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工地清理灰坑考古工作人员展示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代表性彩陶 考古工作人员展示出土的带有腰带纹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小黑陶罐 近日，记者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处距今6000～5000年历史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在郑州市七里河畔的尚岗杨被成功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和石器等原始人类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郑州晚报记者尚新娇这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尚岗杨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南部管城区南曹乡西杨村西的土岗上，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尚岗杨遗址，遗迹、遗物非常丰富，是一处十分重要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带队发掘的负责人高赞岭介绍，仰韶文化时期，郑州东南部地区比较繁荣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较多。 1993年4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郑州至新郑高速公路建设，曾在遗址西侧边缘区，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现有房基、灰沟、灰坑等遗迹。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专家表示，此次发掘初步勘探出该遗址的整体环壕，对它的整体布局已初步掌握，了解了尚岗杨遗址的文化内涵，对郑州仰韶文化晚期的人类生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遗址出土了陶器骨器石器等文物今年4月，为配合郑州市至航空港高速公路扩建工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对沿线涉及文物区域尚岗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经调查勘探，在遗址中心区外围发现有两条壕沟，环形分布在遗址周围，较为规则。经过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地层堆积2～3米，遗迹丰富，清理有房基、灰坑、墓葬等。“该遗址外有环壕，内有生活区、居住区和墓葬区，是一处比较完整的仰韶文化晚期人类生产生活的活动场所。”高赞岭说。通过现阶段考古发掘，尚岗杨遗址出土大量仰韶晚期人类生产、生活用具，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磨光黑陶等；器形有陶罐、鼎、钵、瓮、壶等。陶器表面多素面，磨光或施一层陶衣，并饰有旋纹、鸡冠纹等精美纹饰。此外，还出土有骨笄、骨、石铲、石凿、石斧、石纺轮等少量的骨器和石器。扩展阅读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陶豆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74年山东胶线三里河出土。
陶器盖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63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出土。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
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古代瓷器知识
陶豆大汶口文化，1974年山东胶线三里河出土。
陶器盖大汶口文化，1963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出土。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
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明晚期的嘉靖青花
从嘉靖开始，就进入明代的晚期。瓷器的划分，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清朝嘉庆年间的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嘉靖的瓷器是“制作益巧，无物不有”。这说明嘉靖时期瓷器的样子非常多，什么都做。今天看实物，确实也是如此。
