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河宕贝丘遗址周围的围栏很多地方遭到破坏。河宕贝丘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土墩形的贝丘遗址，迄今5000年，被史学家称之为佛山历史的开端；1989年河宕贝丘遗址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控制建设区域高达5万平方米。但随着城市发展，周围土地陆续被占用，保护区仅剩1万平方米。记者现场调查发现，遗址缺乏有效保护，局部遭到损坏。
日前，规划部门正在编制《佛山市禅城河宕贝丘遗址修建性详细规划》，遗址周围
3.5万平方米有望得到建设控制。
文/图：记者李欣欣、陈钰凤实习生杨会平通讯员刘锋
【寻踪】唯一“身份标志”石牌模糊破裂
前日上午8时，记者搭乘公交车进入了河宕村口，但记者沿途问了好些路人都不知晓河宕贝丘遗址。村委会一位村干部当向导，从河宕村委会正门出来拐到雾岗路上，“那个被围起来的就是贝丘遗址了，”顺着村干部手指的方向望去，雾岗路的东边，一排排的陶瓷厂房中间确实有一块被水泥围起来的空地。
走近才发现，水泥围墙上有一个石牌，上书“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宕贝丘遗址”。石牌上留有斑驳的红色，原来的漆字已剥落；石牌上是几道裂痕，上面有石灰重新填补的痕迹。一片夹杂在陶瓷厂房中间被围起来的空地，唯一的“身份标志”石牌也已模糊破裂，难怪记者绕过了此处也没有发现——误以为此处是一片荒地。
河宕贝丘遗址
贝丘遗址是考古学一个术语。河宕贝丘遗址，位于澜石镇河宕村的贝丘遗址，是在1960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土墩形的贝丘遗址，面积达到一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佛山市区人类活动最早的遗址，是佛山历史的开端。
1975年广东省和佛山市博物馆合作发掘了其中750平方米，其中下层为贝壳层，有新石器晚期密集洞穴遗迹、遗物和墓葬26座。河宕贝丘文化遗址作为珠江三角洲贝丘文化典型，对研究石湾陶瓷历史和广东省原始居民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1989年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残景】与陶瓷作坊为邻缺乏保护
西墙：围栏被破坏容得一人通过
遗址大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大锁，里面有间四门瓦屋，据说是给看护遗址的人住的，但记者没看到人。沿着遗址的西墙一直往南走，却发现用水泥做成竹状围栏不少已经被人恶意砸坏。在一处破坏得最严重的围栏，记者探身试了一下，完全可以出入自如。
北墙：装饰贝壳大多剥落
在延续数十米的北墙，记者意外地发现了墙上原先嵌着大大小小的贝壳装饰图案。估计是时间长了出现风化现象，贝壳大多都剥落了。北墙脚下，堆积着不少破损的陶瓷，显然一些陶瓷加工厂将这里当成了免费垃圾场。
东墙：陶瓷作坊倚遗址围墙
记者绕到东墙，这里别有洞天——十几间陶瓷作坊和仓库一字排开，空气里弥漫的陶瓷粉味道呛得人喘不过气。这些简易的作坊竟然都是倚着贝丘遗址的墙搭建的，透过这些简易作坊的窗户，直接看见就是贝丘遗址里的一切。忙碌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并不清楚这里是什么遗址。
【展望】遗址有望纳入区域综合开发
昨日，记者从规划部门获悉，《佛山市禅城河宕贝丘遗址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上层次指导规划《佛山石湾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在编制之中，该片区规划的目的是将目前以陶瓷工业为主的城市功能向居住与文化旅游为主的城市功能转变。石湾片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将与贝丘遗址开发相互补充。
针对贝丘遗址周边土地陆续被占用的情况，有关规划将扩大遗址保护范围。除了划定核心区，即原遗址保护区1万平方米为绝对保护区外，遗址周边3.5万平方米也将受到建设控制。今后，周边区域的建设高度、密度都将报规划部门严格审批。
编辑推荐
佛山的历史发展
一概况
嵌镶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风和日丽，人杰地灵。城区、石湾、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正以无愧于共和国重托的自信和豪迈，走向繁荣，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历史悠久的佛山，曾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曾有过商业鼎盛，街市繁华的辉煌；曾有过“南国陶都”、“南国红豆”的美誉。
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佛山亦曾历经百年离乱，百年求索，百年抗争。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抹去祖庙的积尘，扶正梁园的断垣，佛山人民勃发鼎新革故的活力，创造了且还在创造着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之一；联合国评定的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全国“十佳工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洁净城市”、全国“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犹如一束束报春花，佛山人以其传统的勤劳与智慧，以其放眼世界、瞩目未来的气魄与胆识，编织着繁花似锦的明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召唤，佛山没有褪尽千年文明的荣耀，并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一个科技振兴、繁荣富庶、文明进步、整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将崛起于珠江之滨，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地理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北纬22°38′-23°34′，东经112°22′-113°23′之间。