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的真伪鉴别。
“元代文化有极为包容的特点，从青花瓷上看，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器型上都很丰富，儒释道文化的题材都有，也有来自西域的纹饰。正是这种包容和多样性，奠定了后来青花作为国瓷的地位。”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说。
日前，“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该展览汇集了国内外73件元代青花珍品，被称为“散落在各地的元代青花瓷的一次空前团聚”。王春城认为：“它基本体现了元青花的主要风貌。”
青花盛世
“就青花瓷来说，元代是个很了不起的时代。光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和青白釉，都有几种风格。儒家风格的方壶也有，佛家的观音也有，还有元代本民族的纹饰，西域来的纹饰，包容性非常强。”王春城说。他认为，把元代的其他功过放到一边，光就青花瓷而言，元代乃是盛世。“一般来说，创制新的品种，限制会很大。比如说釉料对了，但是器型可能会出问题，还有彩绘，方方面面都有限制。但是元代青花一旦研制成功，不论是器型，还是纹饰等等都很齐全。看器型，有玉壶春，圆的八角棱的都有，圆盘浅盘高脚盘都有。”
不仅在器型上如此，而在彩绘方面，元代也是一个爆发期。来自异域的苏麻离青被认为能够产生比较深的颜色，容易晕染，而国产的蓝料则能够描绘精细的局部，“景德镇的匠人们已经对运用不同的彩料得心应手了，不但能够成功烧出青花，而且能够对青色的浓淡过渡进行非常自如的处理。同样的氧化钴，在器物上有浓有淡，还有浓淡相间，会根据景致、诗文等等背景来灵活设置，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极致。”王春城还推测，在元代，有不少文化素养很高的文人加入到了青花瓷的生产制造当中，“元青花的精品瓷器当中，绘画的技艺非常高超，连叶子脉络被风吹扭动都描绘得非常到位，一看就是多年积累的修养。”展览当中，来自山西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罐，“还有先刻出纹路再上色的痕迹，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同样在纹饰上，元青花也兼容并包，不但有传统的“寿”、牡丹、凤凰、龙等等汉文化图案，也有“番莲、十字纹”这些来自西域的图样。“都同时出现，同样被接受，”在他看来，元代这种很强的包容性带来的创新性，“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元代的开创，很难说现在青花瓷会不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青花之谜
元青花的基础是釉下彩。王春城说：“釉下彩这种烧制技术，其实早在东吴就已经出现了，南京雨花台曾经出土过釉下彩的彩绘罐。而青花釉下彩技术有上千年历史，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宋代青花是一个断档，虽然五大名窑十分发达，但是青花基本没有。唐代的青花从生产地到考古发掘都已经确定了，主要是在河南巩县窑。但是宋青花，虽然有的地方说出土了碎瓷片，但还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其中充满了诸多疑惑。
元青花是一个繁盛的时代，元青花目前比较确切的产地是景德镇，然而繁荣一时的元代青花，传世的数量却一直被认为十分稀少。旅英学者刘奇栖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统计过世界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元青花瓷数量，认为只有300件左右，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有，比如蓝料的产地，有说法是新疆发现了钴矿，但王春城表示：“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涂料就来自新疆。”还有当时青花瓷的使用情况，在他看来也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和历史方面的研究。“元青花出土大部分都是窖藏，很少有墓葬的。因为元代葬俗和汉族人不一样，墓葬发现的就很少。到底那时候元青花瓷是什么阶层在使用？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
展览当中来自伊朗的青花蓝地白花双凤菱花口大盘，一直深藏在伊朗阿迪比尔陵寺。“元青花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土耳其、伊朗、叙利亚、越南、泰国、印度……”来到首博展厅的伊朗藏的青花瓷梅瓶，肩部有阿拉伯文，底部也有阿拉伯文，“可能是祭祀用器”。但是究竟是怎样旅行到那些地方的，也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元代文宗为了得到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儿汗国的支持，送了他很多青花瓷器，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有可能是和当时往来于各地做生意的回族人有关系，钴料也有可能是回族人带进中国的。”王春城认为这些都还需要考古、历史、技术等等各方面的合作深入研究。
尽管有如此多的不确定，王春城还是认为，元青花对于元代人本身就已经有了很重要的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元青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关注它，也不是因为它稀少，而是因为在元代，它就已经是让人喜爱珍惜的艺术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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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唐青花”表现盛世体育文化
2008年初，在河南省会郑州出土了这件高达40厘米、保存完整的唐代青花塔形罐，罐体绘有古代“曲棍球图”。这件珍贵瓷器为研究唐代体育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松林介绍说，该青花塔形罐出土于郑州市市郊上街区的晋、唐时期墓葬遗址。墓葬遗址西距巩义市黄冶唐三彩遗址19公里，在此次考古工作中共发掘晋墓10座、唐墓3座。
出土的两件唐代青花塔形罐在同一墓室中，形状相同，由盖、罐、底座三部分组成，白瓷胎。器盖呈塔刹状，刹座为一覆碟刹身。一罐身饰“童子打曲棍球”、牡丹图案，另一罐上则饰有万字符等纹样。罐身所绘“曲棍球”图案引人注目，图案中的人物叉腿而立，右腿微曲，左手扬弯形球杆，左侧有一圆球，形象生动。
专家介绍，这种中国“曲棍球”在唐代称为“步打球”。证明我国古代的步打球比欧洲曲棍球的历史要早得多。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打球作》写的即是“步打球”：“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
瓷器鉴定专家耿宝昌、王莉英专程到郑州鉴定，认为这两件唐代青花塔形罐是国宝级的文物，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未发现完整唐青花的缺憾。张松林认为，此次发掘的唐代青花塔形罐不但为研究唐代青花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寻找巩义唐代窑址提供了线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说，之前，河南地区发掘的唐墓中也有类似的塔刹形罐出土，但如此完整的青花瓷是第一次被发掘。2005年开始，文物考古部门对河南巩义黄冶唐三彩窑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数座唐代窑炉遗址，该窑址地层堆积丰厚，发现了唐代的青花瓷片及蓝彩白瓷。专家推测，这里可能是唐代青花瓷器的发源地。而这件唐青花瓷罐出土地点距离巩义黄冶窑址仅19公里，它将为巩义黄冶窑址研究提供信息。
紫砂文化：每把壶背后都有一个收藏故事
本报讯(记者李婷)作为上海世博会“世博汉字壶”的设计者，中国紫砂鉴藏家、陶艺家许四海昨天起在香山美术馆首次大规模展示了自己的收藏。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100多把材质、器形各异的紫砂壶具，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末，宛若一部中国古代壶具史的缩影。值得一说的是，这里摆放的每把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收藏故事。
