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瓷器鉴别。
书是读不完的。在福建德化，瓷也是读不完的。瓷何以用读呢？这是因为在我看来，瓷的诞生过程，完全是一次艺术创造的过程。尤其在德化，优质的陶瓷原材料是大自然赐给德化最珍贵的原生态物质，但如一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单有丰富的瓷土原料，没有良好的开发、加工、利用，就不能昭显原材料的质地美，从而成为优秀作品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代代德化能工巧匠的不断探索和实验，没有创造者自觉的文化积累和坚持不懈的艺术追求，就不可能产生出质地优美、风格独特的陶瓷产品，从而使德化成为世界著名的陶瓷产区。因此，面对德化如阳光一样灿烂与绚丽的瓷器，我只有用读的姿势，才能表达内心的激动和遐想，并且在读的过程中，以静思，以感悟，去领略德化瓷器独特的韵味。
商周 印纹陶残片
西周 原始青瓷残片
诚如世人所知，德化作陶制瓷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烧造印纹陶器。到明、清两代，瓷器大量流传欧洲，许多瓷器作品在海外被视为珍宝。更值得自豪的是，以青白瓷为代表的德化瓷器，在历史上曾是多么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德化陶瓷有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底蕴，有着如此强盛的艺术生机，怎能不教来这里的世人心揣敬意、虔诚细读呢？然而读瓷，又该如何读起？
唐 罐
宋 粉盒
宋 青白釉敞口碗
迄今为止，在德化，已发现的古窑址有二百七十多处，倘要一一尝读，大概无人能及。事实上，德化有多少古瓷今瓷遍布世界，其间又有谁能数得过来？单说作陶瓷名人，在“瓷圣”何朝宗之前，即唐时德化，就出过许多陶瓷名家，新中国成立至今，瓷雕艺术家的名字，更像星星一样闪烁在陶瓷史上，可谓名瓷名家，层出不穷，使人感到钟灵毓秀的德化，特别地魅力天成，特别地引人入胜。由此看来，在德化读瓷，心不能太大，更不能太贪，须沿着作陶制瓷的历史发展的节奏，把握一个经脉，细细探源，深深体会，徐徐吐纳，久久体味，或许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当然，不同的人，自会读出不同的感觉和韵味。有的人从中读出德化水的灵秀，有的人从中读出土的本真，有的人从中读出火的明艳，有的人从中读出美的质感。还有的人，如当地的一位文化人，读瓷追溯，迷上了家乡瓷窑废墟的残片，从残片读出瓷的柔性、宁静、从容、洁净、坚贞，即使破碎也棱角分明，从而找到了“以瓷为魂”的精神启示……读瓷读出这些感觉，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德化陶瓷的神奇独特和精美绝伦。
明 何朝宗款祥云观音
清 青花菊花纹盘
清 披坐达摩（博及渔人）
今年暮春，我再次来到德化，在当地陶瓷博物馆，浏览德化陶瓷的创业史、发展史，以及一件件光彩熠耀的艺术珍品，同时走访了几家崛起腾飞的陶瓷企业，仿佛感觉自己正打开德化陶瓷这一本博大精深的大书，隔着重重岁月，一页页凝眸那些经历，那些传奇，那些智慧，其低回婉转，如诉如歌。我当时就感觉，眼睛已不够用了，只能用心去感受那多彩多姿的历史和世界，感受陶瓷那些美好的色泽，那些蕴含于其中的情感，甚至蕴含于其中的魂魄，并为之发出赞叹。WWW.tAOCi52.COm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清河（已故）作品 【泰国佛】
瓷确是可读的。尤其是德化瓷，细读时常常会感受一种历史和现实的交替，一种深刻的人生认知。之前，我有幸读过德化历史上一些陶瓷大师的传世之作，如今，又读到当代德化陶瓷工艺大师的诸多至精至美的作品。我感觉，这些作品，不管是采用象牙白、猪油白、葱根白，或是采用玉红瓷、宝石黄、中华红，个个单纯素洁，极具腴润、典雅之美，特别是在造型样式、装饰图案、工艺技法等诸多方面，都显示了自身的显著特点，表现出高超的水准，凸现了经典作品的风范和令人难以忘怀的传承精神。
都说瓷器宜作生活用品，但当这些用品加强了表现力和独特形式感，便可能上升为作品。当作品以多种的形式和手法进行大胆尝试与发展后，便可能上升为精品，从而展示制作人的进取精神和创造智慧。面对这样的作品，我感觉读到的是一种缘分，读时会情不自禁地接受作品对我的一种缓缓的浸润。如实说，我对瓷器的认识是极肤浅的，更写不出对瓷器类似“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形象化的文辞。我只是在读瓷的过程中，怀着对制作人的劳动的敬意，以及对他们睿智的一种认知，静静享受这一种艺术带给我的乐趣。当然，在读瓷的过程中我会有所想象，诸如读古瓷片，我会想象千百年前会有什么样的手抚摸过它们，在经历了风蚀土蚀的千百年后，如今它们面对我的时候，它们的内部是否还有当年的余温和激情？又如我读当代陶瓷精品中的瓶、炉、杯、盘及花、鸟、虫、鱼的时候，我会摆脱客观的形态，而是通过主体性的感受来静享作品传达出的美感，并享受作品给予我的一种明澈而单纯的心境。在细读它们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德化历代陶工的心血和智慧，看到了德化人在改革开放中勇于表现美、创造美的审美轨迹，那时，我的心中便会有古老和现代的音乐零散却又和谐地响起，承载着阳光和鲜花，泅渡时间的长河……我甚至还发现，在我读瓷的许多瞬间，瓷也无限度地释放自身能量，使我温暖，使我激动，使我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赞美它们。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时，我刻意翻开刚得到的一本《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粗粗一看，竟是包括德化窑考古与研究、收藏与鉴赏以及德化窑雕塑艺术等专题研究论文，内容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专家读瓷，火眼金睛，一语中的，精当独到，想到自己这样自私自恋地读瓷，心里忽有些不安。不过回头一看，又觉得在德化读瓷而“自说自话”，也不失为一种真实的流露，而充盈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读瓷感受，盖源于一个外地人对德化瓷器的喜爱和粗浅的认识。德化德化，“化瓷为德，化德为瓷”。
延伸阅读
德化建白瓷历史文化
旧称明代福建德化窑烧制的优质纯白瓷。德化窑是我国陶瓷史上有名的民窑，其窑址已发现多处，其中以屈斗宫窑址最有代表性。明以前德化窑烧瓷品种较杂，有黑瓷、青花、白瓷，其生产白瓷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宋代，明代其白瓷晶莹洁白，驰名中外，清代开始衰退。建白瓷主要以其胎釉纯白而独具特色，它与北方白瓷和江西景德镇宋代白瓷在胎釉的化学成分等方面有所不同。德化地区盛产瓷石，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检测，德化白瓷胎体含石英、绢云母和高岭土等矿物质，其中氧化钾含量高达6％，氧化铁含量较低、由宋代的0.57％降至明代的0.35％，因此烧成后玻璃相较多，胎白致密，透光度较好。而北方白瓷及景德镇白瓷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成，其中氧化钾含量只有2％~3％，此种粘土内含助燃物质少，烧成后胎质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德化窑的瓷釉为典型的钾—钙釉，氧化钾、氧化钙含量高，三氧化二铁含量低，加之当时窑工们已能熟练地掌握氧化烧成技术，所以德化白瓷釉色光润、纯净，乳白如凝脂，有玉的质感。而北方白瓷釉三氧化二铝含量高，氧化钾含量低，以氧化镁为助熔剂，此种釉薄且显现出牙白色调，白中泛黄。景德镇白瓷釉中氧化钛、三氧化二铁与三氧化二铝含量适当，烧成时采用氧化还原气氛，所以釉色白中泛青。明代德化窑白瓷质地优异，但日用器少。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及传世品正与文献记载相符。德化窑盛产瓷塑像，常见的有观音、罗汉、达摩、寿星等，造型生动，面部雕刻细腻逼真，突出个性；衣饰刻画准确流畅，静中有动。瓷塑艺人何朝宗、林朝景等在历史上久负盛名。明代德化窑也生产供器，如尊、鼎、香炉以及精美的工艺品，像梅花杯、八仙杯。生产的箫笛等瓷质乐器音质远出竹器之上，颇负美名。德化白瓷在元明时期还大量销往海外，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地均发现了元明时期的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器。
德化瓷，浮出水面还原历史
历时55天的2007西沙水下考古项目第一阶段工作于5月8日圆满结束，有“水下兵马俑”之称的“南海一号”也将于7月份出水。目前，已分别从西沙群岛的“华光礁1号”及广东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上出水了大量的德化陶瓷。另外，在西沙水下考古新发掘的玉琢礁等10处沉船遗址中也相继发现德化古陶瓷。
相隔数百年，德化古瓷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大量德化瓷器浮出水面
