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绿釉瓷器。
唐，巩义窑绿釉小壶，高5.8cm，口径3.3cm，足径3.9cm。
壶敞口，圆唇，短颈，扁圆腹，平底。肩部一侧置短流，对应的一侧有连于口与肩的柄，柄上下端各有一圆形装饰。施釉不到底，露胎处呈白色。
此壶造型小巧圆润，具有巩义窑器物的典型特征。此窑还生产这种造型的茶叶末釉、白釉、黑釉小壶。
壶
盛酒器，亦可盛水。《仪礼·聘礼》：“八壶设于西序”。注：“酒尊也。”《周礼·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注：“盛水器也。”殳季良父壶铭：“用盛旨酒。”伯陭壶铭：“用自作醴壶。”都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壶在青铜礼器组合中的用途。青铜壶的制作上起殷商，下至秦汉，商代前期方壶较少见，随着时代的变迁，形制也不断变化，大多为圆形。
亦为瓷器主要品种之一。瓷制壶自汉代开始流行，器型多样，用途有多种。常见的有西晋的扁壶，三国至隋的盘口壶、唾壶、鸡首壶，辽的鸡冠壶，元、明的多穆壶、僧帽壶以及沿用至今的酒壶、水壶、茶壶、卤壶等。
巩义窑
巩义窑窑址在河南省巩义市。该窑创烧于隋代，唐代有很大发展，以烧白瓷为主，也烧造三彩釉陶及黄绿釉、蓝釉陶器。唐开元时期这里曾一度为宫廷烧造贡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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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沙窑青釉绿彩草叶纹油盒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窑场之一，产品遍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其装饰新颖、器类丰富，为唐代瓷窑中的翘楚。瓷盒是长沙窑产品中的重要门类，多用作妆奁用具，如镜盒、粉盒、油盒等。其中油盒是用于盛装头油的器皿，本文就来介绍一件唐代长沙窑青釉绿彩草叶纹油盒。
这件长沙窑油盒（图1），通高5、口径5.2、足径9.8厘米，20世纪50年代合肥市北门外高河埂出土，现为安徽博物院藏品。此油盒由盒盖（图2）与盒身（图3）组成，通体施青釉，釉面有开片。盒盖与盒身作子母口扣合。盒身为直壁圆筒形，底部略凸起，盒身上部为隆起的穹形，敛口。盒盖残缺一块，修复，盖面以绿彩绘几片草叶纹图案，装饰风格简洁明快，具有长沙窑一贯的风格特点。
长沙窑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窑址主要分布在石渚湖周边的山岗。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中发现器上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字样。《全唐诗》中有李群玉诗《石潴》：“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描写了当时石渚湖畔陶瓷器烧造的壮观景象。因此，近年来学者们认为唐代长沙窑当时可能被称为“石渚窑”。
长沙窑以彩装饰为最大特色，在唐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常见的有褐彩、绿彩、褐绿双色彩，亦见有少量的黄彩、蓝彩等。研究者认为长沙窑的彩装饰技术的源头可能来自河南巩义窑等窑场，如唐三彩、唐青花等。“安史之乱”后，中原人避乱南迁，河南窑工们将他们用彩的习惯与技术带到了湖南，并进一步创新，形成了长沙窑丰富多彩的彩绘瓷。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梳妆，发式的造型与美化是重要一项，很早妇女们就已懂得用油脂来润发，唐代时梳妆用的头油即以此类敛口瓷盒装盛。唐代《南海寄归内法传》提及瓷、漆器时，有“瓷若油合”的记载，“合”通“盒”，当指瓷质的油盒。
在长沙窑生产的油盒中，也有不少盒盖上彩书“油合”的自铭。如1978年长沙窑窑址上出土有两件盒面书有“油合”二字的青釉盒；镇江、徐州等地考古发掘中也都出土过书有绿彩“油合”的长沙窑青釉盒；上海博物馆、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亦收藏有长沙窑“油合”款青釉盒；最有意义的是2008年扬州凯运商业广场工地唐代墓葬出土的长沙窑青釉褐彩带流盒，盒盖上褐彩书“油合”二字，这件油盒最大特点是盒身一侧带流，进一步说明盒内盛放液体。
