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卵白釉瓷器。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时间短暂，但在中国陶瓷史上却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当时有许多优秀陶瓷品种，元卵白釉瓷、青花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元青花瓷在上世纪前期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中后期已逐渐被世人重视，成为古陶瓷学术界议论的热点。目前已陆续有不少研究成果和介绍材料问世。但是，卵白釉瓷（枢府瓷）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马未都先生说：“近些年来似乎有些失宠”，确是如此。笔者有缘，多次采集到卵白釉瓷标本，并收藏了少量卵白釉器物，对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长期欣赏、揣摸并学习了一些文献、资料，深感对元卵白釉瓷有进一探讨的必要，也盼望我国古陶瓷学术界像对待元青花瓷一样对它更多的关心，使这一国之瑰宝得到世人应有的认识和评价。不久前李知宴先生在《中国陶瓷研究》上发表了《论枢府釉瓷器》一文，对元卵白釉瓷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拜读后获益匪浅。受李先生的启发，笔者将前几年所写有关粗陋文字，进一步整理，在学刊发表，以求教于李先生和有关方家。
一、卵白釉瓷的正名
元代文献中尚未见到有关卵白釉瓷的称谓，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提到“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成书于明嘉靖年，吕震等编撰的《宣得鼎彝谱》卷八赐内府道扬及天下名山宫观法盏炉条有：“仿元朝枢府窑款式。”其后一条又称“仿枢府瓷款式。”可见明代已有枢府窑、枢府瓷的说法。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明确指出：“长期以来把元代的卵白釉瓷统称为枢府器是不恰当的。但为了照顾历史上的习惯称呼，仍认为以称这类卵白釉瓷为枢府瓷比较妥当。”我们认为在当时出土及传世卵白釉瓷器、标本有限的情况下，这样实事求是地暂时定名是无可非议的。但时至今日，景德镇已正式进行了窑址发掘，许多元卵白釉器物及标本问世，特别是某些新发现的署款卵白釉瓷标本的发现，似乎已绝对难以维系那种历史上以偏概全的称呼了。笔者赞同上博陆明华先生的意见：“对这样的称谓，……值得予以纠正。”这里就本人所接触到的一些新标本及有关瓷器就枢府瓷正名为元卵白釉瓷作如下论正、补充：
1.元代景德镇所出名瓷除枢府瓷外尚有青花、釉里红、红釉、兰釉、孔雀兰釉、彩釉等，它们均以装饰、釉色的特征而定名，正名为卵白釉瓷与它们可以谐调统一。
2.枢府瓷带有一定的官窑瓷或官办瓷意味，实际上大部分卵白釉瓷都是民用瓷。卵白釉瓷能涵盖枢府款瓷，而枢府款瓷决难涵盖全部卵白釉瓷。估计将来还会有卵白釉官窑瓷及卵白釉民用瓷之分。“枢府官窑瓷”已不恰当（它仅是一部分官府用瓷）；“枢府民用瓷”更是自相矛盾的笑话。
3.从新出土和已知的传世卵白釉器物来看已远远超出“枢府”款，除已问世的“太禧”、“昌江”、“东府”等外，江西省文物考古所1999年在景德镇湖田发掘卵白釉瓷窑址时，出土了带“玉”字署款的卵白釉高足杯残器。在扬州发现了“宪台公用”青花款卵白釉碗底。笔者1989年出差安徽宣城时也曾采集到“玉”字款双龙卵白釉高足杯，残留碗的大部及柄的全部。不久后（1990年）张浦生、李广宁两位先生来寒舍时曾亲自目睹过此标本，当时他们对其造型及釉质颇为赞赏，但因过目瓷片较多，笔者未及详加介绍署款，故那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次年又在宣城采集到署有“宪台公×”久完整的字款碗底，后来见王晓莲女士文章，才知另一字为“用”字，则款意自明。元宪台即御史台，为元中央政权三大机构之一。问题是其他用器物何以会在扬州、宣城出现。元代除中央机构设御史台外，在江南、陕西诸道还设有行御史台。京都御史台称内台，行御史台称外台，其官品秩与内台相同。扬州曾为江南行御史台驻地；宣城为江南道宁国路驻地，设有行御史台隶属的肃政廉访司，宣城之器当为廉访司公用器物。该标本采自宣城梅文鼎纪念馆工地，该处恰为历代官衙所在。除上述标本外笔者还采集到署釉里红“李”卵白釉碗底瓷片一枚，其书法为“松雪体”，工艺为元无疑。
4.从新的发掘报导看，卵白釉器并非一处窑址专烧，据景德镇镇古陶瓷研究部门提供的资料：刘家坞、南河北岸、市区落马桥、珠山附近均有卵白釉瓷发现。
有的地方器物有枢府款，而大部分没有枢府款，有枢府款的窑址也未必可以称为枢府窑。刘家坞烧枢府款瓷，但它大量的还是烧影青瓷及青花瓷，甚至黑釉粗瓷，如果把刘家坞窑址称为枢府窑也是不恰当的。既然尚没有一处专烧枢府瓷的窑口，因此也就不存在枢府窑，刘家坞有枢府款的卵白釉瓷只是湖田窑在元代兼烧的器物，按道理仍属湖田窑。所以我们不必专称枢府窑或枢府釉而应并入卵白釉瓷一类，称它为“卵白釉瓷”。如果将来能够确认卵白釉瓷中有地道的供宫廷使用的官窑瓷，可以称那一部分为卵白釉官窑烧，但枢府尚不能称官窑瓷。
5.历史上的命名，今人未必要与之强行一致。如宣德红釉器，明清时曾称宝石红、祭红、积红等多种名称现在已统称之为宣德红釉。随着时间的推进，面世文物的增多和人们视野的扩大，以新的认识为依据，实事求是地予以适当命名，才是比较科学的。
二、元卵白釉瓷的胎、釉特征
人们常说：“元卵白釉瓷（枢府瓷）胎体厚重，釉呈失透”，事实不尽然。笔者观察了大量元卵白釉瓷器及其标本，恰恰认为这样地卵白釉瓷胎釉的评价是不公正、不准确的。
（一）元卵白釉瓷的胎质
元卵白釉瓷的胎体较宋影青瓷确普遍厚一些，但与元影青瓷则较接近，与其它一些窑口的瓷器，如与唐、五代越窑、宋五大名窑的哥窑、钧窑以及宋元龙泉窑瓷等相比其胎并不算厚重。不少的卵白釉瓷器，如高足杯，其杯壁都比较细薄，笔者采集的高足杯壁上部薄得透亮。即使是凤纹、芦雁纹一类大碗和一部分折腰碗的上部也较精细，薄厚适当。只是有些民用粗瓷胎较厚，但它不是存世卵白釉器的主流。1980年江西高安出土的窖藏元瓷中的九件卵白釉印花五爪龙高足杯也是“胎骨极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常见的枢府款或无款的类似盘盏可能多为军事部门人员使用，较其他铭文及类型的器物略厚实，过去见到的此种器物较多，曾将其视为整个卵白釉瓷器的代表胎质，实际上也有一部份较精细的。不论那种都较越器、龙泉、哥窑器、钧窑器薄得多。所以笔者意见，评价卵白釉瓷胎质对不宜用厚重的字眼，可否用“胎质坚白，较为致密，”最多指出其胎一般较宋影青瓷厚，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望是卵白釉瓷胎质较一般元代瓷器的胎质细纯，几乎没有多少杂质，故鉴定元瓷常依据的胎中有类似“芝麻点”的杂质和裂隙，对卵白釉瓷基本上不适用。这可能是卵白釉瓷特别讲究追求“白”的效果而注意胎质的缘故。
