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瓷砖。
王刚
1948年出生于辽宁，长于吉林长春。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节目主持人，一直主持北京电视台《收藏秀》栏目。
记者：您的第一件藏品是什么？
王刚：是一个鸟笼子。那是在我10岁那年，跟着父亲逛长春市一家古玩市场，我相中了那个鸟笼子，太漂亮了，真是喜欢。5块钱，在当时已经很贵了。我偷偷攒了好久的钱，终于买回了家，高兴。那个鸟食罐，很可能是康熙青花瓷呢。可惜啊，早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您对古玩收藏如此痴迷？
王刚：你想想看，天底下还能找出比收藏更美的事吗——每天让你玩着，欣赏着，由于它的存在，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同时，它还能保值和升值，一不留神就能发大财。除了收藏，我找不到第二件了。
记者：您面对一件官窑瓷器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刚：在一件艺术品面前，要有一颗满怀敬畏的心，这样才能免于浮躁。对于一件艺术品而眼，我们只不过都是匆匆过客而已。
记者：什么样的瓷器才具有收藏价值？
王刚：很简单，就三个字：真、精、新。前两个字比较好理解，就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意思。但这个“新”字，和很多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它主要指品相，几百年前的东西看着跟新的一样。刚入行的人往往误以为表面越老旧的东西越值钱，好像那样才有历史的沧桑感，其实并非如此。
记者：艺术品投资的最大忌讳是什么？
王刚：当你决定要真金白银地购买艺术品时，一定要用闲钱来投资。不能贪心，最好把收藏仅仅作为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方式。孤注一掷、拿出全部积蓄去赌一件藏品的做法，是艺术品投资中的大忌。
记者：您一直主持《天下收藏》(现在更名为《收藏秀》)，曾在一次演播现场当场砸碎赝品，如何解释自己的这一行为？
王刚：我砸那一下是敲击那些造假者、贩假者，同时也是敲一下我们自己“皮袍底下”小我的贪——这个东西值100万元，他才卖我10万元？可能吗？要小心，出发点就是这样的。我一个星期甚至敲自己两三下，“藏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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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藏品难得一见
李菊生的作品
近日，以景德镇瓷器为主的《排行》艺术收藏作品已经在广州白云机场戴斯酒店开始了首次展览，这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日。
据悉，这次艺术展汇集了我国当今顶尖工艺美术大师及教授的作品，如田鹤仙、王锡良、张松茂、李菊生、李进、戴荣华、王思怀、陆如、唐白强、熊钢如、何炳钦、舒慧娟、饶华军、胡忠胜等一大批老、中、青杰出的艺术家共500多件陶瓷精品。
其中还有一批1978年原景德镇艺术瓷厂生产的艺术粉彩瓷板。其中尤其是田鹤仙、王锡良、李菊生、李进、钟莲生、方复等大师和教授的难得一见的作品。
另外，在本次展会上还将同时展出我国顶级紫砂大师，如谢曼伦、储立之、刘建平、朱建伟、高建芳、徐元明、李芹仙、华健、尹祥明、范伟群、束凤英、鲍立安、吴扣华、刘文等的优秀作品400余件，也是广东收藏爱好者难得一见的世间珍品。（记者孟庆利，通讯员李凡）
晚清民国青花瓷地掷球
七八年前，我在美国一个每月开市一次的跳蚤市场上，看见一个正圆形的青花瓷球（图1）。但见：白中泛青的底釉与幽蓝的缠枝莲花，协调地布满球体。青花的发色和绘制风格，使我果断地判定：这是光绪至宣统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球。
瓷球是干什么用的呢？当时不知道。回国后，偶尔把玩之时，也揣摩着“这瓷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前不久，我在美国待了三个月。期间，我竟在一家带有慈善性质的二手货商店同时看见两个比前一个大的青花瓷球：一个是白地青花，球体对称绘出两个八角星，两星之间，绘出彼此相连的双线条菱形格纹，每一个格纹中部又绘出一幼芽状的纹饰（图2）；另一个是蓝地白花，九朵带叶牡丹以旋转状态协调地铺满球体（图3）。
三个青花球均是采用三角形支钉垫烧而成，小球有一明显的小孔；两个大球也有小孔，不过烧成后，小孔被白色瓷泥封闭了。
总之，三个青花瓷球体现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较高水平。
回国后，几个月来，我借助互联网用不同的方式搜寻相关资料，又联想到在美国社区公园经常看见的一项老人运动项目。现在，我可以明确地给三个瓷球作出如下鉴定结论：晚清至民国初年景德镇窑青花花卉图案纹饰地掷球。
何谓“地掷球”？
地掷球是一项既古老又年轻的体育项目，不分男女，老少皆宜，集休闲娱乐与高雅竞技于一身。
地掷球是双方运动员在规定的场地上用手投掷球进行对抗的运动项目。比赛在一块长26.5、宽4.5米，四周用高为25厘米的围板围成的沙土地或塑胶场地上进行。比赛用球有大球和小球两种，大球是比赛用球，小球为比赛的目标球，裁判员根据双方投掷的大球距小球远近来判断双方得分多少。（图4）
据史料记载，地掷球起源于五千年前的古埃及，可见其古老。随着岁月的流逝，地掷球运动不断扩展，由王公贵族到平民大众，由非洲到世界各大洲，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我国于1985年加入世界地掷球运动联盟。1986年12月地掷球正式成为奥林匹克项目。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而言，地掷球是一项年轻的运动。
但是，咱中国早在清末民初就为地掷球运动作出了贡献！
这是笔者研究的结论。
资料记载：最早的地掷球是石头做的，后来，改为橄榄木制作，再后由金属制成，最终被合成塑料取代。
显然，已有资料是不完善的。合成塑料的发明和生产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塑料制造业飞速发展，塑料制品逐步推广普及。这就是说，塑料的发明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在此之前，西方人在景德镇定制烧造瓷质地掷球，就顺理成章了。
由此，笔者认为从地掷球发展史上看，地掷球的质地的变化依次应该为石头—橄榄木（或其他硬木）—金属—瓷质—合成塑料。