被放在展厅中间最显眼位置的是明末清初紫砂壶名家时大彬的古灯壶。许四海发现它是在上海杨浦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摊上。当时，对方开价4000元，而他希望能以3500元的价格买入，在还价不成时他故意转身离开，回来时却发现古灯壶早已不见踪影，询问后得知，壶已被另一地摊主买走。他急得追上去，对方表示：“你要，再加1000。”最终，许四海以5000元买入。据称该壶目前的市场价已超过一千万元。“幸好自己腿脚快，否则真是后悔莫及。”许四海笑着说，之后再不敢因还价不成而假装离开了。
那把市价已过百万的清代三弯嘴宫灯壶，是1971年还在部队担任指导员时的“战果”。在汕头的一个地摊上，三弯嘴宫灯壶让他眼前一亮，正看得入迷，忽然感觉胸口处有阵热气散出，他没在意。等到双方谈好价钱准备交付4块5毛钱时，他才发现胸前口袋里的皮夹不见了，身份证、粮票和20多块钱都在里面。他快速作出决定，坐十几公里的车回去跟自己的战友借钱来买。走前，他反复跟摊主确认让他别走，自己一定会回来买走这个宫灯壶。许四海说，他的很多藏品都是在没有带够钱或没带钱的情况下，用穿的毛衣、戴的手表换来的。
展厅内，许四海的十几件代表作也在陈列当中，其中包括了他耗时12年制作完成的国内第一套紫砂生肖茶壶。1月15日，许四海还将现场为紫砂爱好者做藏品的真假鉴定。
宋代：一个瓷器的青春岁月
也许是因为宋朝是文人治国的时代，也许是因为统治者偏居一隅，因此宋人的心思多是敏感细腻，追求精致的。他们将更多的心力倾注到对文化思想的追求，对生活美学的坚持上，因而才造就了灵秀脱俗的龙泉青瓷和那个时代含蓄灵性的美。
16世纪时，巴黎市长的女儿结婚时收到一件优雅温婉、翠绿剔透的瓷器，惊艳了所有人。然而大家却不知其名。刚好舞台上正在演唱《牧羊女亚司泰来》，市长发现男主角雪拉同（译：Celadon）穿的碧绿衣裳与青翠的瓷器相似，大喊，“雪拉同！这是中国的雪拉同！”于是，这种青瓷在欧洲有个独特的名字：Celadon。其实它的中文名更美：龙泉青瓷。
哥窑与弟窑，各占江山
传说宋朝时，在浙江龙泉有两个烧瓷器的兄弟，哥哥叫章生一，弟弟叫章生二。不过，哥哥的技术要比弟弟好，于是弟弟嫉妒了，就偷偷往哥哥的釉料里加了很多草木灰，结果哥哥烧出来的瓷器带着各式各样的裂痕，像冰裂，像鱼仔纹，却另有一番天然情趣，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也被推到一个极高的地位，这就是哥窑。但其实弟弟烧的瓷器也不差，是历史上著名的龙泉窑。两者各有千秋，是陶瓷史上的两座高峰。
瓷器之所以会显青色，是因为釉里含有铁元素。龙泉青瓷因地制宜，采用了当地独有的紫金土原料，里面含有石英、长石、含铁云母和其他含铁杂质矿物，所以龙泉窑的颜色特别青翠润泽。南宋时烧制出晶莹如玉的粉青、梅子青釉色，更是将青瓷推向顶峰。青釉和梅子青釉被誉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
梅子青，釉层厚而透明，釉色莹润如玉，温润泽和，远看如树枝上挂着的梅子，“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故得此名。青色的梅子很快就会变软发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情谊可能被岁月冲淡，那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少女青春易逝，龙泉青瓷却将这份青翠剔透定格下来，想来也是件极浪漫的事。
不过按马未都的说法，梅子青与青梅并不同，“它重嫩不重青”，它在青色调里渐渐揉进蓝色调，可是，“让蓝欲言又止，一副羞羞答答的模样”。有人评价“景德镇瓷器是穿着华丽的美女，龙泉青瓷是裸体美女”。因为景德镇瓷器偏于绘画，而龙泉青瓷偏于器形。先要品造型，其次看釉色，最后看做工。
用生命烧瓷器，对完美的强迫症
宋朝时期，陶瓷工艺已炉火纯青，官窑鼎立，民窑峰起。龙泉地区有三百多处窑址，可见曾经的鼎盛。虽然龙泉窑属于民窑，但据考证，南宋龙泉青瓷的器形多是传承古代青铜器，带有官窑的影子，所以很可能当年龙泉窑不仅是当时政府收入来源，还可能为皇帝做贡品。
当地还有一个故事，讲一个窑工师傅叫叶老大，正烧制一批宫廷用品。如果再不烧制成功全家和所有窑工都要被问斩。叶老大有个美丽善良的女儿叫叶青姬，为了拯救父亲和大家，她纵身祭窑。最后，叶老大终于烧出了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的青瓷。大家都说这是叶青姬的化身。“青瓷”在龙泉方言里也谐音“青姬”，也是对她的纪念。
那时候为皇帝烧制贡品，如果一批里面有一个不合格，所有窑工都要被问斩。或许正是这种严苛至极的制度，逼着工匠们对瓷器追求极致的完美，在技艺上不断精益求精，才有了陶瓷青春而巅峰的时代。
自古陶重青品
青瓷能够仅凭颜色而脱颖而出成为一种艺术，离不开皇帝的喜好、文人的推崇。清朝蓝浦曾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总结道，“自古陶重青品”。宋朝是陶瓷美学的划时代时期，美学追求是“意境”。龙泉青瓷的美，是“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是“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它契合了中国文人对美的追求：含蓄、内敛、优雅、深沉。它静默成景，却又意境深远。
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青花大盘
西亚及东非，乃至我国新疆等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民众席地或围桌而坐，共饮同食。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收藏的十五世纪波斯手抄本图书的插图中就有穆斯林们围坐进食、碗盘交错的场景。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展”中不乏来自土耳其和伊朗等地的精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以元青花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为着眼点，从造型、纹饰两个方面阐述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的内在联系。
元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它那硕大雄健的器型、精巧鲜丽的装饰，令世人啧啧称奇。它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中国瓷器重釉色、轻彩绘的传统，将绘画技法与瓷器装饰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明、清两代绚丽多彩的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为元代景德镇的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瓷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的约翰·波普博士。当时，他由伦敦大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入手，对照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具有相似风格的青花瓷器，对元青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至正型青花瓷器”的理论。此后，海内外掀起了持续的研究元青花的热潮。目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已基本弄清中国青花瓷器起源、发展的脉络，学术界对“至正型青花瓷器”——典型元青花的生产时间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为元代后期景德镇窑所生产，其上限不超过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下限为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军攻占饶州时止。因为此后十余年，景德镇及附近地区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中心战区，连年兵燹不绝，景德镇窑不可能在战争环境中维持正常的生产。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卓著，但关于文化内涵的分析相对较少。笔者在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以元青花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为着眼点，从造型、纹饰两个方面阐述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的内在联系。
关于“伊斯兰文化”
