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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蓝釉器在明清两代的发展

孔雀蓝釉器在明清两代的发展

明清两代瓷器的鉴别 孔雀蓝釉瓷器的鉴别 古代瓷器的器形

2020-08-25

明清两代瓷器的鉴别。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总结起来,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成长过程中尤以宣、成两朝发展变革最为显著。孔雀蓝釉青花制品在金元时期已经制作,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这除了与烧制技术不成熟、胎体直接施孔雀蓝釉入窑烧成有关外(针对孔雀蓝釉的一次性烧制而言),还可能与制作素胎时裸烧钴料,导致青花氧化变黑有关(针对孔雀蓝釉的二次性烧制而言)。

宣德朝的孔雀蓝青花钴料发色端正,不存在裸烧变黑痕迹。如果仔细观察部分器物口沿处,还可以发现二次孔雀蓝低温釉与一次高温釉衔接面存在素胎裸露情况,也可由此推测出当时御厂采取先烧制内部挂釉、外侧无釉的高温素胎,然后才使用钴料绘画外侧面、施孔雀蓝釉烧制的二次性工艺,从而保证了釉下青花的理想发色(此处笔者并不排除宣德朝在青花器上再次施孔雀蓝釉烧制孔雀蓝青花的事例)。

御厂从成化三彩鸭熏开始陆续使用孔雀蓝作为低温色釉之一参与低温彩瓷制作。观察明中后期的素三彩瓷可以发现孔雀蓝釉使用比较频繁,在调节各种色釉和谐中起到很大作用,有时还与金彩结合,制作出华贵的官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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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几种彩釉的发展和特点


一、明清时期纯色釉中的粉青和豆青

明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由于瓷业工人在劳动中集体创造,不仅继承了宋元时代制瓷的优良传统,而且有所提高,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获得了很大成就。因此,景德镇瓷业成为全国瓷业的中心,并且官窑也集中设置在此。这时,除彩绘的五彩、红彩和黄彩等纯色釉外,还生产较多的制品,是吸取其他地区各窑之长而加以模仿。其中“粉青”的纯色釉,即是模仿宋代龙泉器的釉色,并且由仿作而得到创造,出现了“豆青”釉色的器皿。

“粉青”和“豆青”这二者釉色虽有不同,但均同属淡青釉,都是以高温烧成的色釉。因而豆青可谓是粉青基础上发展起来了。

明代仿龙泉青釉的器皿,在永乐、宣德、嘉靖和万历等时期都烧造,但所仿大多仅以釉色为主。在器胎制作和装饰艺术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风格。永乐时期的“粉青”釉器施釉匀润,釉内密布较大气泡,釉色大多较浅,器壁较薄。装饰上大多是平刻暗花。图案有缠枝花和龙纹等。器型上有继承宋代的瓜楞形和菱花型制。碗的形成较多,圈足小、器口直、器身较深。

宣德时期仿龙泉的器皿,大多采用“豆青”的釉色。这时豆青的色泽色深而微近黄色。在宣德器皿中常见的有一种豆青小碟,器口菱花形。器身上暗刻有缠枝莲。碟心中间有青花“宣德年制”四字款。这类仿龙泉的釉花,当时在较多的器皿上使用着。

嘉靖、万历以至明末时期,仿龙泉的青釉器皿,以民窑的烧造较多,施釉不如早期莹润。这时的粉青釉,质稀因而大多不匀而且不施刻划花纹的素器较多。这时盘碗的造型大多口微撇。在明器中有虎爪瓶和直流炉,大多体积较小。施豆青釉的器皿仍有烧造,但在装饰上花纹显著减少,偶尔有刻花的则浅平,已较前粗。通常见到了器皿以洗形三足炉为普遍。

清代顺治时期御用器皿,采取宋元时代的“有命则供,无命则上”的进御方式。因而景德镇窑厂一度停止。至康熙时期才恢复了明代旧制。因此在康、雍、乾各个时期,民窑、官窑都有着普遍的发展。特别是雍正年瓷器的装饰,种类之多,名目之繁,达到了丰富多彩的境地。其中仿龙泉青釉器的“粉青”釉器烧造的为最精。

康熙时期景德镇官窑仿古的青釉器,以冬青、天青较多。仿龙泉釉的青釉器大多是民窑所仿,而且大多以明龙泉为现范。制品大致可分二种:(1)釉色是深浓色的苍绿色,器底所施色釉大多不匀净。有暗刻花纹装饰。在器物中心或器身外围,图案大多是折枝或缠枝花卉等,中型以盘碗较多。(2)釉色绿而青,釉质不及苍绿色,釉面肥厚,都开有较细纹片,器口所施大多为白釉,无装饰花纹。制作上器底圈足较高,露胎处加糙黄色,也有加酱色的。

雍正时期沿袭康熙时的青龙泉器皿。虽仍继续烧造,但施釉薄,釉色稍浅。这时官窑烧造的粉青釉器皿,釉色上有深浅各种不同颜色。极浅色的近白,是继承宋影青的传统。青而浅灰的大多是仿官窑制品。仿龙泉的粉青釉,釉色翠艳,含粉较重,使釉面匀润,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成就,超过了原来的龙泉。它的胎洁白细腻,制作规整。在装饰艺术上大致有下列三种:(1)釉内暗刻阴纹平花。(2)印纹鼓花。(3)有的在素器上加鼓起的弦纹。瓶的样式有如意尊、石榴尊、七弦尊和玉壶春瓶等。

雍正时期的豆青器皿在釉色上已演变为浅青色近微绿。这类豆青器皿当时官民窑虽都有烧造。但以民窑烧造居多,装饰上大多是纹印鼓花。图案有缠枝花卉和八吉祥八宝等,并且开始流行团寿、团双龙凤等。器型上大多有耳饰,或瓜楞形,盘碗有花朵式的。制作上器底大多是不施釉的糙底或施加彩色釉的。

乾隆时期粉青釉器皿,仍以官窑烧造为主,但它施釉略薄,色浅而莹亮,不同雍正时滋润。在装饰上所施花纹较多,大多是印凸花或暗刻平花。花纹较多的是图案花形。而且这时又有加设金绘图案的另一装饰方式。器型上除继承雍正外也还有新的成就。在瓶的器型中,加转心瓶和合子瓶,尤为难能可贵。工精胜于康、雍。转心瓶底多加一托盘,合子瓶的形制甚多。有大吉瓶、撇口瓶和有耳或无耳等多种形制。这时粉青器的款式大多是青花篆书款或四字图书款,并且还有阴纹或阳纹暗刻款识。