总之，中国景德镇瓷质地掷球填补了地掷球运动史的用球空白。
藏品中的寓意
收藏可以陶冶心灵、增长才智。在我的藏品中，一些藏品形象逼真、妙趣横生，它们中所包含的古趣、雅趣、奇趣和乐趣可谓妙不可言。现供二组民国瓷塑像和一尊当代木、根雕藏品与大家共赏。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件瓷塑人物像，造型准确、比例恰当，不仅人物形象逼真，而且神气活现。有钱者的讪笑，透出一种得意的内心满足，瘦骨如柴为利驱使的小鬼，又有不堪重负的无奈。为了钱，又有多少人能摆脱它的诱惑？
童趣：这组瓷塑人物像，一览无余地构造出两个童子在玩牌过程中的串通手法，就是以桌子和帽子作遮掩，把对方所需要的牌用脚趾夹过去，而玩牌的第三方童子却茫然不知，这一情景却被站在旁边的童子发现了。这件作品妙在瓷塑大师把这一瞬间定格下来，表现出串通方童子的心机和巧妙。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也有不少人在演绎着类似的作弊手法吗？
愚公移山：这尊“根抱石”的根艺作品，表现了雕刻艺术家巧妙地利用根与石的结构，加上独特的构思、夸张的手法和细腻的刀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的精神。体现了雕刻家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创造性和天人合一的神韵。寓意深长、令人感叹，催人上进！
其实在不少的收藏品中，如玉器、瓷器等，都有纹饰图案，其图必有意，寓意隐含，或吉祥，或辟邪，或镇宅等等。只要认真学习、请教和揣摩，就能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其精华，也会在怡情雅趣中增长知识、增添乐趣。
一件藏品上的两种工艺
□文/图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张秋焱
“不管是瓷器收藏还是铜器收藏，大家肯定都不陌生，要是从一件东西上同时欣赏两种不同材质收藏品的外形、做工，那就必须提到瓷器上面的包镶”，市民崔建华向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一个瓷罐，罐身用四道金属框架箍住，盖子完全用金属制造，十分有趣。
崔先生说这是自己家传下来的一个小瓷罐，大概是清代中早期的器物，小罐约有拳头大小，罐体乳白，罐身上用红色颜料绘有狮子图案，罐身上用金属箍住，三足落地，狮头衔环，金属制罐盖上的罐钮为狮子立雕，四周有三只蟾蜍环绕，狮子扬尾有须，五官分明，较为精细。但是罐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它原本只是一个民窑瓷器，盖子也是瓷的。
一个普通的瓷器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这个罐子原本是有盖子的，可在很早以前就损坏了。听父亲说爷爷觉得没了盖子的瓷罐不好看，就将罐子拿出去用金属包了口，做了一个金属罐盖，做工很精细。这个包铜的时间离现在也有好几十年，铜的质地很软，可能是白铜，也有可能是纯度不太高的白银，因为罐底的包铜上刻有‘纹银宣’三字。”
瓷器为什么要包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瓷器损坏后需要修复，一种是追求外形美观和使用方便，比如说包口包底。金工包口这种手工艺大致出现在隋唐，盛行于宋代，直至清代玩包镶瓷器的还大有人在。瓷器、玉器、木器等等一切都可以用铜或银，甚至金来包镶。瓷器口沿、足底包镶金银扣，一则因口沿多为芒口，其中以碗、盘、盏、碟、杯等餐饮用具为最常见。芒口太粗糙，直接与人的口唇接触，不舒适，在瓷器口沿包金银能够弥补这样的缺陷，其次，无芒口瓷器镶金银或因口沿有磕伤，包金银能够弥补遗憾。此外，在瓷器口沿、足底包镶金银扣等金属作为装饰，还可以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档次。就像崔先生家中这个瓷器上的包铜工艺也是由此逐渐发展而来的。
藏品的真相
藏品的真相
关于故宫商业化的质疑之声还没有消退，由瓷器受损开始的一系列网友爆料，再次让故宫成为焦点。新一轮的故宫“黑幕”，全部与藏品相关。刚退休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看了网上的一些质疑，惊讶于外界对故宫藏品的了解如此贫乏，也反思，“故宫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系统，不怎么跟外界打交道”。
梁金生一家与故宫有据可查的就有五代渊源。清咸丰年间，他的曾曾祖父就在内务府如意馆就职，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后来担任宫廷画院如意馆的掌管。爷爷梁廷炜本来承袭祖业为宫廷作画，1925“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担任组长，负责清点清宫的公私物品。1931年为躲避战乱，故宫选择了一批珍贵文物南迁，梁廷炜和年仅14岁的儿子梁匡忠开始了长达18年的南迁生活。1949年梁廷炜接到密令，跟随国宝去了台湾，1972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世。梁匡忠则留在南京故宫博物院，1953年返回北京故宫，梁金生是梁匡忠的第三个儿子，金生，就是生在金陵的意思。
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进入故宫已经31岁。“1979年国家刚刚拨了一笔款项用于故宫大修，故宫就从社会上招了50多名维修工，统一招考。”梁金生在工程队干了5年，参与库房维修建设，然后被调到保管部织绣组，后来再到总保管组，跟父亲成了同事。那时候故宫还没有地下库房，都是利用现有的地面宫殿、库房来存放文物。“先天密封条件非常差，门窗不严，风沙一过，满屋子尘土，天天打扫都没用。而那些‘原状陈列’、小范围开放的地方，就算走‘太空步’，脚一落，特别细的尘土就飞起来。”梁金生回忆，“地面不防潮，湿度大的时候地面都长毛。”故宫古器物部金石组的资深库房管理员方斌描述：“库房里后来配了专门的吸湿器，有半张桌子那么大，机器运转1个小时，300平方米的空间，能吸出两到三大桶水来。”
做库房维修的时候，梁金生就算能接触文物，也是“搬搬抬抬的事情”，“把要维修的库房搬空，东西挪到别处，修好了再搬回来”。到了保管组，他才有机会真正地跟文物打交道，第一次接触的，就是毓庆宫里成箱的织锦和布匹。“半人多高的大锡箱子，站在旁边手伸不到底，底下的布匹，要爬到箱子里，举着递出来一卷卷地打开，查验清楚是一段还是一匹，再封好放回去。”算起来，这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第二次藏品清理，梁金生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了这项工作需要的无比耐心和细致。到了总保管组之后，梁金生定下了心思：“以我的年纪，再从事专项研究太难了，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下笨工夫。”
