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濠瓷砖。
淄博名瓷——华青瓷
在这里，古老的华夏文化得到了继承式的创新发展；在这里，远古的历史与时代气息丝丝相扣；在这里，国粹文化与精神愉悦同生共存；在这里，不仅看到了深植于华夏五千年文明之下的根脉，更看到了由此延伸下来的现代文化的枝繁叶茂！这，便是为世人叹为观止的淄博名瓷——华青瓷。
来淄博看青瓷,我们特意来到了柳泉路上的“大作坊”。面对温润柔和、玲珑剔透、明净素雅的青瓷，不用再做过多的修饰，单是那无法被湮没的历史留下的印记，便足以证明它并非世间俗物，完美的天青色渲染出一片雅致与高贵。青瓷烧造历史源远流长，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引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诸多赞美的诗文。细细揣磨“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诗意，这种来之于自然、取之于天地、熔炼于火的青瓷，终以其千姿百态的造型和鲜活的本色，凸现着那个遥远的时代，浸润着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
古老的青瓷，向来都是一首动听的歌谣，不能不说在这里看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创造。华青瓷，把大自然优雅的青绿色揉入晶莹的釉层里，把凝聚着大自然的灵魂之色融入到灿烂的人类文明中，镶嵌着艺术大师们对大自然独到的思索和感悟。
，是博大深邃的华夏文化与华光人心灵的激情碰撞、神灵相融，让拥有者真切感受到陶瓷所独有的文化历史厚重感。华青瓷被中国陶瓷鉴宝第一人耿宝昌老先生赞为：“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白如玉，天地浑然青一色”。可以说，创作者不仅仅将历史文化的精髓积淀在了充满生命力的陶瓷上，更为重要的是，创作者还把自己灵魂深处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元素一一融合到了陶瓷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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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余干发现晚唐青瓷古窑遗址
有关专家称：将进一步证明江西也是青瓷的发源地
记者昨日获悉，在余干县黄金埠镇刘家山，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古代窑址，窑址内出土的青瓷文物证明，我省也是青瓷的发源地。
昨日，记者赶赴现场采访了解到，这座古窑遗址是在景鹰高速公路余干县出口互通施工现场发现的，位于余干县黄金埠镇上行村委会的刘家山。连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余干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窑址500平方米范围进行抢救性发掘。
从发掘情况看，目前发现龙窑一座，出土了大量青瓷器，有碗、盘、碟、钵、罐、壶、砚台及各类烧具。这次出土的器物，其造型有的雄浑，有的精巧，釉色呈现铀青绿和青黄，色泽精美，为同时期江西窑址所罕见。
从外形看，釉色与浙江越窑有密切联系，胎上施褐彩的碗类器，又与长沙窑工艺如出一辙。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玉璧底器，对研究我国古代瓷器文化有较高价值。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余家栋告诉记者，这个窑的时代为中唐到晚唐，说明余干也是中国古代瓷器的烧制地之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称，我们原来一直认为青瓷的发源地在浙江，这个古窑的发现，填补了江西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进一步证明了江西也是青瓷的发源地之一。
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古代青瓷与现代青瓷对话，古青瓷产地成功烧制青瓷牌匾
浮雕四大美女青瓷茶具套装
杭州凤凰山麓一带是南宋皇城故地，龙泉青瓷就在南宋时期到达顶峰，并大规模被皇家御用。经过千年历史沿革，龙泉青瓷入选陶瓷类唯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凤凰山路大资福庙前90号，记者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院门上方镶嵌着一块牌匾，行草书“青瓷庭院”四字正是用青瓷烧制而成。据悉，这是全国第一块由青瓷烧制的牌匾。在皇城旧地，古代青瓷与现代青瓷正在进行着时空对话。
记者了解到，青瓷的评判标准在于釉色和器形。这块青瓷牌匾釉面柔和、清润如玉，在造型上线条健畅、曲直有致。这是浙江省级工艺大师梅红玲结合名家书法题词尝试的创新。这位名家正是全程参与龙泉青瓷申遗的龙泉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周晓峰，他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龙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将宣纸上的题字烧制成为立体字，就算是出身在青瓷世家的梅红玲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剔除了泥饼中的杂质，保持住适当的干湿程度后，大师“下刀”了。“对着书法，我得先在泥饼上割出字，让它自然干燥收缩，再用800摄氏度的炉火素烧。”梅红玲说，这干燥收缩是最棘手，也是在制作技艺上区别于常规的环节。泥饼有15%的收缩率，若想要字饱满流畅，这得手艺+天意。不过，说起这具体的工艺，梅的表态是：“秘密”。
在多次上釉、12小时高温窑烧、1天冷却后，“青瓷庭院”四字得以成型，色泽莹润青翠。梅红玲说：“这是梅子青”。据悉，行家评价认为，梅子青是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做工业出身的原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翟翕武的诗句“梅子流酸泛青时”说的正是这种釉色。
