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红陶是中国最早的陶器品种之一，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各个文化中最为普遍。仰韶文化遗址里有红陶、灰陶、彩陶和黑陶等。陈列在河南省巩义博物馆里的尖底红陶瓶陶质较细，内壁有拍捏痕迹，为仰韶时期常见的陶器，蕴含着仰韶文化。”
红陶器
红陶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器表呈红色的陶器。人类发明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它的烧成原理是:陶坯入窑焙烧时采用氧化焰气，使陶胎中的铁转化为三价铁，器表便呈红色。根据陶胎粗细及含砂与否，可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等都以红陶为主。
红陶容器
仰韶时期的尖底红陶瓶直口、方唇，上腹近直，下腹稍鼓急收至尖底。泥质红陶，陶质较细，使用泥条盘筑法制成，内壁有拍捏痕迹。口沿下有几周弦纹，近口处有六组捏制而成的附加堆纹，划纹布满整器，从一侧斜下盘旋至底，感觉犹如一个水中的漩涡。腹中部有一系，系上面有一不规则的圆孔，一侧有一刻划的倒“曰”字。
据专家们考证，这是仰韶时期较为常见的汲水器，它巧妙地利用了重心原理和平衡原理。使用时将尖底瓶放置于水中，等水自口流满时，尖底瓶会自动竖起。瓶身有一系，可系绳，倒“曰”字刻划文应为族徽，是氏族部落之间相互区分的标志。
尖底红陶瓶
尖底红陶瓶就陈列在河南省巩义博物馆里。北大前任文博学院院长、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曾到巩义博物馆考察，对此瓶产生浓厚的兴趣。
这件仰韶时期的陶器表现了高超的技艺，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闪烁着原始人智慧的光芒。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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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称可爱不肥硕 良渚文化的产物袋足陶鬶
·袋足陶鬶
袋足陶鬶出土于江苏省武进良渚文化遗址，乃东南沿海地区良渚文化居民常用的一种斟酒器具。
·袋足陶鬶
器呈橘黄色，小口，口边两侧内凹，前端小口成流，后端较大口径者则为注入口。颈细而矮，上腹肥硕圆鼓，下有三袋足，后面一袋足上端安一宽扁的器把，前面二袋足较直，后一足后伸。该器系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居民遗留下来的酒器精品，1962年出土于山东省曲阜市西夏侯遗址。夹砂陶，呈橙红色，通高30.6厘米，椭圆形侈口，敞口流的根部明显收敛，上粗下细的高颈向前倾斜。腹体呈三角形。低裆，裆顶较宽平。足尖里加泥球。三足尖的间距大体相等。有仿索状和宽带状两种把手。表面修磨得较光滑。腹间加一周绳索状附加堆纹，面及颈下都装饰方形泥突或泥饼。现收藏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常见的陶鬶，经历了三次大的器形变化。最早是平底实足形鬶，后发展为细颈高裆大袋足鬶，龙山时期呈高流、长粗颈、袋足，腹部不如以前那么肥硕，整体匀称可爱。
·袋足陶鬶
西夏侯遗址出土的这件陶鬶，就是陶鬶发展到中期时的标准器形。西夏侯遗址发现的二十余件陶鬶，普遍施有陶衣，表面修磨平光，没有烟熏的痕迹，器腹内壁也没有粘附水锈。这说明，陶鬶在早期和中期偏早阶段，主要当作斟酒器使用，其温酒的功用只是到后来才出现的。
历史长河中依然惊艳众人 古代陶器智慧之红陶
·红陶
红陶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器表呈红色的陶器。人类发明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
·红陶
红陶是中国最早的陶器品种之一，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各个文化中最为普遍。10000多年前的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江苏溧水神仙洞遗址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陶器遗物主要是红陶。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等等，人们生活中使用的陶器，红陶占很大比例。精美的彩陶、彩绘陶，陶胎本色均是红色。
·红陶
在陶器烧制到一定程度将窑内火焰的性质控制为氧化焰，在氧化气氛焙烧下，陶土中的金属铁大部分转化为三价铁，还原比值低，烧成的陶器即呈现红色。陶土比较纯净细腻、含细砂极少者，称为泥质红陶，主要作饮食器具和盛储用具。