藏品清理就是要摸清故宫的家底，这项浩繁的工程，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一直在继续。郑欣淼到任之前，历史上的6次清点，3次在1949年之前，分别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点查，文物南迁之后的点查，以及北平沦陷期间的点查。1949年之后的3次，分别是1954至1965年，1978年至80年代末，和1991至2001年。每一次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历时10年左右。从皇宫变成博物院的故宫，不仅有历代帝王的珍藏，也是一个“家”，一个庞大的生活起居场所，有一应俱全的宫廷物资，和帝王后妃们的生活痕迹。这些东西如何归类？算文物还是非文物？观念一直在变。从2004到2010年底的第七次藏品清理，在文物概念上，有了最大的拓展，把故宫98万余件藏品的记录，提升到了最新的180万余件。
郑欣淼研究过故宫的历史，他带的第一个“故宫学”研究方向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史。他发现，“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在处理非文物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清理，也就是1954年开始的那一轮，主旨是“清理文物，处理非文物，紧缩库房，建立专库”，从1954到1959年，主要是清理历史积压物品和建立文物库房，成立了处理非文物物资审查小组，政务院批示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及北京故宫共同组成故宫博物院非文物物资处理委员会，先后共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不同时期被当成非文物处理的种类各异，茶叶、皮件、貂皮，乾隆收藏的“假次画、宗教画”，乃至士兵甲胄都有。“前几年，周海婴先生还拍卖过鲁迅先生买的清宫茶叶。”现在看来，这是对待清宫藏品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但回到特定的情境，这种“甩包袱”的做法，“不是个人问题，是时代民族问题”。
文物的观念在变化，历代故宫人对于故宫藏品的认知也在变化，但守护藏品的态度和原则始终如一，这种传承，梁金生最清楚。从1984年开始，他在“文物总管”的岗位上已经27年，成了故宫内部公认最熟悉所有藏品的人。梁金生说，故宫的藏品有两套账，一套是总保管组的总账，另一套是与总账相对应的各个库房的分类账。账目里，一种是“故”字号，这是1962年吴仲超院长任期那次文物清理建立下的故宫藏品账目；还有一种是“新”字号，这是1954年之后给新增文物建立的账目，最乱的是1949到1954年之间的文物，后来专门固定了一个“新”字号的字段。各个时期的账目都传承下来，梁金生特意搬出了60年代总账中的一本，16开大小的蓝布皮账本，全部是手写记录，蝇头小字，一行行清晰工整。这些账目是最原始的依据，每一次清查，新发现的文物新增号段，而原有的文物必须总账与分账、账目与物品逐一对应。
故宫的家底，就是靠这样必不可少的笨拙方法清点、记录并传承下来，直到引入电子化的信息记录系统。梁金生说，“每一套总账，国家文物局都是备案的，故宫不可能自己私自改动”，而且，任何的文物转移和调拨，账目上都必须记录，就算是因为人员交接问题，某个时期的分账出现偏差，“对比总账也一定能发现问题”。《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的草稿，就是梁金生根据工作心得总结出来的。
让梁金生觉得最可笑的是关于那五件宋人书札的指控。网友爆料说，由故宫拍下的这五件文物后来重现拍卖场。故宫的文物征集，刚好也属于总保管组的权责范围，收纳新的藏品，是故宫博物院自我丰富的一种方式，通过藏品呈现出不断代的历史和文化。梁金生有写工作日志的习惯，他翻查出了当年的记录：“当时是徐邦达先生给院领导写信，希望故宫能够拍下这五件宋人书札，它们很有价值。院里讨论以后也决定参加拍卖会，但申请经费的时候，却因为数目太高没有得到批准，全部过程都有文件存档。”这件没有完成的拍卖之所以写进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里，属于工作失误，然后，被无限放大了。
失之交臂的这五件宋人书札，梁金生很惋惜。他回忆，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故宫的文物征集一直很容易，“尤其是解放初期，物价稳定，博物馆也少，文物商店把整车整车的文物拉来故宫，送货上门，任由故宫挑选。‘文革’故宫关门期间，也还有好多东西送进来，1966年底，在北展搞的‘红卫兵成果展览’，展出之后全部送到了故宫，当然，这部分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全部退还回去了。可是‘文革’结束之后，落实政策的80年代，可能是大家都心有余悸吧，又是一个文物进入故宫的高潮”。转折在90年代中期，“拍卖公司出现之后，局面就变了。80年代我刚负责文物征集的时候，故宫每年给我的征集费用是1万元，到了90年代初期，是每年10万元，到了1995年，征集费预算已经到了1000万元，都是拍卖公司抬起来的”。
故宫是拍卖公司喜欢的客户，故宫的名气就是提升拍品价值的最好宣传，但他们却并不会因此给故宫最公道的价格，遇到不厚道的拍卖公司，还会故意设局找人假扮买家抬价。梁金生记得，有一次拍卖，他进场后故意没有跟拍卖公司的人打招呼，坐在角落里，举牌几次之后，就再不动声色，看着价格被一路抬上去。到最后，场面上是神秘电话竞拍者胜出，但现实里，是拍卖公司不停地给故宫的领导打电话，追问故宫的竞拍者到底去了没有。最后，拍卖公司的把戏被戳穿，梁金生不仅用事先协议的价格拿走了拍品，还成功砍掉了交易的佣金。只不过，这些风光的故事只是少数，故宫的财务预算制度和文物价格的直线提升，已经让这条收集文物的路径越来越困难。“按故宫的规定，今年必须做出明年的征集预算，但是文物可遇不可求，我怎么知道明年会出现什么东西？”
关于藏品的诸多爆料出处何在，郑欣淼和故宫内部很多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说破。“利益之争哪里都有，故宫是个老单位，也是个有各种告状的地方，历史上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就被诬告盗宝，只是为什么出于私念，却要赔上整个故宫的名声？”