近日，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十几件从西沙“华光礁1号”古沉船回归故里的瓷器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久远的往事。
同时，该馆也珍藏有造型式样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沉船上出水的完全相同的陶瓷，主要出土自该县三班春岭窑及盖德碗坪仑窑。与那些从当地的古窑址出土的同一种产品比较，这些在海里沉睡了800多年的瓷器，因久经海水的浸泡而更显得光彩照人。
德化古陶瓷专家、泉州博物馆副馆长陈建中介绍，2001年水下考古队曾从“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
据全程参与了“华光礁1号”抢救性挖掘及长期关注“南海一号”打捞的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兴介绍，由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两处沉船时代差不多，都处在南宋时期，所以出水的文物有一些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相关的资料。
据悉，这些出水的陶瓷，按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和粉盒。已出水的瓷器中，其中有一个器物，碗心有龟、仙鹤、仙人图案及祥云的纹样围成圈，整个画面表达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愿望，长寿、吉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改变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从沉船上的陶瓷数量之多，可推断当时的福建已是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折射出当时德化瓷器在海外的风靡程度，更可证明德化外销陶瓷的繁盛。
采访中，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烔鑫告诉笔者，这些瓷器主要产自南宋时德化的三班、盖德，出口到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当时，德化的瓷器主要由人工挑至永春，接着从水路运到泉州，再从泉州港走向东南亚、欧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小部分是从福州、莆田出口。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德化陶瓷的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
据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见宋《诸蕃志》）。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
据曾到印尼考察过的陈建中介绍，德化“喇叭口”大瓷碗的输入，结束了印尼人吃“手抓饭”的历史，当然“手抓饭”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但是这种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对东南亚饮食习惯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建中就见到了许多产自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推动世界瓷坛发展
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在荷兰人贩运的瓷器中，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大一部分。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瓷器。如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也影响了欧洲陶瓷生产。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由此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德化窑工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皿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等都纷纷仿制，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4寸的观音。
由此可见，德化瓷器大量出口，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瓷器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在隋唐以前，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即丝之国，中国人为丝国人。至宋代以来，瓷器输出量逐渐超越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当时欧洲人称瓷器为china，以至于把中国也改称为China。
八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器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除了向日本、高丽输出外，更形成一条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经越南东海岸、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岛屿，穿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有的再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非洲东岸。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就是这样用木帆船运送到东南亚和遥远的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往往把历史上这条联结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中世纪中国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因而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又把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
丝绸穿过了，茶叶喝过了，只有德化的陶瓷留了下来。从目前这些在南宋沉船上发现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看出德化瓷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方程说：“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大量德化窑瓷频频出现在这些沉船上绝非偶然。虽然一处在远海、一处在近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二颗明珠，“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更是牵动了泉州考古界的神经。泉州考古界认为，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处沉船的始发港都为泉州刺桐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工作的不断拓展，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显得日益重要，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内容也将成为邻近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的课题。其中“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便是最重要的佐证。
这仅仅是开始，众多的答案都还在海底。
散落在欧洲的德化古瓷
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商人和传教士的络绎东进，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漆器等也被传到欧洲。一时间，在欧洲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使用中国物品、仿制中国式样的时尚。当时中国的瓷器除了江西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瓷器以它洁白的瓷胎和釉色、适应西方用途的品种和具有东方艺术风格的观音瓷塑像而闻名于欧洲。欧洲人由于德化瓷器所特有的洁白如玉的釉色，而称它为“中国白”。