由于众多这类敛口盒有“油合”自铭，可以确定它们的用途是盛放梳妆用的头油。这类瓷盒盖合时看上去与一般的瓷盒无异，而打开盒盖，便可发现盒身上部隆起呈穹形，这可以增加油盒的容积，同时作敛口，比一般盒口小很多，则可以减少油脂的挥发。这也充分表明此类穹形敛口盒盛装头油的功能。
唐绿釉盘口唾器辨
绿釉盘口唾器，高１２．５、腹径１２、底径８．５厘米，红色陶胎，墨绿色釉。盘口，壁较厚，唇口外沿加大平出，束颈，扁圆腹，肩腹之间饰弦纹二条，足端宽平呈玉环形，底有１厘米细条形支痕三处。此器同唐三彩一样属于低温铅釉陶器，由于其釉色明亮迷人，胎釉结合紧密，不失为一件釉陶中的精品。现藏乾陵博物馆，为征集品。
通常人们多认为此类盘口唾器是隋唐时期的产品，但其具体是什么时期的产品呢？首先从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陶瓷词典》唾器条知唾器即唾壶（唾盂），因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所出有“女阴侯唾器”铭的漆唾器而名；唾壶为卫生用具，以青瓷为多，亦有墨瓷及白瓷等制品。三国、晋初早期赵窑已大量烧制，器型为大口，圆球腹，高圈足，其形似尊，以后逐渐演变为盘口、扁圆腹，平底或假圈足。南朝时，有的还配以盖和托盘。唐、五代南北窑场均有烧造，口沿多呈漏斗形碗状。宋代龙泉窑、越窑、定窑都有完整器皿传世。查《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１１期《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可见青瓷唾器三件，其一高２０厘米，大口外撇，束颈粗短，圆腹，肩腹部饰凹弦纹，圈足高而外撇，足墙外壁下端饰凸弦纹一周；余两件分别高１０厘米和１１百米均为浅盘口，壁较直，束颈粗短，假圈足较低。从上可知西晋时南方生产的青瓷唾器确实为大口、圆腹、高圈足，亦有浅盘口、低圈足者。又南京博物院《南京童家山南朝墓清理简报》可见高１１．８厘米的青瓷唾壶，盘口较直，扁圆腹，饼足微上凹，并有四个支点印，与南京汽轮电机厂东晋墓和吕家山东晋墓所出相同。潘知山《浙江瑞安梁天监九年墓》（５０３年）可见瓯窑青瓷唾壶，盘口微外撇，扁腹，假圈足微向下凹，底较厚，外底面刮三角形凹槽一圈。李启良《陕西安康地区出土的青瓷器》可见南北朝唾盂一件，高１６．８、口径８．１、腹径１４．１、底径１１．５厘米。该器系紫阳县前河南北朝墓出土，后征集，其盘口较小，壁较直，束颈高而稍细，圆腹，饼足厚约２厘米，胎质灰白，蛋黄色釉，析晶明显，有可能是晋未至北朝初期的产品。由上可见南北朝时期唾器多为盘口，腹由最初的圆形转变成扁圆形，一部分底足较厚。以上唾器皆为青瓷器型也与乾陵博物馆藏唾器有明显差异，完全可以否定它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产品。
范凤妹、吴声红《江西出土的隋代青瓷》录有唾壶三式，有盘口、敞口之分，盘口有带盖者，并确认圆饼足的早于宽边矮圈足的。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可见开皇九年（５８９）墓唾盂二件，其一高１４．８、口径１３．５、底１１．８厘米，盘口微外侈，鼓腹，束颈，盂盖套入口沿内，为米黄色；另一件高１４．４、口径８、腹径１２．５、底径８．５厘米，盘口，束颈饰弦纹三道，肩部并列弦纹四道，扁圆腹，平底，酱釉，其器型与乾陵博物馆藏唾器相似，只是盘口较宽而浅，唇口外撇并不平出。曾亿丹《洛阳发现郑开明二年墓》（６２０）可见白瓷唾壶，高１１厘米，盘口，壁外撇，扁圆腹，矮圈足，具有隋开皇九年舍利墓盘口唾盂的部分特征，如盘口较浅，盘壁外撇，唇口较薄。《考古》１９７８年第３期《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可见显庆二年（６５７）墓唾盂２件，其一高１１、口径８．５厘米，腹部扁平，圈足，内外施白釉，底部露胎；另一件高１１厘米，腹较高，平底实足，釉有碎纹如毛的开片。通过对比器型，可见乾陵博物馆藏的绿釉唾器与张士贵墓唾盂非常相似，如盘口较深，盘壁较直，唇口外沿加大平出，颈部与隋相比较矮，玉环形足。又经对比唐永泰公主李仙莆神龙二年（７０６）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陶瓶，可见二者唇口外沿突出，具有相似特征。查其胎釉结合的紧密程度、腹体的薄厚及疏密程度、釉子的薄厚及光泽、再与乾陵陪葬墓出土唐三彩的釉质、胎体对比后，笔者认为乾陵博物馆征集文物——绿釉盘口唾器是唐高宗、武后时期的器物。
