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越窑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青瓷窑系，其釉色类玉、类冰，造型精美，器物众多。越窑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生产。东汉时，越窑烧造出成熟的青瓷，嗣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发展时期，隋、唐、五代的全盛期，至北宋中期渐趋衰落。
东汉越窑
东汉是越窑青瓷的初创时期，青瓷的烧制成功是浙江地区原始瓷的工艺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的青瓷产品在成型、烧制工艺上与原始瓷一脉相承，处处彰显着古拙与朴实。
三国越窑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
西晋越窑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越窑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隋唐五代越窑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致，造型优美。晚唐时，秘色瓷的成功烧造，更是代表了当时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宋代越窑
北宋早期，越窑继续繁荣发展，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器物造型精巧秀丽，釉色青绿，纯净而透明；盛行纤细划花装饰，技法娴熟，图样简洁清秀。装饰题材广泛，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南宋初期，由于朝廷征烧祭器和生活用瓷，上林湖一带窑场兴旺起来，使濒临消亡的越窑一度起死回生，出现了一个短暂繁荣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南宋朝廷在临安设立官窑，专烧宫廷用瓷的同时，越窑终于停烧。
延伸阅读
淄博陶瓷历史悠久
淄博是齐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我国最大的陶瓷科研基地、中国五大瓷都之一，陶瓷历史悠久驰名中外。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淄博就开始了陶瓷生产。到唐宋时期，淄博陶瓷生产已颇具影响，寨里窑的青瓷、磁村窑的黑釉瓷、博山窑的绞胎和彩瓷等都曾名噪一时，博山成为陶瓷的集中产地和销售中心，以“瓷城”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以后，淄博陶瓷取得长足发展，又开发出了滑石质瓷、高长石质瓷、高石英质瓷、骨质瓷等新瓷种，刻瓷艺术更是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
目前淄博已经形成出口陶瓷基地、高档宾馆用瓷基地、高级玻璃陶瓷耐火材料基地、装饰材料基地、建筑陶瓷基地、高新技术基地等六大生产基地。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竞相发展。产品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率达到了60％以上，为我国陶瓷生产技术和陶瓷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淄博陶瓷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曾为我国陶瓷在国际上取得了第一枚质量金牌、第一枚创造发明金牌，在生产科研上也创造了不少“中国陶瓷之最”，有的还填补了世界空白。淄博陶瓷还被誉为“第三代国瓷”。
历史悠久的陕西陶瓷文化
说起陶瓷，那些爱好收藏的人一定是不陌生的。现在的市场上常会有高档赝品又或者是一些便宜的小物件抬到惊天的价格。本期小编就要带你去陕西文化探索陕西陶瓷文化，一起来学习吧！
历史悠久的陕西陶瓷文化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源于陶器，而精于陶，远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制造和使用陶器了，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实现了从陶器到瓷器的进化。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古陶瓷研究者就在铜川黄堡地区发现了耀州窑遗址，并对该窑及立地坡窑、上店窑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发掘，对陈炉窑也进行了初步的科学考证。