目前已发现的德化外销瓷开始于宋代。当时福建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很发达，陶瓷大量运销海外。元代统一中国后，幅原辽阔，海陆畅通，国外贸易盛极一时，陶瓷运销范围也有所扩大。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泉州盛赞德化的瓷器：“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购价甚贱”。并于1292年归国时，从福建带回中国的白色瓷器及彩色小瓷瓶等，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难怪有人把德化外销的瓷器，称为马可·波罗瓷器。明代，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瓷器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畅销商品，特别是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以后，陶瓷销售数量远远超出宋元时期，当时德化烧制的富有特色的“建白瓷”(或称“乳白瓷”、“象牙白”)曾传人欧洲，法国人高度评价其为“中国白”，誉为“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清代康、雍、乾是我国瓷业的鼎盛时期，德化外销瓷仍有发展。牛津大学1924年出版的《远东陶瓷概述》曾谈到当时厦门的欧洲商人，特别是法国人把德化瓷介绍到欧洲，使欧洲熟悉德化瓷器并仿制德化瓷器。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窑藏器。“在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其中包括何朝宗早期的作品，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英国博物馆珍藏的德化窑瓷最早是1511年(明代正德十年)。丹麦国家博物馆有一件德化瓷，它是1690年的王室贵族财产”(见《中国白一德化瓷器》1982年第2期“福建工艺美术”)。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特别是德化民间瓷塑艺术家，他的瓷雕有“东方艺术的精品”之称。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对欧洲陶瓷生产也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就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厨房所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于是，德化窑工便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例如“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英国的伦敦本部切尔西工厂都纷纷仿制，德国迈森还模仿德化的弥勒佛；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 4寸的观音”(引自《中国白一德化瓷器》一书)。由此可见，明代德化瓷器传人欧洲，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底下的德化陶瓷古瓷
历时55天的2007西沙水下考古项目第一阶段工作于5月8日圆满结束，有“水下兵马俑”之称的“南海一号”也将于7月份出水。目前，已分别从西沙群岛的“华光礁1号”及广东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上出水了大量的德化陶瓷。另外，在西沙水下考古新发掘的玉琢礁等10处沉船遗址中也相继发现德化古陶瓷。
相隔数百年，德化古瓷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大量德化瓷器浮出水面
近日，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十几件从西沙“华光礁1号”古沉船回归故里的瓷器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久远的往事。
同时，该馆也珍藏有造型式样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沉船上出水的完全相同的陶瓷，主要出土自该县三班春岭窑及盖德碗坪仑窑。与那些从当地的古窑址出土的同一种产品比较，这些在海里沉睡了800多年的瓷器，因久经海水的浸泡而更显得光彩照人。
德化古陶瓷专家、泉州博物馆副馆长陈建中介绍，2001年水下考古队曾从“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
据全程参与了“华光礁1号”抢救性挖掘及长期关注“南海一号”打捞的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兴介绍，由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两处沉船时代差不多，都处在南宋时期，所以出水的文物有一些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相关的资料。
据悉，这些出水的陶瓷，按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和粉盒。已出水的瓷器中，其中有一个器物，碗心有龟、仙鹤、仙人图案及祥云的纹样围成圈，整个画面表达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愿望，长寿、吉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改变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从沉船上的陶瓷数量之多，可推断当时的福建已是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折射出当时德化瓷器在海外的风靡程度，更可证明德化外销陶瓷的繁盛。
采访中，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烔鑫告诉笔者，这些瓷器主要产自南宋时德化的三班、盖德，出口到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当时，德化的瓷器主要由人工挑至永春，接着从水路运到泉州，再从泉州港走向东南亚、欧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小部分是从福州、莆田出口。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德化陶瓷的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
据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见宋《诸蕃志》）。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
据曾到印尼考察过的陈建中介绍，德化“喇叭口”大瓷碗的输入，结束了印尼人吃“手抓饭”的历史，当然“手抓饭”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但是这种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对东南亚饮食习惯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建中就见到了许多产自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推动世界瓷坛发展
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在荷兰人贩运的瓷器中，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大一部分。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瓷器。如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也影响了欧洲陶瓷生产。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由此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德化窑工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皿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等都纷纷仿制，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4寸的观音。