乾隆时豆青釉的器皿,官民窑均有较多的烧造。官窑烧造的釉质细腻可与粉青相比美。装饰上除了有印纹鼓花外,有的器皿仅有以酱釉作为耳饰或纹饰的。如鼓式缸以铺首衔环为耳和三羊尊是以三个羊首分布在肩部的。在器型上造型优美而众多。瓶的式样有大吉祥、双连瓶等。双连瓶有各种形制,以二瓶拼接相连,二瓶有一般高的,也有高低不同的,有的还都带盖。此外通常见到的有月牙罐和继承雍正器型的带托盆等。至于所加款识大多仅有青花篆书款。这时民窑烧造的“豆青”器皿,装饰方式和图案仍大多沿袭雍正印纹鼓花的缠枝莲等。而在器型方面突破了固有格式,风行着竹、木、花、果类的形象作为器型。有竹节式、松根式、灵芝式、薄荷形、秋叶形、海棠形、菊花形等。这些器型颇有风趣的表现在文具用品中。有的豆青器皿在器足上施加铁褐色釉。而且也有在较小件品上满施釉的,用支钉烧的制作方式。当时民窑的制品也大多加有青花六字篆书年号款,但书写比较潦草。此外也偶有以墨彩书款的,大多是堂名或斋名之类款识。这时由于粉彩和墨彩已很盛行,因此,有在豆青器皿上施绘粉彩或墨彩的制品。

粉青和豆青近代所仿各时期的颇多,但在釉质上大致出现有两种情况:(1)釉质稀薄,因而施釉后不匀润,而且釉面布有稀疏的气孔。(2)釉质粗,烧成后釉面形成桔皮纹和粗粒的棕点。当然,还应参考胎质、制作、器形和款识等各方面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鉴定。

二、明清二代的兰釉和白釉瓷器

瓷器装饰上有一类深青色和蓝色的一色釉器。这种一色釉器,由于在釉的用料上不同,所以大致上可分为不同色调、不同名称的一色兰釉器——回青、积兰和洒兰等。

(1)回青是以回青料施釉的。深青色的釉器不透明,色调深浓、幽青。大多为明代制品。明代宣德时期的回青器,釉色深浅不匀。器底和器里大多是白釉。品种除了一色素器外,有以深青色釉为底白釉作图案的和在深青色釉内暗刻花纹作为装饰的。花纹图案有云纹、云龙纹、缠枝托八宝、缠枝莲等。其他的白釉,胎子造型款识均与宣德时期的青花器相同。宣德以后各时期,均有回青器烧造,至嘉靖时期回青被更广泛的使用。它不仅被用作青花的色料,并且在继承宣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创造。在深青色釉地上白釉作图案,然后再在这些白釉的图案上贴金。如贴金的云龙、缠枝宝相花等。器皿的内、外、底大多三面施釉。官窑的款识有青花楷书六字二排款,阴纹楷书刻款和模款、器口的斋匾款等。民窑烧造的多在器底施以深酱色釉。万历时期的回青器仍以嘉靖为规范,但在质量上较逊色。明代晚年在江西、浙江等地有较多的回青器出土,大多是瓶、碗、盘、坛等小型器皿。至清代由于积兰、洒兰等兰釉器的始创与发展,回青器便趋衰退。

明的回青釉器在清代康、雍时期仍有烧造,但为数不多。其釉面莹润,施釉较薄不如明代肥厚。近代仿制的回青色调大多为翠兰色,灰暗,白釉亦更为稀薄。

(2)积兰是一种宝石质釉。釉色鲜艳透明,肥厚莹润。明代称之为宝石兰,产品很少,至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积兰有了大量的烧造,施釉较之明代稍薄。有深浅不同的各种色调,与清代霁兰釉的性质相同,故积兰又有霁兰、霁青之称。

康熙的积兰釉质莹厚滋润,器底大多为白釉。官窑烧造的为青花六字款书款。民窑中则以仿明宣德年号的较多。

雍正积兰釉器比康熙更胜一筹,为清代积兰之冠。釉色鲜艳深浓,含粉重,釉质细腻滋润,有的还加有金色花卉和诗句。金的色彩深浅杂呈,层次分明,浅的犹作银色,使画面图案富有立体感。花卉图案有折枝花卉、人物、山水、亭台楼阁等。此外偶有加绘粉彩的制品。官窑的款识有青花楷书或篆书的,和积红色款相同,以楷书的居多。民窑的产品大多为糙底无款。乾隆时期积兰器的器底与器里多施以松石绿釉,加绘金色花卉的图案也以缠枝花卉和图案花居多。款识为青花或盖血所书的图书款。

积兰器上花卉的金色是低温炉火烧成的,容易褪去和剥落。在保养上我们应注意不宜用手摩擦,尤其是不能以鸡花扫拂。

近代仿制的积兰器,一般都是釉薄、色浅,有的甚至露胎。釉面多细小的不规则的小气孔点,釉质干,不如真品莹明。

(3)洒兰是一种在白釉上吹挂兰色的斑点,如雾状、满挂的兰釉,也称之为点兰。洒兰是用吹釉的方法来挂釉的,所以吹的釉肥厚莹润,故也称“吹兰”。

洒兰是康熙时期的特产,釉色优美纯朴。产品中除单色的素器外,并有加绘金色花卉和古代文选杰作的图案,有人物、花卉、走兽、云龙等。诗句如:兰亭序、赤壁赋等。有洒兰地五彩花卉的,洒兰的器型和康熙青花相同。有棒槌瓶、象腿瓶、胆瓶、西瓜坛、天字罐、莲子坛,其他有盆、碗、壶、炉、文具用品等。

洒兰描金的产品和积兰描金一样,金色容易褪去,应注意保养。

近代仿制的洒蓝釉不纯净、不莹厚。大多施釉稀薄,有细小的气孔点。有金色花卉的洒兰器,我们可以参考其金色。旧器上用的赤金厚带红色。仿品上用的是洋金薄颜色发白。其他我们还必须参考胎子、造型、白釉等方面进行细致的鉴定。

三、彩绘釉中的三彩

三彩始于唐代,在唐代以前,陶器大都为绿色或黄褐色的单色釉器。唐代开始在陶器上采用绿、黄褐、白等彩色烧成的三彩器。这一唐代瓷业工人在装饰艺术上的成就成了彩绘器的开端。

三彩是以鹅黄、瓜绿、茄皮紫三种彩色为主或有其他蓝、黑、红等色彩组成。三彩上所施的彩釉并不局限三种,不论色彩多少都称为三彩。它和五彩的主要区别是,五彩是在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绘各种彩色图案,而三彩是在烧成的无釉瓷胎上施绘彩色。这种无釉的胎称为“素胎”。它是在素胎上彩绘后再施釉经炉火烧成。但所施的釉与高温烧造的白釉不同,它不及白釉透明。是一种微带闪光的乳浊色釉。通俗上称这种釉为“密淋釉”。

