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又一家新奇陶瓷作品，显出异样光华。那釉色，如火树银花，如浮水泛起，如梅开满树，如月下云飞。亦有紫玉晶莹，亦有宝石呈碧。还古朴清淳，如魏晋时文物重光，如唐宋期珍品再现，研究制作这异乎导常陶瓷作品的葛明祥先生，本是一介书生；曾从医，却又对陶瓷情有独钟，于是设厂制陶。不愿与人雷同，于是潜心釉色，潜心艺术，反复揣摩，拉坯制陶器，经两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将他自己的土与火的艺术，烧炼得光华灿烂，由于窑变的不可捉摸，所以，他的产品，色彩斑烂，百态千恣，几乎每件作品，都独一无二。人类的创造是精进不息的，艺术祥陶，也是这样。
走过祥陶陈列室，云纺釉天柱瓶，水纹釉窑变，釉里红窑变，亚光朱砂结晶釉，亚光梅花皮釉，仿古结晶釉，均花釉，古陶釉……各种各样的釉色装饰的瓶、罐、杯、碟、各类茶具酒具，或小巧玲珑，光华四溢。或明丽高雅，巧拙兼容。或柔和深沉，含蓄精美。或新颖奇特，令人欣喜。而且，所有产品，高温无铅，理化指标符合国际最高标准。在科技、视觉、工艺与艺术内涵上，都是理想化的产品。
梅花皮釉为祥陶独有，釉白如雪，又凝结与分裂成特殊的纹理，如冰山春日，雪山春日，冰雪既融化又不融化。融化处，雪水奔流，冰水奔流，将冰雪分割成不可规范的百态千恣。若说它新颖，还真新颖。若说它奇特，还真奇特。
还有青翠的绿釉，红灿的祭红釉，蓝里透白的均花釉，都色泽优雅，令人赏心悦目。
陈设釉陶，因施釉的变化与窑变丰富，更有各不相同的妙处，各不相同的珍品。在陈列室，有两只水纹窑变釉瓶，一只釉色如白云漫卷，一只则让感到云涌风狂。还有亚光朱砂，釉窑变，仿古结晶窑变，及其他各种窑变，似乎都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创造。
祥陶亦制作紫砂器皿、有单壶、有小套茶具，有精美的曼生十八式。部分精品，饰以名家书画，文义幽深，画蕴情趣，刻划精良，是高档紫砂艺术。
祥陶艺术的品位是很高的。在第八届全国陶瓷评比中，梅花皮釉产品获银奖，而且，祥陶的作品还在不断翻新，不断精进。
潜心钻研古今陶瓷艺术。经常并接受日本陶艺大师斋藤井、永濑的启发与指点，受益非浅。为追求超越，全身心扑进陶瓷艺术高难度的釉与火之探索。废寝忘食艰苦劳累，致使罹患重疾。忍受着巨大的病痛，顽强拼搏，终于获得了全方位陶艺成就。经历了泥土的研究，制坏的研究，经历了由普通釉发展到高档釉，然后提高到特殊釉的上千次失败的艰辛复杂过程。对窑火的探险究也极其精到。最出色的是从未见过的在陶胎上高温烧制成立体厚釉、多层次窑变鸡血红。无铅无镉无毒。肌理天然，丰富精彩。令人震撼、令方家拍案叫绝……。
每件成功之作都有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每件成功之作都是人类智慧无法复制的奇妙幻景……。
葛明祥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陶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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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窑历代陶瓷釉色简介
早期寿州窑产品以烧造青釉瓷器为主，到了唐代改烧黄釉瓷，由青釉改为黄釉形成了唐代寿州窑的时代风格。唐代寿州窑虽然以烧黄釉为主，但是到了唐代中晚期也兼烧黑釉和少量绛红釉。寿州窑瓷器为高温石灰釉，含氧化钙量比较高，着色剂为氧化铁，由于烧造采用还原、氧化和先还原后氧化等不同气氛，使釉色形成青、黄、黑与绛红四种。
早期青釉色不纯净，是由于釉层的薄厚不均，烧造技术的不稳定，窑膛气温不均匀，形成产品釉色的不均，青釉的色调呈现为青灰、青黄和青褐等。到了隋代由于烧造技术的提高，窑温控制适中，釉色就比较匀净，呈青色。淮南市博物馆藏有隋代管家嘴窑址出土的为数众多的青瓷片标本可以作为佐证。
