们的唐代鉴赏家、茶圣、诗人陆羽在《茶经》中写下了：“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唐代诗人顾况也写道“越泥似玉之瓯”。这明确地告诉人们，瓷的好坏、优劣，必须看瓷的胎，这是第一要素。汉代《说文解字》中有“玉、石之美者，色晶莹、璀璨、坚实，扣之有声，触之温润”的记载。唐代诗人把越泥看作似玉是何等情景，我有幸收藏了一件越泥似玉的瓷盒，虽然没有盖，但是一件非常少见的艺术珍品：口径１２．５厘米，高３．３厘米不带盖 ，足径６厘米。子母口，直腹下部斜收，圈足或称环型足。器内粘有一个“品”字排列的小子盒，小盒呈浅杯状，敛口，弧腹，盒内有三个支烧点，表达了年代久远的历史重要信息，寓意非浅、品味无穷，胎质类玉，胎釉类冰。胎骨里有历史留下的尘埃，胎釉上有先人留下的汗沁和痕迹。如果你没有亲自上手，亲自目睹，你真不能相信在１２５０多年前我们的先人会如此的制造出后无来人的绝迹，你也就不难深刻理解“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的感受。诸如此类、事过境迁，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唐代全世界把中国叫ＣＨＩＮＡ，以至世界各国纷纷派遣唐使与中国建立早期外交关系，和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学习中国文化，正是因为盛唐时期中国的高度发达和无比强盛。
经过对“秘色越器”瓷的胎和釉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唐代的青花瓷。发现认定是唐青花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所认定并经过科学仪器检测与专家鉴定是唐代中早期的瓷盒，是否是唐代所说“秘色越器”是一件关系重大的课题。为了证明和验证我说的是“秘色越器”，我向全国各大博物馆及喜欢陶瓷收藏的有关人士发出信息，如果在你手上有非常好的陶瓷我所指的是陶瓷的胎 比我所指的“秘色越器”瓷的胎要好，如玉，我就拱手奉送一件经过科学仪器检测与专家鉴定过的年代久远、国家级的珍品——唐青花盖罐，以示证明我国在遥远的过去——盛唐时代，为什么把中国叫ＣＨＩＮＡ。
研究古陶瓷的釉对研究、认识高古瓷更为重要。在唐代以前的各个时代，虽然以出现了所谓的白瓷，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青瓷青釉为主，这里所指的青瓷青釉——黑釉、黄釉、青釉等总称青瓷釉。这种青瓷釉在时间上因年代久远，釉在质的方面发生了物理的、化学的老化过程，风化现象也随即发生了直至产生了裂变现象。釉的老化、风化直至裂变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是釉质本身在时间上发生的，釉质的老化、风化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还可以称它们是釉，而釉发生了严重裂变就不再是釉了，正如铁生了锈，锈就不再是铁了一样。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甄别、研究高古瓷釉质的老化、风化直至发生的裂变是甄别、研究、认识高古瓷的关键。
所以研究古陶瓷的釉是研究古陶瓷的根本。
比如上千年的唐代高古瓷的釉与八九百年宋代的古陶瓷的釉作比较，我发现它们的裂变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微妙差异虽然不好察觉，但还是存在的。这种釉的老化与裂变现象，是物质自身内部物理的化学的变异结果。
我对高古瓷的研究，是从胎和釉两方面进行的，主要研究胎、釉的老化与裂变的程度，从而判断它们的年代，确定了年代再进行纹饰、彩绘的研究。我先确定胎、釉的老化与裂变的程度后，确定有唐代陶瓷等一切老化与裂变的特征、特性、规律，而发现釉下有钴做原料的蓝彩，从而就确定它们就是唐代的青花瓷。
我们一直在说青花瓷的起源于唐代，成熟于元代而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从唐代至元代这五六百年间青花瓷发生发展以至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然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没有发生就不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确实发生了存在着，只不过我们对古陶瓷的基础研究得不够，认识不清青花瓷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再加上一些传统的认识方法的片面。
任何一门科学研究都要从基础开始。古陶瓷的基础研究更不能例外，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要说鉴定，连甄别都成问题。如：在一次鉴定会上请两位专家鉴定一件青花瓷盘，两位专家鉴定后说：“是某某窑口的，是现代仿的”。当时在场的有一位记者和一位副司级的干部都是很喜欢陶瓷的。现场的人们听到这种鉴定说法，尴尬的局面延续了几分钟，我又不能当面反驳，要顾及专家的面子。我只有在心里想：这样的专业水平来做专场的陶瓷鉴定真是不可思议。
