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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陶瓷:600年熔炼土与火的交响

唐山陶瓷:600年熔炼土与火的交响

唐山瓷器的鉴别 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出土瓷器土沁的鉴别

2020-09-01

唐山瓷器的鉴别。

品味土火交融的艺术魅力

陶瓷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这种土与火的交融,在唐山陶瓷600余年的绵长发展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造就了唐山丰富的陶瓷文化资源,写下了北方瓷都的缤纷传奇。如今,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竞争,历经辉煌的唐山陶瓷正孕育着新变化、新目标,续写着土火交融的美丽。

这里,诞生中国第一件卫生陶瓷

唐山是中国卫生陶瓷工业的发源地和摇篮。1914年唐山启新洋灰公司陶瓷车间开启了中国现代卫生陶瓷制品的先河。1924年,启新瓷厂在借鉴外国生产卫生陶瓷经验的基础上,生产出中国第一件卫生陶瓷,为中国带来了马桶革命。

上世纪80年代是唐山陶瓷生产发展的鼎盛时期。整个80年代,唐山卫生陶瓷占据国内市场的一大半。对于这段历史,和卫生瓷打了30年交道的老陶瓷人董来生记忆犹新。1984年,风华正茂的董来生走进了卫陶的大门,成为一名注修工。“当时我们公司的卫生瓷产品可没现在这么多花样,样子简简单单,但是釉面和瓷质绝对棒,结实耐用,质量在华北地区数一数二。”说起卫陶当年的辉煌,董来生一脸的兴奋,“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到90年代初期,我们的产品非常走俏,想买都得排队。”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老卫陶等唐山国有卫生陶瓷生产企业在体制、机制、历史原因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缓慢了发展脚步。取而代之的是民营卫生陶瓷企业。目前,唐山依然是我国卫生瓷的重要产区之一,卫生瓷年生产能力达到2800万件,卫生瓷出口在全国名列第一位,出口额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纵观唐山卫生陶瓷业的发展,虽总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创新能力欠佳,整体行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早已浮出水面。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卫生陶瓷生产企业,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也深深感到加快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苏印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惠达公司虽“贵为”全国最大,但是面对市场需求由高峰到低谷的严峻形势,面对国内外同行业先进企业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依然感到压力重重。“完善企业产业链,从卫浴企业向综合家居企业转型,打造中国的宜家家居,成为世界级家居企业”成为惠达的宏伟目标。

这里,结束中国没有高档瓷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崛起的华美达到了日用瓷的高峰;红玫瑰牌骨质瓷、白玉牌白玉瓷、木兰花牌玉兰瓷和白兰牌白兰瓷被称为唐山陶瓷的“四朵金花”……这些辉煌的成就,无不彰显出唐山日用瓷举足轻重的地位。

骨质瓷,是国际唯一公认的最高档瓷种。提起它,隆达骨质瓷有限公司工艺师吴凤军情有独钟,他们父子见证了唐山骨质瓷从诞生到走向辉煌的经历。吴凤军的父亲曾在一瓷厂工作,1973年,“红玫瑰”骨质瓷的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高档瓷的历史。从诞生到中国改革开放前,“红玫瑰”作为中国唯一的骨瓷一枝独秀,美名远扬。改革开放以后,在“红玫瑰”的扶持、带动下,河北、山东、广东及唐山本地相继上马了许多骨瓷企业,中国骨瓷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而“红玫瑰”骨瓷以“创制投产最早,产品质量最好,占有市场最广,器型品种最全,品牌知名度最高”闻名于世。

出于老一代人对他耳濡目染的影响,也出于自己对于瓷器的热爱,吴凤军秉承了父亲的意愿,也走上了这一行业。他和同行们潜心研究,在瓷器造型工艺中一干就是20多个年头,推动骨质瓷不断向前发展。“我觉得近十年是骨质瓷发展最快的时期,技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生产工艺上也突破了原有的瓶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举个例子说,近几年,公司由原来的2条生产线,拓展到现在的7条,骨质瓷的器型由原来的100多个简单品种拓展到现在的2000多个,生产能力更是由原来的日产10000件,达到了现在的60000件,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说明骨质瓷的发展步入了新的境地。”

“作为一名瓷器制造者,最自豪的就是唐山产的骨质瓷,不论研发还是制造工艺,这么多年一直在全国独领风骚。”吴凤军说,骨质瓷在价格上远远高于普通日用瓷,但多年来一直受到市场的青睐,受到人们的追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与众不同的特色,产品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提高了市场的占有率。

这里,品味土火交融的艺术魅力

遥挂盘、座盘、瓷板画、花瓶、花插、瓷塑、瓷雕……唐山的艺术瓷造型新颖、装饰多姿、品种齐全。

作为北方著名的陶瓷产区,唐山在600余年的陶瓷制造史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艺技术,还孕育出一大批蜚声艺海的陶瓷艺术大师,高哲堂便是其中之一。

出生于美术世家的高哲堂,从小就和父亲学画,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对陶瓷艺术萌生了极大兴趣。20多年的潜心创作,高哲堂从陶瓷研究院的普通技师成长为陶瓷艺术大师,釉下青花大天球瓶、釉下五彩龙凤大溪口瓶等作品备受业内好评。

高哲堂说,唐山艺术瓷主要装饰方法有艺术釉装饰、釉上装饰(包括雕金、喷彩、新彩、粉彩、刻瓷等)、釉下装饰等,形成了唐山陶瓷的独特风格。唐山艺术瓷装饰技术和风格对中国北方陶瓷产生了较大影响,首创了用喷枪或喷笔作画的喷彩装饰方法,用氢氟酸腐蚀釉面花纹再添金的雕金装饰方法和运用高温色料在骨质瓷釉下进行釉下彩绘装饰方法。近些年来,唐山艺术瓷装饰风格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打破了多年形成的繁琐工细风格,采用清新、简约的图案装饰,呈现出轻松、自然、返璞归真的艺术效果。