三彩在明代成化、嘉靖、万历三个时期已烧造得很完善。不仅有人物、花卉、海马等图案,而且有的在彩绘图案的周围满施其他的釉色。我们把这种彩绘的釉色称之为“地”。如在图案的外围部分施的黄釉称为“黄地”,绿釉则称为“绿地”。嘉靖、万历时期不仅有彩绘的装饰艺术,而且还继承了唐三彩在刻划好的图案上加绘彩色的优秀艺术传统。也就是说,在烧造的素胎胚体上印刻好图案,然后再按图案填施彩釉,通常所见有黄地紫绿龙和黄地三多等。随后这种施釉彩方式一直使用到整个清代。虽黄地、紫绿龙和黄地三多等图案的三彩器在明清两代均有烧造,但各有显著不同点。除在款识上区别外,明代有图案的轮廓线条上较粗,花卉图案亦有所异。如:明代画的龙身体一般较狭窄,鳞纹为菱形,爪比较简单,五爪团成圆球形。而清代所画的龙,身体就比较瘦,有背腹。鳞纹为平圆形,有立体感。彩色上明代的鹅黄,釉色较深,紫色不甚光泽,水绿色浅带微蓝色,更为清代所无。色彩渲染上明代多在图案内的彩色渲染到线条轮廓之外,清代则少见。

清代康熙为三彩器的鼎盛时期,这时所产的三彩器在雕塑艺术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人物造型优美,姿态生动,还往往在器型上加雕镂空花饰。它不仅在彩绘上有黄地、绿地的制品,还创造了黑地制品。这种黑釉上往往复有绿釉。此外三彩饰地开光的图案也有出现。它的器型大致和五彩相同。除此以外,瓶的式样还有琵琶尊和天圆地方瓶等。

康熙三彩官窑所烧造的有彩绘牡丹花卉碗,并在坯胎上加刻暗龙的装饰。经彩绘后再施细腻的密淋釉,其盘碗的底部为白釉。款识为双圈六字二行楷书青花款,是康熙窑中的佳品。

三彩器官窑所产的款识有双圈六字双排或三排楷书款。大致上有青花款(书写在白釉上)、里釉款(书写在彩色釉和密淋釉上)和暗刻款(刻划在彩色釉里,明朝器型上较多)三种。除本朝款外有仿明成化、嘉靖年号的。民窑所烧造的彩器有加款识的,以仿明代年号为主,并有书写“金玉满堂”等字样的或仅有双圈和方框作标志的。

三彩器在所设施的彩色之中红色较为稀少,只在彩绘上起点缀而已。有的瓷器上仅施于黄、绿、紫三种彩色釉,而其上没有彩绘的图案。所以称之为“三色釉”。但有呈现斑点纹状的又称为“虎皮釉”。三色釉的器型以盘碗、走兽、佛像等居多。

由于三彩器以康熙时期所产为佳,流传又少,因此,近代仿制较多。并大都以仿康熙为主。仿制较好的除景德镇外,还有安徽等地。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首先从密淋釉看,真品釉薄、细腻、平滑。仿品釉厚、粗糙、有的带浅米黄色。彩色方面,真品鹅黄色深、均匀莹润,茄皮紫色浅。绿色有深浅不同,深的为瓜绿,浅的为水绿色。仿的鹅黄色浅呈微青色且施釉薄。有的色深含粉质,茄皮紫灰而呈暗褐色。绿色不及真品均匀。花卉轮廓线条上,真品色黑、发光、线条莹润。而仿制品则灰暗无光泽。装饰方面:真品画面层次清晰,画意生动有力。而仿品则画笔呆板无力,画意不活泼。从虎皮斑的釉色上看,其中斑点的大小不一样,并有垂流现象。再从制作型上看,如人物造像(观音),真品面目较丰满,头稍向前冲,面部为椭圆型,风帽背面扁平。背部不过分厚,胸部扁平,衣袖褶贴身。而仿制品是面部大多稍长,头也不向前冲,背部过于厚,胸部过于突出,衣褶不贴身,姿态生硬。再如兽型(如狮子),真品狮子头大身子小,造型有力,狮头上的发结大小不一,且不规则,刻划的线条深,且平行胎厚,颜色浓厚。仿品则是头小身大。造型无力,狮头上的发结多是大小一致,且规律,刻划线条较浅而宽,呈刻度状,颜色淡薄,此外胎体厚重。

四、瓷器装饰上的红釉

宋代以前,瓷器装饰艺术上所涂的釉色除黄、绿、白等外,其他的大都是青釉瓷。红色釉是宋代开始的,从宋中期以后,河南禹县烧造一种名叫“钧窑”的青釉瓷器,它开始烧的仅为青或月白的乳浊色釉,后来由于在青釉中含有一些氧化铜或纯铜的成份,故在烧成这一含铜部分的青釉器上,呈现出美丽的紫外线色斑纹。与此同时在南方景德镇烧造的“影青”器上除了氧化铜点缀有褐色斑点外,也有的在釉中出现了红色的窑变。这些偶尔窑变的技术,一经由瓷业工人所掌握就为红色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自此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红色釉和红色花卉,元代的釉里红,明代的祭红,清代的郎红、豇豆红和均红等均是以此为规范的。

釉里红是氧化铜为着色剂的色料。画绘在胎上,再上白釉后入窑一次烧成的。因釉里红在白釉下面,所以亦成釉下彩绘之一。釉里红至元代时,已完全烧造成功,但在火候上还不能完全掌握,故有的色调不能达到鲜艳夺目的境地。

明代宣德时期的釉里红器在釉彩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红色的彩釉浓厚,制品上有绘三鱼的把杯和龙纹大盖碗等。

清代康熙、雍正两时期为釉里红的鼎盛时期。康雍官窑釉里红色彩鲜艳,白釉细腻,莹润微青,胎质坚、细、份量重。有绘番莲的苹果尊等,皮球花卉瓶、双龙或双凤的摇铃尊和团凤碗。此外釉里红花卉上还有其他彩绘的。如在石榴尊等上,除绘釉里红花朵外,还佐以嫩绿色的花叶和黑色的梗,更增其绮丽。通俗上称“红花绿叶”的均为康熙官窑的上品。民窑中的釉里红器,有仿青铜器纹饰图案的,亦为佳作。此外釉里红器还有以点花兰开框的,这也是康熙朝特有的产品。

雍正时釉里红的器型和花卉图案大多以宣德为蓝本,白釉较薄,微泛青色,且带有粉质。

乾隆初期,仍有继承雍正时的产品,以后就逐渐衰退,釉里红釉较薄,与康熙、雍正时期相差甚远。

在釉里红花卉的瓷器中,还有一种与青花并用在一器上的产品,俗称为“青花釉里红”。它是从元代开始烧造的,至明成化期,已经烧得很好。以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都相继有烧造。