距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珠海、东莞、清远等工商业城市均在50公里左右，离香港、澳门也在100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临近海洋，温暖多雨，四季常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2.1°C,降雨量1490.6毫米。低山丘陵多发育红壤、赤红壤，有少量黄壤，平原则为水稻土、堆叠土。自然资源主要有陶土、玻璃砂、稀有金属和水稻、甘蔗及品种繁多的水果、花卉、江河水产资源等。
三人口面积和区划
1998年，佛山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总人口324.9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139.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77.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44平方公里，人口46.84万人（1949年，佛山市人口总数为14.3万余人）。佛山属广州方言语系，有汉、蒙、回、壮、苗等19个民族，汉族占99.97%。历史上佛山曾属番禺、南海、广州管辖。1949年10月16日，佛山解放，1951年1月12日正式改镇为市建制，称佛山市；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5年以后，所辖区域全部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佛山市现辖城区和石湾区，代管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均为县级市)，目前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四佛山石湾
石湾--珠江三角洲一颗璀灿明珠，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东汉时期，这里的文化和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谈浙江温州平阳顺溪陶瓷作坊历史文化
关注浙江温州平阳顺溪陶瓷作坊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06年底，我调查整理顺溪陈氏后裔陈少文先生事迹时，通过翻阅史料，发现陈少文当年创办过很多实业，其中以开创顺溪陶瓷作坊影响最大。后经实地勘查核实，其历史遗存犹在。带着对陈少文先生的敬佩和对陶瓷作坊的好奇，日前笔者来到了位于顺溪镇溪北村的平阳瓷器三厂。
顺溪镇位于平阳县西部，属国家级风景区南雁荡山腹地，因溪顺流而下得名。顺溪山秀水美由来已久，这里层峦叠嶂，清溪环绕，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或许正缘于此，陈氏先祖才决定扎根这里繁衍生息。一路辗转，来到顺溪已是上午10点半。远远望见一个硕大的烟囱高耸着，那就是本次要寻访的目标。接待我的是副厂长陈明光。
百年前的辉煌时光
据刘绍宽先生所写的《顺溪瓷厂记》载：“平阳瓷业之兴，始于南港焦滩，其出品可方闽浙诸窑，而去赣窑远甚。北港顺溪沙垟，有泥中烧瓷之用。少文先生居于其地，思兴厥利，乃筑窑厂，延瓷匠指授焉，出瓷与焦滩埒。又以其泥封寄日本。日本人验之，爱不释手，屡问所出，盖日窑之泥举莫此若也。”顺溪镇原有陶瓷作坊数家，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销路欠佳而相继倒闭。陈氏第四份后裔陈少文先生鉴于乡里人多地少，不经营副业难以谋生。他详细调查当地矿产资源，发现邻近山间有几处高岭土质地优良、蕴藏丰富，决定捐资开掘，并率领工人赴景德镇瓷厂学习。返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顺溪沙垟（溪北村）新建了陶瓷作坊，这便是平阳瓷器三厂的前身。专门烧制碗、盘等日用陶瓷，销路畅通，声名大振。继而帮助乡人建立碗厂，并转让厂房10多间供别人经营。短短两三年间，顺溪从事陶瓷业者猛增到70多家，300多人，产品远销江苏、山东等地，让人刮目相看。
1942年，陈希贵等人在原有陶瓷作坊的基础上创办顺溪瓷器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32人，年产盘碗5万多个。1954年，顺溪碗业社和供销社先后建立，有社员100多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生产日用陶瓷转向工业瓷器和建筑瓷器，并以半机械化代替传统手工操作，产品也逐步以低压电瓷为主。至此，由于规模扩大，顺溪碗业社部分迁至水头镇后垟，称为平阳瓷器二厂。原在顺溪沙垟的陶瓷厂改称平阳瓷器三厂，加上苍南桥墩的平阳瓷器一厂，当时平阳共有三家陶瓷厂（目前瓷器一厂、二厂均已倒闭）。
平阳瓷器三厂从创办到如今，已历106年，其不平凡的历程彰显着厚重底蕴。现在厂里依旧保留着当年作为陶瓷生产场所之用的3间祖师庙，乡人为感谢陈少文先生的功绩，曾专门在祖师庙里设了他的灵位（现已转到陈少文故居陈列馆中），成为重要的历史实证。
瓷器制作工艺流程