“青瓷匾额是第一次见到，青瓷烧‘字’就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周晓峰难掩兴奋。
这块匾额被悬挂在南宋皇城旧地也让周晓峰觉得，在文化价值上，得以与古代遥相辉映。
“青瓷生产可以追溯到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于北宋，鼎盛于南宋。南宋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加之北方汝窑、定窑遭战争破坏，越窑、婺窑、瓯窑相继衰落，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外贸，龙泉瓷器烧制得以进入鼎盛阶段。”周晓峰说。
周晓峰告诉记者，由于极具典雅、端庄、古朴、青淳之特色，大批精美的龙泉日用瓷、摆设瓷被送入皇宫御用。“考古学家在龙泉溪口窑、大窑等地发现了很多青瓷碎片，薄胎厚釉，工艺精美程度无疑就是官窑瓷器，就连一块小碎片都能让人忍不住端详许久。此外，也有一批五爪龙、四爪龙图案的青瓷被发现，底部刻有‘官’字样。这些都能证明，龙泉青瓷为南宋王朝御用。”
历经800多年，现如今，龙泉青瓷再度回到了南宋皇城旧地，推开“青瓷庭院”的大门，里面陈列着不少工艺美术大师的青瓷作品：葫芦瓶、玉壶春瓶、凤耳瓶、荷叶盖罐、微世博碗……在赏瓷之余，论剑、品茶，中国传统文化之“大美”尽在心中。
当前，中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也让梅红玲等一大批工艺美术大师满是憧憬，他们希望，走出龙泉，在杭州乃至更好的平台上，在世界范围内再现南宋龙泉青瓷之鼎盛。
正如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所述，“一千多年以来，就是这个县份，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沿岸……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
古青瓷鉴真与欣赏
青釉陶瓷是中华民族古文明文化的重大发明，创世界陶瓷艺术之先河，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青釉瓷的出现理论上可以追溯到我国商汤时期，始称原始青瓷。从考古资料记载，从山西夏县发现的原始青瓷瓷片标本来看，约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了原始青瓷。这里我们且不考究原始青瓷发明的具体时间，但从新石器文化时期的陶器器物发展到原始青瓷器的过程实是人类历史一具大的飞跃，也为迄至宋元时期青瓷器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青瓷器是以古朴典雅、端庄秀丽的器形，幽静文雅、深沉涵蓄的气质而深受世人的青睐。其釉质追求若冰如玉、晶莹滋润，釉色呈奉纯正淡雅、层次丰富。工艺讲究作工精细，线条流畅。鉴于青瓷器特有的风格，因此成为历代皇宦权贵，文人雅士追宠与收藏的目标。北宋时期的五大官窑除定窑外，其它均为青釉瓷器。特别是钧瓷，虽属青釉瓷系但不是普通的青瓷，它以独特的窑变艺术，浑厚凝重的釉质、五彩斑斓的釉色居瓷林之首。青釉瓷器以丰富的内涵，神奇的韵味列瓷林之首，是中华民族文化璀璨之星。如何欣赏，如何鉴定古青瓷器，笔者就自己的经验谈一下看法。
一、判窑口是鉴定古青瓷的基础
元代以前青釉陶瓷器物的鉴定，窑口的判定是基础条件之一。古青瓷是我国陶瓷业的先驱，窑口遍及大江南北。汝窑、钧窑、官窑、耀州窑，临汝窑在我国北方，哥窑、越窑、龙泉窑，瓯窑，婺州窑以及南宋官窑郊坛下窑、修内司窑在我国南方。众多的名窑口加上其他窑口的效仿，大有“器成天下走”之势。所以器物窑口的判定与否是鉴定古青瓷的主要基础。
二、器形是鉴定古青瓷的主导
古青瓷器物的器形形成，具有传承性和借鉴性。社会背景，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客观因素所形成的规律是古青瓷器物形成的主要条件。传承性的概念是：受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制约，以新石器文化时期的陶器器形和历代瓷器传统器形为蓝本，延续和发展所形成的器形。借鉴性的概念是：以其它窑口的器形以及另类器物如：青铜礼器、玉器等为范，着重于观赏和实用性。所以古青瓷器物的器形因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能用具体的规格来衡量，要根据它的具体特征来认定。首先要掌握器形的形成规律，是否符合时代的风俗风貌，其次要区分官窑民窑的器物器形，官窑器器形拘谨，形式单调。民窑器器形开放，形式多样。总之，鉴定古青瓷器要着重于古。要古朴，有古风、有古韵。而且要形式美，线条流畅，庄重协调。
三、胎质是鉴定古青瓷的条件
宋元以前的青瓷制作，各窑口基本采取就地取材的方式。胎骨的原料主要是高岭土，俗称陶土。各地由于地理条件，自然环境的差异，陶土中所含的各种矿物质和化学成分比例不一。鉴于各窑口制作与烧制工艺的不尽然，因此胎骨的内在质就会表现出各自明显的特征。汝窑瓷器：民窑器胎骨粗而厚，呈灰色胎；官窑器胎骨细而薄，呈浅灰白色，俗称香灰胎。钧窑瓷器：民窑器胎骨粗而疏，厚而坚，呈灰、深灰色或土黄色；官窑器胎骨呈沙粒状厚而坚实，多为灰色胎。由于胎土内含有一定比例的氧化铁元素，烧制温度在一定的条件下，裸釉处多呈酱红色，其程度和氧化铁含量多少有一定的关系。青瓷器的胎骨原料主要为可塑性和柔韧性较强的多年风化沉积岩，所含腐殖质较多，虽经多次淘洗沉淀，由于当时的生产力相对落后，会留下明显的痕迹，这对古青瓷的鉴定提供了相应的依据。
四、釉质色泽是鉴定古青瓷的主要因素
唐代以前的青瓷主要以生活需求为主，以祭祀礼器、陈列瓷为附。发展至北宋，人们的审美观随着物质基础的夯实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在满足那种玻璃质感，光度透度较强，以石灰釉为主烧制成的青瓷器物。而是追求温润如玉，荧光内含，聚沫攒珠，层次丰富以石灰碱釉为主烧制的青瓷器物。北宋五大官窑中的青瓷系均以釉质釉色而闻名。汝官窑器物的釉色以天青色，月白色为主，和着如冰似玉的釉质恰似：碧水清潭，文静幽雅，底润深含不露。钧官窑器物的釉色以飘逸的兰色乳光为成色基调。特别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行成的红色，紫红色等窑变效果，斑斓绚丽，和着浑厚凝重的釉质恰似：潺遄溪流，蜿蜒激淌，极尽风流悌傥。所以各青瓷窑口以不同的方式，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青瓷器物，在鉴定的过程中，要熟悉各窑口不同的特征，才能做到心中有底。
五、纹饰是鉴定古青瓷的必要方式