唐代寿州窑改烧黄釉瓷后，技术上有所创新。精致产品装在匣钵中入窑烧造，从而避免了窑中高温烟火对胎釉的直接熏染，使釉色纯净光亮，极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寿州窑是较早使用匣钵的窑口之一。普通产品直接入窑叠烧，受到窑中高温烟火的熏染和冲击后，造成釉与胎的色泽不匀净。釉色呈现出黄、蜡黄、鳝鱼黄、黄绿、黄褐等不同几种，往往在器物转角积釉较厚的部位，呈现翠青色的窑变釉。
寿州窑在唐代中晚期，用还原焰烧成了黑釉和降红釉。寿州窑的黑釉产品有些烧造得十分成功。淮南市博物馆收藏的寿州窑黑釉瓷注、黑釉盂口胆式瓷瓶及黑釉瓷枕等，不仅造型美观凝重端庄，而且釉色纯净均匀，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一、二级藏品。黑釉盂口胆式瓷瓶还是首次发现的寿州窑新品种，堪称寿州窑黑釉瓷器的代表之作。
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寿州窑绛红釉的发现。绛红釉色彩较灰暗，红色不够鲜明，并有大小不等黑色或褐色的斑点。寿州窑绛红釉的出土，是一千多年来的首瓷发现，显示了寿州窑匠师们的高超技艺和创新精神，它是寿州窑匠师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识了色元素在高温中化学变化的性能，即改变窑火的气氛，釉色也可随之转变再引起第二次化学变化，获得新的釉色。绛红釉就是采用二种以上的不同气氛一次烧成的结果。
唐代寿州窑的绛红釉，非常类似后世宋代定窑名贵的“紫定”，而且它比“紫定”的出现要早二百多年。。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寿州窑这一新的釉色品种未能得到普遍的应用，因寿州窑的衰落而被淹没。唐代寿州窑的绛红釉与宋代定窑的“紫定”是否存在什么联系，还有待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深层次的研究。
陶瓷釉色 千树万树梨花开
导言
在陶瓷的历史上，无论陶瓷釉色创造出多少种颜色，白色无疑是最早的追求。这一追求艰辛漫长，至少走了一千年。大约在北齐（550——577年），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以今天的眼光，这种白瓷不算太白，在釉厚处闪着不经意青色，但正是这不单纯的白色，拉开的中国白瓷的序幕，使得后世在陶瓷装饰上有了拓展空间的可能。
古人长久地观察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白，天上的白云，飘落的白雪，盛开的白花，千姿百态，都为古人追求陶瓷之白出示了标准。这一标准本是天赐之色，上苍赐予。古人在不知目标是否能达到之时，仍在努力执着地追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大好结局来评价古人的追求，在历史的局限中，在古人不知陶瓷可否烧成白色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工匠一直孜孜不倦，踽踽前行。
早期白瓷不是横空出世，仅是青瓷的改进型；工匠们在摸索了上千年的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发现了烧造白瓷的技巧。白瓷与青瓷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一个系统中的拓展，简单的表述就是把青瓷中的青色去掉，就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北齐（575年）范粹墓中的早期白瓷的确不白，但它没使用化妆土，仅凭本色，这一点尤其重要，使它作为早期白瓷的证据载入史册。