唐山艺术瓷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与国内一些陶瓷城市相比较,还有一定差距,有待于整体水平的提升。艺术瓷不同于一般性的陶瓷产品,不仅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更具有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而后两种价值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富足,更多地渗透到人们的消费意识和购买取向上。高哲堂表示,艺术瓷要想打开市场,名师名品是最好的一块“敲门砖”。而且,只有提高作品的思想性,突出特色化、个性化,融入更多文化创意元素,创作出更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品,而非一般工艺品,艺术瓷才能最终赢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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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瓷器 土与火锻造的神话(上)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人间珍奇只为搏君王一笑。

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的被收入帝王之家。由于皇家对即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正是出自明代著名官窑所在地——御窑厂。于是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冰山一角。此后,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连发生。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在这么严格的官窑制度之下,往往平均每100件成品中只会留下4件作为贡品。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使明代官窑的精品得以高度浓缩,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1995年,南京明故宫遗址的一口井内出土了几件明朝洪武年间的白釉瓷器。这种菊白色通常是皇帝祭天时专用的颜色。而出土的白釉爵和白釉碗都是供皇帝和大臣们使用的。也许这是在某个皇家盛典上摆在桌上的东西。

而这件巨大的白釉梅瓶的出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因为它的瓶身上赫然写着“赏赐”二字。梅瓶本是用来装酒的,流行于宋元,而这件赏赐梅瓶却是独一无二的。据考古学家推测,这樽梅瓶应该是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开国大典时,对其开国功臣论功行赏时所赐。

事实上,明代的瓷器已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色彩上。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不仅能烧造出花纹更为丰富、体形更为巨大的青花瓷器,还从青花中衍生出了斗彩、粉彩和五彩等多种类型。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这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这令中国皇帝龙颜大悦,因为长寿与多福是历代帝王长盛不衰的梦想祈愿。而大型瓷器的烧造难度本身就非常大,温度稍微控制不好就可能使瓷胎烧裂以至前功尽弃。因此这件重量级的皇家瓷器非常少见,也足见明代官窑烧造技艺的高超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的明代御窑厂由于人类在其遗址上的频繁活动与开发,渐渐从地面上消失。直到1982年人们发现了这片布满碎瓷片的地表层,明代御窑厂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这些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的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对这批出土碎瓷片的研究,另一个重要的线索便是年代。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员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的。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这两件瓷碗一件是没有上斗彩的,而另一件则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的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青瓷,便是将泥土幻化为玉石的创造。从原始青瓷开始经历漫长的成长与涅槃,青瓷才终于从窑火中脱颖而出,令器物拥有了晶莹剔透,如冰似玉的肌肤。

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早在古代吴越国的文献上,就记载着一种被称之为“秘(毕)色瓷”的瓷器。一种奇特的对色彩的描述——“秘色”引起了无数人的猜想。传说“秘色瓷”是专门供奉吴越国王室的御用品,民间百姓不得使用。有人认为“秘色瓷”就是指青瓷的一种釉色。也许它神秘得如同皇家珍宝,才得到这样一个令人遐想无限的名字。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这件白釉盈字盒便是唐代刑窑所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但是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这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

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在这幅古画中,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桌上陈列着许多的瓷器,足见那个年代瓷器业的兴盛,而此图正是宋朝徽宗皇帝亲手所绘的“文会图”。那个距离我们将近1000年的时代必然与我们今天所见的瓷器珍宝有着深刻的渊源。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几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谈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着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北宋的太平生活没有能持续多久,强悍的北方部族便将宋朝皇帝赶到了南方。仅短短的20年间昙花一现,汝窑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之中。不过宋朝皇帝在南方建立了南宋,宫廷对瓷器的需求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减少。很快皇帝下令在杭州修内司和郊坛下建立了两座“官窑”。官窑瓷器的釉层比汝窑瓷器厚,并多次上釉。在器物的底部落脱处、口沿和棱角釉薄处,胎都会烧成紫褐色,称为“紫口铁足”。如此独特的纹路并非是因为破裂,而是著名的哥窑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美。

相传宋代有兄弟俩,哥哥总能烧制出迷人的青瓷,而弟弟却怎么也掌握不了其中诀窍,于是有一天,弟弟乘哥哥不在,在窑火刚熄,窑炉还没有冷却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将炉门打开了……后来,瓷器的世界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裂纹。又因为这玄妙的传说,人们便称之为“哥窑”瓷。大开片中套小裂纹,即所谓“金丝铁线”。这便是哥窑最显著的特征。不论关于兄弟俩的传说存在与否,也许真的是某种历史的偶然成就了哥窑独到的工艺。

中国瓷器的魅力也正在于此。能工巧匠要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方能探寻出最绝妙的佳品。而在一切人为配方之后,瓷工们就将创造的点睛之笔交与天意。在窑火中受热的釉自由变化着,每一件出炉的瓷器都仿佛被赋予了个性与生命。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的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这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当宋代南北各地名窑相继迭起之时,昌江南岸的一座小镇悄然苏醒。这里出产的优质瓷器引起了宋真宗的兴趣,他派员到当地督造瓷器,贡奉朝廷。公元1004年时值宋代景德年间,从此,这个小镇由昌南镇易名为景德镇。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业千古流传的一枝独秀。