祭红始自明宣德时期。因其色酷似雨后的霁色故又称“霁红”。祭红的红色堆积在一器上集中的显示出来,通俗上又称“积红”。由于祭红釉带粉很重,类似酒后醉色,故又有人称“醉红”。

明宣德的紫红器,系采用南洋较薄的宝石釉、釉里鲜艳,胆厚透明。器底和器里头多为白釉,浑厚滋润的米汤釉。在造型上以僧帽壶、把杯等颇为突出。这时的款识有两种:一为刻款(暗刻);另一种是青花楷书款。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的祭红器已普遍流行,各有千秋。康熙祭红与白釉均厚实,胎质坚细且厚重。雍正的红釉中含粉量最重,白釉微青。乾隆时虽红釉中也含粉,但白釉较白而薄。器型式样,康熙时有梅瓶、胆瓶、蒜头瓶等。雍正、乾隆时除了沿袭康熙器型外,并且有玉壶尊、天球瓶、带托的花盘等器型。雍正的民窑中,又可分为有釉底和糙底两种。此外较多的还有盘碗、文具和供祭器等。在各个时期官窑器产品的款识多有青花六字二排的楷书款,青花六字、四字篆书、图书款。雍正时期也有篆字款(四方框的)出现。在康熙、雍正时期的民窑中,有仿宣德年款的,都是以青花六字楷书款写的。其中以康熙所仿的为多。在雍正或乾隆的祭红器中,还有加粉彩或描金花卉的。虽然有的是因为窑疵而加彩,但流传很为稀少。在明代的祭红中,也有类似的加彩情况,同样也流传很少。

近代所仿制的祭红器,祭红釉和白釉均稀薄,并且在釉中还会出现许多细小的点儿,这是我们在鉴别上需要加以注意的。

郎红是康熙时期景德镇瓷业工业在继承明代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精品。它是一种光亮透明的鲜红色釉器,郎红釉中含有宝石质的金属成份。称为玉石红、宝石红。经窑烧后釉色鲜紫色,酷似牛血,所以法国人称它为“牛血红”。因郎红是康熙时江西御窑厂督办郎廷极督烧的,故称郎红。

郎红的釉色鲜艳,釉质肥润多层,透明,开片纹。并且釉一直挂到底足处,无垂流现象。郎红釉器的透明度可分为强、弱二种。一是色鲜凝,透明度强的釉。这类釉的釉面上,有时会出现白色的斑点。在底足露胎处出可观察到这种透明度强的郎红釉器,胎色洁白、坚致。二是釉浑浊,透明度较弱的釉。这种釉的郎红器皿,在底部露胎处呈米黄色或果绿色,俗称米汤底或苹果绿底。这种苹果绿色和米黄色的釉开小纹片。郎红器皿碗洗较多,瓶、炉等品少。以色佳的小件者居上。

除“红郎窑”之外,还有绿郎窑。绿郎窑釉色深绿,满身细碎开片纹。红郎窑和绿郎窑二者以红郎窑为主。

郎窑器皿近代有很多仿制品。近代的郎红釉不鲜艳、不凝。因为这些缘故,近代仿制的郎红器釉面往往有小垂现象。在器皿的口部、肩部的釉就显得更薄了,以致变成白色。仿品的开片纹浮于表面,较生硬,釉面上有白皱纹或凹凸桔皮状。

豇豆红为清代康熙官窑所产,它是沿袭釉里红的制作方法烧造而成的,所以说豇豆红是釉里红的进一步发展。豇豆红因其色调似豇豆,故得名。又因其色调似雨后霁色和酒后醉色,所以又被称为“美人霁”或“美人醉”。豇豆红釉色细腻、润莹、肥厚、透明,含粉质较重,釉质深浅俱有。豇豆红的釉中含有金属成份,所以有的器皿在窑烧过程中发生变化,红色釉中涌现出来的绿色斑点或紫色的片云,比苹果色彩更为妍艳。此类色艳、粉重、并带有绿斑的器皿为豇豆红中的上品。

豇豆红器的胎质莹白,器壁适中。为康熙窑之特有。器型有太白尊、镗锣洗、柳叶观音尊、莲花瓣瓶(也称八大码)、仿宣德小杯、小盒等。

五、瓷器装饰艺术上的红彩

红彩是瓷器红色类中的又一种装饰艺术。樊红、珊瑚红、盖血红、胭脂红都属于红彩。红彩在制作方法上,着色剂的使用上,皆和红釉不同。制作方法上红彩沿袭了釉上彩的方法——在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满施红彩或在白釉器上以红彩描绘图案,以后再入炉烧成。

樊红又称矾红。它是以皂矾(硫化铁)为原料烧成的色调较深暗的红彩。樊红彩绘始于明代永乐时期,在细莹的白釉地上施绘樊红红彩的锦地图案。宣德时期,樊红不仅被采用在五彩器上,并且青花器上往往也有加绘樊红图案的制品。至嘉靖时期,樊红彩更大量的使用。它不仅被广泛采用到五彩、三彩、斗彩上,并且还有以樊红为地的锦地图案。施满樊红彩的装饰,以及在樊红地上绘以金色等。此种在施彩时使用的涂抹的方法,又称为抹红。樊红的色调深暗,质地细腻,但不均匀。

珊瑚红也是以硫化铁为原料的红彩,是樊红的进一步发展。珊瑚红之名始于嘉靖时期,系白釉地上满施红彩的装饰。珊瑚红施彩稍厚,色泽略浓,因其色酷似珊瑚色而得名。

至清康熙时期,珊瑚红彩绘有了很大的发展。施彩满而匀润且微呈金黄色。产品中除了较精细的满施红彩的一色器外,并有以珊瑚红为地或开光加五彩彩绘的制品。此类品大多为康熙晚期,如御窑器中的珊瑚红地绘九秋花卉的磬子式碗(其款为青花四字款)。这种以珊瑚红为地加其他彩绘的装饰,在以后各时期的官窑中均有所产,与康熙相比,仅在彩色、图案、造型上不同而已。

雍正珊瑚红,白釉色继承了康熙的风格,釉色薄且光滑细腻。如果仔细观察似一粒粒红色斑点密密的布满釉面。产品中有珊瑚红地上堆塑粉彩花卉、桃子的瓶等。

乾隆时期珊瑚红色较深暗,施釉薄不均匀。质较康熙、雍正略糙。产品中有镂空的仿雕漆制品,有的还加绘金彩。

胭脂红始于康熙时期,它是一种以赤金与水晶的着色剂的呈浅红色的色彩。胭脂红的色彩娇艳美丽,也有人称之为蔷薇彩。胭脂红彩在色调上有深浅二种。深色的红彩深,浓近紫色,称胭脂红。在制作上它是用吹釉方法,通俗上人们把这种深色的胭脂红也称为吹红。浅色的红彩细腻深艳、鲜丽,谓之胭脂水。大多为官窑,胭脂红和胭脂水二者以胭脂水为上。