（二）卵白釉瓷的釉质。
元卵白釉瓷的釉质并不尽是失透状的，据笔者观察，除一部分印花小盘盏（含有枢府款者）及某些大碗呈半失透状外，大量的印花大盘、折腰碗、高足杯等都比较莹润，有的甚至接近汝瓷、宋官窑瓷的莹润度，估计都是为了追求“玉”的效果，失透者（木光）达不到此效果。傅振伦先生对故宫所藏太禧盘的赞誉是：“胎质细腻，洁白坚实，釉色莹润，如羊胎美玉。”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它代表了所有精细的，甚至存世大部分元卵白釉瓷的客观情况。但是人们长期以来却总是把“失透”概括为卵白釉质的描述，这是非常片面的。有时还把卵白釉瓷所固有的莹润特征说成是过度性的，特殊性的，或介于卵白与影青瓷间模棱两可的。似乎只有失透状者才是标准器，这不成了“取粗弃精”，把事物的主要本质颠倒了么。1999年江西考古所在湖田窑址发掘出的一批“玉”字款卵白釉高足杯介绍说：“无论在装饰题材与制作工艺上都比内有枢府款字者要讲究、精致。”上述在宣城所采集的元卵白釉印花双龙纹“玉”款式高足杯也是釉质莹润、制作精良。笔者采集的云凤纹卵白釉无款碗残片；在湖田窑区公路边沟拾到的枢府款类中号盘底；在合肥三考口工地采集的高足杯残柄釉质均细致 莹亮。在《中国陶瓷全集》元中所介绍的38例卵白釉器物，其中对28件作了釉质评价。莹润、柔润、亮润者达17件之多。实际上有的评为失透者可能受习惯影响，从图像看仍较莹润。笔者采集了数十片卵白釉瓷片，失透者尚不足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博所藏任氏墓出土的元卵白釉龙纹高足杯则釉失透较重，已无莹润可言。那是一个特例，可能是长期处于潮湿的墓内，光泽已退，但其造型、纹饰仍保持了精品的原貌。
三、官窑卵白釉瓷问题
官窑概念看去似较清楚，如明清官窑（实指宫廷用瓷），但又不甚明了。人们常把明以前器物上有“官”字或有官府款者都视之为官窑，这样容易造成标准的混乱。笔者意见，官窑瓷应该有一个统一概念，官窑的范畴定得不宜太宽，笔者曾收集到景德镇产“官用供器”款元釉里红瓷片一枚，但瓷质粗糙，据说可能是最低级的烧陶“官”，供窑神所用之器，难道这种器物也能称“官窑器”吗？所以还是像明清瓷的标准那样，朝廷专用窑场生产的御用瓷才能称为“官窑瓷”。
如按上述标准，目前在元卵白釉瓷中尚难确定那里是卵白釉瓷官窑窑场，那些是卵白釉官窑瓷器。元卵白釉“太禧”款盘为元内廷太禧宗禋院祭器，应是官窑器，但尚不知景德镇何处窑口所烧。其他署款均为元政府机构或个人定烧之物，尚难称为真正意义的官窑器（包括枢府款器），“五爪龙”纹饰者有可能是宫廷用具，但从高安窖藏、青浦任氏墓、杭州储运公司窖藏来看，不排除消退时有时尚未有“臣民不得用双角五爪龙”纹饰的规定，或对皇帝的禁令贯彻不力，因而有可能仍属民用瓷。据观察“五爪龙”器较同类大小的器物未必精细，说明使用者身份无多大区别。就笔者所见器物，如任氏墓高足杯，笔者收藏之高足杯残器，前者五爪龙，后者四爪龙，从釉色、胎体厚薄看，似乎后者还优于前者。但是上述“太禧”款盘和《元史》祭器篇有“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始初，始造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的记载（浮梁州隶属江浙行省），可知元廷在景德镇设官窑烧祭器是可能的。笔者曾采集到卵白釉瓷大碗残底一枚，其工艺之规整在同类瓷中历来罕见。外壁下为划花仰莲纹，内壁为印花龙纹（龙爪不全，但能看出为五爪型），令人惊奇的是其内底有流畅的划花大风带如意纹。此纹饰在教材中列为洪武瓷特征，该器的整体纹饰与上博展示的永乐甜白釉大碗纹饰如出一辙。笔者尚收藏有相同的永乐碗底残片标本，相同纹饰的永乐釉里红碗底残片标本，只是元器另有自己的特征，如碗底厚实，外底面有旋纹，底足外端整齐地斜削一周，足根有火石红斑及少量砂粒。其底足厚达1厘米之多，底径达9厘米，恰为笔者所藏元卵白釉飞凤纹大碗底的两倍。其碗壁与凤纹碗相似，估计口径达35厘米以上。且釉色润亮匀净，胎白坚密。如此之大的碗具（像飞碗一样呈浅平斜坡状）及其造型特点当为祭器无疑。因永乐官窑甜白，釉里红器在纹饰上、风格上都与其一脉相承，该大碗应与明早期官窑同一窑场或同类窑场，为官窑卵白釉瓷的可能性很大。上述飞凤纹大碗制作亦十分精良，当为同一窑场之产品。笔者由此揣测景德镇一定有元官窑窑场，而且与明官窑窑址相近或一处，明官窑就是在元官窑窑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景德镇的古窑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元官窑窑址的面纱终将被揭开。
四、元卵白釉瓷与元青花瓷、红釉瓷、彩瓷
元卵白釉瓷由于色白而匀，器外多无纹饰，犹如白纸一张，故适宜“作画”，为青花、色釉、五彩提供了“用武”之地，促进了我国青花瓷、色釉瓷的发展和五彩瓷的出现。
内蒙窖藏出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鲜艳的青花色调和勇猛的行龙，令人惊叹，而更令笔者注意的是内壁的卵白釉印花龙纹。笔者见到的是橱内的展品，无法仔细观察。恰巧不久收集到了完全相同质量和造型的瓷片标本，经不断观察，把玩，确为高质量的卵白釉无疑。前述“宪台台×”青花瓷片，其内底亦为卵白釉印花纹饰。英·哈里加纳所著《东方青花瓷器》（叶文程等译）一书在第一章《青花瓷的起源》中认为：“高足杯也是属于最早的一类青花瓷器”。并列举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收藏的模印纹中刻有“玉”字的青花高足杯，那恰是笔者所收藏的前述“玉”款卵白釉高足杯之发展物。笔者尚收集到元红釉高足杯瓷片标本，其外壁通体红釉（色调已较成熟），内壁为卵白釉印花龙纹。耿宝昌先生曾在《中国文物报》介绍他到的卵白釉五彩戗金龙纹玉壶春瓶，为“梦寐以求”的元五色花、戗金器，但因特殊原因，却“失之交臂”。笔者有幸在友人处见到有类似纹饰和制作工艺的五色戗金龙纹瓷片一方，其龙纹及云朵纹均立粉打底，龙身鳞纹戗金并绕以桔红绶带。云朵为白粉上填以殷红、正蓝、翠绿色，留出云朵的白色轮廓，呈层层叠叠，相互勾连之生动形态。龙纹及云朵均具有元代纹饰特征，唯底釉较一般卵白釉亮纯。其色调像一泓平静的春水，又像明净淡青的晴空。画面不大，约8厘米见方，但美不胜收，如为完整器物（可能为中型彩罐），将是何等的富丽堂皇。更可喜的是不久前上博斥巨瓷从香港购回了六件器物，据介绍也是在卵白釉上施以类似“立粉”工艺，实乃卵白釉瓷族中的奇珍！我赞成耿老的高见：“它的被发现将景德镇烧成五彩瓷的历史提前了约半个世纪之多，并首开珐琅彩之先河。”
综上所述，可见元卵白釉瓷所作之贡献之大矣！值得在中国陶瓷史上大书特书，值得古陶瓷学术界认真加以研究。但这不是说元卵白釉瓷是元青花、红釉瓷、彩瓷的惟一底釉之源，其他白釉瓷可能在某方面或早或迟也做出过贡献。如早期的一部分民用元青花，民用红绿彩瓷就不是以卵白釉为底制作的，成熟期至正型元青花器那微青色，细润的底釉与鲜艳的进口蓝料相结合把元青花瓷堆向了顶峰。