本文所提的“伊斯兰文化”是指13-14世纪，中、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聚集地区的文化，它以阿拉伯帝国为中心，包含西亚的叙利亚、伊朗，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和东非的埃及、肯尼亚等国，吸收、融汇了东西方古典文化而形成的、具有地域及宗教和传统特色的文化，包括思想意识、艺术和风俗等丰富内涵。它以阿拉伯语为文字载体，对其他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随实践不断调整、发展、创新，即便在当前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鲜明的民族、地域和时代特征。它又被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等并称，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世界工艺史上，伊斯兰艺术成为了东西方制瓷技术交流的主要方面。它以“反偶像崇拜”、“反具象”的教条和宏伟、壮丽、精美、朴素的建筑、装饰，成为艺术的经典样式。13-14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西亚、南亚、非洲等地广泛传播，伊斯兰样式在印度、埃及、叙利亚等地扎根，直到现在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这些艺术作品。产生于14世纪的元青花中也渗入了当时伊斯兰文化的元素，体现出强烈的异域风情，以下仅简要阐述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造型、装饰风格的影响。
伊斯兰造型
全世界最为精美的元青花集中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微博]中，总数达70余件。其中不乏罕见于其他地区的大盘、大碗、大罐、葫芦瓶、梅瓶、四方扁壶等器型，这些大型碗盘、四方扁壶、高足碗和器座等精美作品就带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
1. 大型碗、盘
元代瓷器中多见体量巨大的碗、盘，这在其他各朝制品中极为罕见。目前存世的元青花中，大盘的口径多在40-50厘米之间，最大的可达57厘米。口沿有菱花口和圆口两种。菱花口盘只在口沿分瓣，多为十六瓣，也有十三、十四、十七瓣，器身不分瓣。目前发现的器身分瓣的元青花盘仅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莲池杂宝纹莲瓣形盘，然其口径为29.6厘米，不属于大盘的范畴。装饰技法上，元青花菱花口盘既有青花，也有青地白花，而圆口盘一般为青花。元青花大碗数量较大盘而言极少，仅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机构。它们的基本造型为深腹，小圈足，敞口或敛口，口径在30-40厘米之间，最大的达到58厘米。
这些大型碗、盘与中国传统的瓷器不同，更接近中亚、西亚地区的陶制和金属的大盘。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十一世纪伊斯兰银盘，口径为43.5厘米，与青花大盘类似。大碗是中东地区的常用器皿，特别是自九世纪以后，直径30厘米以上的彩绘陶碗在波斯地区十分流行。这类碗盘多为饮食器皿，用以盛放食物或饮料。此外，也有一些碗盘被作为装饰物镶嵌在建筑外墙、居室和陵墓中，这在东非地区考古发现的宫、寺、陵墓等遗址中都有所发现。这种做法在十五世纪以后的西方更为常见，许多外销瓷即以相似的方式摆设、陈列。中、西亚及东非，乃至我国新疆等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民众席地或围桌而坐，共饮同食。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收藏的十五世纪波斯手抄本图书的插图中就有穆斯林们围坐进食、碗盘交错的场景，可为佐证。
2.器座
这类器物的原型是十三世纪西亚流行的黄铜盘座，上、下侈口，中空无底。中段陡直，均匀分布着六个菱形镂孔。它与宣德时期的青花无档尊属于同类器物，其用途是将大盘置于其上，方便席地而坐的人们取食。器座在元青花中极为罕见，目前仅见于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镂空器座和青海省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器座，后者的底圈边缘有三个突起的残块，似乎原有三足。
3.扁壶
此类器物也称为四方扁壶，器身多为扁长方形，上有筒形小口，卷唇，两侧圆肩，各有龙形双系。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皆有收藏。此器型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明显不是中国风格。虽然在伊斯兰陶器中尚未见到相似器物，但就其功能而言，应为随身携带的盛器，对于善于经商且常年外出的穆斯林是非常适宜的，两侧的双系可用来穿绳系于马匹或骆驼上，比单系更为坚固。传世至今的元青花扁壶数量有限且都在国外。龙泉窑青瓷中也有类似的器物。
4.高足碗
高足碗是元代出现的新器型，敛口，深腹，圜底，下连喇叭形高足。相似的还有高足杯，又称靶杯，它们和高足碗一样都是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瓷器造型。伊朗国家博物馆、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都有收藏，景德镇湖田窑址中也出土了高足碗的标本。尽管如此，高足碗在元青花中的数量仍然很少，它们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三世纪后半叶叙利亚的描金玻璃高足碗在外形上十分相似。高足碗在元代盛行，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蒙古人入主中国以后所带来的新的时尚，同时也适合于伊斯兰地区人民席地生活的传统。
5.八棱器
元青花梅瓶、大罐、葫芦瓶等器物中有一些器身作八棱形，如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八棱梅瓶、日本梅泽纪念馆收藏的青花花卉海涛纹八棱玉壶春瓶。八棱葫芦瓶则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和日本山形掬粹巧艺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则藏有一个八棱葫芦瓶的下半截。八方形器与我国传统陶瓷的造型相比，线条更为鲜明，给人一种挺拔硬朗的感觉，它与中、西亚金属器多角、棱边的造型更为接近。在伊斯兰地区流行的几何花纹中，常见八角星形系列的各种变形图案，若将各顶角相连，即为正八边形。这种圆形具有一种内聚力，给人自足、安定之感。在十二世纪，波斯地区的纺织品上流行八边形开光装饰。美国底特律美术研究所和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分别藏有伊朗拉伊制造的绢，上面就有这种纹样。建于公元七世纪的著名的耶路撒冷“岩石圆顶”圣堂也采用了八边形的平面布局。将这种八边形的布局移植到瓷器造型上，就是元青花中的八方形器物，它与伊斯兰艺术应该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伊斯兰纹饰
元青花的纹饰中也融入了不少伊斯兰元素，受到穆斯林传统审美观的影响。作为青花主色调的蓝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空、海洋、远山、湖泊和冰雪。伊斯兰文化圈中的波斯和中东等地，有相当一部分位于内陆高原和炎热的沙漠中，自然环境恶劣，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蓝色会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与此同时，蓝色又是崇高、深邃、纯洁、透明的象征，蓝色的所在往往是人类知之甚少的领域，如宇宙和深海，散发着神秘、渺茫和静穆，与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教义和追求的“清净”境界相符。用蓝色装饰器皿和建筑就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圣堂内部有保存完好的镶嵌画装饰，基本色调都是浅蓝、深蓝和金色。用钴料作为釉下彩装饰陶器，早在九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已流行。经化验，我国唐三彩上的蓝彩和唐青花上所用的钴料正是从西亚地区输入的。从十二世纪起，伊朗、伊拉克、摩洛哥、西班牙等地出现用彩色釉砖组合图案装饰清真寺和宫殿。建于十四世纪的伊朗大不里士的加布多清真寺和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姆拉宫殿的壁画装饰就是早期彩釉砖装饰的代表作，在这些彩釉砖装饰中，蓝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这种装饰方法的发展，蓝色在伊斯兰建筑上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终于成为装饰的主流色调，如伊朗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宫殿等就是具有典型伊斯兰装饰风格的建筑。