雍正胭脂红的烧造又更上一层楼,为清代各时期胭脂之首。施彩薄而净,细腻光洁。雍正胭脂水凉帽式小杯,杯中心绘有粉彩。其款识为青花六字双排楷书双圈形式。

近代仿制胭脂水的颇多,但施彩厚,粗暗。色调有的过深近于浅紫。

盖血红康熙时期始。它是以在白釉上施红色的图案为主。偶尔也有在盖血的地子留出白釉作为图案的制品。盖血红因在白釉上施彩,所绘的画面生动,笔法刚劲,有的还加有金色。

雍正盖血红继承了康熙的传统。并有与墨彩、青花拼凑而成的图案。器型大多为仿西洋的器型,图案俗称为仿洋彩。

乾隆时期盖血红色较暗、略糙,花纹上大多只用来勾描轮廓线条,或是与墨彩拼凑一起的。近代的盖血红彩,色暗无光泽,用手抚之,有粗糙感,与真品相差甚远。

六、明清二代的黄釉瓷器

陶器上施黄釉,在我国的汉代、唐代和北京的辽都郡有烧造,釉质不很纯净。釉的性质大多是经低温烧成的铅釉。在瓷器上施黄釉,在明代已烧造的很完美,以后更逐步地发展。黄釉釉色的种类也随之增多,有娇黄、鹅黄、麦芽黄、蜜腊黄、鸡油黄、蛋黄、粉黄等不同色泽。

黄釉瓷器的烧造是在长石釉中加1%~5%的着色剂、三氧化二铁、氧化锑、氧化锡作釉入窑烧成的。根据着色剂成份的多少的不同和烧造时温度的高低,使黄釉产生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

明代黄釉瓷器已有很好的烧造,时间是集中在明代中期和晚期阶段,以弘治、正德、嘉靖三代较多。烧造的釉色以娇黄为明代杰出的作品。

弘治娇黄器的胎质洁白、坚致。顺壁大多较薄,釉色娇艳、细腻滋润。器底施白釉或米色釉两种,白釉的釉色滋润肥厚,且带微绿色。官窑所制的款识都为青花六字二排双圈楷书款。器型中较普遍的是直口盘,盘的曲度不大。以官窑所制居多。

正德、嘉靖时期的黄釉有鹅黄、麦芽黄。除了单色的黄釉素器外,并有以鹅黄为地子,在胎上加刻云凤、云鹤并加施绿彩的把杯、方碗等。鹅黄地上加绘樊红彩绘的,如鹅黄釉地施樊红彩留出黄地作图案的云龙坛等。还有在青花器上施加鹅黄釉的,如绘“三多”的盘等。这种青花上所施加的黄釉大多带褐色,较深的鹅黄釉不如娇黄匀润。此类产品大多为官窑所制。正德官窑的款识大多为青花六字二排双圈楷书款。但也有在把杯的把内壁对角而写成有青花楷书“正德年制”款的。嘉靖有青花六字二排楷书款和有双圈或方框的。正德、嘉靖等时期的黄地绿花产品中,除了有以上款识外,还有刻款形式的。

明代的黄釉大多肥厚、滋润,大开片。但嘉靖以后的黄釉,偶尔也有开片的。黄釉器的胎质、造型等亦和其他明瓷相同。因胎质内含有铁的成份,经烧氧化后,多在器足无釉的边沿处呈现米黄色。

清代的黄釉种类有:鸡油黄、粉黄,粉黄分深浅二种。深者为粉黄,浅者称蛋黄。清代康熙时期烧造有著名的鸡油黄器。釉质细腻、莹润、晶亮。除烧造单色的素器外,有以鸡油黄为地子,在胎上刻有龙凤、八宝等图案花纹,再在这些图案上施绿釉的装饰和鸡油黄器上加以堆塑花纹的产品。官窑中有雕塑龙耳的杯碟,流传较少。民窑烧造的鹿头尊和暗刻勾莲、带弦纹的碗也都为名贵产品。

雍正有鸡油黄地加绿彩的十六子碗和鸡油黄地加粉彩花卉云鹤的盆碗等,皆为雍正官窑的名品。乾隆时期的鸡油黄釉色深不及康熙时期娇嫩。清代康熙、雍正的鸡油黄色和明代的娇黄雷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明代黄釉的釉厚不开片。而清代的黄釉相对较之略薄,且开有细小的片纹。

雍正时期的黄釉更有粉黄、蛋黄的出现。粉黄含粉质较重,不透明。蛋黄为浅黄色中略带青色的黄釉。因色如鸡蛋黄色,故而得名。器型有奶子杯等,胎薄、质细是官窑中常见的品种。

近代的黄釉器以仿明代黄釉和清代康熙时的鸡油黄较多。仿明黄釉其釉薄,釉面有许多凹如的点子。其底足无釉,胎处无氧化铁之深,黄褐色或是做成黄褐色有过深而发红。

仿康熙鸡油黄者其釉质糙、不匀。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方面,如造型、重量以及青花款识等,对其进行辨别。

明代初期龙泉窑青瓷与明清两代宫廷的渊源


故宫博物院藏有传承自前朝宫廷的清宫旧藏明代龙泉青瓷211件,它们是明初龙泉窑依朝廷定样所制宫廷用瓷的珍贵遗存,其制作工艺和装饰特征既有元代遗风,又与同时期景德镇的官窑瓷器相似,反映了明初龙泉窑制瓷与宫廷间的密切关系。

通过对清宫旧藏明龙泉窑青瓷在宫中原藏位置及所藏器型、数量的统计数据加以整理分析可以发现,这批传世器在宫中使用或收藏的地点不仅较多,且分布广泛,除紫禁城内计有28处宫殿处所外,清太庙、避暑山庄和奉天故宫等处也有收藏。这些旧藏器在清代既有仍作宫殿厅堂中陈设或祭礼器使用的,也有集中存储而未使用过的,如存贮于古董房、咸福宫、寿康宫等处的各式大盘等,从品相看基本没有用过的痕迹,显然它们应是自明代进宫后就一直存储而未使用的。因此,清宫旧藏明龙泉窑青瓷是明代宫廷的原藏之物。

总体看,清宫旧藏明龙泉窑青瓷在造型、胎、釉、纹饰和底足工艺等方面均制作得比较精细,其工艺往往带有元代遗风,反映了明初龙泉窑制瓷工艺正处于从元到明的过渡时期。

关于清宫旧藏明龙泉瓷器制作的具体时间,一般认为大致在明初洪武至天顺末年,其中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主,但由于这批旧藏瓷器中没有书写年款的器物,所以对它们具体制作朝代的研究主要是依据与同时期景德镇陶瓷官窑品在造型、纹饰题材、纹饰布局等工艺特征上的横向对比。