青釉瓷器在宋元时期以前，应用纹饰工艺的窑口占的比例较大。具有代表性的有越窑、婺州窑、瓯窑、耀州窑以及临汝窑。主要表现手法是：点缀、堆塑、刻花、印花等手法。工艺精湛，刀法犀利，线条流畅，形态自然具有较强的艺术渲染力。六朝青瓷多采用褐彩点缀，南朝多用各式刻划的莲瓣纹。宋元时期的耀州窑，临汝窑以刻花印花为主，主要有：团菊、缠枝菊花、缠枝牡丹、莲纹、卷草纹、海水纹、水波游鱼纹以及鸟禽、婴戏等纹饰。还有一些堆塑饰件如：衔环兽头、龙形、蛙形、代表吉祥的禽，兽等。这些辅件大多用于瓶，炉，罐的上面。汝，官，哥，钧窑的器物，极少采用纹饰工艺手法。主要是以端庄秀丽的器形，温润如玉的釉质，纯正幽雅的色泽以及自然形成的流纹，开片而赢得世人的青睐。著名的开片纹有：鱼子纹、蟹爪纹、冰片纹、金丝铁线。流纹有：蚯蚓走泥纹。古青瓷的鉴定，纹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手法工法运用与否，纹路纹理是否自然，是鉴定的主要依据和手段。
六、制作工艺是鉴定古青瓷的重要手段
青瓷器的制作工艺是匠师长期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具体方式，是根据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逐步拓展演变成有一定规律的工艺流程。这种规律性的工艺流程有强烈的时代风格，所以它不具有绝对性。各窑口根据自己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的需求，制作工艺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并形成各自的特点。
宋元以前青瓷器的制作属于发展和创烧阶段，制作工艺是根据实用性而形成的，总体看来较为粗糙。发展至宋代，特别是到了北宋中晚期，瓷器的制作进入鼎盛时期，其制作工艺根据实用性和观赏性而发展成较完美的制作工艺。从瓷器的原料选用，淘洗、配比、制胎、切削、成型和施釉等技艺十分精湛。特别是烧造工艺更为讲究，器物的性质和烧造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精美的观赏性和实用性器物采用满釉支烧方式，其次用垫烧和复式烧制方式，生活和其它所用的粗器采用的方式较随便一些。所以对古青瓷的鉴定，特别是宋元时期的器物，其制作工艺的与否是鉴定过程中的重要手段。
七、沁色包浆是鉴定古青瓷的特殊方式
古青瓷最晚距今也有七八百年左右。历史的长河给它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俗称沁色包浆}，也为鉴定古青瓷的真伪提供了特殊的方式。
鉴定古青瓷一要看，二上手，三品味。看：除器形，釉质，胎质外，还要看光泽。光泽是瓷器的外在表现方式，是衡量瓷器品位的主要条件。传世器物由于长时间的把玩与使用，其表面必然留下相应的痕迹，光的适度比较柔和，呈现出自然的陈旧感，似荧光状。出土器物并不一定表现的土痕累累，水渍斑斑。瓷器质量的成否与烧造方式，温度气氛息息相关。烧造程度好的器物，表面釉质强度较高，如果埋藏地方土质较干燥，所含酸碱性适中的情况下，器物表面基本完好且光泽亮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光泽会随着光阴而自然流失，显得温润柔和。反之，埋藏的地方土质湿度较高，所含酸碱性强，器物表面会显得土锈斑斑，失去原有的色泽，甚至面目全非。二上手，是直接感触器物具体特征的主要手段。首先重量感悟，古瓷胎质的细密坚实程度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发展性。器物的制成各窑口具有各自的具体特征，重量及重心是否适中，压手和轻浮感是否符合窑口及时代的特征。其次器表感抚，古瓷因年代久远，表面受客观因素的侵蚀，釉面会发生一定量质的变化，温润如玉。手抚如“乳犬毛肌”光滑柔软，十分舒服。一些土锈水沁较重的器物，也有相应的柔软感。三品味，所谓品味就是领会古瓷的韵味。万物皆有灵气。古瓷的灵气就是它的古风古韵。古瓷器是我国几千年文明文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载体，饱含着中华历史的沧桑巨变。所以古瓷器物必须具备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气息。
鉴定是一门学科，是一门复杂性较强，知识面较广，容自然与社会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鉴定学是科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行为。鉴定是艺术，是欣赏水平与道德修养的具体表现。要掌握好鉴定这门学科，不但要具备相当的文化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全身心的投入，为更加繁荣丰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而贡献。
龙泉窑青瓷
宋，元盛极一时的浙江龙泉窑至明代虽逐渐衰落，但明早，中期制品仍十分精美。明代龙泉窑系的青瓷造型，大体上和元代一致，其风格和宋代的纤巧秀丽不同，而代之以硕大厚重。产品多大型瓶，盘，日用的小件器物较少。釉色已失去南宋梅子青釉、粉青釉那种柔和、含蓄的艺术效果。这时的青瓷釉层薄而透明，光泽度较强。
从传世产品看，明代龙泉窑的制品有精粗之分。精品胎色白中微闪灰、胎质细腻厚重，制作精湛，造型精美，施满釉，圈足底部留有刮圈垫烧痕。釉面光泽度很强，滋润匀净，釉色绿中微泛黄。器表多有刻划花装饰，图案构图疏密得体，刻花精细。粗品胎质淘洗不精，质地较粗。制作也不精细，胎体特别厚重，尤以底部为甚。所见多为碗、盘类制品，釉色多绿中闪黄。器皿仍采用满釉刮圈垫烧，但工艺较粗，常见的有直口深腹碗等。装饰以印花和刻划花为主，图案纹样有器外壁的瘦长菊瓣纹，内里的花卉纹，以及颇有特色的印花历史故事、二十四孝人物等。其中人物图多印在器内壁，人像旁根据人物的具体形象分别书 "孔子泣颜回"，"韩信武之才"等，由于制作较粗，印花纹样常有模糊不清之感。
针对不同的釉料性能，明代龙泉青瓷还形成有别宋瓷的装饰特色不以釉色取胜，而以印花、堆贴，刻划花为主。明龙泉青瓷的装饰范围也大大增加。明龙泉青瓷正是利用釉的透明性能，采用刻、划，堆贴装饰，使作品另具一种工艺美。但总的来说，明代的龙泉窑系，大多产品成型草率，器形笨拙，因而到清初以后，就停止了生产。
龙泉窑剔花双耳瓶 明 高39厘米
龙泉窑青瓷和耀州窑青瓷有哪些区别
龙泉窑青瓷和耀州窑青瓷有哪些区别?青瓷是我国著名的一种传统瓷器，中国历朝历代，青瓷曾被称为缥瓷、千峰翠色、艾青、翠青、粉青等。青瓷的主要唐代越窑、宋代龙泉窑、官窑、汝窑、耀州窑等。那么，龙泉窑青瓷和耀州窑青瓷有哪些区别呢?