与此相反，蓝白相间的花纹装饰并不是我国传统的装饰色彩。就陶瓷器而言，唐三彩中的蓝色仅仅作为点缀，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唐代和元代早期的青花瓷器发展缓慢，不仅质量不高，数量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蓝色花纹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未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发展难免受到阻滞。典型元青花是在外销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其鲜艳浓艳的呈色在当时似乎没能引起国内市场的注意，迄今为止不仅国内发现的元青花数量少，就是出土元青花标本的遗址也远不如国外多，这正说明其市场主要在国外。科学测试结果也表明，元青花所用的钴料是一种高铁、低锰且含砷的原料，与西亚的钴矿成分相近 。元人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介绍了一些产自“回回地面”的物产，如被归入“米谷品”中的“回回豆子”，“菜品”中的“回回葱”(洋葱)，“果品”中的“八檐仁”、“必思荅”以及“料物”中的“咱夫兰”(红花)、“马思荅吉”和“回回青”，称“回回青，味甘寒，无毒，解诸药毒，可传热毒疮肿”，其性与《开宝本草》中“出大食国”的“无名异”相同。另据明代《宣德鼎彝谱》和《天工开物》记载，“无名异”是用作瓷器青色的色料。由此看来，元代的“回回青”除了药用价值之外，还被用作青花瓷器的呈色剂。“回回”是元朝时对中、西亚伊斯兰地区和穆斯林的称呼，“回回青”无疑是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钴料。这种输入原料、制成青花瓷再返销的做法，不正是“来料加工”贸易形式的雏形嘛！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以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特点，完全改变了早期青花瓷器上以布局简疏的花卉为主的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浓郁伊斯兰文化意味的风格，使人很容易联想起中、西亚地区的陶器、金属器、玻璃器、染织以及建筑装饰。从元青花纹饰的布局来看，瓶、罐等琢器主要采用横向带状分区的形式，纹饰层次繁复，一般有七八个层次；八方形器多利用器物的棱边作纵向的分区；盘、碗等圆器则采用同心圆分区的方法多层次地进行装饰。这些都是典型的伊斯兰式布局，十二世纪末至十四世纪早期西亚的金属器皿和陶器上很容易找到它们的原形。典型元青花的纹饰以纤细工丽著称，线条酣畅流利、笔意准确细腻、纹饰形似酷肖，加上层次繁复，遂形成一种花团锦簇、少有空隙、刻意求工的艺术格调，与波斯绘画作品那种表现主题一览无余、直露浅近的作风一脉相承，而与当时中国绘画崇尚简逸、讲究含蓄、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把形似放在次要地位的风格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题材主要有人物故事、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形。人物故事一般以元曲、全相平话等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本，人物造型多为宋装，偶尔也可见元装人物。这类题材前代少见，它的出现，一方面受到元代勃兴的戏曲艺术的影响，其内容大多可在唱本、平话及其插图上找到原形；另一方面，十二至十三世纪波斯彩绘陶器盛行用人物形象装饰，它对于中国制瓷工匠将故事画移植到瓷器装饰上或许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元青花上的动物题材也十分丰富，龙、凤、鹤、雁、鸳鸯、孔雀、鹅、鸭、鹭鸶、海马、麒麟、锦鸡、狮、鱼、螳螂、蟋蟀等都可以在瓷器纹饰中找到，几乎包括了飞禽、走兽、游鱼、鸣虫等各种动物门类。它们也是中国传统装饰中常见的题材，惟狮、马、瑞兽等形象在西亚艺术品上更为多见。
元青花上的植物纹十分发达，虽然基本上可以在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中找到渊源，但仍然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中“阿拉伯式花纹”的意味。所谓“阿拉伯式花纹”，在世界艺术史上专指那些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草等植物图案，它们或为主纹、或作地纹填充于空隙，共同构成一种复杂、华丽、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花纹。在伊斯兰世界，这种程序化的花纹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器皿、建筑、绘画乃至书籍装帧中。伊斯兰地区植物花纹的发达有其宗教的原因。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偶像崇拜是完全被禁止的，因为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万物均为神所创造，因而万物皆虚幻，但造物主却是永恒长存的，真主是无形象的，是不能以任何形式来比喻和象征的。进而，其规定在艺术作品中不准制作和绘制人和动物的形象。伊斯兰教还认为植物是无生命的。因此，伊斯兰地区的穆斯林艺术家们便在植物花纹图案的设计和制作上驰骋自己的想象，促使植物花纹在伊斯兰艺术中迅速发展，创造出以蔓枝花草为主要内容的“阿拉伯式”花纹，并闻名于世。当然，来自印度和希腊的影响而对抽象的几何、数学概念的培养，也促进了这种以几何图形为基础的图案的普及。尽管后世的伊斯兰教派并不过分拘泥于有关偶像的戒律，只要不涉及宗教内容，也允许艺术家创作一些人物画和有人物、动物的书籍插图，但是植物花纹作为伊斯兰装饰艺术的主体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元青花上的植物纹以缠枝花卉和蔓草为主，常见的题材除了西番莲直接移植自西亚金属器皿上的类似图案之外，菊花、牡丹花就个体来看，虽然仍带有写生的痕迹，但其描绘过于细致规矩，花叶肥大，布局讲求对称，反而使人觉得生意顿失。蔓草边饰则主要为二方连续的重复，这些都表明植物花纹已呈现出图案化的趋势。布局规则的蔓枝花草不仅富有节奏、韵律之美，而且使画面表现出一种理智的整齐和有秩序的流动感，给人以延绵不绝的联想——这可能正是“阿拉伯花纹”的真髓所在。
莲瓣纹早在东晋、南北朝的青瓷上就已流行，宋代瓷器上的莲瓣纹也一如以往，以弧线三角为主。而元青花上的莲瓣纹较之前已大大变形，多作直边、方肩的形式，故称之为“变形莲瓣”。它作为一种常用的边饰，有以仰莲的形式装饰于器物的胫部、腰部和盖沿，也有以覆莲的形式装饰在器物的肩部；在大盘、大碗的口沿、内壁及外壁也经常装饰有仰、覆莲瓣；而装饰在大盘、大碗内底的莲瓣则作放射状的布局，在莲瓣之内常精心描绘各种图案花卉、如意云头、涡卷纹或杂宝等。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的波斯彩绘陶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边饰，如在单把壶的口沿和腹部、大碗和瓶的口沿。这些边饰的笔划虽不如元青花上的变形莲瓣那么精细，也很难看出他们究竟是莲瓣还是其他什么，但是这种单体呈长方形的连续图案，其一端或中央常常有规则地饰以各种圆圈、菱形、潦草的简笔花卉，抑或类似杂宝中的双角、火焰图案等等，其形式与变形莲瓣十分相似。可以认为，元代青花瓷器上的变形莲瓣就是以波斯陶器上的这种边饰为祖形，再糅合进中国莲瓣装饰的传统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纹样。
尽管元青花的造型、装饰中渗入了伊斯兰文化元素，但它身上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毕竟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土壤中。中国制瓷工匠善于吸收和融汇外来文化的营养，使青花瓷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典型元青花在元代后期突然出现和迅速发展，必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釉下彩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景德镇制瓷水平的提高、其他窑系(如磁州窑、吉州窑等)画瓷工匠甚至波斯画师的加盟，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成长，也加速了域外文化对青花瓷器的影响。■
(本文发表有删节，原文有注释。全文收录于北大出版社将出版的《青花的世纪——元青花与元代的历史、艺术、考古》)
