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器与瓷器。
中国陶瓷，发达最早，首先使用釉及窑火的伟大艺术，千变万化，无涯无尽，技术达世界最高峰。
大约在1万年到7千～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使用磨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的时代，就开始创造了原始的陶器。制造的方法有篮制、模制、手捏、圈泥和转盘等几种。
关于陶器的发明，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原始陶器的制作和编织物的产生，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和创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陶器的发明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商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的近似瓷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此砂陶，明代的青花、五彩瓷器，清三代瓷器，等等，都驰名中外。在英文字典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CHINA”，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陶瓷之国”之美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古代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学会制陶，对农业的发展与定居生活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产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周书》里有“神宜耕而作陶”，《路史》里有“燧人范金合土为釜”，《资治通鉴》里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吕氏春秋》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物源》里有“轩辕作碗碟”，《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
中国陶器始于何时？过去没有确切的定论。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出土古陶器进行科学测定，确定中国制陶工艺始于6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为代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中国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首先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中有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绘有红、黑或紫色的几何图案，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的“仰韶文化”。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许多黑色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器形浑圆端正，乌黑发亮，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龙山文化”。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阶段的两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与仰韶文化同时发展的“马家滨文化”，有与龙山文化同时发展的“齐家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也多以红陶，灰陶、彩陶、黑陶为主。
广义的陶器可分为四类：土器、炻器、陶器和瓷器。土器，坯质粗松，多孔，色泽不洁，成陶火度最低，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砖瓦钵；炻器，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成陶火度在1010oC～1020oC，无吸水性，音粗而韵长，如紫砂陶；陶器，坯质孔较细，上釉，成陶火度较高，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缸、瓮、罐、坛；瓷器，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最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如江西景德镇的产品。
远在石器时代宜兴就开始制陶，宜兴鼎蜀镇窑场是世界炻器的发源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大量生产陶器。每一时代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因为隐患的使用在表示文化上连续时代开始的标准不如家畜、铁或文字的使用等来得明显，所以人们采用制陶术作为表示时代的标准，便需要说明理由。陶器的制造假定着村落生活的存在以及简单技术的出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学家陆续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氏族社会，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从事农业和陶业劳动。距今约5000～6000年以前，宜兴出现了原始部落。归径乡的南唐村、骆驼墩，邮堂乡的西溪村先后都发现了属于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骆驼墩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选择在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用石斧、石锄等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还进行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骆驼墩原始人已能建造低矮简陋的房屋。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人们已普遍使用陶器（有红陶盆、陶鼎、陶碗等），而且在西溪村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壶和陶罐。在这些遗址上，与粗糙的或打磨的石器一起出土的丰富的夹砂工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也兼有轮制的，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骆驼墩原始人是按母亲的血统来定亲属关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