1、胎釉。宋代耀州窑产青瓷胎体较薄，颜色呈灰褐色至灰紫色，釉面润泽，釉料稀薄处釉面呈现姜黄色。
宋代时期分为南宋和北宋，龙泉窑青瓷在各阶段出产的青瓷也各有特征：北宋早期，龙泉窑生产的青瓷胎质较粗、胎体较厚呈白色，表面釉料薄而呈淡青色，到了中期龙泉窑生产的青瓷多采用含硅和含铁量较高的矿土做原材，瓷胎厚重，造型规整，呈灰色至灰白色，偶有泛黄现象，瓷胎表面釉料颜色从淡青砖为青黄，釉层较薄、有光泽，中期以后，龙泉窑生产的青瓷瓷胎呈现灰色至浅灰色，表面釉料颜色呈现青黄色;南宋早期，制作龙泉青瓷，人们依然使用含铁量较高的矿土作原料，制成的瓷胎比北宋中晚期的厚重，胎质较粗，并伴有较多气孔，瓷胎颜色呈现灰色至浅灰色，瓷胎表面颜色为透明，呈现玻璃质感，到了中晚期，人们在制作龙泉青瓷的原材中加入了适量的紫金土，制作的瓷器更容易打弯，高温烧造不容易变形，同时胎体厚度变薄。瓷胎通施釉，同时釉色从原来的透明发展为粉青、梅子青、豆青、米黄、蜜蜡、鹅皮黄、乌金色等。
2、纹饰。耀州窑产青瓷纹饰丰富多彩，主要有人物、花卉、动物等，人物如婴戏、佛象、力士等，动物有龙、凤、狮、犀牛、马、羊、狗、鹤、鹅、鸭、鱼、鸳鸯等，花卉有莲花、牡丹、菊花、梅花、水草等。图案有回纹、八桂纹、三角纹等。装饰手法主要是刻花和印花，刀法娴熟，充满立体感。
北宋早期，龙泉窑青瓷多管瓶、盘口壶壶盖一般用花苞钮、花蒂钮装饰，多叶瓶盖顶主要以鸡、狗等动物作钮。中期以生活用具为主，装饰工艺有刻花、划花和篦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中期以后，装饰手法以刻花为主，并用篦点或篦划纹，团花、波浪、蕉叶纹等作为辅助装饰。其中碗、盘内常刻有团花和波浪纹，并伴有篦纹，瓷器外表也刻画有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等器皿则多半腹部有刻对称的牡丹纹。南宋早期沿袭北宋晚期的装饰手法，以刻花为主，兼有划花、蓖花，但较少见。
3、器形。宋朝耀州窑出产青瓷器形丰富，如盘、碗、杯、碟、瓶、壶、罐、炉、盒、香薰、注壶、注碗、盏、钵、灯、枕等应有尽有，造型多变，如花瓣式、瓜棱式和多折式，外形非常美观。
北宋时期龙泉青瓷器形有盘、碗、盒、罐、执壶、盏托等，并创烧了梅瓶、多管瓶、盘口壶等。中期以后，龙泉青瓷的碗、盘内出现团花和波浪纹，伴有篦纹，瓷器外表也刻画有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等器皿则多半腹部有刻对称的牡丹纹。
论西村窑青瓷与耀州窑青瓷的装饰艺术
西村窑是广东宋代烧制外销瓷的著名民间瓷窑。窑址位于广州西北向的西村增埗河东岸岗地上。遗址是1952年发现的，南北长1公里多，残存废瓷堆积三处，其中以土名皇帝岗的最大，是西村窑场的主要堆积遗存物，高约7米，整个窑场有40多种产品，每种又有多样型款与釉色，在此窑中是比较典型的。西村窑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粗瓷较多，精瓷主要是青白瓷和青瓷，西村窑产品在国内大陆很少流传，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日本等国。近年来在我国西沙群岛及东南亚地区都有发现，主要品种有青白釉、青釉、黑釉、褐釉及低温绿釉。其中青白瓷比例最大。青釉基调为青绿色，呈色不稳定，变化比较多，青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从造型到纹饰都与陕西耀州窑相似，就青釉这一类瓷器属耀州窑系品种。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遗址出土，常见的有青釉凤头壶、青釉划花点彩盘、盆等。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窑为代表。铜川宋属耀州，故为耀州窑。创烧于唐，成熟于五代，兴盛于宋，金元延续，停烧于明中期15世纪末，有800多年的连续烧造史。具《铜川县志》记载：“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产品以民用为主，但也曾以常年例贡的形式烧造皇瓷，供北宋宫廷使用。耀州窑最突出的成就是花纹装饰。花纹图案主要有莲花，缠枝花卉，波浪纹，鱼鸟纹等。装饰技法主要是印花，刻花，划花以及模印刻划相间。其花纹装饰特点，在宋早期是于器面刻划简单的花瓣纹；中期花纹则布满器面，大幅的花朵与组成的枝叶，蔬密相间。其花纹知识特点主次分明；到了晚期，花纹线条多细巧。耀州窑的产品以碗、盘、碟、罐、壶、盒为主。釉面多开小片冰裂纹。施釉匀净，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俗称姜黄色。
陕西铜川耀州窑博物馆于1996年专程到广州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耀瓷专题展览，展出了100多件耀州窑的精品，受到广东广大文物爱好者的青睐，特别为广东人民一饱耀州窑瓷器的眼福。并且在展览结束后，赠送我馆一批耀州窑青釉瓷片，我有幸第一次目睹如此众多的耀州窑瓷器，从此加深了我对耀州窑瓷器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加感觉到西村窑青瓷和耀州窑青瓷是那么的相似，使我一直想就有关两个窑口的瓷器研究比较一下，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西村窑青瓷产生的历史背景
宋代广州是我国商品外销的窗口，全国各地大部分外销物品都从这里始发，据《蒲寿庚考》载：“阿拉伯人与中国通商，虽屡经盛衰，而自唐经五代至宋连绵继续未尝中辍，有宋一代其盛遂极。据北宋所收关税以观，广州所征居全税十之九以上，故唐与北宋之互市均易往来极为频繁，居住在广州的番商（包括传教士）就有十多万人”。宋朱《萍洲可谈》卷二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广大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周...．．．富者乘时蓄缯帛陶货，加其值与求债者计息，何啻倍蓰”。出现了富人平时蓄集陶瓷等货物，囤积居奇，待季节风到船舶南航时，加值与求债计息的情况。这使我们感觉到，宋代陶瓷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我国陶瓷器精美价廉，深受外国人民欣赏和称赞，上至帝王贵族，官僚僧侣，巨贾富豪，下至一般平民百姓，在社会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婚丧、装饰和宗教等各方面都得到广泛的应用，形成了对我国陶瓷器的大量需求，大大地促进陶瓷贸易的发展。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记载，当时与我国贸易货用青、白瓷器的就有渤泥、西龙宫岛、占城、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蓝无里、南毗、层拔、麻逸、三岛、薄哩噜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正是广东瓷器在宋代大量输出的真实写照。宋代广东瓷器的输出，已不仅仅限于南洋地区，随着船舶航线和贸易地点的开拓，已远达西亚地区。当时广州为了中国陶瓷的出口，陶瓷业得到很大发展。在各对外贸易港附近或水路交通便利之处，出现了众多窑场，广州港附近就有西村窑、佛山奇石窑、惠州窑、博罗窑、郁南南江窑和封开都苗窑等。就近烧造瓷器使对外贸易更方便、更实惠、更直接销往海外。从传世品瓷器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来看，西村窑完全是民间经营外销瓷的窑口，是在全国陶瓷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外贸大量需求的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外销的需要造就了西村窑的产生。西村窑因自己的力量、资本有限，不可能对当时国内所有名窑产品进行仿制，也不可能把全国各地名窑的精美瓷器运输到广州外销，更不可能全套技术照搬。所以把出口畅销的名窑产品，作为自己仿造的对象。在广州建立自己的窑口烧制瓷器，是最合适的地点。
二、西村窑青釉瓷器与耀州窑青釉瓷器的装饰艺术各自特点：
西村窑的青釉装饰是受耀州窑瓷器的直接影响，艺术装饰十分相似，西村窑的青釉器物应属于耀州窑系。西村窑善于模仿当时国内名窑产品，有选择的学习和吸取兄弟窑口的优秀制作方法，制作出销售对路，受国外人喜欢的瓷器。