一个韩国考古博士的中国青瓷情结
七月骄阳，浙江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五十多吨碎瓷片正在接受考古队的分析、研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博物馆抽调专家组成考古队于去年九月开始对枫洞岩窑址主动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表明：在明王朝时期，著名青瓷产地、浙江龙泉窑不仅没有衰落，相反还成了中国青瓷发展历史中的最后亮点。
在这支考古队中，有一名特殊的成员，他就是来自韩国首尔、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陶瓷考古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申浚。作为唯一一名参与此次考古研究的外国人，他吸引了众多目光。而他却埋首在成千上万的龙泉青瓷碎片里，浑然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学瓷器考古还是中国好
“我父亲很喜欢瓷器，家里曾经有过一些朝鲜王朝时期的高丽青瓷非常漂亮，让我记忆深刻。”申浚说话的时候，白白净净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一如瓷器的莹澈剔透，柔和明净。
今年三十五岁的申浚，看上去就像一个刚进大学的学生，纯朴腼腆。来中国快七年了，他的普通话已经很流利。
在韩国读历史系的时候，申浚深感陶瓷课上学到的知识不够，便主动到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去找瓷器看。“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里有很多瓷器，为了更容易、更方便地欣赏到瓷器，读大学的时候，我会在寒暑假里去那里打工，学习更多关于瓷器的知识。”申浚说。
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申浚就决定要到中国来学习陶瓷考古专业。他告诉记者，因为痴迷瓷器，大学时期攻读历史专业的他希望读研究生时能够学习陶瓷考古专业。
到国外留学，申浚当时考虑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中国是瓷器之国，‘中国’的英文就是瓷器的意思，学习瓷器考古当然还是到中国来最好，而且目前在韩国研究中国瓷器的人不多。”申浚说。
大学毕业后，申浚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现在他已经很习惯中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他的足迹也遍布陕西、河南、湖南、江西等地，参观学习中国瓷器文化。
“在中国学习的时间越长，越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想，中国文化我一辈子都学不完。”申浚动情地说。
让世界都知道龙泉青瓷
从去年九月开始，申浚跟随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专家来到龙泉，参与了对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一层一层往下挖，无数精美的瓷器呈现出来，实在是太神奇了！”对于第一次参与如此大规模的青瓷考古研究，申浚感到非常兴奋。考古是一项寂寞的工作，但对他来说，这个探索美的历程是最奇妙的。
“龙泉青瓷非常了不起，不仅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而且自宋代起通过陆路和海路远销亚、非、欧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熟知龙泉青瓷历史的申浚说道。他告诉记者，对韩国的研究者来说，龙泉青瓷并不陌生。
早在一九七六年，韩国新安地区道德岛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龙泉窑瓷器达九千余件。从这些瓷器可以看出，龙泉青瓷在当时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中占首要地位。
申浚说，目前韩国在瓷器方面和日本交流比较多，和中国接触不多。我以后要让让更多韩国的青瓷爱好者到龙泉来参观青瓷，促进双方交流合作
隋唐五代时期——茶具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隋唐五代宋时期——茶具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1）茶具文化习俗的形成
陆羽《茶经·六之饮》也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茶经》认为当时的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以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及湖北、山东一带最为盛行，把茶当作家常饮料，形成“比屋之饮。”陆羽《茶经》初稿约成于代宗永泰元年，定稿于德宗建中元年。《茶经》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形成。中国人饮茶习俗形成于中唐。
（2）茶具文化名茶初兴
唐代名茶，首推蒙顶茶，其次为湖、常二州的紫笋茶，其它则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碧涧明月、方山露芽、邕湖含膏、西山白露、霍山黄芽、祁门方茶、渠江薄片、蕲门团黄、丫山横纹、天柱茶、小江团、鸠坑茶、骑火茶、婺州东白、茱萸寮等。
（3）茶具文化饮茶的普及
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宋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云：“华夷蛮豹，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东渡青筑：一个馆藏级青花售展中心的范本意义
你不妨先闭目想象一下，将古老的青花元素融入一个现代建筑的骨子中去，面前呈现的会是怎样的一个画面。
也许是一色青白相间，古朴却并不单调，典雅而不失高贵；也许是一张城市新名片，诠释着现代文明新的生活主张；也许是菁英阶层新的觥筹交错之地，碰撞智慧、分享人生……
这里是东渡青筑——一个跨界文化高端地产传奇的诞生之地。
最后你不妨大胆假设一下，将文化符号发挥到极致，借鉴一个范本的力量，中国的房地业将会在盘整和裂变中孕育出一轮又一轮的生机。
文化名宅启示录
一个馆藏级青花售展中心的范本意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历代成功人士的毕生追求，尽管时过境迁，时代不同，但作为现代社会的成功人士而言，同样有着“修身、齐家、报天下”的人生追求，而作为其选择的生活居所，其同样期望能够将这种人生理想在自身的居住生活中加以展现。
兼容低调和奢华，小小青花背后承载了无穷尽的人生梦想。在深刻洞悉高端客群消费观念改变所带来的市场机会之后，东渡青筑终于翩然而至，对中国高端物业产品进行了全新的精神和技术注解。
历经百练，方能成钢。从率先破题的青筑廊桥售展中心，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建筑和梦想的力量。好戏刚刚开始……
关键词：原创艺术
青筑的跨界文化复兴概念，已然在建筑艺术各领域引起广泛关注。自2010年开始邀请陶瓷艺术大师王锡良和张松茂出山指导，等一系列、从各领域的研发、融合和攻关，历时近两年，修成果实，而近期刚刚亮相的青筑馆藏级售展中心，为让更多人读懂青花艺术、读懂青筑而铺路。
青筑售展中心的每个细节，都渗透着精工细致的原创痕迹。在这里，未来青筑的艺术造诣、工艺苛求可见一斑。你可以细细观赏每一处布置和展览，几乎每件物品背后都有着独特的来历和故事。
原创青花情怀的背后，是历史文脉传承、东西文明交融和时代精神创新的三位一体的产物，她是人类历史演进中最具珍贵价值的内核，是人类对大自然最积极的、最理性的适应和反应。未来的建筑产品，不仅单纯的满足居住生活的物质需求，更能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成为民族精神的传承佳作，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美感的渴望。
关键词：慢工、细活
在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期，高速扩张占领土地、快速开发销售的发展模式虽然可能会让企业在短期内迅速获得土地增值的收益。但对于整个城市建设而言，“快餐式”的发展却也埋下“营养不良”的隐患。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越来越注意到“慢工出细活”这几个字的分量。
东渡国际也不例外。历时两年，青筑作为集团首例高端原创地产作品，终于在所有人的期盼中揭幕。从邀请泰斗级大师领衔的几十位重量级创作团队，到研发过程中对青花艺术的反复研究、突破攻关；从现代中式建筑的改良与设计，到引水治理精工园林…...