距今约4000～5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村落逐步发展到近河旁的高地和山麓南坡上，由几个相邻的居民点组成一个村落。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今杨巷东北部的三块高地，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有很大规模，周围面积达300多亩。原始的农业已得到较快发展，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这时的石器工具出现了石镰、双翼形石耕田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石犁。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发展起来，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其中有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oC～700oC。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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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起源的传说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陶瓷制品就是养一盆花也需要有一个陶制的花盆。那么第一个发明制陶的人是谁呢?据古籍载他名叫 宁封子是黄帝身边一个能工巧匠。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制陶的故事。
传说黄帝时期人们虽已懂得用火烧熟食物吃，但却没有锅、盆、碗、罐等只能把猎获的食物用明火烧熟后双手抓着吃。口渴了就到河边爬下用双手掬水喝。这对老年人和小孩特别不方便。
有一次，宁封子从河里捕回很多尖尾鱼，放在火堆上，结果全烧焦了，宁封子一气之下把剩下的几条尖尾鱼用泥封住放进火堆里。就在这时黄帝派宁封子出外办事，他一走就是三天。回来后有人问起烧鱼的事，宁封子这才想起他临走时放进火堆里的尖尾鱼，急忙跑到火堆去刨。谁知刨出来一看鱼早已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泥外壳能看不能吃；再用手一敲还发出当当响声。周围看的人都笑了有人挖苦他说：“宁封子本事大把软鱼烧成硬鱼了。”宁封子毫不在意，只把烧过的泥壳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然后对大伙说：“你们别笑，鱼虽没吃上可烧出了一个有用的东西。”。
说着他把泥壳拿到河边盛满水后详细地观察了很久发现装进泥壳里的水点滴不漏。宁封子很喜欢用脑子，他想假若把泥封在其它东西上用火烧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他看到河滩上，有些被砍过的树墩灵机一动就把河边的泥沙用手刨出来糊在一个树墩上然后架起大火一连烧了三天四夜。等火熄后他刨开火灰一看；眼前已不是泥湖的半截树墩了而是一个土红色的硬泥筒。宁封子用兽皮袋把河里的水灌进硬泥筒里直到灌满为止也没有发现有漏水现象。
宁封子高兴得忘记了一切想把硬泥筒连水一起抱回去向大家报喜。谁知用力过猛却把泥筒弄破了。水流得满地都是。宁封子并不气馁。他坐在地上一直在想泥土经过火烧能变成硬壳既能装水又能盛食物为什么不多烧一些呢?可是到底怎么烧制他还是心中无数。他把两次试烧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黄帝作了汇报又把打碎的泥壳请黄帝看。黄帝看后非常高兴认为这项发明太有用了于是就任命宁封子为桥国的“陶正”(官员)，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见的史书记载中的官窑瓷器检察官。
不知又经过多少次的实验和失败，中华民族的第一批陶器终于烧制成功了。陶器的出现解决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大困难。考古工作者多年来从西安半坡，黄陵的桥山，河南的仰韶、龙山等地发现的大量彩陶如尖底瓶、陶罐、陶碗、陶盆等都充分证明制陶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随之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又发明了应用更广的瓷器，在上海世博会礼品中，有仿制古陶器、古瓷器的参展产品。
紫砂壶茶器的创始与兴盛，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
紫砂壶茶器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文化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壶茶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壶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壶茶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壶艺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宜兴紫砂壶茶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紫砂壶茶器是中国茶文化的骄傲，它永远是中华民族茶文化史上闪烁光芒的灿烂明珠。
紫砂陶瓷茶具的创始
紫砂陶瓷茶具的创始，根据对一些文献的研究的古窑址的发掘，可以追溯到北宋中叶。
先说文献记载。如梅尧臣《宛陵集》第十五卷《依昀和杜相公谢蔡居让寄茶诗》有句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坭新品泛春华”；第三十五卷《宣城张主簿遗雅山茶次其昀》有句云：“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又如元代蔡司沾《霁园丛话》里也记载说：“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俗称壶为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注：孙高士名孙道明，号清隐，元末人，曾名其居处为“且吃茶处”)这些吟咏和记述，多直接谈到了紫砂茶具，说明在宋元问宜兴已有了紫砂器。