故宫的定位
郑欣淼就任之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11年。张忠培1991年卸任之后，一直没有任命新的院长。郑欣淼是陕西人，从地方干部做起，1992年调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继而担任青海省副省长，因为做眼睛手术必须离开高原，才到了文化系统，历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就此与文物结下渊源。2002年，故宫成为文化部直属单位，同年10月10日，郑欣淼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0米红墙里的天地，对时年55岁的郑欣淼来说，也是全新的开始。“故宫是个老单位，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从解放以来，总共16年没有院长(1952到1954年，1984到1987年，1992到2002年)，实在千头万绪，我很有压力。也有人说，不能拿历史问题当借口，但故宫确实是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单位，牵涉到方方面面，这个不是我能抹掉的。”他说。
上一任院长张忠培也有同样的感触，他是故宫院长职位空缺4年后的继任者，1987年6月20日正式就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吉林大学任教30年，一手开创建立吉大的考古学科，只想站在考古学术前沿搞学问，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任命，心中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决心有所作为。保卫处副处长王子宁对这位老院长印象深刻：“夏天穿着大裤衩坐在门边搓着脚跟警卫聊天，朴素得像个农民，但是只要一谈起学术，完全换了一个人，是位令人真心钦佩的学者。”张忠培用学者眼光对故宫做了一个初步评估：“四大优势只剩了一个半——学术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考古学术的发展，宫廷文物这一块没有地位，古建筑这一块好一点，优势领域就是保存的传世文物。”
这个院长该怎么当？故宫到底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张忠培还记得，“全院开会讨论，说得最多的是管理传世文物的部门，古建部的人也发发言，宫廷部没人说话。专家们也有各种意见，提出故宫应该办成艺术博物馆。我的想法是，应该区分故宫和博物院，故宫有两块牌子，既是国宝，又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故宫的特色应该突出两方面，一个是传世藏品，一个是明清故宫，历代王朝缩影”。讨论没有结果，但张忠培想清楚了，“少说多做，先从规章制度建设开始，让各部处权责分明”。他从1988年开始故宫的奖金改革，希望“在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竞争机制”。
张忠培还做了另一件硬碰硬的事情，重新做产权登记，收回故宫不同时期被划拨或者被其他单位使用的房屋。“我来的时候，故宫的房子有14个单位占着”，其中就包括端门地区。端门外1917年就被划拨给了历史博物馆，张忠培回忆：“在公安部门的主持下，1988年我跟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坐下来谈，我们是北大考古系的同学，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我们达成了协议，端门地区的产权归故宫，但历史博物馆可以使用，继续租赁经营用以补贴开支，一直使用到他们盖好新馆。如果万一那时候福利还不行，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最终还是要归还给故宫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后来合并成立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新馆2011年才竣工。张忠培定下的协议，终于在郑欣淼的任期得以实现，郑欣淼说：“今年4月30日签的字，11月端门所有的经营户必须退出，到时候天安门管委会将协助我们收回，具体怎么把端门利用起来，我们还在考虑，可以保证的是，游客再也不会看到那些闹心的历代太监宫女展了。”
郑欣淼比张忠培幸运得多，他赶上了故宫百年大修的历史机遇。工程计划长达20年，每年投资1个亿。上任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与郑欣淼谈话，就特别指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郑欣淼正式上任后不到一个月，故宫大修启动。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故宫人”，他在千头万绪里开始了他的任期——维修方案怎样制定，招标工作如何进行，组织机构如何设定，任务如何计划分配，等等。除了古建修复本身的各种不确定性，还有社会上的各种争议之声。“背景也很复杂，当时不光故宫，颐和园、天坛都在修，一些国际组织在质疑中国的修复方法。其实，修的范围、进度都可以商量，争议关键是我们的方法和工艺对不对。”
郑欣淼选择的应对方式，与当年的张忠培很相似，埋头做事，不争辩。修复之后的武英殿和太和殿就是答卷。“武英殿我们经验还不够，更换琉璃瓦时新旧分开，所以新的那半看起来特别亮，批评我们的人也特别多，说故宫修得金碧辉煌像影视城，其实新的琉璃瓦都有火气，太亮，过两三年之后就好了。等到太和殿工程，我们就吸取了教训，8万多块琉璃瓦，全部拍照，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需要，哪块只要上釉，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一块块来处理。”关于故宫大修5年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在2007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肯定。“22个国家的40多名专家，3个国际组织到太和殿现场考察，那些外国专家都明白了，东方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维修的方式肯定不同。”众口难调，关于故宫大修的争议当然还在，但郑欣淼和故宫的修复团队已经有了底气，“中国式的修复方法已经得到了国际的认同”。