仅二十年后，还是在河南安阳，隋（595年）张盛墓出土的那一批白瓷无可争议地让白瓷从此真正登上中国陶瓷的舞台，一展风姿。今天来看这批白瓷，仍惊叹当时北方瓷业之先进：一把白瓷剪刀一刀剪断了白瓷何时诞生的纷杂之争；361目的围棋盘将围棋的博杀形成定式；表明225目、289目的古围棋到隋朝已近成为历史。
白瓷的诞生平平淡淡，却藏有一个千古之迷。白瓷是在青瓷基础上提纯，去掉铁及杂质，使之纯粹起来；白瓷并没有易帜，仍打着青瓷的旗帜前行。问题是，白瓷却在中国北方诞生，而南方才是青瓷的发祥地，也是大本营，那此题做何解呢？
邢窑
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有一个浅显的道理，叫后来居上。现状如果优秀，很快就会成为负担，让前行受阻，变得缓慢。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朴素道理。
唐及唐以前南方青瓷的优秀使之容易满足现状，不思进取；而北方瓷业在唐之前明显不如南方，故发奋努力属正常状态，尤其是隋唐结束南北朝的分裂，政治中心确立在北方，至北宋晚期徽宗时代，北方一直视南方为蛮夷之地。
唐代白瓷显然明确对抗唐三彩的华丽。三彩属低温釉陶，色泽绚丽，仅为死者服务，古人重葬，不求朴素，求鲜艳，求热烈，求繁缛，求地下仍是一个人间。唐代是一个张扬的时代，不追求收敛，唐诗中的名篇大都浪漫豪放，集中体现唐人的生存哲学，而白瓷与之背道而弛，一副文静修练的样子。
史载唐天宝年间：“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此事有证据。百宝大盈库简称大盈库，并非国库，乃皇帝私库，专门用于赏赐。过去带“盈”字款的白瓷堪称国宝，二十年前仅有数的几件，分布于各博物馆。近年来出土骤增，凡拍卖市肆常见，器型品种仅限执壶，浅盏，万年罐几种，器型变化不大，可见唐时已成定式。
唐明皇携杨贵妃一路赏赐，邢窑之白瓷独领风骚，科技含量起了决定性作用。有文字以来，文明史中多了科学追求，历朝历代的皇家奖励，都注重奖品的科技含量。邢窑以其白在唐代傲视同侪，让唐明皇下令在器底深刻“盈”字，标榜金贵。
多贵重的东西，只要具备商品价值，早晚它会进入民间普及，经济力量之大都可能改变政治格局。邢窑在唐，“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大凡商品到了无贵贱通用的境地，它就能为社会创造极大的价值。即便在今天，千年以前的唐白瓷并不算太稀罕之物，可见当时的产量。
湖北天门人陆羽写过《茶经》。他一孔之见认为邢不如越，可他对邢窑的评价仍为类银类雪，客观描述准确。如银似雪的邢窑毕竟是陶瓷史上白釉老大，得此评语，实至名归。
白瓷在唐朝较之白瓷在任何一个朝代都白，这个白是心里之白，感受之白，境界之白，是陶瓷史上对白色这一基色或曰无色的追求与肯定。
定窑
宋定窑白瓷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身好的不行。在邢窑的创业下，定窑坐享其成，让其白重新演绎。定之白与邢之白的区别不是技术上的革命，而是思想的飞跃。
可以看出，邢窑使尽浑身解数，唯恐器具不白，而定窑则轻松上阵，游刃有余地将白淋漓尽致的表现。定窑觉得客观白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感觉名贵才是重要的，所以定窑镶上了金口银口铜口。
定窑镶金银口是奢侈之举，不是无奈的选择。许多书籍以讹传讹地讲，镶金银口仅是弥补定窑覆烧工艺涩口的不足。以其高成本弥补低成本的商品古今未有，岂非就在定窑身上独现？理论上讲，覆烧仅为了提高产量，提高产量降低质量的事只能在低档商品中流行，而早期定窑作为皇家用瓷时，决不可能计较这样一个差距不大的成本损失，去冒皇帝不悦的风险。
定器包镶金银口，华贵时髦，宫廷盛兴，逐渐蔓延民间。于是，包镶金银口遂成为一门行业，宫廷民间均设作坊以供时需。宋朝工部文思院设“棱作”，内廷后苑造作所亦设“棱作”，只负责定器及其他器皿的镶口。汴京城内，镶金属口的作坊面向市场，不必金银，铜口亦使定器增色。