中国古代瓷器 土与火锻造的神话(下)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 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 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 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

中国陶瓷艺术 千年不灭的窑火与奇观


中国陶瓷艺术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丰富多彩,众多的陶瓷艺术品的制作技术无与伦比,创造了人类奇观而引起举世瞩目。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于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而其发展到宋代,才逐渐形成了"窑"的概念,但是,宋人对瓷器的记载还比较零散。

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记录了包括高丽窑、大食窑在内的15个古窑,其中绝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学者的清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清代,随着从宫廷到士庶对宋瓷的追逐、收藏,开始出现专门的陶瓷专书,也开始记述鉴定要点,并涉及到了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的不同观点。这类记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大体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

吴仁敬、辛安潮于1936年刊出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说:"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钧等名窑。"

宋代的制瓷业有官窑、私窑之分,并且出现了御窑。官窑由监窑官管理,部分产品上交官府或宫庭,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产品供出售。私窑则由民间投资经营,产品供给的对象既有品官、士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种类丰富。御窑大约是在北宋末期才兴起的,其规模虽小,产品质量却非常高,全部供给宫廷或官府的大型仪式使用,不合要求的产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场。

划、刻、印花的单色装饰和素面单色釉器物等主要是以官窑御用器为代表的"雅器",造型庄重典雅,釉色单纯,尤尚青色。纹饰简洁,追求古铜玉器神秘庄严的艺术效果,既有纹饰,也是玄妙的弦纹或毫无生气的"规矩花"。这种幽玄苍古、趣味高雅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宋代上流社会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趣味。

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宋市民阶层的产生,因而瓷器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这方面的需求。彩绘装饰和彩釉瓷器多数是民窑的产品,与官窑迥然不同,造型灵活多变,讲究实用功能,如磁州窑生产的瓷枕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颇受欢迎。而且,这些所谓"俗器"色彩强烈明快,纹饰丰满富丽,花纹图案多含吉祥寓意。这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充满着浓郁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

御窑:体现皇权的威仪和神秘

官窑(御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窑口,由官府亲自设立并掌管,由为皇帝服务的内侍官、太监等兼职提举,其产品主要为宫廷和国家重大典礼使用,所以又称"内窑",与前述的设官监烧并将部分产品供官府使用的官窑概念不同,其生产方式规定为宫廷制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士兵供役。南宋人叶在《垣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官窑共有3处:其一为北宋官窑,地点应在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或附近,由于黄河的淤理,开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十余米处,所以致今还未发现这个窑址;其二为南宋初期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皇宫附近修内司范围内建造的窑,称"修内司官窑",即文献所说的"内窑"。大约是由于距宫城太近,出于防火安全的考虑,不久就停烧了;其三为修内司官窑停烧后,在郊坛下别立的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由于在杭州市乌龟山发现了其遗址,也称为"乌龟山官窑"。

南宋前期由宫廷建造成的修内司官窑,产品相当单纯,全部是青釉瓷器。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两种,合格的产品都釉色匀净,光洁温润,釉面大多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尤其是小块开片,密集并程倾斜状开裂,称为鱼鳞开片。器物的组合除了日用的碗、盘、瓶、饮茶用的托盏外,还有仿古代青铜器的鼎式香炉、尊、觚等。工艺上的特点是器物的釉层均很厚,因此显得肥润,宝光内蕴。厚釉的工艺是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窑、钧窑发明的。它要求先要将瓷坯在不施釉的情况下先素烧一遍,这使得坚硬的坯体上可以多次施釉,达到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入窑釉烧。这种厚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革新,开后来官窑、龙泉窑等釉色极美之青瓷的先河。

御窑最重要的特点是官建、官管、官用,产品具有皇权特有的威仪和神秘性。又因其不存在商品化、需要谋利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捡选出供宫廷使用的优质器物后,其他器物一概打碎后就地埋藏,绝不允许流入市场。这一点即使前述之汝官窑也无法做到。老虎洞窑址所发现的24个瓷片坑,就代表了这种特点。被定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的器物,很少出土于地层堆积中,而绝大部分集中出土于24个瓷片坑中,这些坑特意修建,集中埋放次品和废品瓷器。

以三号坑(H3)和二十号坑(H20)为代表。H3为一边长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四边相当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非常坚硬。出土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胎的颜色和釉色有多种,以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出土瓷片达一万余片,绝大多数可拼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在发掘后的整理中发现,H3中出土的瓷片几乎都可以拼对起来,仅完整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20多种器形。H3中出土的部分器物釉色呈黄色,是因为窑炉中错误的出现了氧化气氛而形成的,显然是废品;H20平面近似长方形,长2.2米,宽1.14米,厚约0.06-0.15米,利用自然低洼处略加修整而成,表面覆盖一层碎瓦片和残砖。出土物以仿青铜器的礼器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为主。

从窑址发现情况看,官窑在烧制时大体上就是一座龙窑和一、二个用来烧素烧坯的小馒头窑一同烧造。与磁州窑数百"窑家"一同生产的情况极不相同。因为官窑这种专门的御窑,只是为了生产专用的瓷器精品,并不需要利用集体的优势和规模生产来赢得声誉,占领市场。老虎洞窑址中发现的南宋时期的作坊都质量极高,全部用质地细密的灰砖砌建并铺地,房外还有防雨水的散水。这种砖用来建造官衙和宫殿。在全国各地发掘的窑址中,从未曾见过这样高质量的作坊,体现了皇家气派。

民窑:活泼新颖的艺术品味

私窑(民窑)是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可见也有着雄厚的基础。比较著名的有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