1、村窑瓷器的装饰艺术特点。西村窑的装饰艺术特色分为刻划花、刻划模印印花、彩绘、点彩和镂刻等。
（1）其青釉的主要纹饰。青釉印花是在碗内壁印三朵缠枝菊花，碗心为一朵团菊，外壁刻弧线纹。有在碟内印两朵缠枝菊花。菊花布满内壁，外壁刻划斜行菊花斑纹。只有在盆内中心印一朵或三朵折枝菊花，刻划纹饰一般使用在碗、盘、杯、瓶、壶、盏、盒、盆、盂、枕、坛、炉等器物上，纹饰有菊瓣、莲瓣、折枝牡丹、缠枝牡丹、蕉叶、卷草、蓖纹组合、莲叶鲤鱼珍珠地组合等。产品中的橄榄青釉印团菊和缠枝菊纹的碗、盏、碟、大盆，无疑是仿耀州窑瓷器，同时又不完全照搬耀州窑的模印方法，亦有西村窑的风格，既相似又不一样。而周边刻花，盆心绘酱褐色釉菊纹或牡丹纹的青白釉大盆，则是西村窑特有的产品。表现出纯朴无华的民间情调和娴熟流畅的艺术技巧。从艺术处理上，尽量做到简练、朴拙而不粗率，又符合消费者的审美要求；
（2）器物造型的特点。一般简朴大方，如瓶、壶的造型，一般采用曲率变化不大的弧形，作为塑造形体的基本轮廓线，口沿、底足做得较硬，盘碗类有唇口、撇口、敛口、敞口、葵瓣口等，圈足有平底、圆底、高圈足、矮圈足、卷边圈足。（图1西村窑菊瓣纹碗）外边纹饰多用弧线，口与底的比例相差不大，以增大其盛物容积量，显得线条简练朴实而使用；
（3）装饰题材。采用适当的手法和纹样，以质胜之，以简胜繁，以拙胜巧，自然流露出劳动人民的纯朴本色，如凸花、划花、刻花、指甲花等装饰方法。凸花使花朵和枝叶突出，富有立体感，器物外壁刻划斜旋形的花瓣纹，借鉴耀州窑瓷器的简练、自然、奔放彩绘手法，有的是单独一种制作工艺，有的是刻划与划花并用。既吸收了耀州窑的制作方法，又具有自己的风格。如小罐、小水盂，均为快轮制成的小件器，胎质虽然粗糙，但造型规整、圆润，线条处理采取收了又放，放了又收。装饰手法更为简练，多采用“浸渍法”施釉，用手倒提圈足部分放入釉中蘸染，然后快速提起，在口沿或颈、腹部位点上黑褐彩或在肩部加几个乳钉纹、凸弦纹等。
2、耀州窑瓷器的装饰艺术特点。耀州窑的装饰题材广泛手法巧妙、新颖，以刻花、印花最具特色，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构图完美，在诸窑同类装饰之上。纹饰有缠枝莲花、菊花、牡丹、把莲、海水游鱼、飞鹤、博古、婴戏等。如为宫廷精工生产的龙凤纹盘、碗等。纹样构图统一又富有变化，器皿造型与装饰纹样完美结合，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1）装饰技法。耀州窑在初创阶段还发明了运用毛笔书法、绘画直接以黑色釉在素胎上进行装饰，而成为极有个性特色、纯朴大方的素胎黑彩瓷器。装饰除刻、印以外，还有划花、镂雕、贴塑，技法多样，晚期器物多为盘、碗，器形制作更为规整小巧，胎体变薄，装饰上印花占主导地位。
（2）装饰题材。其纹样多取材于植物花卉，饰于盒盖、盘心和罐的口沿与肩、腹上。计有画于罐的口沿的二方延续图案、肩部的纹样及适合于盒盖、盘心的圆形的纹样等，使比较单纯的造型线条，产生丰富多样的装饰效果。图案主题突出、色调鲜艳、对比强烈，具有纯朴、清新的艺术风格。装饰题材大体可分为植物、动物、人物、几何形和其它纹样。北宋时期耀州窑青瓷艺术达到历史的顶峰，无论从产量、质量，从器形的丰富，从刻花、印花等装饰手段。
（3）装饰艺术。在宋代非常突出，北宋耀瓷装饰艺术手法有具体有：划花、刻花、剔花、镂空、印花、贴花、戳花、捏塑、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制作方法。
划花：使用弹性尖状工具在坯胎表面划出线条纹饰。是耀州窑在唐代、五代主要制作手法，宋初仍使用划花。宋中期以后，用在刻花花朵和叶脉轮廓内的辅助手法。
刻花：是用金属刀具，在胎体上刻出纹饰的轮廓线，轮廓线略内凹，纹饰微微突出，人称“偏刀”。多见于碗、瓶、壶、钵等的外壁，但少数碗内壁也使用刻花装饰。刻花技法流畅，层次分明，是北宋耀州窑颇具代表性的独特装饰手法。至今，人们只要提及耀州窑瓷器，就会自然联想起精巧的刻花装饰艺术；
剔花：用刀具刻出花纹，并剔出胎体上以外的部分，这样纹饰清晰，立体感强，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在瓷片标本上清楚的看到。为我们认识剔花装饰的艺术特征和判别烧造窑口，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镂空：用刀刻透瓷胎，把单个镂孔和多个镂孔组成完整的艺术造型，达到装饰效果，有灯、盒等器物；
印花：用陶范在胎体上翻印花纹。印花纹饰一般在碗、盘、洗等器物内壁，比较规整、繁密、优美。
贴花：把制作好的各种人物、动物和花朵的浮雕造型，贴塑在器坯上的装饰手法。多装饰在瓶、壶、尊、灯炉等器物上。
戳花：采用戳刺工具在器物的表面戳出花纹的手法。如唐、五代时曾经为衬托主题纹饰戳出的小圆点等纹样。
捏塑：用手捏和雕塑出的艺术装饰手法。如某些小件人物、动物和各类翻卷式的器口等，所采用的捏塑技巧进行装饰的。
绘画化妆土：采用绘画的手法将白色化妆土泥浆绘在坯胎上，或涂在已由印花陶范印出的纹样上，使其加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手法。
耀州窑的纹样十分丰富，从考古资料和传世品的耀州窑瓷观察，仅北宋的装饰纹样就有二百多种。有植物类的牡丹纹、菊花纹、莲花纹等十余种；有动物类的龙纹、狮纹、鹿纹、凤纹鸳鸯纹鱼纹等十余种；人物类的有婴戏图、瓷塑人物等多种；佛教造像 飞天、罗汉等；山石流云水波类；几何、直线纹样；边饰纹样和其它纹样等。
三、耀州窑青瓷对西村窑青瓷的影响。
关于西村窑仿耀州窑的问题，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西村窑青釉之中有印花缠枝纹小碗，这种小碗看不出与耀州窑有什么区别；另一种说广州西村窑烧制的印花青釉瓷无疑是受耀州窑的影响，纹饰与耀州窑极为相似，有较大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否则达不到极其相似的程度；并把西村窑列入北方耀州窑系，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因为从发表的材料来看，西村窑纹饰与耀州窑纹饰相近似的只有菊花纹碗和碟，西村窑菊花碗内中心印团菊一朵，内壁印缠枝仰菊三朵，外壁刻弧线纹一周，而耀州窑菊花碗内壁模印缠枝菊花六朵，碗内中心印团菊一朵，外壁素面无纹饰，再者西村窑菊花碟与耀州窑菊花碟，花朵数量及纹饰布局亦有区别，器形亦有所不同。为此所谓西村窑“有较大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否则达不到极其相似的程度”。此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西村窑瓷器的纹饰细分有四、五十种之多，其中与耀州窑同类的只有菊花纹。所以，把西村窑列为耀州窑系，也是值得商榷的，这个问题是广东省博物馆老一辈考古专家曾广亿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来了。由于宋代耀州窑青瓷的器物精美和装饰花纹多样及造型独特，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北方地区各窑场竞相仿制的对象和南方地区窑场仿制的标准，使之在全国的很多窑口仿制，自然成为耀州窑系。如河南的临汝窑、新安窑等，广西的永福窑、容县窑、广州的西村窑等诸多窑口仿制耀州窑瓷器，在当时形成了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众多窑场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为了在销售中争夺商品市场，各自努力发挥本身的优势和特长，往往采用多种制瓷工艺，制造出多种特色的陶瓷产品。就广州西村窑而言，利用本地对外口岸外销的优势，仿制多种窑口的瓷器，特别是仿制耀州窑的青釉瓷器较好。西村窑和耀州窑的关系，西村窑的产品具有地方特色，在宋代统一风格下，呈现出地方特色，造型具有南方窑的特色，与耀州窑瓷不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装饰风格有耀州窑的制作手法，洒脱流畅。西村窑的产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遗址出土，常见的有划花点彩盘、凤头壶、盆等。广东省博物馆于1992年接收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会长范迪士夫人（MRSCYNTHIA RALDEC），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馆长林业强先生转手捐赠给该馆一件西村窑青釉划花盘此盘高5 5厘米，口径24厘米，底径7 2厘米。敞口，宽沿，圈足。内外施青釉，内壁划四朵花，花内刻划云纹，花蕊似圆月，花外一周用手指甲饰一圈指甲纹。纹饰自然流畅，为西村窑的典型器物。西村窑瓷器自北宋开始烧制规模就较大，可以说是专门烧制外销瓷的著名民间窑场。产品陶瓷种类繁多，特别是青釉瓷器，青釉印花的风格与耀州窑缠枝莲纹碗大体相同，明显是受耀州窑直接影响。