由此可见，德化瓷器大量出口，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瓷器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在隋唐以前，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即丝之国，中国人为丝国人。至宋代以来，瓷器输出量逐渐超越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当时欧洲人称瓷器为china，以至于把中国也改称为China。
八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器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除了向日本、高丽输出外，更形成一条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经越南东海岸、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岛屿，穿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有的再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非洲东岸。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就是这样用木帆船运送到东南亚和遥远的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往往把历史上这条联结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中世纪中国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因而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又把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
丝绸穿过了，茶叶喝过了，只有德化的陶瓷留了下来。从目前这些在南宋沉船上发现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看出德化瓷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方程说：“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大量德化窑瓷频频出现在这些沉船上绝非偶然。虽然一处在远海、一处在近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二颗明珠，“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更是牵动了泉州考古界的神经。泉州考古界认为，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处沉船的始发港都为泉州刺桐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工作的不断拓展，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显得日益重要，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内容也将成为邻近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的课题。其中“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便是最重要的佐证。
这仅仅是开始，众多的答案都还在海底。
德化白瓷与景德镇白瓷的异同及特点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代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生产的白瓷也异样。它们之间不同点主要有：
（1）瓷胎致密，透光极其良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钾，含量高达６%，烧成后玻璃质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特别良好。
（2）从釉面上看，德化白釉为纯白釉，而北方唐宋时代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代景德镇生产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Aio含量比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中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Tio、Aio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o含量特别高，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明代德化白瓷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少女白”之称。流传欧洲后，外国人又称之为“鹅绒白”。直到现在，法国人还以“中国白”直呼德化窑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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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陶瓷历史
德化的瓷业，历代烧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确实壮观，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到丛山密林，经常可以发现古瓷片和古瓷窑的遗址，白莹莹、花艳艳的瓷片，象颗颗星斗撒在人间，似片片白玉镶织大地，把青翠翠、绿葱葱的山乡点缀到更加美丽。全县目前已发现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的窑址达238处，全县十八个乡镇都有古窑址分布，其中“屈斗宫德化窑址”（包括浔中、龙浔、三班、盖德，4个乡镇宋至明代的窑址）1988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即开始生产和使用隐患。至唐代后期，德化三班、泗滨一带制瓷业已开始发展。唐末五代出现陶瓷专著《陶瓷法》、《绘梅岭图》。 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系统工程 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商品。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彩轮制、模制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器形以碗、盘、杯、碟、瓶、罐、壶、盒、洗、花瓶为主，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装饰方法以刻花、划花和印花为主，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纹饰，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发现。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月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高、透光度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元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出土了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多件完、残瓷器标本。这座窑的发现，特别是大量外销瓷器的出土, 对研究德化穴元时代的烧造规模、烧制工艺、窑炉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填补了过去德化龙窑的空白。
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似玉、色调素雅，被称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明代，德化窑炉也有新的创新，在全国首先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窑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夺斗艳，青花瓷取代建白活跃主要地位。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画面明静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或幽菁淡雅或浓郁艳丽的网络，开创了德化窑彩瓷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