延伸阅读
元代瓷器之青花概况
著名的元青花有几次出土概况。一次是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了一批瓷器，总共有11件，其中有6件元青花，件件是国宝。第二次比较重要的大规模出土是1983年，江西高安的窖藏，有18件元青花，包括“六艺”梅瓶，是迄今为止元青花最大的一次发现。当时对瓷器的认知还不是那么深刻，元青花出土后没有立刻受到重视，没想到它是一个轰动世界的发现。再有就是解放初期，南京沐英墓里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元青花。沐英是明朝大将，他的墓里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人物纹的元青花梅瓶，重要的国宝，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元青花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里大概有几百件。比较多的地方是土耳其的托布卡比宫，有大量元青花，精美至极，都是当年作为礼品或者商品运至托布卡比宫的，至今都在那里。元青花工艺品的特点与我们想象的有一点不同，它是模制，所以八方瓶、六方瓶、扁壶特别多。为什么要模制呢？首先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事先把模子做好，把胎压在里头成型，省事儿。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要用瓷器仿制波斯的金属器，拿瓷土直接捏成金属器的样子比较难，一定要有模子，有标准。比如首都博物馆藏的元青花凤首扁壶，完全是一个金属壶的样子。
元青花上多画牡丹。牡丹是少数民族最推崇的花卉，在辽、金、西夏、元代瓷器中，都被大量绘制。它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的，就是它代表了富贵，都是知道富贵花，再有一个少数民族它她们的心胸都比较开阔，所以他对那种小型的花卉都不那么感兴趣，所以少数民族喜欢牡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跟他的生存环境和状况有关。
元青花被社会关注就是近些年的事，研究它不过才五十多年的时间。当研究成果公布于世，全世界公认元青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创造时，社会才给予关注。清朝初年，人们都认为青花瓷是明朝永宣时期的，后来才发现有相当一批东西早于明朝，元朝就有了，尤其见到了至正型元青花大瓶。
陶瓷文化：元代其他地方窑瓷器
元代（1271~1368年）景德镇及龙泉窑以外的地方窑瓷器。比较著名的有河南钧窑、河北磁州窑及山西霍窑等，元代烧制钧釉瓷的窑址分布很广，河南以外，河北、山西等省也有烧造，窑址数量及分布面积大大超过宋代，形成一个庞大的钧窑体系。在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发掘中，钧窑瓷片的数量在各窑口瓷器中占第二位；出土钧窑瓷器的元代墓葬及遗址遍布北方各省及自治区。
图：元代钧窑系瓷器
元代钧窑系瓷器的造型有碗、盘、瓶、炉、罐、执壶、花盆、杯、钵、高足碗、梅瓶、枕等。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有的饰以紫红色彩斑。元代磁州窑继续生产传统品种、烧制磁州窑风格瓷器的瓷窑遍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甘肃、陕西等省。产品以白瓷及白地黑花瓷为主，其黑花色彩偏褐，不如宋器黑亮，器形以大罐、盆、瓶类居多，各种形式的碗、盘、杯、碟、壶、枕等也十分普遍。装饰题材有人物故事、婴戏、龙凤、飞禽、鱼藻、花卉等，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形体硕大、胎体厚重是元代磁州窑瓷器的时代风格。山西霍窑以烧制仿定窑白瓷为主，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叠烧，盘、碗内底及底足一般留有5个小支钉痕，与定窑不同，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时代特征。
元代青花和釉里红陶瓷文化
元代入主中原九十一年，瓷业较宋代为衰落，然而这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如青花和釉里红的兴起，彩瓷大量的流行，白瓷成为瓷器的主流，釉色白泛青，带动以後明清两代的瓷器发展，得到很高的成就。
枢府窑
元代在景德镇设计官窑，制作精美，装饰花纹中常有「枢府」二字，因而又称枢府窑，景德镇渐形成全国瓷器制造中心也是从元代开始。
青花
青花是在白瓷上用钴料画成图案烧制而成，只用一种蓝色，但颜料的浓淡、层次，都可以呈现出极其丰富多样的艺术效果。青花简朴而又华美，既复杂又统一，如同蓝印花布一样，具有质朴、淳厚、典雅的特色，成为瓷器中的主要品种。
釉里红
釉里红是以氧化代替钴料，做法与青花属釉下彩绘，由於还原成雪红色，釉透红，故名釉红，元代继钧窑之後所出现的另一种红色表现方法，烧成不易，是烧制瓷器较难的一种，往往呈灰红色或暗褐色，相当不稳定，产量不多，传世更少。
元代陶瓷的特色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及信仰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推行“汉法”，全面“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从忽必烈开始才有了元这一国号，在此以前则称为大蒙古国，但由于大蒙古国与元朝一脉相连，使大蒙古国成为元朝必要的组成部分。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06年算起，到1368年明军攻克元朝首都大都，元灭亡为止，总共162年。而元代自建都至灭亡也仅仅90年时间，元代陶瓷的发展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却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在造型、纹饰以及烧成等制瓷工艺方面，都为后代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分析元代瓷器的造型首先要从元朝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找根源，一般来说器物的造型与物质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图案纹饰与审美信仰等精神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一、元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成就了元代瓷器中某些特殊的造型及种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元代统治者是游牧民族，尽管在陶瓷生产上继承汉制，继续生产宋金时期的许多传统造型，但在各种器物的造型上进行了改进，以更加适应蒙古族人的生活习惯。