镶口这样一个风靡宋代的时尚，被后人不负责任地指责为亡羊补牢之举，缘于对古籍的理解有误。“定器有芒不堪用”（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芒被一直误解为芒口，即涩口，古之大谬。
定窑有芒，光芒耀眼。徽宗以此抑定扬青。北宋末年，青瓷得宠，白瓷渐入后宫。五代及北宋，定窑白瓷风头也已出了一百多年，看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大净瓶可知定窑之辉煌，洋洋洒洒，百多件瓷器以定为主，足见彼时佛教对白瓷的虔诚态度。
与邢窑固守素器不同，定窑此刻开始动脑筋装饰，刀刻、竹划、模印，尽其想尽其能。定窑于是朝着媚俗迈步，走到北宋末年遇见宋徽宗这样一个艺术天才不买帐，定窑的艺术探索号角才逐渐走弱。至于辽定，南定，地域的效仿；粉定，土定，质量的追随；都为定窑之白推波助澜，摇旗呐喊。
白瓷在唐宋，随政治沉浮。古人没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这些现代概念，古人就是一个抄袭，想尽方法把白瓷烧白，占领市场，分摊份额。南方的景德镇，白瓷不如北方，只好扬长避短，烧出青白瓷，俗称影青，改良了白瓷，以期适应南人的审美。应该说影青的改良是大获成功的，元代以后景德镇成为瓷都，其早在宋时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金定
金人打仗在行，一路南下，逼得宋人节节败退。金人治国有点儿麻烦，哲学高度上不去，不知从何下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改国号为“金”，他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金太祖认识还算有点儿意思，《金史》载：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
金之定窑在此理论基础上发扬光大。尽管此时宋人抑定扬青，金人不管那套，在其统治地区河北山西推崇白瓷。定窑延续不用多说，井陘、介休、霍州等地白瓷其白有过之而无不及。金人的汉化由于太祖放纵，向汉文化迅速靠拢。辽人的衰败，给金人以警钟。金人提高自我修养，培养生活情趣，难怪有学者曾赞美：金之文物，远胜辽元。
北方定窑白瓷的发展至金，虽战火频仍，但一直未有间断，尤其印花手段，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提高了质量，使其手工业文明带有工业文明的前兆。印花工艺的采用，让白瓷放下身段，根植民间，观察印花定窑，可以看出百姓的乐趣，婴戏、走兽、花卉禽鸟、水波游鱼，无一不是宋金百姓生活的写照。
枢府釉
“蒙古”意为银，与“金”相对。元文治未修，只重疆土，却明白手工艺的重要，宽待工匠，以求丰足。元代白瓷移师景德镇。景德镇地处江南腹地，山水齐备，客观条件良好，尤其具有杀手锏——高岭土，没有理由白瓷不在此大显身手。有了宋青白瓷的捶炼，卵白釉如夏蛇之蜕使之脱胎换骨，一反邢定牙白之明确，先是卵青色，透亮不浑；继而迅速改良为苶（nié）白釉，乳浊不透；枢府釉的烧造娴熟，无意中为元青花准备了迅速登场亮相的机会，这一点枢府釉始料不及。
元代尚白绝非偶然。马背民族看惯了蓝天白云，心胸开阔，受不了半点委琐。以白为吉在元人生活中处处体现。皇帝骑白马，著白色长袍，住白色蒙古包；佛教仪式时，皇帝宝座上撑起白色华盖；顺理成章，白色瓷器为元宫廷首选。
枢府白釉与邢相反，不见素器。元人还是很难理解朴素之美。印模的枢府釉使乳浊釉下的纹样及字迹若隐若现，反倒多了一层朦胧之美。元代青花成型基本都是模制，虽以画笔装饰，但也没能彻底躲开模制工艺。枢府釉的纹样追求耐人寻味，非仔细端详不能欣赏，尤其“枢府”二字，还有“太禧”、“东卫”，辨认的前提多数是已知内容才显容易。