物尽其用是民窑瓷器发展的基本原则,各地制瓷作坊将采来的瓷土,精细原料制作高档用具或陈设艺术瓷,粗料作粗瓷,下脚料则用来生产黑瓷,因为黑釉掩盖能力强。这些档次不同的生活用瓷,价格有高有低,能满足广大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这种物尽其用的作法反映民窑工艺能力的提高,因为不同品种的瓷器都要求不同的科学知识,并不是不费力就可以作出来。比如青瓷、酱色釉瓷和黑瓷在胎、釉配方和烧成气氛的控制上都有不同要求,都要求以科学技术作基础。随着岁月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品种都在提高。到东晋时期黑瓷已经不满足于用下脚料来制作,水平大大提高,和青瓷一样进入艺术瓷的领域。

元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窑占有最优质的瓷土、配釉原料、技艺高超的工匠,同时宫延积累历代最好的工艺品和外国朝贡的艺术珍品可供参考。有皇帝最欣赏的艺术家来参与创作,包括器形设计和装饰绘画。不惜工本,瓷器作得豪华、典雅、新奇、甚至精美绝伦,代表了一个时代瓷艺的最高水平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这些绝世的优秀之作也为民窑模仿。但是,官窑的发展方向是向宫延艺术的方向发展,代价很高,做不到民窑那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而且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精美富贵的品质庶民百姓不好使用,不可能在社会普及,其工艺很难推广。民窑则贴近庶民生活,质朴亲切,这些因素使民窑工匠受约束少,创作思路比较活跃,优良的工艺技巧能代代相传,民窑和官窑一样能体现民族工艺的精神。

民窑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浓郁的地方风情。民窑的地理分布宽广,长江以南、黄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可以分出不同的窑系,产品有浓郁的地方特点。这些来源于民间的工匠就在当地生活学艺,一般不大四处流动,因此对当地制瓷原料的本质特点民众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当地的工艺传统。他们最知道作出怎样的瓷器才能有人买,符合市场销路。

各地区的原料品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窑体系形成浓郁的地方风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窑青瓷,河北的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安徽淮南地区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宋人的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景德镇窑、德化窑、建窑、定窑、钧窑等窑区域性的特点特别明显。

第二,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

第三,激情满怀的书画艺术。民窑工匠可以自由地在瓷器上绘画写字,最突出的是磁州窑,用黑彩在白瓷胎体上画画写字。这些书画艺术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相比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但有它的特色。由于工匠们平静单纯,生活根底扎实,视野比较宽阔,在瓷器上画的画,定的字都纯朴、浑厚,没有无病呻吟的病态。以绘画为例,题材广泛,有作边饰或辅助花纹的回纹、几何线条、波浪纹、卷枝蔓草等。作主题花纹的主要有牡丹、月季、菊花和闲花野草、游龙飞凰、禽鸟野兽、山林中的小雀、花塘溪流中的鸭鹅和游鱼等。绘画从小桥流水人家奶镌靶【埃狡苹趾甑母呱狡俨迹优┘颐┥岬绞芯∶瘢由裣晒适碌窖纤嗟睦诽獠模庑┙籼嗣裆畹耐ㄋ椎囊帐趿煊蚴敲褚さ挠攀啤?br>

1970年河南省镇平县出土一件白瓷黑花梅瓶高49厘米,小口细颈,丰肩长腹,中腹饱满,下腹瘦长;胎施洁白化妆土,肩和上腹以黑彩绘锦土纹,衬以白色卷枝花;中下腹以黑彩绘茁壮的牡丹和多姿的莲瓣,上罩白釉,花纹壮实生动,与胎釉对比鲜明。挺拔高挑的造型结构,对比鲜明的花纹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说起梅瓶人们可以想象,在黄土高原,黄澄澄的大路从脚下延伸至遥远,广袤的大地点缀着村镇茅舍、酒肆小店。勤劳的人民祥和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劳动,丰收之后他们也会置身酒店,村姑为他们抱出一瓶美酒,瓶就是磁州窑的梅瓶,抱瓶的姑娘健壮的体魄,红润的面孔,高高的胸脯,明亮的眼眸闪灼出青春的光彩。酒美、人美、瓶也美,让人陶醉,诗人情不自禁的写诗称赞:"欲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虎形枕,是山西地区金代磁州窑产品。枕塑成一个老虎形状,虎眼圆睁,竖耳,卷尾伏卧,满身用黑彩绘虎皮纹。在白色枕面上作画,开阔水面飘浮一物,上立一长尾鸟,天空双雁高飞,枕底墨书"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二十日"铭。磁州窑在元代还在继续发展,生产大量优秀之作。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横宽40.5厘米的长方形枕,主题花纹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图,唐僧师徒四人在山道中艰难行进。枕面四角绘折枝菊花,前壁绘黑竹,后壁绘猛虎,两端绘牡丹图案,枕底楷书"古相张家造"铭记。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僧人幺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取经,历尽艰苦,费时七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取回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经回长安。

回国以后,奉旨主持佛经翻译,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慧立、彦宗又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容为西域及佛教发源地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都充满神异的色彩,二是唐宋以来民间有许多故事,神话广为流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明朝吴承恩汇集这些传说写成《西游记》影响极为深远。这件瓷枕对研究这部文学名著的成书过程有重要价值。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生产大量的青花瓷器,不但内容极为广泛,而且画得诗意盎然。很多画面抽象、夸张、大写意,往往是工匠激情满怀一挥而就,真的达到绘画艺术追求的"无迹可寻,然后入神"的境界。