郑欣淼和张忠培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位老人常常在电话里探讨，求同存异。张忠培的任期只有“2年1个月13天”，他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1989年8月被停职，1991年卸任，各种构想，空成遗憾。但他在郑欣淼身上，看到了诸多构想的实现。他对郑欣淼的评价是：“这个院长没有选错人。”郑欣淼也觉得，他们对故宫的思考有许多共通之处。回顾9年任期，郑欣淼的自我总结很简单，一只手就能数完：“故宫的百年大修，第七次藏品清理，提出‘故宫学’研究，两岸故宫交流和故宫的国际交流。”总的方向，是让故宫以开放的姿态，与外界有更多的互动，公开化，透明化。“比如我们正在编辑出版的500卷《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这是第一次透彻地向公众交代故宫的家底，让全社会来监督。”郑欣淼也希望藏品大系能够澄清一种误解，就是北京故宫只有皇宫，好东西都去了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的65万件文物，38万件是档案，近20万件是图书，真正的书画文物只有10万件。好多人喜欢拿台北‘故宫’跟北京故宫比，其实两者差异很大，台北‘故宫’是公务员建制，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其实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文物总管”梁金生形容的那样，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开放管理处处长檀文亭回忆，故宫的游客从“假日经济”、“黄金周”的概念提出之后，才开始增多，游客暴增则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2009年10月2日，是故宫历史上游客最多的一天，14.8万人。“那是什么概念，外面，从午门排到端门外，全是排队的人和旅行社的各色小旗子，里面，高个的只能看到人头，矮个的只能看到别人的衣服。游客散后，一地垃圾。”这种压力还在持续，2011年的国庆，虽然故宫已经做出了每日限流8万人的方案，并且提前通知公众，但从国庆当天开始，游客压力就在持续增加，同样在10月2日、3日呈现井喷态势。就算没有之前一系列的是非和争议，这种旅游压力，也必然让故宫要越来越多地全方位接受公众检视，这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公众对博物馆文化需求的进步。
主管经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曾经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博物馆司司长，他一直在思考博物馆文化，他觉得：“欧美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日常文化消费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的博物馆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以文保单位为依托的博物馆占了1/3，到底应该以什么眼光和理念，来传播这种以藏品为主的博物馆文化？如果大家说起故宫，都是经济换算，动辄是里面的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其实应该由故宫来反思，你给公众提供了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问题。”72万平方米的故宫，开放区域已经将近1/2，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兴趣点究竟在哪里？除了拍着故宫的门钉，激动万分地说终于看到了皇上住的地方，还有什么？那些已经被磨得锃亮的门钉，都是附庸传说和走马观花的印记。
10月2日，国庆游客最多的那一天，本刊记者再次到访故宫，上午9点半，整个中轴线上，已经水泄不通。而故宫陈列部精心布展的三个主题展览，武英殿的书画展、文华殿的瓷器展，以及午门城楼的兰亭展，却游人稀疏。这三个展室都免费开放，有凝练的主题，展示着诸多传世文物，还配备了现代化的展览解说和演示系统，就算对这些主题从不了解，也可以通过现场电子设备的辅助，开始一段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可惜，这些稀疏的游人里，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的人更加少，许多人只是匆匆绕场一圈，无视禁止拍照的警示，拿着相机或者手机，趁着工作人员不备，偷偷按下快门，闪光灯此起彼伏，闪过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传世文物。午门兰亭展里的工作人员们，一上午都在重复同样的话——“请不要拍照！”从最初的客气克制，慢慢变得不耐烦和生硬，但他们的努力，旋即就被更多的闪光灯淹没了。■
收藏品鉴赏
收藏已成为时下投资理财的一大热点。在古玩界有这样的说法，管收藏字画的为吃软片儿．管收藏瓷器的叫做硬片儿，管陶器叫做“瓦片”儿。收藏不但能陶冶性情，提高艺术修养，而且还能进行资产保值增值。面对市场各种收藏品，投资者应该不断提高收藏品鉴赏能力，才能成为投资赢家。本文以瓷器收藏为例，抛砖引玉。
一、收藏的原则
1．积累原则。一个人的修养来源于常年的知识积累，做收藏投资，不仅提高自己的鉴赏知识，还应尽量多读相关书籍，尽可能多地知晓历史、考古和社会知识。知识多了，修养深了，收藏的眼力才会逐步增强。
2．兴趣原则。有许多事物，初看没什么收藏价值，但当收藏达到一定规模，或经历一段较长时间后，却又显示出了极大的收藏价值。因此只要确有兴趣，什么藏品均可收藏，但要持之以恒。
3．熟知原则。商场上有句至理名言：“小熟不做。”对某一收藏品的品种、性质、特点、市场行情等有关情况不熟知，就难以准确判断各品种的真伪、价值及未来价格走势等，从而不能作出准确、及时的投资决策。
4．辨伪原则。拍卖会、古玩销售场所并不能保证拍品一定是真品，有很多赝品鱼目混珠。这时候，鉴别真伪就很要紧。辨伪，要听听专家的意见，没有把握的，多找几位进行求证，不要轻易出手。而一旦看准了，对自己十分满意的艺术品，该出手时就出手。
二、如何逢高投资古瓷
在中国传统收藏界，陶瓷、青铜、书画向来被视为三足鼎立的“三大项”。而陶瓷的投资更是备受收藏界的青睐，在艺术市场上高价频出。那么该如何投资古瓷呢?