青花瓷器到了嘉靖朝，开始使用回青，也称回回青。这个名字是从伊斯兰文化中传过来的。乾隆时期有一本书叫《陶说》，在描述嘉靖瓷器这一段里，他说“嘉靖尚浓，回青之色幽倩可爱”，还给予了肯定。回青是一种青金蓝色，也叫佛头青，过去鎏金造像佛头发髻的颜色就是那种藏青色。回青的特点是蓝中带紫，颜色开始发紫，这个紫有点像过去紫药水的那个颜色。
因为皇帝喜欢，道教开始对中国瓷器产生影响，道教题材的青花瓷器集中在嘉靖时期大量出现。青花纹饰中的八卦纹、云鹤纹、葫芦纹、回纹、灵芝纹都是典型的道教题材，造型有葫芦瓶、香炉，跟道教有关。这样一来，官窑产品立刻就显得不那么庄重了。在此之前，官窑瓷器非常庄重，是有制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到了嘉靖朝，皇上说不行，得给我烧成葫芦形的，太上老君使的都是葫芦瓶，都得改成这个样子。嘉靖在瓷器的装饰中追求“言必有意，意必吉祥”，在瓷器上面直接写字，字面都得吉祥，比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寿清平”、“五谷丰登”，相当于一种口号。
庙底沟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古代瓷器知识
彩陶碗仰韶文化，1956年河南郏县庙底沟出土。
庙底沟文化遗址位于陕州古城南，是一处原始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因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而得名。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中所出土器物特征与黄帝时代所发明使用的器物等等是相一致的。陶器的制作，基本上是泥条盘筑，也有用手捏制的，以深腹曲壁的碗、盆为主，还有灶、釜，甑、罐、瓮、钵及小口尖底瓶等，不见圜底钵。彩陶数量较多，颜色黑多红少，全为外彩而无内彩，纹饰主要有花瓣纹、钩叶纹、涡纹、三角涡纹、条纹、网纹和圆点纹等，亦有动物纹饰。这些纹饰交互组成，并不均匀周整，也无一定规律。
庙底沟遗址，是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堆积，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证据。
长沙铜官窑谭家坡1号龙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0年3月16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同湘潭市博物馆、衡阳市文物处、衡山县文物管理所、衡东县文物局、怀化市文物处、中方县文物管理所、南京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的专业人员组建了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工作队，在细致严谨的田野考古发掘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考古技术最大限度采集原始数据，至8月初，针对谭家坡1号龙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已告一段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谭家坡1号龙窑在《2006年长沙窑遗址调查勘探报告》中被编号为Y38，为方便叙述，下文统一用“Y38”指称谭家坡1号龙窑。现对本次考古发掘的情况做简单介绍：
基本情况
为配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获取较好的展示本体和学术研究素材，深入探明Y38的文化内涵，我们在Y38东、南、西三面布设探方，发掘面积 1075平方米。其中Y38保护棚西侧接近坡底的平台附近为1983年发掘探方所在区域，此次对其回填土进行重新清理，揭露1983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及的作坊遗迹，并以1983年发掘区域为中心，顺坡布设5×5㎡探方十一排，共30个探方。Y38保护棚西侧区域是本次发掘的重点区域，目的主要有两点：一为揭露与Y38相关的作坊等相关遗迹，二为探明Y38兴烧、废止时间与历史文化内涵。从发掘结果看，我们的预期目的已基本达到。
考古发掘证明Y38西侧片区是Y38制瓷活动的主要场地，我们在Y38西侧发掘区共揭露与窑场制瓷活动有关的遗迹28处，有挖泥洞、淘洗池、储泥坑、陶车坑、工棚、灶、烘烤炉、釉缸、装窑出窑活动台面等。这些遗迹较完整地展示出了Y38的制瓷工艺流程。
发掘过程中我们采集了大量文物标本，主要包括窑具、瓷器残次品和装烧标本。窑具有大小不一、高矮不等的各式匣钵、匣钵盖、三足乳丁垫圈、泥圈、泥卡口、火照、荡箍、轴顶帽、印模等。瓷器种类繁多，有碗、盏、碟、壶、罐、盒、枕、盂、洗、盆、炉、唾盂、纺轮、铃、器盖、水注、笔舔、瓶、灯盏、烛台、碾轮、碾槽、盅、杯、盏托、动物雕塑、器座等，已修复的重要文物标本上千件。
1、获取了品种丰富、类型全面的文物标本，通过进一步整理我们将对谭家坡1号龙窑的窑场布局、制瓷工艺、装烧方法、产品特征、和文化内涵形成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2、揭露了一批该窑址制瓷工艺流程有关的遗迹现象，是很好的展示本体。对这些遗迹现象进行科学的展示，原料的采集、加工，制坯、上釉、装烧等制瓷活动，都将鲜活地呈现于大众面前。