在青筑的整个设计建造过程中深入思考的不仅仅是艺术和建筑本身，更考量了中华文化复兴的现在，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居住环境。经历了反复推敲，推翻再造，千锤百炼之后，最终这耗费百人两年心血的作品，以艺术的形式被投入和展现在首度揭幕的廊桥售展中心。
关键词：最青花
售楼中心内部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青筑精工细致，和突破性原创的痕迹：一面十万孔雀翎拼贴的影壁，体现着青筑稀有珍贵的价值属性，更是对艺术跨界、国粹奢华的诠释；青花瓷片拼装的迎宾墙，以现代设计手法展示传统青花白瓷的艺术神韵；内部吊顶更以三万青花瓷片装饰，令你走进售楼中心就仿佛置身一间青瓷珍品；另外，国内罕见的青花球幕影院也在中心正式亮相示人，用现代科技展示国粹文化，赋予传统文化新的表现形式。
首创感应式铺地，见证青花灵动开放；十万孔雀翎与纯金画釉，构建青花艺术极致；万件青花瓷片，景德镇巨瓷，放大青花美态；景德镇烧制、青瓷‘碗匙’造型的桌椅，是突破了大型青花瓷器技术难度的极品，成为东渡的无价藏品；青花球幕影院，青瓷博物馆，呈现实物史记……
所有外在表现的背后，“最青花”成为这座馆藏级售展中心的灵魂所在。中国人现在是处在一个整体文化自信，一个从文化居住上的自信。我们从模仿上的居住转到了自主性居住的特点。“最青花”就是我们寻找的建筑灵魂之方向。
关键词：精品时代
用两年的时间来设计论证一个住宅项目，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反复实验，终于成就集团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精品。这不是偶然，是“做精做强”战略指导下的必然；这也不是结束，而是集团精品时代的启幕。
2010年，东渡青筑曾代表青花艺术与建筑的首度融合，成为常驻中国馆的世博会艺术人居典范项目。在世博会上，东渡青筑以独特的建筑创意与国粹艺术的高度融合，赢得了观展者的一致赞许。
东渡青筑不仅仅是一个地产项目，她的原创性和艺术性决定了其豪宅精品的属性。东渡青筑以低调、儒雅、淡泊的东方美学为底色，融合当代建筑精神，传承上百道繁复工序，国礼级筑造标准，以仅3%的青花瓷成品率精心打造。
希望通过这样一场青花与建筑结合的前所未有的尝试，能够给中国当代豪宅人居带来新的活力，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豪宅精品，唤醒中华文化的第五次伟大复兴，共同创造出全新的文化建筑未来。
“瓷中翘楚”元青花的两个江湖
元青花的两个江湖
一直以来，元青花瓷器因其稀有和工艺精美，在瓷器中身价贵为翘楚。而另有大量来自民间的“元青花”却始终不被认同。
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截然相异的态度，使得这个身份尊贵的文物，长时间以来面临着尴尬的冰火两重境地
文/万佳欢
不少前往首都博物馆参观正展出的“元代青花瓷文化展”的参观者如同“朝圣”。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元青花收藏爱好者，手持手电筒，或俯身、或探头，对展品的釉色、胎质、器型等一一进行细致观摩。
如果上前跟他们聊，他们或者会对展品侃侃而谈、啧啧称奇，时而却又讳莫如深，摆手不言。
这都缘于展览的主角是——元青花。
对于众多收藏者而言，元代青花是一个传奇。700多年前，这些产自元代、如水墨画般明净素雅的青花瓷奇迹般地骤然出现，拉开了此后青花瓷成为“国瓷”的序幕，也留给后人一个个待解的背影。
关于元青花，“说不清”的事情太多。近年来，民间大批“元青花”的出土和交易，使这一“至尊级”文物又起争执，关于来自官方的“正牌元青花”和民间“黑户元青花”的名分之争，成为收藏界一直以来的敏感话题。在展厅内人头攒动、参观者闪烁其辞的背后，也隐隐地透出展厅外众人对元青花的种种分歧。
扑朔迷离的元青花
从今年3月到6月，首都博物馆举行为期三个月的元青花展览。这一展览早在10年前就开始策划，却历经波折。虽然据中国古陶瓷鉴定专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王春城表示，参展的元青花远未达到他所期望的数量，但国内24家博物馆的67件镇馆之宝，加上从伊朗国家博物馆远道而来的6件元青花，其规模在北京乃至全国已为罕有。
目前，大部分体制内的专家都认为流传下来的元青花非常稀少，全世界的真品仅有400件左右。伊朗、土耳其、英国等国的博物馆大约收藏了200余件，国内现藏于各级博物馆的元青花只有100余件。
这意味着，在获官方承认的国内真品中，厅里展出的这批73件元朝青花瓷，几乎占了元青花总量的四分之一强，无怪乎媒体将这个展览冠以“元青花狂欢”的字样。
稀有之下，一件元青花的市场价值究竟多少？举个例子来说：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纹故事罐”在伦敦拍出了2.3亿元惊人天价，让元青花从此一器难求。而此次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元青花中，包括云龙纹梅瓶、蒙恬将军玉壶春瓶在内的很多件展品，艺术价值都不比“鬼谷下山”逊色。
拥有如此高的身价，元青花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王春城在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到元青花在青花瓷中的地位时，用了“龙头老大”概括。
元朝时，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汗国幅员广阔，同阿拉伯国家的商业交往极为密切。西亚人带来了比国产钴土杂质更少的钴料，景德镇的工匠们就使用这种进口青料做呈色剂，加上本地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元青花既具有晶莹透亮的瓷胎釉面，又呈现出精美瑰丽的蓝色花纹，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此后各朝，青花瓷都是主要瓷器，产量极高，从而成为国瓷。
不同于其他朝代，元代的优质瓷器主要用于经济贸易，供应阿拉伯世界国家，很多元青花的图案、画法都是根据对方的需求而定向生产的。因而，它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也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意义。
元青花是青花瓷器的肇始阶段，流传区域非常广泛，而存世的相关文献资料极少，这不仅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也留下了一堆难解的谜题。与此同时，因出土时间迟，人们对元青花的研究历史又非常短暂，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才最早认定了元青花的存在，而当年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延至更晚，“国内持续地展开研究从70年代后期才开始，”王春城告诉记者。