1．选择那些相对少、精、异形的古陶瓷器。大凡收藏者和买家都希望自己手头上拥有“人无我有”的器物。器物精美，历来都是受到人们追捧的，所以价值就会高。而异形瓷器，因工艺难度大、成本高，就算现在价高利低，但今后潜力会成倍增大。
2．选择那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古代名窑作品。有些古瓷，无论当时还是眼下，都可算作高质量精品，但由于人们因时代、民俗、社会传统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可能一时难以认识其真正价值。此时的购藏绝对是潜力巨大的“绩优股”。
3．古瓷市场和其他市场一样有冷有热，有高有低，要正确把握其中的“度”。不仅要打时问差，还要学会打“地区差”。例如：南、北方由于审美观念的不同，使艺术品存量也不同，生活指数、购买力、消费能力和水平也不同，都有可能造成器物价格的地区差。
三、“一要，三不要”
古瓷器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高的艺术收藏价值，爱好者甚多。可火爆的市场、高额的利润，致使大量的仿品流入市场。赝品越仿越真，档次越仿越高，做旧手法越做越到家，搞得一些专家们也真伪难辨。那么，怎样才能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避免收藏一些假古瓷呢?这就需要注意以下“一要，三不要”： “一要”长于陶瓷学问。我国的陈设艺术陶瓷，分陶和瓷两大类。陶主要产地有以紫砂壶和花盆著称的陶都江苏宜兴，有以陶塑人物和动物造型见长的广东石湾，还有生产唐三彩的河南洛阳，生产黑釉陶罐的山西浑源，生产刻花陶器的四川荣昌等；瓷主要产地有以生产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四大传统名瓷的瓷都江西景德镇，有以釉下五彩装饰美术瓷而闻名的湖南醴陵，有生产雨点釉和发展刻瓷艺术的山东淄博，生产花釉和象牙瓷的河北邯郸，生产白瓷的福建德化，生产青瓷的浙江龙泉，生产釉上彩花瓷的广东潮州，生产仿南宋官窑艺术瓷的浙江萧山等。
陈设艺术瓷作为商品，价格并非越高越好，这需要认真加以鉴别，比如釉下彩和青花，要看画功是否熟练、清晰，色泽是否莹润、透明，釉下装饰注重工笔式写意，必须是手工绘制，不是印花、贴花，而且颜色要光亮。对陈设艺术陶瓷的选购，既要看整体效果，也要仔细察看器形是否周正，有无变形，釉面是否光洁，色度有无异样。选购陈设艺术陶瓷要在白天光线好的地方，灯光往往会出误差，对瓷质可轻轻弹叩，听声音是否清脆响亮，沙哑声音有裂纹的，再好看也不值钱，而且有裂纹的陶器不易保存。
“一不要”总想从旧货古玩市场买到珍稀名瓷。珍贵古瓷相当少，很早以前便受到人们的珍视。如：官窑、汝窑、哥窑这些珍品瓷器，目前国内外的存世量几乎都有数可查，十分珍贵，即使是皇家也不易得之。元青花瓷在元代烧造较少，当时就很昂贵，民间能用得起这种高档瓷器的为数甚少，主要是祭祀用器，因此遗存及少。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认识以来，更声名远播，人人皆知其珍稀名贵，即便地摊小贩亦知其贵重，若能轻易廉价买到元青花，实属可疑，当慎之又慎。
“二不要”受古瓷鉴定理论书的误导。收藏者往往依照古瓷鉴定理论书中的特征，按图索骥，往赝品上凑。目前，有些理论专著是研究我国瓷器艺术成就和历史的，书中的论述对象往往选择最能代表当时成就的名品。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仿伪者往往依据这些资料描述的特征和图片进行仿制。
在民间收藏活动中，一辈子也难碰上一件珍品，所以这些书籍只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各时期的制瓷成就和代表名品，于实际收藏活动的指导意义并不太大。但是，市面上的仿品却有很多特征与书本上相符，如果按图索骥，便最容易上当。再有一种情形便是一些作者迎合兴起的收藏热，编辑出版一些指导购藏的图录，常常为了给书本增色，而不惜抄录一些根本不可能在民问流传或世上交易的珍品图片，随意地标上参考价格，使人产生这些珍品曾在市面上出现而被廉价购走的错觉。
“三不要”把收藏定位放得太高。对所处地区正常可能收藏的瓷器品种缺乏认识，不从实际出发确定收藏品位，这是许多爱好者的通病。对那些有收藏价值又有条件买到的古瓷不屑一顾，只想买那些没有可能出现的珍品瓷器，正好跌入制售赝品者的圈套。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收藏定位观，主观上便拉开了接触珍品的距离。
总之，收藏者要多与同好收藏的人士交流切磋心得体会，优势互补，共同提高。还应该多看真品，从真品入手再结合书本知识，才能形成经验。只有在收藏中学习鉴赏，鉴赏中指导收藏，循序渐进，才能逐步提高。
四、瓷友禁忌
因为对古陶瓷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而结成的朋友，叫瓷友。过去收藏古陶瓷，为藏品的安全起见，往往是关起门来自己玩，密不示人，那是社会不安定造成的。如今盛世收藏，对于一般收藏者说来，应有开放的意识，打破封闭、广交朋友，变一人玩为众人一起玩，与友同乐，更有乐趣。然而结交瓷友，也应有所选择，有可交与不可交之别，有的可深交，有的只是“点头”之交罢了。
首先，瓷友应是雅友。收藏古陶瓷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文人雅士，清茶一杯、观陶品瓷、谈古论今、互相启发。从陶瓷上看到历史的兴衰，看到土与火的创造，看到前人的智慧与技艺，看到古代的艺术与美学，通过鉴赏来与古人对话，从而进入一般人无法领略的高雅境界。
其次，瓷友应是诤友。正因为古陶瓷博大精深，所以才要瓷友之间经常雅集切磋、聚会研讨、帮助掌眼。这时特别需要收藏者有虚怀若谷的气度、瓷友问实话实说的爽气。悟性有快慢、知识有长短、经验有多少，意见自然也常会有分歧。不能碍于情面，不敢真话实陈；也不要固执己见，听不得不同意见。为求真理，面对实物，对照理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真正的朋友。
第三，瓷友应是益友。瓷友之间的友谊应建立在诚实诚信的基础之上，以相互协助、相互有益为原则，且对人要宽容、友善、谦让、讲究信誉。因此，为瓷友鉴定，要信而有证；为瓷友提供信息，要占而有信。即使瓷友之间交流、交换藏品，也要本着共赢互利的宗旨。收到珍品精品，共学共赏；有了挫折，共同总结教训、互相开导、真诚沟通。但往往由于金钱利益的关系，陶瓷界经常上演令人痛心的一幕幕骗局。下面就提出三点禁忌来警示初学者。
一是忌“蒙骗”。为经济利益驱使，编故事，设圈套，以假充真，信誓旦旦，助友为名，行骗为实。这样只能毁誉于己，失信于人，失去朋友。当然更不能合伙去骗别人。
二是忌“贪争”。在共同的收藏活动中发现可藏之器，心中都想归为己有，于是不择手段争抢不休、不惜哄抬价格。这样只会翻脸失和气、贪心失友谊。