千百年来,不管是官窑还是私窑都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绘上了浓重的一笔,体现了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表现出中国古代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作为一种陶瓷文化,伴随着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传播,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深渊的影响。

广西陶艺家卢权智与陶艺创作:火与土的艺术魅力


昨日上午,记者随广西区文化厅组织的“区内外新闻媒体记者‘红陶艺术体验之旅’”记者团,乘车到大塘古榕山庄卢权智红陶艺术的创作基地,对其的红陶艺术作了一次采风,在这一片偏僻静寂而又榕树婆娑的山旮旯里,现场人们无不被卢权智的那上千件宣扬广西特色文化艺术成果的红陶艺术作品的新、奇、特所震撼。记者在基地采访了被人称为陶艺大师的卢权智,让我们一起感受他这些年的陶艺创作历程。

隐居生活透着火热追求

卢权智1957年生于广西南宁市,自幼酷爱艺术,师从中国著名画家、雕塑家、广西艺术学院朱培均教授,擅长中国山水和花鸟画,并在陶瓷艺术上有独自的见解和个性。13年前在国外辗转数年的卢权智悄然回国,在离南宁市80余里的小山沟里向当地农民买了10亩地,投资二百多万元建成了自己的陶艺创作基地。在欧洲留学期间,卢权智饕餮了一遍让人眼花缭乱的地中海沿岸的诸国艺术,此时他的归来,是要在他生养过的土地上,挖掘广西红陶艺术这份宝贵的艺术遗产,并完成他人生最大的一次艺术转型。在卢权智回到基地的最初十多年时间里,除了他的几个密友外,广西艺术界大多人都忘记了这个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活跃在广西画坛、84次在德国举办个人画展而引起了国内外轰动的广西画家。

之后,卢权智在基地里雇来数名长短工人,一道植树、造林、起屋、种菜、养鸡,再搭起陶厂,筑起土窑洋窑,满手粗茧的他在这间“世外桃园”里过起了真正的隐居生活。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周边山里采集陶泥,他长年累月深居简出,附近的人只知道此人只与泥巴打交道。

红陶艺术是火与土完美结合

终于有一天,嗅觉敏感的同行们追寻到这座藏之深山的“庄园”,被卢权智的红陶艺术作品所震惊;求贤若渴的广西艺术学院特聘其为学院的荣誉教授,并将其的“庄园”定为教学实业基地。从此,行内行外的人、上门定购的人、拜师求艺的人和各大媒体打破了卢权智保持十多年的平静。

近年来,卢权智致力于广西红陶艺术的创作研究与开发,尤其是在艺术表现上,运用西方现代艺术夸张多变的手法结合传统工艺的形式大胆创新,力求在“陶瓷怕大”这个当今国际陶艺界公认的难点上进行突破,在1.6米以上的大花瓶上进行大面积镂空,通过细小的线条支撑数百斤自重的大型花瓶,成功突破了从湿坯到干坯,再到上千度高温炼狱带来的18%的心缩考验。这一项目烧制成功,不仅突破了传统了陶瓷工艺的极限,也开创了国际陶瓷领域中“大型镂空艺术”作品的历史先河。卢权智的陶艺作品多以自然生态万物为题,追求小而精、大取势,在平凡中飞跃升华。不少作品被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机构及个人所收藏。尤其是最近被收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超大型红陶作品《百福》更是以其家喻户晓的葫芦美丽独特的外形和传统民族内涵深深吸引了众多的观者。

卢权智最后对记者说,“很多人把艺术家说成‘疯子’、‘狂人’,我感到很遗憾和无奈,不过,当我烧制出自己第一件陶艺作品时,感觉自己在和上古祖先在对话,这种感觉真的很有意义的。”

【陶瓷文化】古瓷器化妆土与化妆土的鉴定


古代有些窑口的胎土较粗或胎色较深,为了使器物表面平滑白洁和颜色变浅,在胎体上先敷一层细白瓷土,然后施釉烧制,这层白色浆土称化妆土,也称化妆釉和护胎釉。

化妆土工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窑口)特征,对其观察和分析有助于古瓷的断代和辨伪。

六朝青瓷中已开始应用化妆土工艺,婺州窑位于浙江金华一带,当地所产胎土含铁量高,烧成后胎色深灰或深紫。西晋起,婺州窑采用纯净的瓷土涂抹胎表,化妆土呈奶白色,经上釉烧制后,不但釉面光洁,而且色泽滋润。东晋南朝时的德清窑以黑瓷著名,同时也兼烧青瓷。德清窑以红色粘土做胎,烧成后胎呈灰色或紫色,为了改善釉色,也在胎外施一层奶白色化妆土,工艺方法和婺州窑相似。

隋唐五代时,化妆土的应用更加广泛,除青瓷外,白瓷和彩绘瓷也采用这种工艺。五代时,耀州窑青瓷有黑胎和白胎两种。黑胎青瓷的胎质较唐代已有改进,细密坚薄,但含铁量高,胎色呈铁灰或黑灰,因此胎外施一层较厚的白色化妆土。唐代河北邢窑白瓷有粗细两种:细白瓷胎白釉净,不施化妆土;粗白瓷的胎骨灰黄粗糙,先敷化妆土再施白釉,使釉面白净。唐五代的长沙铜官窑发明了釉下彩,胎灰白或土黄,如不用化妆土,会影响装饰效果,因此在制作中采用制胎——施化妆土——彩绘——上釉——烧制的流程,对提高外观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宋元时,北方磁州窑对化妆土的运用非常成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磁州窑的胎土大多灰褐色或土黄色,白釉黑彩采用敷化妆土、彩绘再施透明釉的方法,使釉面白净饱满,黑白对比强烈。在白釉划花、白釉黑彩剔花等装饰方法中,化汝土则直接参与纹饰装饰。在白釉划花中,胎土施化妆土再划花,划痕处露出灰褐色胎,外罩透明釉,这样形成了白釉地灰褐花纹效果,巧妙利用了化妆土本身的色泽来进行装饰。白釉剔花的方法和此相似,只是将纹饰外白“地”剔去,露出深色的胎。白釉釉下黑彩划花工艺更复杂一些,在生坯上敷白色化妆土,上以黑料绘画,再用工具在纹样上勾划,划去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再施透明釉烧成。有些甚至连化妆土也划去,露出深色胎骨,这样形成黑(纹饰)、白(化妆土)、和灰(胎骨)三个层次,以立体的方式装饰器物,这种方法和唐宋象牙雕刻中的拔镂雕或明清雕漆中的彩雕很相似。