3、明确了该窑的兴烧和废止年代。结合纪年材料和出土遗物遗迹的特征，我们可以判定，Y38兴烧于9世纪初，废止于9世纪70年代。
4、数字考古的初步尝试。为使本次考古发掘的信息获取量最大化、信息资料数字化，减少因考古发掘而不可避免的信息流失，我们联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进行了数字考古的初步尝试。在严谨细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用全站仪、立体影像仪、三维激光扫描仪、航空拍摄等现代科技仪器和技术手段对考古发掘的最小堆积单元逐一跟踪记录，以求用数字技术达到考古发掘可逆化的目标，使民众了解古代窑场作为一个考古遗址的形成过程，为三维数字模拟展示窑场建窑、生产、废弃等历史场景提供了充分的原始数据。
消失的文化遗产——东阳上宅碗厂遗址
上宅碗厂遗址，曾承载东阳近代瓷业的荣光。最盛时期，上宅碗厂出产的瓷碗曾出口海外；如今仅留窑址，述说着瓷碗大生产时期盛景——当两只灰胎青花的粗瓷碗现身桌上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海刚眼睛一亮——虽然瓷碗的质地并不好，甚至能看到碗壁上因烧制技术不过关而产生的洞眼，而且碗花工的绘画技术显然太低劣，以致原该古雅朴素的缠枝牡丹，变成了靛青的一团，但反而增添了一种稚拙的乡野气质。“这两只瓷碗，是我父亲胡世德在上宅碗厂工作时留下来的，虽然不精美，但我们都把它当成传家宝。”10日上午，歌山镇西宅村，村民胡福龙向吴海刚介绍，胡世德一直工作到1958年上宅碗厂关闭为止，“当时上宅有四五个碗厂，西宅也有一个。这些年，原来碗厂的老职工纷纷过辈（指去世）了，健在的几位也已八九十岁。如果这些人走光了，这段历史就消失了。”口述：每桥放45个碗坯，手脚快的工人每天可做8桥92岁的胡永良、85岁的胡田银、84岁的胡成银，是上宅村里留存不多的碗厂老职工，也是东阳最后的制碗工。思维与口齿都尚清晰的他们，说起那段往事，还是一脸自豪。“那些年，我们村从小孩到大人，都靠碗厂过日子。年轻人到山上挖瓷土、挑瓷土，有技术的中年人做碗坯、进窑、烧窑，女人们画碗花，还有人专门负责销售，整个村庄都因碗厂一条龙生产而忙活”。胡成银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孩子连玩泥巴都是模仿大人做碗做盘做酒杯。瓷碗生产主要靠手工人力，利用水碓捣泥，唯一的机械化工序就是用圆盘机制坯。“早时运碗泥时连手推车也没有，全靠肩挑，捣泥靠脚踏碓。”胡田银说，上宅碗厂从拌坯泥、制坯、上釉、画花、进窑、烧窑、出窑、校验、包装，再批发给碗贩出售，基本上是流水作业。17岁那年，胡永良开始拜师学做碗坯，次年就进入上宅碗厂，成了做坯工。“当时制坯靠圆盘机，算是机械化了。”胡永良边说边比划，“取一大团碗泥放在圆盘上，圆盘转动后，用两手捧着慢慢撸，一个碗坯就出来了。技术熟练的，一撸一个准。做好的碗坯放在木板上，一块板搁满45个碗坯，称为‘一桥’，因为板的形状像迎龙灯所用的灯板一样。手脚快的人一天可以做8桥。”在那个年月，做一桥碗坯才2毛钱，但当碗工一个月收入，也远高于农民种田一年收入，所以想进入碗厂务工的村民，仍络绎不绝。每做好一桥碗坯，制坯工就用单手托着送到车间里上釉。“做好的碗通过水陆两路，运到新昌、诸暨、宁波等地销售，并通过宁波卖到国外。”站在2006年立碑保护的东阳市文物保护单位上宅碗厂遗址前，胡成银激动地说，解放初期是上宅碗厂最兴旺的时候，产品供不应求。“过去这里都是碗厂的地盘，现在却都造起新房了。”他指着碗厂遗址边上的一排房子，“那时碗厂范围一直到村南的山脚下渠道边，整座山都是。”史料：41人的东阳县瓷业职业工会，全是上宅碗厂职工上宅碗厂名气之盛，盖过了其后成立的东阳县三大国营企业之一东阳瓷厂。年已九旬的东阳文史研究爱好者楼绛云先生，曾于30多年前考察过东阳瓷业，大致记载了上宅碗厂的“发迹史”。在这篇《东阳瓷业拾零》里，他并未说明上宅碗厂的确切创办时间，但从其记载里可以推测，最早的碗厂当创办于上世纪20年代初：“碗厂的兴衰与国家的治乱是息息相关的，有人概括碗厂大约三起三落，初办时一起，北伐战争一落；北伐胜利后一起，到抗日战争前一段较长时期的繁荣；抗日战争时大落，胜利后又一起。”1945年12月19日，东阳县瓷业职业工会成立，入会的瓷业工人41人，全是上宅碗厂工人，其中27个是上宅人！上宅有名号流传的碗厂共4个，分别是大生、余源、兴贸、长毛。胡永福家尚存一个“兴贸”厂生产的笔筒，所绘画面为竹，写有“竹为君子”字样，落款“十都兴贸厂”。大生厂是上宅最负盛名的碗厂，由曾经担任东阳中学校长的赵骥创办。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支撑碗厂实为不易。抗战时期，上宅是“游吃队”出没频繁的地段，尽管碗厂萧条，濒临倒闭，那些“队长”和“司令”们仍要吃索用，稍不顺遂就拔枪相向。为了使碗厂避免洗劫之灾，也为了随厂多年苦撑日子的工人身家性命，赵骥只能忍气吞声、百计委蛇，几乎倾家荡产。后来，赵骥把碗厂交付儿子赵惠洛，曾担任巍山小学校长的赵惠洛是文弱书生，在战乱中支撑碗厂局面，实在穷于应付，最后只能交托给亲戚接办。结论：大生向外输送技术工，成为近代东阳瓷业孵化器上宅何以能衍生出一批碗厂，并辐射到邻近西宅等村？