因此，一直以来，元青花都身处一个非常特殊的讨论场景中，争议不断。比如，唐宋年间是否存在青花瓷？国内什么阶层使用元青花？其发明权、生产权是否都在景德镇？是否与蒙古人崇尚蓝白二色有关？是官窑还是民窑所产……对这些问题，专家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元青花的世界也愈加纷繁复杂。
民间元青花的身份谜团
在众多争执中，有很多问题都直接指向一个焦点——中国到底有多少元青花？很多民间收藏者和研究者认为，除江西外，福建等地还存在一些元青花的窑址；而文博系统的专家给出的官方观点则是，产地基本都集中在景德镇附近，且产量不会太高。
“景德镇的知名度是‘砸’出来的，”王春城解释元青花之所以罕有，“只要烧制青花时的温度不够，或者有一笔漏画了，瓷器都会被砸掉。因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当时人们认为最精美的东西。”
至于现存的元青花数量，王春城认为，“应该多于三四百件，但也不会太多。”在国内，这些“不会太多的”、被体制内专家所认可的“正牌元青花”大都存于各地博物馆。
假使来自民间的“元青花”持有者有意转让给博物馆收藏，这些专家们会使用一票否决制对其进行严格的论证和价格评估。
在“正牌元青花”躺在博物馆中享受认同感和优质待遇的时候，民间却突然有大批“元青花”高调出现。
1988年，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总编、民间元青花收藏家许明在北京的潘家园花1000多元买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元青花”小杯。那时，元青花在市场上还少得出奇。正是在那段时间，各地民间藏家开始对其展开热烈追捧。
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国内各种基础建设、旧城改造等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新出土的“元青花”不断在市场上出现，数量惊人，大批仿品也随之而来。随着国外拍卖会上元青花被高价拍出，国内对其的挖掘、收藏队伍也不断扩大。王春城打了个比方，“官方考古队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民间收藏力量像游击队一样。”
2003年到2005年，元青花在国际市场最高涨的几年间，民间元青花的收藏热潮也达到了顶峰。
2001年，许明作为美学史专家前往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考察那里的馆藏元代瓷器，对其有了更为感性的体验和认知。之后，他开始大量收藏元青花，至今其“元青花”藏品已达到1000多件。
据他的统计，“民间收藏家发现和收集的元青花，已经达到一万五千件左右。”
一万五千件VS三四百件，之间的悬殊实在太大。
可是对这些藏品，文博系统的专家基本都不予承认。王春城就认为，“虽然近年来出土的元青花瓷片应该非常丰富，但整器不会太多。”
很多专家认为，700年后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元青花，而且是近年来出现专著、照片、款式后才出现的，于理不合，赝品无处不在。而景德镇之外是否有其他大型窑址存在等问题也使真假元青花的鉴定更为扑朔迷离。
针对民间元青花身份的真假问题，体制内的“学院派”专家和民间“实战派”收藏家各执一词，好几年前就开始在媒体上“大打出手”。
官民标准的分庭抗礼在文物界其实并不罕见，然而元青花的情况似乎尤为特殊。“其他的文物没有这么敏感、这么不统一的。元青花的价位冲得最高，太有名气了；藏家手里太多，民间舆论很高涨，专家又咬死意见，矛盾很突出。”许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许明认定的真品，在文博系统里仅获得了少数几个专家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李辉炳。
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本来也支持“民间都是仿制品”的观点。2005年，一个广东藏家说服他一同去江西南城——即著名的“鬼谷下山”瓷器出土的地方——某墓穴群考察。当时三峡移民工程正在推土挖掘，半夜三点，他打着手电筒到现场，从正在挖掘的墓里看到了做工精美的元青花。
有了这次亲眼目睹，李辉炳改变了观念。他发现，“馆藏传世品的研究经验对新出土的器物是远远不够的，对元明清窑址考察又不重视。专家都不下去，不与时俱进，这怎么能行？”
他还写文章谈自己观念的改变，但由于这与大多数体制内专家的看法不一致，稿子被《文物》和故宫博物院的院刊都退了回来，这在李辉炳的投稿经历中也从未有过。因为坚持民间有大批元青花真品，他还被同行们说是“中了邪”“疯子”。
民间“元青花”的身份就在这样的纠结中，始终没有获得它想要的名分。
命运两重天
民间藏家手里的“元青花”不仅不断遭到来自官方专家的集体质疑，这还意味着，它将很难转手，也卖不上价。
近年出土的“元青花”市场价格都相当低，很多收藏者都可能轻松买到。一些大罐子最低的价格仅200到300元，基本只值运输费。这个价格甚至比很多仿冒品还便宜。
目前，“元青花”藏者在民间可能成千上万，但大部分还是集中在百余名大藏家手中。即便得不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同，一些持有者仍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收藏者陈纪平的自信来自于自己在巴黎拍卖行八年练就的鉴别眼光。上世纪80年代末，陈纪平到巴黎淘金，偶然被朋友带进了拍卖行，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一件青花瓷卖出很高的价钱。此后，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守在拍卖行，看遍不同的文物，拿着笔记本学习怎么鉴别。
回国不久，陈纪平听说景德镇地下有部分元代瓷器没有被砸碎，都流到市场上去了。他立即给故宫博物院写信、寄照片，但对方回复说那是仿品。陈纪平于是调动自己所有的资金，还借了点高利贷，花几十万把那批瓷器买了过来。“他们都不认识，我就偷着乐。”他对本刊记者说。
事实上，并非民间藏家们都像陈纪平这样笃定地“乐”，因为自己的元青花身份不明，这意味着收藏它们往往要冒更大的风险。在首都博物馆，一位正在参观的中年收藏爱好者对记者说，自己研究元青花好多年，也在潘家园市场上买到过“元青花”，但“买的时候忐忑不安，怕买错了，也怕就算是真的专家也不认”。
一些大藏家也存在摇摆不定的心理。王非忒是江西抚州市的一个收藏家，也是当地东方古陶瓷研究所所长，他藏有几十件“元青花”，曾经多次办过展览。“他原来意气风发地要跟我们一起战斗，后来又说自己搞错了，自我否定。”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总编、民间元青花收藏家许明说。
在民间收藏艰难求证自己身份的时候，拥有官方“身份”的元青花却在拍卖场上大展拳脚。2002年，一件莲池水禽松竹梅纹碗拍出900万元，另一缠枝牡丹纹兽耳罐在香港也拍出了600余万元。
此后几年，元青花的价位一路飙高，2005年“鬼谷下山”的元青花大罐更是在英国伦敦拍出了2.3亿人民币，以当天的国际牌价，这些钱足以买到两吨黄金。除此之外，“岁宝三友”图罐、鱼纹罐等多件元青花的成交价都在百万以上。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收藏局面。毕竟，市场价格往往由官方的判断主导，民间收藏者还是只能够自娱自乐。