有人说，耀州窑受越窑影响，西村窑又受耀州窑影响，越窑有“如冰似玉”的美称；耀州窑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西村窑则无历史评说，但就青瓷而言，早就被世人赞美为“千峰翠色绿如染，雅淡悦目青瓷苑”，西村窑青瓷和全国其它青瓷一样，同样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它那种器物的质朴、实用、美观，仍然散发着浓郁的乡土芬芳。
德清窑址--青瓷之源
东晋至南朝初期的窑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发现于浙江省德清县城，故定名为“德清窑”。当时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烧造黑瓷的窑。1956年以后，在德清县、余杭县发现多处窑址，说明德清窑的分布范围较广。上虞县帐子山、宁波市郭唐岙、鄞县东钱湖谷童岙等处东汉青瓷和黑瓷合烧窑址的发现，又改变了德清窑首先创烧黑瓷的论点。德清窑的烧瓷历史有100多年,以生产日用瓷器为主。产品注重于实用，而不追求华丽。胎壁薄，造形工整,制作精良的黑瓷别具一格,同时生产青瓷。产品运销浙江、江苏、福建的许多地方，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瓷窑。
该窑址未经考古发掘。从窑址建在山坡上，废品顺山坡堆积等情况判断，窑炉应属龙窑。窑具有直筒形、叭形垫座和盂形锯齿口间隔具等。烧制大小不同规格的碗、盏时，常采用套装，碗与碗之间用几颗泥点间隔，以防粘合。
德清窑生产的青瓷，胎呈灰色，胎面普遍施奶白色的化妆土，因而釉层均匀柔和，釉面光滑，呈淡青、青绿等色。常见的器物有盘、碗、钵、罐、鸡头壶、盘口壶、盏托、唾壶、砚、盒、熏炉和虎子等，不少器物配有器盖，碗大小配套，盏有托盘。装饰只有弦纹和在口肩等部位加几点褐色斑点，俗称“点彩”或“铁锈斑”。也有用褐彩书写文字的，如镇江东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盒，外底写有“偶”字。东晋末年以后，在一部分碗、壶和盏托上划饰复线莲瓣纹。德清窑生产的黑瓷，胎壁较薄，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经过测试，胎料中氧化铁的含量为3％，氧化钛为1％左右，因而胎色较深。黑釉层丰厚，釉面滋润，色黑如漆，釉光闪闪，可与漆器相媲美。这种釉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含量高达8％左右。
一、德清窑旧识
有关德清窑的记载最早见诸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小山富士夫所著《支那青瓷史稿》，其中将德清古窑[1]与余姚上林湖等窑一起归入越窑系列。1956年5月，浙江省文管会汪济英等人对德清焦山窑址开展了调查和试掘，并同时发现记录了戴家山、城山两处相同类型窑址，在经过将采集的瓷器标本和各式窑具与越窑产品横向比较后，发表了《德清窑调查散记》一文，得出德清窑的年代在东晋以后[2]的结论，为“德清窑”概念最早提出的学术报告。197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伯谦等在余杭县大陆果园、馒头山发现了两处德清窑窑址，打破了德清窑仅在德清地区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德清窑在古窑址考古区系类型学中“窑系”的文化概念，因此，一般认为德清窑的范围是：以德清为中心，包括余杭、湖州等地的浙北地区。只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里，德清窑相关考古除了余杭两处窑址外，几乎没有新的发现和突破。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将德清窑定义为“德清窑是黑瓷和青瓷兼烧的窑场，以生产黑瓷为主”、“德清窑的烧造历史并不长，从东晋开始到南朝初期结束，共100多年”。
二、考古调查新发现
随着近几十年来两次大型文物普查和省内外考古部门进行的多次专题性调查及考古发掘，发现各时期窑址100多处，其中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70余处，东汉至隋唐时期瓷窑址20余处，为德清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丰富了德清窑的外延和内涵。其中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址列举如下：
1、商代南山窑址
南山窑址(原称老鼠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北约20公里的湖州青山乡老鼠山，窑址所在小山海拔仅16米，地处东苕溪畔。2010年3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窑址遗迹现象较为丰富，共揭露窑炉3条，出土大量原始瓷标本，以及部分可能作为窑具使用的器物。原始瓷标本以豆为主，兼有一定数量的簋、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多数器物胎质较为细腻坚致，但瓷胎中仍含有一定数量的杂质，施釉痕迹明显，釉层极薄，呈色不均匀。发掘资料表明，南山窑址是商代一处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最早可到商代早期。窑址地层堆积丰富、窑炉保存完整、产品瓷土作胎、人工施釉痕迹明显、器物演变序列清晰，是目前已发掘最早的原始瓷窑址。[3](图1，图2)
图1-商代原始青瓷豆残片
图2-商代原始青瓷豆残件
2、商代水洞坞窑址
水洞坞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水洞坞，亭子桥窑址北侧，与亭子桥窑址同属一个山体。窑址呈东西向分布于山体之上，南北宽约20米，东西长约50米，地面标本分布面积约1000平方米，原生堆积厚约0.3-0.5米，采集的标本有盅式碗、瓦楞纹碗残片，器物均施青釉，器形规整、胎质坚致，呈灰白色。该窑址在2009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展开的古窑址调查中首次发现，并进行了局部试掘。表土以下是战国时期窑址的堆积层，以下被叠压的是商代的窑址堆积和一处商代龙窑遗迹。从商代地层出土的遗物来看，这是一处以烧造印纹硬陶为主，兼烧少量原始瓷的商代窑炉遗址。印纹硬陶以罐类为主，外表拍印云雷纹，印纹浅而繁密，少数印纹陶的表面有透明的薄釉。原始瓷有少量的高把豆，外表施淡青釉，釉层很薄。为德清县首次发现的商代原始青瓷窑址，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图3)
图3-商代带釉印纹硬陶残片
3、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火烧山窑址