晚清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外来侵略，我国城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创作的《木兰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许友义师徒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行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全县有陶瓷企业11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三大陶瓷产品体系。也涌出了一批陶瓷名企，如佳美集团、冠福集团、顺美集团等等！也使很多大企将分公司设至美国、德国、英国等等国家……。2001全县陶瓷产值38亿元，占全县经济总量的69.72%，陶瓷业纳税占全县税收总额的50.11%。2003年陶瓷产值达53.1亿元，出口交货值达42.1亿元。1993年,李鹏委员长任总理时题词德化名瓷，瓷国明珠，高度概括了德化陶瓷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1996年3月，德化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德化人民充分发挥山多、水足、矿富、瓷美四大优势，大力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成功闯出一条山区经济发展路子，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继1996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之后，2003年又被称评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瓷都德化”。
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影响及广义读解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乾隆年间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碗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康熙年间五彩瑞兽纹瓜棱执壶 蔡子谔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大学文学院、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著有《视觉思维的主体空间》《毛泽东与美学》《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原动力的潜层开掘》《沙飞传》《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中国服饰美学史》等20余部学术专著。曾荣获第十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度国家优秀艺术图书奖，全国第五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以及河北省第三届、第五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奖，河北省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文艺振兴奖等多项国家和省政府奖；另有百余篇论文在《文艺研究》等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
中国艺术能影响世界吗？这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呢？倘说是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或许是更加贴切或允当的说法吧？我们认为，影响世界，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显然，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是一种狭义的读解。那么，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影响到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曰客观世界、主观世界，那便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读解了。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瓷器，在某些国家的某一时代，竟与人的生命等值，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便是一个至今尚存的历史见证。一般说来，那些与技术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中国艺术文化，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比那些较为单纯的中国艺术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往往都要来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易于触及并施加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即精神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了。“中国”在英语中之所以被称为“China”即瓷器，无疑是因为中国瓷器文化在世界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巨大影响，并得到了举世公认的缘故。
一、中国瓷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
17世纪后叶，中国曾向欧美出口大量的纹章瓷。纹章瓷通常指带有欧洲诸国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或曰纹章的，根据欧美市场的特殊需要而大批量特制的中国瓷器。绘制有这种特殊标志的瓷器，在欧洲具有广阔的市场。
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如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微博)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有些美国商人还要求订制绘有美国船舶、雄鹰等装饰和图案，以适应美国市场的需求。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另有约一万多件中国精美瓷器的宏富收藏，其中青花瓷器约三千件，现陈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创造者塞拉格利奥的大厨房里；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美丽的塔纳湖中，有一座马里岛，岛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10世纪时建立埃及的统治者特别喜爱收藏中国瓷器，特别是埃及国王萨拉丁。他闻名于欧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赫赫战功和辉煌政绩，还由于他在他所统治的地区内逐渐形成了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集散地或曰中转站。如此竟使一些欧洲人误认为埃及所转销的中国瓷器，是萨拉丁统治下的埃及特产，一度曾称中国瓷器为“萨拉丁”。
1574年，菲律宾各酋长为了向西班牙国王表示忠诚，赠送了“珍宝、黄金、丝绸、瓷器、大陶瓷及其他贵重的东西”。
欧洲的某些君主对中国青花瓷器迷恋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有关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瓷具制作的用色。如18世纪法国的一项法令规定，制造商只能制作特定的瓷具，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禁止使用任何其他颜色，特别是将瓷器涂上金色。土耳其国家博物馆(微博)收藏了我国宋代的青花瓷盘，每逢有国宾来访，总统接待贵宾时，才将这些瓷盘摆在接待室里，以示对国宾的敬意。