蒙古人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南宋使臣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说：“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飞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叫他们射箭。”儿童如此妇女亦习惯于马上生活“年轻姑娘们和妇女们骑马并在马上飞跑，同男人一样敏捷，男人们和妇女们都能忍受长途骑马”（卡宾尼《蒙古史》）由此可见蒙古族不但成年男子、而且妇女和儿童都以弓马为生，这种马背上的生活使他们迫切需要可以随身携带的日用器具。此种演变尽管建都之后开始了定居生活，但这种骑马的习惯一直保留。在辽金时代就已出现的皮囊壶造型，此时开始演变。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元墓出土的一件元青白釉多棱壶，壶体完全仿制草原民族常用的皮革制奶茶壶造型，就连皮箍上的铆钉状装饰也都仿制出来了。与此壶造型基本相似的器物，在菲律宾伊梅尔达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首创的高足碗和高足杯，是为了适应蒙古人特殊的生活需要，因为它的高把便于端拿，适于马上民族饮奶及酒，故又称“马上杯”。
另外，在草原地区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瓷瓶。在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出土了钧窑镂空座瓶，乌兰察布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土城子出土的元代黑釉四系酒瓶高43cm，瓶上还阴刻着“葡萄酒瓶”铭文。酗酒是元代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酗酒既在汉人中存在，也存在于蒙古族中，但主要发生在蒙古人中间。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前往燕京的南宋使臣说：“鞑人之俗，主人执盘盏以劝客，客饮若少留涓滴，则主人更不接盏，见人饮尽乃喜……终日必大醉而罢。”蒙古人原来喝马奶酒，后来与其他民族接触，才学会喝粮食酒和果实酒（主要是葡萄酒）。蒙古人酿酒以马奶酒和葡萄酒为主，汉人以粮食酒为主。元代从域外传入阿剌吉酒的制作方法，即蒸馏酒，很快便流传开来，阿剌吉酒的酒精成分很高更易醉人，助长了当时的酗酒风气。由此可见，出土“葡萄酒瓶”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种酗酒之风似乎也给元代器皿发达的盖系作出了解释，元代的大罐及梅瓶出土时通常是带盖的，梅瓶的盖子分双层，内层起到塞子的作用，外层起到盖子的作用，有的盖内还有一个较长的口子，使它能与瓶口部牢牢的套住，这些做法仅有一个解释，就是为了防止储存的酒挥发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的许多器皿都是为了饮酒而设的。
二、元朝特殊佛教信仰对元瓷装饰的点滴影响
元朝历代皇帝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保护政策，但对佛教最为重视，佛教产生于印度，在汉代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佛教中有很多宗派。汉族聚居区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以禅宗的势力最盛，但禅宗又分临济、曹洞等支派。藏族聚居地区当时称为吐蕃地区，流行藏传佛教，内部教派林立，势力较大的有萨迦派、宁玛派等，忽必烈尊奉萨迦派，这一派的领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成为全国佛教界的首脑。古代佛教信徒主要是汉族，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很多人也信奉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德-化-陶-瓷-总-站
元代景德镇窑所产元青花中多处可见宗教色彩的纹样。有些是在容器的肩部装饰有八吉祥，如法轮、海螺、宝伞、胜利幢、妙莲、宝瓶、双鱼、吉祥节，和杂宝如火珠、犀角、祥云、珊瑚、方胜、灵芝、宝杵等，这些纹样都画在变形过的莲瓣中。这些带有佛教色彩的纹样，如八吉祥为来源于佛教前吉祥供器。祥云纹、莲瓣纹及缀珠纹等，也可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中找到事物依据。杂宝中的许多纹样未见详考，但与元代的佛道供器和佛道礼仪有关。如宝杵又称“金刚宝杵”，就是以印度兵器为范本所做的佛教法器，除了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图案外，青花瓷上依然可见到八思巴文及梵文。
元代龙泉窑也与景德镇青花装饰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元龙泉窑青釉印花盘，盘心花朵间印一个八思巴纹。目前在龙泉大窑、岭脚、绿绕口、丽水县宝定、庆竹县竹口等窑址均发现印有八思巴文字的碗、盘等物。据考察，这些八思巴文有十几种之多。除龙泉窑外，元代瓷州窑，器物上也曾出现八思巴纹。这些印有八思巴纹字的瓷器在元代竟然也曾漂洋过海，在红海沿岸的一个中世纪港口——苏丹境内爱皮丹遗址内，曾发现一片青瓷上面印有八思巴纹。
三、出口国的生活习俗决定外销元瓷的造型与纹饰
元代陶瓷生产除了供应元代统治者及劳动人民的需要同时还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外销的需要，是为了适应异域人民生活的需要。
元代朝廷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至易泊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五分取一……至元十四年（1227年），立市舶司提挖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利。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可见元对于国货出口与洋货进口是区别对待的。虽无保护关税之名，却有奖励出口之实。