火烧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至春秋时期烧造原始青瓷的古窑址。该窑址于1984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分布面积约2000平方米。2007年3月至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900平方米，揭露窑床3条、灰坑10多个。揭露的窑炉遗迹清晰可见，是我国迄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烧制原始青瓷的窑炉遗迹。出土器物绝大多数为原始瓷器，另有少量窑具。原始瓷器产品丰富，以碗为主，包括盘、罐、盂、钵、器盖以及仿青铜器的鼎、卣、簋等。纹饰也多种多样，有与同期青铜器相似的云雷纹、勾连纹、水波纹、S形纹、锥齿纹、绞索状纹等。装饰手法采用刻画、模印、堆贴等。大部分产品釉色佳，器形规整，部分器物装饰纹样复杂。火烧山窑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原始瓷窑址，揭露了属于龙窑的窑床遗迹，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同时也为德清新市皇坟堆[4]、三合塔山[5]和苏南、浙北古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的出产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6]
火烧山窑址原始瓷地层堆积
4、战国时期的亭子桥窑址
亭子桥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北亭子桥，窑址主要分布于山体东侧，面积约1000平方米，采集的标本有碗、罐、鼓座、句鑃残件等，器型丰富，产品类型较多，是战国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原始青瓷窑址。该窑址于1986年被发现，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德清县博物馆，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中共揭露出7条窑炉遗迹，出土大量仿青铜器器形的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类窑具。揭露的7条窑炉遗迹均建在小山缓坡上，平面呈长条形，系富有南方地区特色的龙窑。出土产品标本主要是原始青瓷，兼极少量印纹硬陶器。原始青瓷器的器形除了一般的日用器如：盘、碗、杯、盂、盅、盒等外，主要为大量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礼器器形有盆形鼎、盂形鼎、豆、盆、三足盆、盘、三足盘、提梁壶、提梁盉、镂孔长颈瓶、尊、簋、罍、罐、三足壶、鉴等，乐器器形有甬钟、錞于、句鑃、三足缶、悬铃和悬鼓座。这些器物，形式大小与青铜器相仿，造型规整，制作精良，纹饰精美，胎质细腻坚致，釉面匀净明亮，产品质量已达成熟青瓷的水平。发掘成果证明该窑址是一处战国时期越国地区主要烧造高档次仿青铜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的窑址，它的发掘，为这些年江浙地区战国时期古墓葬，如无锡鸿山贵族墓[7]、德清梁山战国墓等中出土的一大批仿青铜原始瓷礼器与乐器找到了明确的产地和窑口。[8]
亭子桥窑址发掘现场
5、东汉时期的青山坞窑址
青山坞窑址位于德清县三合乡宝塔山村青山坞内，村委西侧50米的山坡上。地面标本散落区域东西长60米，南北长50米，总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尚保留龙窑遗迹，堆积中包含大量的残器、窑具和红烧土。2010年期间曾对该窑址进行过试掘，采集的遗物主要有瓷器和原始瓷器两类。两者造型纹饰基本一致，瓷器质地坚致、胎釉结合严密，胎色呈青灰色、灰白色，釉色有青、青黄、青绿、以及少量的酱褐釉、黑釉。原始瓷胎的烧结程度差、釉层脱落，与瓷器差距较大。两者比例约为瓷器占30%，原始瓷占70%。器形主要有罍、壶、罐、钟、碗等，纹饰有水波纹、弦纹、网纹、方格填圈纹、菱形纹、窗棂纹、窗帘纹、蝶形纹、指甲纹、梳齿纹等。产品特征与慈禧上林湖、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以及江苏宜兴丁蜀镇等地的汉代窑址所出一致。该窑址是德清境内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东汉窑址，对于研究本地区及相关地区古窑址和德清窑的始建、发展、流变有重要价值。
东汉青瓷瓿残片
6、东晋至南朝时期的小马山窑址
小马山窑址属德清窑东晋南朝时期代表性窑址，位于德清县乾元镇南门小马山上，1959年浙江文管会首次发现了该窑址。1982年德清县人民政府公布小马山窑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德清县博物馆配合基本建设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据后期清理简报详细描述，小马山窑址主要烧造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出土器物以青釉瓷器为主，约占80%，黑釉瓷器仅占20%。器型有鸡首壶、盘口壶、碗、罐、三足砚、盘等，胎质一般较粗疏，夹杂有较多细砂，胎色较深，施釉不及底。青釉均施化妆土，釉面光洁，釉色厚重，常见点彩装饰。黑釉不施化妆土，釉层厚，釉厚处呈黑色。[9]
东晋青黑瓷鸡首壶残件
7、隋唐时期的墅元头、前山等窑址
墅元头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三家村，现为省级文保单位。产品有青瓷、黑瓷两种，主要器形有碗、盘、罐、盘口壶、鸡首壶、盘口四系瓶、高足碗、砚等。前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砂村村章家桥前山东坡，属隋唐时期德清窑窑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堆积厚达1.5米，规模较大。2009年7月中旬至9月上旬，为配合正在建设的杭宁高铁建设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出窑炉遗迹4处，其中一号龙窑保存相对完整，长40米，宽度达4.7米，是浙江已经发掘的历代古窑址中宽度最大的一处。遗物堆积丰富，器形有碗、盘、灯、罐、注壶、枕等，器物施青、黑两种釉，胎呈灰褐色，窑具有筒形柱、垫饼、垫珠等。[10]
唐代黑瓷注壶残件
三、德清窑的重新认识
1、烧造年代
德清县境内宅前窑址[11]、前山窑址两处唐代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青釉、黑釉日用器，晚期还出现了青釉褐彩产品。考古成果表明，德清窑在唐代中晚期仍在烧造大量瓷器，由此可认为德清窑的下限应延长至唐代晚期，而不仅仅是东晋——南朝时期。此外，德清及湖州南部东苕溪流域近几年考古调查新发现的数十处商周时期窑址，分布之密集，产品质量之高，制作工艺之精良，证明了当时德清及周边地区制瓷手工业之发达，极大影响着东汉时期德清窑、乃至浙江东汉青瓷的形成，可以说是中国青瓷产生发展的渊源，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2、产品构成
传统陶瓷材料将德清窑定义为以烧造黑瓷为主，德清窑也以黑釉产品而闻名，然而通过最新德清小马山窑址、余杭石马斗窑址的发掘成果表明，出土标本数量上青瓷占绝对优势，黑瓷所占比例不足20%。另外青山坞汉代窑址、墅元头隋唐窑址、宅前隋唐窑址等处采集的大量标本也均以青瓷为主，只有少量的黑瓷产品。所以可确定，德清窑自东汉至隋唐时期兼烧青釉和黑釉产品，以烧造青瓷为主，产品数量的20%约为黑瓷产品。
3、地位意义
德清窑从发现命名，到各时期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以及最近几年有关德清窑起源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掘研究，上下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德清窑的定义得到了扩充和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德清及湖州南部大量原始瓷窑址的发现发掘，更是证明了德清的古窑业创烧自夏商，历经两周、汉、六朝，直至唐宋。中间虽有零星缺环，但整个德清陶瓷的烧造历史源流还是完整，连绵不断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现无疑为研究德清窑系的渊源、发展、演变和德清窑系的区域范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佐证。正如第一届瓷之源学术研讨会总结所述：“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商周时期窑区，无论是从生产时间、窑址规模，还是窑址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是独一无二、一枝独秀，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瓷器的源头。[12]”高度评价了德清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德清窑是我国又一自成体系、历史悠久的瓷窑体系[13]，是我国青瓷之源，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M]。日本东京：东京文中堂，1943.