尽管对耀州窑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已引起了古陶瓷界人士的关注。七十年代中期，陈炉陶瓷厂成功地恢复了失传八百余年的北宋耀州青瓷的生产，再次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对耀州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陶瓷原料是地球原有的大量资源黏土经过淬取而成。而粘土的性质具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全干可磨；烧至700度可成陶器能装水；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
有一位外籍华人美术家在陈炉镇住了几天，感慨无限，吟道：“瓷镇多有精品出，满自皆为艺术品”。是的，陈炉是一座民间陶瓷艺术宝库，植根于民间的艺术生命是不朽的。
淄博陶瓷：历史悠久工艺独特
位于鲁中部的新兴工业城市淄博，是古齐国的都城，是驰名世界的瓷都之一。这里生产的琉璃品和陶瓷制品不仅享誉国内外，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从发掘的北辛文化遗址看，早在公元前5100年，山东就有了制陶业。到公元前40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的制陶技艺已达较高水平。从出土的大汶口彩陶看，慢轮成型，能塑造鬻、鼎、觚、豆、钵、罐、盘、背壶等多种器形，能用土红、赭石、白垩士、碳黑等颜色在陶器上用直线、斜线、弧线精细地勾绘出各种规矩整齐的几何形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图案。可以说，大汶口文化时期，这里已成为山东制陶的良好开端。而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山东制陶业已可以生产黑色磨光、薄如蛋壳的黑陶，表明山东的制陶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淄博陶瓷，据文献记载，盛于宋代(960年前后)，“居人相袭善为陶”，遂有“瓷城”、“瓷都”的誉称。近几十年来，当地政府从继承祖国遗产和发展淄博经济出发，始终把陶瓷产业作为淄博的经济龙头来抓。近年来，“国际淄博陶瓷琉璃节”的连续成功地举办，使本已闻名于世的淄博陶瓷、琉璃成为海内外市场的抢手货。淄博的陶瓷、琉璃业在新科技的刺激下，在保存、继承传统工艺，不断挖掘恢复失传特色产品的基础上，大胆、成功地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研制新材质，开发新产品，使淄博陶瓷琉璃真正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一般说，淄博陶瓷是淄博陶瓷和琉璃的统称。如果按其工艺和产品，淄博陶 瓷和琉璃又有不同的历史和特点。下面，我们分类简述。
淄博美术琉璃 又称“料器”。它是以博山当地盛产的琉璃料条加工制作而成各种工艺美术晶的统称。史志和当地古代琉琉炉遗址发掘所得证实，博山美术琉璃的成批生产，至少已有600年的历史。明代万历年间，博山一带，料炉遍地，已是中国琉璃工艺晶的主要产区，清初，博山的琉璃制品“北至燕，南至百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行万里。”(清·孙廷铨《颜山杂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诏令内务府造办处设立玻璃厂后，每年召博山琉璃工匠赴京服役，博山琉璃技艺遂流传北京。当时博山西冶街的城门上有“珍珠玛瑙翠，琥珀琉璃街”十个大字，很能说明博山琉璃的特色和当时玻璃业的盛况。
博山美术琉璃种类很多，主要分为料兽、刻花、花球、珠帘等大类。博山料器以历来能逼真地仿制各种玉石、玛瑙、珊瑚等宝物的材质而闻名，主要品种有晶莹夺目、色彩艳丽的各种琉璃花球和古朴凝重的鸡肝石料制成的花瓶、文具，在国外颇受欢迎，另外。黄玉般的鸡油黄也是难得的珍品。其他如各种套料雕刻的花插、烟缸、灯具以及各种料珠、手镯、挂坠等，更具有浓郁的民族和民间色彩，现择其要者述之：
料珠 是博山所产各种形式琉璃珠子的统称，因规格、制作工艺和价格档次不同分为三类：米珠类，又有圆珠、莲子珠、顼琏珠、瑶珠、佛珠等品种，而每个品种内又有多种形状和规格之分。如圆珠即有小米珠“二六”，“五钱”、豆型珠、帘子珠、建珠等10余种规格。擀珠类，形态和色泽都较特殊，工艺技术难度更大，以仿制各种名贵玉石为特色，有仿珊瑚珠、红玛瑙珠、松绿珠、猫眼珠、凤眼珠、猴珠、灯笼珠、料渣珠等等。管珠类，用拉制成细小的空心琉璃管切割而成，因管径的粗细、切割的长短、管料的色彩各异，也有多种规格和色泽。料珠是博山琉璃制品中历史久远，花式规格丰富、产量最大、最有特色的一个品类，长期以来一向是各民族各阶层人们所喜爱的装饰品。今已为国家规定应保证供应的民族必需品之一。