造型最美的炊具鬶虽与鬲同为煮食的炊具，但它的造型之美远在陶鬲之上，至今仍被艺术史家视为远古造型艺术中设计最为成功的作品。
·红陶
从遗址上发现的陶器，以红陶为最多，其次是黑陶。碎彩陶片尤多。陶质以夹砂为主，纹饰有划纹、指甲纹、绳纹、锯齿纹、网格纹、涡纹、弧线纹等。绝大多数为手制，个别器物也有轮制。主要是一些鼎、罐、杯、碗、瓶等，黑陶仅发现三足。彩陶片多以黑色条纹见长，多碎片，完整实物较少，可见当时彩陶鼎盛时间已过。
抹红釉的介绍
抹红亦属低温红釉，为珊瑚红的一种。它不是采用吹釉法上釉，而是刷抹釉，故称“抹红”。抹红釉层不均匀，并有刷痕，并色泽显得清丽温润。抹红出现于明代，而以清康熙时的成就最为突出。
珊瑚红釉的介绍
珊瑚红也是一种低温铁红釉，始于康熙，盛于雍、乾两朝。它是将红釉吹在白釉之上，烧成后釉色均匀、光润，能与天然珊瑚媲美，故名“珊瑚红”。雍正时釉色闪黄，乾隆时则颜色深而釉层厚。在康、雍两朝，珊瑚红曾用作底色，上面绘以五彩或粉彩，器物的造型、制作、彩绘都极为精细 。乾隆时多在珊瑚红上描金，或用它来装饰器耳。但仍以珊瑚红器物为贵。
钧瓷的“铜口铁足”和“芝麻酱底”
“铜口铁足”和“芝麻酱底”是过去煤烧时钧瓷的一般特征，是钧瓷胎质的外在表现。 “铜口”，是指钧瓷产品口部的颜色，由于多呈褐黄色，似黄铜之色而得名。“铁足”，是指钧瓷产品底部无釉处的颜色，由于多呈酱褐色，色深似铁色而得名。 “铁足”的形成，主要与钧瓷的胎质和烧成气氛有关。钧瓷胎泥中含有一定量的铁质，在还原气氛下高温烧成，胎体的表面无釉处就会形成一层褐色，而胎体的内部则形成灰色，胎中铁的含量越高，形成的酱褐色和灰色就越深。此外，装烧时所用的垫饼往往用含铁量很高的耐火土制成，高温烧成时，铁质从垫饼扩散到底足处，也会形成铁足。当然，如果胎中的含铁量很少，或者不用还原气氛烧成的话，就不会形成铁足。例如宋钧官窑出土的瓷器中，有的足部胎体无论外观或是断面均呈黄色，就是烧成时气氛氧化的结果。 “铜口”的形成，除与铁足的形成原因相同外，还与钧釉的“脱口”有关。在高温下，产品口部的钧釉由于流动而变薄，同时釉的透明度提高，可透过釉层看到胎体，凡是产品造型的凸棱之处都有这种现象，这就是常说的“脱口”和“出筋”。脱口之处由于釉层较薄，釉中的铜量、铁量较少而不会呈现红色和青蓝色，胎与釉反应的结果，就会呈现出褐黄色，即“铜口”。 “芝麻酱底”是指钧瓷产品底部类似芝麻酱的一种釉的颜色，也叫芝麻酱釉。这种釉起始于宋钧官窑，当时为皇宫生产的陈设类钧瓷，如各式花盆及盆托、鼓钉洗等，系采用环状支钉圈支住产品的底部入窑烧成，如果底部釉涂得与其他部位一样厚的话，烧成后留下的支钉痕就会太大，很不雅观，故上釉时窑工把底部的釉刮去，然后涂上一层很薄的稀釉，这种稀釉一般是青蓝色釉，由于釉层很薄，烧成时与胎表面反应而呈芝麻酱色。个别的也有涂一种酱黑色釉的，这种酱黑色釉的特点是光泽比前面所涂的稀釉要亮。涂芝麻酱釉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产品底部大面积无釉的状况，使其美观。后来芝麻酱底就作为钧瓷的一种特征保留了下来。新中国恢复钧瓷生产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钧瓷产品的底部基本上都上有芝麻酱釉。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产的钧瓷就不是如此，有好多产品的底部无釉而直接露出泥胎的本色——“铁足”。 需要说明的是，钧瓷的“铜口铁足”和“芝麻酱底”也存在着窑变效应，由于温度或气氛的不同，使其颜色有所变化，如“铜口”可呈现茶黄色、深褐色，“铁足”颜色则有深有浅。 传世的宋钧官窑产品当中，个别器型由于口部破损，后人有用金属铜包镶其口的，这种铜口与我们上述的“铜口”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试论古瓷器的“火石红”
“火石红”，有人把它称做“窑红”、“黄溢子”、“黄衣子”或“火石釉”，都是指古代瓷器特别是元明以来景德镇瓷器和龙泉窑瓷器露胎处所显现的橘红色或橙黄色的现象（其他古瓷窑产品中也有，恕不复述）。通过对大量有“火石红”的古瓷标本和有假“火石红”的现代仿古磁器的观察对比，笔者发现真假“火石红”在瓷器上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我们现在对“火石红”的称呼过于笼统。如果不加区别地把瓷器露胎处或者薄釉处显现出来的橘红、橙黄色现象都称做“火石红”，不但在内外因关系上无法区别“火石红”的成因，也无法有效的揭示真伪“火石红”的本质区别，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古瓷器中“火石红”出现的自然条件和工艺原因以及通过“火石红”来辨别古瓷的真伪，都会产生认识上的局限性，甚至出现判断上的错误。
笔者认为 ,应当从形成“火石红”的内外因关系上和自然产生与人工制作的区别上,把“火石红”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胎红、窑红、刷红、假红。
一、胎红