为了说明我的一些认识，举几个例子来证实我的观点，如青瓷碗，我们怎样判定它们是唐代或是宋代的或是唐代以前的呢﹖我们不能够说这碗是唐宋时期的，这宽度太大，不能让人信服。如果我们要判定它们是唐宋时期的，而不能确定是唐代或是宋代的或是唐代以前的话，我们只能说我们研究的不透，认识不清，判定不准，也就是随意的瞎说。这对广大喜爱陶瓷的人士来说，问题不是很大，而对古陶瓷鉴定家来说似乎就不应该了。
比如：我们要判定这碗的确定年代，要综合观察、研究、判明它们的胎、釉、老化程度。第一、判明这只碗的胎质是用什么样黏土制成的如前面所说的，是用天然形成的黏土还是经过人工的研磨制成的黏土 。第二、判明这只碗的釉质是用高钙石灰釉，还是石灰盐釉这里我们不研究釉的化学成分 ，它们的老化、风化、裂变程度如何。经过以上两点综合的研究，直观的就可以比较判定，这只碗是唐代的。它们的底线不会低于唐代，而是否要高于唐代呢﹖我们只能说，很可能超过唐代，有人说它是唐代的“秘色瓷”，有人说它是宋代的“绿定”，而我认为它绝不是什么“秘色瓷”，也不是宋代的“绿定”。经过对它的胎、釉及老化、风化、裂变的研究，很可能是晋代的“缥瓷”，这还要今后用先进的仪器来测定它的确定的年代，目前对高古瓷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或者说还没有起步，汉、唐不分，唐、宋不清，对研究、甄别古陶瓷是非常大的阻碍。
我们再研究一下几个青釉青花碗和青釉青花盘。在我们传统的鉴定过程中，一看到是青花的器物，第一就判定它的上限不能越过元代，第二看它的胎、釉、造型、纹饰及是否有款式，如果没有款式，必定是民窑制品，再看看纹饰、造型、胎、釉，最多给你上限定为元代末、明代初的产品，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值得鉴定，不值得研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是否是明代的、清代的官窑器上。对所谓的民窑器不屑一顾。正因为如此的不屑一顾把研究古陶瓷的基础给扔掉了，没有了古陶瓷的基础研究，就建起了空中楼阁、纸上谈兵的学说，正如没有民，哪里来的官，没有民窑，那里来的官窑。不搞好、搞懂、搞透对古陶瓷的基础研究，就不可能甄别鉴定的准确——特别是青花瓷。尤其是现代仿制品大量冲击市场的情况下，把真的看成是假的，把假的看成是真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把有些喜欢古陶瓷的人士也给搞糊涂了，这里也包括了一些所谓的专家。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不妨我们随时检测、随时考察、随时验证。
就青花罐和一些青花碗盘来讲，它们是什么年代烧造的，用所谓的传统的方法来鉴定，就首先看一看胎、釉、造型、纹饰，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时代特征，而发现在碗和盘的内底有５个或６个泥珠印痕时就对这几个碗和盘产生了怀疑。因为有泥珠印痕的这种特征是在唐代以前和唐代才留下的时代印痕，怎么会在青花碗和盘上留下呢﹖不可能、肯定是假的、仿制品，于是就发生了在前面所提到的鉴定会上专家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正像开头所说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错误概念，这种严重的错误概念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头脑里，把人们的思维僵化了、麻木了，给人们的认识带进了死胡同里。我掌握的这一点技能，也是从无数次吃亏上当中、多少年的深刻研究、琢磨、对比下总结的一点经验、一种方法、一种技能。用这种技能在研究甄别的几件青花碗、盘，我认为它们是唐代的青花瓷，而且还是中唐以前，已有１３００年以上的历史，并且我认为先有的唐青花，后有的唐三彩的钴蓝，唐三彩用的钴料是我们国家生产的，不是从国外进口的，有利的事物证据是１９７２年陕西乾县唐代麟德元年（６６４） 郑仁泰墓出土的一件白釉蓝彩盖罐，盖钮是蓝彩的，说明初唐时期已经使用氧化钴装饰瓷器了。
关于唐代青花窑口的问题，我认为在唐代南方和北方都已经烧制青花瓷了。２００３年３月５日《北京青年报》登出“唐代青花瓷产地找到了”这条消息，证明在唐代的北方已生产唐青花瓷了， 我认为就是北方生产的唐代青花瓷。因北方陶瓷的胎质与南方陶瓷的胎质是有区别的。而在唐代的南方，是否也生产唐青花瓷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窑址还没有确认或是发现，但可以确切地说，在唐代的南方确实也烧制青花瓷我认为先有的南方的青花瓷，后有的北方唐三彩的钴蓝 ，它不会因我们没有确认或是被发现而就不存在；只因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彻底的认识唐青花的本来面貌，而无法确认在南方唐代青花瓷的窑址。