在观察化妆土的时候需注意和“中间层”的区别。宋代钧窑釉瓷标本的断面上,胎釉间有一层白色介质,是在高温烧制过程中胎、釉成分相互渗入,经离子交换析晶而形成的钙长石层。这一中间层在作用上起到了统一釉下色泽的作用,但系烧制中自然形成的,而非人工敷就的化妆土。这种介质中间层在宋代磁州窑青瓷上也能见到,形成机理相同。

化妆土的观察对瓷器研究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

确定制作年代——有些窑口化妆土往往在某一时间段使用,观察化妆土能精确考定年代。耀州窑青瓷在五代时使用化妆土,从标本断面看,胎体、化妆土、釉层清晰可辨。宋代耀州窑青瓷断面也有一丝白线,但胎体、中间层和釉层间界面模糊,系介质中间层,和五代青瓷区别明显。

确定制作窑口——明清以前的所谓高古瓷有时往往难以区分窑口,而化妆土是一个关注点。最常见的例子是越窑青瓷和婺州窑青瓷的区别。这两个窑口的产品除其他特征区别外,是否用化妆土是最明显的区别。

确定识别真伪——古代陶瓷的原料、工艺都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现代很难模仿。如新仿耀州窑青瓷的胎骨都很白,仿五代制品不见化妆土,仿宋代元制品也无中间层。结合造型、釉层、底面等特征,观察并分析化妆土有利于鉴别陶瓷器的真伪。有些古玩商将新仿器物打碎后卖瓷片,更应观察化妆土工艺,鉴别是否后仿。

古瓷器化妆土与化妆土的鉴定


古代有些窑口的胎土较粗或胎色较深,为了使器物表面平滑白洁和颜色变浅,在胎体上先敷一层细白瓷土,然后施釉烧制,这层白色浆土称化妆土,也称化妆釉和护胎釉。

化妆土工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窑口)特征,对其观察和分析有助于古瓷的断代和辨伪。

六朝青瓷中已开始应用化妆土工艺,婺州窑位于浙江金华一带,当地所产胎土含铁量高,烧成后胎色深灰或深紫。西晋起,婺州窑采用纯净的瓷土涂抹胎表,化妆土呈奶白色,经上釉烧制后,不但釉面光洁,而且色泽滋润。东晋南朝时的德清窑以黑瓷著名,同时也兼烧青瓷。德清窑以红色粘土做胎,烧成后胎呈灰色或紫色,为了改善釉色,也在胎外施一层奶白色化妆土,工艺方法和婺州窑相似。

隋唐五代时,化妆土的应用更加广泛,除青瓷外,白瓷和彩绘瓷也采用这种工艺。五代时,耀州窑青瓷有黑胎和白胎两种。黑胎青瓷的胎质较唐代已有改进,细密坚薄,但含铁量高,胎色呈铁灰或黑灰,因此胎外施一层较厚的白色化妆土。唐代河北邢窑白瓷有粗细两种:细白瓷胎白釉净,不施化妆土;粗白瓷的胎骨灰黄粗糙,先敷化妆土再施白釉,使釉面白净。唐五代的长沙铜官窑发明了釉下彩,胎灰白或土黄,如不用化妆土,会影响装饰效果,因此在制作中采用制胎——施化妆土——彩绘——上釉——烧制的流程,对提高外观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宋元时,北方磁州窑对化妆土的运用非常成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磁州窑的胎土大多灰褐色或土黄色,白釉黑彩采用敷化妆土、彩绘再施透明釉的方法,使釉面白净饱满,黑白对比强烈。在白釉划花、白釉黑彩剔花等装饰方法中,化汝土则直接参与纹饰装饰。在白釉划花中,胎土施化妆土再划花,划痕处露出灰褐色胎,外罩透明釉,这样形成了白釉地灰褐花纹效果,巧妙利用了化妆土本身的色泽来进行装饰。白釉剔花的方法和此相似,只是将纹饰外白“地”剔去,露出深色的胎。白釉釉下黑彩划花工艺更复杂一些,在生坯上敷白色化妆土,上以黑料绘画,再用工具在纹样上勾划,划去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再施透明釉烧成。有些甚至连化妆土也划去,露出深色胎骨,这样形成黑(纹饰)、白(化妆土)、和灰(胎骨)三个层次,以立体的方式装饰器物,这种方法和唐宋象牙雕刻中的拔镂雕或明清雕漆中的彩雕很相似。

在观察化妆土的时候需注意和“中间层”的区别。宋代钧窑釉瓷标本的断面上,胎釉间有一层白色介质,是在高温烧制过程中胎、釉成分相互渗入,经离子交换析晶而形成的钙长石层。这一中间层在作用上起到了统一釉下色泽的作用,但系烧制中自然形成的,而非人工敷就的化妆土。这种介质中间层在宋代磁州窑青瓷上也能见到,形成机理相同。