顾明思义，这种火石红的成因是与瓷器的胎土直接有关的，是瓷胎内因作用造成的。“火石红是由于胎中的铁质和可溶性盐类在干燥过程中在露胎的器底处富集，在烧窑结束后的冷却过程中由于二次氧化便出现这种色调” 。这种解释是通过实验研究总结出的科学结论，应当是有权威性的。
人们无法在瓷器烧制过程中直接观察到这种变化情况，但我们可以通过化学原理分析认识到：当瓷器胎土中含有较多的铁的氧化物（如氧化铁Fe2O3）和铁的非金属化合物（如青矾FeSO4.7H2O）等，在高温还原焰气氛中发生分解，铁元素脱离其化合物中的其他元素，以离子状态游离于熔融的胎中，并向瓷器的露胎处富集和向外逸出；或者氧化铁被高温分解出极不稳定的氧化亚铁（FeO），通过窑温冷却过程中的析晶变化而富集于无釉的胎面。它们被二次氧化并附着于瓷器的胎釉结合处，就形成了薄薄的橘红或橙黄色火石红结晶层。
这种关于胎红现象产生原理的解释，从两个方面得到实物标本的确证：一是笔者发现这种类型的火石红结晶都有一个共同的分布特点，甚至是一种规律性，即同胎面釉面结合圈成平行的、宽窄不同的火石红圈，在火石晶体密度分布上是浓淡不一的。越*近瓷器表面的胎釉结合线，火石红晶体密度越大，颜色就越浓重，然后随着向釉面的远离，在露胎部位火石红晶体的密度和颜色逐渐稀浅以至消失。它就像电影刚散场时的密度分布一样，影院出口处观众的密度最大，随着同影院距离的增大，观众的密度越来越小。笔者把这种现象称做“散场效应”。表现在瓷器上的火石红的“散场效应”，正是瓷胎中铁的化合物在高温分解后铁离子向胎釉结合处富集并逸去，或者高温分解出的氧化亚铁从釉下胎体中向露胎处析晶过程中，它们被二次氧化的真实反映。这种呈“散场效应”式的胎红不但广泛存在于有火石红的民窑瓷器中，甚至也存在于一些官窑瓷器中。尽管在官窑瓷器中这种胎红现象仅一线之宽，但它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在明清民窑瓷器甚至官窑瓷器施白釉的圈足内，往往出现一种胎红的特殊表现形式，就是在瓷器露胎部位没有明显的胎红痕迹，但在接近胎釉结合线的釉面下却呈现出胎红的浅淡橘红颜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圈足内施白釉的器物中，有的不仅仅在临近胎釉结合线的釉下出现浅淡的胎红色，甚至在离胎釉结合线较远但釉层十分稀薄的釉面下，也出现浅淡的火石红色，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釉下胎红”。“釉下胎红”不但存在于明清景德镇瓷器中，也十分普遍的存在于宋元耀州窑瓷和宋元明龙泉窑及其他一些瓷窑的产品中。虽然笔者在陶瓷化学方面的知识十分浅薄，但从直观的观察分析，这种薄釉下的“釉下胎红”除非是铁的氧化物所呈现出的色泽外，是无法别作解释的，至于为什么在较厚的釉层下不会出现“釉下胎红”，而在稀薄的釉下铁离子或氧化亚铁会二次氧化而了出现“釉下胎红”，这是需要请陶瓷化学专家来为我们启迪愚钝的。
二、窑红
火石红现象的第二种形态就是瓷器在窑炉内烧制过程中外因作用造成的结果，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窑红。
古瓷上窑红的表现特征是：第一，窑红的色彩分布不像胎红那样围绕胎釉结合圈出现，而是在器物内外所有露胎处甚至大小缩釉处都可出现。第二，窑红的晶体不表现出“散场效应”，而是呈不规则的片状分布。第三，窑红有时在古瓷器上与胎红同时出现，有时单独出现，当然也有只出现胎红而没有窑红的。
这种火石红出现的不同时性，证明胎红和窑红在形成原因上的区别。即胎红产生于瓷胎内因，而窑红则产生于瓷器外因，二者之出现于古瓷器物上，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作者曾见到一只清代乾隆时期民窑青花八角形山水纹暖砚。底部露胎处看不到胎红，说明胎内含铁元素稀少，但砚面因釉汗浓稠而产生的大大小小 30个缩釉露胎处均有浓重和火石红色，而且这些火石红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缩釉露胎面。这个实例说明，窑红不是来自瓷胎内部，而是产生自瓷外部的窑内氛围条件。
毫无疑问，这种附着于瓷器露胎处的窑红仍然是铁元素在窑炉中的二次氧化物。那么，在古瓷中烧制过程中是哪些因素造成瓷器露胎处出现窑红的呢？第一，是来自瓷胎内析出而散发于窑内的铁离子或氧化亚铁。第二，是来自瓷匣钵，特别是新用匣钵体经高温分解出来的铁离子或氧化亚铁。第三，是瓷窑窑壁窑床，特别是新窑的窑壁窑床中在高温下分解出来的铁离子或氧化亚铁。由于这些窑内铁离子或氧亚铁的存在，当烧窑结束，窑内温度降低并且富氧空气进入时，这些铁离子或氧化亚铁就会被二次氧化，并以结晶体的形态融附于瓷窑内各种可附着的物体上：附着于窑壁则成为“窑汗”的组成部份；附着于匣钵内外则使匡架钵表面发红乃至发黑；而附着于瓷器露胎处则成窑红。由此推测，新窑、新匣钵容易使瓷器产生窑红，老窑、老匣钵则相反。
三、刷红
刷红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火石红现象。