不光是唐青花瓷的窑口问题，宋代的青花瓷是否也存在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有宋代青花瓷。我正在探讨研究，进行排比唐代青花瓷的釉和宋代青花瓷的釉的老化与裂变的特性、特征，以至规律，因实物太少，进行得很困难。但是可以确切地说，宋代有青花瓷，揭开宋代青花瓷的面纱也为期不远了。一件经波普仪器测试过而定为宋代的青花瓷，它的釉子的老化和裂变与唐代青花瓷釉子的老化和裂变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已经经过对比研究，发现了它们的一些特性特征，还要花大力量找出它们的规律。这正是从唐青花到宋青花延伸的脉络，一步一步的我们会搞清楚的。并且我们可以大胆的说，我们现在认为是元青花的瓷，有些也是宋代的。这也许有很多人接受不了，就像有些人很难接受有“秘色越器”和唐宋“青花瓷”一样。今后会用科学的测试仪器证明我们所研究的成果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毋庸置疑的。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研究探讨陶瓷就是在研究探讨祖国文化的发展史。尤其是唐宋时代的青花瓷，又是釉下彩，它本身就是制瓷工艺文化的历史。它本身就是一部唐宋时代制瓷工艺文化的史诗。
秘色窑址 秘色瓷
即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的浙江余桃上林湖越窑。秘色之名始见于晚唐徐寅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唐人对此未加注释；南宋赵德麟《侯鲭录》释为：“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
简介
所谓"秘色"，据宋人解释是：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控制了越窑窑场，命令这些瓷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所以叫"秘色瓷"。如赵麟在《候鲭录》中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立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谓之秘色"。但有人认为，"秘色"并非神秘之"秘"，也不是统治阶级所专有的意思，而是当时人们对青瓷那种色样之统称，就像晋代称青瓷为缥瓷一样。而日本的古陶瓷研究者认为：秘色即翡色，秘与翡乃一音之转。
关于秘色瓷的质地和色泽，清人说是"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从出土的典型的秘色瓷看，其质地细腻原料的处理精细，多呈灰或浅灰色。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器型规整，施釉均匀。从釉色来说，五代早期仍以黄为主，滋润光泽，呈半透明状；但青绿的比重较晚唐有所增加。其后便以青绿为主，黄色则不多见。
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瓷碗、瓷盘、瓷碟，从“地宫宝物帐碑文”中得知，原来它们就是“秘色瓷”!这些秘色瓷色泽绿黄，晶莹润泽，尤其是其中两个银棱秘色瓷碗，高7厘米，口径23．7厘米，碗口为五瓣葵花形，斜壁，平底，内土黄色釉，外黑色漆皮，贴金双鸟和银白团花五朵，非常精美。这才让今人一睹秘色瓷的风采。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专用瓷——秘色瓷，是世界上发现有碑文记载证实的最早、最精美的宫廷瓷器。
这些秘色瓷器的发现在我国陶瓷史考古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为鉴定秘色瓷的时代和特点提供了标准器。
历史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信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秘色瓷
越窑青瓷中的特殊品种。“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以后在有关杂史、诗文、笔记中屡有出现。如五代徐夤诗《贡余秘色条盏》、宋人曾造的《高斋漫录》、周辉的《清波杂志》、赵令畤的《侯鲭录》、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庄季裕的《鸡肋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由于记述不—，后人对“秘色”一词的理解产生分歧，莫衷一是。随着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今人对秘色瓷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中有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刊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称这类瓷器为“瓷秘色”，遂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这批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八棱瓶，其造型、釉色与1956年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淑尊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八棱瓶相似。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查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时，曾采集到同类八棱瓶残片、由此可推断、秘色瓷始烧于唐咸通年间，其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在唐代系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至于五代吴越国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来看，应为专供贵族、官僚使用，由官府监制的越窑贡品。宋中期以后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分析，泛指类似越窑的青瓷。