这种将龙泉青瓷与工艺特征比较相似的景德镇官窑青花、釉里红器放置在一起,且二者都基本未见使用痕迹的原始保存状况说明,它们应是两地窑厂在同一时期生产的宫廷用瓷,且进入到皇宫内收储的时间也应比较相近。

所以说,龙泉窑不仅是我国古代烧制青瓷历史最悠久的民间窑场,而且其历代瓷业生产与宫廷官府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明代初期,龙泉窑与景德镇窑一样,也依朝廷定样烧制过一定数量的宫廷用瓷。故宫博物院藏属清宫旧藏的明代龙泉窑青瓷就是明初龙泉窑所产宫廷用瓷的遗存。

根据最近的窑址考古发现,其中部分传世品应是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场的产品。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在宫中的陈设和原始保存情况,不仅证明了明初龙泉窑制瓷确与宫廷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为我们研究明初龙泉窑青瓷产品的分期等问题提供了原始可信的参考依据。

“孔雀蓝釉”的历史文化


一、“孔雀蓝釉”简介

“孔雀蓝釉”又称“法蓝”,是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烧制后呈现亮蓝色调的低温彩釉。由于部分器物发色偏绿,因此也有人为其命名“孔雀绿”(或“法翠”)。坦言讲,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人们根据该类色釉的日常视觉发色不同而进一步划分所得,统称时可用“翠蓝”一词。限于“翠蓝”不太为人熟知,笔者在本文中就使用“孔雀蓝”统称该类色釉。

孔雀蓝在制作初期种类并不丰富,随着它的呈色、胎釉结合等诸多特性慢慢被人掌握,在陶瓷界的应用也渐趋广泛。根据制作品种,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三类:孔雀蓝单色釉、孔雀蓝青花、与孔雀蓝有关的混和彩瓷(包括素三彩、五彩等)。

1.孔雀蓝单色釉

相对后两者,孔雀蓝单色釉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特别是早期精美程度不严格的陶类制品可以直接在坯上施孔雀蓝釉一次性烧成。对后来制作精美、要求严格的官窑瓷则要先高温烧制素胎,然后罩低温孔雀蓝釉二次入窑方能成器。可能有时感觉发色单调,制作者还会使用暗刻花纹、釉面施金彩等方法进行点缀性装饰。

2.孔雀蓝青花

“孔雀蓝青花”是低温孔雀蓝与釉下青花的结合体,在绘制好的钴料表面覆盖低温孔雀蓝釉烧制。元代之前制作者没有掌握好烧造技术,产品普遍为“孔雀蓝黑花”,直到明宣德时期才在官窑体制下取得历史性突破,制作出名副其实的“青花”。由于该类器物涉及到使用钴料绘画,因此制作工艺较单色釉复杂,难度与艺术造诣都非前者可比。

3.与“孔雀蓝”有关的混和彩瓷

在单色釉、釉下青花烧制获得稳步进展之后,御厂工匠还尝试把孔雀蓝与黄、褐等低温彩釉结合,共同装饰素三彩瓷,甚至作为低温釉上彩运用到五彩器中,填补了当时的蓝釉上彩空白。

二、“孔雀蓝釉”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孔雀蓝釉”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并在金、元民窑中陆续制作。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一对孔雀蓝黑花玉壶春瓶是我国较早期的孔雀蓝制品。从金、元产品工艺看,13世纪的磁州窑系翠蓝器水平相对较高,至今有不少绘画精美的“翠蓝黑花”器存世。(编者注:随着桂林明靖江王陵墓群出土孔雀蓝黑花梅瓶实物面世,结合器形演变,以往定为元代的一些孔雀蓝黑花器被现今研究界明确定为明代产品。)需要特别指出,有关学者根据科学成分分析发现该类制品使用低温石灰釉,与我国传统上以氧化铅为助融剂的低温釉配方并不一致,因此推断该类色釉极可能是引进西亚地区的原始配方,这也解释了孔雀蓝釉的原始起源问题。

景德镇在元代浮梁瓷局建立后也制作过一些孔雀蓝釉器,釉上还烘烤金彩双角五爪龙纹装饰,可惜大部分金彩发掘前饱受土壤侵蚀已经脱落。从整体发掘情况看,元代出土器品种较少,说明当时御厂孔雀蓝釉制作尚未形成太大规模。

三、明清“孔雀蓝釉”器的制作与发展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孔雀蓝釉”介绍


“孔雀蓝釉”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并在金、元民窑中陆续制作。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一对孔雀蓝黑花玉壶春瓶是我国较早期的孔雀蓝制品。从金、元产品工艺看,13世纪的磁州窑系翠蓝器水平相对较高,至今有不少绘画精美的“翠蓝黑花”器存世。(编者注:随着桂林明靖江王陵墓群出土孔雀蓝黑花梅瓶实物面世,结合器形演变,以往定为元代的一些孔雀蓝黑花器被现今研究界明确定为明代产品。)需要特别指出,有关学者根据科学成分分析发现该类制品使用低温石灰釉,与我国传统上以氧化铅为助融剂的低温釉配方并不一致,因此推断该类色釉极可能是引进西亚地区的原始配方,这也解释了孔雀蓝釉的原始起源问题。

景德镇在元代浮梁瓷局建立后也制作过一些孔雀蓝釉器,釉上还烘烤金彩双角五爪龙纹装饰,可惜大部分金彩发掘前饱受土壤侵蚀已经脱落。从整体发掘情况看,元代出土器品种较少,说明当时御厂孔雀蓝釉制作尚未形成太大规模。

孔雀蓝炉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磁州窑是我国瓷器的重要产地,烧造时间之长,产品之多,影响之大,为后人所关注。

这尊孔雀蓝香炉产自明代早期磁州窑,高7厘米,直径14厘米,炉内外均施孔雀蓝釉,厚唇,炉身朝外自然敞开,呈喇叭状,炉身盛开三朵黑釉葵花,视觉效果突出,四周配上茎叶,主次分明,画面剩余空白处采用席纹补白,笔意流畅,构图精巧。香炉圆底露胎,留有修胎的痕迹;炉腰下有凸起圈,圈下外装饰三只浮雕型如意足,特色鲜明,十分大气。

香炉所用的“孔雀蓝釉”又称“法蓝”,它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烧制后呈现亮蓝色调的低温彩釉。孔雀蓝釉原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金、元民窑陆续仿制,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明以后,以钴为着色剂的一种低温蓝釉出现,其釉色鲜艳,清澈透明。孔雀蓝或于白釉器上二次施釉烧制,或在素坯上直接施釉烧制。

孔雀蓝香炉所绘制的向日葵原产地为北美洲,可能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带进的物种,向日葵寓意向往光明,深受华人喜爱。望着香炉上的向日葵,我时常想起著名画家凡高的《向日葵》。凡高笔下的向日葵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他给人带来滚滚热浪,浓烈的金黄色彩,在有力的、雕刻般的笔触里,我们感受的是画家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炽热的激情,旋转不停的画笔以及他的智慧和灵气。而孔雀蓝香炉上的向日葵也一定有着制作人暗藏的密码,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还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激情?