[2]汪扬。德清窑调查散记[J]。文物，1957(10)。
[3]郑建明，陈元甫，沈岳明，陈云，朱建明，陈锦文。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N].中国文物报，2011-01-14.
[4]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青瓷——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中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2(4)。
[5]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J]。东南文化，2000(3)。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7]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8]陈元甫，郑建明，周建忠，费胜成。浙江德清发现战国时期越国“官窑”[N].中国文物报，2008-04-16.
[9]周建忠。德清小马山窑址清理简报[J]。东方博物，2008(26)。
[10]朱建明。探索中国瓷之源——德清窑[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191.
[11] 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年鉴[J],2000.
[12]郑建明，陈元甫，周建忠。瓷之源学术研讨会纪要[J]。文物，2008(9)。
[13]朱伯谦。浙江瓷业的新发现与探索[C]. 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5年郑州年会论文集.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古窑址
泉州港在唐代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宋元时期发展为驰名世界的贸易大港。从泉州输出的货物中，陶瓷制品占有很大的比重。至今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以及环印度洋地区乃至欧洲，发现大量中国陶瓷的遗存物，其中不少是产于泉州地区的古瓷窑。
泉州地区制造陶瓷的历史十分悠久。很久以前，居住在晋江流域的古越族人就懂得烧制陶器。考古发现数十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都可以见到印纹陶片，一些地方还伴有青绿釉陶。这是泉州陶瓷生产的起源。
迄今为止在泉州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窑址，是位于晋江市磁灶镇下官路村西双溪口处的溪口山西坡，始于南朝晚期延续至初唐的窑址。该窑废弃1300多年，地表已垦为农田。从周边遗留的瓷片和窑具及尚存1米左右的堆积层可以看出当年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产品以罐、缽、盆为主，碗、盏次之，还有盘、瓮、盘口壶等，器物胎质坚硬，施青釉，大多粗糙而笨重。唐朝至五代是泉州陶瓷业初步发展时期。现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古窑址有18处，其中以沿海的晋江、惠安居多。产品主要有四系或双系罐、缽、碗、盘口壶等，胎质坚细且较薄，呈灰白色，釉色有青、黄、褐、黑。与磁灶溪口山古窑址出土的陶瓷残片相比，质量明显提高。
泉州在唐代已步入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至中晚期，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五代时王审知、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长达数十年之久，海外贸易却有新的发展。王延彬任泉州刺史二十多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清源留氏族谱》记载了五代末年，泉州的“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还，民甚称便”。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泉州生产的陶瓷器物已是外销的主要货物。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中说，波罗洲 之文莱发现的唐代两耳罐，与在安溪县出土的随葬品无异，马来半岛发现的唐代耳罐，也与在肖厝区山腰镇唐基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这些实物资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五代时期泉州陶瓷业发展的状况。
宋元时期，泉州的陶瓷业伴随着泉州港的日益兴旺而迅速发展起来。陶瓷业的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海外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又直接带动陶瓷业的发展。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事务。元代泉州多次设行省，海外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泉州的陶瓷业在宋元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主要的原因是依托于泉州港而十分便利地把产品推向海内外市场。为了防止钱币外流，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规定凡买外货，“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这一规定无疑加强了陶瓷器物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必然要刺激陶瓷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南宋偏安江南，福建被视为后方，社会较为安定，北方因战乱或不满异族统治的移民来到这里，他们带来的新技术，也促进了泉州陶瓷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泉州的陶瓷业生产，无论在规模或质量上，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至今在泉州地区发现的宋元古瓷窑已有133处，主要分布在德化、南安、安溪、永春、晋江等地，其中又以德化的宋元古瓷窑最为引人注目。
德化于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正式置县，属泉州管辖。宋元时期，德化生产的青白瓷就以其质美量多而闻名海内外。现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古窑址有42处，半数以上集中在城关周围的浔中、盖德、三班等地，其中以盖德的碗坪仑窑址和浔中的屈斗宫窑址保存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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