这些由世界各国的国王或总统等皇室贵胄或则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绘制的如国徽之类章纹的中国瓷器，或则收藏等等，无疑具有彰明较著的政治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二、中国瓷器曾在某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生命”等值
奥古斯特二世曾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而且对各国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菲律宾社会生活中，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瓷器还成为金银的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还可以用来作借贷的抵押品和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
1717年4月1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有18只选型各异、釉彩纷呈的大型花瓶，世称“近卫花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内。这是中国瓷器具有与人的“生命”等值的一个例证。
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若男人对妇女有非礼行为，则须用瓷器赔偿损失。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发生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器作为赔偿。一般是一条人命索赔一只瓷瓮。在这里，中国瓷器同样具有了“人的生命”一般的珍贵价值。中国瓷器还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在菲律宾人的婚礼生活中，瓷器也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新郎给新娘的聘金全部或部分是瓷器。在社会交往中，瓷器是一种珍贵礼品。在17、18世纪，拉美一些国家赋予中国瓷器货币的职能，向政府交纳税金时可用中国瓷器。中国瓷器是加里曼丹的土著居民家庭财产的标志，瓷瓮可以用做嫁女的妆奁，也可以充当罚款，还可以用以抵押借贷。总之，在加里曼丹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瓷器也多方面地具有了货币的职能。
唯其如此，使一些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种专门将一些贵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与中国瓷器所具有货币职能及其与贵金属等值的特殊价值属性，而被这些国家的民众格外珍视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国瓷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
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瓷器作为一种日用品，特别是作为饮食器皿，在欧亚非美四大洲传播，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常饮食、宫廷宴会具有了一种文明风范，甚至改变了一些民族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中国瓷器对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还没有出口到印度时，印度的一些地区的人们吃饭时十分简单，地上铺上一张芭蕉叶，再将食物放在叶子上，用手抓着吃，基本没有什么餐具。但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特别是中国瓷器不断从海上运来，使印度人改变了生活习俗，他们吃饭时也用起了桌子，在桌子上摆着用以盛食物的陶瓷器具。
从18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开始在欧洲有了极大的市场。有人统计，在18世纪的100年间，从中国输入到欧洲的瓷器达到了6000万件以上，有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青白瓷等。这种大规模的进口，真正改变了欧洲许多家庭的生活，过去的餐具一下子就被中国瓷器代替了。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日用品革命”浪潮，将法国所有贵金属银器熔化充作国用，以中国瓷器代替，对中国瓷器得以在民间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18世纪，欧洲成了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市场，中国瓷器源源不绝地进入欧洲、拉丁美洲。
中国瓷器成了欧洲千家万户民宅室内喜爱陈设的装饰品。如在荷兰，民居中的壁炉上、器物的托座上，就喜爱安放中国瓷器装饰点缀，舰艇的玻璃橱中，也摆放着中国瓷器。特别是饮茶习惯在英国等国成为时尚后，瓷器成为欧洲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各个阶层的家庭都普遍使用了中国瓷器。中国瓷器融入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中国瓷器丰富和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
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
中国瓷器大量输往世界各国，不仅给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物质文明，而且中国瓷器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意蕴，也渗透到了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文化之中，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艺术带来很大的影响。如在菲律宾民间故事中，把中国瓷器人格化、动物化，瓷器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一些非基督教地区，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瓮”、“会呻吟哭泣的陶瓮”等传说。中国瓷器在菲律宾人的文化生活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瓷器还被运用到各种宗教和民俗活动中。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往往用中国瓷器装饰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门道的拱腹等。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佛塔附近，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发现了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他认为，“这些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陶瓷都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
在非洲东部那些淳朴的居民心目中，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精美瓷器，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还逐渐具有某种宗教和精神寄托的内涵。在他们看来，这些瓷器常常象征着幸福、吉祥、如意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即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节期七天，祭拜活动由女巫主持，前六天杀牛祭瓮，用饭和酒饲瓮，全村人在女巫的率领下舞蹈念咒驱鬼；第七天晚上，狂欢一夜，节日方为告终。有些地方，瓷器还是坟场碑碣不可或缺的饰物。在肯尼亚和东非其他地区的沿海一带，有许多风格比较独特的坟墓，每座坟墓前大都有用高达数米的石柱制成的墓碑，墓碑的造型多种多样，有圆形的、四角形的，也有六角或八角形的。但是，无论形状差异有多大，每座墓碑上都镶有中国瓷器来作装饰，几乎无一例外，有的墓碑顶端还冠以一只中国的瓷罐。卡拉塔甘居民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身上；沙捞越米莱纳居民用大小瓷盘、瓷罐和器皿陪葬，其作用与中国陪葬的各种器物和俑颇为相类。沙捞越戴燕居民的墓有巨大的木柱，上面嵌有陶瓷碗；肯尼亚沿海各地，在五六米高的墓碑顶上安置着中国瓷瓶。墓碑上瓷器大多是青花瓷，基本上是15至17世纪中国景德镇等地的产品。瓷器上的花纹种类繁多，有花草、树木、水果、鱼虫、鸟兽麒麟，还有蔓草花和万宝图案等。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墓碑，已经成为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因当地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由此可见，中国瓷器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他们的民俗文化之中了。