“祭红”与“秘色”
清乾隆皇帝是位杰出的艺术品鉴赏家，他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赞美“霁红”云：“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由此可见，“霁红”的色泽不同寻常。
“霁红”别名“祭红”，又名“宝石红”，俗称“人造红宝石”。“祭红”一词的由来，缘于一个故事。在明代宣德年间，宣宗皇帝偶遇一件白瓷，发现白瓷的釉面被染成红色，且色泽鲜艳夺目。于是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立即烧制这种红色釉瓷器。然而，要想烧出纯正的红釉异常艰难。正当窑匠们屡烧不成、一筹莫展、大祸就要临头之时，一位窑匠的女儿在梦中得到神仙指点，只要她投身到熊熊烈火的窑炉之中，以血染釉便可烧成。于是她便舍命入窑，从而满窑瓷器的釉面皆呈红色。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制瓷业献身的烈女，特把宣德时期的“红色宝石釉”命名为“祭红”。
而“秘色”之名，则是当时诗人叙述特色釉的“潜台词”。“秘色”一词的由来，既符合逻辑，也可进行重复性试验予以求证。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中的“九秋风露”与“千峰翠色”是因果关系。进一步说，当初越窑工匠是采用“秋露”湿润的松木柴作燃料，才烧成“翠色”的。“夺”字则点明烧成“翠色”犹如“夺隘攻关”之难。“千峰”的意思，完全与“一窑博烧百不同”雷同。陆羽《茶经》中所说的“越瓷类玉”，指的是“秘色越器”外表的“翠色宝石釉”；“越瓷类冰”则是指“秘色越器”内壁的“无色透明玻璃釉”。
“祭红”与“秘色”两者釉的质地，既非“石灰釉”，也不是钾钠含量较多的“石灰碱釉”，而是以石英为“骨架”、釉厚如脂、宝光内蕴的“宝石釉”。
“祭红”与“秘色”的烧成温度、烧窑工艺、所用燃料（松木柴）、窑内气氛（强还原焰）等条件基本相同。就“祭红”与“秘色”的差别而言，可谓“一色之差”，即前者是红色，后者是翠色。换句话说，“祭红”的呈色剂是氧化铜；“秘色”的呈色剂则是氧化铁。
秘色瓷器的研究
关于秘色瓷器在90年代已在各地召开过多次的研讨会，但最有影响应算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不术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古陶瓷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将对越窑秘色瓷乃至中国古陶瓷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在会上发表了《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有9个方面。
1·制品的产地讨论
秘色瓷的产地在何方？这在过去是十分明确的。唐代以来的文献都明白无误的记载了产地在浙江的越窑。自从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有的学者认为南方、北方都有秘色瓷有应产自浙江，它们可能属于北方地区烧造。有的甚至认为其产地可能就在陕西地区。其原因是法门寺秘色瓷烧造质量很高，釉色青绿，与常见的越窑青瓷存在着区呷。有的研究者还说，陕西古代生产的青瓷其特点为“类余姚县秘色”，因而这批瓷器很可能产自陕西。但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法门寺秘色瓷产自浙江的越窑，来自陕西的学者也多持这种观点。由于经过了各地运到沪地实物的对比研究，因而也获得了不少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如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在会上指出，法门寺秘色瓷釉面多见有稀疏的黑点子（常称为“落灰”），在越窑瓷器尤其是上林湖采集的标本釉面也常见这种黑点子。不少学者通过书面文章和发言，进一步论述了法门寺秘色瓷为上林湖越窑烧造的事实，从烧造工艺、制作特点和科学分析多方面加以证论，受到了与会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通过这次会议，上林湖越窑说，可以说已占主导地位，越窑、秘色瓷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应当说为时不远了。这个事实的出现不是新观点的产生，也不是千百年来“越窑秘色瓷”的文献概念，它是经历了学术界重新研究，讨论后得出的全新概念。