这种人造火石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古代瓷器生产时的一种工艺手段，元代和明早期露胎瓷器底部常有这种工艺的使用。《中国陶瓷》一书中讲到到洪武青花瓷时说：“糙底的盘、碗之类底部有护胎釉，且多数有明显刷纹。” 景德镇仿古瓷专家杨国喜把这种刷红称做“火烧红”。他说：“火烧红是指洪武年间瓷器底部显出的红颜色。当时，大器是浇釉，浇好后，要用刷子刷去底部沾上的釉，所以器底表面留下了刷痕。元明早期,烧大件不用匣钵，烧窑时，由于胎与火直接接触，胎表面的铁质就泛出了红色。”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瓷生产过程中不管是在器物露胎底部刷上“护胎釉”，还是刷上含铁质量较高的桨水，但都是在入窑烧制前的工艺手段,这些器物烧成后,所刷物质经过高温烧制已同器物结为一体，在高倍放大镜下也显示出结晶结构。
另一种刷红是现代仿古瓷制作假火红的一种方法。景德镇现代新仿的明清官窑瓷器中，有的为了表现胎釉结合部的一线胎红，于是在瓷器制作过程中也用含铁质较多的桨水或近似火石红色的彩料，在器物圈足胎釉结合部露胎处用笔细心涂上细细一圈，烧成后有类似淡火石红的感觉。而在仿制元及明初砂底器时，也事先刷上一层富铁桨水或类似火石红彩料，以达到仿真的目的。
四、假红
假红就是伪、仿品人为制作的假火石红。
这种假火石红既不是瓷器胎内铁质高温析出经二次氧化而成，也不是窑壁窑床及匣钵等所含铁质在高温下析出经二次氧化而附着于瓷器露胎处。因为现代瓷器生产的工艺流程中许多环节已同古代制瓷有了巨大的区别：胎土已不是人力、畜力或水力粉碎，而是球磨面粉碎；胎泥已不用人工淘制陈腐而是真空揉制、强磁除铁；绘画彩料已从天然着色剂改用化学色料；施釉方法已从蘸釉、吹釉和刷釉改为压缩气泵喷釉；窑炉已从柴窑必为液化气、煤气或天然气窑；瓷器入窑后烧制的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已从几天缩短为最短四五个小时；瓷器烧制中的温度变化曲线也决然相异。
古瓷还要包括几百年世代家传的制瓷工艺上各种关键环节的绝技秘方，这一切都使古瓷要达到乱真的地步是很不容易的，其中火石红就是仿制难关之一。
景德镇仿古瓷专家杨国喜说：“（仿古瓷）火石红的效果不太好做出来，有的烧出了火石红，瓷器却烧坏了；其他因素达到要求时，火石红又烧不出来。” 笔者也曾在景德镇访问过几位烧制仿古瓷的朋友，他们都说仿古瓷中其他特征较容易接近真品，包括过去认为比重点鉴定瓷器80%多的器型（含“手头”）和纹饰，惟独古瓷器上那种胎红和窑红难以烧成。特别是明清一些官窑器上胎釉结合部的一线胎红和釉下胎红更是无法再现的难题，于是万不得已地在制作精美、几近乱真的仿古瓷上用前述刷红方法来制作假胎红和假窑红，给鉴瓷高手留下难逃慧眼的破绽。
默陶绘艺术机构正式运营 用文化创意激活静默陶艺
清晨的空气里弥漫雾气，藤椅上还挂着水珠，200年的卞和记砖石砌成的水池，旁边是冬日里的残荷和静默的兰花。北京路中段，沙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有这样一处闹中取静“花园”，这就是默·陶绘。12月12日上午10时，默·陶绘艺术机构剪彩开业仪式上，荆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严良文先生说，默·陶绘开启了一片雅致的艺术净土。
默·陶绘陶瓷陈列处
默·陶绘，一个关于艺术梦想的初衷
进入默·陶绘的大厅，视线便停留在了古朴的书架上。走近书架，木质的纹理和残留的碎末都清晰地呈现。用手轻轻触摸，还能感觉到木质切割的痕迹。“这就是我们的成品。”默·陶绘负责人孙志军先生急忙解释，“因为我们为了展现自然，木质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像北京的798艺术区，所有的元素都渗透着天然的美感，没有过多的人工雕琢的痕迹。”
穿过通道，左转来到开放式咖啡厅，四周茂林修竹，兰花静默，还有形状似贝壳的残荷，宛如红楼梦中的潇湘馆。“在这个地方，客人们可以晒太阳，喝咖啡和品茶。”孙志军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发呆、看书、思考、晒太阳的地方，享受生活的闲情逸致，感受到书吧和画室展厅那最淳朴的艺术气息。”用孙志军的话说，默·陶绘就是一片宁静致远的艺术天空。默·陶绘注定会成为一个调和着艺术与情感、混合着泥土与清水、环绕着音乐与书香的艺术沙龙!所以不设任何门槛，敞开大门欢迎朋友们。
默·陶绘的文字砖
希望孩子一定更阳光
“你们看，他多快乐，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藤椅上晒太阳、做陶器。”顺着默·陶绘负责人孙志军先生手指的方向，一抬头，我们就看到了冬季的暖阳照着置满兰花的阳台。藤椅上，一位男士正在成形的小泥砖上雕刻。这位男士就是默·陶绘的陶艺主管杨先生。杨主管介绍说，他正在制作给默·陶绘客人们的手牌。手牌用陶土制成，突出默·陶绘的“陶”，手牌外表采用青花瓷图案，背面刻有繁体中文的数字编号。
“如果孩子们都能喜欢上这里，能喜欢上陶艺、能喜欢上这里的画室、喜欢上这里的开放式书吧，他们还有理由沉迷于网络游戏吗?”默·陶绘的负责人孙志军先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当然，他的心底是有答案的。他说，如果有一天孩子们能在学习之余爱上陶艺、爱上这里的艺术气氛、爱上绘画和读书，他们一定会更加阳光活泼，更加积极上进。