再说古窑址的发掘。在鼎蜀地区，由于古今窑址的重叠，加之解放后废弃旧式龙窑，宋代窑址已较难寻觅，再者，古代窑址分散，故发现的数量也较少。这些窑址发现的产品以缸类为主，与张渚地区发现的有所不同。比较重要的宋代窑址，是一九七六年红旅陶瓷厂兴建隧道窑移山整基时发现的蠡墅村羊角山的早期紫砂窑址。就笔者实地考察所见，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贝有考古价牍而加以重视，其墩阜已被掘去大半，尚有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中有细颈大腹的釉陶注壶及器肩堆贴菱花状边饰的陶瓮等)；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早期紫砂器的废品堆，以各式壶类为主，有大量的壶身、壶嘴、提梁、把手和器盖发现，特别要指出的是，部分壶嘴上的捏塑龙头装饰，与宋传流行于南方的龙虎瓶上的捏塑手法相一系；再结合此层所掘出的宋代小砖，以及中层出土具有元明风格的器物来看，大致可以推定下层堆积为宋代产品，而主要的烧造年代大抵在南宋，其下限可能延续至元代。
观蔡羊角山出土的早期紫砂残器可知，其器物的用途与明清乃至现代的紫砂器有较大区别。当时的紫砂器，如钵、罐、壶等，胎质均较粗，制作也不够精细，可能作煮茶或煮水之用；但考查中华茶道文，在宋代还未发展到手撮茶叶、用壶冲饮，替代烹煎方式的阶段，一九六六年，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年)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梅瓶的历史起源
“梅瓶”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中属于单一器型，延续时间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造型秀美、受到颇多赞誉的器物。但在目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尚未对其起源和造型的演变过程提出系统的看法。本文意在提出“梅瓶”的北方起源说，并通过宋、辽、金、元、明、清出土和传世的实物进行排比对照，阐述它的起源，对其逐渐南传的经过进行解释。与此同时梅瓶的造型也经过不断进化发展过程，直至清代末期“梅瓶”这个被文人雅士冠予的美誉，才成为人们对这种器物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
一、梅瓶的起源
任何一种艺术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一个演变进程，起初人类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制造出一些符合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器具，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才逐渐发展变化成被后人赏誉的艺术品。“梅瓶”是一种自宋代以来在陶瓷造型方面比较常见的器物。它以小口、翻唇、短颈、颈肩之间形成近90度的硬折角，瓶腹鼓圆、腹胫瘦长，形成一种体态秀美的造型。对其优美的造型，每当人们谈起时，无不津津乐道，赞口不绝。然而正是这种器物，它的产生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契丹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在《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有“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畈，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的记载。他们原居今内蒙、辽河一带，原以游牧渔猎为生，后因经济发展，“筑城而居”乘五代之乱“浮掠汉人”引起契丹族的内部分化，加之汉族高度封建经济的影响，进入了初期文明阶段。在唐代就与我国北方汉族和人民多有交往，对唐朝有朝贡，也有冲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才又与唐朝恢复臣际关系。唐代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公元916年(五代后梁贞明二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契丹建国之前，唐昭宗天复二年(902)秋，阿保机率领骑兵40万侵入长城以南，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掠夺汉人95000多人，驼马牛羊不计其数，都被赶到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南岸，这些人、畜全部成了契丹的财富。
陶瓷器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成为了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具。“契丹人”正是运用了制瓷技术，生产出一种储水器，也就是目前被陶瓷界经常称作“鸡腿瓶”的。鸡腿瓶：瓶身细高如鸡腿，小口、短颈、圆肩、收腹、上粗下细。器身保留有成型时的沟痕，肩部有的刻有类似契丹文的文字。在辽代墓葬中的壁画上，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契丹人”使用鸡腿瓶背水的画面。鸡腿瓶设计的初衷是契丹人运输和储藏水的工具，因此，它的胫部作成近似于楔形(倒梯形)，口部为短颈的翻卷形式，这就为在瓶上系背带留下伏笔，口部的形式系结不会脱落，胫部的倒梯形可使套在上面的带扣越往上提越紧。修长的瓶身也符合当时人们用于背水需要，小口装水不易外洒，长腹硕肩盛水较多。为了增加瓶身的稳定性，鸡腿瓶的底足制作得比较厚，给人以沉稳的感觉。笔者曾经去过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的猴头沟乡，那里曾经是著名的辽瓷窑址，缸瓦窑的所在地。在它的附近，曾经发现有辽穆宗(耶律璟)应历九年(959年)辽驸马赠卫王萧婆姑(即萧室鲁)墓，墓室在缸瓦窑附近，墓中出土的瓷器多系此窑的产品，据此可以推知缸瓦窑的始烧年代大约为辽太宗(927年)或辽世宗(947年)间，早于北宋的建国时间(960年)。本人在缸瓦窑调查时，见到过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辽代鸡腿瓶的出现要早于宋代的梅瓶。
二、梅瓶的演变
现收藏于故宫(微博)博物院的唐代邢窑白釉瓶，是一件器型上近似于梅瓶的器物，属于大口器的一类。另外在唐代的岳州也有一种近似梅瓶的盘口瓶出土。将它们与梅瓶相提并论是否有些牵强，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结果。