枢府，元代政权中心枢密院，国家的中枢神经，可见要害。元代蒙古人心急，马的奔行速度在历史上是最快的，养就了元人的急脾气。元人在政权尚未完全夺取之时，就于至元15年（1278年，南宋祥兴元年）在江西设置浮梁瓷局。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表明中央政府对官方制瓷的高度垄断。景德镇的官窑制度由此诞生，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年间才告终结。
甜白釉
朱元璋江山拿得不易，不依不饶的陈友谅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历史是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那神奇射中陈友谅眼睛、令其毙命的一箭，如果偏上三寸，江山姓朱姓陈还得再说呢！
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毋庸质疑，艺术判断力就强他所难了。有品味的皇帝都是治天下的皇帝，打天下的皇帝不拿品味当饭吃。洪武白釉限于小盘小碗，不见大器；烧大烧小不是明太祖操心的事。可到了儿子永乐，白釉成为其瓷器中的重要品种。永乐白釉，声名远播，关键在一字上：甜。
甜白釉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瓷器不能品尝，何甜之有？！永乐一朝，下如此大工夫追逐白釉，相必会有皇帝的旨意。洪武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设立，《大明会典》记载：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宣宗实录》又载：（宣德元年九月）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器祭器。宣德皇帝登基伊始即为其祖父永乐、父亲洪熙烧造龙凤纹白釉器，可见他深知永乐之好。
永乐白釉的进步显而易见。前人古籍中屡屡赞颂。永乐之前的白釉，多少也会闪青，原因是色釉中只有白釉没有呈色剂，换言之，任何颜色的瓷器都需要添加金属呈色剂，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而白釉的追求是减法，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是白里透白，从根本上白，永乐一朝做到了，所以永乐白釉成为后世白釉的楷模。
甜白一词，极尽赞美。有人认为永乐白釉与白砂糖形似，故名。此大谬不然，甜白，重在神似，强调内心之感受，不屑外在之表现。十六世纪，当白砂糖技术普及中国时，中国人才想起用什么来形容永乐白釉——甜白。这一名称至少迟到了一百多年。
永乐甜白釉是古代白瓷之顶峰，与宣德炉齐名，后世一直试图超越未果，索性就将其视为榜样。清雍正时期摹仿过，形似神不似，按说雍正白釉也不是等闲之辈，但仿永乐甜白还差一节，如雍亲王私邸郎唫阁的僧帽壶，透光清亮，与永乐透光肉红明显有别。说起来，永乐之白由体内传递到体外，仿品则是在体外循环了。
有清一代，康雍乾三朝都大肆烧造过白瓷，除月坛祭器外，艺术瓷器比比皆是。天地日月，蓝黄红白；皇天后土，日升月恒。而艺术白瓷较之白瓷之楷模，康熙失之于硬；雍正失之于腻；乾隆失之于薄；而永乐甜白，不硬而酥，不腻而甜，不薄而淳，展现一代白釉之王的风采。
德化白瓷
偏安一隅的福建德化，地理位置优越，离港口近，便于海运。在古代，运输成本大大高于今天，所以古人临水便于运输乃是大福。1998年东南亚出水的黑石号唐代沉船，60000件文物中有300件白瓷，其他文物繁荣，白瓷可以说器型丰富，其中经典作品反映了唐代白瓷的最高成就。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泉州港临近的德化，制瓷多且美。大批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盛况难以想象。由于马可波罗带回了德化白瓷，他又拼命宣传介绍，意大利等学者将德化白瓷戏称为“马可波罗瓷”。