化妆土的观察对瓷器研究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

确定制作年代——有些窑口化妆土往往在某一时间段使用,观察化妆土能精确考定年代。耀州窑青瓷在五代时使用化妆土,从标本断面看,胎体、化妆土、釉层清晰可辨。宋代耀州窑青瓷断面也有一丝白线,但胎体、中间层和釉层间界面模糊,系介质中间层,和五代青瓷区别明显。

确定制作窑口——明清以前的所谓高古瓷有时往往难以区分窑口,而化妆土是一个关注点。最常见的例子是越窑青瓷和婺州窑青瓷的区别。这两个窑口的产品除其他特征区别外,是否用化妆土是最明显的区别。

什么是古瓷器化妆土与化妆土的鉴定


古代有些窑口的胎土较粗或胎色较深,为了使器物表面平滑白洁和颜色变浅,在胎体上先敷一层细白瓷土,然后施釉烧制,这层白色浆土称化妆土,也称化妆釉和护胎釉。

化妆土工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窑口)特征,对其观察和分析有助于古瓷的断代和辨伪。

六朝青瓷中已开始应用化妆土工艺,婺州窑位于浙江金华一带,当地所产胎土含铁量高,烧成后胎色深灰或深紫。西晋起,婺州窑采用纯净的瓷土涂抹胎表,化妆土呈奶白色,经上釉烧制后,不但釉面光洁,而且色泽滋润。东晋南朝时的德清窑以黑瓷著名,同时也兼烧青瓷。德清窑以红色粘土做胎,烧成后胎呈灰色或紫色,为了改善釉色,也在胎外施一层奶白色化妆土,工艺方法和婺州窑相似。

隋唐五代时,化妆土的应用更加广泛,除青瓷外,白瓷和彩绘瓷也采用这种工艺。五代时,耀州窑青瓷有黑胎和白胎两种。黑胎青瓷的胎质较唐代已有改进,细密坚薄,但含铁量高,胎色呈铁灰或黑灰,因此胎外施一层较厚的白色化妆土。唐代河北邢窑白瓷有粗细两种:细白瓷胎白釉净,不施化妆土;粗白瓷的胎骨灰黄粗糙,先敷化妆土再施白釉,使釉面白净。唐五代的长沙铜官窑发明了釉下彩,胎灰白或土黄,如不用化妆土,会影响装饰效果,因此在制作中采用制胎——施化妆土——彩绘——上釉——烧制的流程,对提高外观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宋元时,北方磁州窑对化妆土的运用非常成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磁州窑的胎土大多灰褐色或土黄色,白釉黑彩采用敷化妆土、彩绘再施透明釉的方法,使釉面白净饱满,黑白对比强烈。在白釉划花、白釉黑彩剔花等装饰方法中,化汝土则直接参与纹饰装饰。在白釉划花中,胎土施化妆土再划花,划痕处露出灰褐色胎,外罩透明釉,这样形成了白釉地灰褐花纹效果,巧妙利用了化妆土本身的色泽来进行装饰。白釉剔花的方法和此相似,只是将纹饰外白“地”剔去,露出深色的胎。白釉釉下黑彩划花工艺更复杂一些,在生坯上敷白色化妆土,上以黑料绘画,再用工具在纹样上勾划,划去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再施透明釉烧成。有些甚至连化妆土也划去,露出深色胎骨,这样形成黑(纹饰)、白(化妆土)、和灰(胎骨)三个层次,以立体的方式装饰器物,这种方法和唐宋象牙雕刻中的拔镂雕或明清雕漆中的彩雕很相似。

在观察化妆土的时候需注意和“中间层”的区别。宋代钧窑釉瓷标本的断面上,胎釉间有一层白色介质,是在高温烧制过程中胎、釉成分相互渗入,经离子交换析晶而形成的钙长石层。这一中间层在作用上起到了统一釉下色泽的作用,但系烧制中自然形成的,而非人工敷就的化妆土。这种介质中间层在宋代磁州窑青瓷上也能见到,形成机理相同。

化妆土的观察对瓷器研究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

确定制作年代——有些窑口化妆土往往在某一时间段使用,观察化妆土能精确考定年代。耀州窑青瓷在五代时使用化妆土,从标本断面看,胎体、化妆土、釉层清晰可辨。宋代耀州窑青瓷断面也有一丝白线,但胎体、中间层和釉层间界面模糊,系介质中间层,和五代青瓷区别明显。

确定制作窑口——明清以前的所谓高古瓷有时往往难以区分窑口,而化妆土是一个关注点。最常见的例子是越窑青瓷和婺州窑青瓷的区别。这两个窑口的产品除其他特征区别外,是否用化妆土是最明显的区别。

确定识别真伪——古代陶瓷的原料、工艺都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现代很难模仿。如新仿耀州窑青瓷的胎骨都很白,仿五代制品不见化妆土,仿宋代元制品也无中间层。结合造型、釉层、底面等特征,观察并分析化妆土有利于鉴别陶瓷器的真伪。有些古玩商将新仿器物打碎后卖瓷片,更应观察化妆土工艺,鉴别是否后仿。

火与土造就德化陶瓷大师


火与土造就德化陶瓷大师

千年以来,德化陶瓷星星点点,散布戴云山区,其中有很多都是百年难遇的珍品,出自大家名家之手。在德化,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涌现出大批的工艺美术大师和陶瓷艺术大师,这是德化与其它任何县城相区别的地方。在德化,这些大师们倾其一生心血,致力于火与土的事业,将团团泥土,塑成晶莹灵性的作品。