料兽 是博山琉璃制传统小型儿童玩具之一。它以狮、虎、狗、马、牛、猴、羊等为题材，长不足寸，塑形古拙冼练，憨态可掬，头部特大，四足粗状，身背板平，艺人们戏称为“小板凳。”用色则大红大绿。也有一种体形较大，重达二三斤的，当地人称为“狮豹”。它色彩艳丽，形色生动，有民间狮舞之风貌，是传统料兽的代表作。博山传统料兽，民间文化特色浓郁，雅俗共赏，不仅在民间流传极广，而且也素为国内外美术界、民间艺术界和民俗学界人士所共珍。
料玉盆景 是博山美术琉璃品种之一，用玻璃料制成仿玉石纹采下端带有小孔的花瓣、叶片和枝干，以细金属丝串缀成整枝花木，放入花盆而成，宛如名贵玉石雕刻的仿玛瑙、珊瑚、茶晶、紫晶、芙蓉石等的花朵，仿墨玉、岫玉、金星石等叶片，是观赏性的装饰工艺品。
堆花料器 是博山美术琉璃传统品种之一。在刚成型的器物需要装饰花纹的部位，迅速粘上软化好的色料，并立即用钳、剪、铁片等小工具以拉、剪、搓、塑等方法塑出多浮雕似的花、叶或禽鸟等形像，稍加整形后放入退温箱内逐渐冷却即成。器形简洁流畅，花饰自然生动，可作为花瓶、花插、烟具、台灯座等，既可实用又有观赏价值，是一种普及性的琉璃工艺美术品。
套料刘花 也称“套料雕刻”、“套色琉琉雕刻”。以两层以上彩色琉璃高温融套制成器皿的坯胎，经退温冷却后，再用传统的玉石雕刻技艺用器表按设计的图案逐层精心雕磨，刻掉图案以外的套料，保留最内层色料，衬托出已刻好的不同色料层的图案花纹，具有浮雕艺术效果。最后再经抛光，整个器身和不同色彩的花纹都晶莹滋润，宛若玉雕。器形虽多为壶、瓶、罐、坛、盘、盒等，但一般都不作实用，是一种较为贵重的陈设工艺品。“套料雕刻”是博山美术琉璃品中独具特色的雕刻品种。
鸡肝石 是博山美术琉璃品中特有的一种著名色料，因其色如鸡肝、纹如佳石而得名，特点是在大片紫红色中隐有姿态万千的黑色斑纹，有的如重峦迭蟑，云影水痕，有的如古木奇石，繁花纤草，天趣盎然，令人遐想。它最适合制作格调高雅的器物，如成套文房用具，既是实用品，又是古朴凝重、典雅大方的案头陈设艺术品，历来受国内外文化艺术界人士珍爱，并多次作为高层次工艺品参加全国和国际展览，广受赞誉。
鸡油黄 博山美术玻璃中名贵色料之一。它光泽晶莹如玉，滋润欲滴，色黄似鸡脂，艳丽而不浮华，天然玉石中无此色，所以愈益显得珍奇。此料多用以制成造型古朴端庄的瓶、壶、罐、盒、盘等器皿，刻以浮雕花纹。含蓄蕴藉，格调高雅，是盛销的高档美术琉璃工艺品。
淄博美术陶瓷 淄博陶瓷与琉璃并称双珍，且历史比琉璃要早得多，称誉海内外的时间也长得多。在宋代，淄博被誉称“瓷都”，不仅因其遍地瓷炉，居人相袭善陶，陶瓷产品丰富，更重要的是研制生产出了“两点瓷”(也称“油点瓷”或“天目釉”)、“茶叶末釉”等历来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的稀有瓷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淄博人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除恢复了几种历史失传的名贵色釉，成功地仿制了“龙山文化”的蛋壳陶之外，还创造了“红金晶釉”、“鸡血红釉”、“金星釉”和几十种黑釉变化釉。在陶瓷彩绘基础上，解决了自古以来乌金釉上不能加彩绘的难题，种类不断丰富，各种浮雕、堆雕、圆雕题材广博，人物、动物、花卉、博古文物，式样俱全，园林陶瓷古朴而新颖。并首创粉装饰画挂盘和人物肖像刻瓷挂盘，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赠送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雨点釉陶”。“雨点釉陶”产于博山，始于宋代，因漆黑的釉色表面上星布着斑点而得名。如果用雨点釉陶器盛茶水，则斑点便象金星般熠熠发亮。雨点釉陶当时盛行于世，并流传东瀛，为日本人所珍爱。其后，全国兴起青花白釉瓷，油滴瓷制作技艺逐渐湮没失传，后人虽曾多次努力试验，但仍未恢复。本世纪20年代，著名博山陶瓷艺人侯相会经多年反复探索实验，直到1936年才取得成功，博山“雨点瓷”自此扬名海内外。其技艺特点是：在点亮似漆的底色上，疏密有致地遍布小如粟米大如黄豆的银白色圆点，以茶水入器，器内金光熠熠，如注入清水或白酒，则银星闪耀，映日视之，晶莹夺目，器形端庄凝重，古抽朴雅，有宋代遗韵。现在侯老艺人已谢世，幸喜绝技后继有人，博山美术陶瓷厂生产的雨点釉陶器有双龙瓶、天球瓶、柳叶瓶，以及盘、盏、茶具、文具、酒具等种，风格独特，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
越窑与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及特点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
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
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
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
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