默·陶绘休闲书吧里，网友正在阅读自己喜欢的著作
在这里，找到传统陶艺文化渊源
穿过开放式书吧，右转就到了默·陶绘的画室。在画室正中央静立的是一座灰陶鼎。画室的两边挂着各种陶器图片，从古到今向来客们述说着陶艺的历史。在土、水、火三者的交融中某种灵性漩腾翻滚，最后合成一体，让人们感受着“三分人工，七分天成”的玄妙。
土陶文化传承人夏于谷老师说，陶有灰陶和红陶之分，现在很多出土古老的陶器都是灰陶，而灰陶利于保存正是得益于它不易风化的特点。数千年历史的陶器上携刻着数千年的工艺和文化，在黑泥与红泥的交融之间，在釉盘和泥土的摩捏之间，我们都能细心地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回归，在这里找到我们祖先生活的痕迹，找到我们文化之根。
夏于谷老师介绍，由于土陶的制作过程是在没有任何图纸和模板的情况下，完全靠手感和经验捏制出来。因此，保护和传承土陶工艺，传播陶艺文化，在这里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默·陶绘开放式休闲区
自己造血，让默·陶绘走得更远
在剪彩仪式上，荆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荆州市文联副主席严良文先生给默·陶绘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发展会员制，让所有热爱陶艺，热爱绘画、热爱艺术和阅读的人都参与进来，把默·陶绘办成一个真正的纯粹的精神家园。第二，默·陶绘要把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结合起来，要把握好文化市场，培养和提升自己的造血功能。只有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做后盾，文化创意才能实现和弘扬，文化产业才能长远，精神家园才能得以长久保存。第三，要执着而坚韧，遇到困难也要坚持。
而在此之前，孙志军先生说，我一定会把默·陶绘坚持下去的，我要身体力行的践行普及艺术教育的理想，坚守这片艺术净土。就算是从其他项目寻找到盈利点，我也要把盈利投向默·陶绘。这位湖北美院毕业、从事美术教育事业10余年的荆州小伙子正执着地践行着自己的艺术梦想。
醉陶
紫砂，是江南宜兴的传统工艺，已有600年的历史，其特殊的泥料、独特的工艺、规定的造型，使紫砂的创作空间非常局限，但正是在这有限的创作空间里，宜兴人却创造出了精湛的紫砂艺术，古老的紫砂艺术浓缩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从而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源远的紫砂发展至今，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使其富有时代精神，展现出紫砂的无穷魅力，是当今每一位紫砂工艺家面临的课题。吕尧臣也在深思着，基于对紫砂的深刻理解，他经过不懈的探索，反复试验，独出新艺，创造了绞泥技法。这一新工艺，以不同颜色的泥料绞于一起，根据壶的整体构思以绞泥塑壶，烧成后壶上会呈现出水墨晕染于宣纸的肌理效果。色彩自然、出乎意料，高雅古朴，为古老的紫砂工艺融入了新机，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走进吕尧臣的醉陶居，便走进了他的紫砂艺术世界。吕尧臣曾用绞泥创作了一把《草原之夜壶》，壶以凝重的紫泥为原料，壶的造型犹如一座蒙古包，吕尧臣以绞泥在壶壁上写意的一笔，便勾勒出了富有层次感的茫茫草原。一弯新月遥寄天边，月影下，一匹骏马引颈遥望着草原深处。手捧此壶，一曲悠扬的牧歌似从壶中溢出。将辽阔的草原，苍茫的四野，偃息于壶中，可谓方寸器皿容纳着无穷天地。
另一把《天外天》壶，他以水井造型，厚重的岩石纹理，给人以深陷井中的感觉。精彩之处是，他在壶壁上镂雕了一个龛洞，内中蹲伏着一只豆绿色的青蛙，青蛙两眼暴突，直视天空。井底之蛙在呓语着什么？任凭人们猜想，尧臣只在壶上点题，内中意境交由品茗者各自领悟。这也正与紫砂壶直面天下众生，只听不言的内涵哲学相映成趣。
吕尧臣在紫砂艺术征途上是一位不停歇的探索者，同时也是一位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艺术家。对于斐然的艺术成就，他并不满足。每日里依然思索着新的突破。最终，他将目光回归到人自身。人体，是这星球上最美丽的神灵、审美的象征。他决心用紫砂艺术来表现这万物之灵。但当他将这大胆的设想付诸创作时，吕尧臣为难了。人体绘画基础的欠缺，使他一时有些茫然，找不准表现形式。但他并未因此动摇创作的决心。基础差就弥补基础，他聘来模特，经反复揣摩构图，终于悟出了创作形象。艺术需要勇气，但更要有执著的精神，他的努力又一次获得了成功。《欲放壶》、《爱之欲壶》、《贵妃出浴壶》、《伏羲壶》（见图）……紫砂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体系列壶，出现在吕尧臣的醉陶居中。柔美的女性人体，以抽象的象征符号、富有弹性的曲线展现在了紫砂壶上，古老的东方紫砂艺术，与西方人体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勇于创新、独辟蹊径、大胆实践，吕尧臣的人体系列壶，无疑是对紫砂艺术的又一次成功探索。