中国瓷器在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地位。如菲律宾的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盘、瓷瓮等瓷器。在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盛装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在这种场合，谁要是拿不出进口的中国瓷器，便会受到轻视。缅甸和菲律宾人经常把精美的中国瓷器埋在地下，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取出来使用。印尼的一些地方用瓷碗作乐器。坦桑尼亚的阿拉伯苏丹王墓地，由于有四个中国明代青花碗镶嵌于碑上，已被当做坦桑尼亚珍贵文物备加呵护，文化部特派专人看管守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海外的崇隆地位和受到怎样的珍视。
一如前述，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置于中国明代瓷坛中永存——他给予了中国瓷器至高至尊的宠荣，中国瓷器也给予了辞世后的他最静谧、最舒适的一个“美穴”。
上述一切，都表明中国瓷器已极大地丰富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方方面面的精神生活。
五、中国瓷器影响世界的广义读解
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南宋初期，一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的木质船失事沉没于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被命名为“南海一号”。1987年，“南海一号”被发现，但因技术及资金问题而延迟研究。2007年12月21日，“南海一号”古沉船起吊。2011年4月，“南海一号”完成第二次试发掘。“南海一号”的发掘与研究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陶瓷史提供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图为考古队员正在对“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等文物进行分类。
综上所述，作为与技术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文化之一的中国瓷器，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政治文明的材料表明：政治的表现形式往往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而国徽、军徽和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代表一定阶级执政的国家、政党、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徽章或曰纹章，无疑是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的一种鲜明的标志和象征。按照国王如俄国彼得大帝和法国路易十四的旨意将俄国双鹰国徽和法国军徽等纹章图案绘制在中国瓷器上，本身便是一种政治行为。绘有国徽、军徽等纹章图案的中国瓷器，或则作为装饰瓷器用于陈设，或则作为餐饮瓷器用于国宴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扬国威和制造庄重、威严的政治气氛的作用。此外，国家国王、总统或者其他皇室贵胄对于大量精美中国瓷器的收藏，便有了与庶民百姓对于中国瓷器的喜尚和收藏大为不同的意义。这些闳富丰赡的收藏，表示了国王、总统或其他皇室成员，他们个人具有崇尚文明、追求高雅的修养和兴致。同时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于其国力强盛的一种炫耀，这便具有了政治的意蕴。此外，127件中国瓷器与600名御林军将士的交换，无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殊的外交。在这特殊的外交中，中国瓷器显示了它远较人的“生命”还要昂贵的特殊价值。还有，埃及国王萨拉丁将自己统辖的领地发展成为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巨大市场，极大地改变或曰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因此，使埃及国王萨拉丁获得了即便是赫赫战功和奕奕政绩都无法企及的巨大国际声誉。
至于在欧洲瓷器工业兴起之后，某些君主国家在政府有关法令中，规定了瓷具的形制及“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是用政府行为强制性地保护和保持中国瓷器如青花独具的艺术特色和审美魅力的举措。
藉中国瓷器与金银财宝的馈赠，菲律宾各酋长向殖民地宗主国表示忠诚，也算是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外交或国事活动。在这样的特殊外交和国事活动中的中国瓷器，虽然未能改变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地位，或许却避免了熊熊烽燧的燃起，它影响当地政治局势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瓷器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经济生活。这种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上，这便决定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中国瓷器可以成为男方娶新娘的聘礼，或女方嫁女儿的妆奁，可以成为借贷的抵押物，可以用以代替法院判处的赔偿金和罚款，可以代替向政府交纳的税金，乃至用以借贷的抵押物。由于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殊“货币”职能，使得有些国家出现了专门将一些贵重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瓷器的装饰手工业，同时表明了它与贵重金属同样具有昂贵的价值。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和国度里，中国瓷器的广泛充当货币的职能完全可以与贵重金属相埒，甚而至于，在特殊的情况下超越了货币乃至贵金属诸如金、银的昂贵价值，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的生命的偿还物，从而使械斗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中国瓷器在世界某些国家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价值，竟然使货币和诸如金、银之类的贵重金属自叹弗如。中国瓷器被当做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和特殊象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各国制瓷工业的影响可谓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首先从时间上说，9世纪中期，阿拉伯便仿制成功了盛装香料的中国式瓷坛，到1795年——即19世纪的曙光即将照临世界时，西班牙建成的“中国瓷厂”为止，前后经历了十个世纪即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倘以时间论，有中亚的阿拉伯率先制成了中国式瓷坛，其后又有波斯将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波斯陶器。继阿拉伯之后的10世纪后半叶，高丽也能仿制宋代越州窑、耀州窑的青瓷，其后东南亚的泰国、越南也烧制出了与元代磁州窑相类的瓷品。11世纪位于非洲的埃及烧制出可以乱真的中国瓷器。嗣后，16世纪，意大利人开始仿造中国瓷器。17世纪，制瓷技术传到荷兰，然后又传到法、德等国。法国的内维尔、卢昂等城市兴起了制瓷业，德国的制瓷业首先在纽伦堡等地发展。