当然，以上所谈主要是从器型上来判断乾陵博物馆藏绿釉唾器的时代，如盘口的深浅程度、唇口的特征、玉环形足等，由于笔者接触到的实物较少，所了解的资料也很有限，作出的结论难免有不确之处，这些都请大家注意和给予指正。
清早期漳窑绿釉弥勒
世人对漳窑器的轻视和误解，是由来已久的。殊不知漳窑器乃是和德化窑、潮州窑鼎驰并列的华南三大窑系之一。漳窑器创制于明朝前期，原始瓷器则可追溯到青铜器时期，因漳州临海，在宋元时期已经成为华南地区外销瓷的重镇。正是在这个时期，漳窑器许是被两宋繁华精绝的烧瓷技术所影响，积累了丰富的瓷器文脉和烧制技术。在艺术风格上，漳窑器终于在明朝初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潮州窑、德化窑不同的是，最早的漳窑器选择的是釉面呈现米黄色冰裂纹的各种生活器。这也是延续了其受宋元瓷器型古朴大方，不求繁复的特色。由宋及明，历经数百年文化熏染及海上贸易的活跃，漳窑器造型古拙、线条优美、风格典雅，不仅在器型上比较别致，但不失实用，同时在早期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的沿海诸地，漳窑器不仅能够满足明清士绅的审美趣味，同时也能满足其生活需求和猎奇思想。由此开始，漳窑器开始迅速崛起，开始与德化、潮州器并驾齐驱，可称为瓷器界的“华南三剑客”。
如图所示这尊清早期漳窑绿釉弥勒，尽管此物并非漳窑器常见的米黄色冰裂纹器皿，而是采用露胎绿釉，但是从整体用釉上还是可以看出较为明显的米黄色釉，这种绿釉点缀使得弥勒形象更加立体古朴，大腹便便，又憨态可掬。常有人将漳窑器与德化窑相比，评价漳州窑之轻率、粗陋，其实此为见仁见智之举。概览中华瓷器史，任何窑口的崛起与辉煌，都是一个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且独树一帜的过程。漳窑之于德化，确实是有模仿德化的成分，但囿于烧制艺术以及瓷土、釉料、工艺、匠人等多方面原因，并不能完全呈现德化之“白”，却阴差阳错留有漳窑之“米黄”。这种风格的诞生似乎和“开片”的传说一样流于传说。但是在瓷器烧制中，诸多“三分人作，七分天成”的魅力，似乎也为漳窑的诞生埋下伏笔。
漳窑器自此打开一扇崭新的大门，在明清风起云涌的波澜史上，可能随郑和下西洋便览东南亚风光，也似乎随着葡萄牙、西班牙海上贸易的兴起而游走欧亚。从考古发掘的成果分析，漳窑器多器型主要有碗、盘、碟、杯、壶、罐、瓶、炉、瓤、尊、佛像等铜礼器、文房用具及日用生活器皿。通过诸多比较可以发现，漳窑器中陈设供器类最为讲究，也是艺术成就最能彰显的地方。其观音、弥勒等人物雕塑十分精美，从此绿釉弥勒便可见一斑。
漳窑器与德化瓷、潮州瓷地处华南，各在一隅，有竞争也有磨合，从实际情况上看，德化白瓷的艺术成就难以企及，漳窑之早期“模仿”也难得其神，因此也从潮州器上借鉴了其青黄釉的特色。所以漳窑器长期寂寂无名，甚至被海外收藏者误认为“汕头器”，都是因为其家传“绝学”底色繁杂的缘故。但博采众长且风云际会者，终会有机会独领风骚。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明廷势力在海上的衰退，民间贸易开始兴盛。且在清朝中期之后，由于德化瓷在“白”之外，潮州窑在“青白釉”之外，又开始钟意“青花”烧制，是以给了漳窑器米黄器、米黄点绿釉器的机会，漳窑器开始自成一家，开山立派，开启了瓷器史上自己的“黄金时代”。
长沙窑釉下彩绘瓣口盘(唐)
唐长沙窑釉下彩绘瓣口盘
长沙窑:
中国的陶瓷技术和工艺到了唐朝已经达到第一个高度。以后各朝所创造的陶瓷新品种，在唐朝都可以寻找出渊源和雏形。过去人们总是认为唐朝炻器有唐三彩瓷器，北方有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南方有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秘色瓷。地方窑口有四川的邛窑，湖南的岳州窑，浙江的越州窑，安徽的寿州窑等等。