三是忌“背毁”。对于一件古代遗留下来的陶瓷器，其文化内涵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见仁见智，是由各人的实践经验和文化艺术素养决定的，瓷友之间有不同见解是很正常的。切忌看出问题来，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甚至面誉而背毁，有意抬高自己，却将朋友贬得一钱不值、一无是处。这绝非真正朋友所为。
任何收藏品，包括书画、金银、玉石、古董家具等均需要有相应的鉴赏能力，例如辨伪能力，价格判断能力等。收藏品鉴赏是一门学问，要认真研究，不断学习，才能在这个领域越走越远，收获更多
揭秘藏品投资黑链 专家只是一环
无独有偶，近日，就在南宋官窑的制造地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和数位文博界专家陷入了尴尬。起因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公开称该馆的镇馆之宝 “壶王”和磁州窑白地黑花鼓均为赝品。对此，博物馆已经组织相关专家进行重新鉴定。中华全国古玩商会鉴定中心主任王立军表示，这件“壶王”肯定为赝品。
文物鉴定专家频受质疑，一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参与杭州“壶王”鉴定的四位专家，均出自文物系统，其中张浦生和李伯谦是业内权威，然而，质疑者杨静荣也是故宫专家，文物鉴定“国家队”内部起纷争，反映出文物鉴定之难和公信力正在受到极大挑战。
盛世收藏，时下，收藏品暴利正催生一场全民淘宝运动。据估算，全国搞收藏的人数达到8000万至1亿，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尊重文化，而是把收藏当 作投资，穷人希望一夜暴富，富人希望财富保值增值，有的古董甚至成为“雅贿”之物。这样的“收藏运动”，本质上是打着文化幌子的财富游戏，用文物垂钓金 钱，用金钱丈量文化，这种心态必然会折射到鉴定界。
在全民收藏时代，鉴宝节目满天飞，鉴定专家层出不穷，然而在收藏界，专家参与造假、卖鉴定证书等新闻也层出不穷。譬如，在“金缕玉衣”天价评估中，杨伯达等5位顶级专家就收受骗子谢根荣支付的几十万元评估费。
在文博界，有关文物鉴定乱象流传着很多故事：西部某文物大省的一位鉴定专家，自己写考证文章，将自己的一把颇有争议的青铜剑高价卖给博物馆；河南省 一位知名专家，指导自己的亲戚烧制仿古瓷器，而他则为买家开具鉴定证书；一位著名画家的专场拍卖会上出现大量赝品，画上均有其后人题跋，家属竟凭此赚钱。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文物鉴定之乱，源自全民收藏虚火太旺；而文物鉴定之乱，又为全民收藏火上浇油，甚至误导大众收藏理念。本来，收藏投资讲求鉴赏二字，颇有技术含量， 而普通投资者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专业人士本来应该帮助收藏者去伪存真，但由于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匮乏，部分专家受利益驱动，不是成为牟取私利的黑手，就 是成为机构炒家的帮凶，使盲目进入收藏界的投资者经常是高价买假，饱受戕害。
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一个庞大的收藏品投机链条正在逐渐发展壮大，形成藏家做东、资本坐庄、专家忽悠、苦主买单的模式，正常的艺术品投资向恶性金融衍 生品方向转型。在鉴定机制、定价机制、交易机制、监管机制都不健全的今天，要想从艺术品投资领域获益，要么运气极佳，每次都能碰到一个更笨的人接盘，要么 就是赌场好手。
可以这样推测，混乱不堪的艺术品投机市场迟早得崩盘，只是眼下还时候未到罢了。
余乃刚：收藏高古瓷性价比很高
战国灰陶朱绘牛俑一对
高20cm
牛俑体中空，本器捏制成形，然后内部掏空，外面刀削而成。表面有打磨痕迹，刀削痕明显，身躯壮实。战国陶俑数量非常稀少，风格造型亦与汉代陶俑不同。此俑手捏成形，刀工犀利，风格粗放拙朴，形象生动。
春秋原始青瓷双系大罐高29cm口径23cm
此罐直口，丰肩，鼓腹，平底，肩部对称塑有一对绳纹耳系，肩部近口沿处刻画一周水纹，肩部至底印有方格圆圈纹，整器由泥条盘筑法而成。
战国原始青瓷宽钮镈钟高18cm口径12cm
此钟为陶制礼器，半圆形宽钮，锯齿形缘，筒形钲。钮上有圆形、三角形镂孔；舞部刻画网格纹，有两圆形镂孔；钲的上部刻画块状网格纹；篆部刻画方格纹；钲的左右两侧各有十五枚圆锥体，分五列，每列三枚。
商印纹硬陶四鋬壶高16cm口径12cm
此壶撇口，束颈，溜肩，鼓腹，近底外撇，浅圈足。肩上对称塑有四个扁形耳系，腹部印有云雷纹。此壶从烧成温度到工艺制作，均已达到商代应有的水平。风格上，仿青铜礼器造型和装饰占据较大比重。
本版采写信息时报记者冯钰实习生陈宇强
本版图片选自《书陶押韵》，余乃刚藏品
在陶瓷收藏中，人们向来把重点放在明清彩瓷，对于高古陶瓷往往则认为“看不懂”、“买不起”，多年致力于古陶瓷收藏与研究的广东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余乃刚却认为，收藏高古，我们和故宫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仅能获得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享受，而且从器物收藏角度来看，性价比也很高。
余乃刚是个丰富而有趣的人，书法家、民俗专家、古陶瓷鉴赏家、注册执业药师、甚至经营着一家酒楼—表面看来，这些身份风马牛不相及，余乃刚却在此之间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之深深吸引，并获得修身正行的快乐。
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几乎都在北方，我们广东地区藏家收藏陶瓷最好是从曾于这里出口的明清外销瓷或者当代名家瓷开始，余乃刚涉足陶瓷收藏，其实最初也是这样。
他最初是与好友郑志海一起入手景德镇当代一些名家的瓷器，后来觉得这些东西今天你买一件，明天人家就造一件，这样意思不大，于是就将目光转向了古陶瓷。
先是玩清末民初的瓷器，后来又去山东、西安、北京等地文物局、文物总店、古陶瓷学会等举办的文物鉴定培训班专门学习陶瓷鉴定，对北方窑口的古陶瓷渐渐有所认识，慢慢拓宽了自己的收藏范围。
“我觉得收藏是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我身边许多朋友也是这样，假如我们对古玩市场里面旧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凭自己的能力去鉴定一些年代久远，或者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今天我们玩的东西，都不分南方北方，只要看到陶瓷有意思，器型比较少，花纹很少见，有历史价值，我们就会收藏起来。经过二十年的积累，我也收藏到了一些东西，我又喜欢研究自己收藏的东西，有所心会就编成书，通过书，又能认识很多朋友，这都是收藏的乐趣”