契丹人虽然是我国漠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从事着以渔猎为生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有着自身发展的文明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生活习俗。在与唐王朝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吸取和丰富了他们的文明进程，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促进了契丹人的手工制瓷业发展。就陶瓷的生产制作而言， 由于唐三彩的盛行，辽三彩的生产就比较繁荣。同样唐代北方白瓷生产趋于成熟(如在陕西西安市火烧壁出土的白瓷)，辽代白瓷近似于完美。任何一种陶瓷器型的出现是离不开生活的，唐代瓷器多仿制金银器的器型，辽代则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生产陶瓷器物，鸡腿瓶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梅瓶”在北宋出现时，还保留辽代鸡腿瓶烙印，例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定窑刻划梅瓶，1974年河南省镇平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梅瓶，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上海博物馆藏)。它们的肩部虽然较鸡腿瓶隆起，但口部、胫部与鸡腿瓶十分相象。在宋、辽对峙时期辽代缸瓦窑生产的梅瓶与宋代的风格才十分接近，这就是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北宋中晚期是陶瓷生产的繁荣阶段，在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后，逐渐形成了梅瓶的自身进化和发展，并出现了自己的风格。此时的梅瓶千变万化，口部变化也比较多，肩、腹的变化也呈多样化的形式。可以说此时的梅瓶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鸡腿瓶模式的束缚，成为一种独具代表性的造型品种，完成了演变过程。
金代的梅瓶造型继续保留了北宋初期的北方时代风格，其代表作有：1972年河北省献县出土的金代磁州窑“芦雁图”梅瓶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梅瓶以及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正八”文梅瓶。
南宋的梅瓶器型变得短矮，瓶身没有早期梅瓶修长，肩部也不如北宋时期饱满丰润，总体上看此时的梅瓶给人以浑圆感觉。这与梅瓶造型的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造型在被南方的各窑厂接受时，摒弃了北方粗犷伟岸的风格，给人以小巧精悍的感觉。具有代表性的梅瓶有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景德镇窑影青刻花梅瓶，1972年江西省吉州窑出土的黑釉剔花梅瓶，1979年在浙江省松阳县庆元元年(1195年)墓葬出土的龙泉窑带盖梅瓶。
元代的梅瓶造型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特别是景德镇生产青花梅瓶为明、清梅瓶的造型延续奠定了基础。此时的梅瓶又是恢复到北方梅瓶的原有风格，只是肩、腹、足等部位变粗，口部工艺细腻，这一时期的器物以江西省高安窖藏的青花梅瓶与河北省保定市窖藏出土的青花八方梅瓶为代表，同时还有现藏江西省扬州博物馆的蓝釉白龙纹梅瓶。在造型的变异方面元末明初梅瓶出现特有的圆肩束胫式样，其代表有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元代龙泉窑刻花带盖梅瓶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洪武青花“春寿”云龙纹梅瓶。
明代的梅瓶虽然在装饰上有釉里红、青花、红釉、祭蓝釉、白釉、龙泉釉、仿哥釉等，但是此时的梅瓶造型风格虽然在不同时代有一些变化，但总的风格还是统一的。它们包括1957年江西省江宁宋琥墓出土的明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盖梅瓶、明正统青花梅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宣德款青花缠枝花梅瓶、现藏定陵博物馆的明万历青花龙穿花盖梅瓶等。明代梅瓶除了传世品外，有一大批是从墓葬中出土的，这些梅瓶无疑成为鉴定梅瓶的标型器。
清代的梅瓶基本上是以传世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此时的瓷器生产多以御窑厂形式生产，并带有皇帝好恶的色彩，此时的梅瓶造型基本上延续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有风格，给人以沉稳庄重，但略带浮华的感觉。清代的梅瓶一改明代梅瓶肩部圆垂的造型，多以丰肩平直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总之，梅瓶的造型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内涵的融合。
紫砂文化：紫砂壶的起源与供春壶
一是传统的明代起源说，另一则是新兴的宋代起源说。
明代起源说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传统的有关紫砂壶方面的记载，如明末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中期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书籍。这些书籍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吴仕为准备考进士而住在金沙寺内，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学做壶获得成功，后来成为宜兴紫砂壶的鼻祖。吴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的，因此供春学做壶的时间大致也应该是在此期间。另外持明代起源说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紫砂壶材料以及对传世古代紫砂壶真品的研究材料。这些紫砂壶均没有超过明代中期年限者。
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新说法。其代表人物是宜兴已故当代著名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及其一批同事和弟子们，此外还有宜兴一些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在国内和境外也有很多赞同者。他们引用的文献资料，是在宋代的诗词中发现了被称为紫泥、紫瓯的茶具，认为这应该就是紫砂器。另外他们引用的考古材料是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材料，只此一条。根据顾景舟的记述：那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发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古窑址并未经过考古人员的正式科学发掘，只是顾老等人在基建中发现的一条被破坏的古代紫砂壶窑址，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调查简报。顾老他们是当代的制壶大师，但不是考古学家，不具备陶瓷窑址考古的专业知识，因此所记述的材料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那所谓的废品堆地层材料，只是他们自己划出来的，非常不靠谱，是不能当考古证据引用的。