在元朝的对外贸易中，瓷器出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当时出口的陶瓷品种有：青瓷、青白花瓷（青花）、青白瓷（影青）、粗碗瓷器等数种。其中元代景德镇窑瓷器外销的针对性最强，而且青花瓷在元代主要是用于外销的。据国外出土的报告看来，菲律宾发现的大量中国瓷器中，没有一件来自华北任何一窑，而以来自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窑口居多。相反的，在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元代瓷器中，却未见有一件青花瓷器。而一些器型高大，采用进口钴料，绘画纹饰繁密的青花瓷，是专门销往西亚信奉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另一些器型矮小，采用国产钴料，绘画纹饰简洁的青花瓷，则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元青花中器型高大、丰富的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与前代的造型装饰及图案风格完全不同，那些具有多层次的装饰构图，明显的具有伊斯兰风格。元青花大盘上的图案与十四世纪早期伊斯兰器皿或陶器上的图案完全类同。元青花以大盘居多，这与中西亚地区及东南亚围坐在一起吃抓饭的饮食习惯有关。明代马欢撰《瀛涯胜览》中说西城国人用大盘盛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则以大盘盛姜黄色带香味之饭肴，置于地上，众人以手撮而食之。另据《瀛涯胜览》（爪哇条）记载东南亚地区“国人用大盘盛饭，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筋。男妇以槟榔叶，聚蜊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先将水漱出槟榔扎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成其饭。”这足以说明元青花是为了适应外销地的人们生活习惯的需要。
元代陶瓷在无数汉代及少数民族工匠的努力下，即继承了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突破，不仅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代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元代青花瓷器与元代戏曲
在传世与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中，除一批绘有飞禽瑞兽、花卉莲池等构图严密、笔法工整，且体量颇大的制品甚为精美外，另有一类绘有人物故事图的器皿同样美轮美奂。据考，元青花瓷器上的这类人物故事图主要表现元代杂剧中的某个剧情，带有此类装饰的器皿传世数量远较前一类少，目前已发表的十余件作品，除部分国内收藏外，大多流散在世界各地。
元青花罐（尉迟恭单鞭救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元青花罐（三顾茅庐）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
元代是蒙古人先后吞灭了西夏、金，又经过长达四十年的对南宋战争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有元一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元世祖忽必烈乃至其后的几任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使中原地区在遭受战争重创之后的几十年里经济有所发展，社会趋于稳定，继而出现了“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里，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初定，钞法初行，国用粗足，官吏逆转，政事更新”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蒙元政府是外来的，进入中原地区后，要顾及的方面很多，这就使得有元一朝不仅未能像其他朝代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相反创造了一个宜于戏曲繁荣生长的、比较理想、比较宽松自由的人文条件。再加上建元后的几十年里科举废除，大批文人投入戏曲创作，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家与作品，开启了中国戏曲创作繁荣昌盛的局面。据元《录鬼簿》、元末明初《续录鬼簿》、明洪武《太和正音谱》等有关著作的记载，元代杂剧作家有近百人、作品有近千部之多，元代杂剧的兴盛由此可知一斑。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只是剧目名称，完整的剧本则不多。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主要取材于当时盛行的戏曲，特别是杂剧，从目前能收集到的作品看，故事内容主要有以下几则：
1.萧何月下追韩信图，1950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东善桥观音山明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出土的梅瓶上绘有此图，瓶高44.1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13厘米，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器腹绘一幅“萧何月下追韩信”图。《萧何月夜追韩信》故事以《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为原型，讲述楚汉时期韩信先后投奔项梁、项羽乃至刘邦，都不被重用，继而愤然离去。萧何闻此消息，夤夜追回韩信，说服刘邦重用他，最终成就帝王之业的故事。萧何、韩信故事的雏形始见于唐宋话本，元代全相平话《前汉书》中虽有“汉王南过栈道，于褒州仗着萧何三箭之功，举信一人之德”之句，但没有具体的描述。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由元金仁杰编写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则有此情节，戏剧第二折主要表演萧何在追赶上韩信后，两人一起登上艄公小船离去的情景。瓷器梅瓶上绘画的萧何、韩信、艄公正是剧中追韩信故事中登场的三人物。相同的是，除青花梅瓶上有萧何月夜追韩信图外，元磁州窑五彩瓷枕上也有相同题材的图案，两件制品上的萧何、韩信形象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制品上的韩信骑在马上而已，两件器皿上的纹样显然都是根据杂剧剧情绘画的。