一间间简陋的厂房，一台台陈旧的设备，一个个朴素的农民，这是瓷器厂留给我的最深印象。这些因素也大大束缚了工厂的发展。在参观厂房时，笔者对制作瓷器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陈明光对此侃侃而谈。制作瓷器首要解决的是原料选择问题。像这种低压电瓷需要一种特殊的瓷土，而本地缺乏原料，必须到水头购买。“陈少文先生当年创办陶瓷作坊时，原材料蕴藏不是很丰富吗？”笔者冒昧地打断了陈明光的介绍。“那是老皇历了，陈少文早年创办陶瓷厂时，顺溪陈族的山场里本无瓷土，必须到邻乡岳溪的山场里取土。1927年时就曾为瓷土价格问题发生争斗。县衙判决沙垟陶瓷厂不得到岳溪取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办起来的陶瓷厂濒临倒闭。陈少文等人受族众所推，与对方理论，终于推翻原判。同时，又设法与岳溪林族有威望的人士联络，最终两地握手言和，终使顺溪陶瓷业得以顺利发展。”这一小插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顺溪陶瓷作坊薪火相传的来之不易。
原料问题解决后，要进行原料球磨。通过压路机对瓷土进行碾碎处理。再经过清水冲洗，把泥沙等杂质处理干净。接着把瓷土再碾碎、晾干。下一步骤就是要通过固定模具使产品成型，不同产品使用不同的模具。半成品完成后，需要晾晒处理，如果碰到好天气只要三四天就行。如遇雨天，那只能望雨兴叹了。整个制作流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产品焙烧。在现场，笔者看到一个巨大的窑炉，足有4米多高。旁边堆放着一些专门用来装半成品的窑具。据陈明光讲，半成品在焙烧前，首先要放在窑具中，这样使产品不易变形。当产品焙烧时，炉内温度会达到1300°C，要持续烧上30个小时左右，大概要耗费上百斤的煤、油等燃料。焙烧工序之后，经过凉处理，才算大功告成。不过，也有意外情况发生，如果师傅的火候处理不当，那产品质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最后经过成品检查，产品装配，整个流程才算告一段落。一批产品出炉大概需要 10天左右，如遇持续雨天那就不得而知了。
惨淡经营中谋出路
现在的平阳瓷器三厂属集体所有制，是温州地区保留至今为数不多的活陶瓷作坊之一。在职员工57人，退休人员90多人。以生产低压电瓷和代人加工产品为主，产品有瓷插座、瓷灯头、绝缘子、熔断器、闸刀开关等78个品种，主要销往瑞安、温州、上海等地，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当我想了解利润状况时，陈明光的回答令我有点惊讶。一年5%的利润仅够支付工人工资，毫无盈余可言。对此他也十分无奈。
据陈明光介绍，瓷器厂的工人以家庭妇女为主，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人均月工资500元左右。在以农业收入为主的顺溪镇，一般家庭中的青壮年进城打工，仅留中老年人和孩子相依相伴，或许能在工厂里干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今的瓷器厂直接影响着几十个家庭、上百个人的生活。一旦工厂停产，那他们就得失业，这也是瓷器厂至今苦苦支撑的原因之一。
正像大多数民间工艺遇到的烦恼一样，如今的平阳瓷器三厂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陈明光说：“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生产市场空间大、利润高的高压电瓷产品，可迫于资金一切无从着手。说真的，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求蜕变。”他们始终坚持着，最为重要的是有着厚重底蕴的陶瓷厂还活着，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在回来的车上，我一直在思考：顺溪百年陶瓷作坊能生存至今真是一个奇迹，也足以证明其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珍贵历史文化遗存的民间手工艺，已经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坦的道路。当它们面对残酷的市场法则时，往往会变得遍体鳞伤。日后它将何去何从？自身及社会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这是许多民间工艺无法回避的问题。
唐瓷器文化的发源
早在唐朝，我国的瓷器制作工艺就已经非常精美了，如今从流传下的那个时期瓷器可以看出来。虽然在汉朝就已经有了陶器和瓷器的区分，但是那时的烧制温度控制的技术不成熟，烧出来的瓷器很脆，称之为原瓷。因为烧制技术在唐朝时的成熟，瓷器在该时期才算真正的时期，下面给大家科普下唐朝瓷器的特点和文化。
越窑青瓷莲花碗越窑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邢窑白瓷葵口碗邢窑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唐代最重要的产品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一直到文明的今天还受到广泛的喜好与收藏。唐三彩是陪葬的陶器，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朝瓷器在中国瓷器历史中留下了浓墨淡彩的一笔，仿佛可以透过那个时期的瓷器中，看到唐朝的繁华，给后人留下向往之情。
陶瓷历史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 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百年辉煌时光 寻访顺溪陶瓷作坊
关注浙江温州平阳顺溪陶瓷作坊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06年底，我调查整理顺溪陈氏后裔陈少文先生事迹时，通过翻阅史料，发现陈少文当年创办过很多实业，其中以开创顺溪陶瓷作坊影响最大。后经实地勘查核实，其历史遗存犹在。带着对陈少文先生的敬佩和对陶瓷作坊的好奇，日前笔者来到了位于顺溪镇溪北村的平阳瓷器三厂。
顺溪镇位于平阳县西部，属国家级风景区南雁荡山腹地，因溪顺流而下得名。顺溪山秀水美由来已久，这里层峦叠嶂，清溪环绕，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或许正缘于此，陈氏先祖才决定扎根这里繁衍生息。一路辗转，来到顺溪已是上午10点半。远远望见一个硕大的烟囱高耸着，那就是本次要寻访的目标。接待我的是副厂长陈明光。