从唐代的历史发展看，其早期和中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陶瓷业出现发展兴隆的局面，正所谓，南有青瓷，北有白瓷。陆羽《茶经·皿之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一作次 ，寿州，洪州次。”就说明当时各地瓷业兴旺。到了唐代晚期，政治腐败，战乱不止，特别是天宝间，“安史之乱”给中国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活下来的人大批南迁，形成“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又“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大批北方工匠的南迁也给长沙窑提供大量的人才。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周围，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沙窑受唐三彩和波斯、大食、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北方唐三彩工艺技术，随着人口、经济、文化的南移而带到长沙窑区，而唐三彩常见的流动浸润式彩釉和模印贴花装饰工艺到了长沙窑就以新的形式——高温釉下彩的面貌再次出现。
黑釉执壶(唐)
唐 黑釉执壶
规格:高24.1cm，直径22.8cm
黑釉瓷是十分重要的一类瓷器，烧造历史稍晚于青瓷。东汉墓中已有黑釉罐出土，而江浙一带东晋、南朝墓葬也屡有黑釉瓷器发现。在唐代，黑釉瓷烧法比较多，几乎出白瓷、青瓷的窑场多有烧造。因为黑釉含铁、钛量比较高，且变动范围大，说明它对原料的适应性较强。黑釉与青瓷、白瓷在成分上的区别主要在于含铁量的有无或多寡，以及氧化还原烧成上的一点差别，这就较有利于黑釉瓷的生产与发展。
执壶又称注子、注壶、偏提、汤瓶。基本造型是敞口、溜肩、弧腹、平底或带圈足，肩腹部安流口，腹部间安执柄。它盛行于唐中期至宋，在其他朝代也有发现。唐中期的执壶壶流较短，作六角形、八角形或圆形。五代时壶流与执柄开始加长。宋代变得瘦长，常见作瓜棱形。唐、宋时越窑、长沙窑、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烧制较多。
从器型上说，执壶略似鸡首壶，它所盛行的唐中、晚期，鸡首壶已渐渐消失。两者虽都是盛水物，但执壶可用于点茶，即将茶末放在碗内，再将执壶中开水冲入碗中。此法起于晚唐而盛行于宋。为点茶之需，嘴越做越长，后来呈曲流状。（
孔雀绿釉碗
孔雀绿釉碗，一种呈色翠绿透亮似孔雀羽毛的低温色釉，又称翡翠釉、吉翠釉，最早见于宋代磁州窑，以铜为着色剂，釉色有深、浅两种。
孔雀绿釉碗撇口，弧壁，瘦底，圈足。无款。碗内壁及圈足内施青白色釉，外壁施孔雀绿釉，近足处暗划仰莲瓣纹。此碗虽未署款识，但其典型的正德宫碗式造型和器足内施淡青白釉的特征表明其为正德官窑器。
明代正德时期孔雀绿釉的烧制达到鼎盛阶段，色泽青翠鲜艳。清代康熙年间孔雀绿釉极为盛行，釉色深重葱翠，也有的色浅淡而鲜艳。其釉面薄厚不同，但均开有细碎纹片。这个孔雀绿釉碗就是明正德官窑瓷器。
明正德，高6.6cm，口径16.2cm，足径6.5cm。
瓷器中的绿釉
绿釉是一种绿色粉末陶瓷低温颜料无机颜料,主要用于陶瓷表面上色。绿釉属于单色釉，绿釉早在汉代陶器上就已出现，唐三彩、辽三彩及宋代磁州窑、定窑中也均有绿釉陶瓷制品。明代之前所有的绿釉都呈深暗青绿色，没有达到亮翠的程度。绿釉分为瓜皮绿釉和松石绿釉。我国传统的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作着色剂，铜在氧化气氛中则呈绿色，属于铜绿釉。今天立秋，跟夏天说一声再见，绿色象征着夏天，介绍一下瓷之色绿釉。
绿釉的分类
1.按照颜色分为浅绿釉和松石绿釉
松石绿釉又叫秋葵绿，是清雍正时期创烧的绿釉新品种。现代配方系用硫酸钡、碳酸钙、硼酸等配制而成。其呈色为淡黄色中微微发绿，与绿松石色泽相似，故名“松石绿”。发展到乾隆时期就是十分流行的绿釉瓷器。
浅绿釉，明代以嘉靖时期较有代表性，釉呈瓜皮绿色，以追求莹润的效果。清雍正朝时新创一种低温淡绿釉，黄中偏绿，习称“秋葵绿”或“西湖水”。
2.按照烧造温度不同有高温绿釉和低温绿釉两种
高温绿釉中的郎窑绿，苹果绿；
清康熙时郎窑烧制的高温绿釉。郎窑绿是用含氧化铜石灰釉，在氧化气氛中呈现绿色，属于铜绿釉。有的呈色浅翠，有玻璃光泽；有的微绿而泛五色光、满布极细纹片，色泽莹澈，叫“苍蝇翅”。通常挂釉后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制而成，但由于工艺复杂，烧制温度极难控制，要烧出理想翠绿色釉面瓷器，成品率极低，所以存世量非常少，据传当时郎窑绿比郎窑红贵重十倍。
朗窑绿釉瓷鉴别
“苍蝇翅”
在釉下紧贴胎体处布满细纹片，俗称“苍蝇翅”。用10倍放大镜细看，在釉面上可见密集细小的小点点，我想这也许是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由釉内小气泡所形成。