磁州窑古属燕赵故地,它为磁州窑陶瓷粗犷豪放、雄健浓厚的艺术风格提供了肥沃土壤。磁州窑陶瓷“化土石为神奇”,处处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作为北方民窑的代表,磁州窑陶瓷装饰内容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植物、动物、人物故事等。诗词与书法手段的结合运用,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瓷器的装饰技法和文化内涵。

紫砂文化:明清紫砂的发展


宋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写过歌咏“紫瓯”的诗词,或就此认定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经诞生,而且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镇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质粗糙,泥色紫红,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份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献中确切记载的紫砂历史,是从明代正德年间供春学金沙寺僧制作茗壶开始的。供春所制,据第一部紫砂艺术的专著--周高起在天启年间写成的《阳羡茗壶系》中所说,当时已经极难经见。现存传世的供春壶,见于著录而且很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树瘿壶”,传说曾为吴大澄收藏,后为储南强所得,把下刻“供春”两字,裴石民配制壶盖,黄宾虹为之定名,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是原罗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壶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两行楷书铭款的“六瓣圆囊壶”。据顾景舟先生谈,曾见过树瘿状壶有12件之多,不合文献所载供春壶的特点,似难以定为真品。不过,传世供春壶作为明代中后期紫砂器的标志,时代赋予的地位还是不可忽视的。

考古发掘所见有明确纪年可考的紫砂实物,现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这是一件提梁壶,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的明司礼大监吴经墓,同出的有嘉靖12年砖刻墓志。这件壶的制法、质地,可与羊角山出土标木相比照,它的胎体近似缸胎而质地较细,壶面黏附着"缸坛釉泪",证明当时烧制紫砂还没有另装匣钵,是与一般缸器同窑烧成的。吴经墓出土的这件壶,对于鉴定供春生活时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时鹏、赵梁、董翰、元畅是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陶工,号称“四大家”。清乾隆年间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说:董翰始创菱花式壶,赵梁多制作提梁式壶。他们的作品都有传世,当然不多,收藏家和鉴赏家很注意鉴别考证。时鹏之子时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艺大师。他生活在万历年间,所用陶土杂有炮砂,制壶不务妍媚,朴雅坚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茶论里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伦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与时大彬同时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盂臣都迎合时代的风尚制作小壶。

明清两朝中国陶瓷酒具的特点


明清两朝是中国陶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官窑和民窑俱盛,彩绘和色釉并茂,是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陶瓷酒具,通体满饰各种花纹,特别是众多花朵、海浪、莲瓣、瑞兽等占据酒具的主体。

明代青白釉龙柄壶

大器形方面仍沿了宋元时期的执壶、梅瓶等形状,只是由于元代以后,蒸馏酿造技术在我国普遍发展,随着酒精度的提高,酒具器形逐渐缩小。明代常见的酒具有梨形壶,龙柄壶、莲瓣壶、鸡心壶、亭盖方壶等。清代造型更为丰富,品种也越发多种多样,如倒流壶、温酒壶等。在材质方面,除了陶瓷和青铜器外,玉石、玻璃、紫砂。珐琅、金、银锡等多种多样,装饰上也更加丰富多彩。

清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倒流壶

纵观中国酒具的历史演变轨迹,不难看出,酒具是凝固的历史,是人类在获取和享受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焕发出来的精神文明的璀灿光华,具体而形象地折射出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五代柴窑的故乡在铜川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讯(记者喜顺)被中外古陶瓷学界苦苦寻觅数十年之久的柴窑,经部分古陶瓷研究专家论证,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就是柴窑的产品,换句话说,五代柴窑就在铜川。

柴窑,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据传其天青瓷的特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然而柴窑实物及窑址一直未被发现,因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悬案”。

上世纪80年代,在耀州窑遗址发掘中找到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有精美的天青釉瓷标本,还发现有“官”字款和龙凤纹饰的瓷标本。发掘者提出,其晚期的淡天青釉瓷应是柴窑的淘汰品。本世纪初,在西安市西大街改造工程中,又出土了与耀瓷天青釉相同的精美瓷器,掀起了收藏界对柴窑研究的热潮。

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禚振西先生首次提出了柴窑器当为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的观点。此语既出,引发了学术界和民间鉴藏界的高度关注。

为搞清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的关系,中国古陶瓷学会和耀州窑博物馆于2010年初步组织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进行考察和研讨,提出了“从不少方面看,耀州窑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似有某些相近之处”的观点。今年5月4日至13日再次组织国内知名的古陶瓷专家,进行了为期10天的第二次考察。跨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4省(区),对相关的古渡口、古城址、古墓葬出土的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进行了考察研究。

日前在铜川举行的研讨会上,根据专家们此次考察获得的资料,专家们认为,五代时期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文献记载的柴窑器最为接近。

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家二级研究员,耀州窑研究会会长薛东星,对“耀州窑柴窑掌门人”禚振西先生的观点持赞同意见。他认为,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发,耀州窑地处关中北部,北有金锁雄关作屏障,东、南有黄河、渭水为天堑,很少受到战事波及。黄堡周围蕴藏极为丰富的瓷土和煤炭资源。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进入五代后,耀州窑制瓷技艺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成为当时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重要窑场。

此次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的研讨引起了铜川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为柴窑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对于确认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明清紫砂壶与茶文化的发展


茶道的的变迁与紫砂壶有着必然的联系。紫砂壶的兴起、繁盛是与茶文化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唐宋时期,人们的饮茶方法为煮茶、烹茶,茶具以金属制器为多。到了明代,团茶已被散茶完全取代,而饮茶方法则改为冲泡法,茶壶与煮水的壶分开使用,茶具多选择陶瓷茶具。饮茶方法虽然简化了,但因为泡茶法对茶量、水温等十分讲究,故而对沏茶的重要器物一茶壶-有了更高的要求。紫砂壶就这样兴盛开来。