18世纪初，德国先后生产出红色瓷器、无釉硬质瓷器和彩瓷，在1714年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彩瓷大受欢迎。制瓷业成为产地所在地的萨克森诸侯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1744年，俄国彼得格勒附近的尼瓦地方，创设了俄国第一个挂釉描花瓷器厂。1755年丹麦建立了瓷厂。1768年，英国人在博屋建立了一座全部使用仿造中国广州制瓷设备的“广州瓷厂”。1795年，西班牙国王也建立了一座“中国瓷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瓷器工艺美术或曰瓷器艺术文化，其对世界影响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可谓是罕有其匹的。17世纪后半叶，欧洲英、法、德、俄诸国对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的热衷仿造，兴起了以中国瓷器装饰艺术装修的“瓷屋”、“瓷厅”和“瓷宫”，不仅推波助澜地导致欧洲近代崇尚中国之风的盛行，也为制瓷工业的极大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灿烂前景。物质生产的变革以及存在形态的改变，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以至于使得世界许多国家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的影响之深刻，莫过于使东南亚、西亚某些国家的饮食文化走向文明。如印度的芭蕉叶铺地、置食物于蕉叶上以手抓食的生活状态，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之际，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来，才使得他们坐在了桌旁，用中国瓷器盛饭菜用餐。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做饮食工具的近于蒙昧状态的饮食文化。中国瓷器使得印度及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受到文明之光照耀的同时，也大大美化或曰提升了欧洲餐饮文化的高雅品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以中国瓷器代替贵金属银质器皿的“日用品革命”，使中国瓷器进入法国乃至欧洲国家的千家万户，并改变着他们多方面应用和使用瓷器的生活方式，使得瓷器文化最大限度地影响着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物质生活方式或者物质文明。
中国瓷器极大地丰富和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首先表现在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方面。其一，是中国瓷器大量运用于伊斯兰教的教会建筑方面：如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和门道的拱腹等处，均镶嵌有中国烧制的精美瓷质饰物。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的礼拜寺。祭坛乃供奉“至清至真”、“原有独尊”的真主和供品，并受穆斯林顶礼膜拜的圣坛，中国瓷器摆放或镶嵌于祭坛等处，表明了中国瓷品在穆斯林心目中圣洁而崇高的地位。其二，中国瓷器如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塔附近被发现，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佛塔俗称宝塔，亦称浮屠。初建塔用于供奉佛舍利。佛舍利相传为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击之不坏，焚之不燋，或有光明神验，佛教徒奉为至宝，故建塔供奉。后亦泛指高僧死后烧剩的骨烬。此处还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等。供品为祭祀时列置佛陀之前的花果时馐等物品的统称。由此可知供奉于佛塔或曰浮屠前的供品，与供奉佛陀无异。中国瓷器在这里不是作为盛放花果时馐的容器，而是作为供品本身来供奉于佛前，其在佛教徒看来，无疑是最圣洁、最珍贵的礼佛之物，其崇隆地位，较之穆斯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瓷器对于宗教文化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于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皆要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在“圣瓮节”中，将“瓮”当做“神”或“圣”来礼拜，基本属于拜物教范畴。拜物教是原始社会中最早的宗教信仰之一，其特征为将某些东西当做神灵来崇拜。拜物教在古代就已产生，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直至现在，它在某些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居民群落中仍然存在。将“瓮”当做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相信通过对它们的祈祷、礼拜和祭献，即可获得“瓮”溢仓满即五谷丰登的嘉惠和庇佑。“圣瓮节”中的“圣瓮”，已被加里曼丹的土著民供奉为“神圣”了，较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信徒对于中国瓷器的崇尚，可谓更胜一筹。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祛灾禳邪、祈福降瑞的“拜物教”多已嬗变、演绎为民俗了。
此外，肯尼亚和东非及其他沿海地区，在墓碑上镶嵌中国瓷器以为装饰，几乎无一例外。另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的遗体之上，或用于陪葬，这都可算作当地民俗文化中的丧葬习俗，表现了对死者灵魂的祷祝：将美好的祝愿寄予他们，让他们在另一个冥冥世界，也能享用精美而华贵的中国瓷器。享用中国瓷器以及中国瓷器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和吉祥，大抵是肯尼亚、卡拉塔甘、沙捞越以及东非一些土著居民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甚而是他们的一个理想或曰审美理想。他们对于中国瓷器，寄予了多么纯洁而美好的情愫啊！
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中国瓷器——而且是进口的真正中国瓷器。这既属民俗文化活动，也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坦桑尼亚文化部派专人看管守护墓碑上镶嵌的中国明代青花碗，表明其已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受到了该国文化部的极大重视。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一些尚处于原始状态或曰蒙昧状态地区的土著居民，将中国瓷器当做“神灵”来崇拜，如“圣瓮节”等这样的民俗风习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导致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如在菲律宾的民间故事中，中国瓷器被人格化、动物化了，成了这些民间文学中的主角；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瓷”、“会呻吟哭泣的陶瓷”——这是在“人格化”的基础上，更增加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以曲折地表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此外，在一些欧洲国家掀起广泛仿造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时，中国瓷器和丝绸上的纹饰，曾经成为一些欧洲国家建筑师藉以发挥自己想象和联想进行创作的“蓝图”。总之，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中国瓷器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成了他们驰骋想象的理想翅膀和抒发情感的钟爱载体。中国瓷器，栩栩如生地“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诸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是怎么以不争的事实，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或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