李辉炳认为，更严重的情况是，很多元青花因为得不到官方认可，便以“工艺品”的名义大量廉价出口。“这会造成严重的国宝外流，”他曾发动五六个收藏家，在民间筹钱进行“元青花”的大批量收集，避免让民间“元青花”落到外国人手中。
4月18日，陈纪平在北京经营的公司举行了一场拍卖会，其中也有一些他的“元青花”藏品参加拍卖，他每件给出的起价仅为300元。他对本刊强调，自己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市场”。
民国仿古瓷攀上一个新高峰
花鸟人物四方灯笼瓶
民国瓷是依年代而划分的一类瓷器。民国初年，仿古瓷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无论在胎质、颜色釉以及绘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民国瓷继承了清代末年以来仿古瓷的工艺成就，仿古陈设瓷的生产和销售非常活跃。日本人上田恭辅论：“今日之市场，大抵以摹仿品或后世乏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
《饮流斋说瓷》评清末民初仿古瓷时说：“盖彼时一朝有一朝之面目，而自有其特色。”“一由近年西人荤金重购，业此者各自竞争，美术因此进步。”“凡新仿之品，以光绪之朝为最多，袭历朝之形式，无所不仿。”清末景德镇“肆中陈设珍玩，于尊妻鼎彝之属，及宋元旧制皆有仿作，佳者几可乱真”。从瓷质方面看“精制之品，直逼乾隆，若道光更有过无不及”；从釉色方面看，则是“光致之极，几似乾隆”。
在单色釉瓷方面，《饮流斋说瓷》认为“红为最难仿之色光绪初及中叶，所仿者惟薄施淡抹而已”。民国初期，“则大红、深红、与夫胭脂红、豇豆红诸难仿效之色，均无一不有仿效；虽专家亦往往受其欺，而其中尤以豇豆红为最精”。对蓝色釉的仿制，《饮流斋说瓷》认为是“最有成效者”，特别是“光绪中所仿者，或蓝而带黑，或均不难于判别。至近年模仿康熙蓝最足乱真，且亦能深入胎骨”。
日本人上田恭辅也认为：“此人多谓中国近世瓷器甚美，现在(指民国时)及宣统、光绪御窑物，皆认为价值极低，但此为古董店之借口，殊非陶瓷研究家的态度。实际过去独占世界如此蛊誉之中国瓷器，无论何时代的作品，均有足取的风味。”
当时一些外国专家认为：“世人多谓景德镇陶工之技法，自清末以来大为退步，制品低劣，此实非深入观察真相之言。”
当代陶瓷洼地掘金：做一个人的收藏
一位艺术家曾对我说，因为人们对某类藏品普遍不理解，导致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藏家只需花很少的钱，就能买遍该类藏品里最好的作品，这个现象被称为“一个人的收藏”，历史上偶而会出现，一旦把握住，将受益无穷。比如在当代陶瓷方面，目前就存在这种可能。
学院派坚持现代化探索
当代陶瓷是指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和景德镇传统名家瓷以及中国其他著名窑口的当代陶瓷有着明确的区分，创作者以中国各大美院陶瓷系毕业生、讲师、教授为主，作品脱离了传统的器形、色彩和笔墨技法上的规矩套路，讲究创意设计、当代造型语言和国际视野的审美理念，表达当代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
但是由于传统陶瓷的影响力太深，至今，藏界仍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只有少数都市新兴收藏人群开始抛弃传统陶瓷关注当代陶瓷，因此当代陶瓷从市场方面看，还在培育阶段，这就给“一个人的收藏”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花个几百万上千万元买画，最多只能买张大名家的普通作品，但是在当代陶瓷里，却可以很轻易地将排名前十位的名家精品每人买一件。
当代陶瓷成气候的时间并不长，最早是一批1980年代美术学院陶瓷系学生受西方现代派美术冲击后，在理念上引发的裂变和探索；其后，这批美院学生通过长期实践摸索，渐渐与当今那些仍坚持传统路数、并以“世家传承”为特征的陶瓷艺术主动划清了界线；即便在收藏界开始“大师崇拜”的近10多年来，这些当代陶瓷的探索者们也没有受利益诱惑，仍坚守学院派阵地，秉持国际化理念，默默致力于中国传统陶瓷的现代化探索，其学术价值类似于当年国画界的林风眠、吴冠中和油画界的赵无极。
社会认知相当初级
但是，相对于国画、油画以及当代艺术界，当代陶瓷的探索力度、学术研究、市场挖掘、社会认知都非常初级，或许，这四者本身就是互为因果的。
曾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学生的景德镇人熊璟兰初来上海时，藏界对于景德镇大师瓷的收藏也还刚起步，但是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前瞻性的收藏理念，使得她渐渐意识到学院派当代陶瓷的巨大潜力，在新老艺术观念的冲撞中，她终于悟到当代学院派陶瓷比传统陶瓷有着更大的可能性。
五六年前，景德镇大师作品被资本一路追捧后，出现了天价泡沫，最高达到了上千万元一件。
熊璟兰说，就在这个阶段，她的收藏机构璟通艺术开始转向挖掘更多学院派陶瓷新人，她率先向社会推广从景德镇走出的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家白明、白磊兄弟的作品。当时，白明虽然创作了不少被台湾藏界资深人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抽象油画，但市场始终没有反应，反而是他的陶瓷作品因为充满新锐之气而被个别藏家悄悄收藏，熊璟兰就是其中之一，但当时藏界大多数人对兄弟俩的作品还是不屑一顾。
经过多年的推广后，白明的陶瓷创作目前已经在欧洲走红，进入了法国最主流的艺术馆展出，并被法国主流美术界广泛认可；白磊的作品也在拍场上多次创造百万元纪录，最近还被一家欧洲的著名艺术机构看中，大肆购藏。熊璟兰说，一批早期藏家因此而获益良多。
和传统陶瓷界势如水火
白明白磊兄弟所代表的中国当代陶瓷目前仍与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陶瓷在艺术观念上严重抵触。传统陶瓷界认为，当代陶瓷的艺术家们是在乱来，根本不懂陶瓷工艺，在瓷上绘画没有几十年功力是不可能画得好的；而当代陶瓷的新锐们认为，传统陶瓷技术守旧，艺术观念非常落后，几乎是一种精神癌症。两边在理念上掐得非常厉害，这也导致当代陶瓷长期没有获得学术上的支持，更谈不上社会的关注。
但这个时候，它的收藏价值就越发明显起来。在国际上，中国当代艺术早已是一门显学，如今，没有人再敢于不认可了(但是在10年前人们却完全不认可)；中国当代水墨接棒当代艺术而迅速崛起，显示了一种文化软实力，价位也大幅度跳升；而中国当代陶瓷却依然处于养在深闺无人识的阶段，这个属于中国文化基因里的品种，不会被长期冷落。
而相比于传统陶瓷，当代陶瓷在价位上落差巨大。国家级陶瓷大师的传统陶瓷作品几十万上百万元一件的比比皆是，而当代陶瓷界排名靠前的名家目前几万元一件的作品还很多，几十万元完全可以买到代表作级别的精品。
当代陶瓷价值洼地特征明显，藏界有心人不妨对此进行深度研判，在学术认知基础上与合理价位上进行购藏，等到中国当代陶瓷获得国际认可并价位飙升时，才醒悟、追购，就为时晚矣。（记者詹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