德化白瓷与众不同，先是透光率极好，为群瓷之冠，其次可塑性极强，无一不能塑造。见过明何朝宗德化观音的人无不为之惊呼，以陶瓷之脆性，表现衣褶之柔软；以陶瓷之生冷，表现肌肤之温润；德化白瓷堪称一绝，前后无人能与之比肩。
德化白瓷由于特性十足，名称千奇百怪。象牙白，1610年出版的《葡萄牙国王记述》载，德化白瓷乃瓷器之上品，与其他东方名瓷迥然不同，质滑腻，色乳白，宛如象牙。估计象牙白之美名就是这样流传开来。明德化白瓷确实呈现象牙白，白中略闪黄，正因为如此，生机无限。而清乾隆以后的德化白瓷，白中略闪青，失之象牙之质感，甚是可惜。
猪油白，显然为当地人所称谓。新疆人称和田白玉为羊脂玉，地域文化使然。古人食用动物油由来已久，凝固之上等猪油确实让人垂涎。文化之高雅低俗其实多在表述，象牙白就比猪油白高雅，所以猪油白都在商人中传递，难上文献。
中国白，此名大气明确，其实国际上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不过百年之内的事。西方人对这一特殊白瓷，给予很高评价，把中国赋予白瓷之上足见西人的重视。
德化白瓷对西方人产生过巨大影响，17、18世纪，至少有几千万件德化白瓷运往欧洲各国，至今还随处可见之踪迹。德化白瓷的特性意外地满足市场两种需求，艺术与实用。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各显神通之日，正是中国陶瓷感动世界之时。
结语
今天，我们对瓷的感情越来越淡，熟视无睹。第一件白瓷的诞生掐指一算一千五百年过去了。文明就是这样，画下一个个记号，不管后人在意与否，高度就是高度，跨越的只是纪录；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辉煌，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情感。一个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缶”与陶瓷渊源及独特点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体育场中央，随着一声声强劲有力的击打，2008尊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缶发出动人心魄的声音，缶上白色灯光依次闪亮，组合出倒计时数字。
“缶”其实与陶瓷行业很有渊缘，是中国古老乐器的一种，在中国古代的“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合称八音的乐器分类中，属于土类乐器。中国古代的缶是由土烧制而成。现存的“八音”中的土类乐器，主要的只有两种，一个是埙，另一个是缶。缶的形状很像一个小缸或火钵，是很少见的乐器。埙的历史悠久，目前发现最为古老的埙距今已有7000余年，而“缶”这件已经远离现代很多年的古老乐器却在这次奥运开幕式上大放异彩，让全世界为之一震。
从缶的发展演化来看，奥运会开幕式上运用的“缶”与“缶”的原貌有着一定的差别。不过从现场效果来看，集合了声光电高科技的缶阵，效果是很出彩的。尤其是以缶面灯光打出数字倒计时，有些神来之笔的味道。
这次开幕式上，张艺谋用的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瓦缶，而是以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为原型，重新设计了一个现代声光电俱全的“高科技缶”，打起来也是鼓声阵阵，而不是瓦罐应该有的叮里当啷。作为中国古代土乐器的缶，其音绝不会与作为革乐器的鼓雷同，而其形制也与上述铜鉴缶完全不同。“鉴缶”不是缶，古乐文献中亦未见有“缶阵”的记载。
西夏陶瓷的独特风格