明清时期,因饮茶方式、饮茶趣味、茶叶种类的不同,紫砂壶有着容量大小、器形高矮之分。从器形大小上看,大体说来。明万历以前,多为大壶,万历以后,壶形日渐缩小。被奉为紫砂壶鼻祖的供春所制各式壶均为大壶;万历年间的一代制壶大家时大彬在早期时专仿供春,所做多为大壶,后在他游娄东与着名的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结交之后,"闻陈眉公与琅砑、太原诸公品茶之论"才突破樊篱,改作小壶,这与"茶注宜小不宜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且自斟自酌,愈小愈佳"的文人士大夫的饮茶风气有着重要关系;以后至徐友泉、陈子畦、惠孟臣等皆长于制作小壶。像惠孟臣制作的小圆壶就是华南一带喝"功夫茶"所用的水平壶的前身。就细节而言,紫砂壶得出水眼有独眼、网眼、和半球体滤孔几种形式,这通常因饮茶习惯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明清紫砂壶造型式样的变化也体现了制陶人勇于求变的设计思想。比如前面提到的康熙年间的陈鸣远,他力变明末的筋纹器形,从寻常生活寻找创作思路,以自然形体人壶,开创了紫砂壶的一个重要品类"花货".在清朝的乾隆年间,紫砂壶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筋纹器和花货器形极为丰富,制陶人和参与制陶的文人名士不安于现状,极大的拓展了紫砂壶的形式和内涵。一方面由于需要在较空阔的壶面上刻画题咏,"光货"类壶型就变得渐趋简单明朗,另一方面造型取材也更为广泛,制作了取材于自然现象的"却月"、"饮虹"等壶型。

"素面素心"的紫砂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今天的紫砂壶,一派繁荣景象,但它同样面临着传统全手工技法的失传、原本文化属性的背离等问题。分析明清紫砂壶的设计思想,不仅是让我们回忆那段历史,那些艺师,那些参与制壶的文人墨客,也不仅是让我们品位那些传世名壶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气质神韵,更重要的是让今天的我们去深入思考如何传承与创新,而不仅仅只是流于"文化"的表面。

讲诉元明清三代瓷器上龙纹的演变


除了缠枝花卉纹之外,「龙」也是青花瓷器上常见的纹饰,这个中国特有的题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之后,威武有力、生动灵活,并且具有出神入化之姿的形象,早已成为各代龙纹的基调。但是在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器上,由于绘画技法和审美观念不同的缘故,各代的陶工们仍然赋予龙纹许多不同的变化,因此本文按照时代先后,说明青花龙纹的演变概况。

元代龙纹:

一、元代龙纹元代陶工以线条勾勒龙纹的形状,龙首作斜角侧视状,嘴巴微张,舌头从中吐露,圆形的双眼有如戴上眼镜一般,前额微微凸起,头部的毛发与腿上的关节毛都呈飘带状,体表以细线描绘鳞片纹或网格纹,四肢各有三爪或四爪,爪子尖长,如同鹰爪一般锐利。

例如图一

为元代的青花龙纹,此龙位于元代青花盘上,该器的盘身略呈上宽下窄的梯形,表面用云头纹区隔出二种纹饰题材,在云头纹内部绘满繁密的缠枝花卉纹,并有两只凤鸟穿梭其间;而在云头纹以外的器表上,则有两个龙纹以一升一降、左右并列的形态,戏耍于波涛之上。我们从图中所撷取的局部特写里,看到元代龙纹以粗细并用的线条勾勒出张口吐舌、拱身舞爪的形象,长条状的毛发分散飘扬,以富有律动的线条呈现出活泼生动的风格。相同的龙纹也可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所收藏的青花飞龙纹扁壶上,虽然该器的壶口改用金质套管,肩上双系也已缺佚,但是壶身仍旧完好,表面除了有云头纹包围的缠枝花卉之外,正中处描绘一个龙纹,独自飞舞于波涛上方,龙纹的肢体灵活弯转,长须和毛发冉冉飘扬,从它的眼镜眼、鹰爪、吐舌、前额微凸、体施鳞片及分开飘带状的毛发来看,都是元代龙纹的典型特征。

明代龙纹:

二、明代龙纹明代的青花瓷器虽然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龙纹的形象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龙首、龙身及龙爪上最为明显。

例如图二为明代宣德朝所制作的青花盘的局部特写,盘的内底以青料描绘一个昂首挺胸、跨步行走的游龙,身边缀以云朵,犹如在云中翻腾一般。龙首部份维持眼镜龙的形式,然而嘴巴闭上,唇部向上翘起,额头较平,头上的毛发成束往前飘,身体表面以青料涂绘一片片的鳞片,五根脚爪分布均匀,好似风车一样,整体风格显得颇为稳重。而这种眼镜眼、翘嘴唇、平额头、风车爪及成束往前飘的毛发,正是明代龙纹的最大特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宣德朝青花瓷中,即有不少以龙纹为饰的钵、碗、杯、盘等器物,都具有上述的特质。不过,到了明代嘉靖时期以后,青花龙纹在绘画技法的改变下又有一些变化。

三、清代龙纹清代的青花瓷器既有模仿明代的仿古作品,也有当代创新的款式,这种现象自然也反映在龙纹的制作上,不过清代的仿明龙纹大多有形无神,无法与明代龙纹相比,但是当时所设计的新式龙纹,却因为有了全新的气象而成为此一时代的象征。清代的新兴龙纹一改明代晚期的简单草率,以更加威猛、更加写实的形象出现。

此一龙纹绘于粉彩龙凤纹盘的内底处,是清代康熙朝的作品,龙首作张口咆啸状,眼睛略为突出,额头向上隆起,下巴长如戽斗,头上的毛发蓬松散乱,身上的鳞片具有写实性的立体感,五爪张开成「四加一」的形式,犹如鸡爪一般,四肢关节毛短少,成为清代龙纹的典型特征。相同的龙纹可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康熙朝青花海水云龙纹瓶与青花海水龙纹印盒上,其扭身腾跃、威猛有力的形象,呈现康熙龙纹特有的气势与精神。到了乾隆时期,以正面像为首的龙纹开始兴起,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朝青花龙寿纹螭耳六方瓶,是由当时的督窑官唐英亲自设计,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器物。该器的瓶身呈六边形,由瓶口至圈足各有不同的纹饰,其中位于器身腹部的六个龙纹是全器的主纹,龙首由正前方取像,额头高高凸起,双眼圆睁,嘴巴张开露出獠牙,蓬松的毛发由双颊两侧及头顶处向上飞扬,正是乾隆朝龙纹的最大特色。

然而,到了嘉庆时期以后,以威猛写实形象著称的清代龙纹也开始发生转变,如图五所示的龙纹来做说明,此龙绘于光绪朝青花龙纹盖碗的内底,高额头、双凸眼,头发蓬松散乱,爪子如鸡爪般张开,以及关节毛短少的现象,都是清代龙纹的典型特征。不过,散乱的头发向后垂下,身体用简单的线纹勾勒鳞片,再以近似平涂法的方式填色,不仅缺乏清代早期龙纹的立体感和写实性,龙纹的精神也不像早期一般威武了。中国古代的青花龙纹,在不同的绘画技法下呈现活泼、稳重及写实等特色,不仅反映出相异的时代风格,也是我们鉴赏青花瓷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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