余乃刚所说的这个因为爱好而渐渐形成的朋友圈，其实已经成为广东省古陶瓷民间收藏与研究的重要组织—“中山市古陶瓷研究会”，自2001年创会成立以来，通过不断地开展古陶瓷培训讲座活动，举办大型展览、对外交流学习活动，为中山培养了一批热爱古陶瓷研究的传统文化爱好者。
“在高古瓷器的收藏上，我们和故宫处于同一起跑线”
近日，一件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亿元的成交价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向来就是瓷杂类收藏大热门的明清彩瓷又一次成为市场话题。而余乃刚却认为，高古瓷器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玩收藏不能单纯奔着利益去，你要是完全把利益作为首要考虑，你的心态就会偏差，急功近利，你就容易吃亏上当。今天你有机会去研究这个文物，你要了解它背后的意义，它的文化价值在什么地方，通过这件器物，能够把历史的投影放到今天，这才是玩收藏的正道。”余乃刚说，中国民间收藏有很多年的历史，“我们老师的老师是民国时候的人，他们那时已经把明清高档的东西收藏起来了，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去搞收藏，你收明清的东西是不可能超过故宫的那个质量。但是，高古器物就不一样了。高古级的东西故宫也不多，甚至没有，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和故宫在同一起跑线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余乃刚告诉我们，高古器物在明清时候出土量并不多，是从清末民国初期开始，才陆续进行考古发掘，而历史上高古器物最集中大量出土的时间，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到当下的这三十年。
他说：“解放后城市基础建设和大工程建设，例如三峡工程的时候，出土了大量的高古瓷器。所谓在高古瓷器的收藏上，我们和故宫处于同一起跑线，是说高古瓷在这三十年才大量的出现，以前没有，所以一些专家也会看走眼。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我刚好去过北京，对高古瓷在北方出土的情况有所了解，对高古瓷也比较喜欢。现在玩高古陶瓷的人少，高古陶瓷的价格不高，在这段时间，能花不多的钱，买上档次的高古，还可以挑选。有些人误以为收藏属于富人阶层，其实不是的，古陶瓷其实也不贵，其中不是最高档的那些，不用很多钱，就可以买到。玩古陶瓷，几百块到几十万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去买明清的东西，花很多的钱，很难买到好的东西。”
高古瓷美在雅正
在收藏中，有不少人觉得彩瓷富丽喜庆，而高古陶瓷看起来很朴拙，不够漂亮。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高古陶瓷进行审美呢？
谈到这个话题，余乃刚心情有些沉重：“从清代到现在，我们的审美观慢慢变得俗气了，不像以前文人那样喜欢朴素优雅的东西。我们喜欢花俏的东西，但古人不是这样的。古代的人留给我们的文物，就能见得到。古代出土的器物，形状是单一的，颜色也比较统一，比如影青，那时候不是说没有能力做两种颜色，只是他们追求淡雅。再说高古，为什么战国的东西出来我们觉得那么好看，就是因为西周战国时候还没有礼崩乐坏，当时做一件东西出来，就是器以藏礼，所以虽然当时设备和工艺都很简陋原始，但是今天还是觉得很好看。”
器形之美，美在雅正，美在符合每个时代的规范。今天我们为器物断代，器形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它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余乃刚担心的是，今天我们的陶瓷创作对器形完全失去了要求，“五百年后鉴定现在做的碗，会让那些人比较头疼。”
余乃刚认为，收藏高古陶瓷，除了能够从中学到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修身。对于高古器物的收藏，余乃刚还有另一重角度的责任感，他说：“我们收藏高古瓷，了解、研究高古瓷，才能把它更好地保存下来。如果我们国内的人不收藏，可能高古瓷就去了欧洲，流到外国去了。广州又是中国南大门，如果我们不买，就会从这边流出国门。”
藏家提点
对新藏家的建议：多走古玩市场，买到什么就懂到什么
谈到古陶瓷收藏的心得，余乃刚认为，关键是要走市场。“当然如果你有机会认识到社会上一些大家比较认可的收藏家、鉴定家，跟他们学习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多走市场。走古玩市场，你可以每一家铺头看看，也不一定买。看了几天了，可以买个几百块的东西玩玩。古陶瓷的鉴定，就是走遍全国古玩市场，大量地对比，但是千万不能够一进门就贪图高档，不要想着一开始就买一件官窑的东西，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来。每个古玩店都去逛下，对比一下，多听听行家怎么说，然后对比，也能摸出一些路出来的。”
在系统学习古陶瓷鉴定之前，余乃刚自己也经历过走遍北京、南京、天津、上海的古玩市场去淘宝的过程，他认为，有了这个走市场的过程，藏家的基础就比较牢固，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容易变成不会鉴赏、只能被动收藏。“你要多看，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哪个窑口的，在哪个朝代出的。一个真正有能力的鉴定家，是市场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哪个人培养的。”
但是，他也强调。“进门靠市场培育，提高则是靠高人、靠理论。如果你入门以后，能找到一个懂行的老师，那你的水平会很快提高。没理论，没见识，来来去去都是判断一些粗的东西，都是很低档的。那些高档的你都没见过，你都不敢鉴定，因为你都没有。”
余乃刚有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买到什么就懂到了什么”。他说，一定要自己去买，才能懂得道理，才知道是什么年代，最起码会对这个年代的东西有个感性的认识，如果没有感性的认识，什么东西都是从理论中学习，这种学习会不牢固。“所以我们玩收藏，只有真正拥有这个东西，才能真正懂。你拥有过了、懂了，以后别人就再也不会骗到你。”
那么古陶瓷市场的造假情况如何呢？余乃刚觉得与明清瓷相比，古陶瓷的历史因为比较长，所以要仿造会比较难。“像我们去看老房子，大家都能知道它是老的。这个就是历史，哪怕是把老房子的砖拆下来，新建一个房子，也是能看出来的。”（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