苏清河:40载磨砺出大师

2007年1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获得者表示祝贺,曾培炎副总理为获奖者颁发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证书,德化县的苏清河成为本届评选中福建省艺术陶瓷类惟一获此殊荣者,他是华氏陶瓷公司艺术创作团队的灵魂人物。

出生于1941年的苏清河世代业瓷,在40余载的陶瓷工艺实践生涯中,他掌握了全面的技术技能,其作品造型别致,形神兼备,精雕细刻,优美传神,深具明代雕塑大师何朝宗的艺术之风,每一件都是当代瓷坛难得的艺术珍品。1984年,苏清河的22吋芭蕉花瓶荣获全国工艺美术陶瓷行业评比优秀创作一等奖;1991年,他的“工艺色瓷”科研成果,荣获全国七五星火计划博览会银质奖;其“莹玉红”系列艺术瓷,分别荣获1992、1993、1994年中国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银奖、金奖、特别金奖;他的8吋莹玉红坐岩戏珠弥勒瓷塑,2000年参加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荣获金奖……

现在,步入花甲的苏清河,仍孜孜不倦地探寻、研究,力求创作出更多的“德化名瓷”珍品,投入国际市场,为中国瓷坛、为古瓷都德化争得更大荣誉。

柯宏荣、陈桂玉:瓷坛伉俪“瓷雕艺侣”

在东大街18号“德化瓷魂”展示厅里,一尊名为“神雕侠侣”的瓷雕非常出众:杨过坐在岩石上,右手握剑;小龙女偎依在杨过身边,柔情似水。杨过略带紫色的长袍还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在日光灯下是蓝色,在阳光下则变为粉红。

在德化瓷坛,也有一对伉俪:被誉为“瓷雕艺侣”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柯宏荣、陈桂玉夫妇。他们是德化“宏益”瓷雕研究所的主人,也是华氏陶瓷公司的领军人物,40出头的他们已评上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在全国瓷雕界享有盛誉。自1983年以来,先后获省、国家、国际级大奖30多个,文学大师金庸被其瓷雕作品折服,挥毫泼墨为其书写“瓷雕艺侣”题词。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带往美国作为“中华文化美国行”展品的《三月三》、《九歌—山鬼》等瓷雕即出自二人之手。柯宏荣和陈桂玉的作品以历史人物题材为主,怒发冲冠的岳飞、仰天狂歌的嵇康、笑傲风雪的苏武……一件件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柯宏荣戏称:“这些作品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生孩子10个月容易,而10个月做不了一件自己满意的作品太正常了。”

柯宏荣说,德化是一个从宋代至今都没有熄过窑火的地方,瓷雕制作源远流长,工艺水品非常高,但也有自身的弱点,“因为地处偏僻、信息闭塞,德化人物瓷雕文化内涵少,品种单一”。“我们夫妇俩都没有上过大学,但喜欢读书,尤其是古典文学,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历史人物在瓷雕里就活不起来。”总结20多年来的创作生活,柯宏荣、陈桂玉夫妇共同的感受是一个字:苦。为了完成一件飞马瓷雕,陈桂玉曾经连续10天蹲在马棚里,观察马的神态和一举一动。

徐少东:因“富贵红”而红

摆过地摊,当过工人,徐少东在漫长的创业路上,曾经不止一次尝到苦涩。

2004年正月初五,徐少东终于成功烧制出他人生中第一件红釉艺术瓷。当他捧着梦寐以求的红釉瓷满眼通红地走出房间时,一缕霞光迎面而来。因此,他把这红得像国旗一样的红釉瓷命名为“富贵红”。“富贵红”填补了国际陶瓷史上的空白,把国内外陶瓷专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他的人生,也开始了新的历程。随后,央视二套《鉴宝》节目首次将现代瓷器搬上荧屏。瓶底镂刻“德化瓷都”和“徐少东”印章的“当代红釉盘口球体瓶———天地方圆”经过选手竞猜,最后国家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张宁作现场鉴定,开出4.5万元的参考价格,千年瓷都再次用精湛的作品在世人面前展现出往日的风采。

这一成功如同一道曙光照在徐少东创业的道路上———打造一个为世人所认可的品牌,这也是他的理想之路。

德化有句话:有师无市。意即有很好的陶瓷工艺师,却难以走向市场。虽然成功研究出红釉艺术瓷,但徐少东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产品的市场推广。只能靠参加小展会寻找知音。一年多后,他得到一家福州企业支持,开创出自己的产品,并尝试进入市场。

徐少东把红釉瓷定位在高端礼品和收藏艺术品,选择了在全国各地设立连锁专卖店这一传统陶瓷工艺行业从未有过的营销模式。短短几个月,“富贵红”连锁店遍布大江南北,甚至在外交部礼宾司、钓鱼台国宾馆都设有专门的展柜。全国各地设立连锁店,实现产品的连锁经营,这对陶企来说是一项创新,当然创新就存在风险。为了防止假冒伪劣产品的侵袭,徐少东还设计了一套防伪系统,每件商品都有一个代码,可以直接拨打手机查询验证。

由于红釉瓷精湛的技术,高端的定位,“富贵红”面市一年多来屡获殊荣:其作品在杭州西博会、全国艺术博览会、全国工艺品设计大奖赛上频频获奖,并被外交部选为国礼珍品,甚至走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的颁奖台……“富贵红”圆了徐少东的品牌梦,把他从一个摆地摊的变成陶瓷界红人,但如何做大做强品牌,他还在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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