从在世的碗厂工人口中可知，一是与这一带丰富的瓷土资源有关，据说上宅瓷土质量尤佳，除本地碗厂所用外，还供应给后来的东阳瓷厂，至今仍储量丰富。二是与大生厂的孵化尤其与大生厂创始人赵骥的友善不无关系。赵骥创办碗厂，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由他出资，送一批稍有文化的工人到江西景德镇学技术。东阳县瓷业职业工会常务理事楼成昌及其兄楼成岳，就因此成为上宅所有碗厂里技术最高的两名工人，负责进窑、烧窑、看火候——当时没有仪表，温度计也不用，全靠看进窑的碗有无倾斜现象，看火候的紧慢与火光的颜色，以此决定烧窑进度。二是赵骥对邻近村庄碗厂都很友爱，以上宅为例，解放前后余源、兴茂、长毛诸厂创办时，技术工均来自大生厂，像长毛厂厂长的儿子，技术还是楼成岳教的，后来他们独立门户，各自办厂，大生厂慷慨地允许楼成岳等人为他们看窑路。这一优良传统还被赵惠洛继承。1949年7月，西宅村的胡金元、胡昭福、胡福昌等人在西宅后山办起了民生碗厂。工人多时达50余人，其中技术工30余人，部分也是大生厂的旧人，并请楼成岳兼管进窑。1952年，东阳瓷厂成立，从上宅碗厂抽调了部分技术工。同年，民生碗厂宣告停业，也为东阳瓷厂输送了一批技工。楼成岳的儿子楼镇海还担任过东阳瓷厂厂长、书记。“1958年公社化后，上宅碗厂就开始停工了，后来大办钢铁，彻底熄火。”胡永良说，其实在熄火前几年，上宅碗厂就因产品缺少创新，守成不易，情势岌岌可危，虽然曾经仿青花瓷进行多元化生产，但未有重大突破。随着江西瓷碗进入东阳市场，上宅碗厂的窑火永远熄灭了……
河南当阳峪窑
当阳峪窑剔花罐，宋，高34.4cm，口径16.5cm，底径12.5cm故宫博物院藏
当阳峪窑绞胎小罐，宋，高9cm，口径3.6cm，底径5.1cm
当阳峪窑白釉剔花瓶，宋，高27cm，口径5.5cm，足径7.5cm
当阳峪窑位于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西北约22公里的西村乡当阳峪村，因其所在地而得名，是我国宋、金时期北京著名陶瓷窑口。所烧器物以剔花装饰最负盛名，纹饰颜色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为主，流利洒脱。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上；绞胎装饰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组成与羽毛一样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绞胎器物中白口钵最为常见。 窑场末见文献记载，窑址面积很大。胎质有细洁的白胎，坚硬的灰胎，粗状的沙胎和缸瓦胎。釉色莹润光亮。装饰技法有刻花、刻划并用、填彩、三彩和绞胎等，其中以绞胎最具当阳峪窑风格。刻划花中，一种用多种色釉的剔划法，也很典型，先在胎上施黑釉，次加白釉，再在白釉上罩黄釉，最后上一层绿釉，然而剔刻出所需要的多种色彩。图案以缠枝牡丹居多。 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最早对于当阳峪窑进行了考古挖掘，其后瑞典人、日本人也来到当阳峪进行了考察，并发表了学术论文。工艺精湛、造型华美、气韵不凡的当阳峪瓷日渐为学界和收藏界所重视。“当阳峪”之名，英国学者司瓦洛和瑞典学者卡尔贝克称为“焦作窑”，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称为“修武窑”，中国学者周肇祥、陈万里、叶喆民称为“当阳峪窑”。1963年6月20日，“当阳峪瓷窑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修武县人民政府同日立碑。2006年5月25日，“当阳峪瓷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人民政府于同日立碑。由此可见，当阳峪窑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日本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于1951年发表于《美术研究》的《北宋的修武窑》一文对当阳峪瓷的美学价值是这样评价的：“一提起修武窑，今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艺术美感。从不同的角度看，修武窑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但是从古至今却完全不被世人所知，真是不可思议。今后修武窑的重要性一定会被世人认可，并且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当阳峪窑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规模宏大，1933年前后，英国人司瓦洛、瑞典人卡尔贝克在当阳峪仍见有400余座窑炉、作坊等遗存。二是品种多，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十种之多。三是工艺精湛独特，当阳峪窑瓷器烧造往往就地取材，粗料细作，博采众长，不断创新，绞胎、教化妆粉和剔花工艺产品在宋金时期就深受世人喜爱，精湛独特的技法影独步天下，影响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