在判断宜兴紫砂壶到底是起源于明代还是起源于宋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紫砂壶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紫砂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两点：1、宜兴紫砂壶是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制成；2、它必须是专门用来冲泡茶叶的饮茶用具。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两个起源说谁更合理。
首先分析紫砂壶明代起源说。此说所列举的文献资料，都是历史上公认的专门记述紫砂壶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制壶名人，至今都有出土的或传世的紫砂壶作品可以印证。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紫砂壶，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在宋元时期，国人饮茶所用的是制成饼状的茶。其饮法是碾碎后放在碗盏内冲入开水调饮。入明代以后才出现条索状、片状或颗粒状的茶叶，又被称为散茶。饼茶是无法装入小紫砂壶中冲泡饮用的，而只有当散茶出现后，茶叶才有可能直接装入紫砂壶中冲泡。综上所述，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是合理和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持此论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多为宋代诗词中含紫泥、紫瓯等茶具名称的诗句，他们认为那就是宋代已出现紫砂壶的证明。实际上这些诗句都是歌咏宋代茶风的。如前所述，宋人饮茶，是将茶饼碾碎成粉后放入碗中冲泡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斗茶的活动，就是斗冲入开水后碗中泛起的白色茶沫和沾染碗壁的水痕。为此，斗茶的茶碗一般用黑釉产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又称建盏。建盏因胎釉中含铁量高，以还原焰烧成后呈酱褐色或紫黑色，故被诗人描写为紫泥、紫瓯。瓯者，小碗也，并不是壶。建盏形如敛口钵，器壁越往下越厚，茶汤散热慢，利于白色茶沫久久不散，加上釉面常有玉毫条达的兔毫纹，成为宋代斗茶中最受人欢迎的茶具。宋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又是宰相的蔡襄是福建人，其将家乡的这种茶具推荐给朝廷，而使得建盏成为供御之物，这样更使其天下闻名。总之，宋代诗词中所歌咏的紫泥、紫瓯等茶具是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瓷碗，与紫砂壶没有关系。同时，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过成千上万座宋代墓葬，从未出土过一把用宜兴紫砂泥烧成的紫砂壶，反倒是出土过大量建盏类黑釉茶碗。至于顾景舟及弟子们津津乐道的羊角山古窑址有宋代紫砂壶遗物的考古材料，前文已有所述，那是完全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实际上我看过这些标本材料，都是典型的晚明遗物。羊角山古代紫砂壶窑址的上限只在明代后期而已。
因此，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不能成立的。
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文献记载其鼻祖为供春。关于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称其为龚春的，也有记载其姓龚，名龚供春的。甚至其性别也有不同记载，一般认为其是吴仕的家童，也有称其为吴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吴仕于正德九年考进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温习功课，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时间里，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学习用紫砂泥制壶并取得成功的记载则是一致的。我认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明代，一个婢女单独接触僧人学壶艺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并且是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又聪明好学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与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系。关于供春所制的壶是什么样子？这是历来爱好宜兴紫砂壶的人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古墓葬和古遗址中并没有供春壶出土。在传世品中，有两把供春壶大名鼎鼎：其一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另一把是收藏在香港茶具馆的六瓣圆囊壶。这两把壶基本上都是所在馆的镇馆之宝，馆藏级别非常高。但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后，却会感到有些问题。收藏在国博的供春款树瘿壶(是见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买下来。因此这把六瓣圆囊壶就被他收集起来而流传至今。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紫砂壶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笔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者是严肃的、内行的。只是我们要找供春壶必须换思路，那就是不能因为供春壶名气大就专找做工美、技术水平高的带供春款壶，那恰恰会落入作伪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对紫砂壶的最大贡献是开创者，其作品应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胎土较粗糙，与缸瓮同烧，壶身上还有可能会溅有釉泪，并且极有可能不带款识。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的劫难而流传至今，我们也非常难以辨别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期望他们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万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壶，就会将我们的紫砂壶研究和鉴定工作推向新的层面。