百年前的辉煌时光
据刘绍宽先生所写的《顺溪瓷厂记》载：“平阳瓷业之兴，始于南港焦滩，其出品可方闽浙诸窑，而去赣窑远甚。北港顺溪沙垟，有泥中烧瓷之用。少文先生居于其地，思兴厥利，乃筑窑厂，延瓷匠指授焉，出瓷与焦滩埒。又以其泥封寄日本。日本人验之，爱不释手，屡问所出，盖日窑之泥举莫此若也。”顺溪镇原有陶瓷作坊数家，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销路欠佳而相继倒闭。陈氏第四份后裔陈少文先生鉴于乡里人多地少，不经营副业难以谋生。他详细调查当地矿产资源，发现邻近山间有几处高岭土质地优良、蕴藏丰富，决定捐资开掘，并率领工人赴景德镇瓷厂学习。返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顺溪沙垟（溪北村）新建了陶瓷作坊，这便是平阳瓷器三厂的前身。专门烧制碗、盘等日用陶瓷，销路畅通，声名大振。继而帮助乡人建立碗厂，并转让厂房10多间供别人经营。短短两三年间，顺溪从事陶瓷业者猛增到70多家，300多人，产品远销江苏、山东等地，让人刮目相看。
1942年，陈希贵等人在原有陶瓷作坊的基础上创办顺溪瓷器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32人，年产盘碗5万多个。1954年，顺溪碗业社和供销社先后建立，有社员100多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生产日用陶瓷转向工业瓷器和建筑瓷器，并以半机械化代替传统手工操作，产品也逐步以低压电瓷为主。至此，由于规模扩大，顺溪碗业社部分迁至水头镇后垟，称为平阳瓷器二厂。原在顺溪沙垟的陶瓷厂改称平阳瓷器三厂，加上苍南桥墩的平阳瓷器一厂，当时平阳共有三家陶瓷厂（目前瓷器一厂、二厂均已倒闭）。
平阳瓷器三厂从创办到如今，已历106年，其不平凡的历程彰显着厚重底蕴。现在厂里依旧保留着当年作为陶瓷生产场所之用的3间祖师庙，乡人为感谢陈少文先生的功绩，曾专门在祖师庙里设了他的灵位（现已转到陈少文故居陈列馆中），成为重要的历史实证。
瓷器制作工艺流程
一间间简陋的厂房，一台台陈旧的设备，一个个朴素的农民，这是瓷器厂留给我的最深印象。这些因素也大大束缚了工厂的发展。在参观厂房时，笔者对制作瓷器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陈明光对此侃侃而谈。制作瓷器首要解决的是原料选择问题。像这种低压电瓷需要一种特殊的瓷土，而本地缺乏原料，必须到水头购买。“陈少文先生当年创办陶瓷作坊时，原材料蕴藏不是很丰富吗？”笔者冒昧地打断了陈明光的介绍。“那是老皇历了，陈少文早年创办陶瓷厂时，顺溪陈族的山场里本无瓷土，必须到邻乡岳溪的山场里取土。1927年时就曾为瓷土价格问题发生争斗。县衙判决沙垟陶瓷厂不得到岳溪取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办起来的陶瓷厂濒临倒闭。陈少文等人受族众所推，与对方理论，终于推翻原判。同时，又设法与岳溪林族有威望的人士联络，最终两地握手言和，终使顺溪陶瓷业得以顺利发展。”这一小插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顺溪陶瓷作坊薪火相传的来之不易。
原料问题解决后，要进行原料球磨。通过压路机对瓷土进行碾碎处理。再经过清水冲洗，把泥沙等杂质处理干净。接着把瓷土再碾碎、晾干。下一步骤就是要通过固定模具使产品成型，不同产品使用不同的模具。半成品完成后，需要晾晒处理，如果碰到好天气只要三四天就行。如遇雨天，那只能望雨兴叹了。整个制作流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产品焙烧。在现场，笔者看到一个巨大的窑炉，足有4米多高。旁边堆放着一些专门用来装半成品的窑具。据陈明光讲，半成品在焙烧前，首先要放在窑具中，这样使产品不易变形。当产品焙烧时，炉内温度会达到1300°C，要持续烧上30个小时左右，大概要耗费上百斤的煤、油等燃料。焙烧工序之后，经过凉处理，才算大功告成。不过，也有意外情况发生，如果师傅的火候处理不当，那产品质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最后经过成品检查，产品装配，整个流程才算告一段落。一批产品出炉大概需要10天左右，如遇持续雨天那就不得而知了。
惨淡经营中谋出路
现在的平阳瓷器三厂属集体所有制，是温州地区保留至今为数不多的活陶瓷作坊之一。在职员工57人，退休人员90多人。以生产低压电瓷和代人加工产品为主，产品有瓷插座、瓷灯头、绝缘子、熔断器、闸刀开关等78个品种，主要销往瑞安、温州、上海等地，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当我想了解利润状况时，陈明光的回答令我有点惊讶。一年5%的利润仅够支付工人工资，毫无盈余可言。对此他也十分无奈。
据陈明光介绍，瓷器厂的工人以家庭妇女为主，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人均月工资500元左右。在以农业收入为主的顺溪镇，一般家庭中的青壮年进城打工，仅留中老年人和孩子相依相伴，或许能在工厂里干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今的瓷器厂直接影响着几十个家庭、上百个人的生活。一旦工厂停产，那他们就得失业，这也是瓷器厂至今苦苦支撑的原因之一。
正像大多数民间工艺遇到的烦恼一样，如今的平阳瓷器三厂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陈明光说：“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生产市场空间大、利润高的高压电瓷产品，可迫于资金一切无从着手。说真的，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求蜕变。”他们始终坚持着，最为重要的是有着厚重底蕴的陶瓷厂还活着，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在回来的车上，我一直在思考：顺溪百年陶瓷作坊能生存至今真是一个奇迹，也足以证明其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珍贵历史文化遗存的民间手工艺，已经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坦的道路。当它们面对残酷的市场法则时，往往会变得遍体鳞伤。日后它将何去何从？自身及社会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这是许多民间工艺无法回避的问题。