2·秘色瓷器的概念
什么是秘色瓷？秘色瓷的范围有多大？哪些瓷器属于秘色瓷？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是秘色瓷的概念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讨论中，一此国家和地区及国内代表的论文和发言，基本上还是按各自习惯理解这一概念。提议较多，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 越窑瓷与秘色瓷划等号，越窑瓷就是秘色瓷、秘色瓷就是越窑瓷。
第二， 秘色瓷专指那种釉色青绿的越窑作品。
第三， 艾色和青绿釉色的越窑作品都是秘色瓷，只要这些作品在秘色瓷烧造时间的上下限以内都可算入。
3·秘字含义的探索
秘色瓷之“秘”究竟含何意？这在过去就存着不同看法，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多了。会议期间，许多代表撰文或发言认真地进行了讨论，从古文献中关于“秘”字的含义到唐代秘色瓷之名的由来，从陆龟蒙的“千峰翠色”到法门寺秘色瓷的青绿釉色，论点颇多。有的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有的觉得秘色是一种“香草色”，也有的说秘色实为“碧色”。此外，还有神秘色调和神秘、珍奇和本身色调的混称等等。归同乡会起来，持“香草色”的说者较多；“稀见之色”说者颇有见地；“碧色”之说论据也较充分。总之，对“秘”字含义的认识，集中到一点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指的是釉色，至于究竟属哪一种色调 ，还有待于进一步统一。
4·秘色瓷性质
有关秘色瓷是官窑还是贡窑所烧的问题在会上展开主讨论。法门寺秘色瓷属上林湖越窑焙烧，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唐代上林湖越窑秘色瓷是官窑不是贡窑所烧？有的代表回顾以往对越窑官瓷烧造性质研究时，提出了“官窑论”、“官监论”和“官搭论”三种不同观点。也有的代表提出了唐代为贡窑、五代已成为官窑的观点，从政治体制的变更等方面来判断这一窑场的性质的转变。也有的代表认为唐、五代、北宋烧制秘色瓷的窑场不是官窑而是贡窑，因为唐代已明确有贡窑，而五代、北宋秘色瓷窑场很多，慈溪、鄞县、上虞均有，这么多窑场单靠官窑力量创办是不可能的，历代文献也没有越窑设官窑的记载。另外，器物本身刻铭表明了其贡窑性质，器物上“官”、“官样“等文字的出现证明了它们不是官窑而是兼烧贡瓷或官用瓷的民窑。还有的不者提出了上林湖贡窑是什么性质，它算不算官窑的问题。有的不对嘉靖《余姚县志》中提到的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的说法作了探讨，并对其中关于育龄代是否置官监窑问题提出了质疑。还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出宋官窑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真正的官窑是否在北宋时期的疑问。收于会议主题是越窑秘色瓷，因而官窑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5·秘色瓷烧造上限
有的代表认为，秘色瓷始烧于9世纪50年代之前，浙江宁波和义路唐大中二年（848）一批越窑作品即是这时期的产物。许多代表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为唐咸通十五年（874），而以绝对烧造上限为咸通十五年前。还有代表从烧成运输等方面推算，法门寺秘色瓷至晚在咸通十三年已经烧在，因而其上限应是咸通十三年（872），有的代表甚至列出了上林湖出土的咸通十三年青瓷残器（在大批匣钵中），从而也得出了法门寺秘色瓷在咸通十三年春天已经烧成的结论。有的代表认为，法门寺秘色瓷的烧造 质量、制作特点不尽相同，可能是分批烧成，因而烧制年代可能有早晚之分。不有的代表把西安唐咸通十二年张叔尊墓出土的八棱瓶看成最早的秘色瓷。
6·关于秘色瓷分期
一些代表对越窑秘色瓷的烧造进行了划分，主要有下述三种分期：
第一种，越窑青瓷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初唐至晚唐是开始时期。第二阶段为9世纪中叶的晚唐至五代，秘色瓷烧于这一时期。第三阶段是吴越降宋以后。
第二种，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为晚唐时期，以法门寺和钱宽墓出土器物为代表。五代为中期，以钱元瓘、钱元玩墓和苏州吴县七子山出土物为代表。北宋肖期至晚期，晚期以宋大宗元德李后陵、辽陈国公主墓、韩佚墓等出土物为代表。
第三种分期分得最细，第一期，唐元和朝（806—820）前后，秘色瓷开始烧造时期。第二期，大中、咸通朝（847—873），其间分两段，大中朝段以宁波和义路出土器物为代表，咸通朝（860—873）段以法门寺出土瓷器为代表。第三期，光化、天复（898—903）前后，以吴越国钱氏家属墓出土物为代表。五代天福、开运和广顺（936—953）前后。 以文穆王钱元瓘及其次妃吴陪葬品为代表。第四期为北宋太平兴国至咸平朝（976—1003）前后。第五期亦即最后一个时期为咸平至熙宁元年（1003—1068），这一时期是秘色瓷衰落到停烧阶段。