2.尉迟恭单鞭救主图，广西横县博物馆收藏的1980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农科所主楼西侧工地出土的元青花罐及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前者高30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19.5厘米，后者高27.8厘米。两件罐的画面都抓住单雄信杀败唐将，欲追赶秦王李世民，尉迟恭策马单鞭救主离去的主题绘画的，但两罐的人物姿态及辅助纹样有所不同。如广西横县罐图案中的唐太宗作徐鞭向左回首状，前有一对凤凰引路，尉迟恭扬鞭紧随其后，一侧有两骑马交战的将士与两持械士卒。美国波士顿罐图案中的尉迟恭，紧随在唐太宗后作扬鞭保驾状，尉迟恭身后还有一位双手擎印有“唐太宗”三字旗帜的士兵，少两位持兵器的士卒。《旧唐书》卷六十八中有关于李世民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获排矟兵六千人的记载。此事迹至宋元编为杂剧，且有不同作家编写故事侧重面不同的剧本，目前见于著录的至少有三种，一为《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收录在《孤本元明杂剧》中，作者阕名，现有存本；二为《尉迟恭三夺槊》，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为尚仲贤所作，现有存本；三为《尉迟恭单鞭夺槊》，此剧较为复杂，各本《录鬼簿》失载此目，但《元曲选目》、《曲录》皆以此本与《尉迟恭三夺槊》混为一剧，今传有关汉卿、尚仲贤等人撰写的剧本。杂剧作者在编写同类题材故事时，一般多会在史实的基础上根据各人不同的戏曲思路修改情节，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剧目名称稍加变化的现象在元代杂剧中普遍存在。《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杂剧的主要脉络即是依据史实而来的，具体情节则作了改动，表现唐初立之时，各路反王争立为帝，相互混战，唐太宗率军前来克伏洛阳叛军王世充时，与军师徐懋功二人私赏洛阳，恰遇单雄信，被其追杀，危急之际， 尉迟恭接信前来救驾，单鞭击伤单雄信，救出唐太宗。瓷罐上尉迟恭单鞭救主的场景与剧情大致相同，只是上述杂剧中表演救驾李世民时，除了尉迟恭与单雄信交战外，没有其他将领出场，而且唐太宗是一人先回营，尉迟恭战胜单雄信后再折还的，与上述两瓷罐上两军将领交战，尉迟恭紧随唐太宗身后回营的情景有别，而此两罐的画面又有一定的差异，表明两罐纹样应该是根据内容相类似的不同剧本的剧情绘画的。
3.蒙恬将军图，1956年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出土的玉壶春瓶上有此画面，瓶高29.5厘米、口径8.4厘米、足径9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瓶腹上的蒙恬将军头戴翎冠，身披甲袍，足蹬长靴，左手扶椅，右手前伸，似在审讯一名被抓的官吏。身后一士兵披甲悬剑，双手握一杆书有“蒙恬将军”四字的大旗。蒙恬前方一名持弓武士，似作禀报军情状。武士身后一短衣束带裹腿的士卒正按着那名跪伏于地的官吏。《史记·蒙恬列传》中有关于“秦已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记载，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有以此事迹写成的故事，有关这一题材的杂剧目前则不见传本，但有研究者根据瓶中人物的穿着，特别是头戴的翎冠，指出“此瓶故事取材于《秦并六国》中的一个情节，人物穿戴则本于当日的戏曲服装”，如蒙恬将军的插翎之冠，“又见于元杂剧武将的形象描写”。据此可以认为，玉壶春瓶上的图案应该是依照当时流行的与戏曲相关的图案绘画的。
4.昭君出塞图，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罐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南大街131号军分区窖藏出土的高足杯上绘有此图，前者高28.4厘米，后者高8.9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4厘米。元代有多出表现昭君的杂剧，遗憾的是许多剧本没有流传下来，如关汉卿的《汉元帝哭昭君》未见传本；吴昌龄《夜月走昭君》未见传本，张时起的《昭君出塞》亦未见传本，有传本的仅见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秋宫》。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青花罐上的“昭君出塞”图画面宽阔，以山石、苍松、芭蕉、柳树等将三组人物既分又合地连成一体：三名骑在马上的女子为一组，其中一头梳高髻，身着汉服，怀抱琵琶的女子是王昭君，左右各随行一穿胡服的女子；六名男子分成二组，分别是迎亲的匈奴使节和汉朝送亲的人员，画面再现了杂剧表演的场景。高足杯不能像罐那样以卷画的形式表现剧中的场景，但采用了局部画像手法，将剧中昭君怀抱琵琶骑马离故土的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千载琵琶作胡语”的悲愁神情用青料绘画得入木三分。
5.周亚夫细柳营图，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另据有关书籍披露，曾有一位日本人也收藏过一件周亚夫细柳营图青花罐，此罐后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者高27.2厘米，后者高22.1厘米。周亚夫执法如山、治军严谨的精神被后人所推崇，其事迹被编成戏曲广泛流传，特别是元代，有多出关于“周亚夫细柳营”的杂剧。然目前见于著录的主要有郑光祖的《周亚夫细柳营》与王廷秀的《周亚夫屯细柳营》，惜均无传本。然此两件罐的画面则可补剧本失缺的遗憾，两罐的主题内容完全相同，均表现汉文帝亲赴细柳劳军不得入，只能按辔徐行至营的情景，但两罐人物的具体绘画有所不同，毁于二次世界大战罐上的汉文帝衣衫上有织绣，旁为相随的牵马士卒，周亚夫端坐帐内，形象威武；另一件罐上的汉文帝衣服上没有刺绣，一官员相随其左，周亚夫戎装坐于帐内。两件罐上部分人物衣饰与“萧何夜月追韩信”梅瓶及“蒙恬将军”玉壶春瓶中人物相同，显然多是根据当时戏剧表演时的流行服饰绘画的。