潮州陶瓷历史
潮州，是广东省省辖市，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中下游，
潮州的先民属古闽越族。自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后裔南迁入潮州。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地域属南海郡，始载入版图。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南海郡揭阳县地，潮州最早的建制始于东晋成和六年（公元331年）在南海郡东部析置东官郡，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分东官置义安郡。这义安便是潮州的前身。义安郡这个名称一共使用了260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全国撤郡设州，义安郡属循州之义安县，是年，升立州，因地临南海取“潮水往复之意”，首命名“潮州”，义安县为州治。 后人也有诗句：“潮之州，大海在其南”。 “潮州”名称的正式出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以后1400多年来，基本都是沿用这个名称。
潮州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岭东首邑”等美誉，有史以来至建国前，一直是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府治之所在地。潮州市文物古迹众多，全市现有文物古迹728处，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5处，是广东文物古迹荟萃之地。
潮州陶瓷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和业陶，唐高宗仪凤调露初年（公元676－679年），潮州已有较大规模的陶瓷生产，并出现了釉下点褐彩瓷器。潮州作为宋代的广东瓷都，其中心产区就在潮州城四围，即今湘桥区辖区。
潮州陶瓷分美术陈设瓷、日用瓷、建筑卫生瓷和特种陶瓷等大类，以美术陈设瓷的通花瓷花为特点，通花瓷花以雕镂精细的镂空技艺配以捏制的各式瓷花，以玲珑剔透之美而独步瓷坛。其装饰多以镂空几何纹样为底纹，底纹多为四方连续图案，便于雕刻，适于烧制，易于表现出精工细致的艺术效果。大体上有通花与釉上彩绘结合、通花与浮雕结合、通花与瓷花结合。雕刻技法上有单层雕刻、双层雕刻、多层雕刻且可转动。是具有民族风格和浓厚地方特色的瓷器艺术品，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雕塑镂空与提花融为一体的工艺美术品；潮州彩瓷中的釉上彩绘，颜料丰富，构图清新，工笔彩绘，工整细腻，色彩富丽，经历代艺人的努力，形成了有别于其它瓷区的彩绘风格，陶瓷界誉之为“潮彩” 。
德化陶瓷历史
德化的瓷业，历代烧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确实壮观，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到丛山密林，经常可以发现古瓷片和古瓷窑的遗址，白莹莹、花艳艳的瓷片，象颗颗星斗撒在人间，似片片白玉镶织大地，把青翠翠、绿葱葱的山乡点缀到更加美丽。全县目前已发现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的窑址达238处，全县十八个乡镇都有古窑址分布，其中“屈斗宫德化窑址”（包括浔中、龙浔、三班、盖德，4个乡镇宋至明代的窑址）1988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即开始生产和使用隐患。至唐代后期，德化三班、泗滨一带制瓷业已开始发展。唐末五代出现陶瓷专著《陶瓷法》、《绘梅岭图》。 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系统工程 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商品。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彩轮制、模制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器形以碗、盘、杯、碟、瓶、罐、壶、盒、洗、花瓶为主，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装饰方法以刻花、划花和印花为主，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纹饰，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发现。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月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高、透光度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元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出土了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多件完、残瓷器标本。这座窑的发现，特别是大量外销瓷器的出土, 对研究德化穴元时代的烧造规模、烧制工艺、窑炉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填补了过去德化龙窑的空白。