这三种分期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理由，以第三种论据较充分。
7·关于八棱净水瓶
有的学者提出了法门寺八棱瓶是否属于秘色瓷的问题。由于八棱瓶未现其它秘色瓷存放一处，《衣物帐》也未记载，因而不能算作明确的秘色瓷，但肯定是上林湖越窑烧造。曾经参加过发掘工作的代表则肯定八棱瓶是秘色瓷，由于八棱瓶出土时内装有佛教五色宝珠29颗，瓶上有一大珠覆盖，这样的陈放式肯定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这件作品符合秘色瓷应具备的式样、釉色、御用等三大基本要素，而且它肯定来自宫廷，因而把它排挤出秘色瓷行列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来自发掘现场第一手的材料过去鲜有人知，发掘报告也未写明，因而使人们只能从现象上分析。会议期间，了解了前因后果后，使代表们更进一步掌握了秘色瓷出土的背景材料，从而使原有的观点得到了补充或修正。
还有不少代表认为，法门寺八棱瓶同上林湖窑场发现的那些八棱瓶残器风格相似，有的则认为完全相同，因而肯定是越窑烧造，有的还肯定是同一窑场烧造甚或出自同一人之手。还有的则认为各地出土或传世的八棱瓶大同小异但不完全一样，虽可肯定均为越窑烧造仍就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注意区分其不同风格。
8·五代越窑的地位
不少学者提出五代越窑以全国制瓷业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经过唐代数百年的烧造，五代越窑烧造瓷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现在所见越窑秘色瓷以五代产品为最佳。由于五代越窑产品质量优异，受其影响，南北各地许多窑场予以仿烧，对这些情况应引起进一步重视。有的代表就五代越窑的烧造和各地发现的仿越窑产品进行了探讨，从工艺上和科学测试数据等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五代越窑烧造技法和对各地青瓷窑业的贡献。
9·秘色瓷质量等级
有的代表提出，历代的秘色瓷应当有一个产品质量和使用等级的问题，因为有是所有秘色瓷都是优质产品，其间也有质次产品，而且不一定所有秘色瓷都是皇帝使用的，这王所用秘色瓷是最上等的质量最高的产品，公侯、贵族的可能差一些，那些质次产品也为一般文人阶层使用。
【陶瓷文化】秘色瓷
越窑青瓷中的特殊品种。“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以后在有关杂史、诗文、笔记中屡有出现。如五代徐夤诗《贡余秘色条盏》、宋人曾造的《高斋漫录》、周辉的《清波杂志》、赵令畤的《侯鲭录》、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庄季裕的《鸡肋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由于记述不—，后人对“秘色”一词的理解产生分歧，莫衷一是。随着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今人对秘色瓷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中有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刊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称这类瓷器为“瓷秘色”，遂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这批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八棱瓶，其造型、釉色与1956年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淑尊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八棱瓶相似。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查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时，曾采集到同类八棱瓶残片、由此可推断、秘色瓷始烧于唐咸通年间，其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在唐代系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至于五代吴越国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来看，应为专供贵族、官僚使用，由官府监制的越窑贡品。宋中期以后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分析，泛指类似越窑的青瓷。（见下图）
秘色瓷图片及价格
秘色瓷是中国古代越窑名窑中进行朝廷供奉的一种特制的瓷器，简称为“秘瓷”。釉色以及制作工艺那是尤为的保密，独特的釉色瓷就是在其釉中加入了药粉的配方，烧制出的瓷器成色较为的稳定，除了皇室的成员之外，其他任何人是没有权利进行使用的。对于见过秘色瓷的人对于它的形容都是美轮美奂、无与伦比的美丽来形容它，可以说它就是千年瓷器研究不透的谜。秘色瓷的特殊就是在于其釉料的生产以及瓷器的外表“如冰”、“似玉”的艺术效果，釉层特别的薄，釉层与胎体之间的结合尤为的牢固，因此成名。