6.三顾茅庐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带盖梅瓶和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均有此图，前者通高38.6厘米，后者高27.6厘米。元代也有不少表演诸葛亮故事的杂剧，如《诸葛亮秋风五丈原》、《诸葛亮军屯五丈原》、《诸葛亮隔江斗智》、《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挂印气张飞》、《诸葛亮石伐陆逊》等，其中有的有流传本，有的只存剧目，涉及上述史迹的传本仅见一处，为王晔编写的《卧龙岗》，惜只有剧名，未见传本。瓷器上的“三顾茅庐”图绘画得相当精彩，梅瓶上的诸葛亮神情悠然地坐在茅庐内看书，头梳双髻的童子在庭院里扫地，另一侧刘备居前躬身施礼，关羽拱手作揖、张飞紧随其后，画面构图与《三国志平话》中插图相类，但人物形象不尽相同，特别是瓶图中关羽的扇形长胡子就是当时舞台表演时戴的假胡子，十分夸张，关、张两人的插翎之冠也与杂剧中的装束相同，与插图本明显不同。罐中画面绘画得相当精湛，诸葛亮端坐在山石上，侧身聆听家童的报信，其旁立一双手捧书的书童，篱笆外，身着织绣长袍的刘备躬身拜谒，关羽回首作阻止张飞吆喝状，与《三国志平话》中书写的“先生并关张直入道院，至茅庐前施礼，诸葛贪顾其书，张飞怒曰：‘我主是汉朝十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今折腰茅庵之前，故慢我主’。云长镇威而喝之”的情节一致。但画面人物衣饰线条飘逸，神情刻画生动逼真，远较平话中的插图精美，显然不是以平话的插图为粉本，而应与当时流行的杂剧画本相关。
7.江州司马青衫泪图，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法特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梅瓶与日本德川家旧藏，现为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分别绘有此剧不同剧情的画面。梅瓶高35.6厘米、口径5.5厘米；罐高26.7厘米。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此罐梅瓶上所绘图案多被视为是《西厢记》中崔莺莺之母拷问红娘的画面剧情，然有研究者认为，红娘身为丫鬟，老夫人在拷问她时，她不可能像瓶上所绘仕女那样掩面而立，而应该像明人木刻插图中所表现的“拷红”画面那样，红娘总是跪地对着崔母申辩的，因此梅瓶罐上所绘肯定应该不是《西厢记》，而可能应是元代马致远所撰《江州司马青衫泪》中的场景中第二折的情节。
接下来有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是，元代制瓷工匠在青花瓷器上绘画的这些故事图时不可能事先将不同剧本的剧情记在脑子里然后默画出来，而应是与元代浮梁瓷局所烧制的官窑器一样是依照粉本绘画的。浮梁瓷局的粉本是由将作院下属的画局提供的观点已有研究者进行过探讨，并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首肯，那么人物故事图的粉本是由谁提供的呢？开始笔者以为应该是根据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建安李氏刊本《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本《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上图下文)一类小说的插图绘画的，然仔细对照后发现，尽管《平话五种》的插图要比《三分事略》的细腻，人物形象也较之生动，但仍不如瓷器人物图生动，人物的衣褶线条更不如瓷器的流畅自如，可见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另有摹本。上文论述可以证实，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多与杂剧有关，那么景德镇制瓷工匠用作画稿的也应该与杂剧有关。1980年，中国书店在一部《通志》的书皮中发现了元代(亦有认为是元末明初)刊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五面，间有插图一幅半，表明元代确实存在根据戏曲剧情雕刻的版画。相同的是在整理出版1908至1909年被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掠取的约5000件西夏-元时期的写本刻本文献和约2000件古代绘画、雕塑、织绣、器物等美术品时发现了数件与金元戏曲有关的资料，一是元刻本，为未染麻纸，墨色偏淡，由于时代久远，麻纸已损，但依稀能观察到图案的刻线繁复而流畅，表明元代有相当精细的版画。二是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北曲杂剧即是受之影响形成的，表明在元杂剧之前已有戏曲刻本的存在。三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和《关公图》，如果说前两个发现可以表明元代已有将戏曲人物故事雕刻成版画的事例，那么后两幅木刻版画的发现，可以成为探讨元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是否有粉本，粉本出何处的重要依据。俄国学者萨玛秀克在《十二至十四世纪黑水城汉藏佛教绘画》一文中对此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针对《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其文中称之为《四美图》)指出“没有或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是把四个人同时写进去的。这幅版画的一系列特点都让人想到，它定是某个文学原型的再现，须要在戏曲作品中去寻找”。同时她以明代戏剧《四艳记》为例，认为“四个美人命运的戏剧作品，有同时写在一个剧本中的……四幕剧，名为《四艳记》，是已经失传的剧本，也是我们推测这幅版画的素材由来”。针对版画的制作年代，有一些学者视之为金代作品，但萨玛秀克不持金代说，认为“说这幅《四美图》是属于晚一点的年代——元代也是合适的，因为正是十三至十四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萨玛秀克的观点与中国戏曲、版画的发展更吻合。另一幅《义勇武安王》图(其文中称之为《关公像》)中的人物形态、服饰、神情，及四周陪衬的书有“关”字的大旗与松针、松树枝干等刻画，与青花瓷器的绘画风格完全一致，特别是关羽，三缕美髯，浓眉大耳，束袖长袍，幞头长靴，双拳紧握、双脚斜蹬，神情威武地端坐在椅子上，那装束、那姿态与戏曲舞台形象如同一辙。