吕尧臣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在他心中只有紫砂是最神圣的。只有自己的手触摸到紫泥时，他的心才感觉塌实，因为那一刻自己与大地是相通的。他是一位紫砂工艺大师，但在他身上与生俱来地具有着一种诗人气质。只不过他不是用文字作诗，而是用掘于大地的紫泥和烈火铸造着凝固的诗篇。
紫砂陶的起源与陶器的创始
中国陶瓷，发达最早，首先使用釉及窑火的伟大艺术，千变万化，无涯无尽，技术达世界最高峰。
大约在1万年到7千～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使用磨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的时代，就开始创造了原始的陶器。制造的方法有篮制、模制、手捏、圈泥和转盘等几种。
关于陶器的发明，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原始陶器的制作和编织物的产生，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和创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陶器的发明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商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的近似瓷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此砂陶，明代的青花、五彩瓷器，清三代瓷器，等等，都驰名中外。在英文字典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CHINA”，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陶瓷之国”之美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古代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学会制陶，对农业的发展与定居生活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产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周书》里有“神宜耕而作陶”，《路史》里有“燧人范金合土为釜”，《资治通鉴》里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吕氏春秋》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物源》里有“轩辕作碗碟”，《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
中国陶器始于何时？过去没有确切的定论。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出土古陶器进行科学测定，确定中国制陶工艺始于6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为代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中国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首先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中有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绘有红、黑或紫色的几何图案，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的“仰韶文化”。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许多黑色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器形浑圆端正，乌黑发亮，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龙山文化”。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阶段的两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与仰韶文化同时发展的“马家滨文化”，有与龙山文化同时发展的“齐家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也多以红陶，灰陶、彩陶、黑陶为主。