秘色瓷除了配方较为的独特之外，其瓷土、釉色、温度都决定了它最后的成品。秘色瓷釉中相当部分的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呈现为较为纯净的青色，而还原气氛较弱的，则呈现为青中泛黄的色调。瓷土的提炼可以达到“玻璃化程度”，专门粉碎、淘洗、腐化、捏练等工艺的过程都是经过层层检验通过的。
釉色上的提纯，主要是除去了釉料中的则是，并且改良了之前的施釉方式，进行了通体施釉以及支钉架器的方法；秘色瓷的烧造是不同直接接触炉火的，通过釉水来进行密封，通过对于炉温的控制，使其呈现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
作为皇家专供的瓷器，除了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同时还具备非常强的实用性功能，两者之间进行了较好的融合。
“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是来形容秘色瓷的质地及色泽的，从其出土的典型秘色瓷上看，质地细腻的原料以及处理工艺的精湛，其色泽呈现为灰或浅灰色，器型较为的规整，光润度较高。
从五代早期上看，虽是以黄色为主，滋润度以及光润度较高，呈现为半透明状，而青绿的比重则是在晚唐时期进行了大量的烧制，黄色烧制量逐渐的减少。对于秘色瓷的造型装饰前期较为的简单，主要是根据皇室对于工匠师的要求进行烧制，有刻花、划花、人物、动物、花卉、鱼虫等出现，内容较为的丰富以及工艺较为的精湛。
作为越窑中专供于皇室的秘色瓷，在其质地以及光润度、色泽的工艺上成就较高，在纹饰造型上看，将生活以及想象进行了完美的融合。烧制量较少，是平民百姓无法得到或亲眼目睹的，足以可见它的地位之高。现今出土的秘色瓷保存较为的完整，以及花纹贴金花鸟等出现仍是非常好的成色，足以可见它的工艺之高。
越窑秘色并不神秘
这件唐五瓣葵口凹底秘色瓷盘，造型大方，古朴典雅，瓷色青中泛白，温润而透明，如冰似玉。其高9．4厘米，深7厘米，口径21．4厘米，重6．7克，足高2．1厘米，底径9．9厘米，腹斜下收，素面无纹，式样别致，打破了以往拘谨呆板的造型，使瓷器呈现出活泼多样的风格，实为罕见的珍品。
唐王朝（公元618－907）历时290年，其间大多时间国泰民安，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更为后人称道。社会环境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对瓷业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两晋南北朝及隋代瓷业的良好基础上，唐代的瓷业可谓“更上一层楼”。当时北方邢窑所产的白瓷与南方越窑为代表的青瓷比翼齐飞，“南青北白”就是陶瓷史上对此时瓷业发展特点的高度概括。
尽管当时出现了“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局面，但青瓷在唐代仍占主导地位，越窑青瓷依然是当时青瓷最高水平的代表。越窑瓷瓷质细腻，釉层均匀，浑厚滋润，釉色翠莹，造型典雅，纹饰精美。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连清代的乾隆皇帝也赋诗咏叹：“李唐越器人间无。”唐、五代越窑青瓷中最被人赞赏的是“秘色瓷”。何为“秘色瓷”？唐、五代及宋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有一种说法原来较为流行：五代吴越国王钱缪命令烧造瓷器专供钱氏宫廷所用，并入贡中原朝廷，庶民不得使用，故称越窑瓷器为“秘色瓷”。但亦有许多学术界及专业人士在著述中提出异议：“秘色”唐代已有之，非始于吴越钱氏也！所以“秘色”究竟为何颜色，千百年来人们议论纷纷，各执一词。1987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的唐代地宫里，发掘出16件越窑青瓷器，同时在记录当年法门寺塔皇室供奉器物的账单上，这批瓷器明明白白记载为“秘色瓷”。这批“秘色瓷”两件为青黄色，其余釉面青碧色，晶莹润泽。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这一铁的事实，澄清了陶瓷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同时有力地说明了“秘色瓷”在唐代就有烧造，五代时达到了高峰。由此可见，很长时间内人们难识“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部分原因就是被这个“秘”字搞得“神秘化”了，实际上“秘色”是指稀见的越窑青瓷葱碧艳美的釉色，“秘色瓷”最初就是指唐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古代“秘色”之谜剖析》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古代“秘色”之谜剖析》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怎样鉴别秘色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