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似玉、色调素雅，被称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明代，德化窑炉也有新的创新，在全国首先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窑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夺斗艳，青花瓷取代建白活跃主要地位。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画面明静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或幽菁淡雅或浓郁艳丽的网络，开创了德化窑彩瓷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
晚清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外来侵略，我国城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创作的《木兰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许友义师徒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行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全县有陶瓷企业11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三大陶瓷产品体系。也涌出了一批陶瓷名企，如佳美集团、冠福集团、顺美集团等等！也使很多大企将分公司设至美国、德国、英国等等国家……。2001全县陶瓷产值38亿元，占全县经济总量的69.72%，陶瓷业纳税占全县税收总额的50.11%。2003年陶瓷产值达53.1亿元，出口交货值达42.1亿元。1993年,李鹏委员长任总理时题词德化名瓷，瓷国明珠，高度概括了德化陶瓷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1996年3月，德化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德化人民充分发挥山多、水足、矿富、瓷美四大优势，大力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成功闯出一条山区经济发展路子，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继1996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之后，2003年又被称评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瓷都德化”。
我国陶瓷历史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
“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
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业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永乐、宣德瓷器以“鲜红为宝”，“青花为贵”；而成化瓷器则一斗彩名世。然而当时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逊色。从现存的藏品看，这一时期景德镇窑仿烧的汝、哥、龙泉等宋代名窑瓷器，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真品。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
如王世贞《觚不觚录》中说：“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宣德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神宗实录》更有“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杯一双，值钱十万”。这样，明中后期出现争仿写前朝年款，以仿宣德、成化款最为常见。此外，这一时期仿宋代官、哥、龙泉窑瓷器也很流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
郎窑是指康熙时由郎廷极兼任陶务官时的景德镇官窑。清人刘廷玑著《在园杂志》称赞“近複郎窑为贵，紫桓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综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唐窑一般指乾隆时的景德镇窑，实则贯穿雍正、乾隆两朝。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博才多艺，并能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经过刻苦钻研，居然成为“深谙土脉、火性、诸料”的制瓷专家。在他直接管理和指导下，景德镇窑成就惊人。仅雍正后期，短短几年间，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种，另有创新品种十几种。乾隆时又有更多的品种问世。
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清乾隆时并有“大清乾隆仿古”专款。这样的仿作只能称作“仿品”而非赝品，其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清末民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