“郎不流”
在器底近足处有一圈不过足垂釉，俗称“郎不流”，但垂釉非常自然整齐，似有一种釉流至底足前曳然而止的感觉，厚釉处釉色加深，呈现深绿色。
圈足
圈足呈泥鳅背，内墙为内弓，底足内施白中闪青釉，低款青花双圈足见。
器内
器内施青白釉，釉层较厚，无开片，其釉色与底足内白色闪青釉有较明显区别。口沿处有一圈明显粉白釉俗称“灯边草”。
低温绿釉中的孔雀绿、瓜皮绿和秋葵绿。
孔雀绿 孔雀绿亦称“法翠”，也叫翡翠釉或吉翠釉。釉色有深浅二种；深者色葱翠，釉内有细碎片纹，而且衬有酱白釉底，釉色鲜明艳丽；前者主要在彩釉中配合使用，如茄皮紫等釉器，常加上孔雀绿。若将孔雀绿敷盖于青花上，则青花色调变黑，颇有宋代磁州窑孔雀绿黑花的效果。
孔雀绿是一种以铜为着色剂的低温色釉，宋、元时期的民窑创烧，最早见于宋代磁州窑。明
成化时，景德镇开始在瓷器上摩烧单一的孔雀绿釉。其烧造方法有两种：一是以素胎直接挂釉烧制，釉面易开片剥落；一是在白釉器上罩釉烧成，釉面剥落者少。
唐长沙窑黄釉褐斑纽绳鋬执壶
楼钢说古陶瓷之十四
本栏目摘选自著名古陶瓷鉴赏家楼钢的著作《中国古陶瓷鉴赏手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古陶瓷的方式。
小洗口、短颈、圆腹、平底，肩与口之间以纽绳鋬相连，六角型短流，通体施青釉，釉色泛黄，口沿与流下饰有褐彩斑。底足无釉，显露灰白色胎。类似的标本在窑址也有出土，称为A型II式瓶。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名窑，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其独特的贡献。汉代时湖南境内就出现岳州窑，烧制青瓷，主产地在今湘阴境内的湘江边上。随着陶瓷制品越来越被民间所接受，岳州窑产区也逐步沿湘江向上游发展扩张，至隋唐间抵达现在长沙窑窑址铜官镇，并开始烧制新的陶瓷品种如釉下彩瓷器，这就是长沙窑。事实上湘阴岳州窑与长沙窑产区直线相距不足40公里，而湘阴与长沙分属不同州郡的历史很短（南朝至唐），同属一州郡的时间则很长（汉、晋、两宋及元明清），因此将岳州窑和长沙窑视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生产不同产品的同一窑系是正确的。
唐代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也是中国与海外诸国交流达到高峰的一个时代。唐朝政府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而对外贸易的执行主要集中在北线的陆路和南线的海路。北线陆路依旧沿袭汉代的丝绸之路，而南线海路则主要以广州港为最大的外贸港始发港。《旧唐书.李勉传》称李勉在广州任官时，“（初）西域舶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千余”。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写到：“671年（唐高宗咸亨二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到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唐德宗贞元八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继续成为穆斯林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唐僖宗乾符五年）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案：广州被黄巢起义军攻占为879年八月）”。由此可见，几乎终唐一朝，穆斯林商人都依托广州港进行商业贸易。安史之乱起，北方陆地交通阻塞，致使北方生产的陶瓷不能顺利南运，而此时湖南和广东境内大抵无战事，因此长沙窑承担了主要的陶瓷出口生产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沙窑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出口陶瓷生产基地。1998年~2002年在广州城市建设中出土了大量唐长沙窑标本（原唐代海运码头，现广州北京南路），许多标本带有明显的西亚伊斯兰风格，这就是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