紫砂壶的起源与供春壶
紫砂壶的起源与供春壶
紫砂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茶具，其主产地在江苏省宜兴市，故又常被称为宜兴紫砂壶。关于它的起源问题，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传统的明代起源说，另一则是新兴的宋代起源说。
明代起源说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传统的有关紫砂壶方面的记载，如明末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中期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书籍。这些书籍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吴仕为准备考进士而住在金沙寺内，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学做壶获得成功，后来成为宜兴紫砂壶的鼻祖。吴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的，因此供春学做壶的时间大致也应该是在此期间。另外持明代起源说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紫砂壶材料以及对传世古代紫砂壶真品的研究材料。这些紫砂壶均没有超过明代中期年限者。
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新说法。其代表人物是宜兴已故当代著名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及其一批同事和弟子们，此外还有宜兴一些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在国内和境外也有很多赞同者。他们引用的文献资料，是在宋代的诗词中发现了被称为“紫泥”、“紫瓯”的茶具，认为这应该就是紫砂器。另外他们引用的考古材料是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材料，只此一条。根据顾景舟的记述：那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发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古窑址并未经过考古人员的正式科学发掘，只是顾老等人在基建中发现的一条被破坏的古代紫砂壶窑址，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调查简报。顾老他们是当代的制壶大师，但不是考古学家，不具备陶瓷窑址考古的专业知识，因此所记述的材料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那所谓的废品堆“地层”材料，只是他们自己划出来的，非常不靠谱，是不能当考古证据引用的。
在判断宜兴紫砂壶到底是起源于明代还是起源于宋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紫砂壶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紫砂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两点：1、宜兴紫砂壶是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制成;2、它必须是专门用来冲泡茶叶的饮茶用具。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两个起源说谁更合理。
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
首先分析紫砂壶明代起源说。此说所列举的文献资料，都是历史上公认的专门记述紫砂壶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制壶名人，至今都有出土的或传世的紫砂壶作品可以印证。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紫砂壶，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其出土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下葬的司礼太监吴经墓中。而到了明万历年以后，出土的紫砂壶就越来越多了。如文献记载的明代著名紫砂壶大师时大彬，就有多处明代墓葬出土了他的作品。其中在福建省漳浦县出土一把，是出自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墓志纪年万历四十年(1612)。出土时壶中还装有满满的茶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宋元时期，国人饮茶所用的是制成饼状的茶。其饮法是碾碎后放在碗盏内冲入开水调饮。入明代以后才出现条索状、片状或颗粒状的茶叶，又被称为散茶。饼茶是无法装入小紫砂壶中冲泡饮用的，而只有当散茶出现后，茶叶才有可能直接装入紫砂壶中冲泡。综上所述，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是合理和可能的
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
我们再来看一看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持此论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多为宋代诗词中含“紫泥”、“紫瓯”等茶具名称的诗句，他们认为那就是宋代已出现紫砂壶的证明。实际上这些诗句都是歌咏宋代茶风的。如前所述，宋人饮茶，是将茶饼碾碎成粉后放入碗中冲泡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斗茶”的活动，就是斗冲入开水后碗中泛起的白色茶沫和沾染碗壁的水痕。为此，斗茶的茶碗一般用黑釉产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又称建盏。建盏因胎釉中含铁量高，以还原焰烧成后呈酱褐色或紫黑色，故被诗人描写为“紫泥”、“紫瓯”。瓯者，小碗也，并不是壶。建盏形如敛口钵，器壁越往下越厚，茶汤散热慢，利于白色茶沫久久不散，加上釉面常有“玉毫条达”的兔毫纹，成为宋代斗茶中最受人欢迎的茶具。宋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又是宰相的蔡襄是福建人，其将家乡的这种茶具推荐给朝廷，而使得建盏成为“供御”之物，这样更使其天下闻名。总之，宋代诗词中所歌咏的“紫泥”、“紫瓯”等茶具是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瓷碗，与紫砂壶没有关系。同时，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过成千上万座宋代墓葬，从未出土过一把用宜兴紫砂泥烧成的紫砂壶，反倒是出土过大量建盏类黑釉茶碗。至于顾景舟及弟子们津津乐道的羊角山古窑址有宋代紫砂壶遗物的“考古”材料，前文已有所述，那是完全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实际上我看过这些标本材料，都是典型的晚明遗物。羊角山古代紫砂壶窑址的上限只在明代后期而已。