广义的陶器可分为四类：土器、炻器、陶器和瓷器。土器，坯质粗松，多孔，色泽不洁，成陶火度最低，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砖瓦钵；炻器，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成陶火度在1010oC～1020oC，无吸水性，音粗而韵长，如紫砂陶；陶器，坯质孔较细，上釉，成陶火度较高，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缸、瓮、罐、坛；瓷器，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最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如江西景德镇的产品。
远在石器时代宜兴就开始制陶，宜兴鼎蜀镇窑场是世界炻器的发源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大量生产陶器。每一时代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因为隐患的使用在表示文化上连续时代开始的标准不如家畜、铁或文字的使用等来得明显，所以人们采用制陶术作为表示时代的标准，便需要说明理由。陶器的制造假定着村落生活的存在以及简单技术的出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学家陆续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氏族社会，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从事农业和陶业劳动。距今约5000～6000年以前，宜兴出现了原始部落。归径乡的南唐村、骆驼墩，邮堂乡的西溪村先后都发现了属于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骆驼墩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选择在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用石斧、石锄等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还进行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骆驼墩原始人已能建造低矮简陋的房屋。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人们已普遍使用陶器（有红陶盆、陶鼎、陶碗等），而且在西溪村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壶和陶罐。在这些遗址上，与粗糙的或打磨的石器一起出土的丰富的夹砂工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也兼有轮制的，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骆驼墩原始人是按母亲的血统来定亲属关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
距今约4000～5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村落逐步发展到近河旁的高地和山麓南坡上，由几个相邻的居民点组成一个村落。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今杨巷东北部的三块高地，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有很大规模，周围面积达300多亩。原始的农业已得到较快发展，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这时的石器工具出现了石镰、双翼形石耕田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石犁。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发展起来，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其中有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oC～700oC。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中国书法全集蔡襄》，蔡襄年表，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