此《关公像》的制作风格与《四美图》接近， 两件作品的时代自然相同，元代作品的可信性很强，它们的出现，使得《通志》书皮中发现的一幅半戏曲插图(其中一幅为“孙飞虎升帐”，另半幅标目无存)不再是孤例。尤值得一提的是两幅画面均有题款，前幅上部偏左一侧印“平阳姬家雕印”，后幅左侧上部有“平阳府徐家印”，都出自山西平阳的雕版印刷匠之手，只是出于不同工匠之手而已。据查，平阳是古代，特别是元代戏剧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而且也是元代印刷业的中心，此处留存有不少与戏曲有关的文物古迹，此两幅版画虽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但其是当时从平阳制作后流传出去的作品。由于这两幅版画的尺寸很大，其高多在70厘米以上，因此有人分析它们应该是某一戏剧上演时用来宣传的招贴画，但也有人认为当是年画更合适， 有的干脆说是招贴年画，然不管是招贴画还是年画，抑或其他，图中内容取材于戏剧这一点是相同的，同时从刻印的水平看，这两幅雕版印刷画远较元代建安李氏、虞氏的小说插图要高。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是以类似黑水城出土的由平阳工匠特为戏曲制作的印刷画为粉本的。这类通过雕版后再印刷的纸张画便于携带，从北方平阳流传到南方景德镇是十分方便的。景德镇制瓷工匠在以雕版印刷画为粉本作画时，既抓住了版画注重人物神情姿态刻画的特点，又保留了版画上山石剔刻的犀利风格，使元代瓷器上出现了与其他青花纹样别样风格的画面。从而，不仅填补了元代戏曲版画数量的不足，而且也使部分失传杂剧的剧情通过瓷器画面保存了下来。这些精湛作品的问世，表明元代景德镇窑的彩绘工艺已达到了其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元代磁州窑瓷器
元代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甘肃等地都烧磁州窑类瓷器，产量很高，有的相当精美。元代磁州窑瓷器的胎体厚重，略显粗糙，多灰黄色，施白色化妆土、釉面白中闪灰黄，有的欠精细光润，黑彩多闪黄褐色。装饰以素白瓷、白釉黑花为主。元磁州窑白釉黑花瓷上有的还加有淡红褐色彩，这是宋、金磁州窑所没有的。另外，宋代出现的在黑彩上划纹饰的装饰方法，元代也有，一般用于在鱼、龙身上划鳞片或在雁、凤身上划羽毛。也有黑釉铁锈花、白釉黑花瓷上又罩低温孔雀蓝釉的，后者由于温度较低，釉面极易剥落。白釉绘黑花瓷器纹饰常见的有龙凤、云雁、鱼藻、卷云、花卉、婴戏、人物故事、花乌、诗句等等。
元磁州窑瓷器的器型较大，多碗、盘、罐、瓶、枕、盆、玉壶春瓶、高足碗等。其中盘、碗、罐、盆、瓶的圈足很厚，底足无釉，旋削不平整，底心都留有鸡心凸起及旋削中工具突然离开后的痕迹。元磁州窑的罐一般最宽处在上腹部，下腹部急收，底很小，给人以站立不稳的感觉。瓶的口、底一般较小，腹大，呈橄榄形，具有辽、金遗风，只是略显矮胖，颈肩之间多有柳叶形四系。瓷枕比宋、金时期的长，多绘人物故事，有的瓷枕底有“张家造”、“古相张家造"等戳印款。“古相张家造”是元代独有的戳印款，宋、金时没有。元大都出土的磁州窑白釉黑花方扁壶，小口，圆唇，溜肩，肩有四系，底足为长方形，正面绘云龙纹，背面绘云凤、细部用锐器勾划，两侧绘卷草纹，纹饰潦草豪放。
磁州窑概况及瓷器造型
磁州窑概况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窑址在今河北邯郸磁县的观台镇与彭城镇一带，磁县宋代属磁州，故名。据考察，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并达到鼎盛，南宋、辽金元、明清仍继续烧制，烧造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流传下来的遗物也多。
磁州窑的器型和纹饰为民间所喜闻乐见，影响范围较广，发展迅速。北方各地纷纷仿制，中心窑场以邯郸市的观台镇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磁州窑体系，主要分布在河南鹤壁集窑，修武当阳峪窑，禹县的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霍县窑，山东淄博窑，江西吉安吉州窑，福建泉州，四川广元等，都大量烧造与磁州窑风格相近似的瓷器。
风格独特的磁州窑瓷器，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融入本地特色，精细粗犷并存，豪放工致兼有，与同时期的五大名窑相比，有很大不同，其作品更具有浓厚的民间情趣，装饰形神兼备，别开生面，颇具北方特色。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于世，黑白对比，强烈鲜明，图案十分醒目，刻、划、剔、填彩兼用，并且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的技法，以图案的构成形式，巧妙而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它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有关宋代磁州窑瓷器的文献记载，宋代尚未见到，主要集中出现在明清两朝。明代初年有曹明仲的《格古要论》、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谢肇制《五杂俎》、清初《磁州志》、《明会典》、朱琰《陶说》、兰浦《景德镇陶录》和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书，磁州窑瓷器在造型、釉色、烧造地及工艺特色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和描述．
磁州窑瓷器的造型
宋代磁州窑瓷器的产量很大，造型也十分丰富，主要生产民间日常用瓷，还有少量的文具、玩具、娱乐用品及各种瓷塑等。常见的器型有：各式的盘、碗、碟、盏、盏托、渣斗、瓶（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卷口瓶、瓜棱瓶、多管瓶）、壶、罐、钵、洗、盆、缸、水盂、笔洗、砚滴、镇纸、炉、香薰、唾盂、灯、盖盒，仿古铜器
式样的樽、奁等，尤以多种多样的瓷枕最具代表性。瓷枕始见于隋代，最初只是用于陪葬，唐代多为医用脉枕，式样上体轻形小，入宋以后大量生产，形体变大。人们逐渐认识到瓷枕具有清凉去热的物理特性，从而开始把它做为驱火明目，
延年益寿的理想夏令寝具。磁州窑即有长方形、腰圆形、如意头形、花瓣形、鸡心形、六角形、八方形、银锭形、虎形、人形等瓷枕，品种繁多，形式新颖别致，侧重实用性。磁州窑最突出特点是淳朴、粗犷，大件器皿豪放雄伟，神态端庄古朴，有气魄。小件器皿制作精美，盘、碗、碟类注重灵巧实用，形体比例，轻重适度，线条干净利落，造型与装饰能够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