因此，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不能成立的。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
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文献记载其鼻祖为供春。关于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称其为龚春的，也有记载其姓龚，名龚供春的。甚至其性别也有不同记载，一般认为其是吴仕的家童，也有称其为吴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吴仕于正德九年考进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温习功课，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时间里，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学习用紫砂泥制壶并取得成功的记载则是一致的。我认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明代，一个婢女单独接触僧人学壶艺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并且是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又聪明好学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与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系。关于供春所制的壶是什么样子?这是历来爱好宜兴紫砂壶的人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古墓葬和古遗址中并没有供春壶出土。在传世品中，有两把供春壶大名鼎鼎：其一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另一把是收藏在香港茶具馆的六瓣圆囊壶。这两把壶基本上都是所在馆的镇馆之宝，馆藏级别非常高。但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后，却会感到有些问题。收藏在国博的供春款树瘿壶，是建国初从江苏省选调上来的。该壶最早是宜兴乡贤储南强于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购买的。当时壶身做成松树瘿瘤状，壶把做成树枝分叉状。把下有篆书款“供春”二字。壶盖做成南瓜蒂状，盖内有篆书“玉麟”印款。储先生是有文化教养的人，购得此壶后反复考证，并走访此壶的传承经历，得知曾收藏在清末大收藏家吴大chéng家。他认为此壶是供春壶真品，盖是清末制壶名家黄玉麟后配的，于是听取大画家黄宾虹的建议，找当时的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配盖。建国后，储先生将壶捐献给国家，此后经逐级上调，最后入藏国家博物馆。观察该壶，我们感到其是否为供春壶真品有诸多疑点。其一是该壶造型独特，制壶者应具备较高的雕塑艺术能力和造型艺术修养。这是家童出身且又初创紫砂壶的供春所不可能具备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有明代紫砂壶造型都比较粗犷简单，达不到这个水平;"黄宾虹是文人、画家，他们有素养但不是文物鉴定家，出现错认的事是不足为奇的。大约20年前，我接待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前身)馆长的俞伟超，就将这些想法告诉他，俞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
香港茶具馆珍藏的供春款六瓣圆囊壶
我们再来看香港茶具馆珍藏的那把供春款六瓣圆囊壶，同样感到其问题很多，也应是一把“假虎丘”。首先在这把壶的壶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隶书款。款字周正老辣非常见功底。作伪者很熟悉供春的故事，吴仕是正德九年考的进士，他就将供春陪侍吴仕住在金沙寺学做紫砂壶的时间提前一年。即便历史真的是这样，当时供春也不过是一个向金沙寺老僧初学制壶的青少年。他没有什么文化，制壶刚刚起步，如何能在壶底刻出如此老辣流畅的隶书款来?同样该壶造型圆熟，泥料细腻，各方面的技术水平都已远远超过明代的制壶水平，因此绝无可能出自紫砂壶诞生初期一个刚刚学习制作紫砂壶的青少年之手。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这把壶的制造时间应该比国博的那把树瘿壶还晚。树瘿壶是清末制壶大师黄玉麟所做，而这把六瓣圆囊壶则可能是民国时期生产的。此时古玩市场火爆，宜兴紫砂壶仿古高手蒋燕亭组织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壶，我们常见到的有仿时鹏(时大彬之父)、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惠孟臣、陈鸣远、王南林等人的。所以其仿冒供春是毫不奇怪的。在建国初期，这类仿古壶流入香港，当时的罗桂祥对紫砂壶并不内行，据他自己讲：是见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买下来。因此这把六瓣圆囊壶就被他收集起来而流传至今。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紫砂壶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笔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者是严肃的、内行的。只是我们要找供春壶必须换思路，那就是不能因为供春壶名气大就专找做工美、技术水平高的带“供春”款壶，那恰恰会落入作伪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对紫砂壶的最大贡献是开创者，其作品应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胎土较粗糙，与缸瓮同烧，壶身上还有可能会溅有釉泪，并且极有可能不带款识。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的劫难而流传至今，我们也非常难以辨别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期望他们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万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壶，就会将我们的紫砂壶研究和鉴定工作推向新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