西夏是另一个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他们生活在草原与大漠之间，汲取着中原文化的营养，又不肯完全被汉化，仍执着地保持自己的风情。但是，西北的山水毕竟与中土相连，我们仍能从它的器物中看到血脉相融的迹象。
顽猴戏鹿
此瓶是一件民间生活用瓷，瓶口外撇，短颈，丰肩，长腹，宽圈足，砂底无釉，造型挺拔秀丽。通体施白釉，釉下以黑彩勾勒纹饰，肩部绘一周变形莲瓣纹，两侧绘两组下垂的卷叶纹，腹部一面绘两只展翅飞翔的大雁盘旋于芦草上空，另一面绘一只猴与一只梅花鹿在芦草丛中跃动嬉戏，猴以一手持苇草逗鹿玩耍，鹿单腿抬起，低首抿唇，若有所动，看得出猴的顽皮与矫健，还有鹿的机灵与乘巧，整幅画面充满着运动感和节奏感，生机勃勃，活灵活现，以酣练的笔调，描绘出无尽的画意，让人说不出来，又爱不释手。
美好向往
画的主题选用猴、鹿纹，取材于中国民间的风俗，隐喻“侯（爵）”与“（俸）禄”，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官禄和长寿富贵生活的向往。非常沉重、看似模糊的理想追求以如此轻松活泼的画面表现出来，我们不知作器者何人，但愿将此瓶连同那份美好向往保存长久。
陶瓷釉色百科之茄皮紫高温釉颜色釉
茄皮紫为高温釉颜色釉。以锰作呈色剂，系将锰原料加入含碱量较高的釉中而烧成。因釉色像成熟的茄子皮一样的光润，故名。根据其呈色的深浅，又有淡茄、深茄之别。淡茄介于豇豆色、云豆色之间，与红的区别微乎其微。此外还有葡萄紫和玫瑰紫等名称。在低温紫釉中，还有清代创作的吹紫。茄皮紫创于明代。在弘治时其色紫中泛蓝，釉质肥厚光润。所见器型有牺尊和绶带式双耳尊之类。嘉靖、万历时虽然都有茄皮紫釉品种，但造型不及弘治时规整。釉色在嘉靖时有深浅两色，深者呈黑紫色，常施于大盘、大碗等大型供器之上；浅者，似未熟的茄皮，露淡紫色，多施于较精细的盘碗类开片者为上等；色纯正、釉坚硬，虽有开片而片绞紧密者为次。釉色可分浅、深、老三色啊：浅者色鲜艳，主要为配合彩器使用；深色者比一般茄皮色深，釉内发亮，多用于一色釉器；老色者亦作配合三彩等器之用。
酱釉
酱釉又名“紫金釉”，是一种以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釉，釉科为宣德时新创品种之一，釉面肥厚，光洁莹润，并有桔皮纹。嘉靖时的酱紫色泽较浅，釉面有的光亮，有的晦暗。康熙时釉色褐，多用于器物口部边沿。乾隆时在酱色地上抹金并加以描金的仿古铜彩器，是当时制瓷工艺中的特殊品种。酱釉多用于仿古器，有宋代“紫定”的效果。常见器型有撇口碗、收口盘及撇口盘三种。
金酱釉
呈色似芝麻酱，故称“金酱釉”。康熙时色浅，雍、乾时釉厚色重；多施于小件器物上。
汝窑陶瓷的釉色
对绝大多数传世的汝窑器物和与之相类似的器物的观察表面，汝釉有天青、卵青诸色，较为标准的为一种天青色，或偏灰一点，或偏淡一点，釉色介于青、蓝之间，呈现乳浊状，釉面有细碎的纹片。在宋代众多的青瓷窑中，呈色独特。釉质莹润、含蓄，因此备受赏识。在20倍或30倍放大镜下观察，釉中有零星的气泡，被人们称为“寥若晨星”。根据张福康《中国陶瓷的科学》说，汝釉器物的乳浊感与烧成温度有关，烧成温度在摄氏1200度左右，才能看到传世汝瓷的标准呈色，如超过此温度或在此温度下保温时间较长，就会出现透明釉。在窑址中，出土标本色泽多种多样，而为宫廷烧制的汝瓷，釉色比较稳定，大多为天青色。为保证器物的呈色，大多数汝瓷的胎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未完全烧结的状态。
汝釉器物的胎比较细腻，呈香灰色，从器物的支烧痕可见这种胎色。在器物口沿、弦纹等釉薄处，可见微露的胎色，呈现出一种肉粉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各大博物馆（院）收藏的汝釉器物，釉色纯正，有的略为偏灰或偏淡，但釉质滋润，含蓄之美难以用语言表达，可见当时御用瓷器的欣赏品位，说明当时是按皇帝的爱好，经过严格挑选入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